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跨境流动的社会学意义论文[五篇模版]

第一篇：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跨境流动的社会学意义论文

【内容提要】流动性是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移动人口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他们是某种类型的移民，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工作和生活，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被归类为移民，他们没有永久居留的意识，策略性地同时拥有多个居留身份。他们也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自我压力，而是自觉地与移居地社会保持某种自我隔离或者群体隔离。香港与内地跨境流动人口展示出的这种流动的复杂性，使我们重新思考居民身份与认同、社会团结与有效管治等深层概念的含义与机制。

【关键词】人口流动/跨境人口/香港与内地

【正文】

中图分类号：C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627（2011）01—0030—06

在多个历史时期，香港与内地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口跨境流动变得更加密切。自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进入内地工作和居住，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内地人前往香港工作和生活。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移民不同，这些跨境人口的显著特征是流动性，他们频繁地在两地之间穿梭往来，不把哪一个地方视为永久居留地，即使他们已经在两地租用甚至拥有住宅或物业。社会学传统移民理论研究一个地方移入或移出的人口，“移民”一词预设了单向流动方式即迁移到某一地方后就会定居下来。香港与内地间人口的跨境摆动对社会学移民研究提出了新论题。基于香港人口调查数据和课题组所做的30个访谈资料，本文探讨移民与流动性的社会学意义。

一、全球化与流动性

与中国不同，西方国家过去极少发生大规模的内部人口移动，个别的分散的迁移不足以构成大型的社会群体和社区结构。故而西方学者的研究对象一般都是来自国外的移民、其社会适应问题及文化影响。换句话说，传统西方移民理论研究的只是移民（immigrants）在移入地的生活状况，相对而言，对移民的迁移过程、移出地与移民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很少。同时，传统移民的迁移模式是从不发达国家永久地迁移至发达国家，由此而产生传统西方移民理论的以“熔炉”为基调，外来移民应该而且只能融入主流社会，以获得与主流社会人民相同生活条件和社会流动条件。这种移民理论隐含着这种假设：移民必定会成为本地永久居民，融入当地社会是移民的唯一选择，也就是说移民必须从思想观念到生活习惯都要进行彻底改变，以适应移居地的生活环境。在这种语境和意识形态下，“社会”意指一种统一管治、内部团结、有清楚边界的社会实体。

然而，20世纪末发生的移民全球流动呈现出新的迁移模式。亨廷顿基于对近10年迁移美国的中国、印度和墨西哥移民的观察指出，当今移民具有民族属性和文化上的跨国特性。移民社群不同于具有双重国籍的人，他们具有一种跨国身份，其成员虽然生活和工作于某一地方，却首先认同自己的故乡；移民社群也不同于一国之内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在民族属性和文化上具有跨越国界的特性[1]（230）。基于这种观察，社会学学者们提出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视角，强调认同的多元性对移民社会适应的影响，跨国主义唤起一种向前、向后不断迁移的想象，使移民能够在两个社会和文化中持续地利用由二元生活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2]（9）。在移民个人生活中，这种跨国主义会具体化为日常生活的双元取向和“双聚焦”（bifocality）。“双聚焦”对个人和家庭生活的目标与策略、个人意识与集体归属感、个人与集体记忆、消费方式和其他文化再生产模式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使跨国交往和意识在未来可能变成移民归属感中最显著的特征[3]。跨国主义效应不但改变了移民个人融入移居地社会的方式，也改变了“留在后面”（祖国）的非移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价值取向跨越本地[4]。正如亨廷顿的观察，今天的移民倾向于“离土不离根”。不少从事东南亚移民研究的学者也观察到，移民可能在日常生活层面为了适应移居地社会而改变行为方式，但是其文化观念和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仍然与祖国有着紧密的联系，国家制度的差别、本地人和移民的文化差别并未成为移民新生活不可逾越的障碍，他们运用自己的生活策略绕过这些障碍，具有“情境性的认同”（Nagata，1991）或者“一张脸多个面具”[5]（93）。

尤里（Urry）最近提出全球化与流动性，他认为在地方与全球之间的资源、信息流动过程中，地方性被俘获、再现、市场化和普遍化到全球其他区域，反过来，全球性也通过同样的过程地方化，因此，流动性是复杂的体系，这些复杂性颠覆着社会学关于“社会”的传统定义[6]。尤里提出的流动性机制是广泛的，当中最重要的机制是产品流动与人口流动，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原因是移民特别是多向摆动的跨境移民必定带来产品和信息等资源的跨境流动。而对于多向摆动的移民来说，迁居与适应则是一个多变的过程，其实践需要灵活的生活适应策略以及可变的社会网络来支持。

二、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流动人口

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跨境流动人口可大致分为三类：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和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居民。

1。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统计，2008年内约有218200名香港居民曾在内地工作，占香港总就业人口的6。2％。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到内地工作的人口从1995年的122300人上升到2004年的244000人，2008年有轻微下降（见表1）。

表1。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数量变化统计时间统计前12月内曾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统计前12月内曾在且需继续在内地工作的香港居民

人数（万人）占香港劳动人口百分比人数（万人）占香港劳动人口百分比

1995年9—10月12。234。29。733。4

1998年5—6月15。735。0133。54。1

2001年4—6月19。085。918。765。9

2003年1—3月23。827。422。607。0

2005年1—3月23。757。222。896。8

2008年7—9月21。826。221。266。0

数据来源：《第四十九号专题报告书》，香港统计署2009年2月。

与整体就业人口相比，这218200名曾在内地工作的人士的教育程度较高，他们中约46。4％具专上教育程度，而整体就业人口中的相应比例则为31。8％。在具不同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士中，具专上教育程度的人士曾在内地工作的比率最高，当中具专上非学位教育程度的就业人士曾在内地工作的比率为7。3％，而具专上学位教育程度的相应比率则为10。1％。在该218200人中，超过五分之四在内地工作时从事较高阶层的职业。当中约44。2％为经理及行政级人员，另42。3％为专业及辅助专业人员。这些数字远高于整体就业人口中的相应比例10。1％及26。3％。该212600名就业人士在现职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为20000元，较整体就业人口的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10500元为高。

2。在内地居住的香港居民。据2007年调查，6个月内曾在内地居住3个月或以上时间的18岁及以上年龄香港居民，这些居民既在香港居住亦在内地居住，人数为155400人（见表2）。与工作人口的特征相似，这些在内地居住

人口的教育程度、工作职位和月收入都比香港人口总体水平高，其中144100人在内地自置住宅物业，比率高达92。7％。

表2。在内地居住的18岁以上香港人口2001年4—6月2003年5—8月2005年5—7月2007年12月—2008年3月

人口数（千人）41。361。891。8155。0

数据来源：《第三十八号专题报告书》，香港统计署2009年4月。

按2008年的统计数据，这些香港人口中83％居住在广东省，只有17％居住在广东以外各省；其中31。3％住在深圳，16。5％住在广州，11。2％住在东莞，24％住在广东其他地区。总体来看，他们的居住地点在空间上都比较靠近香港，而且通常有非常方便的交通方式沟通两地。例如中山市有两地水上交通和口岸。

3。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居民。香港为吸引内地及境外人才，于1990年以后实施“非本地专才赴港就业计划”，其中包括“海外内地专才输入计划”（OCP），并分别于2001年和2003年7月起实施“内地学生留港工作计划”（MSG）和“内地专业人才输入计划”（ASMTP），自2000年至2008年3月底，前两项计划的入境人数约为5000人，2003年起实施的“内地专业人才输入计划”至2008年3月底达到21697人，这样三项计划输入的内地专才移民已近3万人。他们绝大部分拥有本科以上学位，作为高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士和辅助专业人士等专业人才身份获得工作签证在香港工作。

三、高移动频率和“自己人的社区”

除了上面数据显示的专业性较强和收入水平相对高之外，粤港之间跨境流动人口的另一个特征是跨境往返移动的频率很高。在2008年3月统计前12个月内曾在内地工作的218200人中，32。0％在此期间曾往返内地50次及以上，往返20～49次者33。9％，10～19次者13。5％，1～9次者20。6％，总计往返内地频率的中位数为40次，高于2005年进行的专题访问所得的相应中位数36次。关于每次在内地工作的平均逗留时间，在这21万余人中，36。5％每次平均逗留内地1～2天，14。2％每次平均逗留3～4天，36。4％则每次平均逗留5～7天，平均中位数为4天。而根据访谈资料，高频率流动的原因主要是与留港的家人团聚，其他原因包括工作需要和寻求医疗等。即使跨境生活已经持续了数年，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这种高频率的跨境流动。反观内地在香港工作的专才，情形也类似，他们的往返频率不及港人那么高，但其家人亦基本上留在内地，不跟随本人南迁。由此可见，在这些人群的观念中，跨境生活和工作都是暂时性的，所以他们才会把家人留在原居地。

超过一半的跨境港人在香港拥有自置物业，而出于投资或者方便生活考虑，跨境港人中不少也在内地置有物业。香港政府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调查期内，59。5％的港人在内地居住在住宅楼宇内，25。8％居住在员工宿舍；居住在住宅楼宇内的港人，15。3％拥有所居物业。此外有25。8％由雇主提供，39。4％由亲友提供。总计在内地拥有自置物业的香港住户超过12。7万，占香港住户5。7％。由于很多香港居民在内地购买或租用房屋，在广东省几个大城市逐渐形成了香港居民相对集中的居住区。

上世纪90年代初，广州番禺祈福新邨就把商品房销售对象锁定香港人这个特定群体，把这里定位成一个香港人回乡度假的地方，到香港回归前后，祈福新邨70％的房子卖给了香港人。这里成为香港人聚居的地方，每天都可以看到许多香港人带着大包小包从市区采购的生活物品搭乘社区巴士回香港。随后的雅居乐、碧桂园、星河湾这些位于番禺的楼盘也有着类似的定位。这些以香港人为销售对象的住宅区把香港住宅小区的设计格式和管理模式也复制到广东各大城市。例如引进专门的物业管理公司来管理小区，在中高级住宅区中建设“会所”作为业主活动场所。

由于港人在内地生活的持续时间比较短，又多聚居于设施相对比较完善的住宅小区，或者居于企业指定的员工宿舍，家人不跟随迁移，需要寻求例如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时就返回原居地，因此多数港人在内地基本上生活在自我隔离的状态，极少参与社区活动，极少作出社会适应的努力。在香港生活和工作的内地专才虽然也频繁往返两地，但一般每次在香港持续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通常都在一周以上，因此社交方面的积极性也相对较高。但是，调查资料显示，他们多数交往的对象不是香港本地人，而是和他们一样具有移民经历的内地人，同时也和迁移前的内地亲友保持着非常密切的沟通和情感关系，凭藉一张跨越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关系网络来解决异地生活遇到的困难。如果说香港人在内地社交状态的特点是自我隔离，那么内地人在香港社交状态的特点则是群体隔离。

四、跨境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和跨地域认同

由此看来，跨境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主要是通过三个方式达到的：1。通过频繁往返以满足公共服务需求；2。通过原居地的亲友网络或移居地的移民（即具有相似迁移经历的人）网络来解决移居地的生活问题；3。通过频繁往返和家人团聚来消减在迁移地社交不足带来的孤独。有趣的是，也许由于主要问题都能够通过跨境往返流动来全部或部分解决，在这些流动人口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多数人认为他们在异地生活基本上没有适应方面的困难。

近半香港居民认为他们在内地居住和工作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遇到问题的受访者当中，约有18％回答他们遇到的问题是社会治安，由于这个问题主要指向整体社会环境而非个人的生活适应，因此可以认为大部分香港居民在内地居住和工作过程中，社会适应方面的困难很小（见表3）。

表3。2007年12月—2008年3月统计的跨境工作港人的社会适应在内地工作和生活遇到的困难人数（千人）百分比

没有困难107。449。2

有困难110。850。8

其中：治安38。817。8

与家人分隔两地33。615。4

商贸制度19。79。0

医疗服务19。79。0

法律制度19。78。7

同事工作态度19。18。7

用不同方言沟通18。18。3

交通方面13。16。0

注：数据由多项选择统计。

数据来源：《第四十九号专题报告书》，香港统计署2009年2月。

香港政府的统计资料和我们的访谈资料都显示，人口跨境流动的理由都是寻求更高的收入、更好的职位和生活环境。对香港居民来说，内地较低的住宅价格和生活成本也是吸引他们的原因（见表4）。

表4。2007年12月—2008年3月统计期吸引香港人在内地居住的原因1。工作需要45。4％

2。内地居住环境较好22。6％

3。在内地有亲戚12。4％

4。内地生活成本较低9。7％

数据来源：《第三十八号专题报告书》，香港统计署2009年4月。

虽然在香港工作的内地专才移民在香港购置物业的比例很低，但是这些内地专才认为香港是学习和进行个人职业资历积累的好地方。与内地相比，香港更接近西方市场和西方文化，是发展职业的良好踏脚石。

然而，我们的研究发现，无论是内地的香港居民和香港的内地居民，对学习当地文化、融入当地社会所作的努力都很少。他们认为，香港、内地、国外都是有可能选择的工作地和生活地，对地域抱有灵活可变的认同。对香港居民来说，当他们发现其他地方有更好的工作机会时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

表5。2007年12月—2008年3月统计期吸引香港人返回香港居住的原因1。香港经济环境改善30。2％

2。难以适应内地生活24。2％

3。香港就业机会增加16。2％

4。大部分亲友在香港13。9％

5。与配偶子女团聚12。9％

数据来源：《第三十八号专题报告书》，香港统计署2009年4月。

把表3、表4、表5结合起来看，香港人前往内地生活的原因与返回香港生活的原因基本上是类似的，说明这群流动人口其实并未把迁移地视为永久的选择，相反，迁移是暂时性的，只要比较优势改变，他们就会改变选择。换句话说，跨境流动人群完全缺乏对移居地的认同和归属感。

对于在香港工作的内地居民来说，香港与其说是一个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战场，他们在那里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积累工作经验。30位受访者当中几乎没有人把香港视

为永久居留地，他们认为人生的下一站可能前往国外，可能返回内地；即使其中有些人在香港工作已经近10年，但仍然有一颗“漂泊的心灵”。以下两位专才的谈话很有代表性：

（访谈记录22，OCP）我觉得我可以包容各种文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但是骨子里还是（中国）大陆的思维。在哪就该尽哪个地方（居民）的义务。我对美国也是挺有感情的，在美国呆了十几年，可以说它是我第二故乡，香港可能是我的第三故乡。

（访谈记录16，MSG）差不多七八年可能最多就十年，或者过了香港之后下一站就是外国也说不定，但是之后会回去内地，因为那时候父母也老了嘛，需要我们去照顾。而且我很想回去内地做一些事情，内地社工比较少，我学了这个专业，在这个方面有优势有经验，干吗不回去做些事情呢？

总结

众所周知，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的跨境流动是在香港与内地经济参与全球市场的程度越来越深而产生的，这种全球化同时也加深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我们发现，流动性是香港与内地之间跨境移动人口的显著特征。一方面他们是某种类型的移民，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工作和生活，甚至租用或自置住宅物业；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被归类为移民，他们没有永久居留的意识，不放弃自己原来的居民身份，而是策略性地同时拥有多个居留身份。他们也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自我压力，而是自觉地与移居地社会保持某种自我隔离或者群体隔离。

社会学关于“社会”的传统定义是指自成一体内部团结、共同的公民身份与清晰的政府管治边界的社会实体。因此，移民意味着从一地出发终止于另一地。但是大量多向摆动的移民将模糊这些社会群体和行政管治的边界，香港与内地跨境流动人口展示出的这种流动的复杂性，使我们重新思考居民身份与认同、社会团结与有效管治等深层概念的含义与机制。

【责任编辑】李小凤

【参考文献】

[1][美]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2]Portes，A。&JoshDeWind。ACross—AtlanticDialogue：TheProgressofResearchandTheoryintheStudyofInternationalMigration[A]。Portes，A。&JoshDeWind（ed。）。RethinkingMigration：NewTheoreticalandEmpiricalPerspectives[C]。NewYork：BerghahnBooks，2007。

[3]Castles，S。TheFactorsThatMakeandUnmakeMigrationPolicies[J]。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2004（3）。

[4]Vertovec，Steven。MigrantTransnationalismandModesofTransformation[J]。InternationalMigrationReview，2004（3）。

[5]Chan，Kwok—bun。ChineseIdentities，EthnicityandCosmopolitanism[M]。London：Routledge，2005。

[6]Urry，John。MobileSociology[J]。The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2010（1）。

第二篇：社会学论文：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1

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又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下几个方面：

1、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水的质量。

3、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