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库恩不可通约性理论的思索论文
库恩是二战后最具影响力的一位科学哲学家，他从科学史视角探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本质，第一次提出了“范式”(paradigm)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等概念，提出了“革命是世界观的转变”的观点，深刻揭示了科学革命的结构，开创了科学哲学的新时期。本文以“不可通约性”概念为主线，通过分析“不可通约性”的概念以及其与范式、科学发展的关系和其使用范围，来重新认识库恩“不可通约性”观点在整个科学哲学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一、“不可通约性”的含义
“不可通约性”观点是库恩在其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来的，在1969年为本书（《结构》）写的后记中以专节出现题名“范例、不可通约性与革命”，其文一开头就讲到他要澄清本书的一个重要基础，即不可通约性及其在科学家关于理论选择的辩论中的重要性的评论。
库恩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世界观的改变，科学革命之前科学共同体的研究领域、信念和革命之后有本质的差别，范式一旦改变，世界也随之改变了。库恩说“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了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不可通约性”的论点详细地体现在库恩分析科学革命的过程中，库恩关于一门科学如何进步可以概括为下列开放的图式“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库恩认为在一门科学形成之前必然要经历一段杂乱无章的前科学时期，直到某一规范得到某一科学团体坚持，并将其发扬广大，得到社会认可时才进入到一个常规科学时期，库恩认为常规科学即是解秘，科学共同体的主要任务是扩大范式的范围和精确性，他们通过各种观察和试验来验证和发展常规科学确立的规范。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困难，遇到明显的证伪，如果对一些困难他们失去了控制，常规科学就会出现危机，这时科学共同体会运用各种方法来修补危机对常规科学带来的冲击，但是，随着危机不断增多，当危机达到科学家不能修补之时，就会产生科学革命，确立新的科学规范，最终形成新的常规科学。在新的规范的指引下，科学家从事一种崭新的科学活动，直到它重新陷入危机，爆发科学革命。
整个科学的发展就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发展的，库恩认为竞争者的范式之间，在观点上总难有完全的沟通，主要原因是革命之前与革命之后的常规科学传统间的不可通约性。库恩认为不可通约性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⑴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对于候补范式所应解决问题的清单看法不同。正如库恩所说“运动理论是否必须说明物质粒子之间的引力的原因，或者它可以只注意到这种力的存在呢？牛顿力学被普遍抛弃是因为不像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的理论，它暗示了后者对这问题的回答。当牛顿的理论已被接受时，一个问题因此就从科学中排除了。可是，那个问题是广义相对论可以骄傲地声称已经解决了的一个问题。”（2）在旧范式转变为新范式之后，它们通常收编了许多传统范式以前使用过的词语和仪器，既有概念上的也有操作上的。在新范式中老的词语、概念和试验彼此之间有一种新的关系，其不可避免地导致两个学派之间存在误解。例如“那些因为空间不能‘弯曲的’而嘲笑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外行人，并不简单是不正确或弄错了。同样，那些试图发展起欧几里得框架中的爱因斯坦理论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哲学家也是如此。”（3）竞争着的范式的支持者在不同的世界中从事他们的事业。库恩说“一个世界包含了缓慢下降的受制约的石头，而另一个则包含重复自身运动的单摆。在一个世界中溶液是化合物，在另一个世界则是混合物。在一个世界嵌置于平直空间模型中，另一个则在弯曲空间模型中。”
二、“不可通约性”作为范式理论的逻辑起点
《结构》一书是以范式为中心展开的。库恩在此书《序言》中就提到，他一旦找到了范式的概念，长期困扰他的疑难顿时冰释了，《结构》一书的草稿就不费力地完成了。库恩认为我们的基本观点已经被教科书误导了，真实的历史被教科书掩盖了，如果想还原真实的历史，必须打破常规，以一种新的科学观去研究历史。科学家群体普遍认为科学发展是一种累积的过程，后来者要比前科学完善、先进，科学发展是由不完善到逐渐完善的过程，各种科学理论之间虽然具体研究的对象不同，但作为一种科学观，它们有类似的研究规则，依据此规则人们可以判别一种科学理论、科学命题是否正确。按照这种理解，科学理论之间是可以通约的。但是，库恩认为这种观点导致了科学家团体没能正确认识历史，他说“科学如果只是一堆现行课本中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那么科学家不管有没有成就，也只能努力对这个总汇贡献一二而已。科学的发展成了一点一滴的进步，各种货色一件一件地或者一批一批地添加到那个不断加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货堆上。科学史成了这样一门学科：它既要记载这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也要记载阻止这一进程的障碍。”库恩认为科学家运用编年史的方法去记录历史，去解读历史，会出现许多他们难以完成的任务。例如“氧是何时被发现的？能量守恒是谁先想到的？”逐渐地有些科学家这类问题的提法简直就是错误的，或许科学科学并非是通过个别发现和发明的累积而发展的。库恩把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会出现的各种科学学派，每个学派都有自我的特征和信仰，都依据本学派的规则去认识世界，库恩说“大多数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是以许多不同的自然观不断竞争为特征的，每一种自然观都部分地来自于科学观察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并且全都与科学观察和科学方法的要求大致相容。这些学派之间的差别，不在于方法的这个或那个的失效——这些学派全都是‘科学的’——差别在于我们将称之为看待世界和其中实践科学的不可通约的方式(incommensurableways)。”库恩所理解的科学学派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哪个正确，而是彼此之间有一种“不可通约”的方式。
库恩在1969年为《结构》所作的后记中对“范式”一词重新作了解读，他认为“‘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库恩界定的“范式”概念，包括了科学共同体所共有的信仰、价值、技术构成等，这种独特的构成正是一个共同体区别于另一科学共同体的核心内容，在阐述这个概念之前，库恩运用历史的方法，论述了科学发展的历程，整个科学发展是沿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这样一种模式发展的，前科学、常规科学以及新常规科学之间没有一个共同的衡量标准，它们彼此不可通约，构成了独特的科学范式。所以，可以说，库恩范式理论的提出，是以“不可通约性”观点为逻辑前提，没有“不可通约性”的观点，就不可能形成范式理论。
三、“不可通约性”与科学发展
科学是在发展的，这对于广大学者来说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科学发展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科学界对此争论也比较多。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归纳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等。在阐述“不可通约性”与科学之前，有必要对历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派对科学发展的观点做一些阐述。
1．归纳主义：这是科学界对科学发展的一个普遍的认识，这种观点认为科学理论是严格的从观察和试验中推导出来的，科学是被证明为正确的知识，离开了观察和证明就无所谓科学的产生。科学发展基于归纳原理，这个原理可以归纳为“如果大量的a在各种各样的条件下被观察到，而且如果所有这些被观察到的a都无例外地具有b性质，那么，所有a都具有b性质”所以，按照归纳主义的观点，科学的发展基于观察，随着观察次数次数的增多，科学就会一步步走向精确，科学发展是连续、累积的过程。但这种观点存在一个逻辑上的矛盾，即从单称命题如何能推导出全称命题这是归纳主义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整个科学界最难解决的逻辑矛盾。大卫·休谟在十八世纪中期就指出了归纳论证的形式：
“归纳原理在x1场合成功地起作用。
归纳原理在x2场合成功地起作用，等等
归纳原理总是起作用”
证明归纳原理正确性的全称陈述是从记录这个原理过去成功运用的单称命题中推导出来的，这是个循环论证的方法，不能证明归纳原理的正确性。
2．证伪主义：证伪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提供了一种研究科学发展的新方式，他们认为既然科学不能从归纳中总结出来，那么就应换个角度去验证科学的正确性，即科学发展要通过证伪的方式，通过试错法，在推测和反驳中不断进步。证伪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全称陈述的谬误能够从适当的单称陈述中推论出来”。例如，“在某个地方、某个时间观察到一只乌鸦不是黑的”，那么就可以证明：“所有乌鸦都是黑的”是错的。但是，证伪主义也有其局限性，证伪主义需要观察，而观察又依赖于一定的理论，如果观察依赖的理论不能得到证明，那么，证伪就可能出现错误。“如果形成某种理论或某种理论组成部分的某一或一组全称陈述和某种观察陈述相抵触时，错误的也可能是观察陈述。当理论和观察发生冲突时，并没有这样的逻辑规定：应该摒弃的一定是理论。很可能被摒弃的是易谬的观察，而被保留的倒是与观察相抵触的易谬的理论”。
3．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是库恩，他认为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证伪主义都经不起历史证据的比较，研究科学的发展依据科学史的发展。库恩把整个科学发展分为了六个阶段，即前科学、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的常规科学、新的危机，他认为各个阶段中的许多科学共同体都拥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共同体的范式，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库恩认为科学的发展，就像达尔文所说的生物进化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但是总体是朝好的方向发展的。笔者认为，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论点在解释科学发展上起到了两方面作用：一方面是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共同体的任务就是解秘，不断扩大常规科学应用的范围和精确性。库恩认为“在常规科学时期，一些巨大的科学成就会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不可通约性”就保证了各个科学团体在常规科学时期，能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范式中出现的问题，推动范式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在科学革命时期，当常规科学中产生的问题超出了科学家解决的范围就会酿成科学革命，经过科学革命后科学共同体建立了新的范式，这个范式与革命之前的范式是“不可通约性”的。因此，在“不可通约”的前提下，科学家才可能建立新的范式，并推动科学发展。
四、“不可通约性”的使用范围
库恩在提出“不可通约性”论点后，在科学界引起了很大争议。“不可通约性”的信奉者认为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团体在不同的世界工作，他们看到是不同的东西。库恩也指出，不同范式之间没有优越之分，只有信仰不同，这就等于承认了不同范式下的科学团体从事的理论研究都是正确的，没有正误之分。这种观点遭到了许多研究者的反对，他们认为库恩提出的“不可通约性”论点是一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事实上，许多人都指责库恩是相对主义者。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著名科学哲学家夏皮尔就尖锐地批评库恩‘走向了彻底的相对主义，否认了科学进步，因而同样背离了实际科学，并使科学哲学走进了死相同’。”[3]国内许多学者对库恩的论点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科学就是对客观现实的一种反映，各个理论可能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的程度不同，但是他们之间是彼此联系的，承认“不可通约性”就相当于承认理论是一种封闭的体系，没有与其他理论的相融性。
研究库恩“不可通约性”论点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范围，“不可通约性”并不是对任何理论都适用的。笔者认为，此论点只能适用于“元科学”领域，并不适合于现代的“交叉科学”领域。所谓“元科学”是指奠定了某一科学领域长期发展的基础，比如，亚力士多德的动力学、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下转第13页）（上接第23页）等，这些科学的产生，对今后这个领域科学的发展长期起到一种指导性的作用。在这些“元科学”领域，“不可通约性”是存在的，信仰亚力士多德动力学的科学家和信仰牛顿力学的科学家是处在不同的世界当中的，同样，信仰牛顿力学的科学家和信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科学家也是在不同的世界当中的。但是，在当代“交叉科学”领域，各个学科之间是可以通约的。比如，科技哲学这门学科，它以“科学、技术与社会（sts）”为名，侵入了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学与人文”为名，侵入了人文学科领域；以“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为名，侵入了自然科学领域。当代交叉学科普遍存在，各个学科之间联系的更为紧密，研究的对象、工具之间是可以通约的。
第二篇：翻译论文—论诗歌的不可译性
论诗歌的不可译性
吴斐
（长江大学 外国语学院 英语（师范）10801班 湖北 434023）
摘要：谈到诗歌翻译的“可译与不可译”，不同的译者持有不同的观点。美国诗人Robert Frost认为诗是翻译中漏掉的部分。而本文将从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感觉出发，来追寻诗歌不可译性的根源。总所周知，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对于诗歌翻译，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而后者正好是一首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因此，本文将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和意义情感两方面进行分别阐述诗歌的不可译性。
关键字：诗歌翻译、可译与不可译、感觉、外在形态—形美和音美、意义情感
一、引言
诗歌是一种独特的语言，它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具有独特的形式和内涵。同时，作为一种艺术美的特殊存在，是个不仅是客观事物的再现，而且是诗人在“万能规律”之上苦苦思索而创造出来的独属于自己的东西，它是诗人内心孤独的产物。因此，诗歌同其他文体，如政府公文，学术论文等相比，诗歌的几个基本特点可概括为：第一，高度集中、概括的反映生活；第二，抒情言志，饱含丰富的思想感情；第三，丰富的想象，联想和幻想；第四，语言具有音乐美。同时，正如埃利蒂斯说：“世界上所有诗人的共同语言是感觉”，我们不妨将诗歌中诗人所要表达的感觉，诗人所要抒发的感情作为一首诗歌的灵魂之所在。因此，诗歌是否可译将与翻译能否准确的表达原诗的灵魂，即感觉、感情息息相关。
二、诗歌的不可译性
众所周知，由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差异，绝对忠实于原作的译文是不存在的。具体来说，语言的扞格，文化的差异，译者与作者在社会时代、民族心理、知识架构、写作风格等方面的距离，决定了翻译实践不可能产生绝对忠实的译文。而翻译的求“信”或求“似”中，“似”的内容大致包括思想、情感、修辞、风格等方面。其中思想内容的“似”以至准确是对翻译最基本的要求，同时也较容易做到，但情感、修辞与风格，求“似”已不易，完全的对等几乎是一个难以企及的梦想。也就是说，纯粹的意义相对容易表达，而与意义和语言形式都有联系的情感、修辞与风格则常常使译者束手无策。因此，对于将情感作为灵魂的诗歌而言，其情感的载体—形美、音美、意义的翻译，难度可见一斑，甚至可由此将诗歌视为不可译。
而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看，双语转换是一种认知心理现象，其过程蕴含了日常言语交际所具有的感知、理解、产出等认知心理现象，其中的感知可理解为对源语的感觉和知觉。随之，对应在诗歌中，对于感知的理解，本文将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和意义情感两方面进行分别阐述。
2.1外在形态的不可译性 2.11形美的不可译性
英汉两种语言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系，具有完全不同或大不相同的发音、书写和意义系统，它们之间没有丝毫的渊源与联系，除开英汉字形与发音的不同外，这里的“形”主要是指诗歌的体裁方面，或者说诗歌的格律。如，唐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是按照一定的格律来写作的，主要分为律诗和绝句两种。律诗在字句方面，每首限定八句，五字一句为 1 五言律诗，简称五律，七字一句为的为七言律诗，简称七律，绝句亦然。除去节奏和用韵，唐诗还讲求对仗，即要求上下联词性相同，词义相对。如“昔”对“今”，“日”对“月”，“上”对“下”，“出”对“入”等等。另外，由于汉语少有词汇的曲折变化，而词性的转换频繁。例如“上”，可以作动词，解释为“去”，也可以作形容词，与“下”相对，还可以作副词，用在动词后，如“爬上山顶”。而英语的词性转变远不及汉语灵活。这一切都构成了译诗的困难。
2.12音美的不可译性
凡诗皆有音乐意境。不仅各种各样的格律诗,散文诗,自由诗也同样有音乐意境的,因为散文诗,自由诗是有音乐似的旋律的诗歌.诗歌的不可译性通常也表征出了文化语言上的一些特征.音乐性是诗歌的标志性文体特征,也是诗歌文化民族性的最好体现.文化的民族性特征具有不可通约性.换句话说,一种民族文化所特有的东西,别的民族不太可能拥有。比如，京剧这种艺术形式也只有汉语这种语言符号系统中才可能拥有,很难想象,要是哪一天,有人能用英语或别的什么语种来唱京剧,那该是多么令人不可思议的，这就如同，作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学生，看英文电影时听到的却是英文调子的中文对白时的感受一样。中国古代的四言诗,五言古诗,律诗,绝句,词曲等诗体形式以及由这些诗体形式所产生的音乐意境也只有汉语才能拥有.音乐意境是诗歌语言的本体性或本质性特征,与诗歌语言是一种二合一的关系,在翻译的时候,会一起丧失.关于此,中国古代著名翻译家道安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说:“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咏叹,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及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其中的“失本”可理解为,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的转换过程就是原著的“失本”过程。道安的见解中，他说出了翻译的真理,即,一切翻译活动皆是丧失原有符号系统的本体的活动,诗歌的翻译也是如此。此外，对于诗歌的音乐意境不可译的这一点，它已经注定了其多数译作的失败，所以,王佐良先生正确地指出:“至今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赵辛尔先生也指出:“以格律体译中国诗往往使中国古典诗歌带有繁复夸饰的维多利亚风格,这就与中国古典诗歌简朴明快的诗风背道而驰了,因而另一些诗人翻译时宁愿舍弃音步,格律,不用韵脚,所以一般评论家认为翻译中国诗的成功之作是英语自由诗,而不是格律诗.”因此，对于诗歌翻译而言，其音乐意境的不可译性，由此可知。
2.2意义情感的不可译性
2.21 思维方式不同，情感表达的方式不同
下面以A Red，Red Rose这首使得中英文版为例进行说明
A Red，Red Rose
by Robert Burns O 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That's newly sprung in June;O my luve is like the melodie That's sweetly played in tune.As fair thou art, my bonie lass，So deep in luve am I;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my dear，Till a' the seas gang dry.Till a' the seas gang dry, my dear, And the rocks melt wi' the sun;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 , 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And fare thee weel, my only luve, And fare thee weel a while;And I will come again, my luve, Tho'it wre ten thousand mile!
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 王佐良 译 呵，我的爱人象朵红红的玫瑰，六月里迎风初开；
呵，我的爱人象支甜甜的曲子，奏得合拍又和谐。
我的好姑娘，多么美丽的人儿！请看我，多么深挚的爱情！亲爱的，我永远爱你，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
纵使大海干涸水流尽，太阳将岩石烧作灰尘，亲爱的，我永远爱你，只要我一息犹存。
珍重吧，我惟一的爱人，珍重吧，让我们暂时别离，但我定要回来，哪怕千里万里！
这是一首最为脍炙人口的爱情名诗，其语言淳朴清新，音韵和谐自然。诗人把爱人比作鲜艳欲滴的红玫瑰，悦耳动听的美妙音乐，并发誓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爱的美好和誓言化作爱的经典。但在此处，取中英文两个版本，并非用两者在翻译上的比较，而是就借此在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上进行比较。西方对感情的表达直白化而中方则趋于含蓄美。因此，这首名诗即使被译成中文，语言如何的淳朴清新，但与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感情表达的方式相背，相反，此诗若不译，我们隔着语言这层面纱来欣赏这首A Red，Red Rose，或许效果会更好。法国作家帕斯卡基尼亚尔给“肮脏”下的一个言简意赅的定义，他说肮脏即“某样东西不在它的位置上”。他举例说一只沾满泥巴的鞋放在白色的桌布上就是肮脏。那么，我们由此可以得到美的概念的一些启示，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美是某样东西在它的位置上”。如此说来，未经人为改造、修饰过的自然、自然物便是最高级别的美了。同样，对于诗歌翻译而言，有些诗歌或许不译会更好。
2.22文化差异的不可译性
拿唐诗英译来说，唐诗是我国文学的一朵奇葩，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高。很多唐诗，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是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它不知勾起了多少异乡游子的思乡愁肠。诗中的“月光”给人以无限的遐想。月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纯洁的象征，人们常常用“皎洁”来形容月光之亮；同时，月光又蕴涵着另外一层深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月亮是故乡的化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然而，月光（moonlight）在英文中却没有这层深意，相反，在英国的俚语中，该词有乘黑夜逃跑之意：e.g.moonlight flit，另外，该词用作动词还有身兼二职之意：e.g.moonlighting。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月圆之夜是鬼哭狼嚎的不祥之夜，因此，moonlight有一种疯狂，虚妄之意。这与中国人心目中的“月光”相去甚远。把它翻译过来，诗意当然就大打折扣了。
同样，以Oh, Captain!My Captain!这首诗为例，这首诗中诗人把美国比作“大船”，林肯比作“船长”，把林肯率领联邦政府军战败南方叛军的过程比作是“度过了一切风险”的“艰苦航程”。这里诗人用象征的手法把美国比做大船，把林肯比做驾驶美国这个大船的船长，把南北战争比做艰苦的航程，通过大船的胜利返航表现林肯的功绩，形象地赞颂林肯，表达对他的爱。而我们知道，就传统意义上讲，美国是一个偏向于海上发展的国家，而中国则偏向于内陆发展。因此，对于“船长”的那种气势，或许会因为文化差异，我们很难理解出原诗的意义情感，就如同，我们看电影加勒比海盗系列时，其中杰克船长，captain Jack Sparrow，自由随性、勇敢不羁、幽默风趣、至善至纯，拥有令人闻风丧胆的“黑珍珠号”海盗船。对他来说，最惬意的生活就是驾驶着“黑珍珠”在加勒比海上游荡，自由自在，随心所欲。海浪声，站在桅杆上的他望着远方的太阳，风把衣摆吹得扬起来。杰克船长就是这样出场的，他衣着褴褛，言语粗鲁，有时举动甚至像个丑角，有时又有带点娘娘腔的手势和走路的姿势，虽然不喝酒但却总是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仿佛是天生流露出随性自由的模样，是的，他自由幽默，身怀绝技，狂放不羁，我型我素„„.让人没办法不喜欢，但是，对于杰克的全部情怀，就像大部分中国人无法从骨子里全盘理解美国文化一样。因此，就文化差异方面讲，对于诗歌翻译，无论是英翻中还是中翻英，翻译得再好，文化的隔阂还是很难消除，即使消除了，将一首英文诗翻译成中国特色的绝句，那么将中文诗的原文标签贴在英文诗上，未免有点牵强。
三、总结
总之，因诗歌的特殊性，使诗歌具有不可译性。无论是从诗歌的外在形态——形美、音美还是诗歌的意义情感方面，诗歌翻译都是难点。因此，要想更好的去欣赏一首诗，我们不应该去指望这首诗的译本，而是要尽可能多的去了解该首诗的语言所包含的一切。
参考文献
[1]田传茂, 杨先明.汉英翻译策略[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刘绍龙.翻译心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3]钱志富.诗歌的可译与不可译新解[J].宁波大学学报，2006，（1）[4]顾飞荣.最美英文爱情诗歌[M].安徽：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On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ry
Wu Fei
(English Normal Class 1080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Yangtze University, Hubei 434023)
Abstract: Speaking of the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ry, different translators hold different views.American poet Robert Frost thought that poetry was ignored by translation.And this paper is about searching the root of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ry from the point of poets’ feeling, which is the common language of all poets in the world.It is known to us that the absolute faithfulness of the translation to the original work does not exist.In detail, the simple meaning of the work is relatively easy to express, but the emotional and rhetoric style of the work which is connected with the significance and the language form is hard to express.And the latter usually stand for a soul of a poem.Therefore, this paper is going to talk about the untranslatability of poetry from two points, which are the external form of the poetry, including the form and the sound, and the emotion of the poetry.Key words: Poetry translation； translatability and untranslatability；form—the form and the sound,；emotions
feeling； external
第三篇：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性探讨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论 教育实践 结合性 实践群体 理论研究群体
【论文摘要】以往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多是从理论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差异角度展开的，这样的研究思路有助于克服教育理论工作者与教育实践者之间的矛盾，但难以为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提供富有针对性的启示。因此，从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入手，探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结合的层次对应性，弄清其结合的内外机制，就成了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就是教育理论被实践群体内化并用以指导实践，研究者根据实践群体反馈，对教育理论进行修正、完善的相互作用过程。由于教育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层次性，这就决定了其结合也有一定的层次对应性。加上不同种类教育理论品格和目的指向的差异，因此不是所有的教育理论都能为实践群体所选择和内化。只有那些具备内化条件与结合机制的教育理论，才能成为真正指导教育实践的可行性理论。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条件
（一）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
在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指导教育实践的理论必须保持自身的可实践性。因为具有实践性的理论才能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并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那些从学科逻辑体系中演绎、从其他学科移植或翻译引进的教育理论，因其缺乏与教育实践结合的土壤，缺乏与教育实践历史的、情景性的联系，很难直接用来指导教育实践。教育理论要具有可实践性，就需要经历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发展过程。因为只有这样创生的教育理论，才能做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在创生指向上具有针对当下教育实践的目的性，具有走进实践群体内心世界的亲和力，形成特定历史条件下指导实践的针对性、可操作性等系列实践特性。
纵观历史上对教育实践产生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教育理论，可以发现教育理论的可实践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具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性，这是成为指导教育实践理论的前提。二是切实可行的操作性。实践者行为的改变是教育理论最终得以实践的重要标志，它往往以师生形成新的操作程序加以显现。三是实事求是的推广性。教育理论具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性，表明其对指导特定条件下的某些实践活动是有效的，但能否在一定层面和范围内推广，才是真正表明其指导实践深度和广度的关键。四是面向生活、面向社会的大众性，这正是教育理论走向实践群体的特有品格。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只有面向生活才具有现实的生命力，做到与时俱进；也只有面向大众，才能获得实践群体的支持，打牢践行教育理论的群众基础。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中介
首先，要形成在二者结合中起桥梁作用的中层教育理论。中层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K·默顿提出的一种社会科学研究思路，他提倡在整体的社会理论体系和具体的实践研究之间建构一类与特定领域和实际问题相关的中观层次的概念体系。中层理论的定义决定了中层教育理论建构者既要有扎实的相关理论基础，能准确、完整地、富有创造性地解读抽象的理论文本，又要与实践群体有着密切联系，具有丰富的关于当前教育实践的经验，并能深刻把握和理解当前教育实践的状态。中央和省市教科所研究人员就具有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既是理论研究者又是实践指导者的双重身份，选择其中最为当代教育实践所需要的理论作为切入点，将抽象的教育理论作应用性加工，对外来教育理论作本土化处理，将丰富的教育经验提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这样建构的中层教育理论，既坚持了抽象教育理论的基本精神，又把其理论核心变成了易于为实践者理解和操作的方法，从而起着联结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中介作用。
其次，借助对教育政策的影响走向实践。教育理论要实现大面积地与教育实践的结合，最为有效的捷径就是通过影响教育政策的制订，借助教育政策对教育实践产生广泛作用。要成为这种影响教育政策研制的教育理论，需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教育理论建构主体具有参与教育政策研制的权力。这类教育理论建构主体可直接以建议或提案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通过影响相关研制者的思想，将自己的理论渗透到教育政策之中乃至为教育政策的研制提供理论基础。二是教育理论本身恰好是教育政策研制者所需要的。就不同层次教育理论对教育政策研制的影响看，只有那些影响较大且反映了时代教育改革脉搏、代表多数人心声的基础教育理论，才易引起教育政策研制者的关注。因为以此为基础制订的教育政策才能既反映时代特征，又能得到多数人的支持。[1]就应用教育理论而言，因其能为教育政策研制提供具体建议和技术支持，因此只要研究的问题与政策制订者所要解决的难题相关，就容易引起关注。至于推广性教育理论，因其关注的是教育理论具体化、实效化的推广办法，与特定情境中教育政策的研制和教育行政直接相关，因此这类理论也为教育政策研制者青睐。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次对应性
从教育理论与研究对象的划分上，可区分为“事实——规律”“评价——规范”“规范——行动”和“事实——解释”等层次。就教育实践而言，可分为国家和省区教育行政——市县校行政——师生群体三个层级。尽管个别层次教育实践群体可以同时与多个理论层次结合；同一层次教育理论，也可能为不同实践层次者所用。但不得不承认，由于不同层次实践群体的需要层级和对理论的解读能力不同，制约了其在选择与之结合的教育理论层次上具有较大的偏好和主流特征。这就要求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必须满足“门当户对”的层次对应条件，才能实现“幸福”的联姻，产生“耦合”效应。根据二者的层次特征，笔者拟从三个层面考察其结合方式。首先是宏观层面的结合。即“事实——规律”“评价——规范”教育理论与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实践的结合，其多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体现出来。为了有效实现宏观层次的结合，在政策研制过程中需要邀请各类教育专家参与，以便吸纳广大教育研究人员的最新理论成果。其次是中观层次的结合，即“评价——规范”“规范——行动”层面教育理论与市县校教育行政实践的结合。在当前条件下，市县教育行政部门主要通过学习相关“评价——规范”理论，结合上级政策和法规精神制订考评方案；根据“规范——行动”理论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实现该层次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具体结合。再者是微观层次的结合。即“规范——行动”和“事实——解释”教育理论与教师层面实践的结合。教师通过学习并运用相关“规范——行动”理论，解读、内化市县校的实施细则，结合长期积累的教育经验，转化为指导自身教育实践的操作程序，实现教育理论向实践的转化。[2]
上述结合表明，每一教育实践层次都是对应两个层次以上的理论，其中一个理论层次既连接上一层次实践群体，又指导下一层次实践群体，以形成两个实践群体之间相互沟通的基础。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内在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是外在强求，而是内在的统一。这种内在统一性，一方面通过教育实践，个体内化教育理论的心理机制得以深化；另一方面，则通过教育理论与实践群体结合的心理机制实现面上推广。
（一）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个体心理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终落脚点是通过个体应用教育理论解决实际问题来实现的。教育理论影响教育实践的第一步是实践者学习、内化教育理论的演绎生成过程，其认识是沿着原理论——概念论——感性论的路径进行的。实践者通过这一步形成能切实解决问题的综合性内化理论，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问题解决者内在实践经验的结合。第二步，实践个体应用已经内化了的教育理论指导具体实践活动，并从中积累经验，发现实践中面临的新问题，在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新理论。实践者通过这两步，完成从内化他人理论到自我理论的生成过程，在个体认知上达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内在统一。仅此还不足以促成实践者付诸行动，还必须以知的统一为基础，通过情感的动力作用促使其自觉地实践教育理论。这就要求教育理论实践者要注意首战必胜，让自己一开始就尝到甜头，形成积极实践教育理论的心态。践行教育理论的长周期性决定了实践者必须经历持之以恒地实践，才有可能取得显著成效。因此，践行教育理论中，实践者必须有战胜困难的意志，否则就会半途而废。为了增强实践者践行教育理论的意志力，除了通过思想教育提高实践者的思想境界和目标追求外，要在每一关键环节对实践者的微小成功予以物质和精神激励，促使其形成自我效能感，不断增强内在成就动机，产生坚持下去的决心。[3]同时，实践者之间也需要一个宽松的内部心理环境，要及时给失败者以鼓励和关心，促使其产生感激、报答支持者的情感，把关心转化为再次实践的动力。只有实践者把内化了的教育理论转化成特定环境中的实践情感和意志力，他（她）才能持续地将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活动，才能实现二者全程和全面地结合，并最终形成预期的实践效果。
（二）教育理论与实践群体结合的心理机制
教育实践群体是以一定社会阶层或集团的方式存在并开展活动的，因此教育理论是否符合实践群体文化心理就非常重要，它直接制约着实践群体对教育理论的选择，影响着其对教育理论理解的深度和应用的广度。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起教育理沦与实践群体传统文化融合的心理机制。[4]一是根据实践群体对教育理论解读的民族性，创造易于为本民族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二是引导实践群体形成自觉学习、内化教育理论的职业道德。在相关政策和舆论宣传影响下，促使实践群体逐步把学习、理解、研究教育理论内化为自己的职业道德，形成违反教育理论将从内心感到有违教师职业的不安感。三是理论研究群体应从心态和情感方面与实践主体群产生内在融洽。要善于根据教育实践群体需要，自觉地变革教育理论，形成分解与重构抽象教育理论的习惯。通过分解细化，把实践群体难于理解的教育理论体系逐级转化为便于操作的教育理论。
三、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外在机制
教育理论与实践均有很强的价值性，其中必然暗含利益和情意倾向。教育理论在走向实践过程中，实践主体群必将从自身利益立场对其进行选择。只有那些给实践群体带来实际利益的教育理论，他们才积极选择并乐意践行之。
由于理论研究群体与实践群体生存环境和利益立场的差异，要让教育理论的建构者更多地理解实践群体的利益，必要时可建立二者密切结合的利益拥绑机制。一是形成教育理论研究者乐于参与实践，教育实践群体积极追求理论学习的制度。就当前我国的情况看，国家已经借助学历教育和课题项目等激励机制，较大程度上调动了实践群体学习教育理论的热情；主要问题是如何让理论研究者深入到教育实践中去，扎下根来系统解决实际问题的制度还没形成。二是形成激励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群体代表共同制订教育政策，共同参与重大教育课题攻关的机制。以此创造更多机会让实践群体发表对教育理论的意见，促进教育理论研究者积极吸收其改进建议，借助二者密切合作的方式创新教育理论。三是在创建与应用教育理论中，要注意利益机制的作用。对理论研究者而言，需要站在实践者的立场思考问题，才能建构出符合实践群体价值取向的教育理论。就实践者而言，首先教师要有为学生发展舍得牺牲的精神。因为教育理论更多是从学生利益的角度设计的，其在走向教育实践过程中，往往要求教师比过去付出更多精力，同时还要承担因实践新理论引发的教育改革所带来的风险。[5]其次，在新教育理论的推广中，教育行政部门应该先选点实验，以调整教育理论在实践中造成的利益分配偏差。同时，注意将实践群体的阶段获益与最终获益结合起来，形成逐级获益的机制，以确保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持续发展性。
总之，只有借助外在的利益激励机制，将理论研究群体与实践群体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出来，促使理论群体向实践深入，反思抽象理论实践化的思路；引导实践群体不断强化理论学习，反思自我经验普适化、理论化的加工方法，以此促成二者同绕重大教育问题的解决，协作建构“抽象理论——中层理论——实践机制”纵向贯通的教育理论体系。用这样的教育理论体系来指导教育实践，再配之以践行教育理论的情感和意志，才能实现教育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
参考文献
[1]彭泽平.“教育理论指导实践”命题的再追问——从命题合理度、作用机制的角度进行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2(9).[2]丁钢.教育经验的理论方式[J].教育研究,2003(2).[3]罗凯梅.教育实践研究的叙事转向[J].基础教育研究,2004(1).[4]班华,薛晓阳.新时期我国德育模式研究的理论特征[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5]郭向宁.教育理论与实践分层结合的途径[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1).
第四篇：专业贴：论文《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解读吴青峰歌词里的性暗示现象》
这是一篇学术论文。研究主题是吴青峰音乐里暗藏的性主题，这个“性”是弗洛伊德诸多学说的理论核心。对于中文系且热爱音乐的我来说，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这里我大胆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来解读我最喜欢的音乐人。
精神分析学认为：人之为人，首先其是一个生物体，人一切活动的根本动力必然是生物性的本能冲动，而本能冲动中最核心的冲动为生殖本能（即性本能）的冲动，而在社会法律、道德、文明、舆论的压制下，人被迫将性本能压抑进潜意识中，使之无法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上，以社会允许的形式下发泄出来，如进行文学、艺术的创作上。艺术家就像一个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从一个他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回来，钻进他自己想象出的世界中。他的创作、艺术作品，正如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获得一种假想的满足。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依德，他提出无意识和性本能的观点，并且认为人有自我、本我和超我三个层面。他的“泛性论”在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
从理论回到文本。苏打绿主唱吴青峰和陈绮贞都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前者毕业于中文系，后者毕业于哲学系。他们的音乐鲜明的体现出学院气息和哲学意蕴，这些特点直接体现在歌词的创作上，因此我姑且把他们归结为一类，即文艺系音乐代表人物。而就像弗洛伊德说的“艺术家就像一个有精神病的人那样”，他们逃避不了最本源的性这个主题，这里我选取的文本是苏打绿《浪漫派》和陈绮贞《躺在你的衣柜》，试图从理论的角度解剖文艺系音乐人内心的秘密。
《浪漫派》是苏打绿第八张专辑《你在烦恼什么》里面的歌曲。这首歌由苏打绿吉他手刘家凯作曲，主唱青峰填词。青峰说：“一开始，家凯是为了抒发和朋友争执的心情而写出了曲。demo很民谣，但是到编曲之后，整首歌完全超出了他的想像。照着曲子传达出来的郁闷，我写出了一个悲伤而沉迷的歌词。在专辑讨论过爱情、自我与友情后，这里是更私密的情感，夹杂与身体、生理有关的情感。”
歌词从头到尾用了许多充满想象力的意象，给人华丽的体验。狂歌者、旅人、流水云彩、弦月、一尾鱼等鲜亮的意象正是浪漫派文学作家们喜欢用的词汇，而整首歌作者十分注重风格的统一，因此运用了一些描写色彩的感官形容词，比如红色敏感、灰色地带等词汇，给人感官刺激强烈的搭配将整首歌完整串成一幅色彩鲜艳的浪漫派画作，包含复杂的深层意蕴。结尾作者写到“越发鲜艳，终究成为一团黑”，这句总结性句子将这幅画面撕碎，碎片被揉成一团黑，戛然而止的画面感十分生动。
这也是作者通过文学语言的运用为这首歌的中心主题做嫁衣。那么主题是什么呢？这首歌的关键句“身体取悦，灵魂已凋谢”暗示了这个中心。无疑我们可以理解出这是一个人为了取悦另一个人而用身体去接近对方，这种肉体的关系是脆弱的，到头来将丢失掉最本我的东西。用弗洛依德的观点，这是两性之间的性关系，这种关系是维持爱情的一种方式。可以推断出，这首歌是探讨关于性的生理的情感，贯穿始终的爱情与身体之间的对抗通过色彩混乱的浪漫派画作传达出来最私密的东西。在弗洛依德看来，每个人都潜藏巨大的欲望，这是无意识。无意识指隐藏于我们内心的被演绎或遗忘的精神状态，它包括我们心里活动中的欲望，野心，恐惧等。这种性本能是支配人的一种生理无意识，它可以导致人的毁灭也可以指引人的重生。精神分析批评将弗洛依德的学说应用于文艺作品的象征阐释，千方百计解释作品蕴含的有关性的象征和隐喻。精神分析批评认为，作品中出现的凹陷的形象（水池，花朵，杯子等）解释为女性生理器官象征，把一些带尖端的东西（塔，蛇，手杖，蜡烛等）视为男性生理器官象征，把舞蹈、骑马、飞翔等解释为性快感象征。这是一种专业的学术性观点。
在这首《浪漫派》里，青峰的歌词暗示了性这个主题，我们可以通过“针”“弦月”“劳动”“舞蹈”这几个词加以体会。“针”象征男性生理器官，“掉落的一根针，在寂寞上睡着了” 象征男人身体的性本能无法得到满足，后面“正忐忑祈祷着，平安的一队旅人”突出男人此时内心的焦虑，并通过“雨丝”“风”等意象加强这种寂寞感和焦虑感。在歌曲后半部分，作者进一步将这种生理的需求表现出来，“弦月”象征女性生理器官，“弦月的脚步声，华丽的令人窒息”暗示出女人的身体，与前半部分男人的身体相对应，这里用了“华丽”和”窒息“两个词衬托弦月。进而是两性的交会，即是性快感的呈现，通过“舞蹈”“劳动”这两个象征意象加以传达。然而这种建立在肉体的取悦之上的爱情是无法长久的，它会随着时间而消失，作者点出“炙热到冷却的心”就说明这一点。欲望的追求是一种虚假的快乐，极端便是忧郁和对世界的绝望。作者继续写到“我将是你最丑陋的装饰品”，给人曲终人散的归属感，两性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但这种缺
乏真诚的肉体接触是不公平的，一方终究要沦为另一方的装饰品，悲哀而孤独。作者善于心理描写和对整体结构的掌控，结尾以“以假以真的爱恋”结束全首歌，点名这种关于生理的情感是矛盾的，最终这幅支离破碎的鲜艳画面以一团黑结束，也象征爱情中的男女以身体维持两性关系的行为终将毁灭，让人惋惜。通过理论的分析，我们可以体会出青峰在创作时的意图，“更私密的情感，夹杂与身体、生理有关的情感”在这里被剥茧抽丝般的呈现出来。中文系毕业的吴青峰是敏感的也是聪明的，将各种文学技巧运用得华丽而神秘，构造出天衣无缝的美学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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