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章 现代文学三十年 尹康庄教授课堂课件

第一篇：15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章 现代文学三十年 尹康庄教授课堂课件

第二十五章 艾青

四、艾青

艾青生于1910年，去世于1996年，原名蒋海澄，浙江金华人。第二个十年后期，他以《大堰河——我的保姆》成名，这是他从欧罗巴带回一支彩色的芦笛奏出的第一支曲子。在第三个十年，他的创作走向成熟，1939年初的第二本诗集《北方》和长诗《向太阳》是标志——他成为现代诗坛在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他的作品基本主题是对祖国、对人民的爱，而对此，他多通过“土地”和“太阳”的意象来传达。“土地”往往是祖国、人民的象征，“太阳”则是光明、美好的载体，二者融合，使他的作品总是把祖国、人民的爱同光明、美好联系在一起。在他的诗中，还总是蕴蓄着他独有的“忧郁的思绪”，祖国的贫弱、人民的苦难和个人独特的人生体验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艺术滋养，成就了他这一独特的创作风格。而这一点再同上述相融合，则成为一种诗美，成为一种更富内涵的时代感受。在艺术上，他深受西方印象画派的影响，注重诗感的色彩，灰黄和金红两个基本色调体现着他忧郁与光明相交织的风采；在体式上，他追求的是自由的抒发，以情绪的节奏取代韵律，加上朴实、灵活的句式，错落不一的分段，作品又具有独特的散文美。

第二十六章 新诗

（三）一、从同声歌唱到七月派诗人群的出现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诗歌会倡导的具有时代性、战斗性的写实主义诗风成为不同流派诗人的共同归趋，包括新月派、现代派在内的诗人们大都认识到自己应首先成为民族的忠实的儿子；无论是郭沫若的《战声集》、任钧的《为胜利而歌》、冯乃超的《宣言》，还是臧克家的《从军行》、徐迟的《冒险家》、戴望舒的《元旦祝福》、何其芳的《成都，让我把你摇醒》，都忠实地记录和抒发了抗战初期的民族情绪，前所未有地共同谱写“时代的诗”。各种民间形式被重用来宣传抗战，诗朗诵运动更是得到积极推动，像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就是先将创作以广场朗诵的方式让抗日军民接受。与此相伴生的还有街头诗、传单诗等形式。被誉为“时代鼓手”的田间正出现于这一时期，他以《给战斗者》为代表的“鼓点式”激越、短促、畅晓的创作，展示了自己的风格和诗歌史的地位。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诗歌也进入了新的发展，回归了自身的艺术探讨与个性追求，力扬写下了长篇叙事诗《射虎者及其家族》，臧克家又回到自己熟悉的农村题材上，写了

《泥土的歌》，戴望舒的创作也重显个性并有了新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的诗歌流派形成了，其中最大的是七月诗派。七月诗派是在艾青的影响下，以胡风为中心，以《七月》及以后的《希望》、《泥土》、《呼吸》等杂志为阵地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主要有鲁藜、绿原、冀汸、阿垅等十多人。正如绿原概括的，他们“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造就了自己的流派风格。他们发展了中国诗歌会的传统，主张“突入生活”，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去能动地影响、改造现实； 主张将使人的人格、情感、审美趣味等强烈地渗透到客观对象中。如果说郭沫若的《女神》是五四精神的抒情式表达和代表，后期新月派、现代派是大革命失败后一部分青年时代情绪的反映，那么七月派的创作则充分展现了经过抗战血与火的考验，我们的民族的趋向成熟。

抗战胜利后的形势则又促使诗人们拿起诗歌作武器，参加了揭露黑暗、迎接新中国的战斗，讽刺诗和政治抒情诗的创作成为主要的潮流，代表性诗集为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冬天》和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等。

二、从校园诗人群到中国新诗派

在当时大后方最高学府西南联大，云集着从朱自清、闻一多

到卞之琳、李广田等前辈诗人，还有著名的外国诗论家兼诗人在此任教；又有一批才华横溢、有心致力新诗的年轻人。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他们通过课堂教学、科研和译著，系统总结新诗发展的历史经验，朱自清的《新诗杂话》、李广田的《诗的艺术》，以及朱光潜、艾青各自的《诗论》问世了；冯至、卞之琳对里尔克的翻译、英国诗人燕卜逊的授课、奥登的访华等等，把中国新诗的发展推到了一个转折点，这就是在透视现实人生和自我矛盾的前提下，使新诗向着“知性的提升与融合”与“文本实验”的自觉努力。冯至最早将这种诗歌理想付诸实践。他把个体与人类的生活状态、人的生命的形而上体验与思考作为诗歌的内容，他的由27首诗组成的《十四行集》被誉为中国新诗史上“最集中、最充分地表现生命主题的一部诗集”，而其庄严、从容和对有法度的追求的独特风格，表明中国诗人已具备足够的“洋为

中用”的艺术力量。

正是主要在冯至的影响下，以穆旦为代表，郑敏、杜运燮、袁可嘉、杭约赫（曹辛之）、唐湜、陈敬容、唐祈和辛笛为主力阵容的中国新诗派出现了。他们要求的诗的构成是“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把“生活的现实的突进”与“心灵现实的突进”两个方面统一起来，达到意境与思想的凝合，主观抒情的“戏剧化”和客观对象化。于是，在穆旦的笔下，出现了“残缺”

世界里的“残缺”“自我”，传统的“圆”的思维定势被打破；他不用陈旧的形象意境，而是用“非诗意”辞句写成诗；他坚持现代白话诗的传统，反对言语意义的模糊与朦胧，创造了一种介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文体。这样，他不仅在诗的思维、诗的艺术现代化，而且在诗的语言现代化方面，都迈出了在新诗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三、敌后根据地的诗歌创作

但在敌后根据地，诗歌创作则走的是单一向民间资源汲取养分的路，如课本所说——“诗的歌谣化”发展到了极致。具体说来，第一，像新歌谣一样，“颂歌”成为诗歌的主要内容和体式；第二，使人成为大众（阶级）的代言人；第三，趋向于群众斗争与劳动生活的再现与具体叙述；第四，语言以不识字的工农兵能听懂的标准和尽量接受民谣的原型、手法等。代表作是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比兴”本是民歌、民谣艺术表现力的体现，但此诗数十行全用“比兴”，又造成了呆板。此诗一方面可看作是民间文学、农民文化对现代新诗的渗透与改造，另一方面也是利用民间形式进行革命宣传的一个尝试。另还有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李冰的《赵巧儿》，田间的《戎冠秀》、《赶车传》。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创作现象不啻是一种创作追求，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制导下，在政权的扶持下形成的一种创作范式，由此

决定了“十七年”诗歌创作的基本走向。第二十七章 散文

（三）第三个十年的散文创作仍然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仅从正式出版的散文集来看，创作总量超过了前两个十年的总和。从文体特点上看，抗战初期报告文学几乎抢占了整个文坛，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揭露讽刺社会弊端为特色的杂文唱了主角。但抒情散文数量同样可观，质量也显出进步，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致。

一、报告文学的勃兴

为了文学能迅速反映战况，担负起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自1937到1940年，报告文学成为许多作家首选的文体。具体说来，以新闻性为主的战地报告最早现出成就，丘东平的《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等反映了淞沪战役的悲壮场面；骆宾基的《救护车里的血》、《我有右胳膊就行》、《在夜的交通线上》，还有《东战场别动队》，也记载、报告了上海军民抗日的热情。曹白的《这里，生命也在呼吸》，暴露国统区抗战的阴暗面，《杨可中》、《纪念王嘉音》则是很好的人物通讯。另外，丁玲写有《孩子们》，徐迟有《大场之夜》，以群、王西

彦都写过台儿庄战役的报告文学，田涛、碧野、姚雪垠等也有反映抗战的创作。在暴露国统区的作品中，黄钢的《开麦拉之前的汪精卫》具有代表性。著名记者范长江《台儿庄血战经过》等，很具影响力。萧乾也投身报纸记者行列，写有《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一个爆破大队长的独白》等。他还两次出任《大公报》驻英国记者，写下了许多表现欧洲人民反法西斯战斗的通讯。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近似传记文学的新作，如沙汀的《我所见之H将军》，写的是时任八路军一二0师师长贺龙的事迹。还有刘白羽等的《八路军七将领》、周立波的《王震将军记》、陈荒煤的《陈赓将军印象记》，等等。1941年后，报告文学的创作才相对减少。

二、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40年代的杂文创作仍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国统区又围绕着文学杂志《野草》形成的杂文作家群，其中聂绀弩是重要作者之一。他成名于30年代，这时大量的杂文创作结集有《历史的奥秘》、《蛇与塔》、《早醒论》、《血书》等。除了针对现实之外，批判旧伦理道德，力求改变人的精神面貌是他创作的基本主题。还有秦似、夏衍等人也属于这一作家群。上海孤岛有两个发表杂文的报刊，一是《鲁迅风》，二是《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在诸多杂文作家中，唐弢是最能学

得鲁迅杂文风致的作者之一，“孤岛”期间的结集有《劳薪集》、《识小录》和《长短书》等。另还有巴人、周木斋、孔另境等作家。在沦陷区，出任伪职的周作人未间断他的小品文写作，就创作而言，杂文的小品化是他在这一时期的贡献，有《秉烛谈》、《药堂语录》、《药堂杂文》等多部集子。在敌后根据地，杂文创作主要是在《讲话》发表之前，丁玲、萧军、王实味等人有作品，但在文艺整风时都受到不公对待乃至于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就很少再有杂文问世了。

三、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抗战初始，小品散文相对沉寂，在北方地区和上海孤岛还是有些作品发表。其中萧红的创作值得关注，以优美的文笔写出了自己在逆境中的心情和抗战中的见闻，她的《回忆鲁迅先生》在众多同类文学中为人称道，在于以真实片段的捕捉而别具一种亲切感。何其芳到敌后根据地后诗风文风都为之一变，现实性增强了，情感却粗糙起来，虽收有《星火集》二部，却失却了自己的风格。巴金的散文这时期愈显严谨坚实，收有《梦与醉》、《龙·虎·狗》、《废园外》等多部集子。李广田这时的《灌木集》最具他个人风采，纯朴中显出静美，值得咀嚼。冯至的散文也是诗化的，结集为《山水》。丰子恺则有《率真集》，叶圣陶有《未厌居习作》、《西川集》。

沈从文的《湘西》中的篇什，比前一时期的《湘行散记》艺术上更为精熟，也更为贴切地表现了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张爱玲的散文创作多收在《流言》集中，以对某种世相、琐事的叙写折射人情世态的变迁，是其创作的一个特点，如《更衣记》。关注这一时期散文创作须着重提及的是梁实秋，抗战爆发后他抛妇别雏先去武汉，又随国民政府西迁到了重庆。一直在文学批评上与左翼作家多有争执的他在重庆主编《中央日报》副刊《平明》时又被扣上鼓吹“文学与抗战无关”的帽子，离开主编位置后他从事其他文化方面的工作，工作之余开始写散文，这就是1939年后陆续发表的《雅舍小品》。其中的作品多以生活琐事为题，在谈论中蕴含博雅的识见和超然的趣味，读后不仅令人获取诸多生活的实相，而且得到豁达俊逸的熏陶，别有一番审美体味。像《雅舍》，题名就含有调侃，本为“风来则洞若凉亭，雨来则渗如滴漏”的陋居，反而成了“有个性就可爱的”“雅舍”，其中包含的优雅自娱自不用说，再联系到抗战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一事实，我们从中看到的就是一种守志乐观的人生境界了。可以说这是对林语堂小品文的一种思想上的提升。自此，在散文创作方面，梁实秋一发而不可收，成就了自己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