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论文（大全）

第一篇：诗史观辨正及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论文（大全）

摘要：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观念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诗学传统，其发展到宋代日趋成熟，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的产物，它融铸着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浓郁的爱国情怀。宋夏战事诗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并呈现出以下特点：1．发于危难，记录史实；2．有史有情，忠愤沉郁；3．律切精深，意在言外。通过对宋夏战事诗“诗史”性质的考察，可以帮助我进一步去深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并从中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

关键词：北宋西夏战事诗诗史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在其《重刻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这是宋代史学发达，文人史学意识强烈的最好说明。记录百余年宋夏战争状况的宋夏战事诗，正是宋人“诗史”观念下的产物。宋代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代，其以文治国的政治方略，造就了有宋一代灿烂的思想文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力量的薄弱，因而在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过程中，宋廷基本上都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况之中。面对国家命运受到严重威胁，北宋文人内心的爱国热情及忧患意识顿然勃发，他们不仅走上战场，亲历战争，同时用诗歌记录了他们在国家危亡时期的所闻、所见、所感，共创作了近干余首与宋夏战事相关的诗歌。这些作品内容丰富，感情充沛真切，既具有纪实性，同时又不乏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和独具特色的艺术个性，体现出鲜明的“诗史”性质。鉴于前人对“诗史”内涵的莫衷一是，本文先就其概念作简要辨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一、“诗史”观辨正

从记述史实、考见得失、褒善贬恶的角度出发，中国传统的“诗史”观念当肇始于孔子所整理的《春秋》，它以鲁史为主线，记述了当时天下大势的演变情况，具有以文传史的性质。此后，孔子创立的“春秋笔法”逐渐渗透到诗歌创作领域中，诗、史互证的观念也开始得到加强。

到了唐代，“诗史”概念被明确提出。唐人孟柴在其《本事诗》中云：“杜(甫)逢(安)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_2J(孟綮认为杜甫诗歌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期间的社会现状，具有以诗传史的意义，因之称其为“诗史”。自此之后，“诗史”遂成为杜诗特质的经典概括。

到了宋代，由于其军事力量的孱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不时对宋代边境及朝廷进行武力威胁，这使得宋朝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为了激发和鼓舞世人的爱国思想及忧患意识，北宋文人开始进一步彰显杜甫以诗记史的创作观念，“诗史说也随之在宋代被进一步彰显与完善。如北宋诗论家黄彻在其《蛩溪诗话》卷1中云：“子美世号‘诗史’，观《北征》诗云……史笔森严，未易及也。”蔡居厚在《蔡宽夫夫诗话》中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史绳祖《学斋占毕》卷4云：“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以上诸家提到的“史笔森严”、“诗善叙事”、“字字有证据”等概念，都是对杜诗以诗传史性质的确认。黄庭坚更是以“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次韵伯氏寄赠盖郎中喜学老杜诗》)来概括杜诗“诗史”的内涵。南宋的潘淳在其《潘子真诗话》中对此作了进一步阐释：“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切，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其立足于杜诗以史笔陈时事，抒发忠义之情来揭示其“诗史”内涵，而对杜诗“句律精切”的强调，又迎合了宋人作诗的理念，由此赋予杜诗“诗史”观以全新的内涵。然而，这一时代观念的融入，在某种程度上又冲淡了“忠义”之情的抒发。因此，明清时期的理论批评家在赋予“诗史”说以时代特征的同时，对宋人的“诗史”观念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

明人杨慎认为：“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在杨慎看来，宋人只看到了杜甫诗歌的纪实性，而忽视了其所包涵的内在情韵。他认为“诗史”说的要义不仅是铺陈时事，同时还要意在言外，富有情韵。前七子中的何景明更是从“诗本性情之发”的观念出发，批评杜诗“博涉世故，出于夫妇者常少；致兼雅颂，而风人之义或缺。”此语意在指出杜诗一味描写对社会现实的所见所感，而忽视自我内心的个性化情感，这明显脱离了诗歌的抒情本质。此后，李贽提出“童心”说，公安派倡导“性灵”说，这都是对诗歌应张扬个性、舒张情感的强调。受其影响，明代的诗文理论家亦以“情本论”来评价杜诗。明末清初的吴伟业在“诗与史通”思想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史外传心之史”的崭新命题；钱谦益在推举杜诗纪实性与爱国思想的同时，亦赋予其以“心”传“史”的内涵。二者所谓之“传心”，实际上就是抒发特定时境下的内心情感，目的均是为了明晰诗与史的界限，从而将“以诗传史”的传统“诗史”内涵向诗歌的抒情本质回归，宋人重道德情感的“诗史”观因之受到空前挑战。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与文化背景下，“诗史”观始终都被敷染着一层主观色彩，从而造成了内涵上的不确定性。那么究竟以何标准去看待“诗史”观念呢?在笔者看来，欲解答以上问题，我们还是有必要再回到唐代孟綮对“诗史”内涵的最早说明。盂柴在定义“诗史”观念时，明确指出杜诗之所以被当时号为“诗史”，其原因是“杜(甫)逢(安)禄山之难”，而且将社会动荡流离之现实“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这其中的“毕陈于诗”、“殆无遗事”都是针对杜诗反映社会现实的深度和广度而言，而以“隐”来加强“毕陈于诗”与“殆无遗事”之间的联系，实则是对“诗史”隐时世而显性情之抒情方式的强调。因而“推见至隐”正是针对创作主体的主观情感而言，即以自我的主观情感体验去反映现实、感悟世事，而不仅仅是记述史实，以此来凸显以诗传史的特殊性。正如现代学者们所说的那样：“像杜诗这样刻画如此众多‘乱离人’的群相，这样广泛地反映他们的生活，这样真实而深刻地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确实是前无古人的。这是杜诗之所以堪称一代诗史的重要原因”；“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通过古人的评述与现代学者的阐释可见，记述历史史实与表达思想感情的双重结合才是“诗史”的核心内容。当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诗史”作品所反映之“情”的内涵不尽相同。这也就是后世在论及“诗史”内涵时，总是会敷染上不同时代的思想文化特征，并对“诗史”观有不同理解的原因之所在。

由以上辨析可见，被称为“诗史”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社会事件，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而且创作主体还应以时代价值观念对历史事件作出情感评价，并运用一定的艺术手法加以表现，使其具备一定的审美价值。

从此意义上讲，杜甫虽然是最早享有“诗史”盛誉的诗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只有杜诗才能被称为“诗史”。“诗史”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每当国家处在“患难”、“颠沛”之时，总会有文人将他们的笔触伸向广阔的社会历史，全面深刻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寄寓自我的主观情感，表现出深沉的忧国忧民情感，这样的作品都具有一定的“诗史”性质。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能够客观真切地反映某一时期重大的历史事件，记实与抒情并重，同时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具有连续性、完整性，这是成为“诗史”作品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之上，笔者认为：记录百年宋夏战争情况的宋夏战事诗是对历史史实的真实记述，不仅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补史的意义，同时亦将记实叙事与感时伤世的爱国情感紧密结合在一起，并融合了宋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的创作观念，体现着宋代的历史文化特征，从而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

二、宋夏战事诗的“诗史”性质

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如匈奴与秦汉之间，突厥与唐之问，契丹、女真、党项与宋之间，蒙古与宋、明之间，都发生过这样的战争。然而不论是就历时时间、空间跨度还是战争规模而言，北宋与西夏之间历时百余年的民族战争无疑是其中较为显著的，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由于采取以文官治国的政治策略，北宋的许多文人都亲历了这场战争，并用诗、文、词等不同艺术方式将战争情况记录下来，从而形成了规模浩大的宋夏战事文学。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透显出浓厚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从“诗史”观韵一般内涵出发，笔者认为宋夏之战具有鲜明的“诗史”性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于危难。记录史实

诗歌具有传史的功能，但必须是记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是“诗史”。为数近千首的宋夏战事诗虽然并不是出自一人之笔，视角亦各有不同，但诗人们的关注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用艺术化的方式，真切记录了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状况。比如张定千的《诗一首》，这是最早涉及描写宋夏关系的作品，其中“只怕河湟陷夷狄”，已经显现出对西夏入侵北宋的担忧；苏舜钦在《庆州败》中，以“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一句，进一步点明西夏攻宋是一种不义行为，并导致“羞辱中国堪伤悲”的结果，这代表着宋初文人对宋夏战争性质的认识。此外，苏舜钦的《庆州败》、梅尧臣的《故原战》、刘颁的《闻西戎乞降》等作品，均对战争发展情况进行了连续性描写，比较清晰地展现出宋夏战争的进展脉络，从而与历史的发展线索相映衬，具有以诗记史的意义，所反映的社会内容也相当广泛。其中既有对严酷战争场面的实录，如“战死动万计，募人填卒伍”、“肌肤存空骨，性命半鬼篆”、“白骨似沙沙似雪，凭君莫上望乡台”、“马跃践胡肠，士渴饮胡血”等；又有对士人忧国忧民之心的真切展露，如“草檄朝慵腕劳脱，论兵夜苦舌疮痍”、“奋舌说利害，以救民膏肓”、“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等。这些内容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感情如出一辙，共同体现着“不隐恶，不潜善”的史家精神。如果说，杜甫因生活在一个“兵连祸结，天下鼎沸的时代”，从而将自己所身受的、所观察到的，一一捉入他的苦吟的诗篇里去，并因此被誉为“诗史”的话，那么宋夏战事诗的作者们又何尝不是生活在一个被战争所困扰的时代，他们也同样将战争的所见、所闻、所感写入作品当中，只不过他们是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分层次、多样化地去展现战争生活的各个侧面，最终由个人化的局部的描写汇合成集体性的全面展现，从而深刻地反映了宋夏战争时期的社会现实，揭示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可以说，与宋夏战争相关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宋夏战事诗中都有所反映，不论是亲历战争现场、记录实战情况，还是根据耳闻抒发对战争的感受，都体现出了北宋文人对宋夏战事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密切关注，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二)有史有情。忠愤沉郁

尽管以诗记史、以诗传史是“诗史”作品的重要功能，但这并不能掩盖其抒发情感的审美本质。宋初诗人杨亿在其《读史白体》一诗中云：“史笔是非空白许，世情真伪复谁知。”其强调诗歌创作要展现“世情”，而不是一味去写实，这实际上是对诗家有史而无情之创作倾向的批判。此后的韩宗愈亦以“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来定义杜诗“诗史”的情感特征。由此可见，宋人将“诗史”作品的纪史与言情功能视为同等重要。受此影响，宋夏战事诗同样是以记述客观史实为依托，以此展现北宋士人在国家遭受战祸时期的心理感受，蕴涵着浓厚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一主观情感则集中体现在“忠义”二字上，即如黄庭坚所谓的“千古是非存史笔，百年忠义寄江花”，此处的“忠义”实则是宋人报国热情与必胜信念的深切体现。不论是杨亿“予生虽儒家，气欲吞逆羯”(《郑工部陕西随军转运》)的威武势气，还是梅尧臣“勇脱区区簿书内，壮心应欲请长缨”(《送李泾州审言》)的慷慨情怀，无不是宋人“忠义”之精神的深刻体现，其深远的济世之志与浓郁的爱国热情均包涵于其中。

有“忠”必有“愤”，这似乎是古代文人士大夫在入世过程中的必然心理过程。在强大的王统和道统面前，士人们只有绝对服从的权利。因而，当面对国家危亡而又无法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负时，由“忠”而“愤”的情感便会油然产生。由于军事力量的孱弱，北宋在抗击西夏的过程中连连挫败。面对朝廷用人不济、赏罚不明而造成的战败局面，文人们对此痛心疾首，并通过诗歌将满心的忠愤之情展现出来。如陶弼的《兵器》一诗，就以“朝廷急郡县，郡县急官吏。官吏无他术，下责蚩蚩悲”来揭示朝廷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而举手无措的难堪境遇。此外，诸如“中原太平日已久，刃顿兵闲空细柳”、“西边用兵地，黯惨无人耕”、“马肥甲重士饱喘，虽有弓箭何所施”、“纵横尸暴积，万殒少全生”等对边地战事惨痛局面的揭示，其情感之痛切沉郁，与杜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一方面是“报君自说心如石，忧国人言鬓如丝”的炙热之情，另一方面则是“谋夫愤愤壮士忧，屡献忠言曾苦口”的难言隐衷，当忧国之情与愤然之心碰撞到一起时，北宋文人也难免产生“只期名随扁舟去，掉臂江湖掷锦袍”的退避心态，以及“倚锄西北望，涕泪沾空襟”的无奈喟叹。由此可见，宋夏战事诗在以纪实笔法抒写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倾注了浓郁的主观情感，最终达到了以“史”传“心”的目的，让后人感受到北宋文人在面对国家危亡时的复杂心态与艰难处境。

(三)律切精深。意在言外

记史与传情是“诗史”的核心内涵所在，这必然需相应的艺术形式去加以表现，宋人对此极为重视。如欧阳修就以“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年不少衰”来定义“诗史”的内涵，其所谓的“律切精深”正是对“诗史”作品外在艺术形式的强调。就连以阐发性理思想而名著一时的理学家邵雍，在《诗史吟》一诗中亦认为：“诗史善记事，长于造其真。真胜则华去，非如目纷纷。”其所谓的“真”和“华”其实就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肯定“诗史”作品真实记述社会现实的同时，亦强调形式上的美观。不论是“律切精深”，还是形式之“华”，它们都是宋诗“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之总体艺术特征的具体体现。

在宋夏战事诗中，我们发现宋代文人往往用“羌贼”、“西戎”、“羌奴”、“猖夷”、“豺狼”、“夷狄”等称谓指称西夏。如苏舜钦《瓦亭联句》中的“风策策风呼号，羌贼胆开凶焰豪”；郑獬《羌奴》中的“饱则啼啮，羌奴敢肆行”；曾巩《边将》中的“当今猖夷久猖獗，兵如疽痈理须决”；等等。由此可见北宋文人对战争的憎恶。在发表议论的同时，北宋文人亦不忘以声色工整的句律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如：“悠悠捐岁序，忽忽抱心曲。”(高敞《没蕃土》)“气绝心肝裂，号穷血泪横。”(王令《何处难忘酒》)“幕府上功连旧伐，朝廷称庆具新仪。”(王安石《和蔡副枢贺平戎庆捷》)这些诗句中的“悠悠”与“忽忽”、“心肝裂”与“血泪横”、“旧伐”与“新仪”的对举，虽律切精深，但却意在言外，形象而真切地表现了北宋文人厌倦战争、渴望统一的内心愿望，这既是他们诗歌语言锤炼的结果，同时也是其至大至刚、豪放外发之人格力量的显现，二者的高度结合，正是宋代文人在历经宋夏战争过程中振作精神、焕发热情、内心激愤之心灵世界的艺术呈现，从而达到了传史与传心的双重效果，这恰恰符合了“诗史”观的艺术规范。

综而言之，历代都有记录战争情况的诗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时代的诗歌能够象宋夏战事诗那样，既全面系统又真实动情地记录了历经百余年的战争情况。不论是就前人对“诗史”内涵规范的角度着眼，还是从宋人对“诗史”观念彰显的层面考量，宋夏战事诗都是当之无愧的“诗史”。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民族战争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也是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反映匈奴与秦汉之间关系的汉乐府民歌，还是记述唐与突厥等少数民族之间矛盾与融合的边塞诗，抑或是记录宋夏战争过程的宋夏战事诗，它们都具有以诗传史、以诗证史的“诗史”性质。因此说，古代民族战争是我们深入研究“诗史”观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同时也是以文学的视角去反观历史的重要途径。从此意义上讲，将宋夏战事诗从宋诗的创作总体中“分离”出来，并以文史互证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历史、反思历史、积累民族的生存智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二篇：夏昼偶作_柳宗元的诗原文赏析及翻译

夏昼偶作_柳宗元的诗原文赏析及翻译

夏昼偶作

唐代柳宗元

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

日午独觉无馀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译文

永州的夏天又湿又热，困得使人像醉汉打盹，推开北窗，凭案酣睡长精神。

中午醒来，只觉得大地死一般的寂静，隔着竹林，惟有山童捣制新茶时敲击茶臼的声音。

注释

南州：指永州。溽（rù入）暑：又湿又热，指盛夏的气候。《礼记·月令》：“土润溽暑，大雨时行。”醉如酒：像喝醉了酒那样要打盹。

隐几：凭倚着几案。《庄子·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隐几，亦作“隐机”。《秋水》：“公子牟隐机太息。”

北牖：北窗。

日午：中午。

敲茶臼（jiù）：制作新茶。茶臼，指捣茶用的石臼。

赏析

地处南国的永州，盛夏确实酷热，白天尤甚。诗的首句，直白与细描并用，交代了夏昼的气候特点：“溽暑”，既潮湿，又闷热，这与北方迥然不同。“醉如酒”，形象地状写出了人们的难熬溽暑之态。由于湿度大，温度高，自然憋闷难禁，体力不支，心烦意懒，疲惫欲睡。这一句话张力颇大，叙事、抒情和寄慨，均由此而生发。

接下三句，写诗人夏昼的闲逸生活。

第二句紧承前脉，并与首句构成因果关系。溽暑难档，就打开北边的窗户，以透进丝丝凉意；困乏不堪，俯倚几案就酣然大睡，而且睡得既香且久。在这里，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亦无一觞一咏之乐，但能身舒神爽，逸兴遄飞，岂不快哉！三四句写诗人中午醒来，万籁俱寂，只听见隔着竹林的那边，有山村的儿童敲茶臼的声音。静，它作为一种存在，要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常用的形式是借声显静，如王籍《入若耶溪》：“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就是用对立两极的事物互为衬托，展现了一种静中之动、动中显静的自然景观。而这首诗中以有声写无声，衬托出夏日中午环境的分外幽静，从而在极端偏僻、极端孤寂的境界中，微微透露出一点空灵生动的契机。

诗人写闲逸的生活，写幽静的心境，反映了他在沉重压抑中追求的一种精神寄托。怀才遭谤，处境孤立，久贬不迁，而今是良马羁于厩内，猛虎囚禁柙中，因此对悠闲自在的生活十分向往。诗人的这一苦衷却常常被一些帮闲文人画匠所歪曲，如《江雪》这一著名五绝，后来的某些画家竟屡屡以诗中情景为题材绘成《寒江钓雪图》，把渔家生活描绘成闲情逸致，飘飘欲仙，这完全违背了社会现实。对此，明代的孙承宗曾作《渔家》诗为其翻案：“呵冻提篙手未苏，满船凉月雪模糊。画家不识渔家苦，好作寒江钓雪图。”真是有理有据，深中肯綮。

从字面上看，这首诗是写诗人夏日闲逸中的'谐趣，若作深一层透视，我们就不难发现：官与黎民，仅咫尺之隔，却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盛夏的中午，烈焰腾空，山童不避溽暑正在忙着制作新茶，而他们的父母又在哪里呢？不妨听听与柳宗元同一时代的两位诗人的陈诉：

白居易《观刈麦》：“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足蒸暑土气，背灼炎无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李绅《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由此可见，诗人笔下的一幅闲适图，融合着多少平民的辛酸泪！

在这首诗中，诗人以自己夏日的舒适安逸作为切入点，用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委婉地揭示了两个阶级的尖锐对立，可谓立意高深。其结句信手拈来，却言外见意，蕴含着对世态炎凉的无限感愤，凝结着诗人关心民瘼的真情。曲终奏雅，韵味无穷。

第三篇：诗经中的婚恋诗及当时的婚恋观论文概括及写作材料检索

《<诗经>中的婚恋诗及当时的婚恋观》论文概括及写作材料检索 论文概括：《诗经》中有四大类婚恋诗：恋爱诗、婚嫁诗、思妇诗、悲叹诗，可以发现《诗经》时代的三大婚恋观：崇尚爱情和婚姻基本一致、歌咏恋爱自由与感情专

一、渴望琴瑟友之与白头偕老。

写作材料检索：我共用11种检索手段找到22种结果。

一、在学校图书馆通过图书检索系统找到两本书籍。

（1）《诗经》，分别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社，仔细阅读书中所有与婚恋相关的诗歌，找出《诗经》中所描写的先秦时期的婚恋观，为写作论文打下基础。

（2）《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作者程俊英，通过译注理解《诗经》中有关婚恋诗歌的具体内容和具体含义。

二、在中国知网中，以文献为子数据库，以篇名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作者:鲁洪生 2006年11月第29卷第6期 77~84页。

作用：阅读《从<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我们了解到了诗经婚恋诗创作的文化背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便了解诗人的创作动机，从而正确地解读作品，更好地评价《诗经》中的婚恋诗。在我们写作论文时可以从中得到启发，交代一下《诗经》婚恋诗的创作背景。

（2）《从<诗经>婚恋诗看女性的爱情观》，作者：周健伟 2013年第12期 32~37页。

作用：阅读《从<诗经>婚恋诗看女性的爱情观》，我们了解到先秦时期女性的爱情观，我们在写作论文时也可以通过女性的视角来展现《诗经》中的婚恋观。

三、在中国知网中，以文献为子数据库，以参考文献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从动植物看<诗经>时代婚恋风俗》，作者：张兴莲 2015年8月61~62页。

作用：阅读《从动植物看<诗经>时代婚恋风俗》，我们了解到《诗经》中运用大量动植物意象比兴，我们在写作论文时也可以从动植物入手来展现《诗经》中的婚恋观。例如：《关雎》和《蒹葭》。

（2）《<诗经>中保守与开放并存的婚恋观》，作者：刘莎 2011年3月131~148页。

作用：阅读《<诗经>中保守与开放并存的婚恋观》，我们了解到了周代婚姻观有保守观点也有开放观点，在我们写作论文时应对这两种观念持辩证认识，用批判的态度来看待。

四、在中国知网中，以期刊为子数据库，以全部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浅析<诗经>中婚恋诗的人情美》，作者：郭红波 2013年9月35~38页。

作用：阅读《浅析<诗经>中婚恋诗的人情美》，我们了解到《诗经》时代的民风是淳朴无邪的，在写作论文时我们可以选取《诗经》中描写男女情态之美、精神之美以及其中所描绘的情景之美的诗歌来表现其中的婚恋观。

（2）《<诗经>中的婚恋诗类别》，作者：刘兰伊 2009年第28卷第6期 102~103页。

作用：阅读《<诗经>中的婚恋诗类别》，我们了解到《诗经》中的婚恋诗包括爱情诗、婚嫁诗和弃妇诗，这对我们写作论文对婚恋诗进行分类有很大帮助。

五、在读秀中，以学位论文为子数据库，以全部字段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诗经>婚恋诗意象研究》，作 者：高长江 2008年 作用：通过阅读《<诗经>婚恋诗意象研究》，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可以从文化学的视角去观照婚恋诗中的意象，可以真切地获知中国古代早期的婚姻观念、礼俗和婚恋生活习俗，可以更客观地揭示它与原始宗教信仰、民俗文化心理、原始思维模式等的密切联系，从而为大家正确解读《诗经》中的婚恋诗。

（2）《<诗经>婚恋诗的习俗与礼制研究 》，作 者：丘冬娴 2009年

作用：阅读《<诗经>婚恋诗的习俗与礼制研究 》，我们在写作论文时也可以尝试从“礼制”的角度来分析《诗经》婚恋诗中反映出来的多样性婚恋习俗，并进一步研究、探讨周代婚恋习俗与周代礼制之间的复杂关系。

六、在读秀中，以知识为子数据库，以全部字段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诗经>婚恋诗的文化解读 》，作 者：张庆霞 2007年11月 24~28页。

作用：阅读《<诗经>婚恋诗的文化解读 》，我们了解到文献运用人类文化学这一新的视角去研读《诗经》中的婚恋诗。我们在写作论文时从中得到启发，可以从先民的宗教情结及民俗、植物母题与动物意象、水恋情结等几个方面去探究婚恋诗中的文化内涵，力求把握那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婚恋观念。

（2）《重情尚义<诗经>婚恋诗中男性群像》，作者：郑群 2002年12月第18卷第4期 29~32页。

作用：阅读《重情尚义<诗经>婚恋诗中男性群像》，我们了解到《诗经》的婚恋诗一般以女性为主角，对男性的表现关注不多，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可以试图通过对一些作品的分析寻绎《诗经》时代男性在情感生活中的独特风貌。

七、在读秀中，以期刊为子数据库，以全部字段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论<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作者：张艳存 刘常飞 2015年6月第18卷第3期 50~51页。

（2）《浅析<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作者：李丽黎 125~127页。

作用：通过阅读《论<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和《浅析<诗经>婚恋诗中的植物意象》，我们了解到了《诗经》反应周代社会婚姻爱情生活的婚恋诗中出现了异彩纷呈的植物意象，这表明《诗经》婚恋诗中所采用的植物意象与当时的生活习惯和社会观念密切相关。我们在进行婚恋诗解读时要多关注诗中的植物意象。

八、在万方中，以学术论文为子数据库，以全部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作者：杨婷 119~120页 作用：阅读《<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我们了解到《诗经.国风》中以表达爱情的恋歌和反映妇女婚姻与命运的诗篇为多，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可以大量借鉴和引用《国风》中的诗歌来研究《诗经》中的婚恋观。

（2）《<诗经>婚恋诗修辞格解读与文化阐释》，作者：曾剑 2012年9月29日第14期

作用：阅读《<诗经>婚恋诗修辞格解读与文化阐释》，我们了解到《诗经》婚恋诗的艺术魅力主要得益于它高超的语言艺术，尤其是各种修辞格的综合运用,使诗歌显得典雅清新又不失古朴生动，在论文写作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婚恋诗中修辞手法的运用来进行赏析和解读。

九、在万方中，以期刊为子数据库，以全部为检索项，以诗经婚恋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作者：黄元英 2004年6月18日 第26卷第2期 作用：阅读《<诗经>婚恋诗的民俗文化观》，我们在写作论文时可以从民俗文化学这一新的视角研读《诗经》婚恋诗，可以获知中国古代早期的婚姻观念、礼俗和婚恋生活习俗。

（2）《从<诗经>婚恋诗看古代女性地位的变迁》，作者：宋琰年，2007年 8月13日 第29卷第2期

作用：阅读《从<诗经>婚恋诗看古代女性地位的变迁》，我们了解到周代的女性地位已由崇高逐渐走向衰落，在写作论文时我们可以通过《诗经》婚恋诗的诗歌表面来挖掘更深层次的内涵，表现出女性地位的变化。

十、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以学术搜索为子数据库，以题名为检索项，以诗经爱情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诗经>婚恋诗爱情形态之分析——以六首诗歌为主要对象》作者：杜少静 2015年第八期 93~97页。

作用：阅读《<诗经>婚恋诗爱情形态之分析——以六首诗歌为主要对象》，《诗经》婚恋诗反映的爱情形态有情欲之爱、游戏之爱、友谊之爱、依附之爱、现实之爱、利他之爱。而在《诗经》婚恋诗中，有六首诗歌典型体现了这六种爱情形态。在写作论文时可以引用这六首诗歌。（2）《北朝民歌和<诗经>爱情诗中的女性研究》作者：周倩如 2015年第1期 93~96页。

作用：本文通过分析比较《诗经》和北朝民歌中的这类爱情诗歌,分析二者在女性形象、语言风格和情感表达的相似性,并分析地域的相似性、汉民族文化上的传承性和较少受礼教影响是产生这种相似性的原因。有比较才有鉴别，让我们充分了解《诗经》爱情诗的独特。

十一、在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中，以中文库为子数据库，以全部字段为检索项，以诗经爱情诗为检索词，共搜到两篇文献。

（1）《试论<诗经>婚恋诗中体现的婚姻观》，作者：陆跃升 2011年第11卷第7期 121~122页。

作用：阅读《试论<诗经>婚恋诗中体现的婚姻观》对我的论文写作有极大帮助，有助于我对《诗经》时代婚恋观的分类。

（2）《<氓>中的女子--荆棘中的一朵奇葩》，作者：吴远瑜 2014年第7期 341页。

作用：《氓》作为《诗经》中的弃妇诗，可以作为论文写作里婚姻悲叹诗中的例证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