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索马里海盗看国际法中海盗罪的局限性论文[范文大全]

第一篇：从索马里海盗看国际法中海盗罪的局限性论文

近年来，索马里海盗日益猖獗，严重影响国际海运安全以及各国商船利益。国际社会对此予以高度重视，安理会先后通过四项决议，呼吁和授权世界各国参与亚丁湾地区的打击海盗行动。

但依据现有国际法有关海盗的规定，索马里海盗并不能完全纳入国际法调整范围，各国对海盗行为的管辖存在消极冲突，这不仅削弱了国际联合行动的力量，也影响了安理会决议的实效，使该地区的海盗袭击行为无法得到有效遏制。

一、引言

近年来，索马里海域逐渐成为海盗活动增长最快且使用武器次数最多的地区，以索马里海盗为代表的现代海盗也呈现出新的特点：高度集团化、组织化、国际化;武器装备先进，成员训练有素;动机复杂化，与恐怖集团相联系;犯罪形式多样化与专业化，具较强隐蔽性和欺骗性。这些新特点加大了国际联合打击的难度，对国际反海盗机制提出了新挑战。目前国际法中有关海盗罪的规定集中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第100条至107条中，该部分规定被视为是对已有国际习惯法的编纂，因而对缔约国与非缔约国均具有拘束力。

但其中海盗行为的定义及管辖权规定无法应对现代海盗的新发展，因此并未发挥出应有作用。为维护国际海上运输安全，在索马里过渡政府的要求下，安理会以决议形式授权各国海上力量进入索领海打击海盗，并强调该决议仅适用于索马里这一特殊情势中且不构成任何国际习惯法上的先例。现阶段这种个案化的处理方式在应对海盗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有学者指出国际社会在索马里海盗问题上采取了“绥靖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前机制的无力。因此有必要对公约的海盗罪规定加以完善，以形成有效的国际反海盗机制，为国际社会采取进一步联合行动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国际法框架中海盗罪的局限性

(一)海盗行为的定义过狭

《公约》第101条对海盗行为进行了定义：“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2)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据此定义，国际法上的海盗行为有四个要件：(1)犯罪主观方面是出于实现谋利、报复、制造恐怖等私人目的，倘若出于宗教、种族、政治等目的，则不构成海盗罪;(2)实施了非法的暴力、扣留或掠夺行为;(3)发生地为公海或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4)存在两艘船舶或两架飞机。

尽管国际社会已普遍将索马里海域的暴力行为视为当代的海盗行为，但对比该定义可知，索马里海盗的行为明显不能纳入公约所规定的海盗行为中。首先，索马里海盗的主观动因较复杂，有时超出了纯粹的私人目的，而具体到每次行动背后的真实主观意图又往往难以辨明。其次，索马里海盗活动大多发生在索马里领海内，并有向公海扩展的趋势。最后，公约以船舶或飞机的数量作为海盗行为的要件已不符合实际，这显然无法囊括所有现代海盗的犯罪方式。国际社会对索马里海盗进行管辖缺乏法律依据，而索马里政府亦无能力管辖，海盗因而处于法律制裁的真空当中。

(二)海盗罪的管辖制度缺乏力度。

《公约》第100条规定，“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 第105条规定，“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每个国家均可扣押海盗船舶或飞机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或飞机，和逮捕船上或机上人员并扣押船上或机上财物。扣押国的法院可判定应处的刑罚，并可决定对船舶、飞机或财产所应采取的行动，但受善意第三者的权利的限制。”

海盗罪的普遍管辖权早已得到公约确认，但从字面上看，公约仅赋予各国对海盗行为的普遍管辖权，但并不是排他的(exclusive)，而是许可性的(permissive)，即对公海上的海盗行为行使管辖权并非一种强制性义务，而可由各国对是否行权进行自由裁量。

实践中，一方面不少国家对海盗的管辖问题均表现出“谦抑”态度，鲜有国家愿意为冗长而代价不菲的诉讼程序买单，他们或在逮住海盗后“放虎归山”，或仅仅对海盗进行驱赶而不进行追击;另一方面不少国家的国内法并未有关海盗罪的定罪量刑规定，行使普遍管辖权存在一定障碍。此外也存在选择第三国审判海盗行为的做法，美国与英国曾将在亚丁湾捕获的海盗移送给与该事件毫无关联的肯尼亚进行司法审判。可见，由于公约并未强制规定谁拥有最终的管辖权，“普遍管辖”极易演变成“普遍不管”，抑或被有影响力的国家推托给法制并不发达的国家管辖，从而无法对海盗实施统一且强有力的制裁。

三、对现行国际法中海盗罪的完善建议

(一)扩充公约中对海盗行为的定义。

1、淡化海盗行为的主观方面，而强调以客观方面作为判定海盗行为的依据。首先，主观目的的内容及性质难以辨明。特别是那些带有完全或部分政治目的的海盗活动，有学者认为此类海盗活动应纳入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范畴，然而，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是否以政治因素为基本要素目前尚存争议，另一方面国际恐怖主义犯罪须针对某一特定国家，而索马里海盗攻击的对象是非特定国家的商船。因此，主观方面在当代难以作为海盗行为的判定标准，仅因不符合“私人目的”而将索马里海盗活动排除在国际海盗行为范畴外，是有失偏颇的。其次，相较于主观目的，客观行为标准具有更强的明确性与可操作性，即在海上实施了非法暴力、扣押或掠夺的行为，而实施者通常均具有非法侵害的主观故意。

2、将“海盗行为”分为公海上的海盗行为与主权海域内的海盗行为。公约将“海盗行为”的发生地限制在公海及主权范围以外，主要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以防他国借打击海盗之名行干涉一国内政之实。然如前所述，发生在主权海域内的暴力活动通常处于管辖真空中。鉴此，国际海事组织曾于1988年通过了《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确立了“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Unlawful Acts against Safety of Maritime Navigation)这一新概念。但实践障碍在于，“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非对国际习惯法的编纂，约束力有限，相关管辖问题也未有规定。

在联合国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各项决议中，除了使用“海盗行为” 外，还使用了“武装劫船行为”(Armed Robbery against Ships)，以囊括索马里海盗领海内犯罪行为。但决议并未该概念进行界定，目前只有2004年在日本通过的《亚洲地区反海盗及武装劫船合作协定》和2009年在吉布提通过的《关于惩治西印度洋和亚丁湾海盗和武装劫船的行为守则》这两个地区文件对此概念进行了界定。有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应进一步推广以形成对公约的补充，然而区域性协定面临与1988年公约相同的障碍，行为守则并不具有法律效力。

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公约层面对主权海域内的暴力行为进行界定。首先，公约中“海盗行为”概念是对现有国际习惯法的编纂，具有普遍约束力，将主权海域的暴力行为囊括其中可以为沿海各国设置一项保障其领海内国际航运安全与畅通的国际义务，同时公约还需设置相应的防止普遍管辖权滥用的制度;其次，领海内和公海上的暴力行为除发生的区域不同外，两者行为性质并无本质不同，与其设立“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或“武装劫船行为”这样的新概念，倒不如将两种本质相同的行为统归于同一概念下，以避免概念上的混乱与繁杂，这也符合国际社会对主权海域内所发生的暴力行为的一般认知。3、对海盗行为的定义应排除一切对犯罪方式与手段的限制。公约规定海盗行为必须具备两艘船只，即一艘发动袭击的船只和一艘被害船只。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各种对犯罪方式与手段的限制都无法应对装备精良且作战方式多变的现代海盗。

(二)强化海盗罪的管辖制度

1、完善公约中的普遍管辖权，对公约中有关普遍管辖权的许可性措辞进行修改，规定各国均有义务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一旦发现海盗行为，应当对海盗船舶或为海盗所夺取并在海盗控制下的船舶进行追击,逮捕海盗并扣押被掠夺的财物，并对海盗行为进行审判。

2、对普遍管辖权的补充——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鉴于普遍管辖权在解决海盗问题上的局限性，有学者提出应构建统一而独立的审判与惩处海盗的机制，来弥补国际法律体制中存在的缺陷，最好的途径便是纳入到国际刑事法院的架构中。根据《罗马规约》第五条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仅限于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

海盗罪不在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范围之内。但规约序言同时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是“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当前海盗行为的危害与严重程度足以达到规约所设立的这一标准，因此国际刑事法院应将海盗罪纳入其管辖范围，以补充普遍管辖权的不足，彻底消除各国对海盗行为管辖权的消极冲突。

3、强化沿海国的管辖义务。沿海国对发生于其领海内的海盗行为，应承担保障其领海内航运畅通与安全的国际义务，履行这种义务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对领海内的海盗行为进行司法管辖;二是在无能力管辖其领海内的海盗行为时，该国应通过安理会授权他国协助解决其海域的海盗问题。怠于采取前述两种方式即构成对国际义务的违反。同时，为了保证对主权限制的合理性，必须严格限定各国海上力量进入沿海国领海的条件。

首先，该沿海国必须在客观上没有能力对海盗行为进行管辖，且同意外国海上力量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其次，须设置必要的程序要件，安理会可对进入领海执行海盗追捕任务的外国军舰或军用飞机的数量、类型以及执行手段进行严格限定。最后，应建立定期的评估机制，评估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国际联合力量介入主权海域是否仍有必要性与迫切性，介入的方式以及程度是否合理合法，介入的实际效果如何等。

四、结语

根据现代海盗的新特点，笔者主张“海盗行为”应以客观方面为判定依据，将领海内的暴力行为纳入其下，并排除对犯罪方式与手段的限制;在管辖权方面，修改公约有关普遍管辖权的措辞，扩大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并强化沿海国的管辖义务。本文仅从国际法制层面提出个人的几点构想，然索马里海盗的形成与猖獗受政治、经济、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反海盗机制的确立仍需经历漫长的过程。

第二篇：国际法案例：联合国安理会打击索马里海盗决议

案例：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决议

2008年，索马里海盗在亚丁湾海域劫持了包括中国的天津、香港等地的船舶在内的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商船，甚至还有军火船和超大型油轮，直接严重威胁到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海上安全和利益。鉴于索马里海盗活动日益猖獗，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安全与和平发展的重大威胁，联合国安理会先后四次通过决议，世界上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纷纷派遣海军前往亚丁湾附近海面保护来往船舶和打击海盗行为。

联合国安理会在其通过的关于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决议中多次提到了国际法。例如，2008年12月16日通过的第1851号决议，声明除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非法行为公约》等国际法律文件外，还要求各采取行动的国家“根据国际法尊重苏马力的主权、领土完整、政治独立和统一”，并授权所有“国家和区域组织”，可以在索马里境内采取一切必要的适当措施，镇压海盗行为和海上武装抢劫行为，“不过条件是根据本段的授权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符合适用的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这里又提到了“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它们是国际法的两个分支。所以，一个看似简单的索马里海盗活动与国际法是紧密相联的。解决如何打击索马里海盗活动问题，必须首先了解国际法的有关规则。我国政府也决定派遣海军护航舰队，在该海域实施打击海盗的行为。这与以往我国的外交政策等都有了重大区别。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没有说我们是在侵略索马里呢？我们说我们是依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出兵的。

要研究国际法，就要首先了解国际法是什么，也就是国际法的概念和性质。这涉及国际法的一些基本概念与原理。这对于深入学习和理解整个国际法体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新闻中的国际法】中国海军舰队远征索马里海域打击海盗

2008年12月26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舰艇编队从海南三亚起航，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护航编队由“武汉”号和“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两架舰载直升机和部分特战队员组成，共800余名官兵。他们的任务是保护中国航经亚丁湾、索马里海域船舶和人员安全，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国际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船舶的安全。这是我国首次使用军事力量赴海外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是我军首次组织海上作战力量赴海外履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也是我海军首次在远海保护重要运输线安全。

第三篇：从高中语文中《史记》选文看司马迁传记文学的人物刻画论文

以真情再现人情用神韵塑造形象

——从高中语文中《史记》选文看司马迁传记文学的人物刻画

戴娟戴桂敏

武汉市武汉中学

内容摘要

司马迁的《史记》中的人物来自不同阶层，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草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涉及人物四千多，重要人物百多名。司马迁在表现人物个性特征时，能充分注意到他们人物的个性特征，而且借助精彩细腻的描写在特殊环境中刻画人物特性，更注重借助典型历史事件着力刻画人物形象，这就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本文仅从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四篇作品中浅易分析太史公刻画人物的高超笔法。

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信陵君项羽刘邦蔺相如人物刻画

“往事越千年”。有史以来，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上，在原野和庙堂、战火与笙歌之中，曾诞生过无数的英雄豪杰，或许他们贵贱不

一、愚智各异，但都曾以自己的方式推动了民族历史发展的巨轮。谈中华民族的“史”，自当从《史记》开始，而那两千多年前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史记》中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足迹。

司马迁的《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它首先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创立了纪传体裁，是我国古代史书体例的奠基之作；它更是一部文学著作，是上承《左传》《国语》《战国策》而影响及至当今的古代史传散文创作的典范。司马迁用生动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塑造出一系列个性鲜明且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成为后世的史传散文、传记散文和历史小说及当代影视文艺作品的肥沃土壤。《史记》内容丰富，高中语文课本中主要选取了富有浓郁文学色彩的记传部分，旨在激发引导青少年学子们能走进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巨著。

从《史记》中选入高中语文教材的作品有《鸿门宴》《项羽之死》《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公子列传》。本文将以以上作品中的人物为对象分析司马迁在传记文学《史记》中的人物刻画方式。第一把握人物基本性格特征，细致描写刻画人物形象；

《史记》中的人物形象各具姿态，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特征。不但不同类型的人物迥然有别，就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也罕有雷同。

同是以好士闻名的贵公子，信陵君和其他三公子在人格上就有高下之别，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也各有各的风貌。信陵君是司马迁极为推崇的理想人物，在选文《史记·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称“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并且用细致的行动描写表现出信陵君最鲜明的性格特征。

作品首先用概括介绍信陵君的身世地位，然后用“公子为人，仁而下仕，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来突出强调信陵君的性格特征：“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然后用“自迎侯生”的典型事例，形象地记叙描写了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具体情况。

当信陵君听说魏有隐士侯嬴后，并不因为侯赢是一个又老又穷的“夷门监者”而小看他，恰恰相反，信陵君立即“往请，欲厚遗之”，并且“置酒大会宾客”以待，魏公子“从车骑”“虚左”“自迎”侯生且“执辔愈恭”；出发驶时，侯生故意要拜访集市中的屠夫朱亥，且见其客朱亥久不归，久待侯生的信陵君“颜色愈和”，侍从都窃骂侯嬴而公子“色终不变”；至家之后，马上“引侯生坐上坐”“为寿侯生前”。一个身份高贵的魏国公子，居然能够去屈身拜访、亲迎一位看守城门的小人物，并亲自为他驾车，还表现出如此异常的尊敬和谦恭，可见其内心的真诚和对人才的尊重，实在难能可贵。作者无须多言，信陵君仁而下士、谦而礼交的美德和形象，已闪烁出深邃的思想光彩，深深的打动了每一位读者。

歌颂魏公子“礼贤下士”的精神，也是司马迁作此传的主旨。其原因除了在称颂信陵君一生功业都与他能仁而下士有关之外，同时，由于司马迁在目睹、亲历自身所处社会的世态炎凉时，达官贵人、乃至于当朝至尊不能礼贤下士，反而摧残人才的恶行中，藉由此传在信陵君等人身上寄寓了自己的理想，渴望君主能如信陵君一般仁而下士、从谏如流，成为士人的知己，而士人也能如侯生一般为知己者所用，为国效力。

又如《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也是一个自古为人称道的人物。他智勇双全，能言善辩。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借赵宦者令缪贤之口说出之后，就极尽其描写之能刻画人物的性格形象。蔺相如的出场，被司马迁精心安排在赵国的一场几乎无人能解的困境中，他分析形势的周密严谨，他应对秦昭王时的冷静机警、智谋和勇气。当蔺相如从秦王“传以示美人及左右”中看出秦王无意偿赵城时，他略施小计取回和氏璧，随之他“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一个“怒发上冲冠”的夸张，将相如此时的愤怒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一段不卑不亢、义正词严的控诉后，“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击柱”。一个“睨”就把相如那种与璧共存亡、誓死捍卫赵国尊严的毅然决然的神态勾勒出来，谨防一切不测又不把秦王强权放在眼中的气势呼之欲出。寥寥几个动词就将蔺相如的大智大勇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了，挥之不去。太史公也满含钦佩地评价他说：“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

二、精选典型历史事件为背景，着力刻画人物性格；

司马迁在实地考察、深入研究和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凭借自己犀利的目光，敏锐的思维，捕捉、挖掘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突出，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如在《廉颇蔺相如列传》中，司马迁在捕捉挖掘出人物性格特征之后，精心细致地选择历史材料去表现突出人物的几件事，选材标准不是事件的大小，而是事件能否鲜明地突出人物的思想性格特征。

司马迁选取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和廉蔺交欢三个片段来概括蔺相如的事迹。其中完璧归赵、渑池之会是选取了典型的历史事件。而渑池之会最为精彩。

在这个典型的历史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强秦的蓄谋已久、嚣张跋扈，更看到了蔺相如的随机应变、大仁大勇。赵王鼓瑟，秦御史记录 “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从“令”字可以看出赵王鼓瑟是被迫的。秦王击缶，赵国的御史如此记录：“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一个“为”字，表明秦王是自愿为赵王击缻，自愿娱乐于赵王。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在外交场合，国君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国格和国家的形象，一个“令”字让赵国的形象大打折扣。面对强秦有意而给的羞辱，蔺相如随机应变，威胁秦王“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秦王不得不“为一击缶”，看似秦王自愿为赵王击缶，事实上秦王却是被迫的。蔺相如以其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既挽回了赵国的颜面又顺便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一箭双雕，可谓快哉！

如此以来，蔺相如这一人物形象在司马迁为他精心选取的两个典型历史事件中就以一个智勇双全、能言善辩、机警善辨的英雄形象被刻画出来，并深深刻在了读者的脑海中。这更使得人物形象真实、可信，带有普遍性，引起读者的共鸣。

三 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刻画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在《史记》中，司马迁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项羽、刘邦、樊哙、荆轲、蔺相如、信陵君等，都给人以巨大的感染力。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越是在大非面前，紧张激烈的斗争场景中，人物的表现就越能充分展示人物的性格特征。司马迁特别善于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来表现各种不同典型人物的性格特征。

如《鸿门宴》一场，是刘邦、项羽较量的关键时刻，宴前的紧张气氛，宴会上的剑拔驽张，使双方人物的神经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就是在暗伏杀机的宴会场面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把不同人物的个性表现的淋漓尽致。

先看项羽，当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决定“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项羽大军入秦，函谷关闭，这位曾击破秦军主力的霸王遭此冷遇，已是怒火填膺；再有曹无伤告密说沛公欲王关中,犹如火上浇油；三写范增劝说之辞，谓刘邦“志不在小”有“天子气”，更是火油交煎之际煸了一股阴风；风、火、油层层作势，紧张的空气仿佛一触即燃。旦日击破沛公军，如箭在弦上。项羽盲目自负的性格尽显。此后项伯夜访、沛公约婚，风、火、油已被化作一夜凉雨落尽。第二天在鸿门宴上，刘邦谢罪，一席看似毫无野心的温顺言语后，项羽推心留饮、前嫌顿释，不但不杀刘邦，竟然还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的军事机密。此后范增数目示意不成，即召项庄舞剑助饮，平地又起波澜。对此，项王却默然不应，现其胸襟坦荡以及作为政治家的胸无城府、缺少谋略。之后一切也已由此注定。

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一面大惊“为之奈何”一面对张良说“鲰生说我”以推脱责任，一面又虚心听取张良的建议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先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吾得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来逢迎收买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

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司马迁不仅写活了项羽，而且也写出了刘邦的老练权变、善使手段，张良的沉着冷静、察颜观色，樊哙的忠勇无畏、善于言辩，范增的阴险狠毒、脾气暴躁等，显而易见，这种写法又能在一件事中写许多人物，达

到一石数鸟的艺术效果。

再看《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因有蔺相如的陪同，渑池之会不仅平安归赵，更使强秦“终不能加胜于赵”且受辱而还。蔺相如因功“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感到自己蒙羞，因此扬言见到蔺相如定“辱之”。就在这僵局之时，蔺相如的做法令人疑惑不解：不与会，称病不上朝，望见廉颇引车避匿。但听相如一席话，尖锐的矛盾不解自破：“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蔺相如的家国大局观，宽容坦荡的君子腹让廉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负荆请罪，为刎颈之交。在尖锐的矛盾中，人物形象有被凸显：蔺相如沉着冷静、宽容大度，以家国大局为重；廉颇粗豪坦荡、直率自负，但知错必改勇气可嘉。负荆请罪的廉颇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堪称经典。而这些文臣武将竭忠尽智、国难当头时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爱国精神也为世人所称道。

司马迁善于在尖锐、激烈的矛盾中刻画人物，使人物性格得到鲜明、突出的表现。蔺相如这个人物是在秦国威胁利诱，赵国君臣束手无策、左右为难的矛盾中出场的；又在秦廷上与秦王面对面紧张而尖锐的斗争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处理与廉颇的矛盾，是那样的谦让，似乎是在逃避，却正是他的高明处。对待不同的矛盾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从中我们能清楚、全面地认识蔺相如这个人物的思想性格。

四 从整体客观分析，辩证地对待历史人物。

《史记》中包含了不同阶层的各色人物，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细民，诸子百家、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人物如此复杂繁多，但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个性，司马迁对每一个人物的描绘都很形象，他对人物的刻画不是简单的扁平人物的描写，而是多维透视，使人物饱满的性格特征尽显。司马迁阅历丰富，对各色人物的把握都恰如其分。

司马迁往往突出人物的多维性。多角度多层面地塑造人物形象。能从整体着眼，客观评价和辩证地对待人物是一个史官在强大的政治威力下难以做到的。就这一点而言，司马迁为史书的创作做了一个极好的范例。这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当属西楚霸王项羽了。

司马迁塑造的英雄人物项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忌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是有恻隐之心，不杀刘备，还顾虑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势和儿女情长。项羽是一个英雄，但他并不完美，《淮阴侯列传》中借韩信之口道出了项羽的为人：“项王喑恶叱咤，千人皆废，„„”

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对《史记》有了整体的印象后，你肯定不会再仅以“英雄”和“奸雄”来对项羽和刘邦这两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承认作品是宏观文本与微观文本的综合，水乳交融，我们应该综合地来把握它．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对身世遭遇在内的个人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

直接和间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他除了在《史记》每一篇传记结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确地表达他对历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评价之外，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寄托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夜闻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时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人虽然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怀着不同的心情歌唱，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但都可以显现出太史公对两个人物所倾泻的情感。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达到的，这正是司马迁一书所特有的成就，是它为视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人物形象上颇有成就，书中贯彻着司马迁人本位的思想，他对历史人物给予极大地关注，实录并活现了一系列历史画面。在矛盾冲突中展开叙事，在叙事中对历史人物进行客观细腻的刻画，选择典型的历史事件、典型材料，注意行动细节和语言的描述，文学艺术价值可见一斑！

第四篇：从太阳能租赁业务看光伏产业价值链中的金融创新论文概要

从太阳能租赁业务看光伏产业价值链中的金融创新论文

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从太阳能租赁业务看光伏产业价值链中的金融创新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租赁论文的写作者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论文片段：

美国的OneRoof太阳能公司正在把美国人的屋顶作为它们的商业战场，这就是开始兴起的太阳能系统租赁市场。尽管这种略显“老套“的租赁模式有些简单，但它却把原价需要花费3万至4万美元的整套设备几乎免费地为客户安装，以此为用户每月节省了一部分的电费，公司每月则收取一定的租赁费用。

仔细分析下来，这一轮的太阳能租赁模式并非看起来那般单纯，它或许已经构建成为光伏产业的一套新兴的价值链体系。在此次的租赁业务中，最大的创新不在于政策或者技术，而是金融。

习惯了杠杆化的美国投资机构，是无法容忍没有杠杆的商业模式，而这一次金融杠杆的支点却来源于政府的补贴。

对比中日美三国看政府对光伏产业的补贴

在中国，虽然政府没有对光伏生产企业给予直接补贴，但是“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和“出口退税”成为了两项最主要的间接补贴。此外，还有各地方政府给予光伏企业的新能源优惠政策、税费返还等。目前，光伏电站项目的增值税为8.5%，仅为普通增值税税率的一半，且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补贴细则也即将出台„„总之，从我国目前光伏产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以上政策最终使光伏生产企业得到了实质上的优惠补贴。

在日本，可再生能源固定价格收购制度于2012年7月开始实施，使用太阳能、风能、水能、地热、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进行发电的电力，日本政府规定10家大型电力公司有义务在未来20年内全量购买利用，10千瓦以上太阳能发电的收购单价为42日元/千瓦·时。

在美国，为了推动设备投资，联邦政府制定了投资税减免制度（ITC，减免额为系统安装成本的30%）及加速折旧优惠（适用5年折旧期，而非15—20年）等税收优惠政策，虽然美国财政部现金补贴计划（1603计划）已在2011年末到期，但税收抵免政策和加州太阳能计划（CSI，美国最大的电力用户分摊补贴法案）都将延续至2016年到期，此举有效保障了补贴政策的延续性。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侧重于向生产制造环节进行重点补贴，这种方式最为直接也最有效率，可以快速形成生产制造集群；日本的再生能源固定价格20年全量收购制度，是以建立电价保障机制的模式催生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群体的扩大；而美国的模式则是对安装商实施联邦税收抵免而非直接给予制造商，这一政策则强化了中间商的角色地位，相对于中日两国一头一尾的补贴，更具产业和市场的桥接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利用对这一政策的运用对光伏产业价值链进行重构，可形成一项新的金融产品—税惠权益融资基金。

租赁融资机制：美国太阳能产业价值链核心

在太阳能租赁业务中，太阳能发电系统租赁公司只有依靠真实的安装需求才能获得政府补贴，而真实需求的表现则体现在两个方面：真实的交易和真实的合约。

通过真实的交易，太阳能发电系统租赁公司通过融资手段获得资金以购买太阳能发电系统，随后进行安装、维护，太阳能发电系统租赁公司在收取租金的同时也获得了赋税减免。但存在的理由是，这种简单生产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因为它无法对整个光伏产业形成快速助推作用。

但通过真实的合约，太从太阳能租赁业务看光伏产业价值链中的金融创新阳能发电系统租赁公司将这些屋顶太阳能发电服务租约打包成有价证券，最终形成了“税惠权益融资基金“，不仅可以出售给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可以直接出售给个人，这其中也包括租用发电系统的那些用户们。近日，Solar Mosaic的三个新太阳能项目获得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批准，项目审核时间之快超出了业界之前的预期，其理由之一就在于“该公司从事的项目非常新奇”。这种“次级太阳能贷款”充分发挥了杠杆效应，解决了租赁公司的采购资金来源理由，将极大助推光伏产业的发展，更为重要的是，这将形成光伏产业价值链的核心。

太阳能租赁企业的这种租赁融资机制使用了美国国家税务局和财政部的相关规则，目的是尽可能地让每次安装都成为有价值的税收资产。但事实上，在实际操作中，要将合约打包成为有价证券，又必须将租赁的结构设计成真正的以物为标的的财产租赁，而不能设计成为以税为导向的资本租赁（即融资租赁），避开与美国公平会计标准委员会（FASB）和通用会计准则（GAAP）规则中表外融资的会计核算策略相冲突。

因此，太阳能租赁的结构必须设计成为“运营租赁”，此结构具有避开触发“融资租赁”的特性。通过加州一个大型租赁企业所申请专利中描述的金融结构，我们可以看出这一设计必须满足如下要求：

1.遵照合同的租赁付款不得超过设备公平市场价值的90%。如果按照3.5万美元的系统，即总的租赁付款不得超过3.15万美元。

2.租赁期限必须短于光伏系统使用寿命的75%。用于租赁的太阳能发电系统寿命一般预期为15-20年，即一般约在15年左右。

3.租赁期结束后，承租人不能获得所有权。即使在租赁失效后，租赁企业仍可保留系统的税收折旧和系统的剩余价值。

4.如果承租人需要取得系统的完整所有权，则购买价格必须约等于市场公平价值。

对于潜在投资者，次级太阳能投资项目可配置成长期投资，尽管风险较低，回报率却相当稳定。并且，随着光伏技术日趋商业化，太阳能的成本、持续时间和回报率也将变得相当透明。

虽然将太阳能租赁企业合约打包形成有价证券这种融资机制目前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但这一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将生产商、终端用户、安装运维商和金融机构有机串接到一起，可谓在“光天化日”之下便可以完成光伏产业价值链的系统化构建。

后续的深思：现代制造业是否在“制造”

笔者认为，现代制造不仅仅是生产，更在于“组装”，而“组装”的精髓在于匹配性的组合可具操作性的“概念”以形成完整的价值链体系—这正是美国人在光伏产业中所做的事情。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美国对中国太阳能板征“双反税”是真的想摧毁中国光伏的制造能力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美国必须要掌握定价权，必须要宣誓它作为定价权人的存在，为了维护尚有薄弱之处的光伏产业价值链，美国必须加强光伏发电系统的价格可控性，它急需这样的定价权，否则上述在美国本土的整个光伏产业价值链将可能会发生理由。但可以预见的是，这一理由绝对不会导致系统的崩溃，因为中国不会允许自己的光伏产业倒掉—可以说，美国这条产业价值链已经将中国光伏企业紧紧地套牢了。

令人焦虑的是，中国光伏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定位还停留在从事传统的生产制造—美国第三大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常青太阳能公司原计划在2011年将美国工厂搬到武汉，但终因资不抵债，直接破产倒闭后被香港的福泰中国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北京的汉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3年1月9日宣布，其已经完成了对MiaSolé的并购，这家设在美国加州圣克拉拉拥有100名员工的光伏企业，主要生产薄膜太阳能电池组件。

在生产制造上抓住不放的中国光伏生产企业，在经历了2012年的重创后，竟然没有一家倒下。而对于中国来说，现在亟需一次彻底的洗牌，对于光伏产业这样一个新生群体来说，需要的是在激烈运动中快速地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