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读后感

第一篇：宋教仁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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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师校园内的“白楼”前矗立着宋教仁的大理石塑像，我对这位家乡的杰出伟人，从小就十分仰慕。今年为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常德宋教仁研究会出版了《宋教仁》一书，并在桃源新华书店首先发行，我立即购买了一本。这本书采用故事体裁，讲了80个小故事介绍宋教仁光辉灿烂的一生，每一个故事都令我感动，每一个故事都带给我许多启示。日记日记http://

在“勤学”篇中，讲述了宋教仁“骑马上学堂”的故事：宋教仁六岁进入族塾学习，他家离族塾约五里路，中间隔着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溪，如果绕道过桥，要多走两里多路，为了节省时间，宋教仁每天带着一根竹竿上学，他来到溪边，撑着竹竿一跃而过。宋教仁骑着“竹马”上学的故事在当地是家喻户晓，传为佳话，流传至今。宋教仁小小年纪就不畏艰险，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在“爱国”篇中，讲述了宋教仁“挺身护尊严”的故事：1905年7月9日晚，宋教仁应同学之邀，去日本东京和强乐堂观看活动写真（无声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放映的是赤身裸体的中国妇女丑态图像，有些下流无耻的日本人拍手淫笑，宋教仁和中国留学生立即群起喧哗，愤然起身，拂袖离去。宋教仁退至门口，忽然想到再有中国人来看怎么办？于是他就写好一张《奉劝》贴在乐堂门口守在那儿，乐堂的管事要撕下那张《奉劝》，宋江教仁义正词严，滔滔不绝，驳得对方理屈词穷，只好乖乖地缩回手，灰溜溜地走了。宋教仁维护祖国尊严的举措，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在那时，贫穷积弱的祖国被外人欺侮，宋教仁挺身而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爱国情怀，我真是由衷的敬佩呀！

在“美德”篇中，宋教仁“孝道慰慈母”的故事也令我深深感动：宋教仁10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全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宋教仁惦记母亲日夜操劳，十分孝敬她。宋教仁青少年时期在桃源县城读书放假回到家里，总是先到母亲面前问安，然后挑水打柴，忙这忙那。1906年9月，宋教仁患病日本，住进东京脑病院。一日接到家书，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鸟，展翅飞到家里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又想有一大笔资金给母亲寄去，以尽儿孝。可自己漂泊到异国他乡，又怎么做得到呢？宋教仁遇刺后，料知自己活在人间的时间不多了，在弥留之际，他忍着剧痛，向于右任嘱咐三事，其二就是“吾本家寒，老母尚在，我死之后，请克强及公诸故人为我照料。”他临死也不忘记母亲的孝德真是感天动地呀！我捧读《宋教仁》这本书，他勤学、励志、爱国、革命、智谋、美德、廉政和重教的故事，让我感悟颇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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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宋教仁百年

宋教仁百年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不治。光阴荏苒，倏忽间他离世已整整一百年。对宋教仁这个名字，国人并不陌生，他的墓至今坐落在闸北公园，供人凭吊。但他具体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则不甚了了。至于“宋案”元凶，当时就扑朔迷离，如今更成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那么本文所谓的“百年祭”，因何而祭、所祭何事呢？那要从头说起。

种族革命结束，政治革命开锣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幼读私塾，21岁在武昌结识黄兴，后与之组织华兴会于长沙，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1904年底，宋教仁赴日留学，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前身）。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编辑，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热衷于政党政治和国会选举，并成为创建国民党的主要推手——这也是他短暂的人生里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值得细说。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于北京湖广会馆宣布合并，成立国民党。其中，同盟会牌子最老、影响最广，民国诞生后又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它何以要在这个节点上联合小党，“华丽转身”呢？时势使然。

这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这一点，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在内的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

问题是，尽管《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太强势，参议院偏弱，约法有沦为具文的危险。宋教仁主张，当务之急是树立参议院的政治权威，将责任内阁制落到实处，对总统形成真正的约束。因此，他所言的“革命”不诉诸武力，而是在约法框架下做合法斗争，赢得选举，组责任内阁。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政党。

关于政党政治，在日本游学期间宋教仁已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曾撰写《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借批评晚清几个“政党”之机亮明了自己的见解：“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政党的目的则是靠选票掌握政权，随后按政纲制定并推行其政策。

有完善、清晰的政纲，通过选举上台，这是宋教仁所定义的政党。按此标准，别说民国成立后那些新涌现的党团，连同盟会也相差甚远，严格说，它还算不上是一个党。

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它们都和秘密会社即“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等初创兴中会鼓吹革命时应者寥寥，反而是“下流社会”如三合会等秘密会社较易鼓动。孙转而联络会党，宣扬“反清复明之思想”，本人也加入洪门，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招徕华侨。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主力均为会党。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多属知识分子，起事也须仰仗会党，曾与哥老会山长马福益共建同仇会。光复会亦如此，蔡元培拉陶成章入伙，即因他“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

同盟会成立后会党依然是武装暴动的主要来源，徐锡麟、秋瑾谋划安庆起义便依靠会党，宋教仁一度想去东北联络“马侠”（马贼）。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离不开哥老会，武昌起义的新军，也靠会党渗透并掌控。

革命党人自有其苦衷。专制统治下选举型政党缺乏生存土壤，革命者只能利用会党等传统造反势力。但他们清楚，最终目标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建立民国，所以，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政党取代会党之时。对此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真正的阻碍出在内部。

同盟会四分五裂，宋、孙分道扬镳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处于停滞状态，因惠州起义惨败挫伤了元气，其在国内已无活动基地。而海外保皇会势头迅猛，吸引大量留学生、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几近名存实亡。孙中山之所以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仰赖程家柽、黄兴等人力荐，其地位并不稳固。华兴会和光复会的成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华兴会此后确实停止了活动，光复会则我行我素，骨干如徐锡麟从未入会。这埋下了隐患。

1907年6月，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风潮。起因是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方与孙达成私下交易：孙收取一笔“经济补偿”自行离开。在拨出两千元给《民报》后，孙携汪精卫、胡汉民等赴南洋。未几密约曝光，加上孙在南洋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募集军资债券，却从未告知总部，引起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公开进行抨击，宋教仁也颇为不满。经调停，风潮虽平息，孙中山的领袖威望却持续“看跌”，光复会旋重起炉灶，自行其是。这又种下了日后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远因。

实际上风潮发生前宋教仁对孙中山已生恶感。孙曾热衷于推销青天白日旗，想以此作为未来国旗，黄兴则认为该旗样式近似日本太阳旗，而推崇表“平均地权”意的井字旗。两人屡次争执。1907年2月27日下午，黄兴忽然在《民报》报社提出退会，“断绝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众人都来劝说，唯独宋教仁没表态，在当天日记里他分析，国旗只是“小问题”，惹黄兴发怒的主因是某人“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日记发表时隐去了主语，但留白处明显直指孙中山。

为顾全大局，“倒孙”风潮中宋教仁仍比较克制，可孙中山的蛮横再度刺痛了他。面对革命同志的质疑，孙指责这是搞“内讧”，并试图另组中华革命党，未果（宋死后孙立刻如法炮制），对会务更不闻不问。1910年6月，孙重返东京，宋教仁等欲与之商谈改良会务，他发脾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理由，答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孙中山的态度激怒了宋教仁，他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无独有偶，华兴会要角、宋教仁挚友谭人凤也曾评价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1911年，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于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设分会。宋教仁谋定了“中策”：在长江流域起事，随后北伐。当年10月10日，中部同盟会组织了武昌起义，宋虽未身临现场，大方略却由他制定。而孙中山，此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刷盘子。

宋教仁“毁党造党”，孙中山“乃同木偶”

孙中山抵达上海在1911年12月25日，最激烈的汉阳保卫战早结束了近一个月，南北双方自12月18日于南京议和，革命党人已决定，如果袁世凯支持共和，就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故此，孙归国后当选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带有过渡色彩，主要是为了确保袁的名位源自革命政府，而非满清的禅让。

制度设计也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思路。孙力主五权宪法，且须经“军法-约法-宪法”三阶段。《临时约法》则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自负的革命方略、建国程序均未得施行，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激进主张更难获认同，不免有些消极。卸任后他对宋教仁等人推动的“制袁运动”缺乏热情，反“以十年总统相许袁世凯”（邹鲁语），除了真相信袁能收拾局面外，也有意气之争。1914年孙致信邓泽如，用“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来概括这段往事。

孙中山的感觉是对的，“木偶”确实是宋教仁对他的“期许”。

民国初立，国人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喷发，数月间冒出几百个政党。反观因“反清”而结合的政团如同盟会，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内部诉求的歧异立刻凸显，开始了分化、重组的过程。于是一方面滥收新会员，鱼龙混杂，另一方面老会员大量流失，呈瓦解之势。

1912年3月，章太炎与张謇合组统一党。张謇为立宪派领袖，章太炎则素与孙中山不睦，其领导的光复会与同盟会貌合神离。两者联手，标志着同盟会外的另一大政治势力崛起。两个月后，统一党又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其目的，张玉法先生概括道，“并不是集合各党派的政纲而锻炼更健全的政纲，只是网罗更多的人，在政治上造成一派势力”，以对抗同盟会。

共和党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谭人凤觉其“气焰熏天，且将驾同盟会而上之矣”。内部涣散、外遇劲敌，宋教仁一度萌生去意。1912年4月他接受《亚细亚日报》采访，称“于同盟会及统一党均有关系”，甚至表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常感情用事，统一党也未能免此，所以有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也”。

宋教仁最终没有“更组织一党”，而是采取了类似章士钊提倡的“毁党造党”——以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共建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被推选为理事，胡汉民、张继等29人被推选为参议。几天后众理事推孙中山任理事长，孙则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新党的重要推手是宋教仁，这本在情理之中。诚如前述，他是同盟会里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研究最深的人，留日时翻译过英、俄、奥、美等国的“制度要览”。综观其文稿，在国际法、外交、财政等领域也都做过认真思考，俨然以内阁总理自许。

既如此，宋教仁何不自任党魁？要知道，对孙他一向不以为然。首先是宋未满30岁，资历浅，难孚重望。他服膺的黄兴，军事上敢担当，政治上却甘居孙中山之下，奉行“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的阴柔哲学。经权衡，宋教仁将孙推到前台，还向报界声明功劳全在孙、黄，“鄙人等不过执行之”。而事实上，国民党理事、参议中“孙派”人物很少。

现实中国民党则照宋教仁的谋划按部就班。他主笔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明确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并对其负责，总统不负责任。由此可窥见宋教仁的“牌理”：通过党内的制度设计把孙中山变成“虚位理事长”，通过落实责任内阁制把袁世凯变成“虚位总统”。

宋教仁遇刺，“架空”梦成空

国民党以架空总统为己任，按理说党首（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应该与之针锋相对。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袁世凯与孙中山相互唱和。

国民党成立仅3天，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宴会，招待孙中山。席间两人互致“万岁”，孙夸袁“富于政治经验”、“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会后，孙公开称十年内不参选总统，中华民国也不撤换总统，袁则特授其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供3万元办公经费。1912年9月25日总统府秘书处厅公布了“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之八大政策”，囊括了政体、外交、财政等内容，无异于政治宣言。孙中山还告诫同党“竭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

史家陶菊隐分析，孙中山对袁世凯存有“人格感召、同舟共济”之心理。实情则未必。宋教仁“挥手腕，敝唇舌”（谭人凤语）组国民党，孙派人物都反应冷淡。迨组党成，孙中山竟然致信南洋同志，称同盟会从此“当居于政党之外，间接以求三民主义之发达”。对宋教仁欲架空自己的盘算，孙心知肚明，遂与袁世凯惺惺相惜。

当然，政治人物的行为逻辑不会只遵循利益。受19世纪起弥漫欧洲并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浸染，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形成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路，其载入同盟会政纲的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的纲领。1912年4月，孙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讲演，宣扬“社会革命”，称：“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这篇演讲稿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又转译成俄文，为列宁读到。同年7月15日列宁撰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的观察是准确的。

孙深深影响了黄兴。国民党成立前两个月，黄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发言：“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国民党成立已3个月，黄还在湘支部大会上说：“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考诸《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无论是5条“对政体之主张”，或10条“对于政策之主张”，黄兴口中的“本党党纲”一点影子也没有。显然，宋教仁是要将国民党打造成选举型政党，为拉拢选票，剔除了同盟会时代的激进纲领（他本人对这纲领也缺乏热情）。因此，尽管孙中山、黄兴同样意识到政党的重要性，也同样不赞同再使用武力，但宋教仁组建的党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党。这是孙派对组党表现冷漠的观念原因。

宋教仁无暇多想。当孙规劝同志“勿逼”袁世凯之际，他正为国会选举四处奔走，步步紧逼。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出炉，众议院596个席位国民党拿下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拿下123席，已成国会第一大党。

政党政治初成，宋教仁踌躇满志地从南京返回上海，并投书《民立报》坦陈抱负：“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然而1913年3月20日晚，他即将搭乘火车赴京时遭暗杀，死于沪宁铁路医院。

关于宋案主谋，一百年来有数十种推测，如袁世凯说、赵秉钧说、陈其美说、日本人说等。定论或许不可能做出，遗憾则永难消除。宋教仁致力于整合同盟会，实现内阁制，欲同时架空两大枭雄，终被对手借会党之手除去。

此后，孙派人马另组中华革命党、改组中国国民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并无承袭关系。因此在国民党的法统中，孙中山是当然的“先总理”，宋则地位尴尬——他在历史书中存在，仅仅为了证明袁世凯阴鸷狠毒，而“国父”高瞻远瞩，与之坚决斗争。戴季陶在1920年就大放厥词：“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讽刺的是，“孙记”国民党贬低、抹杀宋教仁，派系斗争、利用地下社会这两大自同盟会时代变传下来的结构性顽疾，却如影随形。而这恰恰是宋教仁想通过组建政党消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之死既让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陪葬，国民党也错失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参考书目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刘景泉、张静、汪向阳《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谭人凤《谭人凤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

王德昭《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

萧致治、石彦陶等《黄兴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2005年版

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翟国璋《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三篇：纪念民主政治先驱宋教仁

纪念民主政治先驱宋教仁

今天是民主政治家宋教仁先生遇刺102周年，特发文纪念之。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人之一。宋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纯粹政党政治，实现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认为只有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医生”。他由于极力推崇议会制度，当时政坛上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为“议会迷”。

宋1901年，中秀才。1902年，他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后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1903年11月4日，偕黄兴、刘揆

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1905年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1月13日，离开武昌，赴上海。12月初，抵达南京。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主张“南北共和”，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辞去农林总长之职。8月11日，联合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于8月25日，成立国民党，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理事长为孙文，当时没有出席）。但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在国民党成立会议上，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宋教仁没有还手。

组建国民党后，宋即以公开政党身份，改变同盟会及国民党的地下革命党传统，实现党内民主，领导开展竞选，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宋教仁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份组阁。竞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重要人士群集沪滨，商讨应付国会之党略，大纲既定，宋即拟挟至北京党本部决议施行，适袁世凯亦电促赴京，宋因订期3月20日若干国会议员同行北上，不幸是晚甫步入上海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即遭预伏歹徒狙击，腰部中弹，抢救无效。22时45分，宋被杀手刺杀，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3月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

宋教仁中弹后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关于是谁暗杀了宋教仁，后来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指责袁世凯、赵秉钧，但是有人举证幕后策划人是其他人。其中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供认是应桂馨让他行刺，应桂馨是共进会的头目，曾担任陈其美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孙中山临时政府代理庶务长。

维基百科记录的后世悼念为：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早已经陷入恶性专制循环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除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外还有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符合现代议会民主特征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进步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孙中山的挽联有两幅：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其子宋振吕之妻叶惠英亲笔签发证明，追认宋教仁为革命烈士。1964年，台湾出版《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

不知道宋教仁就不知道中国。宋教仁一死，早期的民主革命党——国民党实际上死亡了，后期在中华革命党基础上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带有许多帮会色彩，直到蒋经国改革。

第四篇：5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主张完成版

宋教仁的政党政治主张

他力言政党政治,并投身其中,试图通过政党政治的运作使我国走上西方议会民主之路。政党政治“通常指一个国家通过政党行使国家政权的形式。

广义包括各国政党为实现其政纲和主张而展开的一切政治活动和斗争。

他的政党政治以政党活动、内阁之争、国会选举为主要活动内容

国民党只要在国会里“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

(一)组建议会大党。

宋教仁想通过和平竞选的形式,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出组织责任内阁,根据责任内阁制的原则,总统不负责任,而由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

宋教仁十分清楚,要想组阁,必须在参议院以及将来的议会中占多数席位才能实现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宋教仁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建立议会大党上,。

宋教仁的基本策略是以同盟会为基础,“对于他党之赞助本会者极力联络之”,组成一“强大真正之政党”—— 国民党

（二）倡导政党内阁。

关于怎样才能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宋教仁认为就是建立政党内阁,建立责任内阁“盖必使国会占多数之政党组织完全政党内阁,方举责任内阁之实

在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时,宋教仁就坚持政府组织形式采用责任内阁制,后来又一再强调“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23]。

对于为什么要采用责任内阁制,宋教仁曾作过这样的解释:盖内阁不善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欲变易之,必致摇动国本。这实际上是要使内阁成为行政中枢。因此,宋教仁坚持的内阁制就是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在他看来,不建立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则徒有其名。

关于责任内阁制的实质和精神,宋教仁也进行了精辟的论述,“盖总统不负责,而内阁代总统对于议会负责是也。„„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须由内阁起草,使总统处于无责任之地位,以保其安全焉”[27]。

(二)致力于国会选举。

政党政治的核心在于通过政党活动影响国家政治生活,通过国会选举掌握或参与政权。国民党成立后,宋教仁展开了一系列旨在争取多数议席,进而组织政府的国会选举活动,民国初年革命党人实现民主政治和政治参与,继而夺回政权的现实需要。

孙中山在被迫让出临时大总统后,出于限制袁世凯独裁实现民主政治,维护共和成果,进而重掌政权的需要,政党政治成为有效和合法的途径。

责任内阁制

内阁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

由于内阁制政府是以向议会负责为特征，故亦称之为责任内阁制或议会内阁制。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

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执行些礼仪上的活动，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国家元首颁布法律、法令和发布文告都必须由内阁首脑或有关阁员签署。

内阁向议会负责，定期向议会报告工作，接受监督。如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就只有向国家元首提出总辞职，由国家元首任命新的首脑重组内阁，或者是由内阁提议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进行议会大选，然后，根据大选结果组织内阁。

第五篇：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案”为考察点

放大的公共领域与流产的政党营销——以“宋教仁案”为考察点

发布时间：作者：闾小波

内容提要：政党与票选是现代民主制度的两个特征，而这种特征要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政治营销为前提。文秘114，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xiexiebang.com检讨民初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为组成责任内阁而展开的国会竞选活动，发现民初的政治发展受挫及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黩武主义；即后来孙中山讲的“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

关键词：政治营销宋教仁政党政治政治选举

民国以还，宪政史上有不少令人揪心的话题。国人急切追求的目标多次眼看就要变为现实，却又在刹那间失之交臂。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制度就其表征而言，至少有两个象征物：政党与票选，而这种表征欲真正融入民众的政治生活并正常运作，必须以一定的公共领域及在此之上所展开的公开而合法的政治营销为前提，否则就徒具其“征”。据此，检讨清末民初的政治发展及宪政失败的症结，最具个案研究价值的当推民初以宋教仁为首的国民党为组成责任内阁而展开的国会竞选活动。

一、清末急剧膨胀的公共领域

所谓“公共领域”，按哈贝马斯解说，当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能够形成公众舆论的领域，它应对所有公民开放。当人们在不必屈从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也就是说在能够保证他们自由地集会和聚会、能够自由发表其观点时，公民也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哈氏认为德国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特征为：主要成员是一般的阅读公众，主要由学者群以及城市居民和市民阶级构成。其阅读兴趣主要集中在最新的出版物上。“随着这样一个阅读公众的产生，一个相对密切的公共交往网络从私人领域内部形成了。”公共领域形成的特征是：

一、读者数量急剧上升，与之相应，书籍、杂志和报纸的产量猛增，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数量与日俱增。“尤其是作为新阅读文化之社会枢纽的读书会也建立了起来。”

二、各类会、社、团的增加。社团大量出现的进步意义，“与其说是因为其组织形式，不如说是由于其显著的功能”。新式社团“是通过招募而由私人成员自愿组成的。在协会内部，人们平等交往，自由讨论，决策依照多数原则。在这些一定程度上还把市民排斥在外的协会中，后来社会的政治平等规范得以贯彻实施。”

征之于清季，哈氏所描述的这些公共领域的特征早在世纪末就显露出端倪。变法维新期间报章及各类社团的数量大增，且报章上有关各地读书会的报道也时有所闻。不仅如此，梁启超有关“合群”的论述还进一步从学理上论证建立公共领域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意义。“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所谓“独术”，“是人人皆知有己，不知有天下”。“群术”，即使民众“群合而不离，萃而不涣”。西强中弱，在于“泰西群术之善”。梁氏还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拓宽公共领域的活动，如办报纸、兴学堂、立学会等。

自年慈禧推行“新政”之后，公共领域得以进一步扩大。所谓“新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原先康、梁发动的变法维新重新启动并使之合法化，其间于公共领域的扩大关系最大者当推年的废科举。此举的意义远非促进了中国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它意味着传统的读经——科举——入仕的正途被诸塞，官僚政治系统与传统教育系统的高度一体化的格局被打破，政治资源由有计划分配变成了无计划配置。由于切断了知识分子加入中央和地方政权的常规渠道，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呈下降之势，但他们的文化地位及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反而呈上升之势。原因是读书人的价值观及成就取向由单一而多元，由专注四书五经转而面对一个无限广阔的知识空间，文化及出版界的精英人物铆足了劲，将有关新知的出版物大量投放市场，文化市场一下子激活起来。文化产品的制造与消费似乎在你追我赶。从消费群体一极来看，据学部的统计，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总数才人而到年急增至人，而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前夕学生数为万，是年的倍。这万人有不少就是哈氏所讲的“阅读公众”，他们凭藉新式媒体、学会、社团等，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内的影响力较之传统的绅士要大得多，浠疃占渚拖袼窃亩恋氖槟恳谎诓欢戏糯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