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却将工作重心放到农村 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其依据何在？

国开(中央电大)本科《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基于网络终结性考试试题及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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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一般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是以城市为中心开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却将工作重心放到农村。历史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其依据何在？

答：

第一，这个问题，只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依靠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才能予以回答。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相当一个时期里，党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应以城市为中心。中共中央要留在上海，党的工作重心仍然放在中心城市。因为，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来看，俄国十月革命是以城市为中心革命成功的典型。从中国的实践来看，辛亥革命是从大城市开始的。大革命也是以大城市为中心而波及全国的。

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相勾结)，中国国情与俄国也不同，辛亥革命失败了，大革命也功亏一篑。而在大革命失败后敌我态势发生了更大变化。反革命武装到牙齿，革命缺少武装。因此，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有以占领中心城市为目标的起义很快就失败了。这些起义失败后保留下来的部队，大都转移到了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农村区域，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创建工农政权的斗争。除了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及时转移到井冈山地区、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南昌起义余部一部分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主要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转移到湘南打游击、开展农村革命，部队最后也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余部一部分也转移到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会合;一部分后来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另一部分则转入粤西北农村，后来参加了广西左右江起义。这一时期的经验教训证明：以城市为中心不可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既然在中心城市领导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道路行不通，重走北伐道路又再无条件，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在反革命势力薄弱的农村创建革命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规律使然。

依据八七会议“找着新的道路”的要求，中共中央在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也初步提出了占领一个或几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实行武装割据的思想。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继续把城市工作的复兴视为革命高潮到来的决定条件的同时，也肯定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是决定革命新高潮的更大的发展基础和重要力量。1929年6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二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找不到一个经济力量能够统治全国的大城市，所以中国革命要胜利，必须要有红军，必须要有广大的苏维埃区域的帮助。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1930年5月，中其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表署名为周子敬的信，信中认为应当以大部分力量甚至全部力量去开展农村工作;以为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即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封锁城市，用广大农村的革命势力向城市进攻，这样，革命必然可以取得胜利。这进一步说明：以农村为工作重心，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建设革命根据地，是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革命新道路的开辟，凝聚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第二，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的进攻方向指向了农村，而且从理论上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党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农村的思想。毛泽东一贯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把实事求是放在第一位，即“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井冈山斗争时期，不管革命战争如何频繁，斗争环境如何恶劣，毛泽东都以惊人的精力从事调查研究，作为指导工作的依据，并集中群众的智慧，进行周密、细致的探讨，从而得出符合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他才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中，根据客观历史所提出的要求与条件，逐步充实、发展和完善的。1927年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就提出了“上山”的思想。“上山”就是指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发起暴动和起义。八七会议上又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瞿秋白曾提出让毛泽东留在中央工作，但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到乡村、到山里去结交几个绿林朋友。大量的革命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理论的进一步概括奠定了基础。随着农村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明确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还科学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这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共产党和割据地方工农群众必须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1929年4月，针对共产国际和党内某些人担心农村斗争超过城市将不利于中国革命的观点，毛泽东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30年1月，他又进一步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的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他还明确地提出了“农村工作是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1929年4月，毛泽东在兴国主持制定的第二个土地法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第三，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根据，在于“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

前一特点规定，其一，在中国，农民仍然是主要群众。中国革命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在广大的农村，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广大农村理所当然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其二，国民党反动派相当牢固地控制着若干近代工商业都市，而广大农村却是它无法牢固控制的地方。半殖民地中国由于经济政治发展的极端不平衡，革命可以在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农村首先开始并取得胜利。其三，半殖民地中国的城乡问题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城乡问题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半殖民地中国的城市虽带有领导性质，但不能完全统治农村。因为广大的人力、物力在农村，而不在城市，所以把广大的农村建设成为先进的革命阵地，就可以给反革命统治以致命的打击。其四，半殖民地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地方性农业经济，而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从而形成了军阀割据和统治集团不统一的局面。这就为中国革命首先在农村得到发展提供了可以利用的巨大缝隙。

后一特点规定，大革命失败后，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由此决定的“革命的长期性”，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工作重心转向农村。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革命的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四，农村包围城市理论是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经验的科学概括，是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做坚决斗争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初步形成。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成就，就在于：第一，他始终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善于进行理论的思考与概括，从而得出创造性的结论。第二，他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坚持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他认为，正确路线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要有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否则，就不能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因此，他非常注重调查研究国情和经验教训。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批判了教条主义，阐明了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第三，毛泽东非常善于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提出新的对策，表现出了一个领袖所必须具备的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