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制度优越性的内在逻辑专题党课讲稿
关于制度优越性的内在逻辑专题党课讲稿范文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从xx个方面精辟概括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突出强调要引导全党全社会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坚定制度自信。准确把握这些显著优势，需要我们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内在逻辑，为进一步将制度优势转化国家治理效能奠定认识论基础。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体现了政治领导力量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先进政党，党的领导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中国近现代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才有了最可靠最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在创造和改变中国历史的伟大进程中形成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康庄大道。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现代化建设才经受住国内外各种风浪考验，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阔步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与活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具有统领地位、处于核心位置，始终贯穿并全面体现在其他各方面制度之中。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而且是最根本的政治前提和政治保证。其中，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是确保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根本保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制度和全面从严治党制度，是我们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前提；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制度，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
历史启示我们，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有始终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发挥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各个方面的优势才能得以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扎根铸魂、巍然屹立。在新时代，必须把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作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贯彻到党和国家所有机构履行职责全过程。
坚持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的国体和政体，体现了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广泛性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的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始终坚信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始终坚持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始终坚守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近百年来，我们党紧紧围绕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性任务，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把民心作为最大的政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中国人民真正成为了国家的主人，开始以主人翁姿态投身到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之中，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人民当家作主有着丰富的制度实现形式，保障人民各方面权益和依法管理国家事务有着广泛的制度保障，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生动彰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最广泛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根本保证。
历史启示我们，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深厚的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只有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才能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健全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各项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使各方面制度都更好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独特创造，体现了对我国国情的适应性
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历史比较作出的郑重选择，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和特定文化传统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框架，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 20 世纪中国的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们党把制度建设提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努力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深刻阐述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并对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提出明确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新中国 70 年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证。”从整体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集中体现在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历史启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完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全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是能够持续推动拥有十四亿人口大国进步和发展、确保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进而实现伟大复兴的先进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才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才能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在新时代，必须科学把握“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坚持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坚持守正创新，既把握长期形成的历史传承，又把握党和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在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不断推进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永葆生机活力。
第二篇：（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百炼成钢、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对此可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来理解和把握。
理论逻辑：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一个政党能否不断发展壮大，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关键看它的政治属性是否先进，它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在对待自身错误时能否保持刀刃向内、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态度和精神。
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指向自身的“自我革命”是无从谈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事如此雄伟壮丽的事业，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是必然的，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也是必然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对的、改正错的。勇于坚持真理、坚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干成其他政党干不成的事业，在历史洪流中始终充满生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主要原因所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次次走出困境、浴火重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理想，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勇于自我革命。
历史逻辑：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结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都用实际行动坚守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践行勇于自我革命的誓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1927年8月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从1942年开始、历时3年多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98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每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成为推动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新起点，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细落实，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从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通过科学管理、严格监督和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切实管住权力，从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到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到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历史不断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是我们党在挫折和失误面前能够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奥秘所在。
实践逻辑：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们党自身及党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党和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等领域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严峻复杂。
我们党自身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基层组织为461.0万个，是世界第一大党。党组织的结构要素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都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比如，党员学历更高、年轻党员数量增多、党员思想状况更加复杂。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从领导革命到开始执政再到长期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对于党内外形势发生的这些变化必须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和纯洁不等于现在先进和纯洁，现在先进和纯洁不等于永远先进和纯洁。从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看，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发生了变化，我们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落后于时代，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削弱。从党的内部形势看，我们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党组织的结构要素发生了变化、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只有因势利导引领变化，有效克服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自觉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现象作斗争，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内外形势变化越复杂、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善于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斗争，是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老问题仍存在反弹回潮的可能，同时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严重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其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为人民衷心拥护，始终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第三篇：1431 2019年党校党课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第二批主题教育经验做法特色亮点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X组织迅速行动，及时对标对表，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实际、聚集工作难题，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实际行动推动主题教育落地落实。
一、周密部署、积极贯彻，抓牢抓实学习
党支部就如何开展主题教育进行积极部署、有效指导，精心谋划，高标高质量启动主题教育。于9月18日召开了全体党员参加的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局领导李铁军出席，并要求确保全体党员全覆盖。
二、切实改进工作中的不足
在主题教育过程，我们注重改进组织生活不够规范、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重点查找党员意识、担当作为、服务群众、遵守纪律、发挥作用等方面的问题，把问题清单变成效果清单，让群众看到真改进、真变化。
党支部利用工作学习微信群、学习强国平台、长城网等，广泛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先进典型和警示教育，组织职工上专题党课XXX、观看专题教育片等形式，督促全体党员找寻初心、担当使命。
三、奔着问题去，针对问题改
党支部坚持抓思想认识到位、抓检视问题到位、抓整改落实到位、抓组织领导到位的要求，奔着问题去，针对问题改，将开展主题教育与自身实际充分结合，妥难题，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医院支部把聚焦解决签约家庭医生全辖区全覆盖作为主题教育落脚点，安排4个家庭医生签约小组对各社区进行入户走访，切实解决居民健康问题。
开展医院调研活动，找准当前医院服务中存在的突出难题，有的放矢抓好整改。今年，我院对医院的门面、门牌进行了重新装修，在中心6楼新设立了志愿者服务台，为群众配备矿泉水、一次性纸杯、笔、针、线、眼镜等，进一步作细服务环节。
开展“书记请你来提问”，围绕党务理论、医院发展开展交流研讨，聚焦问题，大家畅所欲言，积极为医院发展和社区卫生工作出谋划策，推动党建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及时组织党员参加各类党建知识手机答题、笔记抄写，为党员配齐主题教育所需的学习书记和学习资料，如“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网络学习答题”。
四、锤炼党性，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广大党员以开展主题教育为契机，充分彰显党员的带头示范作用，不断提升党员意识，强化担当作为，支部开展“戴党徽亮身份，争做合格党员”行动，增强党员的身份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激励广大党员在一线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带动全体职工开展好社区卫生工作。并设立“党员示范岗”，进一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第四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领导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形成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统一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在三者关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1] p12-18深刻领会这些精辟概括，对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要义的三维解读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主旋律，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新。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2]p2-3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经过30多年的发展实践，这一概念已被赋予了极其丰富的内涵，形成并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等多层维度，不同维度分别蕴含着独具特色的实践内涵、深刻的理论内涵与系统的制度内涵。当前，惟有从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重维度间内在关系上进行多角度分析，我们才能从整体上系统把握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的真谛要义。
（一）从实践维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党的十八大已进行了系统而科学的阐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p12历史雄辩地告诉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是由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国家的基本性质、根本任务、国家的发展目标和前途所决定的。
（二）从理论维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进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3]在这一理论体系中，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阐释了党的十八大精神，丰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它们紧密联系、相互贯通且层层递进，在理论创新与发展上各自作出了独特贡献，继承、发展并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基本遵循。
（三）从制度维度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形态，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生长、发展起来的特有制度形式，既内含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凸现中国特有的国情和历史情境，又不同于西方政治制度的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形态。[4]p112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体决定政体，政体反映国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一，是根本制度与根本政治制度，我国的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根本政治制度是反映国家政权组织形式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整个制度体系的根本所在；其二，是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基本政治制度与基本经济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其三，是具体制度，即由根本制度、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制度衍生而来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一制度体系坚持把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同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各方面体制机制等具体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国家层面民主制度同基层民主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 [3]，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
第五篇：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一，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
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最后，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明确了当时国家计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加快转向间接调控。
亚洲金融**期间：整顿与应对冲击
泰国在1997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问题，到下半年金融危机迹象就比较明显了。亚洲金融**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持续了4～5年的时间。亚洲金融**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金融整顿。当时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金融领域有很多混乱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会计标准没有建立，商业银行贷款分类方法不科学，财务纪律不规范，资本金也不充足，使得在亚洲金融**影响下，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闭破产，广国投事件是最重要的案例。
另外，为应对亚洲金融**冲击，我国调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需要在适当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在金融调控方面，还是需要进行垂直管理。因此，199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做了调整。
再有，金融业配合国家对亚洲金融**造成的重大冲击进行恢复。为应对危机冲击，当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和金融部门都要配合这方面工作。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国有企业脱困。受亚洲金融**影响，国有企业困难比较明显，因此国家推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其实，当时银行业也相当困难，不良资产大概在25%～45%，损失也很大。但国有企业涉及更多人就业，问题更加紧迫。因此，国家通过债转股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大型银行不良资产，帮助国有企业休养生息，走出亚洲金融**带来的大量下岗和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由金融系统先承担更大的损失，等国有企业状况好转后，金融业还得回头再来收拾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
2002～2008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从2002年下半年左右、走出亚洲金融**影响开始，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人认为，这个阶段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关于健康化和规范化。很多改革既是健康化，同时也是规范化。在亚洲金融**影响下，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多问题，不良资产很多，资本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起伏不定，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发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较混乱。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公司处于大面积利差损，即当通货膨胀高、利率高的时候，保险产品参考银行利率承诺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当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实际收益率较低，就会出现巨大的利差损。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非常不健康。
亚洲金融**之后，就需要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要进行财务重组，就需要弄清资产质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会计准则。银行财务状况对会计制度非常敏感，资产负债表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会计制度。之前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会计制度有所改动，但是不够彻底。当时资产损失不能减计和计提，比如库存损失了或者某个投资项目损失了，都不能计提。这样，银行对企业贷款质量衡量和对不良资产的计算就是不真实的。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上市公司会公告盈利状况，但因为损失没有充分计提，数据是不真实的，对资本市场也会造成不良影响。2001年、2002年前后，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这是非常实质性、基础性的工作。
对银行来说，过去贷款分类很不合理，大量不良资产被掩盖，通过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就可以弄清楚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做到摸清家底。在弄清不良贷款的基础上，就可以明确哪些不良资产需要剥离，银行需要补充多少新的资本。然后，国家就要想办法注资。当年的做法是财政和金融体系拿出一部分资源进行注资，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来改进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随后也改进了一部分证券公司的资本状况，使这些金融机构基本合格。
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基本合格后，要想跟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还需要不断增强资本。因此，大多数效益比较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逐步发行上市，变成上市公司。上市除了可以筹集资本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提升透明度，金融机构要受到来自广大投资者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压力和监督约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加强财务和风险管理。
在此期间，另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大概占到了金融系统总量的10%左右，当时不良资产占比在50%左右，也非常高。农村信用社改革采用了与前述大型国有银行类似的办法。同时，农村信用社比较分散，情况参差不齐，所以当时改革设计了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做得好的，约束做得差的。
在抓好大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运用同样的思路，但以财务损失自担为原则推进中等金融机构，包括中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之后，相当一部分好的金融机构也都成为上市公司。
这个阶段，股票市场也大力推进了规范化。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存在股权分置，上市国企的股票分国有股和流通股，国有股有一部分叫法人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形成了双轨制。股权分置是改革转轨期间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很不规范，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国家下决心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这一不规范问题。
由此可见，这个过程覆盖了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层次。同样的改革逻辑关系和原则，使得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金融机构的改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些改革为我国金融体系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下了基础。
关于专业化。专业化主要是指金融业更深入地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运作，同时金融监管也进一步走向专业化。2003年中国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明确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专业性监管机构的目标责任，理清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责任关系。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集中了人才，监管工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跟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步伐
上述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走完，随着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金融领域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特别是配合2008年11月份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在宏观政策和一些结构性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均有体现。这段时期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给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提出的重大挑战，在金融领域作出大量纠正和显著改进。主要包括：对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问题，比如资本不充足、杠杆率过高、衍生产品市场混乱(危机前，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过于复杂庞大，很多情况美国监管当局都搞不清楚)等加以纠正，对相关市场进行改造，特别是加强了对金融体系中交易部门杠杆率的监管，增加金融稳定措施，对清算系统采取交易对手方集中清算。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评级评得好，股票价格高，借贷杠杆率也高;一旦出现危机，上述各环节就都会出现收紧，“落井下石”。顺周期因素加大了经济金融的波动性和危机程度。为此，需要在金融系统中引进一些逆周期的因素，经济好的时候让它冷一冷，差的时候能够扶一扶。这些措施在大的概念上被命名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该提法在国际上被写入了G20文件，在国内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连续几年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之，国际金融领域推出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一是对于国际上出现的经验教训，有些我们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问题，2008年底、2009年初经济同样出现急剧下滑，只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大，所以下滑得没那么狠。二是有些属于发达金融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通过学习和反思，未雨绸缪，可以把国际上反思经验教训所建立的新规则、秩序、标准、监管学过来。这对我们防止今后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好处的。
二，当前阶段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期，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
市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学术语中的资源是指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此外，有时也可以扩大到能源品等。总之，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显然，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如何配置，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资金价格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
关于利率市场化。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步骤。2004年开始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当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总体思路，即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后来，沿此思路迈出了若干步改革，随后就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工作的主要精力暂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这几年的改革，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利率，如债券、拆借和票据的利率，以前都已完全放开，目前只对存款利率保持50%的浮动上限管理。很多人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其实，这最后一步我们是分若干小步迈出来的，在过去的两年中，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先从10%提高到20%，然后再提高到30%和现在的50%，已经走了四步。我估计50%之后，步伐可以加大，加快实现市场化。
关于汇率市场化。我国汇率市场化也走过了较长阶段。早在1993年底，我们就进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体制改革，1996年中国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并开始酝酿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随后就遇到了亚洲金融**，汇率体制改革一度放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按照这一要求，2005年推进了汇率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调整，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每天浮动幅度由3‰逐步扩大至2%，同时人民银行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新的汇率体制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充分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情况，即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经常项目收支共有四项构成，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大项，以及投资收入和转移款项两个小项。
国际化
在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基础上，金融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加大国际化的步伐，以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最近几年，国际化进展较快。一个重要工作是在2014年推出了沪港通，实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互联互通。国际化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得到加强以及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当前已经运行的丝路基金和正在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包括正在热议中的人民币能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从而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等热点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比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包括外汇局设想得要早，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欢迎程度也超过我们当时的预期。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一度非常疲弱，加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不稳定，市场上缺乏美元，且对美元信心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振荡也较大，日本经济也不太好，也影响了日元。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国际货币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民币就受到了欢迎。首先是韩国出于稳定需要，主动要求和中国开展货币互换，随后陆续有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货币互换，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入进来，从2014年开始，中国分别与欧央行及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做了货币互换安排。因此，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少有点儿意外地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了。
我们对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首先是顺水推舟，顺应市场需求。既然国际社会欢迎人民币，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中国也是有巨大好处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顺应实体经济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次，要真想做强人民币，使其符合市场预期站到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继续推进经济金融改革、改变相关规则，不断采取措施，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目前，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一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在双边贸易投资中使用本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可以使用人民币，也可以使用卢布。二是双边央行之间开展本币互换。比如说，如果俄罗斯缺少人民币，或者中国缺少卢布，两国央行可以居中进行货币互换，由此人民币就出去了。三是指定人民币清算行。双边都使用人民币的时候，境外市场上人民币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应该可以回流到境内，少的时候可以调剂出去，这个机制就需要由清算行来完成。理论上，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卢布的清算行，但由于人民币更受欢迎，所以很多国家希望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同时，不仅是邻国或发展中国家，近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英国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也要求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四是有些国家开始主动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一部分。五是双边本币直接挂牌交易。人民币最早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开展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人民币与林吉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通过美元套算，人民币先换成美元，美元再换林吉特。这种套算方式有时受美元不稳定影响较大，同时差价也大，成本较高。通过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直接交易，双边货币就可以形成汇率，不经过其他货币套算，便利化程度更高。
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人民币可以加快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早在1996年，我国就宣布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资本项目方面，过去只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可兑换，很多其他项目尚不可兑换，比如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项下的可兑换程度还不高。另外一个特点是，事前审批多。其实，很多资本项下也不是完全不可兑换，只是需要事前管理和审批，市场主体多数都能绕道而行。现在，很多事前管理的项目逐步放开了。但资本管制逐步放开不意味着放手不管，事中事后还是要管的，特别是有几项的管理还要加强，包括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过度利用“避税天堂”偷逃税等。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采取一些防止短期资本过度投机的措施。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我们是欢迎的，但对于短期炒作资金，国际上允许设置一些管制措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在国际金融方面给予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支持，使其在海外更好发展，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简单来说，特别提款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篮子，目前这个篮子里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四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每五年审议一次特别提款权。2015年是审查年，大家希望人民币可以加入这个货币篮子。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个议题。人民币国际化近年的势头很好，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认真考虑此事。
多元化
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组织架构，没有有效的宏观调控框架，金融体系必然是不健康的，没有实现规范化，也没有应对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只有完成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改造以后，转轨经济的金融体系才有条件更大程度地实现市场化、国际化，也才有胆量、有魄力、有底气实现多元化。设想一下，当金融体系很不健康的情况下，是不敢发展一些复杂衍生产品的。当前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亦是如此。发展互联网金融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如果金融体系基础不好，就难以承受这些风险，但如果基础打好了，就可以发展。最近一段时间，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
三，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有着很强逻辑性：在转轨的早期，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
转轨经济必然面临类似的改革困难
我们不妨比较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即从过去集中型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其基本特点都是在转轨的过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财务窟窿。首先，转轨开始后，过去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失误必然要表现出来，或者表现为财政上有巨大的债务负担，或者表现为银行体系有巨额的不良资产。其次，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损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不开，导致金融体系损失增加。中国在改革早期，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就连过年包饺子的钱也要银行先垫付，叫包饺子贷款。可以想象，饺子吃完了，什么都没剩下，拿什么去还呢?因此，金融体系的质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国当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时，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最少的估计是25%，多的估计是45%，具体数值取决于采用何种会计标准和贷款分类标准。如果是45%，银行业不良资产则将近当时GDP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体现为金融系统的损失。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东欧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财务困难，有的体现在财政，有的体现在金融体系。1998年，俄罗斯的大银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连国债都违约了，导致本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在1998年8月底就传到了俄罗斯和巴西，随后就引起LTCM的倒闭。
在国际比较时会发现，转轨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都必然面临几大难关。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其结果是，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巴尔干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挺不过去了，或几乎全部业务让给西方国家的银行进来做。可以看到，不少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份额占到90%以上。中国目前外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2%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系列的财务重组，推进市场化、健康化、规范化，很可能本国银行体系也站不住。
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及时补课
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步框架。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既然允许大家办银行，现在又提出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改善对社区、农村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银行倒闭问题。按道理，存款保险制度早就应该建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现在补上。
二是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当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转变为商业银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银行应该怎么往下改呢?对此，国际上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国际上主张公营机构私有化，也确实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损失，199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造成很大的**，因此普遍建议改掉这些机构。后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发现，很多事情商业性金融机构还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做补充。同时，政策性机构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一定就亏损、向国家要补贴。有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实现了财务上可持续，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通过改革变成可收费项目，比如说公路，这样政策性银行可以做成开发性金融。当然，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时总结、评估。
总之，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补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与此同时，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继续做好以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为进一步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服务实体经济，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总局”)修订了《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试行)》。主要内容如下。一是试点外债比例自律管理。跨国公司成员企业借用外债实行比例自律，主办企业可全部或部分集中成员企业外债额度；外债结汇资金可依法用于偿还人民币贷款、股权投资等；企业办理外债登记后可根据商业原则自主选择偿债币种。
二是优化国际主账户功能。境内银行通过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吸收的存款，可在不超过前6个月日均存款余额的50%(含)额度内境内运用；在纳入银行结售汇头寸管理前提下，允许账户内资金一定比例内结售汇。
三是简化账户开立要求。允许跨国公司资金集中运营A类成员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无需进入出口收入待核查账户；符合条件的跨国公司主办企业可异地开立国内、国际外汇资金主账户。
四是简化外汇收支手续。允许银行按照“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等原则，审核相关电子单证真实性后办理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允许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对外支付购汇与付汇在不同银行办理。
五是完善涉外收付款申报手续。简化集中收付汇和轧差结算收支申报程序，建立与资金池自动扫款模式相适应的涉外收付款申报方式，允许银企一揽子签订涉外收付款扫款协议。
六是加强事中事后管理。首先，银行、企业等应按照规定及时、准确报送试点业务等数据。其次，各级外汇局应当加强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跨境资金流动监测，对异常或可疑情况进行风险提示，依法开展现场核查检查。第三，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以下简称“分局”)既可要求主办企业一次性更新之前备案材料，重新制定操作规程备案；也可仅就外债比例自律管理等新增业务单独备案。分局参照前述规定办理向总局的备案，新开展业务的分局须向总局整体备案业务操作规程。第四，分局在审核企业备案操作规程过程中，须严格审核外债和对外放款额度，确保准确；做好系统维护，加强部门协调和对银行、企业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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