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财经大学《管理学》第二章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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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
1、在儒家管理思想中，在人性的认识上，提出性恶论的是（ ）
A．孔子 B.孟子 C.荀子 D.韩非子
2、下面哪个思想体系不属于中国的传统管理思想（ ）
A．儒家管理思想 B.道家管理思想 C.法家管理思想 D.佛家思想
3、贞观之治体现了（ ）时期的主体管理思想
A．盛唐 B.元朝 C.明朝 D.宋朝
4、（ ）作为元朝政权的奠基者，他提倡采用汉族制度，以儒治国
A．唐太宗 B. 耶律楚材 C.刘邦 D.朱元璋
5、我国宋真宗时期，一个叫丁渭的大臣提出的“一举三得”方案，集中反映了我国古代时期的（ ）
A．权变管理思想 B. 范围管理思想 C.系统管理思想 D.质量管理思想
6、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倡导的“有生于无”的企业文化，体现了道家的（ ）管理思想
A．清静无为 B. 君为轻民为贵 C.诚心爱民 D.勤政、爱民
7、江泽民提出的“以德治国”，体现了（ ）“为政以德”的管理思想
A．汉高祖 B. 孟子 C.黄宗羲 D.孔子
8、儒家的“中庸之道”思想的核心就是“以和为贵”，目的在于“安人”。其结果积极的一面是团结
和谐，而消极的结果就是现实中的（ ）
A．坚持原则 B. 保持中立 C.难得糊涂 D.和事老
9、“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成为孟子（ ）管理的核心
A．仁政 B. 经济 C. 人才 D. 决策
10、“墨守成规”就是指规范下级的行为，下级要绝对服从上级这体现了西方的（ ）
A．等级思想 B. 制度思想 C. 人才思想 D. 权力思想
二、多项选择题
1、在中国盛行的四大宗教是（ ）
A．佛教 B. 基督教 C. 伊斯兰教 D. 道教
2、中国式管理——M理论，其贡献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
A．仁 B. 义 C. 礼 D. 智 E.信
3、从人性的角度，认为人性本恶有以下人物（ ）
A．荀子 B. 孔子 C. 韩非子 D. 孟子
4、实物作为思想的见证和体现，以下（ ）体现了秦始皇的嬴政思想
A．秦陵地宫 B. “焚书坑儒” C. 统一货币 D. 统一文字
5、东方管理学派是指（ ）
A．东方管理学 B. 中国管理学 C. 中道管理学 D. 华商管理学
6、东方管理学的具体分类有（ ）
A．中国管理哲学 B. 国学与管理
C. 东方文化与宗教哲学 D. 华商管理学
7、在东方管理学体系中，以苏东水等教授提出的“四治”学说成为东方管理学中的中国管理学的核 心内容体系之一。具体包括（ ）
A．治国学 B. 治生学 C. 治家学 D. 治身学
8、在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中，以苏东水教授为代表的学者针对东方社会人性的特点总结归纳出了八论，除了人本论、人德论、人为论、人缘论、人道论以外，还包括（ ）
A．人心论 B. 人谋论 C. 人才论 D. 人才论
9、“十三篇”，即——用人、治法、纳言、决策、组织、激励、指挥、处事、考核、（ ），对东方管理理论的管理职能做出了有意义的补充。
A．变革 B. 修身 C. 廉政 D. 教化
10、康雍乾三位皇帝恪守（ ）的家法，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思想
A．敬天 B. 法祖 C. 勤政 D. 爱民
A．人心论 B. 人谋论 C. 人才论 D. 人才论
三、填空题
1、儒家管理思想的主要特点是： 。
2、道家管理思想的特点是： 。
3、墨家管理思想的特点是： 。
4、 作为元朝政权的奠基者，他提倡采用汉族制度，以儒治国。
四、判断题并改错
1、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都对人性的认识形成了思想观点，其中提出人性无善无恶论的是孔子。（ ）
2、兵家思想出了孙武的《孙子兵法》，还有孙膑的《孙膑兵法》。（ ）
3、“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孙膑的至理名言。（ ）
4、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就是讲述了汉高祖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状况。（ ）
5、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都是在继承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下，推行自己的管理的。其中秦始皇推崇法家，汉高祖推崇儒家，汉武帝推崇道家。（ ）
6、文成公主入藏，反映了大唐时期通过联姻安抚周边的外交政策。（ ）
7、《康熙王朝》电视连续剧中，玄烨继承了祖中之法没有任用汉人周培公，从组织的权力基础来讲，代表着传统权力的象征。（ ）
8、王安石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公开讲求理财之术的政治家，“摧抑兼并、均济贫乏”是其全部经济思想的核心，也反映了明朝时期的国家革新的一种思潮。（ ）
9、黄宗羲和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是明代中国民本与民主思想萌芽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倡与宋明理学不同的实学思潮。黄宗羲作为主要代表人物，其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特色。（ ）
10、康雍乾三位皇帝恪守“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的家法，形成了一定的管理思想。（ ）
五、名词解释
1、无为而治
2、尚同
3、节用
六、概念比较
1、管理原理与管理原则
七、简答题
1、儒家管理思想主要是什么？
2、简述道家管理思想。
3、墨家管理思想主要有哪些？
3、简述法家管理思想是什么？
八、论述题中国的传统有哪些商帮，其特点是什么九、案例分析
题目：让大手抓糖
我国宋真宗时期，一个叫丁渭的大臣提出的“一举三得”方案，集中反映了公元十一世纪中国管理实践的伟大活动。当时由于皇城失火，宏伟的昭君宫被烧毁。真宗命令丁渭用25年的时间修复它。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任务极重，不仅要设计施工，还要清理废墟、挖土、烧砖、运输材料。丁渭提出，首先在皇宫前挖沟，然后利用挖沟取出的土烧砖，再把京城附近的河水引入沟中，使大船直接从水路把大批建材运到宫前，最后用废墟杂土填入沟中，就地处理碎砖烂瓦，复原大街。这一切省去了运土制砖的时间，大大加速了运输速度。一下子解决了就地取土，顺利运输，清理废墟三个问题。
问题：
你如何理解丁渭的“一举三得”？
[扩展阅读]
从传统商帮到现代民族企业
林姝
中国传统商帮的形成期在明代，例如明代的冯梦龙在《三言》中就有对江南一带商帮经营的文学性描写。这些商帮以地域为纽带，形成了地域性的松散商业联盟，不同的商帮拥有不同的业务经营范围，商帮的业务组合起来，编织了中国最早的商业网络。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进入近代的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政府面临严重的内忧外患。长期以来的闭关锁国，导致这个老大帝国的统治者无法理解欧洲列强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商业逻辑。处于不同区位的商帮，则由于其敏锐的经济嗅觉，比帝国的管理者们更早地理解和接纳了欧洲人创造并传播的商业逻辑，他们成为清政府在政治、战争、经济活动中的助手，也迎来了自身发展的鼎盛阶段。其中最著名也最典型的就是兴起于山西晋中、晋南的晋商。
一、晋商的经营管理方式
说起晋商，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迷宫一样的乔家大院，和大院中阴森压抑的气氛，这是对晋商艺术化的误读。晋商在中国十大传统商帮中的起源是最早的，他们的先祖在山西南部的解州（今山西运城）的盐池制盐贩盐，靠盐业贸易起家。这段制盐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到明代初年，晋商作为一个地域性商帮的雏形已经形成。晋商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从他们起家立足的盐业，到丝织品、粮食、铁器制品等大宗商品，以及百姓家中的日用百货，无所不包；到鸦片战争之后，晋商进入中国的传统金融业，经营票号业务，其中日升昌、大盛魁等著名票号，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最远到达欧洲的莫斯科。
众所周知，财富的多寡是衡量商帮成功与否的客观标准，处在鼎盛期的晋商究竟创造了多少财富呢？清代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列出了光绪时期总资产在七八百万两到三十万两白银的十四家山西富商，他们拥有的财产大约三千余万两银子。当时大清帝国“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固定的，约银四千万两”。（茅海建《苦命天子》）换句话说，这十四家富商的财富相当于大清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把所有晋商家族的财富加在一起，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清代光绪时期一两银子按低价计算约值今天的人民币200元，3000万两相当于人民币60亿元，也就是接近10亿美元。山西富商在世人眼中一直是土老帽的形象，然而就是这些穿着马褂长衫，戴着瓜皮小帽的土老帽通过自己祖祖辈辈的勤勉集聚了巨大的财富。
数字是死的，我们无法通过数字去想象当时山西富商的富裕，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今天我们去祁县、太谷、平遥这些地方参观当地的清代建筑，院落气势恢宏，细节精美，虽然没有江南园林的小巧别致，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历经百年风雨依然能震撼人心的建筑是靠钱堆出来的，由此也可以想象晋商的富有。还有一个旁证。宋霭龄是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夫人，孔祥熙家族是太谷富商。没去之前，宋霭龄一直觉得孔家肯定贫穷落后。来到孔家后，她享受的奢侈生活和她在南京上海的生活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让宋霭龄惊叹不已。那时候的晋商早已衰落了，而且孔家在太谷当地根本算不得排名靠前的富商大贾。
晋商的成功靠什么？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晋商对时局和环境的准确分析，在管理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制度是其成功的法宝。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晋商的管理做简要分析。
（一）准确把握环境变化，依照发展需求制定不同的战略
1．依托政府需求，靠盐起家
在前文我们讲过，晋商起家立足靠的是盐业。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自古就是胡汉混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多次被少数民族强大的游牧政权占领。1368年，朱元璋把蒙古人赶出长城沿线，建立明帝国，山西靠近大明的北方前线。由于帝国疆域较大，往北方前线运送军需成了让明政府特别头疼的一件事。朱元璋在当地推行过屯田制，但是由于大同一带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并不成功；国家自己运送军需物资，又存在巨大的成本压力，还严重扰民。在这种环境下，明政府推行了“开中制”，也就是把粮食和军需物资运送的任务委托给商人，商人把这些物资运送到北方边疆后，国家并不直接付费，而是按所运粮食和其他物资的数量开具“盐引”，在太原或大同每交纳一石粮食可换取一份盐引，每份盐引可在江南盐运司支取食盐两百斤。
食盐在中国经济史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西汉时期，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的建议，推行盐铁专卖，自此，之后的各朝代都继承了这个制度。食盐本来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专卖制度的实行，进一步巩固了盐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暴利地位，社会上的贩私盐现象也随之愈演愈烈，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之一张士诚就是私盐贩子出身。晋商本来就有经商传统，而且由于所处地域，长期与边疆少数民族有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头熟，地头熟”。明政府宣布执行“开中制”后，市场嗅觉灵敏的晋商凭借自己长期形成的经营优势，积极收购粮食，帮助政府运送军资获取盐引；有的晋商收留失地失产的流民，到边疆定居，开垦荒地种粮食，再运送到边军中换取盐引。
获得盐引的晋商等于获得了运输和销售食盐的国家背书，靠着售卖垄断物资，晋商大发其财，为其后来的发展积淀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到明代正德年间，政府官营盐场的产量已经没办法满足巨大的社会需求，迫于无奈，政府在明朝初年放开食盐运输流通环节管制的基础上，开始允许私人进入食盐的生产环节，民营资本进入盐业的全产业链。借这个机会，晋商在当时食盐的主产地两淮地区收购盐场，出现了一批大盐商。对盐业经营的垄断地位，由晋商和徽商一直把持到清末。同时，借助食盐的销售网络和强大的经济实力，晋商不但把生意做到了全国，更是涉足多个产业，在很多领域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
除了盐业，明政府针对北方蒙古政权的外交政策也在打打和和中不断调整，晋商抓准机会，为政府购买作战用的马匹，在北方的马市交易中独占鳌头。到了清代，晋商在为北部边疆的八旗军提供草料的同时，经营餐饮、皮革、茶叶、丝绸、布匹、食盐、木材等产品，整个蒙古和今天叫作新疆的地区到处可见晋商的商铺，他们的足迹一直向更远的中亚和欧洲延伸。
2.根据商业活动开展的需求创办票号
如果我们追溯中国最古老的金融业务，并不是票号，而是典当行，在民间俗称当铺。后来又出现了印局，在市场上发放印子钱。无论典当行还是印局，它们提供的金融服务全部属于高利贷，借贷人的结局不外乎侵家荡产，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这两种古老的金融服务一直饱受诟病。与票号业务比较接近的是钱庄和账局。晋商在明代就已经进入钱庄和账局业。钱庄主要从事银钱兑换业务，比如普通人手里的货币主要是铜钱，价值低，数量大，不便携带。有的人要长途旅行，可以到钱庄把铜钱换成白银，便于携带。但是不同地区的白银成色不同，杂质少的白银特别受欢迎，因此，能提供这种白银的钱庄信誉特别好，顾客趋之若鹜，大钱庄甚至会在白银上刻上自家钱庄的字号。账局从事发放贷款的业务，其服务对象包括官员、大钱庄、大商铺。由此可见，在票号出现之前，晋商在金融行业已经有了稳定的经营基础。
票号是由晋商首创的金融业务，票号的产生反映了晋商在业务扩张过程中的内生需求。晋商利用“开中制”进入盐业后，大量晋商因为业务需要南迁淮扬地区，留在山西的晋商丧失了从事盐业的地域性优势。为填补贸易空白，他们利用明政府开放边疆进行茶马互市的机会，以马匹交易为切入点，努力在北部市场从事多元化贸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与蒙古地区和俄罗斯的茶叶贸易。随着贸易量的不断增大，给晋商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晚清时期，中俄边境争端持续加剧；太平天国运动切断了南北商路，造成晋商从南方获得茶叶变得困难；与此同时，英国利用自己在印度、锡兰发展起来的茶叶种植和贸易活动，实现了保证茶叶品质的同时，茶叶生产的规模化和质量的标准化，进一步向全球市场推广价格更为低廉的英式茶，一方面对质量良莠不齐没有确定标准的中国茶带来了市场竞争压力，也对晋商在北方市场的茶叶贸易造成巨大冲击，贸易量不断下降。晋商手握巨额财富，不愿也不能让坐以待毙的情况发生，加上他们早已进入典当、印局、钱庄、账局这些金融业务，这时候开始经营票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所谓票号，可以理解为银行汇票。如前文所述，晋商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遍及全国并延伸至海外的商业网络——分号，这就为银钱的异地兑换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持条件。所有需要长距离携带大量资金的个人和商户，可以在当地晋商的票号用现银兑换票号出具的汇票，到了异地，只要有该票号的分号，就可以凭手中的汇票提取真金白银，票号收取手续费。雷履泰的日升昌在晋商中首开票号业务，业务的开展为日升昌获得了大量财富，填补了茶叶贸易衰落造成的空白。后来，其他晋商纷纷仿效日升昌开展票号业务，真正实现了“汇通天下”。
晋商票号发行的汇票并没有经过国家法律程序的认可，这项业务能迅速开展，另一个支持条件就是票号的信用。晋商奉行“以义制利”，信用是票号的生命，宁可折财也要保证汇票的变现能力。像日升昌、大盛魁的汇票因为信誉好，甚至可以当做货币在市场上流通。
晋商票号的服务对象是多样化的，除了私人、商户，票号还给政府提供服务。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南北方财路阻断，官银无法流转，这时候票号进入官汇，票号与镖局紧密合作，镖局负责汇票和金银的运输安全，票号提供资金保障，利用民间渠道为清政府提供金融服务，保证了江南各省的财富能顺利送达京城。这个时期晋商票号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
到了清朝末年民国建立初，晋商票号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究其根本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外国列强将现代银行金融业引入了中国。晋商票号虽然已经有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但和真正意义上的现代金融业相去甚远，例如，晋商票号的存款利率极低，除了官府，一般的商户和私人宁可把钱存在钱庄里也不愿意放在票号，对私人存款的吸纳能力不强。第二，各票号给清政府提供了过多的官贷。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每况愈下，例如，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手里缺钱，支付给湘军的军费都是由海关厘金预支的。到了十九世纪末，战争赔款加上各种开销，让腐败的清政府捉襟见肘，为解决燃眉之急，清政府向晋商大量借贷，最后又无力偿还，高昂的坏账成本由票号自己承担。第三，严重的社会**给票号经营带来危机。以日升昌为例，武昌起义期间，武昌城内的无业游民乘乱洗劫了日升昌在武汉的分号，加上票号雇用的经理人员携款出逃，给日升昌带来巨大损失。后来这个晋商中的票号巨人的轰然垮塌，既是日升昌衰落的标志，也是晋商商帮走向衰落的标志。第四，没有及时向现代金融业转型。现代银行业务的开展是基于强大的信用基础，这个基础是在国家认可并保护的银行制度上构建的；票号的信用基础来自于熟人社会的人情关系。这个区别决定了现代银行的业务拓展范围远大于晋商票号。加上票号在和清政府合作过程中一直处于弱势，出于对清政府的不信任，无论是慈禧还是袁世凯建议政府和票号共同经营现代银行，统统被拒绝。等到民国初年票号日薄西山主动想要转型时已经无力转型，最终被现代银行金融业彻底取代。
（二）晋商票号的管理机制
制度对现代组织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评价一个组织在管理上是否具有现代性，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该组织是用管理者的经验进行管理，还是通过制度进行管理。制度化的管理将实现组织的规范化，形成组织的治理结构，实现组织做大做强的目标。晋商票号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管理制度。
1.股份制的实行
晋商采用股份制进行管理是在实践中长期摸索的产物。任何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都会面临资金短缺需要借贷的困局，但是由于资金的所有者和使用者分离，债权人的收益固定，风险由债务人完全承担，如果债务人经营不善，债权人风险极大，可能连本金都无法收回，因此借贷非常困难。为了商业经营的需要，出现了大家共同出资雇用专业人员经营的朋伙制和东伙制。这是晋商票号股份制的前身，存在的问题是出资人出资完全建立在血缘或地域纽带上，非亲非故不入伙不合作，能够吸纳的资金量有限。
进入清代中后期，为了吸纳资金快速扩张的需要，晋商票号开始实行股份制。晋商票号的股份制非常有特色，他们把股东分成两种：一种是出钱的，叫做银股；另一种在票号工作，出力的，叫做身股。无论银股身股，各自对票号贡献不同，票号都会定期给予红利进行激励。通过这个制度，票号将出资人、经营者、员工紧紧绑定在一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票号的出资人来源多样，除了亲朋好友，还有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所有人都可以凭借票号开具的凭证定期领取分红，或者出售自己的股权。出资人中的大股东有重大事项投票权，但并不会亲自参与经营，各股东共同出资雇用大掌柜（职业经理人）进行实际的市场经营活动，各股东及其家人不得成为大掌柜，不能干涉大掌柜的业务，实现了票号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这种股份制和现代企业股份制非常接近，但是和建立在现代企业制度基础上的股份制企业还有距离，加之没有成文的公司法和国家认可的法律程序进行约束，票号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股东和大掌柜之间、员工和票号之间的相互信任，人情的作用远大于制度的作用，在陌生人社会其适用性有限。
2.票号的内控机制和组织文化
由于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企业的控制机制作用减弱，职业经理人员的自利和败德行为是经常发生的，但是在晋商票号中，此类现象极少发生，只有在票号进入严重衰败阶段才开始出现，仅就这一点作比较，现代企业和票号相比远远不如，我们时常看到金融机构的高管内外勾结携款外逃的报道。虽然我们今天无法考证晋商票号的管理制度，可以肯定的是，票号形成了成熟的内部风险控制机制，以及提升员工忠诚度和职业操守的独特文化。
（1）内控机制
票号总号对各分号并不制定统一的利润目标，而是根据分号所处地域的不同分别制定不同的经营策略。例如，北方尤其是北京的官员多，皇亲国戚多，这些人喜欢存钱，而且出于对票号的信任，特别愿意把钱存在票号中；而南方工商业发达，商户多，商户发展需要借贷资金。因此，票号制定了“北存南放”的经营方针，注重评估一个分号的总体贡献而不是单一的利润指标。进行业绩评估时，北方的分号考核他们吸纳存款的能力，南方的分号考核他们放贷以及赚取贷款利息的能力。这和今天很多大公司不注意市场差异，搞管理一刀切的思路很不一样，可以有效避免员工为完成绩效指标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的现象发生。
票号制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总号会不定期派员对分号的经营情况、账目进行审核（巡庄），平时则通过信函与各分号及时沟通，沟通频次较高，各分号每个月要向总号汇报当月的总体经营情况。在信函管理上，有起草人，有誊录人，一份信函经过多人处理，信息共享，同时也避免了信息不公开可能出现的信息造假现象。
票号的组织结构明晰，不同人员在组织中的分工定位各不相同。总号设大掌柜一人，其职责相当于总经理，还有一个协助他的二掌柜，主要负责总号的内部管理，有的总号还有三掌柜，负责柜台业务。各分号包括账房、文牍、跑街三个部门。账房顾名思义负责财务活动；文牍负责起草誊录接收和发送信函，是分号的信息管理部门；跑街由业务员组成，负责开发客户。
分号的重要人员由总号统一任命，也有来自当地临聘人员，通常职位不高。分号没有实际资产，资产由总号统一管理。
票号实行了严格的财务控制管理，并且设置了严格的账目核算体系（龙门账）。这种账目核算体系把经营行为的全部资金往来按性质、渠道科学地分为进、缴、存、该四大类，“进”指全部经营收入；“缴”指全部支出；“存”指资产和债权；“该”又称“欠”，指负债和客户的投资。每笔收支都有对应的科目，虽然不能称之为复式簿记，但和传统只有收支的单式簿记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今天我们在乔家大德通可以看到当年留存的账本，账目详细精密。严格的财务记录手段利于财务审计活动的开展，也有效防止了人员贪腐、挪用公款等败德行为的发生。
（2）有效的激励手段
首先是人员培养机制非常完善。一个企业完全靠临时招聘很难找到满意的员工，晋商票号为解决人才紧缺的问题，形成了完善的员工内部培养机制。好员工从娃娃抓起，注重在青少年中遴选优秀人才，自己亲自培养。票号员工收入高，吃住条件好，所以山西当地很多家庭都愿意把孩子送到票号工作，票号选人就是要从这些有意向的孩子中选出优秀的人才。遴选标准很多，包括了脾气秉性、外貌身高、文化基础、吃苦精神等。选中后成为学徒进入票号接受培训，培训内容很多，从最开始的端茶送水、打扫庭院，到对学徒的人品、为人处世、价值观的道德培训，再到开发客户的业务培训，每个环节都有专人带训，专人考核。内部培训制度为票号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才，为这些进入票号的人才提供了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而且在培训过程中，培养了人才与票号的感情，也提升了他们对组织的忠诚度。
除了培养人才，激励更重要的目标是留住人才。除了给员工提供丰厚的物质收入，票号还实行了身股制，也就是工作一定年限，做出一定贡献后，可以获得票号的股份，每年获得分红，这和现在很多企业实行的员工持股计划如出一辙。身股制的实行不但留住了员工，而且在晋商集中的晋南、晋中等地带来了奇异的现象，当地子弟普遍读书用功，目的并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而是为了拿良好的文化教育基础当做进入票号的敲门砖。从社会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人的职业选择上的多元化，有利于中产阶级数量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3）培育组织文化，追求文化管理的长期性
在对员工进行内部管理的过程中，晋商最成功的的模式是引入了文化管理对员工进行道德约束，尤其在票号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后，文化管理显示出强大的管理能力，并且实现了管理的长期性。
票号从员工培训阶段就开始用儒家传统文化对员工进行教育，除了学习四书五经，他们特别强调儒家文化中忠和孝的观念。举个例子，很多商人都供奉关公，这个传统应该来自于晋商。晋商为什么供奉关公？因为关公在中国民间的传统观念中是“忠义”的代言人，因为这个特质关公才会被朝廷追封为武圣人。晋商通过对关公的崇拜和信仰，把“忠”的伦理规范潜移默化地传给员工，成为员工职业操守的底色。
我们知道，用文化进行长期管理仅有道德约束是不够的，人在本质上是自利的，组织可以把圣人当标杆当榜样鼓励员工学习，但是不能强迫员工成为圣人，因此晋商的文化管理能够有效，还有一个潜在的文化因素就是同乡的约束力量。票号的主要员工都是山西当地人，乡里乡亲，一个人不守诚信干坏事，是很难被同乡和同宗接受的。所以，强大的家族观念、乡土观念也是晋商的文化管理和制度管理能实现长期性的有效保证。
以晋商为代表的商帮是中国的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落时代的产物，他们是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者，也是商业文化的开启者，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的尝试和贡献，以及外部环境对古老帝国的冲击，带来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中国的萌芽和成长，而实现这个成长的不是商帮，是产生于清末的第一批本土的实业家。这批实业家的典型特征包括：既非官商，也非买办；通过创办各种新式实业入局；以“实业救国”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他们中的佼佼者包括张謇、荣氏兄弟、穆藕初、卢作孚、刘鸿生、范旭东等人，他们最活跃的时间是1895-1952年。
二、民国时期的实业家
中国在晚清、民国时期涌现了一批倡导实业救国的工业巨子，他们的成功让中国人在饱受帝国主义压迫，积贫积弱的时代看到了民族振兴的曙光，但是他们仍然无法逃脱失败的时代宿命。
晚清时期的中国为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曾主动“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展“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举办和建设了不少工厂，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先河。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宣告由清政府发起的洋务运动并没有把中国打造成一个工业化强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未来的中国何去何从？以张謇为代表的实业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张謇，1853年生人，光绪年间的状元。《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开始大力扶持民间办企业，发展工业。1895年，张之洞之命张謇在家乡南通创办纱厂，实业报国。一开始张謇很是犹豫，一个原因是他和他的家族中没有人有创办现代工业企业的经验；第二个原因，张謇才中状元不久，被朝廷授予翰林院编修的职务，虽然因为父丧丁忧在家，但是经营实业意味着以后断绝自己的仕途，这个牺牲对时年41岁的张謇可谓不小；第三个原因，办企业要钱，张謇没有那么多钱。但是张謇还是打算依靠张之洞的支持尝试一下，如果干不好就回去做官。熬到丁忧期满，张謇回北京报到，恰逢百日维新失败，支持维新变法的翁同龢被罢官，而翁同龢恰好是张謇的恩师。这件事对张謇的打击很大，加上他十分厌恶清朝官场的奴才习气，反倒坚定了他不做官，咬牙办实业的决心。
张謇办实业遇到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难题，也是很多民营企业都遇到过的难题：没钱。中国民间办企业，一般都是向亲友借贷，在小圈子内形成自己的利益共同体。但是办实业，需要从国外购进机器设备，要培训专业化的产业工人，要用企业思维进行管理，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前期大量的资金投入。在当时的中国，如果实业家拿不出几十万两白银，企业办不起来。在张謇的亲友圈子里，找不到这么有钱的出资人。怎么办？张謇打算向社会募股。
那时候的社会募股不像今天，企业挂牌上市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出售债券就可以在短期内解决资金问题。当时的有钱人要么把钱放在钱庄里放贷生利，或者捐个官鱼肉百姓以获利，对于风险巨大前途未卜的实业不愿意进行投资。张謇花了四年时间游走于上海、南京等地，费劲唇舌，甚至卖字换钱，也只募集到白银20万两。1899年，纱厂终于开工运营，张謇给纱厂取名“大生”。
大生纱厂创办举步维艰，却赶上了发展的好时机。当时中国市场上充斥的是印度和日本的进口棉纱。印度是英国殖民地，英国占领印度全境后，仿照英国纺织企业的管理模式，引进英国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在印度大量生产棉纱，并在亚洲其他国家销售。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并且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其中包括纺织品生产，由于产量大，本国无法全部消化，大量日本棉纱出口到中国。印度棉纱主要是密度较低的粗纱，日本棉纱是密度较高的细纱，这两种进口棉纱质量可靠，规模效应带来了低廉的价格，产品的竞争力很强，在中国市场很受欢迎。到了1899年，印度的宗主国英国改革了印度的货币制度，将银本位制改变为金本位制，导致印度货币币值上升，印度生产的粗纱出口价格上涨，为中国的棉纺织企业带来了市场机会。
除了外部环境，张謇的大生纱厂还有几个优势：第一，南通当地从元明时代就是中国重要的棉花产区，大生纱厂靠近原料生产地，有利于企业收购优质原料进行生产；第二，当地有悠久的纺织品生产传统，企业想要获得心灵手巧培训成本低的工人相对容易；第三，南通的工人工资远低于上海，可以节省不少人工成本；第四，当时的中国人喜欢穿用手工织的布，南通当地农民自己纺织的棉布（关庄布）在北方市场口碑极好，尤其在东北市场销量很大，大生纱厂生产的棉纱可以满足当地织户的需求。
几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大生纱厂创办不久就开始盈利，一直持续了20年，企业规模也不断扩大。大生纱厂的光明前景给了投资人信心，愿意投资的股东越来越多。有趣的是，创办人张謇只是大生纱厂的小股东，他投入的股本很少，也没有想过要扩大自己的股权，他是大生纱厂货真价实的CEO。但是这也为张謇后来的含恨离去埋下了伏笔。
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张謇开始快速扩张企业规模，并进入多个产业。他不但兴办新的纺纱厂，还打通纺织业的上下游，进行全产业链经营。在上游，张謇开办企业种棉花，解决原材料供给的问题；兴办钢铁厂生产轧棉机，解决设备供应的问题，等等。在下游，他利用分离出来的棉籽油办油厂，油厂产品的废弃物拿来制造肥皂。真正实现了无废弃无垃圾的绿色生产。一家棉纱企业，衍生出几十家企业，带动了整个南通经济的迅速发展。
除此之外，张謇在南通积极兴办教育，投资建设了几百所学校；投资社会公益，兴办育婴堂、养老院等公益机构；对南通的城市设施进行改造，让城市更宜居。幼有所教，老有所养，民无冻饿之苦，市无饥馁之民，百姓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受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张謇通过办实业做到了，他不但是科举考场的状元，更是那个时代实业救国、实业兴邦的状元。张謇的所作所为，对后来的实业家影响极大，荣氏兄弟建设无锡、卢作孚建设重庆北碚，都受到了张謇的影响，也是那个时代实业家们的情怀。
但是，无论张謇还是上述很多实业家，他们和企业的结局令人惋惜。大生纱厂后来被债权人和钱庄组成的银团接管，张謇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权，在1925年离开大生纱厂，第二年因病而终。荣氏兄弟的申新纱厂因为资金链断裂，无法偿还高额债务，企业也基本被银团接管。卢作孚的民生公司在抗战期间积极抢运物资，支持抗战，但卢作孚后来含冤而死。
以纺织业为例，我们分析一下当时不少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企业发展最需要的是资金支持，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体系尚不完善，作为企业支持系统的银行业发展极不充分，企业要借贷，就必须承受高昂的借贷利息，当时的银行还贷利息平均在12%左右，高的时候接近15%。而且银行贷款并不能完全满足企业扩张的需要，所以企业为了吸纳更多资金，就需要民间有闲钱的投资人进行投资。为了吸引民间投资，企业会承诺无论挣钱与否，都会按10%左右的利息给投资人按期支付红利。上述做法，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经济压力。
1929年-1933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不断向外扩散，中国经济被彻底拖入泥潭。经济危机爆发后，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相继取消金本位制，通过本国货币的贬值大量向其他国家输出工业品以解决本国的经济危机。当时的中国面对危机，反应迟钝，没有及时进行金融改革，固守传统的银本位制，导致中国货币币值上升，大量廉价的发达国家生产的工业品流入中国，例如日本的剩余产能生产的纺织品几乎全部流入中国，对中国的纺织业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产品没有销路，银行收缩银根不提供支持，当时大量纺纱厂、织布局停机关门，少有幸免。
民国时期的中国的民族企业生于忧患，成长于**的社会环境，到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彻底打断，再次启动是已经几十年后的事了。
简单回顾鸦片战争到民国的这段企业发展的历史，可形成以下几点认识：第一，完善的经济体系，尤其是国家政策和金融支持系统，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性的外部环境。第二，弱国的企业很难在全球市场竞争中获得竞争优势，我们可以这样说，国家强则企业强，今天我们的企业能在全球市场出海竞争，能培育出具备全球视野和竞争力的企业，强大的国家是它们坚实的后盾。第三，企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环境，战乱、社会**会给企业的机体带来毁灭性打击。第四，优秀的企业拥有优秀的文化，优秀的文化造就企业长期主义思维。一个优秀的企业家，不但要具备灵活的经济头脑和广阔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文主义胸怀，以及兼济天下的理想主义情怀。
本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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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龙新.帝国茶园：茶的印度史.[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
茅海建.苦命天子.[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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