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马里兰大学麦克尔丁图书馆考察有感

第一篇：美国马里兰大学麦克尔丁图书馆考察有感

美国马里兰大学麦克尔丁图书馆考察有感

马里兰大学地广人稀，占地面积达2000多亩，图书馆下设的8座分馆联合服务，除麦克尔丁图书馆外，还包括建筑学图书馆、艺术图书馆、工程物理科学图书馆、广播及特藏图书馆、表演艺术图书馆、化学图书馆、Shady Grove图书馆和媒体中心等7个分馆，这些分馆散布布局，与各个对应专业院系相毗邻，收藏范围明确，分馆各具特色。据介绍，8个分馆现拥有馆藏308万册，全馆257名馆员为全校3.86万师生提供每周120小时的服务，分馆运作，最大限度地方便读者阅读。

麦克尔丁图书馆（McKeldin Library）是马大的旗舰图书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该馆主要收集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方面的书籍、参考资料、报纸、期刊和电子资源，包括230余万缩微平片，5000种期刊合订本及4700种现刊。

此次考察，麦克尔丁图书馆管理员Judy Markowitz女士向全体学员们详细介绍了网上图书检阅系统、电子期刊文献数据库、电子方式实现馆际互借和文件在线阅读等使用方法，并带领我们参观了东亚图书阅览室、电子音像资料阅览室等服务设施。目前，马大进行了有效的资源整合，通过校园网设立统一的图书馆网站（http://www.lib.umd.edu/），读者无论身置何地，都可以在统一界面下跨库检索。只要按提示输入关键词或著作者，馆藏中该方面的所有内容将会一览无余地展示在读者

面前。同时，经了解，该馆该校所有的图书预约、续借、催还等均在网上进行，同时以信件方式通知读者。馆际互借依托邮政或某些物流公司．在较大的范围内得到开展，读者只需提供书名和馆藏地，图书馆即可把全美范围的书籍索回，并及时通知读者。在图书馆机房，为读者提供免费阅读电子文献，多媒体文献，检索机读文献及网上漫游等多项服务。走进东亚图书阅览室，良好的阅览环境令人耳目一新，宽敞的大开间结构，良好的采光条件，小憩的茶几和沙发，给人一种休闲优雅之感。

在一楼读者服务部，我们了解到，馆员的良好综合素质和敬业精神，提供自助式借还和服务台的藏、借、阅、咨相结合的一体化服务。走廊处均设有供读者自助使用的复印机，电脑打印机，读者持卡自行打印、复印所需资料，馆内设有自动售卡机或充值机，为读者复制文献提供了便利。据了解，该馆从周一至周五从上午8:00 开放到晚上11:00。周六从上午10:00 开放到晚上8:00。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该馆提供LATE NIGHT(即晚间图书读者服务)，读者凭有效身份证件可办理服务卡，从晚上11:00到次日早上8:00可在馆内学习、研究。除了图书服务，该馆还提供便利的生活配套服务设施，设有咖啡吧、餐饮店等生活服务设施。所有这些，都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极大便利。

总之，马大图书馆分散式的建筑布局，图书馆联盟的运作管理，全方位文献资源共享，无处不在的无线网络服务，处处无不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第二篇：马里兰大学Claire Moses教授演讲“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研究

里兰大学Claire Moses教授演讲“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与发展”

马里兰大学妇女学系系主任Claire Moses教授应邀来北大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交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Claire Moses教授同北京学妇女研究中心的魏国英老师，王春梅老师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历史系会议室多次举行精彩的演讲，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气氛热烈，为中外妇女交流揭开了新的一页。下面是Claire Moses教授的演讲稿。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魏国英教授告诉我你们都有一份我在1998年北大演讲时的论文。今天上午，我的演讲将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同时提出一些问题家共同探讨。

这篇论文呈现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我对妇女史研究以及我在妇女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是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给了我写这篇论文灵感，而且我一直致力于为了妇女的进步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运动。昨天我提到了为什么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妇女运动是如此的必。多民族之间的联合和合作已经重新申明了一些国际规则，这些规则保护了工人和妇女的平等权力。如果我们想保持我们已经取的进步而且想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穿越国界联合起来。

但是，如果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妇女运动，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挑战是：人们对我们努力取的妇女进步缺少信任。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人对“女权主义”——这个词汇本身的含义——不同的认识加以说明。当然，这个词不仅仅是个词——词能够传递一定的含义。但是我所指的是它对于处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的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这个单词在有的场合被广泛应用，同时还有一些场合有的人拒绝用她，甚至是在一些为妇女进步争取权力的时候也有人拒绝用。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研究妇女活动的历史学家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我们界定了我们过去的“女权主义”，而不是其他人；正是我们界定了权主义实践家，而不是其他的称谓。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对于女权主义的现在和过去的理解。如果历史学家忽视了洲或者非洲的妇女为了自身利益所做的努力，那么“女权主义”就仅仅是西方社会的运动了。如果我们忽视了美国少数民族妇女者劳工阶级妇女的活动，那么，“女性主义”仅仅就是中产阶级的运动。我想指出的就是正是历史学家构建了“女权主义”的含义。

当前，人们对于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人以及女权运动都缺少一种信任。我认为这个问题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电影有紧密的联系。在这里，我将讨论自己的学生，她们对于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各种担忧。

最后，我想问的是“这些有意义吗”？如果名字是如此的不受欢迎或者被错误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使用一个不同的名字来我们的工作？

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受欢迎或者被认为是荒谬的不是因为这个单词，而是有关妇女平等的概念。我们不应该欺骗己，认为使用一个更受欢迎的词汇就会解决问题。

对于我的论文，你们肯定有许多问题，欢迎各位积极发言，不仅是向我提出，大家可以相互提出问题讨论。你们的问题也许是篇论文中有关的历史事实或事件。大部分的事实或事件对于美国的学生很熟悉的，但是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不熟悉。

或者你们想问我历史学家在书写“女权主义”历史的时候“历史构建”的含义。或者你们想问我有关我学生的情况。另一方面，我想知道的是中国学生是怎样理解“女权主义”的，包括与它相关的词汇以及政治目标等。谢谢！

第三篇：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若干考察体会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若干考察体会

赵德武

2003年底，教育部高校领导赴海外培训项目之一— “大学科研开发与成果转化”培训考察团，赴美进行了为期35天的学习考察。其间，我们考察了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参观了美国教育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美国卫生研究院、美国国会图书馆、IBM全球研发中心、硅谷发源地等。从考察、学习和交流中开阔了视野，深化了对美国研究型大学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以及对美国大学科研组织管理和科研成果转化认识，同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及趋势也有了一新认识。

一、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总体印象

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校园的那种厚重氛围、那种不经意间的点点滴滴，无形之中显露出世界一流大学的霸气！

在这两所学校近一个月的学习考察，形成了我对美国究型大学的一些总体印象：一是大学组织的分权性。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组织分权性很强，弹性很大，一般没有权力高度集中的机构，学院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大学管理不是行政性的，而是学术性和生产性的，管理有序而且有效。二是大学之间的高度竞争性。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美国研究型大学通常被称为“市场驱动型大学”。各大学之间在生源与就业、教师水平、研究经费乃至校园面积等方面都充满着激励的竟争。三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性。大学承担着专业性很强的基础研究，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从20世纪80年代起，大学的研究重点已经从物理学转向了生物科学、生命科学和现代医学。在斯坦福大学，教授每周上6小时课，其余时间要用于研究。四是对产业需求的高度敏感性。大学虽然承着大量的基础研究，但对产业需求仍然保持高度的敏感。大学研究成果的商业化程度较高，尽管研究目的并不是商业化。在研究成果商业化过程中，风险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五是研究生教育的多元性。美国研究生教育在借鉴德国模式基础上，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多元化培养之路。

二、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中坚力量

注重创新研究、注重成果转化是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大学、政府研究机构和工业界研究机构构成了国家科学研究的三大集团，它们之间优势互补，相互竞争，共同发展。在国家科学研究体系中，大学开展的研究是真正富于发现、富于创造的研究，并成为国家基础研究的中坚，甚至可以说，美国的基础研究一直以来主要是由大学完成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大学开展基础研究的推动力在于好奇心，在于成果能够付诸应用，在于培养新一代引领学科发展的研究队伍。当然，在重视基础研究的同时，大学研究也朝着应用性方向发展，但这种应用研究决不是仅仅盯着钱，而是着眼于究研将成果付诸应用，着眼于引领学科发展的方向。

美国大学的科研经费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学校自筹和工业界。近年来，来自工业界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而政府投入的比例有所下降，但绝对数仍在增加。这实际上表明，在政府的支持下，大学科研成果转化的能力特别是大学自我发展能力已经得到增强。哥伦比亚大学认为，基础研究离不开跨学科交叉研究，但跨学科研究应建立在加强单一学科研究的基础上。那种不分学科强弱，片面强调跨学科研究，实际上起不到凝聚学科力量、实现扬长避短的综合作用。因此，他们认为，首先要建设好单一学科，形成强优势学科，在此基础上进行跨学科研究，才能产出真正的创新研究成果。

三、大学与工业界紧密联系，相得益彰

美国政府实行向大学倾斜的科技政策在促进大学开展“产学研一体化”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学与企业界互相需要，已成为双方共同的理念。一方面，企业需要大学提供优秀人才和创新技术，甚至需要大学的品牌;另一方面，大学同样需要与企业合作，因为企业可以给大学提供生产实践基地，提供社会需求信息，提供

就业机会，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用部分盈利支持学校发展。在美国，许多大学的实验室都是与企业界合作建立的，直接从事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既赚取比纯粹出卖科研专利更高的利润，又锻炼大学的科研队伍，促进教学和科研的协调发展，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员工的技术水平，推动了产业界的发展。据了解，利用科研专利筹措经费和校企合作获取资金的收入，约占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21%。

斯坦福大学研究园区就是大学智力与工业界财力有机结合的典范。工业界尊重大学的学术目标，又要利用大学的智力。斯坦福研究园区不仅从事基础研究，还进行应用研究和开发活动。基础研究不仅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也在企业的研究室进行。合作形式包括为大学提供研究资金、以应用为背景的基础研究以及企业界对研究进展进行跟踪。在大学实验室和工业实验室从事的应用研究通常由大学教师和工业研究人员共同参加，开发活动则集中在工业实验室。大学参加开发活动有两种方式：一是教师当企业顾问，二是企业吸收优秀学生。斯坦福大学有80多位教师和大约400名学生参加了集成电路系统研究中心的工作。

此外，斯坦福大学还通过多种形式加强与企业界的联系。如开设专业课程，担任公司顾问、董事，共用研究设施，联合进行研究，研究生参加非全日制工作，聘请企业家当兼职教师或当论文评审委员会成员等等。斯坦福大学还采用闭路电视，把生动形象的电视课程传送到坐落在研究园区的高技术企业，企业员工可以在不离开工作的情况下获得学位，对攻读硕士学位的员工采取灵活措施，不一定要求住校学习，甚至不要求写论文。

显然，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一方面，对公司来说，技术转移的速度十分惊人，教师的实验成果和革新计划能马上付诸实践，为企业带来效益;另一方面，大学可以从企业那里获得更多的经费，用于奖励学生、增聘教师和购置设备。在硅谷，有许多公司对斯坦福大学怀有感激之情，正是这些公司资助着斯坦福大学开展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

四、大学经费筹措:多种渠道与多种方式

美国高等教育建立在国家主体投资的基础之上，公立学校一半以上的经费依赖于政府的财政性拨款。政府采用合同拨款方式，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拟定课题，由各单位自行申报，然后政府再与相关学科研究水平最高、条件最好者签订科研合同。这种做法有助于大学之间开展竞争，提高科研水平，使科研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和筹措方法与公立大学大致相同，但是所占比例不一样。私立大学从非政府渠道筹措的经费约占75%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学费，约占50%。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对私立大学不过多干预，费用由学校自行筹措。

除了政府拨款外，来自于社会团体、校友等的捐赠，约占大学经费的8%。美国大学建立相应的筹款机构，由专职人员来执行，以使学校的筹集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许多大学建立了由副校长负责的发展部，作为学校筹集资金的专门机构。学校接受捐赠的多少取决于学校的声誉、校长、发展规划以及大众观念与社会支持。在某种意义上，筹资不单纯是钱的问题，筹资的多少更是校长的业绩、学校知名度和声望的重要反映。为鼓励更多的企业、组织与个人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美国政府提出免税等优惠政策。教育捐赠逐渐成为与政府投入、学费并列的重要的经费来源，有效地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紧张。此外，招收外国留学生、专利转让、大学与企业合作等，也是大学筹措教育经费的重要渠道。在美国，“戴帽”经费也是存在的，但必须建立在法律的框架下。

五、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与人才观

斯坦福大学在美国研究型大学中显得非常独特：技术与人文两大基础学科相互交融、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紧密结合，大学与工业界密切合作，相得益彰，而其独特的实用教育观、人才观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以创业、学以致用的实用教育。斯坦福大学从创办起就融入了“实用教育”的理念。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创办者Leland Stanford先生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他是作为一个实业家进入社会、进入大学的。因此，他懂得教育对实业的重要性以及实业界究竟需要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在斯坦福大学首次开学典礼上，Leland Stanford先生告诫学生：“请记住，生活归根到底指向实用，你们到此应该是为自己谋求一个有用的职业。但这必须包含着创新进取的愿望、良好的设计和最终使之实现的努力”。另一位重要人物、斯坦福研究园区创建者特曼教授同样坚持这一信念，他反对把大学办成一个远离实际的“象牙之塔”。实用教育观影响着人一代又一代斯坦福人，并成为斯坦福大学的重要文化精神支柱，激励着斯坦福人勇敢地面对实践，学以创业，学以致用。

高瞻远瞩的大学发展规划。20世纪40年代以前，斯坦福大学无非是一所乡村学校。特曼任副校长后，凭借其敏锐的思维预见到，50至60年代联邦政府将重新关注高等教育，增加对大学的资助。于是，1944年，他领导制定了学校未来20年发展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是:依托斯坦福大学的尖端学科，建设斯坦福大学工业研究和开发中心，为高科技发展和地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也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集中学校的财力和物力，用以吸引世界一流的研究人员，通过组建前沿性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培育“引导世界”的尖端科系；重视大学基础教育，在教学和科研上，把大学的二级学科视为潜在的“成长工业”的技术储备;制定和实施一套加强教师与工业联系的激励制度，鼓励有助实现大学学术目标的企业进入研究园区。正是这个规划，使斯坦福大学从一所地区性大学变成了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学府。

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学术尖端”构想。正如特曼教授预见的那样，从40年代后期开始，联邦政府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教育开始复苏。当时的斯坦福大学由于地处西部，人才流失严重，与东部名牌大学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特曼教授认为，大学不仅是求知的处所，它们对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工业的布局、人口的密度和所在地区的声望，都可以发挥巨大的经济影响。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必须拥有一流的教授，高校的未来在于人才。于是，他提出了“学术尖端”的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一是吸引顶尖人才。因为“只要有好的教授，他们就会吸引政府的投资，吸引研究生和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使学校兴旺发达”。其实，这也是特曼教授的一个预见:努力提高斯坦福的声誉和实力，以在未来不远的政府投资中获取尽可能多的教育经费。二是树立若干学术上的顶尖科系，他把化学、物理和电子工程作为突破口。至今，物理和电子工程仍然是使斯坦福大学享誉海内外的两大优势学科。为了使招揽出色人才和造就尖端科系的“学术尖端”构想得以实现，特曼教授和当时的校长Wallace Sterling决定把斯坦福的土地变成金钱，于是，他们划出了

7.5%的校园土地，出租给从事高科技产业的企业，这便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园区———斯坦福工业园区，特曼教授因此被誉为“研究园区之父”。

创业者的摇篮。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我们真切感到实用教育观的体现，更加感受到研究型大学同样也是创业者的摇篮。与斯坦福大学的发展相联系，从20世纪50年代起，商学院获得了快速发展，与哈佛大学商学院一样成为美国最好的商学院。商学院认为，创业精神不是在课堂上教会的而是在实践中培养的。因此，从20世纪50年代起，商学院对传统教学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把面向实践、学以创业、学以致用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取向。一是将经济学、组织行为学应用于生产、营销、金融和会计领域，培育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例如，硅谷形成以后，硅谷成为风险资本投资的中心，风险资本便成为商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和研究的重要方向，1979年商学院就开设了风险资本方面的课程。二是建立面向实践的“课程建设中心”，增强教学的实践性。“课程建设中心”一般由学院教授与企业界人士共同组成，负责课程建设与教学的各个环节，同时邀请已毕业的MBA学生参加撰写案例和进行案例分析。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企业界人士到学校讲授课程并非仅仅作专题讲座，而是与教授一起共同完成一门课

程的全部教学活动。企业家到学校上课不由学校或学院聘请，而是由上课教授直接与企业人士直接联系。尽管学院不给他们支付报酬，但企业家仍然非常乐意到学校上课，因为能够登上大学讲台是他们的荣幸，在上课中也能够提高自己，特别是发现人才，为企业寻求人才储备。三是开展团队性教学活动，把商业计划“变成”公司。就在我们考察中的一个星期四下午，5名学生组成的团队在3小时内形成了一份商业计划书，INTEL的一位副总裁和GOOGLE的一个部门经理参加了讨论，对学生的工作进行很高的评价，并从操作层面对商业计划书提出了修改意见。一位教授告诉我们，这类教学活动在商学院十分流行。商学院一直引以自豪的是:学院已经有1631名研究生创建了自己的公司，有379名MBA学生获得了其他学位。显然，这种骄人的业绩与商学院坚持实用教育的理念是分不开的。

六、研究生生源的国际化与培养模式的多元化

哥伦比亚大学被称为最国际化的大学，它的生源来自世界各地，这些优秀的生源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起点。博士生培养重课程学习、重培养过程，第一年上核心课程，每门课程的课时小但含量大。学生和导师（实验室）之间实行双向选择，对学生的指导采取导师组的形式，反对把学生交给一个实验室或某个教授。每个教授平均每年大约有6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相当部分用于学生的研究活动。学校每年评选优秀博士论文，每篇奖励3000美元。哥伦比亚大学认为，学校不是军队，学生应该享受生活，相互沟通交流。因此，在研究生培养中，鼓励学生创新，注重学生科学史和科学伦理的训练，防止学生成为“技术工人”，此外，教师除了指导学生的学习外，还要关心学生身心发展。

其实，美国研究生培养模式是在德国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并没有简单地移植德国模式，而是结合美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特别是南北战争后国家统一，急需发展经济和开发西部的各类科学技术人才的实际情况，探索了一条有特色的多元化博士生培养模式。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莫里尔赠地学院法》开启了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使现代大学的职能从传授知识、创造知识，扩展到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服务，把培养研究型的学术精英，扩展到同时培养社会急需的各类专门人才。二战以后，美国研究生培养模式逐渐发展成为国际主流模式。

美国研究生培养多元化模式的主要特征是：一是打破过于崇尚纯科学研究的传统，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结合起来，并与社会建立广泛的合作关系，形成了研究型博士和专家型博士培养并重的新模式。二是打破德国研究生培养主要在科研实践中进行，基本不上学位课程的传统，提出了加强基础、扩展知识结构的严格的学位课程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博士生培养质量，增强了博士生对未来工作的适应性。三是打破了“师傅带徒弟”的传统培养方式，实行了导师与学科指导小组相结合的指导博士生的制度，有利于在学科交叉中吸取不同导师的知识与经验，拓宽学生的视野和思路。四是创立了研究生院制度，使研究生院成为博士生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的统一管理机构，改变了德国博士生入学不考试、不注册、导师说了算的个体化管理方式，促进了学生的交流、集体教育及跨学科研究，也为大规模招收和培养研究生奠定了组织基础，推动了研究生培养的民主化和制度化。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已经比较成熟，并为美国科学技术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发展输送了大量的高级人才，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人力资源。美国博士生培养模式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借鉴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纯学术型的博士生培养模式已经演化成复合型多元化的培养模式。可以认为，这种模式的转型已经不是大学教育变革的孤立行为，而是与知识经济、人力资本以及教育国际化等新理念、新思想紧紧结合在一起。

（载于《中国大学教学》2004年12期）

第四篇：孙婷在美华中心(美国马里兰大学)实习心得

孙婷在美华中心（美国马里兰大学）实习心得

今年三月，我在马大美华中心的翻译实习项目第一阶段结束，第二阶段延期至9月底。延期给我更多的时间，从更深更广泛的角度来了解美国文化体制和我的口译工作。

进入春天的华盛顿和马大校园格外的漂亮，天气晴朗，空气清新，各色花卉将校园妆点的多姿多彩。寒假之后，美华中心又迎来了新的忙碌的一年。三月开始，长期团和短期团前后来到马大培训。

美华中心资深研究员Ken开始随团出行。Ken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问责办公室（GAO）工作，对美国政府运作体制和文化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很重要的一点是，Ken已经七十多岁了。

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六十岁退休之后，享清福是人生最悠闲且最享受的时光。而美国人的想法却很不同。Ken每次上课的开场白都是：‚My name is Ken Hunter, and I’m the Senior Researcher with MCI.‘Senior’ means I’m pretty old!‛每每引得全班团员开心地笑。每当团员表达对Ken坚持工作的钦佩时，Ken总是说，不要去想退休这件事，你就能充满活力去工作。这让我想起了研二广交会时认识的Mike，他也是近七十岁，每年都来中国参加广交会和家具展。他曾告诉我，他在伦敦的住房贷款已经全部付清了，现在可以一身轻松地工作了！

与这些和我外公同龄的人一起共事总是让我感触颇深。我喜欢和他们交谈，听他们说起20年前在阿富汗的神奇经历，或是10年前美国联邦政府预算危机和现在有何不同。这些和媒体层面追逐新闻效益的报道不同，它们不浮夸，没有利益和故意的偏见。

由此，我很钦佩美国没有强制退休年龄这一点。在人才管理方面，除了对青少年创造性的开发，同时也有对经验丰富的老年工作者的尊敬和认识。将老年工作者视作一个知识和智慧的宝库一点也

不夸张。

在美国的博物馆里，我们很容易看到许多资深志愿者导游，他们都是七十或八十多岁。他们或许曾经在这栋古老建筑里工作过，或许经历过战争，丰富的人生阅历让他们的讲解更为独特。

在我们看到年轻人的朝气和创造力，中年人的务实和兢兢业业时，我们同样感激老年工作者们的贡献，让这个向上的国家拥有坚实的智慧根基。

第五篇：马里兰大学Claire Moses教授演讲“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研究

马里兰大学Claire Moses教授演讲“美国女权主义理论研究历史与发展” 马里兰大学妇女学系系主任Claire Moses教授应邀来北大进行了一个星期的交流，在这短短的时间里，Claire Moses教授同北京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的魏国英老师，王春梅老师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历史系会议室多次举行精彩的演讲，各位老师和同学积极参加，气氛热烈，为中外妇女交流揭开了新的一页。下面是Claire Moses教授的演讲稿。

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魏国英教授告诉我你们都有一份我在1998年北大演讲时的论文。今天上午，我的演讲将以这篇文章为基础，同时提出一些问题大家共同探讨。

这篇论文呈现的主要思想来源于我对妇女史研究以及我在妇女运动中的亲身经历。是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给了我写这篇论文的灵感，而且我一直致力于为了妇女的进步要建立一个全球化的运动。昨天我提到了为什么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妇女运动是如此的必要。多民族之间的联合和合作已经重新申明了一些国际规则，这些规则保护了工人和妇女的平等权力。如果我们想保持我们已经取得的进步而且想进一步发展，我们必须穿越国界联合起来。

但是，如果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妇女运动，我们还面临着许多挑战。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其中的一个挑战是：人们对我们努力争取的妇女进步缺少信任。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不同的人对“女权主义”——这个词汇本身的含义——不同的认识加以说明。当然，这个词不仅仅是一个词——词能够传递一定的含义。但是我所指的是它对于处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的不同的人来说具有不同的含义。

这个单词在有的场合被广泛应用，同时还有一些场合有的人拒绝用她，甚至是在一些为妇女进步争取权力的时候也有人拒绝用它。我想问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研究妇女活动的历史学家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正是我们界定了我们过去的“女权主义”，而不是其他人；正是我们界定了女权主义实践家，而不是其他的称谓。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构建了一个对于女权主义的现在和过去的理解。如果历史学家忽视了亚洲或者非洲的妇女为了自身利益所做的努力，那么“女权主义”就仅仅是西方社会的运动了。如果我们忽视了美国少数民族妇女或者劳工阶级妇女的活动，那么，“女性主义”仅仅就是中产阶级的运动。我想指出的就是正是历史学家构建了“女权主义”的含义。

当前，人们对于自称为“女权主义者”的人以及女权运动都缺少一种信任。我认为这个问题和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和电影有着紧密的联系。在这里，我将讨论自己的学生，她们对于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的各种担忧。

最后，我想问的是“这些有意义吗”？如果名字是如此的不受欢迎或者被错误理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使用一个不同的名字来做我们的工作？

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不受欢迎或者被认为是荒谬的不是因为这个单词，而是有关妇女平等的概念。我们不应该欺骗自己，认为使用一个更受欢迎的词汇就会解决问题。

对于我的论文，你们肯定有许多问题，欢迎各位积极发言，不仅是向我提出，大家可以相互提出问题讨论。你们的问题也许是这篇论文中有关的历史事实或事件。大部分的事实或事件对于美国的学生很熟悉的，但是可能对于你们来说不熟悉。

或者你们想问我历史学家在书写“女权主义”历史的时候“历史构建”的含义。或者你们想问我有关我学生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想知道的是中国学生是怎样理解“女权主义”的，包括与它相关的词汇以及政治目标等。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