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前思想流变对考察中国文化进程[五篇材料]

第一篇：卢前思想流变对考察中国文化进程

卢前思想流变对考察中国文化的进程

作者：李晓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文学院

1938 年 10 月 15 日，一代曲学大师吴梅躺在病榻上写信给自己的弟子托付后事。这位弟子不负厚望，在吴梅去世后，在艰难的条件下相继刊行了老师的三部遗作，使之得以面世。令人遗憾的是，如此受到吴梅器重的弟子却由于种种原因，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失踪者。这个人就是曾被称为“江南才子”的卢前。卢前的一生，是颇为坎坷的一生。他出身于书香故家，却在大学期间就为经济所迫，兼职奔波；他才思敏捷、才华横溢，却又经历动荡的时局，四处漂泊；他一心救国，却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备受冷遇；他热爱教育事业，却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被迫离开深爱的岗位。卢前家学深厚，饱读诗书，笔下洋溢着浓郁的书生才气，和吴门其他弟子一样，卢前也是在新的教育和学术制度下培养起来的学者，接受新式教育的他能够自觉吸收西方文化中的有益成分补充自己。在研究中他自觉运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方法，更加注重研究的科学化、体系化，因而取得了许多的实绩，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精神财富。卢前的文学思想较集中地体现在《卢前文史论稿》和《卢前笔记杂钞》中。深入地思考和不断地实践，促成了卢前文学思想体系的建立。在《四知》一文中，卢前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孰优熟劣、应该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的发展是进化还是退化，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哪一种更适合新时期文学的需要以及如何对待古今文学等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他文学思想中的现代因素。

一、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广大国民思想意识的更新对于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于是他们发动了晚清思想启蒙运动和晚清文学改良运动。1915 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向广大青年提出了“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点希望，掀起了后来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浪潮。1917 年，《新青年》又先后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举起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大旗。“八不主义”和“三大主义”的提出，很快得到了傅斯年、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人的积极响应。钱玄同视摹仿六朝骈文的文选派文人和摹仿唐宋的桐城派文人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1]。胡适也一鼓作气提出文言已经是死掉了的语言文字，认为“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2]。周作人也撰文指出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文言的还是白话的，都有许多“非人的文学”。虽然进入二十年代中后期，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思了自己过激的主张，但在当时，这些主张确实对广大的青年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众多高等学府，青年们对传统文化一知半解却对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现象较为普遍。卢前曾创作过一首小令[一半儿]“：拜伦、戈德果如何？诗国新开碧眼科。李、杜、苏、黄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儿‘焉斯’一半儿‘努’。”表现了对广泛存在于青年中的重“西”轻“中”思想的担忧。的确，“五四”以后，形形色色的新思想、新概念、新名词纷纭呈现，而又层层高盈，生活在这个由新概念、新名词所编织而成的政治

文化之下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与行动的方向都发生了变化。年轻的读书人可能因为对旧的已经失去信心，对新的未知的世界又无限向往，因而一两个名词或一两个概念，便可能成为一种形塑个人和社会的重要资源。卢前非常认同吴芳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同时他接受了黑格尔对文学民族性的阐释：“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的和其它的观念的目的”[3]认为民族性是一种文化的根基。卢前认为中国要建立新文学，使中国文学屹立于世界文学之林，中国知识分子应正确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做到“不忘其本”。他说：“文生于情，情因国性。以温柔敦厚为诗教者，中国文学之精神也。吾人生于域内，禀受如是。舍己从人，不可也。今欲跻中国文学于世界文坛，正应发展固有，以有别于他而自立，庶无削足适屦之弊。”在如何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卢前主张积极有效地利用西方文化资源，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适时的补充。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新的历史时期所暴露出的诸多不足，因此他期望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学习西方文化时，更加注重西方科学的学术态度和学术精神，在讲究科学精神和方法的学术大势中，建立新文学，实现中国文学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卢前这种“不忘其本”的主张，乍一看似与复古派属同一论调、仿佛与“五四”精神有所背离，但认真思考后不难发现，卢前是站在“学习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立场上提出“不忘其本”的，与胡适等人的主张有许多共同之处，所不同的只是，他为纳新加入了一定的条件，所以其本质与“五四”精神是相通的。

二、《四知》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文体递变，代有偏胜。固有体

裁，未尝废焉。词盛于宋，苏黄二陈之诗，卓然不朽。曲创于元，姚卢虞刘之文，并有足多。不可以其词而弃其诗也，不可以其曲而弃其文也。文章一体，必适宜表见其一种之情。人各不同，体各有别。以曲为词，未免直率。以文为诗，风神顿减。文体固不可相假也。且新出于旧，岂可泥旧而鄙新。旧亦尝新，岂可泥新而鄙旧。”这是卢前针对当时学术界出现的文学激进派和文学保守派的激烈论争发表的自己的看法。在他看来，这两种主张都有偏颇之处：激进派忽视了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成分，希望在割断文学民族性的情况下，借助西方文化建立中国的新文学，这种移植是不科学的；同时，保守派一味驻守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领域，忽视了文学的时代性特征，反对文学与时俱进，也会丧失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和互补的有利机会。卢前用一种相对客观的现代意识和思维方式肯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价值。首先，他引用日本帝国大学校长井上哲次郎的话论证了“中国文学史壮矣”：“支那、希腊、罗马、希伯来、珊悉讫利多（印度也）诸文学，皆有千古不磨之价值。犹太在西洋式微极矣，其遗民几受非人之待遇；然而希伯来文学之研究，尚不能预测其告终之时机。惟支那文学，尚在西洋人未甚研究之域，除《诗经》已译外，李青莲、白乐天、苏东坡之诗，亦稍稍为彼译出。顾上下三千年之文学，以历史眼光考察之，岂彼等所易企及之哉。”[4]进一步，他认为文学活动具有历史继承性，“盖今人之性情习惯，皆得之古人，黄白面貌虽不同，然皆具人类之共性。精神上相契合，有历史性与群众性，是以文化得以继续不绝，可期大同。”这种历史继承性不仅表现在优秀文学传统

直接影响作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方式方面，还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发展上。的确，纵观中国文学史，诗歌、小说、戏剧等各种艺术形式的发展几乎都经过了由简到繁、由粗朴到精致、由不够完美到逐渐完美的过程。这是一个前后不断继承发展的过程。每个时代出现的文学繁荣，都是以前代文学发展为重要前提的。因此卢前希望现代知识分子能够抛弃“西方文化中心论”论调，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平等设置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化中加以考察，从而探询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把握文化发展的方向。由此可见，卢前的文学思想体系的建构和完善，是始终把握在中西融合中的现代化转换方向的。

第二篇：易经入门知识之易经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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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市教委评估专家组对我院进行评估前考察

市教委评估专家组对我院进行评估前考察

4月27日、28日两天，由吉多智、郭静、吴岩、张建国、马德青、胡定军、米兰组成的市教委评估专家组一行七人莅临我院，对我院进行为期两天的评估前考察。

专家组首先听取了院长王茹芹代表学院做的迎评工作汇报。王院长从学院的办学思想、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特色、管理模式、主要差距、迎评估抓建设等方面介绍了学院举办高职教育的做法和体会，指出，在建院办学中，学院紧抓校企合作、产学研互动这条价值链，坚持立足财贸、服务首都的办学指导思想，用质量促发展，以争创优秀、办特色强校为动力，把全心全意打造“能财会商、富有爱心、讲诚信、有社会责任感”的财贸应用型人才作为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在多类教育并存，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优势互补、互促互进的基础上，以发展高职教育为中心作为学院未来发展的办学定位，站稳市场、办出特色。同时王院长也指出，学院举办高职教育时间较短，还存在基础管理薄弱，人才培养特色不够突出等问题。迎评促建工作是学院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以评估为契机狠抓学院各项工作建设，对学院发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此次专家现场“会诊”，帮助我们查找不足，能够保证我们的迎评促建工作方向准、路子对，意义深远。

专家组利用一天的时间，对教学楼多媒体教室、语音室、报告厅、实训中心、宿舍搂、体育馆、图书馆等办学条件、设施、设备进行实地考察，全面、认真查阅原始资料。28日下午，专家组与学院交换意见，市教委高教处李同铮副处长到会听取了意见反馈。

— 1 — 组长吉多智代表专家组集中反馈了考察意见，他指出虽然专家组考察时间短，但学院给专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一所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学校，已经具备了办好高职教育的基础条件，并用“五有”高度肯定了我院的整体办学特点和水平：

一、学院有一支优秀的领导班子，在很短的时间内较好地把四所学校合并成为一个和谐、积极向上的团队。

二、学院有一种争先创优、追求卓越的宝贵精神和生机勃勃的良好风貌。

三、学院有一支整体上爱岗敬业、水平较高的教师和干部队伍。

四、学院有良好的办学条件，校园环境、教学设施优良，对提高教学质量起到了较好的保障作用。

五、学院有很好的行业依托，为学院今后校企合作办学，走产学研结合之路创造了良好条件。

同时，吉院长也指出了我院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由于我院进入到普通高校系统、开办高职教育的时间较短，许多地方仍然留有成人教育、中专教育的痕迹；另一方面，学院由四所学校合并而成，很多精力用于合并后的磨合和协调，学院发展中很多问题特别是关于普通高职教育的问题，学院集体研究、讨论、论证不够；学院的迎评促建工作起步较晚，迎评工作以及资料准备工作尚处于初始阶段。材料缺乏综合性、系统性和全面性，有些文件在准确性、规范性上还需下功夫。针对这些问题，吉院长提出了几点建议：

一、应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办学定位，集中精力、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办高质量、高水平，特色鲜明的普通高等职业教育，创立自己的品牌。

二、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规范管理，加强建设，对照评估体系标准，认真检查总结。

三、进一步做好评估材料的归纳、整理工作，从现在着手，做好综合材料的撰写准备工作。

随后，吴岩副院长从学院办学指导思想和定位方面介绍了他考察的意见。他说学院在以下几个方面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1、学院在成人教育方面有着辉煌的成绩，人才培养数量广，层次高，既是北京商贸管理干部人才的培训基地，也是经理的摇篮。

2、学院在全国高等教育和高职教育求全、求综合、求大的发展趋势下，独树一帜，努力做精、做强、做专、做特色，保持人无我有，人有我有，人广我专，人全我特的清晰思路，难能可贵。

3、学院培养北京商贸人才的目标定位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非常匹配，这在客观上为学院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4、学院把行业和专业较好地融合在一起，拥有商业研究所，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北京商业》刊物，具有和行业、企业互动共存的科研能力，这是其他高职院校所不具备的优势。

5、学院具备发达的遍及北京商贸领域的校友人际网络，这是高职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

6、“能财会商，富有爱心，讲诚信，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爱心、激情、有为”的校园文化初具雏形并初见成效。

关于学院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存在的问题，吴院长提出了五点建议：学院在从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短期培训转为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时，必须转变观念，有所取舍，要进一步清晰“应用性人才”的办学定位，加强人才培养目标的可行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挖掘学院产学研结合的天然优势，实现产学院合作办学，合作

— 3 — 育人，合作就业三位一体。另外在评估材料的准备上还需精益求精。

郭静处长着重围绕师资队伍建设情况谈了自己意见和建议。她认为，学院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建设任务很重，具体表现在有些专业缺乏高水平的专业带头人、部分专业专任教师学历偏低、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数量不够三个方面。郭静处长建议学院抓住重点专业重点建设，通过参加课题研究，带动、培养带头人和骨干教师，把科研和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培养高水平的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充分利用天然的行业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吸收企业人才作为专任教师的补充。同时把专任教师送到企业中去挂职，锻炼，增强其实践能力。

随后张建国院长和马德青院长分别就学院的办学条件和教学建设和改革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市教委高教处李同铮副处长在讲话中希望学院要按照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整改，做好下阶段的迎评促建工作，以评估为契机深化改革，建立起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的长效机制。

王院长代表院党委、院领导班子对专家组的辛勤工作、严谨求实的作风以及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表示感谢。专家组对我院五个方面的肯定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指导，增强了我们做好评估工作的信心，更使我们明确了学院迎评促建的目标和今后工作的改进途径，对学院迎评促建工作的进一步展开和学院的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导向作用。王院长表示要根据专家的指导意见改进工作，进一步加强对高职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学习，深化对评估体系各个观测点的把握和理解，遵循高职教育理论，发扬优势，整改不足，以评估为手段，以建设为动力，将学院推向更高发展层面。

专家考察结束后，学院领导班子及时召开会议，逐条分析专家

— 4 — 组的反馈意见和建议，并认真研究了下一步整改思路和措施。针对专家们提出的在办学指导思想、办学定位、高职教育思想观念、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体系和评估材料准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学院对下步评估整改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时间安排

1、根据市教委和专家组意见，学院正式评估时间仍按市教委既定安排，定在2006年进行。

2、到2006年正式评估前，学院整个迎评促建工作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5年5月－7月，为自查总结阶段，即对前一阶段工作进行检查、总结，查找问题，明确差距。工作目标是对照优秀标准和专家反馈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分解任务，明确责任。

第二阶段，从2005年7月－2006年1月，为整改建设阶段，即有计划、有步骤落实整改方案，积极建设。工作目标是初步达优。

第三阶段，从2006年1－正式评估，为迎评创优阶段，即在初步达优基础上，重点建设，锦上添花。工作目标是整体达优，创建特色。

二、自查总结阶段工作安排

（一）资料整理与自查

1、分别召开校区会和中层干部会，通报专家考察情况和专家组的反馈意见，鼓舞士气，积极自查。

2、组织全院教职工再一次深入学习评估指标，统一思想，进一步提高对评估工作目的、意义和要求的认识。

3、评估办、各项目组和各系部分别整理、归类全部提交材料，— 5 — 总结分析，对不足之处提出整改建议。

4、评估办汇总各部门整改建议提出整改方案，并提交学院评估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整改方案要确定整改项目，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明确整改期限。

5、各部门按照学院评估领导小组审批的整改方案，全员发动，责任到人，创造条件，逐项落实，保证整改任务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质保量地完成。

（二）全院高职教育思想大讨论

1、邀请有关专家做高职理论及评估工作报告。

2、在全院范围内分专题研讨高职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目标、定位，高职教育和成人教育、中专教育的区别和联系，从而进一步明确我院的办学指导思想和符合高职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3、研讨我院的办学特色及创新之处。

（三）展示交流

1、召开2002级毕业生职业能力展示会。

2、召开在校生职业能力展示会。

3、召开系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课程改革方案、近两年的课程考试试卷、学生实训报告、毕业设计、毕业论文、学生课后作业典型实物展示交流会。

（四）全院各部门规章制度清理并汇编成册

（五）师资队伍建设

1、组织教师参加教育技术培训学习和业务进修，积极改善教师的学历结构和职称结构。

2、公开招聘学科带头人。

3、通过参加教育部培训、下企业锻炼等手段培养双师素质教师。

第四篇：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工作的调研

“德者，国家之基也。”医有医德、师有师德、艺有艺德，行业有行业道德、社会有社会公德，当官也应有官德。官德、政德是做人和报国的必备素质，官德乃官之魂也。加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即“官德”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直接关系到整个党风，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兴衰成败。如何考察和识别一个干部“官德”的优劣，把那些德行高尚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笔者认为，当前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和难点：

第一，认识不清，地位弱化。在干部考察工作中，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的地位、作用、重要性缺乏认识，普遍地存在四种思想误区：其一，“模糊论”，即认为思想道德素质考察是软任务、软指标，不必那么认真，只要考察对象不违法违纪，哪怕有其它思想道德素质问题，也不要过于计较；其二，“淡化论”，即认为现在考察干部主要看实绩，谁的成绩多、政绩大，可以一美遮百丑，至于思想道德素质方面的要求，已不那么重要，逐渐淡化；其三，“过时论”，认为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是现在中国加入WTO了，考察干部主要是看其发展经济的本事和能耐，考察思想道德素质的做法，早就过时了；其四，“代替论”，即主张以实绩考核代替思想道德素质考察，以能否取得经济效益代替思想道德情况分析，更有甚者，把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考察视为过去“左”的做法。

第二，方法单一，手段简单。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是一种内在的综合素质，需要通过科学、深入的考察才能了解清楚。然而许多地方对思想道德素质考察，比较普遍地存在着手段不健全、不完善的问题，存在许多片面性、简单化的倾向。有的考察中定性分析多，定量分析少，影响考察结果的科学性；有的群众参与程度不高，个别谈话和民主测评大都在班子成员和被考察干部的下一级干部中进行，这些干部往往由于某种利害关系心存顾虑，难以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重视集中性考察，忽视经常性考察，集中性考察往往时间比较仓促，一些谈话对象不愿意或不敢讲真话，在很短的时间里，很难把一个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情况了解清楚；有的对实绩考察硬、重视程度高，对思想道德素质考察软，缺乏深度、广度和力度。

第三，综合分析少，结论不确切。有的地方任用干部未能完全按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办事，考察了解的范围窄、程度浅，对群众反映的思想道德素质问题，不做深入调查了解，也缺乏认真综合分析，有的因一时找不到依据，就立即做出没有问题的结论，形成的考察材料普遍存在对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评价千篇一律、概念化的倾向。同样一份考察材料，对张三适用，换上李四照样适用，很难反映出干部的个性特点。加上目前撰写考察材料时，对某些群众有反映，但又很难认定的问题大都采取回避的办法，而在写干部缺点时，又是斟酌再斟酌，抽象再抽象，最后反映到材料上往往仅剩一句话，对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的结论，几乎是千人一面，用相同的一般性结论，去概括和评定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因此，从这样的考察材料很难看出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优劣。

第四，标准各异，评价不一。由于对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考察缺乏系统的、规范的考察办法，考察标准不易掌握，对同一考察对象，往往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时甚至出现相反的观点。思想道德素质从大的范围上讲，应该包括道德品行、思想素质、政治素养等方面。目前大都注重了对基本政治素质的考察，如对“文革”期间、1989年政治**中的表现的考察，而对其基本道德品行的考察注意不够。从近年干部犯错误的情况来看，恰恰是道德品行方面引发的错误比例最高。如有些贪污腐败分子，从大的方面并不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但由于放松了思想素质、道德情操的修养，成了人民的罪人。有的则早已道德败坏，如“五毒书记”张二江，包“二奶”养情妇早已妻妾成群，在当地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一些领导却反认为其“身体素质好”，应予提拔重用。“提拔一个干部，就是树立一面旗帜”，这种在考察、使用干部上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整体的倾向，不仅导致了用人失误，形成了错误的用人导向，还造成了一些干部忽视思想道德素质的修养等一系列严重问题。

第五，研究乏力，难点颇多。长时期以来，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得少，研究得不深。有的对新思想道德素质考察的方法、经验、途径、措施均缺乏应有的研究，有的感到思想道德素质的概念不清，到底包括哪些方面，没有权威的说法，缺乏规范的考核标准，不好操作和把握，考察者只好凭自己的经验进行一些比较粗放的考察，很难了解到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全面情况，随意性比较大。对思想道德素质考察中的难题，如考察内容难量化

第五篇：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工作的调研

那些德行高尚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对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领导干部的整体素质，推动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笔者认为，当前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主要存在以下五方面的问题和难点：

二、考察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应处理好五个关系

笔者认为，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是通过具体的领导活动和日常生活表现出来的，其表现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复杂的，具有客观抽象性和可塑性。如何真实地了解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情况，应当运用辩

证的、历史的、发展的观点，处理好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中的几个关系：

第一，德与才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德与才的辩证统一关系。德不等于才，才也不等于德。两者虽有区别，却又密不可分。“德者，才之帅也”，“有才无德，其行不远”。一个道德品质不好、道德作风败坏的人，是很难具有建设社会主义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真才实学的。同样，一个没有真本领，又不肯努力学习的人，也不可能是道德素质优良、思想境界高尚的人。

第二，德与绩的关系。工作实绩是干部思想道德素质与工作能力的综合反映。但是，不能简单把工作实绩与思想道德素质划等号。看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要有辩证的观点，不能孤立地看一时一事，而要看他能否正确处理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眼前利益与长远效益、部门利益与全局利益、客观条件与主观努力、集体作用与个人贡献、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如果是急功近利。以邻为壑或违犯政策法纪创造的所谓“政绩”，不仅不能说他的思想道德素质高，而且恰恰相反，正好说明他的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甚至是很差的。

第三，领导意见与群众意见的关系。领导干部总是工作、生活在一定范围的群众之中。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如何，群众是清楚的。因此，考察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既要听其上级部门、同级领导的介绍，还要向其下级组织和群众作考察，倾听各方面群众的反映和意见。如有不同看法，更应注意听取不同意见，在认真搞清事实真相的基础上，作出公正的评价，不能偏听偏信一方或个别人的意见。更不能只听领导的意见，把群众的意见放到一边。必须将两方面的意见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第四，定性与定量的关系。对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定性容易定量难。但是，定量难不等于说不能定量。应通过考察项目的分解，逐步做到把思想道德素质考察定量化，实行定性考察与定量考察相结合，提高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的质量和效果。

第五，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考察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要全面考察其历史和现实的表现，既看过去的表现，也看现实的表现，还要看今后的发展，并在结合考察过去表现的基础上，尤其注重考察其现实表现。

三、抓好“五个结合”，切实改进和完善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考察工作

全面准确地考察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是防止用人失察、失误的迫切需要，关系到能否确保各级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人手中，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笔者认为，对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的考察，应根据其内容、特点、表现形式出发，从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立体化的考察，具体应抓好“五个结合”：

1、考察思想道德素质和考察工作政绩相结合。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究竟如何，从其工作政绩上可以一定程度地反映出来，政绩的表现本身就是思想道德素质中“勤政”的直接结果。思想道德素质决定着干部的政绩，工作政绩对思想道德素质具有反作用，在考察工作中应防止将二者割裂开来，克服片面性，坚持考察思想道德素质和考察工作实绩的统一。如果单独的思想道德素质考评得分很高，在实际工作中却一无能、二无绩，这样的道德政治素质再高也是空的。只有将其与政绩、能力结合起来，才能使思想道德素质由虚变实，也才能真正分出上下来，其考察结果也才具有说服力。考察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要在实际工作中分析考察，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实际工作中分析考察。从一些领导干部取得的工作实绩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工作中能够较好地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遇到突发事件亲自坐阵，亲自指挥，统一领导，果断处置，表现出较高的道德素质。而有的领导干部的“政绩”，则是通过弄虚作假、搞花架子和形式主义的行为“造”出来的，考察时一定要通过核查数字、核对事实，为其“政绩”挤“水份”，对这种弄虚作假、虚情实报、骗取荣誉以实现个人野心的干部，其“政绩”只能反映出德行不正，而决不能以此委以重任。

2、考察平时的表现和考察关键时刻的表现相结合。只有深入了解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熟悉他们在整个过程中的道德、思想、作风、生活及其变化情况，了解和分析其全面表现，注意平时点点滴滴的积累，才能保证考察工作的连续性。例如通过了解干部的“官念”意识，是否“官欲”强烈，有无跑官要官的问题发生，是否具有正确的权力观，是专权、玩权、弄权，还是为党和人民掌好权；平时怎样处理家属、子女、亲属、朋友在出国、招生、招工、转干、农转非等方面的问题，从中观察一个干部的“公心”和“私心”。同时，还要注意考察关键时刻的表现。领导干部的道德立场、道德方向等深层次的问题在平时往往不容易显露出来，而在一些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问题等关键时刻才可能得到考验，容易不加掩饰地直接表现出来。如从职务升迁、工资调整、工作交流等问题中分析其表现如何，注意分析他们在这类涉及个人切身利益问题上的内心思想变化，看干部是否有坚定的党性观念、纪律观念和正确的权力观、名利观和荣辱观，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下派锻炼、临近退休等期间干部的思想和行为表现，更容易准确地识别出干部思想道德素质。

3、听其言和观其行相结合。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的表现常常具有两面性，应该肯定多数领导干部是言行一致的。但确有少数领导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甚至极少数领导干部暗地里支持纵容非法活动，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造成极大危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言为心声，行显其志，听其言，观其行，更应以行为主，要用实际行动检验其言语的真实可信程度，切不可以言取人，被一阵慷慨陈词所左右或迷惑。考察中可以通过找本人谈话，见微知著察其色，洞察其内心世界，从中了解干部的性情；还可以看其在各种场合的表态发言，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是旗帜鲜明还是态度暧昧，是信念坚定还是半信半疑。观其行主要看能否积极投身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具体看工作表现，是否工作措施是否得得力；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勇于到第一线做艰苦工作，还是推倭躲闪，回避矛盾；是主动履行岗位职责，做好本单位的稳定工作，还是麻木不仁，袖手旁观。只有把领导干的表态和行动综合起来，才能真正把思想道德素质识别出来。

4、社会公论和领导评价相结合。干部在领导心目中的印象和在群众当中的形象有时有一定的反差，一味地以领导评价论干部，或者简单地以群众意见论干部都是不全面的。领导对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的评价多是从道德素质、理论素质方面考虑的，而群众多是从思想素质、工作作风等方面观察的。笔者认为，对一个干部道德素质的考察，应把握好四关，即群众观、主管部门关、分管领导关、党委集体关。通过层层把关，广泛听取意见，深入分析情况，达到准确把握和评断。在考察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既要注重公论，听取大多数群众的意见，也不可忽视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和看法，对有些问题要进一步做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和取证工作，保证对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素质评价全面、正确，防止思想道德素质不高的干部走到领导岗位上。

5、强化主体和建章立制相结合。“伯乐”选才，“伯乐”自己首先应该是人才，考察人员这一“主体”，自身应该是思想道德素质过硬、德才兼备的人才。试想，如果一个“伯乐”自身不正，又如何去衡量别人呢？“伯乐”应具备的德，就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人民的事业为重，公道正派，坚持原则，任人唯贤，有爱才之心、护才之胆。“伯乐”所具备的才，就是应该具有在茫茫人海中识才、辩才、选才的能力，独具慧眼，把德才兼备的人才选拔出来。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我们的考察人员认真努力地学习，不仅要学好党的干部路线、方针、政策和人才理论、以及干部人才选拔任用的业务知识；还要学习经济、文学、历史、哲学、法律、心理学和现代科技知识和，提高考察主体的识才水平。同时，要注意总结经验，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证领导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工作的有效实施，防止和克服考察工作的随意性和盲目性。要通过完善和建立干考察责任制、考察预告制、公示制、试用期制、票决制、执纪执法部门联审制等，使干部思想道德素质考察工作更加规范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