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党课讲稿五篇

第一篇：公安党课讲稿

公安党课讲稿（三篇）

“两学一做”，就要常学，就是要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那么公安如何做演讲两学一做党课?

公安党课讲稿

据统计，当时被查处的“被糖衣炮弹打中的干部”，在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五大地区，有 122 万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片面依靠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治理腐败，导致反腐倡廉的探索出现了偏差，并为此付出了严重的代价。二是法治化反腐阶段。1978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面拨乱反正这一时期，中纪委第一书记陈云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著名论断。1982 年 4 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到 1983 年上半年，全国揭露并依据党纪国法立案审查的各类经济犯罪案件共约 1912 万多件。1989年，全国处分党员干部达到了当时几年的一个高潮。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两手抓”理论，即“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邓小平指出：经济上不去，要垮台;腐败不反掉，也要垮台。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提出了反腐败不应搞群众性政治运动，而应通过加强法制保障人民民主，走依法治腐的新路子。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提出：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要以“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反腐倡廉方针，注重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加大治本力度。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探索出了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支持和参与的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三是制度式反腐阶段。2002 年 11 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形成了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工作方针，提出了“反腐倡廉建设”的新思想，并且第一次将反腐倡廉建设同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一起确定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2007 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又进一步提出了‘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一切，标志着我们党和政府已真正进入制度反腐的新阶段。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又提出了要坚持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

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

同志们，“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对照无数前车之鉴，不容我们有丝毫懈怠;审视身边廉政环境，我们必须时刻警醒。每位同志都要珍惜自己的岗位，爱惜自己的荣誉，善待自己的家人，始终如履薄冰保持清醒，时刻绷紧廉政建设这根弦，切实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立足本职岗位，以务实的态度，勤奋的精神，廉洁的作风投入执法办案，祝愿每位同志都能用一辈子的清正廉洁和一辈子的小心谨慎，换取一生的前途事业和一家人的幸福安宁!谢谢!

公安党课讲稿

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尊崇党章、遵守党规，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力解决党员队伍在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使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理想信念、保持对党忠诚、树立清风正气、勇于担当作为，在学校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2016 年 3 月 4 日，学校党支部根据上级党委要求和学校支部工作计划，组织全校党员和行政干部开展了“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的“两学一做”系列学习教育活动。

在学习活动中，刘丽萍书记首先组织重温了入党誓词，刘文华副书记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修文县第一中学支部 2016 年工作计划》，李明文委员启动党员结对子工作，最后，刘丽萍书记就“两学一做”进行党课培训。

刘丽萍书记在党课培训中先就“两学一做”进行讲解，明确指出“两学一做”就是“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接着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从党的纪律有哪些?对学校基层党组织有哪些要求?对党员的纪律处分有哪几种?各种处分的期限和影响是什么?政纪处分有哪些?什么是直接责任?什么是主要领导责任?什么是重要领导责任?“讲政治、守纪律”，党员应该遵守的政治纪律有哪些?党的规矩是什么等几方面组织大家学习了《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相关条款。最后，还组织学习了贵阳市纪委、市监察局关于婚丧喜庆事宜“四严禁、一严格”的规定和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规定，视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哪些处分等内容。

通过培训学习，进一步增强了组织纪律观念，明白了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话不能讲。在今后将自觉做到遵守党的纪律不动摇，执行党的纪律不走样，时刻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和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在工作中用正确的理论武装头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提高防腐能力;在工作上要兢兢业业，积极向上，不求名利，坚持一切以学校利益为重的思想;在生活上甘为清贫，自觉摒弃贪图享受、唯金钱至上论，自觉抵制腐败歪风邪气。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学习先锋模范典型事迹，自觉维护党的良好形象和威信，自觉遵守党纪法规，绝不把自己混为普通老百姓。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脑子里要有明确的界限。自觉增强党性观念，大胆开拓创新，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紧跟学校的工作思路，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强化咨询和参谋职能，为学校跨越式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公安党课讲稿

今年 3 月份，我局组织认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习的系列讲话，通过这次学习，使我对党章和新时期下中国进军的路线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共产党的性质，理想目标，指导思想，基本要求，党员义务权益有了更深一层次的理解，在我政治理论上有了一次深刻的基础知识教育，从而也树立了自己对共产党员宗旨的崇高信仰。

一、扎实开展“两学”

1、新党章代表了中国每一代伟人对党所前进的方向和党的指导思想。新中国革命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新中国成立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新中国改革开放期是邓小平理论、新中国改革推进期是“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新中国发展时期是科学发展观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我们党作出每前进一步历史性的决策和贡献。就是要求我们每一名党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指导我们的工作。

2、物质文明建设已初建成效，精神文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必须紧密围绕党的基本路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新党章增加了纯洁性建设，纯洁性建设是先进性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在思想层面必须具有纯洁性，没有思想的清白，就不可能有作风上的廉洁，要从自省上提高自身修养。

3、作为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和习总系列讲话精神，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努力提高人民服务的本领。在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生活中起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已奉公，多做贡献，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4、要求我们每一名党员必须认真学习政治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提高自身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经常要给自己“输血”、“充电”，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才能发挥自身的作用，服务于人民。在工作中、生活中，不怕苦、不怕累，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5、通过学习党章和习系列讲话，深知作为一名普通党员干部也一样要坚持原则。在平常的生活、工作中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说实话，办实事。在政治上、思想上、作风上要以党章的规程严格要求自己，永葆一名党员的先进性、纯洁性，做好本职工作，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做一名当下合格的共产党员。

二、深入推进“两守”

1、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党忠诚老实，言行一致，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和小集团活动，反对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和一切阴谋诡计。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提倡共产主义道德，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2、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任何人任何事，一旦突破自己的极限，就将会出现无法控制的局面。就如一个气球一样，虽然可以越吹越大，但也是有底线的，一旦突破了那个极限的底线，气球必破。做人也是这样，特别是我们党员，手中掌握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如果不加以控制、不自我约束，就会渐行渐远直至走上不归路而不自知。

3、守纪律是底线，守规矩靠自觉。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道“可能有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文中所说的 “糖衣炮弹”就是我们要守纪律、守规矩。教导我们不要被金钱、美女、地位、权力等所诱惑。

三、全力以赴“两为”

1、为民、务实、清廉，首要是为民。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当干部就要多做造福人民的事”，要把为民造福作为从政的基本准则和不懈追求，作为检验工作的第一标准，无论是下基层展开企业调查调研，还是部署工作、解决问题，都要切实把人民群众是否高兴、是否满意、是否答应，作为根本检验标准来衡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尤其要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感情。

2、人心换人心，感情换感情。有了爱民之心，群众就会支持党的工作，缺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执政为民就是一句空话。我们应当努力做到亲民爱民，感情上贴近群众，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最大追求，把为人民

谋利益作为最高目的，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解民忧，实实在在帮民富。扎扎实实做好统计工作。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3、作为共产党员、国家干部，都是人民公仆，都应以为人民服务为己任，要做到立党为公，淡泊名利，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加强从政道德建设。无论是身处领导岗位，还是从事具体业务，都必须树立起爱岗敬业、勤勤恳恳的信念。要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

4、党员干部要增强服务意识，促进作风转变，在自己的岗位上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做到清廉为官。党员干部面前摆着很多诱惑和考验，要抵挡住各种物欲的诱惑和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经受住各种风险的考验，健康地成长。就必须加强党性锻炼，正确对待权力、地位和自身利益，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分清黑白，辨清真伪，做人民的好干部。

5、习总书记系列讲话第四章《实现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作为一名统计战线基层共产党员，应牢牢狠记这句话，应 “勇”字当头啃硬骨头，“先”字在手先行先试，“责”字在肩积极作为。要永葆清正廉洁，遵守纪律不走样，严守统计制度不含糊，严把数据质量关，为区委、区政府领导提供真实可靠的依据。

第二篇：公安廉政党课讲稿2019公安爱国党课讲稿

公安廉政党课讲稿2019公安爱国党课讲稿

今天，组织全体机关干部坐在一起,谈不上讲党课，就是跟大家谈谈心，唠唠家常。乡镇机关好比一个大家庭,前些年被同志们形象地称为机关大院。说起机关来，开放大门就是服务百姓，关起门来就是一个“小家”。“一家仁，则一国兴仁”，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一级政府，五脏齐全，距离群众最近的子单元“小家”，如何发挥好服务功能，保持好清正廉洁的政府形象离不开一个好的“党风党规”、“家风家规”。就新形势下的从严治党新要求来言，“守纪律、讲规矩”就是每名党员干部必须维护、必须做到的首条标准和刚性纪律要求，也是党内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永恒不变的主旋律。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要加强纪律建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习总书记旗帜鲜明地阐述了什么是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我们党有哪些纪律和规矩、党员干部应该如何遵守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纪律和规矩意识，在守纪律、讲规矩上作表率。习总书记的讲话，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腐败势不两立的坚定立场和正必压邪的坚定信念;是党员干部做政治上的“明白人”，确保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保持清醒头脑、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重要思想武器。守纪律是底线，讲规矩靠自觉。党员领导干部必须以更强的党性意识、政治觉悟和组织观念要求自己，将守纪律、讲规矩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另，现在省委在全省组织开展的“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两项行动,行动时间历时8个月，清理内容涉及乡镇的包括职责不分、谋取不当利益，脱贫攻坚政策不落实，招标投标不规范，违规设立“小金库”，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微腐败等问题进行清理，重点清理范围包括镇党委、政府领导班子，也包括在座的各位。此次行动就是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有力载体，是党内自我刮骨疗毒，对党内盘根错节的问题进行梳理和整治的过程，也是净化和维护基层政治生态的现实需要，行动离我们很近，就在我们身边，故坚决落实“挺纪在前”是非常必要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加强包括党章党纪、法律法规等在内的制度建设，增强制度执行力，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在党的十八大通过新修订的党章不久，总书记即要求全党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总书记强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党章就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规矩。”此后无论是到各地考察还是在中央主持会议，总书记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党员领导干部要守纪律讲规矩。总书记指出“定了规矩就要照着办”“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领导干部要把深入改进作风与加强党性修养结合起来，自觉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襟怀坦白、言行一致，心存敬畏、手握戒尺，对党忠诚老实，对群众忠诚老实，做到台上台下一种表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越界、越轨”“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教育，让大家都明白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做，哪些事该这样做、哪些事该那样做，自觉按原则、按规矩办事”，这次主题教育实际上就是与大家一起重温党章党规的过程，目的就是对规矩纪律的边界再次清晰和辨别，阐述守纪律讲规矩对于我们党的极端重要性。

那么，作为一名基层的机关党员干部，我们承担着比社会其它各阶层党员更为重要的责任和使命。我们应该全面了解哪些事该做且做好，那些事不该做、不能做，要有一个全面的、深入的客观认识。下面，结合自己从事20多年乡镇工作历程，浅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机关党员干部必须高度重视守纪律讲规矩

守纪律讲规矩是党的生命，是机关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时代责任和法治责任。

一守纪律讲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机关党员干部有一定的职权、一定的职责。许多党员干部还有一定的不同职级的权利，在机关中都处于承上启下、沟通内外的重要位置，肩负着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的任务，更重要的是要发挥执行、控制、协调、管理等能动作用，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遵循组织程序、服从组织决定、落实党的决策中，守纪律讲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这是由机关党员干部肩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

二守纪律讲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时代责任。机关党员干部，肩负着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责任，肩负着各个领域宏观指导和管理的职能。首要的职责就是要认真贯彻党的各项路线、方针和政策，执行党的决议，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尤其要在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推进社会事业和社会管理改革发展的伟大进程中，党员干部必须承担起这一时代责任的重担，必须讲规矩守纪律。

三守纪律讲规矩是党员干部的法治责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意志的集中体现。机关党员干部作为国家行政事务的治理者、党和政府的方针、路线的执行者，在治理工作中，必须具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高度的执法自觉性，必须要自觉地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维护法律的尊严。作为机关党员干部，要依照国家的法律、法规来执行公务，不能随意行事。毫无疑问，守纪律讲规矩是机关党员干部的法治责任。

二、机关党员干部应当守什么纪律讲什么规矩

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是克服各种艰难险阻、战胜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法宝。机关党员干部应当守什么纪律，讲什么规矩第一是党章。第二是党的纪律。第三是国家法律。第四是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机关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重要的就是要遵守党的纪律党的规矩。党的纪律包括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群众纪律、人事纪律等等。党的规矩包括党的政治规矩、组织规矩、工作规矩、生活规矩等。机关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就是要在政治上讲大局，在团结上讲民主，在程序上讲规范，在组织上讲秩序，在原则上讲坚持。切实做到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五个“必须”和“决不允许”。即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必须遵循组织程序，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不得违背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不得默许他们利用特殊身份谋取非法利益。

三、机关党员干部要切实做到守纪律讲规矩

面对“四个全面”的新要求，必须把守纪律讲规矩放到重要位置。这是对党员干部党性和对党忠诚度的重要检验。

一机关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必须对党忠诚。党员干部只有对党忠诚，才能自觉做到守纪律讲规矩，才能自觉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照办，党中央禁止的坚决杜绝。要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作支撑，要不断地通过理论学习来强化，通过党性锻炼来培养。这也是全县、全镇正在开展的“作风纪律大检讨”专题活动中深入检讨政治意识不强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还包括第三条深入检讨工作纪律松驰、秩序涣散的问题工作时间迟到早退、串岗闲聊、办私事、擅自脱岗，工作日中午饮酒，玩电脑游戏、网上购物炒股、观看或下载影视等与工作无关内容的行为;开会时无故不到、提前离场，会场上交头接耳、打电话玩手机、扰乱会场秩序等行为;值班期间擅离职守、饮酒、不按规定上传下达，或者私自让非值班人员顶岗等行为;闲话生非、制造传播虚假消息、泄露内部信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等行为;不请示、不汇报、不作为、应付了事、消极怠工，以各种理由不服从管理或违反规定程序擅自行事，对下属和有工作关系的单位或个人态度生硬、推诿扯皮、故意刁难等行为。可以说检讨内容涉及的很全面，包括每个角落。就拿端午节放假来说，放假三天门店市县纪委查了3次，其他乡镇也有4次的，这就是一个信号，希望大家一定要引起必要的重视。

二机关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必须严于律己。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没有理想和纪律，实现中国梦是不可能的。机关党员干部只有把守纪律讲规矩作为自己的美德，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作为自己坚守的政治底线来严于律己，用“三严三实”来加强自己的政治素质修养、思想品德修养、工作能力修养，才能在惊涛骇浪中不迷失方向，才不会犯错误。要做到慎独、慎欲，用理性克制情感，严守纪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做到自尊、自爱，珍惜拥有、珍惜名誉、珍惜岗位，不做违法乱纪的事。特别要注意净化自己的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广交益友、诤zhng友，能够勇于当面指出缺点错误，敢于为“头脑发热”的朋友“泼冷水”的人，帮助自己的朋友。要远离“小圈子”，官商交往要有道，心中这座“城”要筑牢，不要搞成彼此不分、公私不分的关系，真正做到君子之交淡如水，还要严格管好亲属亲友和身边工作人员。特别在正风肃纪、严格监督的新常态下，一定要注意从工作细节、生活小节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不侥幸、不马虎，不要认为吃顿饭、喝个酒是小事，小事小节中也有党性、有原则，一定要强化自我约束，时刻严于律己，绷紧作风建设这根弦。我们要领导干部一定带头执行，一定要稳住“心神”，把好“家门”，把一些“纷扰”看清楚、看明白、看真切，真正识得破、抵得过、顶得住，做个明白人。在座的中层干部也要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力，因为权则是对等的，不可分割的,有权就必有责，违规必追责。

三机关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必须履职尽责。岗位职责是我们工作的标准，机关党员干部只有清楚自己的岗位分工和职责，才能更好的履行职责，才谈得上为人民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才能更好的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机关干部是个复合型的角色，扮演好这个角色，必须具备应有的素质能力和过硬的工作作风。一要讲究方法。机关干部要自觉做到点要主动、线要能动。点要主动，机关干部作为机关建设的一个基点、单位整体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要以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主动作为强能力，超越自我提标准，带入整体增效益，凝心聚力促发展，切实打牢建设发展根基。线要能动，纵向上要通过规范机制理顺上级和下级、机关与村的关系，统一战线，以责权促能动、任务促能动来实现工作连接的顺畅。二要勇于创新。机关干部要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形势任务的变化，用创新的理念、创新的思路和创新的手段解决问题、推进工作。三要跟踪落实。跟踪落实是做好工作的关键，也是衡量和检验机关干部责任心的重要标志。机关既处在宏观统筹与微观管理的交叉点上，又处在协调上级与沟通下级的联系点上，还处在科学指导与具体实施的结合点上，这就要求机关干部执行落实必须动真格、能较真、敢碰硬，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四机关党员干部守纪律讲规矩必须真诚为民。“全心全意”就是强调为人民服务必须要真诚。真诚为民，才能为党的事业汇聚载舟之水，夯实立党之基。习近平指出“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优良的作风把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诚地去为人民做好事、实事，不要面子、不为政绩，自觉地为人民利益做长远打算，只有这样，手中的权利才能真正成为为人民谋福祉的工具。如，群众服务接待方面，我们要创优办公环境，只要群众进了院，不管是办理事项也好，政策咨询也好，反映问题也罢，我们都要拿出百分百的热情来接待，实现一站式服务、首问负责。是自己分管的事项，当时能解释政策和答复办理的，即时办结，对暂时无法办结的，进行合理化答复。不是自己分管的，也不能拒之门外，“我不清楚，不是我管的”搪塞应付。我们学会换位思考，如果自己是来访对象，你的心理会是什么滋味，不是自己分管的，可以领着群众去找对口部门，不在的要想法取得联系，群众少跑一次，说明我们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又近了一步。再如，当前正在开展的扶贫攻坚行动，我们机关干部基本都确定了4-5名帮扶弱势群体户。精准扶贫的着力点在哪老百姓支持不支持这就需要我们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拿出“三进三同”的干劲儿，通过走村串巷，与村委干部、村民代表和农户谈心交流，迅速摸清了他们的情况，特别是贫困的现状、致贫原因及贫困户眼中的期盼。摸清摸透情况才能制定因人而异的方案，一户一案，工作才会有的放矢。要切实实现真正脱贫致富，必须利用好政策，用好人脉，想尽办法为有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创造好的创业脱贫环境，如帮助协调贷款搞养殖种植、纳入村庄建设用工范畴等，要不遗余力真诚俯身精准扶贫，设身处地增强一心为民公仆情怀。

“家风”连着党风，“家风”折射党风，希望通过今天机关家庭会，大家对自己的生活工作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从严从实守纪律、讲规矩、知敬畏、存戒惧，远离违纪红线，要守住初心，从一而终。

第三篇：公安人员培训讲稿

公安人员培训讲稿

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理念

杨文杰

刑事司法理念，主要是针对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方略而言。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载入了宪法。但法治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应当是有具体内容的。从法治这个概念中可以合乎逻辑地引申出刑事法治的概念，所谓的刑事法治就是指刑事司法领域的法治状态。刑事法治是法治的最低标准，因为在一个社会里面，如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就很难称其为法治的社会。因此，在建设法治社会当中，我们应当关注和推进刑事法治建设。

下面主要从三方面围绕刑事司法理念这个问题来加以探讨。

第一，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问题

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这一对范畴当中，合理性是其关键词。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都要追求某种合理性。合理性又分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二者不同之处在于：形式合理性指的是客观的理、手段的理；而实质合理性指的是主观的理、物质的理。我们在追求合理性时，总是希望二者兼得，既获得形式合理性又获得实质合理性。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两者往往存在矛盾和冲突，在法的领域亦无例外。古语有：法有限,情无穷，即很难用有限的法来规范无穷的情。而这种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就是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矛盾在法领域上的深刻反映。在刑法领域中，所谓法的有限指的是法律条文有限，法律规定有限，刑法设置的罪名有限。而所谓情无穷指的是在社会生活当中，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象是无穷的。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的矛盾，主要是由两个因素所决定：第一个因素，是立法能力的有限性和犯罪无穷性的矛盾。在制定刑法时，立法者要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将它们设置为罪名。在刑法当中确定下来。但是由于立法者的概括能力有限，而现实生活中的犯罪现象是无穷无尽的。这就决定了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不可能把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种各样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毫无遗漏的在刑法当中规定下来。第二原因是由于刑法的稳定性和犯罪的变动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刑法具有稳定性的要求，不可能朝令夕改，而犯罪现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处于永恒的变动当中。这种变动可以分为两个趋势：一个是犯罪化的要求，也就是行为在立法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或者它的危害性没有达到犯罪程度。因此，立法者没有把它规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这种行为出现了，并且行为的危害性达到了犯罪。因而就提出了犯罪化的要求。也就是说，应该在刑法当中，把它们规定为犯罪。另外一种是非犯罪化的趋势，有些行为在立法的时候，它的危害性达到了犯罪程度，因而被立法者规定为犯罪。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降低了，甚至消失了。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因而要求予以非犯罪化。可以说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项运动，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的一个永恒的过程。我们的刑法由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要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法典从它制定出来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滞后于社会生活发展，滞后于犯罪现象的发展。由以上两个原因所决定，刑法规定的犯罪实际上只是社会生活当中规定的犯罪的一部分，甚至是一小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认定和惩治犯罪，就意味着：在刑法中没有规定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某些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不能按照犯罪来处理。因此，我们就获得了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但是牺牲了某种事实和理性。反过来，如果对那些刑法当中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具有严重危害社会的这样一种行为，把它按照犯罪来处理。那么我们虽然获得了事实的理性，但是有可能牺牲法律上的形式合理性。因此，在刑法当中就存在着这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中国古人在2000多年以前曾经提出过一个方案，这就是我们大家知道的类推。中国古代春秋时期著名思想家荀况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有法者依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这就话的含义就是如果法律有规定的，那么就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处理；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就按照类推的办法来解决，显然类推和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某种案件，这两种方式之间的逻辑基础是有所不同的。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着逻辑的同一性。在类推的情况下，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这种同一性，但是存在着一种相似性。正是通过这种相似性可以对法律的规定来进行类推。因此，类推是扩大法律适用的方法。通过类推，使法律规定不仅适用于和法律具有同一性质的案件事实，而且扩大到和法律事实之间具有类似性的案件事实。这样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法的有限性和情的无穷性之间的这种矛盾它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只要有法律存在，这种矛盾必然永远存在。但是，这种矛盾确实能够通过一定的办法来加以一定程度的缓解，类推就是其中的一种方法。所以中国刑法在过去2000多年以来，都是采用这种比、赋、援、引的的方法，也就是通过类推适用使得法律能够更大范围的适用于各种法律中没有规定的案件。在中国古代的唐律中曾规定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叫做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所谓入罪举轻以明重是指一个行为，刑法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要想把它作为犯罪来处理，可以采取举轻明重的方法，就是说一个轻的行为在刑法当中都规定为犯罪，你这个行为比它重，即使刑法没有规定，也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所谓出罪举重以明轻指的是一个行为刑法没有规定它不是犯罪，要想不作为犯罪来处理，就可以采用举重明轻的方法。意思是说一个重的行为刑法都明文规定不是犯罪，那么这个行为比它轻，当然更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通过这两种方法就使得法律当中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或者没有明文规定不是犯罪的行为能够分别按照罪或非罪来处理。这样一个司法原则，应当说对于法律的适用还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在这里面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入罪举轻以明重这个原则。入罪举轻以明重这个原则在唐律疏议当中曾经作过一个解释：唐律当中规定了预谋杀害近亲属的就要处以斩刑。这里所谓的预谋指的是预备，阴谋、策划，只要你阴谋策划杀害近亲属，就要处以斩刑。唐律疏议就说这个法律它规定进行阴谋策划要处以斩刑。但是经过阴谋策划以后，具体实施了杀人行为，把人杀死了，或者没有杀死，但是杀伤了，这种情况如何来处理？唐律当中并没有规定。这时就可以采用入罪举轻以明重的方法。也就是说预谋就要处以斩刑，那么你经过了预谋以后又实施了杀人，当然更应当处以斩刑。所以，中国这种举轻以明重就使得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能够按照犯罪来处理。唐律疏议讲的举轻以明重我认为还是有法律根据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轻的行为和重的行为之间存在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也就是说，轻的行为是重的行为已经经过的一个必要的阶段。你先进行预谋，预谋了以后又去实施杀人，这个杀人是经过了预谋，但是又超越了预谋阶段，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杀人行为实际上已经满足了预谋条件，但是它又超过了预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过预谋以后去实施杀人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预谋这个罪的构成要件，甚至要超过预谋。在这种情况下，举轻以明重我认为是合理的。这种现象在我国刑法当中是实际存在的，比如我们刑法规定了抢夺国家档案罪，但并没有规定抢劫国家档案罪。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当中发生抢劫国家档案的行为，能不能按照抢夺国家档案罪来处理？我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在抢劫、抢夺这两种犯罪行为当中，都存在着“抢”这样一个内容。抢劫不是一般的抢，是使用暴力来抢，所以抢劫这个罪，实际上已经满足了抢夺罪的构成要件，又超过了抢夺，比抢夺罪要严重，在抢夺、抢劫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方法，即使没有关于抢劫国家档案罪的规定，也完全可以按照抢夺国家档案罪来处理。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当轻的行为和重的行为之间不存在逻辑上的递进关系，而是存在逻辑上的类似关系时，如果再采用举轻以明重的方法，对这种重的行为按照类推来处理可能就是一种重的方法。

比如说，某地有一条交通规则，讲的是禁止牛马通过，现在问题是骆驼通过了，那能不能用禁止牛马通过的规定，来禁止骆驼通过，骆驼通过是否违反了禁止牛马通过的规定？对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交通规则是禁止牛马通过，而骆驼既非牛，又非马，当然不在禁止之列。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这个交通规则的制定者之所以禁止牛马通过，而不禁止猪、狗、鸡、羊等这样一些小型动物通过，主要是因为牛马的体积、重量都比较大，牛马通过会妨碍交通秩序。现在这个骆驼无论是体积还是重量都要超过牛马，既然牛马通过都会扰乱交通秩序，那么骆驼通过就更会扰乱交通秩序。因此，对于骆驼通过也应当予以禁止。在这两种观点之中，我认为主要是存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第一种观点所主张的是一种形式合性的观点，也就是说一个行为或者一个事物是否禁止，主要在于法律有没有规定。如果法律规定予以禁止，就予以禁止。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应当禁止，那么就不予禁止。这种观点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某一事项。至于在这个交通规则当中，它只禁止牛马通过，没有禁止骆驼通过。即使骆驼通过会扰乱交通秩序，既然法律没有规定，就不应当予以禁止，它强调的是形式合理性。当然，坚持这种形式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就有可能牺牲实质合理性。而第二种观点所追求的是一种实质合理性，尽管法律没有明文禁止骆驼通过，但是通过骆驼和牛马的比较，就可以明显的看出来，骆驼通过是会扰乱交通秩序的。因而，通过举轻以明重这样一个原则，牛马禁止通过的交通规则，适用于骆驼通过。这种情况下，可以说是获得了某种实质合理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却牺牲了形式合理性。因为，在交通规则当中，毕竟没有明文禁止骆驼通过。在这个例子当中，通过举轻以明重，运用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来禁止骆驼通过。实际上在牛、马和骆驼之间当然存在着轻重关系。牛、马为轻，骆驼为重。但是牛马和骆驼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递进关系，而是一种类似关系。通过举轻以明重，将禁止牛、马通过的交通规则扩大于禁止骆驼通过实际上就是一种类推。这种类推能够获得实质合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法律的不周延性。它是以追求实质合理性为动机的，可以说对于实质合理性的追求始终是人类内在的冲动。我们的社会生活经验对这种追求也是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比如说，某地公园里有一个池塘，池塘里面养了鱼，管理人员在池塘旁边立了一块禁止牌，上面写的是禁止垂钓，现在的问题是，池塘里面有一个人，他没有在钓鱼，他在张网捕鱼。公园管理人员来禁止他的行为，那么张网捕鱼者为自己的行为作以下辩解，他说你牌上写的是禁止垂钓，我并没有在这里钓鱼，我是在这里捕鱼。你不能用禁止垂钓的规定来制止我的张网捕鱼行为。面对他这样的辩解，任何一个具有正常理智的人都会作出相应的判断，认为他是在狡辩，我们都会赞同公园管理人员按照禁止垂钓的规定来制止他的张网捕鱼行为。那么，在我们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举轻以明重，这样一种建立在实质合理基础之上的思维方法在起作用。因为根据禁止垂钓的规定，在这个池塘里面连钓鱼都不允许，钓鱼是一条一条往上钓，而张网捕鱼是一网一网往上捞。钓鱼为轻，捕鱼为重。既然轻的要禁止，重的更要禁止，由此可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是按照实质合理性的方法来判断问题。不仅如此，这种建立在实质合理性基础之上的类推方法在有关的法律适用当中，也是经常采用的一种审判方法。比方说在民事审判当中，就经常采用类推的方法，拿破仑的民法典有这样一个规定，说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不能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拒绝受理民事案件。否则，就构成犯罪。也就是说，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面对公民所提起的民事诉讼，无论是法律有规定的，还是法律没有规定的，你都应当无条件的受理。如果法律规定的受理，法律没有规定的就不受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甚至要构成犯罪的。那么民事法官在受理了案件后，对于那些法律有规定的，当然可以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对于那些法律没有规定的民事案件，他怎么来解决？这里面就涉及到民法当中的一个基本原则：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是民法的帝王条款，反映了民法的基本精神。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你适用法律规定来处理民事案件就是在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来处理民事案件。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从诚实信用原则当中引申出处理具体民事案件案件的有关法律规则。因此诚实信用原则具有一种开放功能。它使得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开放的规范性集体，使得法官享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官他实际上是在积极的适用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发展法律，甚至是在创造法律。这一点，从我们国家最近几年来的民事审判发展过程当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我们的社会生活发展很快，而法律往往滞后。

比如说网络，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网络在社会生活中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随着网络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联系越来越紧密，就会出现网络上的各种各样的纠纷。像网络上的名誉权纠纷、网络上的知识产权纠纷等等。而我们的法律总是滞后的，有些问题法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规定。但法官不能说法律没有规定我不能受理，这是不允许的。那你受理了网络上的纠纷以后，如何解决这些网络纠纷？这就需要我们的法官进行创造性的思维。使得这些纠纷能够得到合理解决，其中就有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运用。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运用实际上是在创造法律，所以法官有创制法律的功能。比如说我就有一个亲身的体会，前几年有一个国家数字图书馆，出于经营的目的，它把有关的文本著作转化为数字上网，供大家阅览，并且可以下载。这个数字图书馆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把我的十多本著作上了网。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当然我本人是一个网盲，很少上网，但是我的学生发现了。他问我，是否经过我的同意。我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学生当律师，就说我来帮你打官司。代表我到北京市海淀区法院状告国家数字图书馆侵犯著作权。这样一个网络的侵犯著作权的案件，我们过去虽然也有著权法，但是规范的是文书著作权被侵犯以后，如何来解决。网络当中侵犯著作权，在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他的这种做法，主要是作品上网以后呢，用户可以下载，下载可以复印，然后向图书馆交费。这种情况和图书管理买了你的一本著作文本供读者借阅，借阅以后他也可以复印，好像跟这个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这样的话就谈不上侵权，因为你的文本著作人家买了一本，他可以复印。但是在网络上，他是不是可以这种经营，可以下载，这个问题确实在法律上没有规定。但是后来海淀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我的这个案件的时候，他就发明了一个词 叫做网络著作传播权，认为这个国家数字图书馆侵犯了我的网络著作传播权。因而，构成了侵权。所以，判决国家数字图书馆赔偿我8万元，因为我有200万字的著作被他侵权了。这个判决出来以后确实有一个判例的效果，后来引起了整个数字图书界的重视。因为过去有很多类似的数字图书馆都想在网上建设图书馆。当然，这个想法本身是好的，但是它这个著作权的版权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这个判决产生很大影响，我看到人民法院报还发表了好几篇文章，专门研究这个判例。尤其对这个判例当中所提到的网络著作传播权来进行研究，这种判决中法官确实具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他是在创制法律。但是现在法治社会的刑法是绝对的禁止类推，而主张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功能是一种限制功能，限制国家的刑罚权。罪刑法定原则使得刑法典成为一个相对封闭的规范。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有一种限制职能，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的原则，具有一种扩张性能。这两个基本原则，在两个部门法当中的机能正好是相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主要是由于民法和刑法这两个部门法的性质不同决定的。民法它所解决的是民事纠纷，民事纠纷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纠纷，而且民事制裁的方法并不涉及公民重大权利的处置。民事制裁一般是排除妨碍、恢复原状或者损害赔偿。但刑法却不同，刑法所规范的是犯罪。犯罪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孤立的个人反抗统治关系的一种斗争，因此犯罪实际上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的一种纠纷。而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任何一个人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你别看犯罪分子在犯罪的时候面对被害人是张牙舞爪，十分猖狂。但是在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他又变成一个弱者。因此，国家和个人之间不是平等的关系，尤其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行为一旦被认定为犯罪，轻则剥夺权利、剥夺财产，重则剥夺自由、甚至剥夺生命。因此，刑法关系到对一个人的生杀予夺。正是刑法和民法存在着在性质上的重大差别，所以在现代法治社会的刑法当中，必须要采用罪刑法定原则，对国家的刑罚权来加以严格的限制，罪刑法定原则意味着在国家的刑罚权与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司法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来认定犯罪和惩治犯罪，不得超越法律。而公民个人只有当他的行为触犯了刑律，构成了犯罪的情况下，才应当受到刑法处罚。在它的行为没有构成的犯罪的情况下，就不能对他进行非法拘禁。因此罪刑法定原则使得法治社会的刑法，具有某种契约性，也就是说它是国家和公民个人之间的一种约定。这种契约性使得法治社会的刑法，获得了某种正当性，使它建立在宪政的基础之上。这也正是法治社会刑法和封建社会专制刑法根本区别之所在。专制社会也是有刑法的，刑法甚至还十分的完备，但是在专制社会里，它根本不可能实行罪刑法定的，专制社会里刑法只是国家单方面镇压犯罪的一种工具。它并不形成对国家本身的一种限制。只有在法治社会，由于实行罪刑法定，刑法规范才具有了双重性，是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统一。这里所谓行为规范指的是刑法对公民个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引导作用。某些行为刑法规定为犯罪的，那表明国家法律对此是禁止的，公民就不能去做。如果去做了，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刑法具有对公民个人行为的一种约定功能。另外一方面，刑法又是一种裁判规范。所谓裁判规范指的是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的时候，必须要遵循的法律准则。也就是法官在认定罪犯和对刑罚进行裁量的时候，必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定罪量刑。那么这种裁判规范，就意味着刑法它也是用来规制司法机关定罪量刑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法治社会里面，刑法并不仅仅是用来约束老百姓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用来约束我们司法机关的。在这种情况下，刑法才获得了某种正当性。因此，对刑法来说，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在我国1979年的刑法当中，并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而是在当时刑法的第79条规定了类推制度，那么，对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如果它的行为达到犯罪程度，就可以比照刑法分则类似的条文来定罪处罚。这种类推和罪刑法定是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一个国家的刑法只要是规定了罪刑法定就排斥类推，而只要是规定了类推，它就不可能是罪刑法定。当时之所以规定类推制定，和专政式的司法理念占主导地位有很大关系。但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这种民主法治意识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在1997年刑法修定当中，就废除了类推制度，在刑法第三条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规定可以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表明我国刑法在法治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罪刑法定原则在刑法中的规定，表明我国的刑法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但是我们认为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要使罪刑法定原则在司法过程当中，得到切实的贯彻。也就是说要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可以通过一次立法活动来完成，是比较简单的，是一朝一夕能够实现的。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它却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可能需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实现。因此，在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立法化以后，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如果罪刑法定不能司法化，罪刑法定原则只能是一条法律口号、一条法律标语，是一纸空文。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当中，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首先，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司法独立。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和对犯罪进行量刑的时候，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而不应当受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涉。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法官不能独立办案，那么罪刑法定的司法化根本不可能实现。应当说，我国在这一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障碍。最近几年的在司法改革当中，虽然一再强调司法独立，强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但是审判权的行使、检察权的行使，还往往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涉。这种干涉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不可能真正实现的。第二方面，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提出了一个刑法司法理念转变的问题。也就是说要从过去建立在专政基础之上的以实质合理性为准的刑法司法理念转变为建立在罪刑法定原则基础上的，以形式合理性为要求的刑法司法理论。过去的刑法司法理念强调的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为一个行为只要具有社会危害性，它就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特征，这样的观念在我们司法人员头脑当中是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实质上是一种实质合理性的思想观念，而罪刑法定原则恰恰是建立在形式合理性的基础之上。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 不为罪，也就是说区分罪与非罪，唯 一的标准就是在于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如果法律没有明文规定，这个行为即使具有再大的社会危害性，也不应当作为犯罪来处理。当然在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应当选择形式合理性，而尽量不牺牲实质合理性。我们在司法过程当中，往往说我们既要办案的法律效果，又要获得办案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当然在很多情况下是统一的。但是也不能否认，在少数情况下，或者在个别案件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两者是有矛盾的。你要获得法律效果，就可能会牺牲社会效果。你要获得社会效果，可能就会牺牲法律效果。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存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到底是要法律效果牺牲 社会效果，还是要社会效果牺牲法律效果，这是一个重大的选择。那么根据罪刑法定原则，显然应该把法律效果放在首位，因为看一个行为是否有罪，就看法律效果。如果法律没有规定，你这个行为无论具有多么大的危害性，都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所以，这样一个原则是必须要坚持的。当然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坚持一种形式合理性往往会以牺牲实质合理性作为代价。也就是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使我们的法治得到健全、得到完善。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它可能会牺牲实质合理性。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承受这种代价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因此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宣称自己的刑法是实行罪刑法定的，但是世界各国实行罪刑法定的程度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下，罪刑法定会带来某种事实合理性的消失，你越是严格罪刑法定，这种实质合理性可能会丧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来选择，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一个例子是法国的例子，法国刑法当中规定有脱逃罪。实际上，脱逃罪世界各国刑法都有规定。我们国家刑法也有规定的，但是法国刑法关于脱逃罪的规定呢，是比较特殊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明文列举了脱逃的三种方法，根椐法国刑法典的规定，采用攀墙、掘洞、蒙混的方法，构成脱逃。应该说这三种方法，基本上囊括了脱逃方法。因此，在过去100多年的司法实践当中，并没有出现问题。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法国发生了这样一起脱逃的案件。这个监狱内的囚犯和监狱外的人内外勾结。有一天，趁监狱内的囚犯在操场放风，从空中飞过来一架直升飞机，停在监狱操场上空。然后从飞机上降下了横梯，这个监狱的囚犯早就知道了，就爬上横梯，飞机就飞走了。显然，这个行为是一个脱逃行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律师作出了无罪辩护。律师它的辩护理由就是说，你这个刑法典规定采用攀墙、掘洞、蒙混的方法，构成脱逃罪。但是我这个被告人即没有攀墙，也没有蒙混。所以他这个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脱逃罪的构成要件，不应当按照犯罪来处理，要求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法官就采纳了律师的辩护意见，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的例子，英国制定法有这样一个规定，在皇家飞机场的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的，构成犯罪。那么，现在有一个被告人，他不是在跑道附近，而是在跑道当中来扰乱飞机秩序。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以后呢，律师也同样作出了无罪辩护。他说你这个法律规定的是在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构成犯罪，但是我这个被告人他并没有在跑道附近，而是在跑道当中。所以他不符合扰乱飞行秩序罪的构成要件，要求法官作出无罪判决，法官也同样采纳了律师的意见，对本案作出无罪判决。这两个案件，法官所作出的无罪判决，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在这两个案件当中，两个被告人的行为，从实质意义上来判断，都是犯罪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第一个案件它显然是一个脱逃行为，第二个案件，法律规定在飞机场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就构成犯罪，那你在跑道当中，应当说在跑道当中比在跑道附近更能扰乱飞行秩序，像这种情况，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入罪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对他按照犯罪来处理，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既然在跑道附近扰乱飞行秩序，就构成犯罪。那么在跑道中间就更构成犯罪。两者之间有一个轻重关系，而且在轻刑位和重刑位之间，我们也可以说它有一种逻辑上的递进关系。因为你跑到跑道中间当然是经过跑道，超出了跑道附近。所以是一种更为严重的行为。所以按照举轻以明重对这种行为进行处理应该说还是有法律根据的。当然，对这两个案件法官都做出无罪的判决。那么它无罪判决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判决？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考虑的问题。它的理由应该说是这样，根据严格的罪刑法定原则，一些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在于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而法律的规定，就体现在法律的字面上、法律的文字上。这两个案件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是一种超出法律 字面的判断。尽管在这两个案件当中，这种超出法律字面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两个人的行为确实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如果允许法官超出法律的字面来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那么就不能排除在其他案件中，这种超出法律字面判断是错误的。就会侵犯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为了绝对的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那在认定犯罪的时候，就绝对不允许超出法律的字面含义。在这个情况下，尽管在这两个案件当中，是放纵了个别的犯罪，但是却维护了整个法治的权威。确保以后不会发生侵犯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这样的事情。因此从整体上来分析是得大于失。所以作出这种判断是有它法治的基础，有它的正当性。他们仍然是从保障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为了达到这样一个司法的根本目标，即使在个别案件中放纵了个别的犯罪人也仍然是值得的，这是一个必要的丧失，所以这样的一种刑法的司法理念，距离我们现在的认识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我们现在还难以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在罪行法定原则司法化过程中，我们的司法理念所面临的重大转变。这个转变是个艰难的过程。罪行法定原则司法化的过程中第三个问题是对我们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包括检察官和律师，因为在罪刑法定的原则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看法律是否有明文规定。因此如何来理解法律的规定就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的司法人员能够正确的理解法律。其中有一个找法的过程，也就是说法律规定是需要我们去寻找的，法律规定并不是机械的放在那等着我们去使用。在很多情况下，能不能找到一个法律对于一个案件的处理是十分重要的，实际上法律规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分析法律的字面就可以判断一个行为法律是否规定为犯罪。另外一种是隐性的规定，即从法律的字面看不出对一个行为是否有规定，而需要对法律的内容作符合逻辑的分析，对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才能最终作出结论。我们的司法人员如果不能正确的找到法律，那么就会出现出乎人意的效果，比如说一个行为法律本来是有规定的，但是我们没有找到这个法律规定，误认为这种行为法律是没有规定的，因而作出无效判决，这样就会放纵了罪犯，另外有些行为法律是没有明文规定的，但是我们误以为法律是有明文规定的而把它当作犯罪来处理，这就会冤枉了无辜。因此无论是误无罪为有罪还是误有罪为无罪都是违反罪行法定原则的。因此法官的素质要求在罪行法定原则下是很重要的。这种找法的艰难的过程在很多案件中都会反映出来。当然绝大部分案件在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之间的统一性是很容易被认定的。但有些案件与法律规定之间的统一性是很难认定的。需要我们对有关法律规定进行细致的分析，否则就会在法律适用上发生错误。拿前几年山东的一个案子来讲，有一内地居民乘飞机从香港返回济南随身携带了10公斤黄金，并未经过申报带回到内地。案发以后他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引起有关方面的讨论。这种行为显然是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那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就要看刑法是否将其规定为犯罪，因此就需要去寻找法律的规定。既然是走私行为我们就需要在刑法关于走私罪的规定中去寻找，按刑法第151条第2款关于走私贵重金属罪的规定，贵重金属包含了黄金、白银等，那这种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是否构成走私贵重金属罪呢？当我们仔细看刑法第151条第2款的规定后就会发现，法律规定走私黄金、白银出口的构成走私黄金、白银出口罪。我们谈的这个案件是走私进口黄金，所以他这个行为不符合走私金属罪。而且，刑法之所以在这里面规定走私黄金出口，而没有规定进口，并不是一个立法上的疏漏。刑法对走私的规定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只规定走私。比如走私枪支弹药，而没有规定是进口出口。那么，显然是既包括走私出口，也包括走私进口。第二种情况呢，明确规定走私进出口，这样包括走私进口，也包括出口。第三种情况呢，明确规定走私出口，但是没有包括走私进口。所以，法律的规定有特定的含义。因此走私黄金进口这个行为，不符合走私贵重金属罪的规定。那么，据此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说走私黄金进口这种行为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因而不能作为犯罪。我们认为，刑法第152条第2款，这种走私黄金，法律没有显性的规定。但是没有显性的规定，不等于没有规定。还要看有没有隐性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的对法律规定再做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这种行为是否符合刑法第153条关于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的规定。根据刑法第153条规定，所谓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指的是走私刑法第151条、152条、347条规定以外的货品，那么有的人就说，它这里讲的是151条规定以外的货物品，而你这个黄金在第151条第2款已经有明文列举。因此，不能包含在普通货物、物品罪 当中。但是这种理解仅仅是根据法律字面作的机械性理解，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我们应当把153条所讲的走私151条规定的以外的货物理解为刑法第151条规定为犯罪以外的走私行为。走私黄金出口已经被刑法第151条第2款规定为犯罪。不能再按照走私金属物罪来处理。但是走私黄金进口并没有被刑法第151条第二款规定为犯罪。因此，仍然可以包含在走私普通货物罪当中。从法律的文字上，并不能把这种情况排除在外。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走私罪的立法原意作一个分析。1979年刑法的116条，只规定了一个走私罪。因此无论你走私什么物品，都定走私罪。但是在1988年关于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当中，就根据走私对象不同分别设置了不同的罪名。1997年刑法修定当中，吸收了88年的补充规定。现在刑法中的走私罪分别规定为不同的走私罪。这种不同的走私罪名反映了走私的不同情况。实际上，走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走私违禁品，这些违禁品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它所侵犯的是国家海关的管制。另一种是走私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这种走私主要是脱逃关税，侵犯了国家关税管理制度。所以，这两类走私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实际上，海关有双重的功能。一种功能是进行海关管制，对某些物品国家禁止进出口，就不允许它进出口，如果你进出口你就是走私。另外一方面就是要收关税。通过海关管理对允许进出口的物品来收取关税，具有这样双重功能。我们刑法中的走私罪也分为这两种情况。一般情况下，一种物品要么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要么是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如果是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物品，那么你走私就构成走私违禁品方面的犯罪。如果是国家允许进出口的物品，你走私，脱逃关税，就构成走私普通货物罪。但是黄金恰恰是一个例外。黄金的特点是国家禁止出口，但是允许进口。因此，如果你是出口，就属于出口违禁品罪，刑法专门设置了走私贵重金属罪。但是，黄金国家是允许进口的，但是进口必须要缴纳关税。如果你脱逃关税，就犯了153条规定的走私贵重物品罪。通过以上对法律的分析可以最终作出结论。像这种走私黄金进口的行为，完全可以按照刑法第153条定走私普通货物罪。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找法的过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需要我们对法律条文文字的规定、法律条文的逻辑结构，对于立法的精神以及对于相关的法律知识有深刻的了解，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找错法。由此可见，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官的素质要求非常之高。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我认为应当同时避免或防止出现两种情形，一种是法律虚无主义，法律虚无主义和罪刑法定原则是完全相违背的。罪刑法定原则是法治原则是刑法中的直接体现。要求认定犯罪，惩治犯罪，必须要以法律为根据。而法律虚无主义是违反法律，是法外定罪、法外用刑。所以在罪刑法定原则下应当注意。同时，我们还应当避免法律教条主义，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所谓法律教条主义，就是死扣法律条文，死扣字面。而不去理解法律的实质内涵，法律教条主义实际上也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里面有一个对法律的规定到底怎么来理解？我认为不能机械的来理解，这里也可以举个例子来加以说明。前几年，天津的一个律师向我们咨询一个案件，这个案件是一个单位受贿的案件，被告单位为银行，银行为某个企业发放了九千多万元的贷款，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向企业索要了14套住房。将住房放在银行所办的三产——物业管理公司的名下，然后分配给银行职工。银行职工再按照房改价把房屋买下来。那检察机关就指控这个银行就构成了单位受贿罪。这个律师是为银行辩护的，他就提出了无罪辩护。他认为在工商登记上，银行和物业管理公司是两个独立的法人，那么现在这个房屋，并没有过户到银行名下，而是过户到了物业管理公司名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说是银行收受了住房。所以他认为，银行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听了他这样一个解释，我们当时一起参加咨询的周振祥教授对他说你这个观点我们不能同意。就像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我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利益，收受了人家10万元，那么这个10万元没有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你的名字存到银行，案发以后，存折搜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说这个10万元上不是我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因此，你不能说是我收受了这10万元。显然不能这样说。因为，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物业管理公司和贷款企业两者之间没有任何业务往来，人家为什么凭白无故的把14套住房过户给你？把住房过户给你，完全是银行的指定。物业公司是银行所办的，房屋又分配给银行职工，这显然构成单位受贿罪。但这个律师听了这样一个解释还是感到不满足。老是在追问：像这种情况，银行构成单位受贿罪，有没有法律规定？按照他的理解，法律对这样问题没有一个具体规定，银行就不能构成单位受贿罪。后来，我就跟他说，如果说只有你要的这种法律规定，这个单位才能定单位受贿罪。那么我把周振祥给杀了，你定我杀人罪的法律规定也没有。因为法律没有说杀周振祥构成杀人。法律只规定了杀人的构成犯罪，那为什么杀周振祥构成杀人呢？因为周振祥是人。那么像杀人罪这样一个最简单的案件的运用还要经过这么演绎的过程，至于那些复杂的案件，从一个法律规定到一个案件事实，两者之间要来认定这种统一性，需要复杂的逻辑推理过程。这个逻辑推理过程，对于法律的正确适用来说非常重要。因此，犯罪的认定并不是直接的适用法律。还包含着法官的主观能动性。从实质意义上来说，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对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作出了严格限制，但法官在认定犯罪的过程当中仍具有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广泛空间。并不能认为罪刑法定就是一个直接的法律规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司法化过程中对法官的法律素质确实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二，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的问题

前面讲的实质合理性和形式合理性实际上是一个刑法的问题，这里讲的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一个证据法的问题。对真实的追求是人类一种永恒的冲动。人们往往把真善美当作三种最美好的价值，在三者当中，真放在第一位，真是善美的前提和基础。在审判的活动当中，我们也同样追求真实。例如2000多年前的神明裁判，虽然今天以科学的眼光来看，这是违反科学的、是荒诞的。但是不可否认，这种方式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追求真实的一种方法，甚至是当时最有效的方法。几千年过去了，科学技术发展使我们在审判的真实追求当中，可以引入更多的、更先进的科学手段，如基因鉴定等，但只是追求手段发生了变化，追求真实的目标、主观意愿、目的从来没有变化过。对真实的追求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司法活动、审判活动，亦是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其中涉及到对人类认识能力的分析和判断。对这个问题，在《犯罪理论》这本书当中，曾经有过一个经典的论述提出人的思维是至尚性的与非至尚性的统一。它这里所讲的人的思维指的是人的认识能力，至尚性指的是绝对性，而非至尚性指的是非相对性。按照恩格斯观点，人的认识能力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当这种认识是个别人的认识，认识的主体是个体的时候，由于受到了认识主体的主观局限性,人的思维是具有非至尚性，而当认识的主体，是整体人类的时候，它就能够克服主观的局限性,人的思维就具有至尚性。另一方面，当这种认识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时候，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性，人的思维具有非至尚性。而当把人的认识活动放到人的认识过程当中去，人们的认识就是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思维是具有绝对性的、具有至尚性的。恩格斯的观点，坚持了可知论的立场，反对不可知论。当然，不能说可知论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事情我们一定都知。知与不知是辩证统一的。恩格斯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十分科学。人类的司法认识活动是人类认识活动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因此，人类司法能力的分析判断，也同样可以适用恩格斯关于人的认识是至尚性与非至尚性统一的观点。在司法活动当中，人们的这种司法认识能力到底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认为由以下四个原因所决定，人类在司法活动中的能力也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第一，司法认识的主体，无论是警察、律师、检察官、法官都是个体。个体具有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即使是那些目击证人，他亲眼看到犯罪发生，由于主观认识上的局限性也不可能把案件的真实情况完全的反映出来，第二司法认识活动，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刑法当中有追诉时效的限制，刑诉法当中有办案期限的限制，也就是说到了一个法定的期限，我们必须使这个案件得到合理的处理。一个案件如果查上5年、8年，也许我们总能够查清楚，但是法律不允许，法律要求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结案。在这种情况下司法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第三是司法资源的有限性。我们动用所有的司法资源查

一、两个案件，也许能查得一清二楚。但是我们面临的是成千上万的案件。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一个案件查得完全清楚。所以司法资源的有限性制约了我们的司法认识能力。第四是由于司法认识的特点所决定的。人类的认识活动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对现在事物的认识，这个事物放在我面前，我们要去认识它。这种认识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第二种是对将来事物的认识，这种认识实际上就是种预测，这个预测是比较困难的。预测和将来实际发生情况可能是会有出入的。第三种是对过去事物的认识，这种事物发生在过去，我们在认识的时候它已经消失了，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带有回忆性的。所以，这种认识也比较困难。因为事物发生在过去，你认识的时候，需要把这个事物加以复原，但由于事过境迁，所复原的事物和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事物间是有差距的。司法认识活动就属于上面所讲的第三种，也就是对于过去事物的认识。司法认识活动特点是案件发生在前，审判在后。我们力图要通过审判活动来复原案件的真实情况，但是由于认识上的局限性这种复原不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在司法活动认识当中，到底是要得到客观真实还是得法律真实？这里的法律真实是指 有证据证明的真实，客观真实指的是那个事物本身。客观的情况，尽管我们在司法认识活动当中，想达到客观真实。但是最终我们是不可能达到客观真实的。我们所能够追求、所能够获得的只能是法律真实。只能是有证据证明的真实，这就是一种法律真实的思想理念。法官并没有看见张三杀人，凭什么在判决当中认定张三构成杀人罪？当法官在判决当中认定张三构成杀人罪，其含义是指现有证据证明张三犯有故意杀人罪；当法官作出判决说张三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是指现有的证据不能证明张三故意杀人。至于张三在客观上有没有杀人是另外的问题。法官是人不是神，法官只能够对有证据证明的事实来负责，而不能对所谓的客观真实来负责。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张三杀人，那法官作出无罪判决。也许这个人就是张三杀的，或者后来发现证据证明这个人确实是张三杀的，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客观真实的特点，法官这个判决错了。但是根据法律真实的观点，觉得法官的判决没有错。因此法官只能对法律真实负责，不可能对客观真实负责，这样一个观念，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每时每刻都发生着大量的案件。有些案件发生了，但是并没有被我们所发现，有些案件发现了，但是并没有被破获。有些案件破获了，但是没有证据来证明。只有少部分案件发生了、发现了、破获了、有证据来证明，经法院审理最终认定为有罪。这样的案件，在整个社会生活存在的犯罪案件当中，只占极小一部分，能占到10%至15%就已经很不错了。大家可能会对这样一个数据感到怀疑，但说明一下，大家就可以相信了。按照刑法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销售金额达到5万元以上，就可以构成犯罪。现实中销售伪劣产品的情况，可以说是大量发生。如果按照这个法律标准来衡量，该有多少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可能是几百万、几千万件。但是最终经过法院认定，受到法律制裁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案件可能只是其中的几千万分之一。之所以有这么大量的案件在客观上发生了，只有极少一部分的犯罪人受到法律制裁，这主要是由于司法能力的有限性决定的。过去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好像一个人只要犯罪，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况。是对犯罪人的警诫。事实上我们远远做不到。最后受到法律惩罚的犯罪人只是一小部分。另外在司法过程当中，90%或者说95%左右的案件是能够通过司法途径查清事实，查清证据，最后得到有罪或无罪判决的。但是还有5%—8%左右的案件，是我们所说的疑难案件。这些案件的特点，是既存在一部分有罪证据，不能排除犯罪嫌疑，又存在着一部分无罪证据，不足以认定有罪。对这种疑难案件，司法机关往往面临着错判还是错放的两难选择。我们过去往往是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随着法治意识和人权保障观念提高，要求司法机关从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转变为宁愿错放也不错判。为什么宁愿错放也不宁愿错判，有位学者对此作出这样一个说明，他说错判是犯两个错误，一个错误是使无罪的人受到了法律的非法追究，第二个错误是使真正有罪的人逃脱了法律追究。而错放只是犯一个错误，使有罪的人逃脱了法律追究。他说就一个人当然不愿意犯错误，但是如果非要犯错误的话，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宁愿犯一个错误，也不愿意犯两个错误。因此，他的结论是当司法机关面临着错判还是错放的选择时。正确的答案应当是宁愿错放也不应当错判，这个评论很有启发意义。但是我认为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值得推敲。第一个问题，宁愿犯一个错误而不愿意犯两个错误，难道这真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吗？如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必须要有一个前提。这就是一个错误和两个错误，错误大小相同。两个错误加起来要大于一个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宁愿犯一个错误而不愿意犯两个错误，实际上是指宁愿犯一个小错误，而不愿意犯一个大错误。如果一个错误和两个错误，大小不等。一个错误是一个大错误，而两个错误是两个小错误，也就是说两个小错误之和要小于一个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正确选择就应当是你宁愿犯两个错误，也不愿意犯一个错误。它的真实含义，仍然是指宁愿犯一个小错误，也不愿意犯一个大错误。因此，在这种选择当中，如果只考虑错误的多少而忽略了错误大小是仍然不能作出正确选择的。过去我们的司法机关面对到底是错判还是错放时之所以会作出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的选择，是因为社会对于错判还是错放的社会评价不同。错放被看成是一个大错误，是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是一个打击不力的问题。而错判只是一个小错误，是一个工作方法的问题，是一个认识水平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宁愿错判也不愿意错放。现在要使这种观念发生转变，要使人们认识到错判是一个大错误，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而错放只是一个小错误。因为这里所谓的错放，并不是说我知道他是犯罪人，我故意放了他，我徇私枉法，并不是这样，只是现在没有证据，是司法能力有限决定的，当然是一个小错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选择宁愿错放也不愿意错判，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是必要的。就是说错判和错放中的错是根据什么标准来衡量的。为什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放是错的。实际上这里所谓的放是错的，指的是放了以后，经发现证据，证明这个罪确实是他所犯。这时我们说这个放是错了，这是针对客观真实来作出的一个判断。根据无罪推定原则，这里的放根据就没有错，而完全是正确的。因为无罪推定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不能认定有罪就是无罪，既然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认定有罪，不能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条件，那么放完全是正确的。因此，说自己的放是一个错放，完全是有罪推定的说法。因为有罪推定的含义就是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因此我认为根本就不存在错判和错放的两难选择，而只存在着错判还是对放的问题。这是一个对和错的选择，而不是说两个错，选一个小的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放是对的，判就是错的，其中就涉及到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是法治社会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无罪推定实际上为我们的刑事诉讼提供了逻辑的起点，因为无罪推定的含义是不能证明有罪作出的，因此，控方指控他有罪必须要从假定他无罪开始，只有控方完成了有罪指控，那么他才是有罪。如果控方没有完成有罪指控，不能证明他有罪，他就是无罪。与之相反的是有罪推定，有罪推定的含义是无罪就是有罪，只要你不能证明无罪，就是有罪。所以有罪推定把无罪的推定责任，加给辩方，加给被告人。我们过去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缺乏正确认识，有的人就说我们国家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是有罪就是有罪，是无罪就是无罪，搞什么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实际上这个话完全是错误的。应该说在一个国家刑事诉讼法中，你不搞有罪推定你必然搞无罪推定，你不搞无罪推定必然搞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必选其一，而不存在第三者。实事求是和无罪推定是两个完全不同层面上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实事求是是以查清案件真实情况为前提的。查清了案件的真实情况，有罪就按照有罪来处理，无罪就按照无罪来处理。在这个时候才有实事求是，但是如果一个案件无法查清事实，你怎么来实事求是。在这种情况下，只能靠有罪推定或无罪推定来解决。有罪推定就意味着你没有查清，没有查清就意味着人不能证明无罪。那你就是有罪。如果按照无罪推定原则，没有查清，那表明你不能证明他有罪。不能证明有罪，就是无罪。所以有罪推定、无罪推定这个原则，它是解决这些疑难案件的。实际上，一些国家的法治水平并不看他如何解决90%，甚至95%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案件，这些案件怎么来解决，世界各国我看没有什么差别。都会按照他的真实情况来实事求是处理。而一个国家法治水平恰恰取决于你是如何来处理这5%-8%的疑难案件，你是采用有罪推定，还是采用无罪推定，在我们国家1996年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当中，第32条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这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一个重大进步。当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并不彻底，主要表现在没有规定被告人不能自证其罪的原则，也就是赋予犯罪嫌疑人以沉默权。相反规定了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表明是排斥沉默权的。尽管如此，我国96年的刑诉法，关于无罪推定增加了一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解。这是无罪推定原则在处理疑难案件的重要体现，也就是疑罪从无原则，1979年的刑诉法当中，只规定了一种判决，就是有事实能够证明其无罪，才能是无罪判决。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案件它既不能证明有罪，又不能证明无罪。所以过去往往无限制的拖延，久拖不决，97年的刑诉法根据无罪推定原则，明确规定了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可以作出无罪判决。这样的规定体现了疑罪从无的原则，对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在司法实践当中，无罪判决虽然在刑诉法中有规定，但是法院要判起来，是相当难的。可以说有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我们现在清理的超期积压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这种类型，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一些疑难问题。如果这些案件很简单，事实确凿，他们都会按照程序很快的走完。一般说，都不会很长。主要是对这样一些疑难案件，我们又不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作出无罪判决，所以就导致这种案件严重的超期。在清理超期羁押案件当中，肖扬院长就提出：有罪判决，无罪放人。这里的无罪，并不是指客观上的无罪，而包括尤其是数量更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期限到了，你还不能查清他有罪，即使不能证明他无罪，那你也得放人。你不能无限制的关押，不能无限制的再去查，不能从上级法院再退回到下级法院。下级法院再退回给检察院，检察院再退回公安，来回的倒。这都不符合法治原则。所以疑罪从无的这样一个原则，它所反映的就是这样一个法律真实。也就是说在审判当中，由于受到了主观认识局限性司法资源有限性的限制，不可能把每个案件都查得水落石出。总有一部分案件是查不出，所以我们追求的真实标准不可能是客观真实，而只能是法律真实。而这种法律真实就是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就是要强调证据的真实，这种证据的观念对我们的司法活动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

前两年，我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这样一个消息，香港警方在一次辑毒行动中抓获一名贩毒分子，从他身上搜出了一百多克毒品，就把毒品保管起来等待向法院起诉。但是这个案子在起诉到法院之前，由于对毒品的保管不当，在警方定期检查中把这个毒品给销毁掉了，毒品销毁以后警方就把这个毒品犯罪份子给释放了。当时我看到这样一个消息感到很不好理解，甚至很震惊，明明警方现场抓获了这个毒品犯罪份子，从他身上搜出了这些毒品，为什么说仅仅因为这个毒品保管不当被销毁了就释放了呢？这不就是放纵了这个毒品犯罪份子了吗？但后来了解了香港的司法制度，那么对警方的这样一种行动就很容易理解了。因为根据香港的司法制度，控方指控一个人犯罪，必须要把有关的人证物证都拿到法庭上去，你警方控方说他贩毒，但是法官并没有看到他贩毒，是你控方说他贩毒，你说他贩毒那他贩的毒品在什么地方？因此你必须把毒品拿到法庭上去，让法官来看，而且要接受律师的质证，光证明有毒品还不行，还要证明这个毒品是他所贩，这个毒品和他的行为之间具有相关性，因此警察必须要出庭作证，必须要说这个毒品是我从他身上搜出来的，来证明他贩毒。只有在这个情况下，法官才能判他贩毒罪。现在毒品被销毁了，你把案子起诉到法院说他贩毒，那他毒品在哪，拿不出毒品来你怎么能指控他贩毒？这种情况下警方只能放人，不是警方想放，而是根据他们的司法制度，这样的案件法院不可能作出一个判决，在这种证据的制度下，法官的判决是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之上的，那么他出现错案的可能性就相当小。但是在我们国家就远远没有做到这一步，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物证基本上不拿到法庭上去，证人基本上不出庭，所以我们的审判庭是个哑巴庭，这种开庭和书面审理没什么两样，所有的只是念控方取得的证人证言，而对证言的真实性没法在法庭上进行审查。我们的物证也不拿到法庭上，而是公安机关出具一张办案说明，像香港那个案件在我们这儿被缴获的毒品根本不需要拿到法庭上去，而是写一个办案说明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抓获这个犯罪人，从他身上搜获多少毒品，然后把这张纸送到法院。那你就得相信这张纸是真实的，你没办法对这张纸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所作出的判决就是建立在对这张纸的信任基础之上的，就相信这个警察他不会说假话，一定是真的，但一旦警察作假，这个案件就会发生错误。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去年在毒品犯罪比较严重的甘肃某地，一个县公安局的缉毒中队在前一年查获了好几个毒品大案。根据省里的规定查获大案根据毒品的数量给予奖励，所以他获得了好几十万块的奖励，尝到甜头。结果到了第二年，快年终了，没破获几个像样的毒品大案，一方面觉得脸上无光，另一方面觉得钱也没有了，就想办法弄个毒品大案。他们这个思路就令人很奇怪：本来打击犯罪有犯罪你才打击，没有犯罪你不更好吗？但是打击犯罪当中他有好处，如果没有犯罪他倒没有好处，这样就使他们想要来制造犯罪，他们在制造犯罪当中能够得到好处这就很可怕了，所以这是我们有关公安工作管理思路上有问题造成的。公安维护治安打击犯罪，是为了保护人民利益，因此一个正确的衡量标准应当是一个地方社会治安好而抓的人少，判的人少，杀人更少，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公安机关最好。但我们现在的评价是相反的，不考虑社会治安好坏只考虑你抓多少人判多少人杀多少人，有的地方破获一个黑社会性组织可能给你十万二十万奖励，就不知道这种组织是怎么起来的，有黑社会组织不就证明你这个地方平时治安没搞好吗？如果这个地方没有黑社会性组织治安又很好那不说明这个地方公安机关工作做的很好吗，但他就得不到奖励。这就导致了这个公安局主管缉毒的副局长和缉毒中队的中队长想办法，最后找来一个线人，让他怎么想办法弄个大案。这个人就弄了一个十多斤的包，这个包里面并不是毒品，而是表面上弄一层薄薄的毒品，实际上毒品量很少，里面都是其他东西。然后又找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告诉司机你把毒品运到什么地方去，我给你五千块钱。出租车司机经不起诱惑就答应了，这个车走了没多远，公安就等着把他抓获了，这一抓获就破获了一个贩毒十多斤的大案。他们就自侦自鉴，说毒品有多少斤，然后再把这个案子移送到法院。这个司机一审就以犯运输毒品罪被判处死刑，公安局就得到了省里的二十多万奖励。省高院在审理这个案件中发现了漏洞，最后追查出原来这是这两个公安人员制造的假案。像这样的假案之所以能做成，就是由于我们制度上的漏洞，证据上的漏洞造成的，因为说一个人贩毒不需要把毒品拿到法庭上去，不需要把毒品数量进行鉴定，只要他写一个东西说什么地方抓获多少人搜获多少东西，法院就判罪。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出现漏洞，很容易出现错案，由此可见证据意识和证据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现在我们的证据意识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有很大差距，法律上只规定了认定犯罪要达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是在具体的案件当中，什么叫事实清楚，什么叫证据确实充分，没有具体标准，而且在证据的取得、证据的采信、证据的证明力上都缺乏应有的法律规则。特别是在证据的采信上，法官和司法人员的随意性是相当大的，使得案件不能建立在扎实的证据的基础之上。我国现在正在考虑制定证据法，并且正在启动对刑事证据法的全面修改，可能在修改中把证据内容放进去。证据的标准和证据的规则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我们的案件事实如何查清就缺乏应有的法律规范。比如说曾经有这么一个案件，安徽某地发生了一起强奸杀人碎尸弃尸案，公安机关找到这个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也曾经做过交代，但是案件没有其他的旁证，这样指认弃尸现场就变的非常重要，公安机关对指认弃尸现场这样证据的固定非常重视，做了全程录像，但是却弄巧成拙，从录像带中可以看到前面有警察带路，中间有两个警察架着犯罪嫌疑人，后面跟着一大群人，有的扛着摄像机，有的挂着照相机浩浩荡荡出发了，到了某个地方，前面带路的警察就问犯罪嫌疑人是不是在这，犯罪嫌疑人就说是。这个案件起诉到法院后，一审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因为只有口供没有其他证据，指认弃尸现场这个证据取得的方式上违反规则，使得这个证据的证明力丧失，从录像上看并不是犯罪嫌疑人指认弃尸现场而是警察在指认，这样的证据是无效的，所以法院作出了无罪判决。检察院就这个案件提请省检察院来抗诉，安徽省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 讨论是否支持抗诉时就把录像带调上来播放，播放后一致认为这个案件不宜抗诉。案件中公安的做法说明他们有一定的证据意识，过去这种情况只用写一个办案笔录即可，但是现在反而从录像中看出违反证据规则，使得证据的证明力丧失，所以我们的司法机关必须建立起证据意识才能使案件建立在扎实的证据基础上。

第三，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问题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涉及到程序与实体的关系问题，我们过去总是把这种关系理解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认为实体是目的而程序则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因此在司法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需要研究的是程序有没有独立于实体的公正的价值，程序和实体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美国著名的学者罗尔思在《正义论》中专门研究了程序正义，他认为存在着三种程序正义：第一种是纯粹的程序正义，指的是程序决定实体正义。也就是说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则实体也必然是正义的，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抓阄、赌博、摇号都是一种纯粹的程序正义。在这些纯粹的程序正义中只要程序是正义的，实体处理结果必然是正义的，因此在抓阄、赌博、摇号中包含着一种朴素的公正观念，大家都愿意用这种方式解决分配中的一些问题。当然像抓阄这样的做法也是有局限性的，他只能是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才能采用。第二种是完善的程序正义。在完善的程序正义下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标准，但是通过设计程序能够百分之百的实现实体正义，罗尔思举了一个切蛋糕的例子，一个蛋糕两人分怎么能够使蛋糕分的公平合理，那么就设计了这样一个程序，切蛋糕的人后取蛋糕，这样就能使蛋糕分得公平合理，因为是切蛋糕的人后取蛋糕，如果你把蛋糕切的一块大一块小，大的就被人家先拿走了，你只能剩下一块小的，为了使自己的蛋糕和人家是一样大的，他就会努力的把蛋糕切的两边一样大，所以这就是一种完善的程序正义。第三种是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中，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标准，而且无论如何设计程序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实现实体正义，像审判就是这样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例如在刑事审判当中，程序正义有程序正义的标准，像在刑事审判当中，程序正义的标准就是遵守有关程序性的规定，而实体正义标准就是定罪准确量刑恰当，但是在审判当中你即使完全遵守程序，也不能完全避免办错案；反之，程序违反了，案件实体的处理结果可能是正确的，所以审判就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那么在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当中就存在着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面对这种冲突，到底是把哪个放在第一位，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选择。我认为，应建立程序跟公正优先的理念，应当把程序公正放到优先的位置上，这主要是由于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两种公正的不同的特点所决定的。一般来说，程序公正的标准是客观的，可以衡量的，而实体公正的标准是模糊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感受性。即使是在刑法当中量刑有一个幅度，在法定幅度之内也很难说多判一年少判一年谁对谁错。在定罪的问题上，在有罪和无罪之间，对于那些边缘性案件来说，也不能说判无罪对判有罪一定错，所以实体正义的标准有一定的模糊性，更为重要的是他有一定的主观感受性。也就是说这个实体处理结果在客观上是否公正是一会事，你这个当事人感觉到是否公正又是另一会事。而程序公正有一种吸收不满的功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像纯粹的程序正义抓阄，没有抓到东西当然不满，但这种不满可以被程序正义所吸收，因为抓阄的程序是公正的，没抓到只能怪自己手气不好。在完善的程序正义情况下切蛋糕，你想把蛋糕切的一样大，但你最终不可能切的两边完全一样大，可能还是有大有小，这中情况下大的还是被人拿走，可是你却不会不满，因为程序是公正的。反过来说程序不公正就能够制造不满，也就是说本来实体处理结果是公正的，但是因为程序上不公正，它就感觉到是不公正的。前两年最高院发出一个口号“要使我们的审判工作做到使人民群众都满意”对这个提法，贺卫方教授提出过批评，法院的审判工作不可能做到使全体人民都满意，而只能做到使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满意。因为民事案件中有原告和被告，无论判哪方胜诉都会有一方不满意。刑事案件中有控辨双方，结果仍会使一方不满，因此只能做到使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满意而不可能使百分之百的人民满意。实际上这句话只是从实体角度上说法院怎么判都有人不满意，但从程序公正角度说，法院不但有可能而且应该使百分之百的当事人都满意，也就是说只要做到了程序公正不仅胜诉一方满意，败诉的一方也会满意。因为这样的结果是在保护诉权公平合理的程序当中得出的必然的结论。反之，如果程序不合理的话，可能连百分之五十的人民满意都做不到，甚至会使百分之百的人民都不满意。程序公正是我们司法活动的根本，离开了程序公正我们就不能建立司法权威。我们讲的追求司法公正当然是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但是在司法公正中我认为更应该强调的是程序公正，应把程序公正放在第一位。美国的辛普森案件经过很长时间的审理最后作出无罪判决，但是百分之七八十的美国人都认为辛普森就是这个杀人犯。而当你问美国人辛普森是不是受到公正审理的话，他们都会回答辛普森确实受到了公正的审理。也就是说，审判的程序是公正的，即使实体处理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人们并不满意，也必须接受这个判决。辛普森案审完后，主审法官说了这样一段很有名的话：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辛普森手上的鲜血，但是法律没有看到，我们只能服从法律。为什么能够服从法律、为什么能够服从陪审团的判决。因为陪审团就是控辨双方经过严密程序选出来的，所以最终陪审团作出的判决必须服从。在程序的设计当中，我国是二审终审，但还有审判监督和再审程序。现在我们有大量的再审案件和申诉的案件，所以是二审终审不终，终审解决不了纠纷，有很多人想通过再审来解决纠纷。这表明了司法的权威受到很大冲击。目前很多的上访案件是涉法案件，经过司法机关处理仍然不服的案件，司法机关在处理这些纠纷上确实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状况。这些纠纷是社会转型期的问题，随着法制的健全这些社会纠纷逐渐由过去的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变成通过法律手段解决。但我们现在解决纠纷的途径并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现在司法体制改革中，最高法院提出要对审级制度进行改革，即对部分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再审。最高法院想在几个大区设立分院，由其来承担死刑的复核以及跨省的民事案件，这些都是程序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对涉及到公民生死的死刑问题我们在程序上一定要保证公正。这样才能使死刑判决得到社会认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不利于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而且和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相矛盾，最高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我们认为是十分必要的。前几天我收到一个来自贵州的一审判处死刑的囚犯的来信，他说看到了我的一篇演讲文章“从枪下留人到法下留人”，讲的是死刑的存废和程序公正等问题，他说对于这点他们这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是最有感触的。在这封信里有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他说“对于我们来说一审就是终审”，也就是说死刑在程序上还不健全，一审判死刑了二审改判的可能几乎没有，我们二审基本上死刑案件不开庭，这样一种情况对于保障被告人尤其是被判处死刑人的诉讼权利极为不利。而且他这个案件是在贵州，贵州的死刑复核权是下放到贵州省的，从信中来看他说是受胁迫情况下受雇于他人运输毒品320克，可能达到了当地的死刑判决标准，但从最高院的案例来看，死刑复核权仍在最高院的上海和江苏有两个案件，一个是运输毒品1000多克一个是运输毒品750多克，这两个案件当地高院都判处了死刑，但在最高院审核当中都改为死缓，并且专门强调运输毒品不只要看数量还要看情节。从这两个案件看，如果贵州案件送到最高院也会改判死缓，但是由于这个案件是由省里实施死刑复核权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这封信给我很大的震动。他说“当你读到我这封信的时候，可能我已经被判处死刑了，我心里很不甘，但是我希望将来我们的法制健全”，这个事引发了我的思考，确实应该把程序正义放在第一位，程序公正了即使他被判处死刑了，他也会伏法的。如果你程序不公正，他还会心有不满心有不甘。我们中国历来缺乏程序的观念，而是把实体放在第一位，实际上程序主要是用来限制我们司法机关的，它是用来保障公民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尤其是保障被告人权利的。实际上罪行法定原则也好，法律争执也好，程序正义也好，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那么被告人的权利为什么要保障？我认为这是法制的基本要求，法制的程度并不取决于法律对善良公民的权利的保护，而恰恰取决于对被告人犯罪人权利的保护程度，因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那些被告人犯罪人的权利都得到了保障，那些没有犯罪的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就是不言而喻的了，如果在一个社会里面，只有那些合法公民的权利才得到保护，而犯罪人、被告人的权利得不到任何的保护的话，这样的社会就不能说是一个法制社会，因为好人坏人的定义权是由政府决定的。然而我们的公民都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被告人。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问题，在一个社会里为什么要有刑法和刑诉法，听到这个问题，我们最本能的回答是因为有犯罪，是因为要对犯罪加以惩治，但这个学者又说了如果说刑法和刑诉法的存在是为了惩治犯罪，那么可以说没有这些法律更能有效的惩治犯罪，因为有这些法律后，惩治罪犯时还要看看法律是否有规定。如果没有这些法律的话说他是犯罪它就是犯罪，我们就可以迅速地对他作出处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刑法和刑诉法的存在恰(下转第95页）(上接第17页）恰不是为了更有效的惩治犯罪，而是要对国家惩治犯罪的活动来加以规范和限制。因此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就是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这就是所谓的人权保障职能。所以我们始终面对着一对矛盾，这就是人权保障和惩治犯罪的矛盾。在大部分情况下人权保障和惩治犯罪是可以统一的。但不可否认在少部分情况下，这两个价值取向之间会存在一定冲突。也就是说强调打击犯罪就有可能以牺牲人权保障为代价，强调人权保障就会以牺牲惩治犯罪为代价。这里面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我们过去一直强调惩治犯罪，在人权保障方面关注的不够。法制社会民主的发展要求我们把人权保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所以司法理念的转变实际上就是要建立起人权保障的观念。要从强调惩治犯罪到强调人权保障的方向转变，这是刑事司法理念转变的一个基础。这次修改宪法听说要把国家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当中。只有真正的树立起人权保障的观念，才能建立起刑事法制的基本理念，依法治国才能真正落实到实处。

第二讲

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

杨文杰

第一、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与应尽职责

公安机关是国家的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政府的组成部分，是各级政府中专门负责治安、保卫工作的部门。公安机关又是国家的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负责对案件的侦查，是主要的侦查机关。

负责大多数刑事案件的立案侦查工作，进行刑事诉讼活动。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也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要主体或主要诉讼主体，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同样享有重要的和广泛的诉讼权利，承担较多的诉讼义务，而且在由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诉讼阶段，公安机关始终处于指挥者和主持者的地位。

此外还包括按行业设立的军队、铁路、民航等系统的保卫和公安部门。公安机关的上下级之间是领导关系。

在我国，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办理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案件，行使与公安机关相同的职权。军队保卫部门对军队内部发生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监狱对罪犯在监狱内犯罪的案件进行侦查。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利：它有权对其管辖的案件立案侦查，进行勘验、搜查、扣押、实施鉴定，查询和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及汇款，通缉和询问证人、被害人、讯问犯罪嫌疑人等活动；有权采用拘留、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和拘传等强制措施；有权根据检察院的批准、决定或法院的决定执行逮捕；有权决定立案侦查和撤销案件；有权提请人民检察院进行逮捕，有权决定和实施通辑；有权对侦查终结的案件提出起诉或不起诉的意见；有权对人民检察院作出的不批准逮捕或不起诉的决定提出复议、复核的要求；负责对部分刑事判决的执行，担负着对于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的执行和监督、考察任务。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义务：必须忠于事实真相，忠于法律，忠于人民的利益。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权利与应尽职责的一致性：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享有的上述权利，也是其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第二、刑事诉讼中公安应该遵守的期间

刑事诉讼的期间是指公安司法机关以及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分别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须遵守的时间期限。该时间期限分为法定期间和指定期间两大类。法定期间又分为公安司法机关应该遵守的和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应该遵守的两大类。本文再此只对公安、司法机关应该遵守的期间略作提示以供参考：

一：强制措施期间：

1：传唤、拘传的持续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

2：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

3：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4：拘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批准，特殊情况下，经县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时间可以延长1--4日，对于流窜作案、结伙作案、多次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至30日。

二：侦查羁押期间：

对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不得超过2个月；案情复杂，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对于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传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以及犯罪涉及面广的复杂案件在三个月侦查期限不能办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延长2个月；对可能判处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在以上5个月仍不能办结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2个月。

第三、刑事诉讼中司法公正的实现途径

公正是法律的生命，是法治社会司法机关的立身之本。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为己任，特殊的法律定位使检察机关必须更加重视司法的公正性问题。这种公正性体现在个案中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办案质量”。办案质量高低是对司法是否公正最主要、最直接、最现实的反映。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今天，作为承担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如何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全力维护司法公正，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树立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观念，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首要条件众所周知，司法公正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实体裁决上的司法公正；二是程序上的司法公正。所谓“实体裁决上的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就案件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关系所做出的裁决或处理是公正的；所谓“程序上的司法公正”，是指诉讼过程对相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实体裁决上的司法公正是执法活动追求的根本目标，程序上的司法公正则是实现这一根本目标的重要保障，两者均不可偏废。正如西方法谚所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司法公正应是“实体公正、程序公正”的有机结合。然而长期以来，在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中“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普遍存在。反映在办案当中就是单纯地追求办案数量和办案效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甚至公然违反程序法，采取刑讯逼供、违法搜查、违法取证等手段，来追求惩罚犯罪的目的。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一些司法人员对程序公正的重要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片面地认为，只要没有抓错人、办错案，程序上有点违法无关大局。殊不知，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保证，程序违法是实体错误产生的重要因素。司法实践中，一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大多与办案程序违法有关；更不知，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只有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全部实现，才能收到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一个案件的程序不合法、不公正，即使实体处理结果完全正确，也不会产生积极的效应。因为法律原则的背叛与程序公正的丧失，必然使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决是否公正产生怀疑。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特别是程序公正的呼声日益高涨，司法机关对此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检察机关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更要强化程序意识，纠正以往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重实体监督、轻程序监督”的错误倾向，从强化程序监督入手，加大法律监督的力度，确保司法的公平与公正。

二、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要确保司法公正，除了严格遵守诉讼程序以外，还要全面保障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了“完善诉讼程序，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的要求，从而将人权保障问题，上升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高度来认识。

有人比喻，如果说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公正是一座大厦的话，那么支撑这座大厦的就是控诉、辩护和审判三根支柱。三根支柱缺少或消弱任何一根，司法公正的大厦都将倾覆或者遭受严重破坏。然而，支撑这座大厦的三根支柱之一的“辩护”，虽然在立法上给予了力量均衡的确认（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权、申请回避权、辩护权、上诉权、申诉权等等），使之能与“控诉、审判、”两支国家力量相抗衡，以防御国家司法权利的滥用。但凡被指控涉嫌犯罪而进入刑事诉讼的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由于所处的的诉讼地位的缘故，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常常受到执法机关的和执法人员的不同程度的侵害。比如，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其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常常因为案件侦破工作的需要而被阻隔或者限制；其家属的知情权也往往由于侦查人员的疏忽而丧失。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这种情形，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机关拘留、逮捕后，执法人员忙于收集证据，没有在24小时内，将拘留、逮捕的原因及羁押处所通知给犯罪嫌疑人家属，弄得犯罪嫌疑人家属四处打探，八方找人。尤为严重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有罪的供述，侦查人员不惜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甚至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实践证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保障其依法拥有的诉讼权力能够有效行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

保障刑事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受侵犯，要求我们一要树立人权保障意识，纠正“重打击、轻保护”的错误观念；二要强化依法办案的意识。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严格遵守程序法的规定，该告知的一定要告知；该答复的一定要答复；该公开的一定要公开；该作为的一定要作为。禁止一切随意简化程序、违反程序，无视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三要强化证据意识，遵循“以证定案”的原则，清除“口供是证据之最”的错误认识和“有罪推定”的传统思想的影响；四要恪守平等原则。对于被告人与被害人、举报人和被举报人、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等拥有的合法权益都要给予平等的保护，严禁厚此薄彼的现象发生。

三、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在刑事诉讼中，查清案件事实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前提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讲，准确认定案件事实也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因为，如果事实认定有误，那么实现司法公正就成为一句空话。例如，司机A某酒后驾车将行人丁某撞倒，为逃避责任而驾车逃逸。A某刚刚逃离肇事现场，司机B某恰好驾车路过此地，见丁某头部出血晕倒在路上，随将丁某送至医院。但是当丁某被抢救脱险后，一口咬定肇事者就是B某。后经交通管理部门认真地调查，但终因调查取得的证据无一能证实非系B某所为，有关执法机关则裁定肇事责任由B某承担。由此，B某开始了马拉松式的申诉，并诅咒执法不公。我们相信承办此案的有关执法部门以及工作人员本意都是想做到公正执法，但因事实认定有误，才落下不公正的名声。由此可见，实现司法公正，首要的问题是要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司法实践中，查清犯罪事实是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许多情况下，由于缺少直接证据，特别是没有目击者而使犯罪事实处于一种朦胧状态。口供与证言相矛盾，证言与证言相矛盾的情况经常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司法人员一定要深入调查、补充完善证据，认真分析证据间的矛盾，去伪存真，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切不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凭借分析推定事实。在事实一时难以查清的情况下，应当本着无罪推定的原则处理，不可草率定案。作为承担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来说，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工作中，更要严格把好事实关和证据关，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不得批捕、起诉。严禁以捕代侦，强诉、硬诉的现象发生，确保司法公正。

四、加强检察监督，是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司法公正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历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司法腐败为广大群众深恶痛绝。要防止司法腐败，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其中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是确保公正执法的有效途径之一。众所周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具体到刑事诉讼中，担负着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管部门执法活动的监督职责。检察机关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监督”是检察机关的第一要务。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监督渠道的不畅通、监督机制的不健全，加之检察机关内部存在着“重配合、轻监督和重办案、轻监督”的倾向，导致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未能充分、有效地行使。如立案监督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侦查监督缺少有效的方法和途径；审判监督手段单一。检察人员注重办案与结案，淡化了法律监督工作。批捕、起诉部门的工作人员，受理公安机关移送的批捕、起诉案件后，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审查上，而对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则关注不多。即使犯罪嫌疑人提出公安人员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的申辩，检察人员也大多缘于此类问题的难以查证而不会投入更多的精力。长此以往，造成检察机关以办案为主要工作，把监督作为辅项工作的局面发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维护司法公正，就要强化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首先，要强化检察人员的监督意识。引导检察人员正确认识和处理监督与办案的关系，牢固树立“以法律监督为主，以监督促办案”的观念；其次，加大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刑罚执行活动监督的力度。拓宽监督渠道，完善监督措施，重点对刑讯逼供、违法取证、超期羁押等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再次，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制约机制。确保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活动，能够严格地依法进行，有效地防止自行侦查权的滥用，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公平与正义是司法工作永恒的主题。要实现司法公正，需要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不懈地努力。作为检察机关来说，在加强自律的同时，加强对其他司法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是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要以实现司法公正为目标，以强化法律监督为手段，确保《刑法》惩罚犯罪，保护无辜，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实现，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四篇：党课讲稿

党课讲稿

党组成员 *****（2016年11月15日）

各位同事：

最近，总书记就学习《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首次向全党推荐毛泽东同志的单篇著作，引起全党全社会广泛关注，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按照区委和办公室党总支的统一部署，下面，我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谈一些学习体会，与大家共勉。

第一点体会是：《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一篇加强党委领导班子建设、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经典文献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是毛泽东1949年3月13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当时，全国革命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即将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毛泽东充分认识到这是党的一个关节点，并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面对新的任务、新的问题，“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他还形象地把进入北平比喻为“进京赶考”。能否考及格，能否

成绩和缺点，不能片面看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之中，实际上蕴含党委书记和委员之间、委员和委员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上级和下级之间、党内成员与党外人士之间、党和群众之间关系的协调。因此，十二条工作方法具有丰富内涵，涵盖党委会工作的各方面。毛泽东在表达这些方法时，运用了党员干部所熟悉的语言，举重若轻，形象生动，便于理解、记忆和实践。

毛泽东提出的党委会工作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具体运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委会工作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它揭示了党委会的运行机制，折射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可以说，我们党之所以能赢得全国执政地位，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不无关系。

第二点体会是：总书记的推荐意味深远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再次表明了他对毛泽东思想当代价值的认可。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把自己的领导工作做好，是极为重要的。”这里尽管没有就党委会的作用展开论述，但表明了各级党委会的重要性。毛泽东之所以要规定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首先源于党委会的特殊地位。事实上，各级党委（党组）担负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需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执政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为规范党组工作，2015年6月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为完善地方党委运行机制，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遗产，是构建新理论、提出新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蕴含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如何概括、怎样把握，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来看，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从思想渊源、方法指引、价值导向、道德化育等方面来把握。

毛泽东思想尽管形成于战争与革命年代，但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属性，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活水源头。从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来看，早在1934年，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他就形象地打过一个比喻：“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打败国民党后，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任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从未趟过的一条“大河”。能否安然过去，“桥或船的问题”至关重要，《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为全党准备的“桥或船”。

毛泽东对党委会建设的重视、对党委会工作方法的提炼，对于当今强调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建设具有借鉴意义。事实上，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举措，如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巡视制度的推行、铁腕反腐的态度，正是借鉴了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和经验，毛泽东思想之中的建党理论，是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

导要“不耻下问”，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力戒骄傲，保持艰苦奋斗作风，都具有道德化育意义，既是工作要求，也是道德要求。此外，毛泽东思想强调修身的重要性、提倡“自省”的修养方法、重视道德榜样的示范作用、注重道德修养的实践体验，这些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道德规范的养成、道德境界的提升具有启迪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的中流砥柱，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关键所在。回顾党90多年的奋斗历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时期，我们党都十分重视提高领导能力，团结带领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时时事事处处会遇到各种矛盾和困难，这就要求我们掌握思想精髓，针对不同情况、不同问题，综合运用这些方法，防止单打一，才能把党历史上形成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见诸行动、落到实处，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前进。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学习体会，讲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同志批评指正！

第五篇：党课讲稿

党课讲稿：共产党员必须增强“四种意识”

业庙乡人大主席李伟

大家好！

在全党全国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背景下，我就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的党员应具备的“四种意识”作了一些思考，并写成了题为《关于党员意识问题的思考》一文，在此基础上，我今天以“共产党员必须增强四种意识”为题，向各位汇报我对“党员意识”这个问题的学习与思考。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今天主要汇报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四种党员意识的提出及其内涵

二是党员意识淡漠的表现及原因

三是增强党员意识的有效途径

为了传递正能量，第一个问题讲得多一点，介绍三位共产党员楷模，正面典型；第二个问题讲得比较少，只简单罗列一点现象，简要分析一下原因。

党员意识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是党员理想信念和政治觉悟的具体体现，是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和使命意识的综合体现。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部分党员的党员意识淡漠了，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党员意识并非天生就有，也不能一劳永逸，可以在发展党员时培养党员意识，在教育管理中增强党员意识，在自我修养中提升党员意识。——文章摘要 一、四种党员意识的提出及其内涵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号召全党：“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必须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必须增强宗旨意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必须增强使命意识，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早就强调：“认真学习和遵守党章，增强党员意识，……使党员真正成为牢记宗旨、心系群众的先进分子。”党员意识问题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党员意识，是党员行为规范在观念上的反映，通俗地讲，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心系人民群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所谓意识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对自己独特的社会身份、社会地位和社会作用有清醒认识，对党的纲领与任务、组织与纪律、党员的权利与义务有深刻认同，以党员标准约束自己，自觉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群众利益在前，个人利益在后。从根本上讲，党员意识就是党员的先进性意识，是党员理想信念和政治觉悟的具体体现。下面结合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四种意识”，谈谈本人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1．忧患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这些古训正是中华文明所孕育的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是中国共产党人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精神动力。我们党自建立以来，之所以能从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并且长期执政的大党，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一批批党员干部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时刻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居安思危，不断强化忧患意识。在新的历史时期，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共产党员只有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和冷静的忧患意识，才能激发起锐意进取精神，工作才更有预见性、创造性和实效性，才能不断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胜利。实践证明，忧患意识能激发创新意识。

“百度”了一下“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在求是理论网上找到一篇文章《五个未了“情结”：毛泽东的执政忧患意识》。文章依次叙述了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海军情结”、“工业化情结”、“百姓情结”和“‘文革’情结”；表现了毛泽东为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居安思危，艰辛探索，顽强追求的意志和品格；从不同角度反映了毛泽东于历史感悟与现实忧患中形成的治国方略和防范措施，特别是作为新中国缔造者所始终具有的执政忧患意识及其丰富内涵。

一、“《甲申三百年祭》要永远读下去”——毛泽东的“李自成情结”

二、“太平洋还不太平”——毛泽东的“海军情结”

三、“没有工业，便没有国家富强”——毛泽东的“工业化情结”

四、“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毛泽东的“百姓情结”

五、“恐将夙愿，付诸东流”——毛泽东的“‘文革’情结”

以上所述毛泽东的五个未了“情结”，包含以史为鉴，防御外侵，工业强国，贴近百姓和巩固政权等内容，反映了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他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人民政权，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民族振兴，锲而不舍、顽强追求的一个侧面。其中无一不贯穿着他强烈而持久的执政忧患意识。

邓小平是一位有“终身之忧”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标志，他的忧患意识主题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换。转换后，他的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

忧国家的经济贫穷、科教落后和国防建设薄弱的忧国意识；忧人民的生活改善缓慢和科学文化素质不高的忧民意识；忧执政党的建设本领不过硬、思想僵化和人才匮乏的忧党意识。鲜明特征：忧患与图强的统一；忧患与改革的统一；忧中国与忧天下的统一。江泽民担任中共党的总书记，是受命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时我党既面临国际上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又面临国内的一场政治**，这是一个决定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江泽民不负众望，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带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战胜困难，化解风险，从容应对和果断处理国际和国内的突发事件，把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这就是形成江泽民在新时期忧患意识的时代背景。江泽民在新时期的忧患意识，不但继承了我国历史上爱国志士的忧患传统，而且又发扬光大了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的强烈忧患意识。特别是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江泽民针对国际、国内和我党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在一系列讲话中，都体现了他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忧党、忧国和忧民的强烈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真实地反映了客观存在的忧患。

2．创新意识。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意识是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创新能力最直接的精神力量，创新能力实际上就是国家和民族发展能力的代名词，是国家和民族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能力大小的重要标志。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想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其中每位成员就必须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先进生产力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共产党员只有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才能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过去有许多做法和经验已经不适用了，要根据新的实践要求，重新学习，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说到底，创新意识就是一种与时俱进、勇于探索、锐意进取、追求卓越的思想状态和精神风貌，体现在实际工作的方方面面。实际工作中的创新最终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载人航天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勇于攻坚的精神、开拓创新的精神、无私奉献的精神。

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从飞船设计、火箭改进、轨道控制、空间应用到测控通信、航天员训练、发射场和着陆场等方案论证设计，都瞄准世界先进技术，确保工程一起步就有强劲的后发优势，关键技术就能与世界先进水平并驾齐驱，局部还有所超越。面对一系列全新领域和尖端课题，科技人员始终不懈探索、敢于超越，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关键技术难题，获得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生产性关键技术，展示了新时期中国航天人的卓越创新能力。这些重大突破，使我国在一些重要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中国航天人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一定要勇于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列，敢于在一些重要领域和科技前沿创造自主知识产权，大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努力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3．宗旨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立场，是每一位共产党员想问题、干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最显著标志。因此，“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习近平同志在2012年全国创先争优表彰大会上强调：“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共产党员仍然要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想群众之所忧，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需，从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实实在在为群众解难事、办好事，把党的宗旨落实到各项工作中。”这是对党员宗旨意识的最好诠释。从根本上说，宗旨意识源自崇高的使命意识。

4．使命意识。使命意识是民族文明进步的精神之本，是人民团结奋斗的力量之源，有了使命意识，我们就有了崇高而明确的奋斗目标，就有了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力量。我们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担当起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无数革命先烈献出了宝贵生命。十八大报告重申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两个百年”目标，就是要激发全党全国人民的奋斗热情。作为共产党员，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工作将更多、要求也更高，责任更大、担子更重，理应时刻牢记党的崇高使命，求真务实，艰苦奋斗，永葆政治本色，再创新的辉煌。敬畏使命，勇于担当，敬业奉献，是我们共产党人安身立命、赢得尊重的根本。使命意识是上述三种意识的灵魂，具有统摄作用。

总书记上任伊始就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

有梦想就有希望，有信念就有力量。这是很多人经受磨砺而后奋起的慨叹，更是我们民族走过几千年沧桑岁月而巍然屹立的写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刻阐释中国梦的本质内涵，鲜明揭示无数先贤先辈为之奋斗的理想信念，为我们这代人自觉担当使命、同心共筑中国梦指明了前进方向。

归纳：实践证明，忧患意识能激发创新意识。实际工作中的创新最终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宗旨意识源自崇高的使命意识。使命意识是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的灵魂，具有统摄作用。所以，忧患意识、创新意识、宗旨意识、使命意识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是党员意识的综合体现，四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