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文学心得体会

先锋文学心得体会

先锋文学在中国的呈现更多的是形式的试验和语言的游戏。作家和诗人似乎已经厌倦了古老的、传统的诉说模式，在他们正迫不及待地需要新的言说方式来找到突破口时，在时代的推动下和政策的允许下，有人从西方找到了别样的写作技巧——先锋。

先锋文学未必在内容上更新了前人或在深度上超越了前人，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它在形式上面目一新：重视叙述，是“先锋小说”开始引人注目的共通点，他们关心的是故事的形式，把叙事本身看作审美对象。还有，多条线索的无序频繁交错；充分利用文字和语句的多义性，通过重组字词、调换语序等方式尽可能多地强化文学的陌生化效果；通过割裂叙述的连贯性来增加空白甚至随意地变换能指和所指；虚构与真实在作品中有意混淆、拼接，甚至把构思、写作过程直接写进作品，参与文本的构成，这也就是叙述主体的若隐若现或者主动反复强调自己作为一名叙述者的真实或半真实存在，有意混淆生活常识、生活事实、艺术真实和小说内部世界的边界。比如余华就认为，生活只有脱离我们的意志独立存在时，它的真实才切实可信。它事实上强调了人的主观真实，也即，每个人看到的生活只是每个人自以为的生活真实，而不具备统一普遍的客观性。所以，不少先锋小说的叙述，大多只是平面化地触及感官印象，同时强制性地拆除事件、细节与现实世界的意义关联。

我们必须肯定先锋文学的时代意义。在此，有必要首先厘清“时代”的意义。人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似乎有了这句话，就可以为某个时代的一切言说找到最合理最硬气的存在依据。其实这是夸大了这句话的能指，那么“时代”的本意是什么呢：第一，写作权力。每个时代的人都有权力来将自己生存的时代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得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第二，新鲜事物。随着时间的推演，每个时代都有前个时代不曾存在的新鲜事物发生或呈现，这些东西会给人们给世界带来不同的面貌和影响，这些值得写进文学；第三，时代需求。不同的时代，人们会有不同的需求，比如唐诗宋词元曲分别是唐宋元的时代需求，新文化运用、现代理性是晚清民国五四以来的时代需求，去中心、反崇高、解构等后现代性是八十年代以来的时代需求。总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本质上就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待文学的，社会的进步与变化成为它评判文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并不能过多地以此为缘由来肯定某一时代的文学价值。正如有学者提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谈文学本质上是反文学的；同样，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谈文学问题，同样是与文学本身有着一定距离的。

所以，我们肯定先锋文学的时代意义，是因为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文学朝着多元化发展，写作的方式和言说的策略因此需要有所变化甚至有大变化，反过来这些变化也促成了当代文学进一步朝着多元多义的大方向发展。

先锋派与“文学神圣”和“文人清高”的消解。中国文人有着几千年的清高传统，而起初的先锋派作家更是把这种清高传统发扬光大到了极致。他们与世俗保持距离，他们不愿意为当下的读者写作，他们创造出一部部被当下读者冷落和不理解的所谓“传世之作”所召唤的是诞生于未来世纪的假想读者。在先锋派看来，被拒绝和冷落不但不是耻辱反而是种荣耀，他们不但借此巩固和维护了神秘清高的人格形象，而且更加证明了作为先锋文学的超验性和前卫性。

然而，当大规模的文化转型随着时代变化成为现实，当经济原则和金钱原则击溃了精神原则的时候，文学神圣和文人清高的传统也就一触即溃了。文人开始走进世俗，为争取更多的现实利益更奔走。在整个奔赴世俗的文人大军中，先锋派的世俗性还原尤其令人震惊。这些从清高中乍醒过来而落入世俗物欲的昔日先锋甚至比那些号称天生世俗的人更善于计算和钻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清高对于先锋派来说从来不过就是一种姿态和伪装，一种自我安慰和生存策略。传统以来中国文人的清高不但有着局限性、脆弱性和虚伪性，而且本身就饱含了世俗的因子。因此一旦遇到适宜的土壤，这种世俗很快就会褪去包衣飞速生长。

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先锋派和鼓噪先锋派的评论家们一度成为了时代话语权的占有者，先锋作品开始走俏畅销书场并借助于传媒影视而声名远播。作为世俗的名人，他们有过寂寞和苦痛，但他们终于等来了收获和荣耀，于是“先锋”和“新潮”也开始脱离其本身的文学意义而纯粹作为一种荣誉被先锋派们享用着。至此，先锋派们普遍走出了神秘和清高，从而还原为一个个以名人的面目出场的世俗之人。

之所以谈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当下的文学创作依就是在这一文化转型的前提之下，文学神圣和文人清高的传统也继续被消解，但吊詭的是，如今的部分文人们似乎已然从对世俗的狂热追逐中幡然悔悟，他们开始遗憾于这种清高和神秘的消解，开始不再简单地满足于物质生活的优渥和世俗名声的传播，他们中的部分人想要重构这种清高和神秘，但又并不纯粹彻底，因为他们一方面想要成为新时代文学神圣和文人清高一脉的精神偶像，另一方面又担心若对世俗的决绝用力过猛带来现实利益有所损失的可能。因此，直至目前，这仍旧是个问题。

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先锋小说的通俗化倾向首先体现在下面的两个文化热点上：其一，先锋小说的畅销情结。其二，先锋小说的影视情结。先锋作家能够毫不心疼地目睹电影电视对自己作品的近乎任意的篡改和肢解，一方面表明了先锋作家对于通俗化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先锋文学自身的软弱性。

我们可以继续从三方面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先锋派小说的模式化倾向。先锋小说最初的文本形式和文体样式相较于中国通俗小说和传统小说具有某种革命性，但这种革命性很快就消失在不同作家周而复始的复制式写作中。中国先锋派小说自诞生以来虽然时间不长，但在主题结构、语言方式、叙事原则等方面却均已形成了共同的模式与规范。例如，先锋小说主题往往逃不出“历史”、“暴力”、“色情”、“灾难”、“宿命”等话语，言说方式上也往往是回忆、孤独、痛苦与痴想。因此，先锋小说虽然在文本词汇、叙述语气、时空处置等方面似乎比通俗小说更先进也更现代化，但在模式化方面却与通俗小说殊途同归而且并无高明之处。第二，先锋小说写作方式的模仿化。起初人们刚刚接触到先锋文学的时候，还往往会惊异于其文本的强烈陌生化，但当西方文学的经典纷纷进入我们的阅读视野之后，先锋小说模仿的本性就暴露无遗了。可以说，先锋小说的创新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甚至是已经被摒弃的传统小说的模仿。具体地说，先锋小说的模仿方式通常有两种：翻译与改写。当然具体操作起来有很多细节可以帮助解构和重构文本，甚至创作出内容与形式都很精彩的文本。比如朱苏进的《轻轻地说》就很精彩，运用很先锋的形式和极端的言说方式，将对人生、生命、轮回、哲学等一系列的思考融入其中，展现出复调、多蕴的内涵和磅礴、高贵的气质。比如，“历史”其实是一种障眼法，先锋作家躲在“历史”的外衣下可以轻松自如地获得创作的灵感和素材。所以这才有了所谓“新历史写作”，所以这才有了为什么作家往往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新历史写作”，其一自然是不想被某个名词所局限，其二却是不想暴露自己内在的匮乏与平淡。第三，先锋小说摒弃清淡而追求浓艳的审美趣味。先锋小说对色情、暴力和秘史等经典词汇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渲染。比如先锋作家的作品几乎没有不直接描写“性”的，而且他们笔下的“性”往往更加变态、更加没有节制、更加赤裸裸。而暴力主题则更是先锋作家们几乎共同的取材嗜好，比如余华对于暴力的冷漠叙述。

要之，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先锋才快速走向了语言和形式的迷津，进而需要从困境突围，结果是部分作家突围成功，比如北村、余华、莫言、苏童等，比如北村转向基督教写作、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告别了“虚伪的形式”。

最后，希望聆听其他同学对于先锋文学成就与缺陷的看法，希望老师推荐一些“先锋的形式探索和语言试验”方面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哪些影响的相关文章和知识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