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指导意义
邱海平
2016年02月05日10:54
来源:红旗文稿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且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并且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也提出了科学的预见。自“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读。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也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出发,才能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避免陷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陷阱之中。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社会生产中,始终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过程来看,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决定着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但是,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下,生产关系及其具体形式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甚至决定性作用。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庸俗机械的唯物主义观点,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或决定作用则是一种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观点。所谓供给侧,总是相对于需求侧而言的,它主要是指社会生产这一方面。而任何社会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基本原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从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另一方面又必须注重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认识供给侧。分析当前中国经济所表现出来的供给侧方面存在的问题,不能停留在生产力这个层面上,而是必须深入认识生产关系这个层面存在的问题,应该更多地从完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个角度出发去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内容。必须高度重视已经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对于我国社会生产力所产生的巨大能动甚至决定性作用。仅仅从生产力角度来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其中既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运动这样的一般规律,同时,不同性质和阶段的社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又具有不同的特殊规律。因而,仅仅从抽象的、一般意义上去谈经济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出发去解释和解决特殊条件下的经济发展问题则是无效的。因而,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借鉴国外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又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只有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分析,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和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迷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制度基础。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比资本主义私有制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前景。同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生产计划,能够避免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所产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和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从而能够更加有效地保持社会生产的快速和可持续发展。建立在按劳分配原则基础上的收入分配制度,能够避免社会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从而不仅能够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极大地焕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也避免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民群众的消费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从而为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必须遵循的路线和道路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和方向,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道路。
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它以追求无止境的价值增殖或赚钱为目的,因而,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着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全部过程,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展生产力是资本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与此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与资本的内在要求相矛盾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各个方面:第一,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含义在于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更多,从而单位商品的劳动量及价值量必然下降,可是资本追求的却是剩余价值,而不是物质财富。这样,资本生产的商品越多,单位商品的价值以及剩余价值就越少,从而平均利润率具有一种下降的内在趋势,这就迫使资本必须加快积累并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使同一单位的资本获取的剩余价值会更少,平均利润率进一步趋于下降。这就形成一种循环,正是这一循环推动着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第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的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实现需要一系列严格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最重要的是:必须有足够的市场购买能力来消化或购买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恰好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供给相比总是不足的,因为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造成财富占有在资本一方和劳动一方的两极分化。除此之外,资本主义生产还表现为一种无政府状态,即使是资本之间的相互需求也具有不确定性和经常的不平衡。因而,生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与最终消费之间的矛盾,是一个标准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型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这些矛盾总是以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方法来进行一种强制性的解决。第三,资本为了获得利润或收益的最大化,在职能资本的基础上又发展出一个庞大的信用制度和信用系统。信用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资本的集中和一定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创造出一套投机和欺诈机制,使现实资本更多地转化为虚拟资本,从而产生了国民经济金融化,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最终必然产生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经济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矛盾会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最终给广大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因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决不能朝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去改,绝不能如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盲目迷信市场的力量,而应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三、解决供给侧问题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任何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模式,而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决定的。一定性质的社会生产关系构成了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它决定了一定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同时,一定经济制度下的不同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从而形成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一定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模式。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表现出一系列问题:对外贸易增长乏力、部分产能严重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资源生态危机等等。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问题都具有供给侧的性质。因而,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是,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这个“牛鼻子”,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特殊经济体制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经济增长模式。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来看,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在于地方政府在实际职能上的企业化。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一方面造就了中国经济在一定阶段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又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根源。
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那样,全面深化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尤为重要。因而,改革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才是治本之策。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模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如何通过改革,使地方政府一方面在经济增长中继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能够贯彻落实中央制定的综合改革和发展目标,这是能否解决供给侧问题以及能否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环节和关键。
四、供给侧改革既应强调供给又要关注需求,既要着眼当前又要立足长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表现为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四个环节同时存在并且相互转化的过程。这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但是生产在其中始终起着支配的作用,社会生产过程的性质和特点始终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性质和特点。因而,必须始终重视生产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地位,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分配、流通和消费对于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只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基本理论出发,才能全面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分配、流通和消费方面的改革的辩证关系,也才能认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仅仅从供给或需求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是片面的,把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割裂开来更是错误的,必须全面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问题在于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而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直接来源于企业的活力不足。企业活力不足的根源在于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或服务没有市场是因为它们生产的东西与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而供求之间的矛盾既来源于供给侧,也来源于需求侧。因而,在强调和注重供给侧改革的同时,必须进一步重视需求侧的作用和需求侧的改革,其中,投资体制的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把供给侧的改革与需求侧的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改善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状况。
不仅如此,还必须正确理解和处理好长期经济变量和短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供给侧更多地具有长期的性质,而需求侧更多地具有短期的性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供给侧也存在短期的经济变量,需求侧也具有长期的效应。就供给侧方面来说,不仅存在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能力、在价值链中的地位等长期经济变量,也存在产品库存、过剩产能、产品质量等短期经济变量。就需求侧方面来说,出口、消费和投资不仅具有短期经济效应,同时也会产生长期经济效果。因此,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必须注重影响长期经济变量的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必须采取有关政策措施解决短期经济变量方面存在的问题;既要把这两个方面区别开来,又要对它们进行全面统筹。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都没能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因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据这两种经济学理论所制定的,无论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还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由于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经济制度所固有的内在矛盾,从而也未能消除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坚决抵制这两种经济学理论和思潮的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来制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各方面具体政策。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资本论》教学与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二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终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余 斌【内容提要】由于中国经济早就融入经济全球化,外部经济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倒逼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但是,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人均产值和收入还很落后,从现在的水平开始,到我国人均产值达到世界第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当然,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也可能满足另外一些潜在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本文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在于,“两个不能动摇”“两个市场竞争”和“五个改革举措”。
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首先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然后,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现实背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尽管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干预措施,但是正如当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上台采取干预措施后,美国经济仍然复苏乏力并于1937~1938年再次陷入危机一样,这场危机所导致的经济萧条并没有因为舍本逐末的干预而很快复苏。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开展救市行动以来,正如恩格斯曾经说过的,“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美欧国家及一些国际组织的经济学家们关于世界经济已经企稳的推断一再被证明是不成立的。由于中国经济早就融入经济全球化,外部经济的不景气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倒逼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经济改革。
从国内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征就是进入新常态,其主要表现是增长速度的下降,从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速度的下滑引起了对经济前景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大惊小怪地提出“中等收入陷阱”,要求中国实行恰恰导致这种陷阱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其实,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规模发生质变上了台阶的标志。就象习总书记所比喻的那样,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如同一个人,10岁至18岁期间个子猛长,18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经济增长不可能趋向于无穷大的,即便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物质再怎么极大丰富也仍然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是不可能长期高速增长而不有所减速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一种表现是: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于是,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随着整个社会的平均利润率的下降,社会积累的增长率,从而社会生产的增长率也会随之下降。这种下降自然也就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
因此,总书记提到,有人问,新常态是一个好状态还是一个坏状态?他的回答是,这种问法是不科学的。新常态是一个客观状态,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状态,是一种内在必然性,并没有好坏之分。他的这个回答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但是,由于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积累的条件和动力,因而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表现为“不好”的经济不景气,并导致一些实体经济中的产业资本转入到虚拟经济的金融投机上,推动虚拟经济日益脱离实体经济。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它的相对性和穷途末路,就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体现出来,并在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
然而,对中国来说,我们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长率的下降并不会影响我们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信心和决心。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只不过意味着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新常态下,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但“十三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的基本特质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
另一方面,也诚如习总书记所说,新常态不是不干事,不是不要发展,不是不要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要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创造精神地推动发展。毕竟,虽然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二,但是,人均产值和收入还很落后,从现在的水平开始,到我国人均产值达到世界第二,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找准发力的着眼点,更好发挥主观能动性,我们的经济的增速也完全可能在短期内重回较高水平。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背景
前面提到,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西方供给学派强调激励,建议大幅度削减税收,以此来促进经济增长,并得到了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撤切尔夫人的热烈拥护。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特别是阿瑟·拉弗甚至认为,高税率实际上可能会减少税收收入。“拉弗曲线”假说认为,高税率抑制了经济活动,从而缩减了税基。但是,西方整个政界的主流经济学家,甚至一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都对降低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的拉弗假说加以嘲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8年,当一系列税收的增加使美国联邦政府的收入水平提高并开始产生预算盈余时,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终于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了一种近乎反面的教材。
但是,这种供给学派的主张却在今天中国沉渣泛起,一些学者不仅呼吁减税,而且要求降低社会保障费,甚至下调最低工资标准,也就是由政府出面来压低工人的工资,把政府推到工人阶级的对立面。这种减税降费的主张,既不利于社会稳定,实行起来也必然会加大政府财政的困难,降低普通民众的收入水平和福利。西方供给学派的主张,实际上是对资本家的单方面激励,税收体系降低累进性,在政府支出不变进而税收不变的情况下,就只能增加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对低收入者是一种负激励。显然,供给学派代表的是大资本的利益。由于它打击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不可能鼓励生产率和产出的增加,反而增加了大资产阶级的投机性。而在凯恩斯看来,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的消费需求基本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而低收入者的大量需求由于没有足够的收入水平还远远没有满足,因此,供给学派的这种主张恰恰限制了总需求,从而限制了经济增长。更何况,在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如果减税能起到激励作用,那只会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产能过剩。
我们之所以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盲目地进行扩大内需,从需求侧着力,是因为注意到,“我国不是需求不足,或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消费能力严重外流。”特别是这些外溢的需求,有许多并不是国内不能生产的高端商品,而是国内完全能够生产的像电饭煲、马桶盖、奶粉、奶瓶这样的普通日用品。事实上,格力电器在注意到这些问题后,就开发出了比国外同类产品更好的电饭煲。
如果说,扩大内需是在供给的产品不变的前提下,为这些产品增加需求,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改变供给的结构来满足外溢的需求,把消费能力留在国内。当然,通过创新来提供新的产品也可能满足另外一些潜在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市场空间。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一)两个不能动摇
习总书记指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这“两个不能动摇”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坚持和重大发展。虽然“两个不能动摇”没有直接谈及非公有制经济,但它显然并不要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只是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对于非主体地位的非公有制经济还是鼓励和支持的。在这里,更主要的是,“两个不能动摇”强调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从而第一次明确了国有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引导”作用,深化了“两个毫不动摇”。
我们知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因此,在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同样应当由市场来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市场只是一个作为客体的场所,在其中起作用的是法人,包括企业法人和自然法人。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由国有经济来起主导作用,这一点决不能动摇,否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生质变,就会沦落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无法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就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存在重蹈前苏联灭党亡国陷入分裂的危险。
国内一些学者把“有恒产者有恒心”作为他们强调私有化产权、大力鼓吹私有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列宁指出,“私有制使人分裂,而劳动使人团结。”这是因为,在私有制下,利益的冲突会引起强烈的竞争,每一个资本家都力图打压、排挤和消灭竞争对手。个别情况下的所谓双赢,也只是力量暂时处于均衡、不得不妥协的结果,一旦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赢的局面就会打破。因此私有制必然会引起分裂。帝国主义争夺市场的两次世界大战就是由此引起的。而那些民族分裂分子追求的也是私有制经济,并得到私有企业老板的支持。更重要的是,劳动者的联合,尤其是不同民族的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是不可能在私有制企业里完成的。私有企业主为了更好地控制工人,防止工人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合法利益,必然要想办法在工人中间制造矛盾和分裂;私有制企业内的剥削和压迫也容易在处于不同民族的老板和打工仔之间把个人恩怨发展成民族矛盾。显然,能够使不同民族劳动者大联合的只能是互帮互助的公有制经济。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特别是在民族自治区域,公有制主体地位决不能动摇。
另一方面,在现代企业规模远大于个体劳动者可以掌控的时代,即便是小型企业的私有制,也只是个别企业主有恒产,从而有恒心的也只是他们,而绝大多数劳动者由于没有资本,只能出卖劳动力,因而也就没有恒心了。在工人没有恒心的这种私有制企业里其产品质量和劳动效率自然难以乐观。马克思就曾提到,英国议会下院“食物搀假”调查委员会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这样的私有制企业也很难让人们对他们的产品有较大的信心和需求。而要让工人也有恒心,从而关心生产的发展,就只有实行公有产权制度,让劳动者也能够共享产权才行,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共享”这一发展理念。
201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私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比国有企业低48%。在广东一些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成了那里普通工人的最高工资标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不断提高劳动力成本,增加人民群众的收入,而提高私有企业工人的收入水平,则会大大提高这些私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他们丧失以往的国际竞争力。由此可以看出,要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走压低工人收入水平的邪路,避免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过剩危机,公有制经济必然是也必须是主力。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就体现在“两个不能动摇”上。如果有人认为,工人不高的生活水平,已经给企业造成了困难,甚至会导致企业破产,那只不过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到了历史的尽头,在生产力水平相比《共产党宣言》发表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取得无比巨大发展的情况下,都无法让人们过上稍微好一点的生活了。
需要指出的是,产品的结构性调整一向是由企业而不是不生产产品的政府来完成的。但是,对于非公有制经济来说,“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我们经常看到,私有制经济大肆进行投机,甚至拿投机当创新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只有公有制经济,才会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现在又与时俱进地加上生态环境需要),把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把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显然,只有坚持“两个不能动摇”才能完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二)两个市场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利用我国市场和我国资源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稀土资源廉价向外流失,一些污染性企业从国外转移到国内,破坏了国内环境,而利益却大部分归外商所得。与此同时,我们在两个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而没能充分地展开,导致发展程度有限,利益大量向外输送。例如,一些经济学家鼓吹中国利用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竞争,导致中国出口大约1亿条牛仔裤才相当于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而周边国家利用更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参与竞争后,使我们陷入困境。
恩格斯指出,按照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么,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这就在表面上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并导致看起来资本的所有部分除了它所使用的活劳动外,还包括机器等死劳动,似乎都在生产剩余价值,进而引发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说法。然而,这种矛盾的出现,就在于商品经济发生了变形,价值规律深化为一般利润率规律。这种深化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首次揭示的。
假如有两笔资本,资本量都是100,剩余价值率是100%,一笔资本由70c+30v构成,一笔资本由30c+70v构成,前者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后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商品经济早期,前者获得剩余价值30m,利润率为30%,后者获得剩余价值70m,利润率是70%。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这种平等观自然地会要求等量的资本获得等量的剥削收益即获得等量的利润。如果两个行业的利润率差别较大,资本就会退出利润率低的行业,进入利润率高的行业,导致前者供不应求,价格上升,剩余价值增加,而后者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剩余价值减少,形成后者的剩余价值向前者变相转移的现象,直到两个行业的资本的利润率相等,这种资本流动才会停止。在上面的例子中,最后两个资本都获得同样的50p(=(30m+70m)/2)的利润。资本密集型的行业多获得了20p的利润,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少获得了20p的利润。从而,如果中国的产业结构即供给侧的结构能够更多地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我们就能用同样的劳动付出得到更多的收益,经济增长也会更快,而这就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市场上进行竞争,还要在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市场上进行竞争。
与中国经济新常态相伴随的耳熟能详的一个说法是产能过剩。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中,产能过剩就是资本过剩。在列宁看来,自由竞争的主要标志是商品输出,垄断竞争的主要标志是资本输出。(原话是:“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资本过剩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竞争时代,需要向外进行资本输出了,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的典型标志。从而,这也意味着中国不仅要在商品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也要在资本市场上参与国际竞争;不仅要在资本引进上进行竞争,而且要在资本输出上进行竞争。
事实上,近些年来中美贸易顺差巨大就在于美国对华资本输出巨大,这个资本在我国获得的利益也是巨大的。显然,美方的这些利益是不可以用中国自己印刷的人民币来支付的,只能用中国的出口商品换得的美元来支付,这就必然造成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人民币的升值并不能妨碍美国资本在中国继续获得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不可能消除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并不追求巨额贸易顺差而贸易顺差却降不下来。要解决这个问题,办法之一就是要以市场换市场,要求外国对等地对我国开放,减少对我国国内资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限制,使中国过剩的资本也能够向外国尤其是美国输出,使得中国企业也能够在海外获得巨大的利益,进而通过这些利益向中国转移时转化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以此来抵消部分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但是,要在资本输出上参与国际竞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要求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外交能力为支撑,否则输出的资本很容易打了水漂。
需要指出的是,从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表现,是社会主义社会物质条件日益具备、日益突破初级阶段的表现,是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的标志。但是,要在中国推动垄断竞争,那么我们既不能让外资垄断中国,使中国成为外国的经济殖民地;又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让国内的少数家族垄断本国经济,重回四大家族统治中国的黑暗时代;我们愿意做的,只能是完善生产关系,按照“两个不能动摇”,实现和强化公有制经济的垄断竞争地位,在所有的市场上展开最积极的竞争。
(三)五个改革举措
当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简言之,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去产能就是要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过剩产能的形成原因。当前,过剩产能最重要的形成原因是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外产能过剩的冲击。例如,2014年下半年,我国许多地区出现了因卖奶困难,引起奶农“倒奶”甚至“杀牛”的现象。这种牛奶的产能过剩,其原因正是在于国际经济危机和国外奶业严重生产过剩,国际奶价下跌,使得中国成为国外过剩奶粉的倾销地,进而严重冲击中国国内奶业生产,这才引起了大面积的倒奶现象。过剩产能的第二个形成原因是生产技术的进步和需求的品种发生变化,使得落后产能出现过剩。过剩产能的第三个形成原因是经济周期的存在导致需求量的波动,形成产能的周期性相对过剩。过剩产能的第四个形成原因是在生产社会化的条件下,计划不足,导致上下游生产能力不匹配,形成某个环节特别是上游环节的相对产能过剩。
无论是这四种产能过剩的哪一种情况出现,我们都不能简单地像以前纺织业砸锭那样去产能,除了造成损失,对经济发展的益处不大。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保护我们的产能,用反倾销等手段限制国外过剩产能对我们的冲击。在第二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像发达国家向我国输出相对落后产能那样,向比我国更加落后的国家和地区输出这些产能,以减少损失。在第三种情况下,我们应当保留一定的产能过剩来适应经济周期的存在。事实上,国际经济危机发生时,沿海一些外贸企业的订单下降,产能过剩,不少企业解散雇来的农民工,实行去产能化,以至于当竞争对手大量减少而订单重新上升时,由于产能不足,只能丧失发财的机会。因此,去产能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盲目行事。在第四种情况下,必须加强社会生产的计划性,当上游产能出现匹配性过剩时,要扩大下游产能,开发更多的下游产品来吸收和化解上游过剩产能,并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下游产品的需要。这也是下游产品的结构性改革。
去库存首先要防止一边去一边增,在供给不再增加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去库存。这个时候一般需要适当地扩大需求来消化库存,需要需求侧的举措加以配合。毕竟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
杠杆是因为债务负担较重。因此,首先要考虑以股权融资取代债权融资,继续推进债转股,要落实国家的公有制经济所有者代理人地位,代理履行公有制经济所有者的职责,追加对公有制经济的股权投资,减少公有制企业由于得不到股权投资而不得不自行寻求债权融资以求发展的负担。其次是要理顺借款和放款的利率关系,放款的利率不得低于借款的利率。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永定研究员在英国《金融时报》2012高峰论坛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净资产差不多2万亿,也就是说你把钱借给世界各个国家了。按照道理我们每年应该收取利息,但是去年中国支付了270亿的利息给别的国家,就是债权人不但收不到利息,反而给债务人付利息。”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借钱给别的国家和国际机构的同时,也向其他国家和国际机构借钱,而我们放款的利率大大低于借款的利率,把中国从一个名义上的债权国变成了实质上的债务国。
降成本是要降低企业成本。但是,在企业成本中,我们可以通过提高劳动效率,减少企业用工量来减少企业的劳动力总成本,但决不能降低劳动力的单位成本,也就是不能减少单个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我们决不能采用那种降低社会保障水平和最低工资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决不能追求或维持劳动力廉价的竞争优势。如果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能提高,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得到较大改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一句空话,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就不可能实现。因此,降成本,我们主要是要降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成本。
补短板要求我们改进一切工作,尤其是那些成效大的工作。就政府部门的主要工作来讲,一个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一个是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其中包括公用事业中的国有企业改革。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的工作重心一直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这个方面已经不是当前的短板,当前的短板在于公共服务水平偏低,公共服务的供给或者说产能不足。政府部门的工作应当向这个方面转移。国有企业的管理工作,包括国资委,应当向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移交。习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这也是指出了我们当前一个十分重要的“短板”。近些年来,学过政治经济学的党员和政府官员非常少,学好了的更是罕见,更谈不上用好了。只有补上这个短板,我们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参考文献:
[1]《资本论》第1-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美]萨缪尔森、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第17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
[5]余斌:《经济学的真相——宏观经济学批判》,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版。
[6]余斌:《45个十分钟读懂〈资本论〉》,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
(作者系系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原理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博导;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昆仑策研究院】作为综合性战略研究和咨询服务机构,遵循国家宪法和法律,秉持对国家、对社会、对客户负责,讲真话、讲实话的信条,追崇研究价值的客观性、公正性,旨在聚贤才、集民智、析实情、献明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欢迎您积极参与和投稿。
电子邮箱:gy121302@163.com
昆仑策网:http://www.xiexiebang.com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之前,传统政治经济学居于中国经济学的垄断地位。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与改革开放的实践相脱节,加之缺乏有效的短期分析工具,其解释和预测能力难以满足实践的需要,传统政治经济学范式“衰落”了。面对挑战,政治经济学界作出了两种反应。
一种是消极的,即要么对中国经济发展提出的理论需求和中国经济学蓬勃发展的事实视而不见,对该范式自身的缺陷不去正视,固守传统不变;要么在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沿袭旧制,再加上一些当代资本主义的描述性材料,而在社会主义部分引入一个简写本的西方经济学(其蓝本大多数是新古典综合派)。后一种做法无疑漠视了一个理论范式内在逻辑一致性的基本要求另一种是积极的,即清除传统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影响,以《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著作为主要理论依据,以中国改革发展的丰富实践为理论源泉,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创新发展。
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紧迫的理论需求,提供了丰富的理论素材,创造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契机。尽管受到了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冲击,但一个挣脱了教条主义束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正展示出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概念、范畴体系和分析方法是区分理论范式的两个最重要标准,也是一个理论范式自我完善的要点所在。在概念和范畴体系方面,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所有制、所有权、劳动、劳动力、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等方面进行了热烈的概念之争,以求澄清概念,使讨论能在共同的基础上展开;其二,从现实中抽象出新的概念并将其增补进来,以使该范式具有更强的时代特色。在分析方法方面的发展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进一步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在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虽然任何一本传统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都宣称自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两大研究方法,但由于受到教条主义的影响,它们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现在,教条主义被逐步清除,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地位得以进一步确立和巩固。其二,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具有短期分析意义,有的学者试图为该范式的工具箱中增加一些新的分析方法。
多方面努力的成果被初步整合进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理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性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早期关于价值规律以及市场与计划关系的探讨做了进一步深化和系统化,并把这两个主题拓展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这一更为全面和深刻的主题。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大支柱,凝结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学界对经济科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贡献,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范式的创新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理论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是认识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列宁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创始人,斯大林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创立的。马
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关系作过深入的研究,揭示的商品经济的一般原理,为我们认识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过计划和市场这些概念,并没有提出过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他们认为,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换是私人生产者的一种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程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作过一些科学的预测,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在那里,人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1]。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在直接的有计划的调节下进行的。由于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之间不存在经济利益的矛盾,因此,整个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都是简单明了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用于生产,每一个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可以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们可以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2]。通过上述一系列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未来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是有前提条件的:第一,全社会的单一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第二,个别劳动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第三,每个人都成为“自由人”。具备这些条件需要相当丰富的物质基础,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现在看来,没有一个国家具备这些条件,不能用这些论述来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首先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概念的是列宁。列宁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利用对个人经济利益的关心、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和经济核算制等一系列中介环节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在列宁看来,对于市场的利用只是过渡时期的一种特殊情况,对于未来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还应保留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他没有来得及对理论作进一步的修正。社会主义制度的真正建立是在斯大林时期完成的,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理论也是在这一时期最终确立的。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发现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特种商品生产,它注定要与货币经济一起为社会主义服务。并指出价值规律是“很好的实践的学校”,它使我们的干部迅速地成长起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真正领导者。但是,斯大林对市场的这种认识仍然是有很大的局限性的,从总体上还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的认识框框。斯大林在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理论和模式,被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并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模式的确立,一方面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商品货币的计划经济思想,同时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原始积累阶段大规模的工业化的客观要求。
从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经济的原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济增长日益缓慢,计划经济中运行动力不足、经济结构僵化、经济效率低下的弊病日益明显。引入市场成了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一些改革,从而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种改革过程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也在逐渐被冲破。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的核心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构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动力,使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逐步摆脱了传统计划经济思想的束缚,大大推动了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总体上看是以前苏联模式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建国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当时建立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排斥市场和市场
机制的作用,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体现。有时由于实践的需要在经济政策上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市场因素,但这只是度过经济困难的策略,一旦经济情况好转,主张取消限制市场的思想又会占上风。在我国,对于社会主义经济中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问题的认识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时就开始了。但是,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没有超出传统计划经济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突破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进行了大胆探索,经历了从实践到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开始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真正认识。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针对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首先提出要“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的改革原则,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经济改革措施。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农村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经验,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明确表示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又提出了改革计划体制,加强市场调节的改革思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市场、市场调节和市场机制在现实的经济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基于这些新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即提出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和“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自1989年下半年开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与此相适应,在经济体制上,也着力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改革。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明确地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是“体制性”的范畴,而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制度性”的标志。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详细论述了改革的理论原则。由此开始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实践。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本世纪初建立起新的体制,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五大则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和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实践,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终于找到了在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卷,第348页。
[3]魏杰主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肖云著.《资本论》与市场经济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
[5]顾海良,张雷声著.从马克思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出版社)
第四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聚焦2016年高考时政热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6年文综政治学科高考,从经济生活热点而言,可能要从以往重点关注“需求”转向“供给”,尤其是“供给侧改革”,而其中之一就是“结构调整”。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他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经济体。面向“十三五”,克难前行,完成“惊险一跃”,方能顺利地迈向复兴的彼岸。穿越经济发展“三峡”,创造新的发展奇迹,必须打开一扇门。这扇门就是结构。这是攸关民族复兴、百年梦想的抉择,是一场必须完成的自我革命。
一、何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与“需求侧”相对应。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决定短期经济增长率。而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条件下所实现的增长率即中长期潜在经济增长率。而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使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数量。
供给侧改革是一种寻求经济新增长新动力的新思路,主要强调通过提高社会供给来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如何拉动经济增长,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改革有着截然不同的理念。需求侧管理认为需求不足导致产出下降,所以拉动经济增长需要“刺激政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提高总需求,使实际产出达到潜在产出。供给侧管理认为市场可以自动调节使实际产出回归潜在产出,所以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刺激政策”来调节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需要提高生产能力即提高潜在产出水平,其核心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所谓“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的增长,通常叫做技术进步率,是指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政策手段上,包括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等,从供给侧管理角度看,本质上都属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方式。
从“三驾马车”到“供给侧改革”,这种话语变化勾勒出中国经济的演变,消费在国民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对供给侧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倒逼压力之下,“供给侧改革”的效果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转型能够平稳落地。“经济结构性改革”分解为四个关键点,包括化解产能过剩、消化房地产库存、降低企业成本、发展股票市场。“经济结构性改革”,任重而道远,非一日之功。本次中央首提“供给侧改革”,短期上是为了应对当下的严峻挑战,长期上是追求的正是一个“供需向相匹配”的新经济结构。
供给侧改革内涵:简言之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二、为何要进行供给侧改革?
供给条件深刻变化:
“人口红利”快速消失下面对“刘易斯拐点”挑战,资源环境承载力接近甚至达到极限,成本提升让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持续下降。
结构积弊愈演愈烈,变革洪流浩浩荡荡。资源禀赋变化之后,发展路径决不能就此被堵死—— 如果不调整结构,投资就没有效益,无法偿还的贷款借债形成坏账后,财政金融风险将陡然增大; 如果不调整结构,产品就没有市场,过剩的中低端产品不可能满足消费升级的需要;
如果不调整结构,企业就没有利润、员工就没有收入,也难以依靠实体经济挖掘中国经济增长潜力; 如果不调整结构,政府就没有税收,民生和公共服务无从改善,社会也难以和谐稳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要发展,而发展应是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的。风险挑战倒逼之下,调整结构、转换动力是必然选择。
三、供给侧改革如何落实?
习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中明确指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加快形成功能健全的股票市场。中财办副主任杨伟民称之为推动经济结构改革的四个“歼灭战”。
供给侧改革将分别在劳动力、资本、创新、政府四条主线上推进。
1.如何优化劳动力配置?具体路径有三条:一是放开生育政策,补充人口红利;二是户籍制度改革并发展服务业,促进劳动力跨地域、跨部门流动,同时也能消化地产库存、稳定就业;三是促进扶贫注重教育,从而提升人力资本。
2.如何优化土地和资本配置?土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在于确权和加速农地流转,从而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抑制地产泡沫。而资本要素改革的核心在于降低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资源品价改降低原材料成本,减税降费加速折旧降低财税成本,利率市场化结合降息降低财务成本,养老保险体系改革降低人力成本。而提升企业盈利的另一项改革是淘汰落后产能,国企是主要承担者。
3.如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首先是构建激励机制,提升创新意愿,这有赖于资本市场的建设和直接融资的发展。其次是为企业营造宽松的成长环境,提升创新转化率,具体措施包括推进产学研结合、提供资金便利和税费减免。
4.政府自身如何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通过反腐、打破垄断、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二是国企改革,通过合并重组提升绩效,为经济提供动力。
落实供给侧改革:一是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
二是“实行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五大政策思路;
三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重点任务。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
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 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
社会保障: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生活知识的对接
供给侧改革(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关键看三个供给——劳动力供给,减少劳动力结构性错配,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供给,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三个“供给”,最后都落在“率”上。
涉及的经济生活知识:
(1)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质量和水平,生产为消费创造动力。供给侧改革强调通过提高生产能力来促进经济增长,做到精致生产,提高供给质量,实现“供需匹配。
(2)人是生产力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以加快生产力发展。
(3)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加快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有利于生产力发展。
(4)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尊重劳动、知识、人才、创造,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5)效率是公平的物质前提。供给侧改革的目的是提高提高资源利用率。
(6)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资源是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源的有效利用。
(7)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8)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的依靠内需拉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
国家(政府)角度:
①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②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③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a.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b.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C.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推动经济发展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使经济发展更多的依靠内需拉动,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
④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坚持优进优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企业角度:
①制定正确的经营战略;
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依靠技术进步、科学管理等手段,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③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依靠科技进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使生产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二、【热点试题】
1.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意味着政府要进一步:
①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②加强自身监督,打造阳光政府
③加快政府职能市场化改革,建设有限政府
④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2.近年来,“海淘”“海购”逐渐成为消费时尚,国人海外“扫货”热度不断上升,从美国苹果手机到法国皮包,从韩国美妆到日本马桶盖„„客观地讲,国外产品受追捧,并非简单的崇洋媚外的消费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的不足。这给我们国内企业的警示是:
①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 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形成竞争优势
④扩大开放规模,提高开放水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3.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点在需求侧发力,对于当时经济稳增长确实发挥了效果。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需供给体系跟进调整,这时候就轮到“供给侧改革”发挥功效。这表明:
①物质决定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③矛盾双方的转化是必然的④意识可以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4.现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在递减,而供给侧总体上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同时,不少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体现了: ①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③认识事物要抓住主流
④量变为质变创造条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5.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离不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需要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这是因为:
A.整体是平稳的,部分却是变化的B.世界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
C.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
D.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质变 6.产业政策要准。一个“准”字,点明了产业政策必须瞄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引导资源流向薄弱环节与关键领域。产业政策要做到“准”,需要:
①把基层实践作为制定政策的唯一可靠依据 ②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已十分完善的政策付诸实践 ③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④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7.2015年11月18日,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演讲时表示: “要解决世界经济深层次问题,单纯靠货币刺激政策是不够的,必须下决心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方面做更大努力,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以下有关供给侧改革论述的选项中错误的是:
A.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 B.供给侧改革增长更多依靠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
C.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动力在于企业。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是政府宏观调控,培育企业这一供给主体
D.供给侧改革”意味着我国改革总体思路的调整
8.2015年I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人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提出“供给侧改革”的经济依据是:
A.生产能为消费创造动力
B.消费对生产起导向作用 C.生产与消费互为动力源
D.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水平
9.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
①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需要 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谋发展的需要
③调整生产关系和对外开放的客观要求
④社会主义本质和提高我国综合国力的客观要求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0.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2016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下列有利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措施有:
①转变外贸出口方式,刺激出口增速提升
②促进产业优化重组,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③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降低企业成本
④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加快消费结构升级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11.“十二五”期间,我国传统中低端的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国内消费增速拾级而下,但中国居民却疯狂“海外扫货”,抢购海外国际品牌商品。仅去年一年我国居民海外消费总额达到1.1万亿元。这说明: ①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增加供给 ②我国国内供需结构性失衡,要加强供给方面的结构性改革 ③要通过创新供给,着力提高我国商品与服务供给的质量 ④要规范消费秩序,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以维护消费者权益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2.近年来,“海淘”“海购”逐渐成为消费时尚,国人海外“扫货”热度不断上升,从美国苹果手机到法国皮包,从韩国美妆到日本马桶盖„„客观地讲,国外产品受追捧,并非简单的崇洋媚外的消费心理,它反映了生活水平提高后人们对消费产品质量的重视,折射出中国长期以来“供给侧”的不足。这给我们国内企业的警示是:
①提高产品质量,满足市场需求
②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 ③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形成竞争优势
④扩大开放规模,提高开放水平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13.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释放活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从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这就意味着政府要进一步:
①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②加强自身监督,打造阳光政府
③加快政府职能市场化改革,建设有限政府 ④放宽市场准入限制,营造创新创业环境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4.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点在需求侧发力,对于当时经济稳增长确实发挥了效果。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需供给体系跟进调整,这时候就轮到“供给侧改革”发挥功效。这表明:
①物质决定意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②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③矛盾双方的转化是必然的 ④意识可以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③④
15.现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投资对经济的拉动效果在递减,而供给侧总体上呈现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同时,不少消费品供给规模有余而品质不足。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体现了: ①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③认识事物要抓住主流
④量变为质变创造条件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16.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离不开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也需要激发企业活力和消费者潜力。这是因为:
A.整体是平稳的,部分却是变化的 B.世界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统一 C.整体居于主导地位、统率着部分
D.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会导致质变 17.产业政策要准。一个“准”字,点明了产业政策必须瞄准结构性改革的方向,引导资源流向薄弱环节与关键领域。产业政策要做到“准”,需要:
①把基层实践作为制定政策的唯一可靠依据 ②把那些经过实践检验、已十分完善的政策付诸实践 ③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 ④在科学原理的指导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最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热词。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旨在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回答18~19题。18.现阶段,我国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意味着:
①扩大内需的政策已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②消费者未来将获得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③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④化解过剩产能成为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19.2015年12月21日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①是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
②是不断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举措 ③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立足整体,统筹全局
④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事物发展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20.(16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企业投资萎缩,缺乏活力,这使得“供给跟不上需求”的矛盾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障碍。与此同时,中国消费品供需正面临着严重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衣服鞋帽玩具等传统的中低端消费品供给严重过剩,价格持续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质消费品供给不足,中国居民在海外疯狂扫货。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要求在适度扩大内需的同时,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这意味着我国经济治理思路出现重大转变。
(1)结合材料和所学经济知识,分析我国应如何加强“供给侧改革”。(8分)
(2)结合材料运用矛盾同一性原理,说明“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改革”的合理性。(8分)
21.(19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国民经济问题可以简单理解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以往靠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拉动需求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属于需求侧管理。目前,中国的供给体系无法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如:中国生产的电饭煲、马桶盖等相关产品产量较大,但中国人却不吝重金到海外购买日本品牌。在需求倒逼的压力之下,“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材料二: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供给侧改革,将有利于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供给质量与效率、改善供给结构。
(1)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说明供给侧改革的依据。(10分)
(2)结合材料,运用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的知识,分析宏观调控从单纯的需求刺激,到需求和供给“双轮驱动”的哲学依据。(9分)
22.“供给侧改革”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当下供给侧存在如下问题: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供给体系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有些产业的发展已经到了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峰值;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等等。
(1)针对供给侧存在的问题,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为供给侧改革提出方法论建议。(9分)(2)根据材料,从政府职能角度说明我国政府在供给侧改革中该如何作为。(9分)
23.2015年12月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
(1)上述材料是如何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4分)
(2)在新的一年里,面对供给侧改革宏观调控的新形势,企业应如何应对才能取得更大发展?(4分)
24.(34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2015 年 10 月 22 日,由工信部等部委主办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成果汇报会”召开。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针对产业发展的瓶颈和短板,着力突破核心技术和关 键零部件制约。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持续火爆,但零部件基础相对薄弱。科技部已在年初发布征求意见稿,4 拟对新能源车的 12 个模块进行链式扶持,特别是电池、电机 等上游零部件领域。政策面对于新能源车零部件发展的关注度正在持续提升。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至 29 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全会强调,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以下原则: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深化改革,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党的领导。
材料三: “十二五”期间,针对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点在需求侧发力,政府采用了 “西医” 治疗,对于当时经济稳增长确实发挥了效果。但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需供给体系跟进调整,这时候就轮到“供给侧改革”这一剂中医良药发挥功效。可见,未来我国推进新一轮经济改革,要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疗法。“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对眼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剂对症良 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1)结合材料一,运用经济生活知识,说明我国政府扶持新能源汽车的依据。(12 分)
(2)结合材料二,运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关知识,分析上述材料体现的政治生活道理。(10 分)
(3)结合材料三,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分析我国的上述举措。(12 分)
参考答案:
1.C 2.B 3.A 4.A 5.B 6.D7.D 8.A 9.C 10.C 11.B 12.B 13.C 14.A 15.A 16.B 17.D 18.B 19.A
20.(1)简政放权,激发企业活力,增加有效供给;推动企业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引导企业增强品牌意识,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鼓励创业创新,推动新技术、新产业发展,不断创造新供给。(8分)
(2)矛盾具有同一性,矛盾双方相互依赖,相互渗透,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3分)供给和需求是现代经济活动互为关联的两个方面;扩大内需能够引领和推动供给,加强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推动消费升级;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剧的情况下,由原来着重扩大内需转向加强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5分)
21.(1)①生产决定消费,生产决定消费的质量和水平。通过供给侧改革提升中国制造的水平;消费对生产有反作用,消费的升级对生产具有导向作用。消费结构升级倒逼供给侧改革。(4分)②国家实行科学的宏观调控是对国民经济总量进行调节和控制。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提促进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保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2分)③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供给侧改革有利于激发企业创新能力,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2分)④供给侧改革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大举措。(2分)
(2)(每点3分)①矛盾具有普遍性,这要求我们一分为二,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宏观调控要注重需求和供给的“双轮驱动”。②矛盾具有特殊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供给侧结构改革是解决目前中国 产能过剩,升级中国制造 重要举措。③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
22.(1)①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供给要适应变化发展的消费结构。②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供给应满足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③要坚持联系的观点看问题,要处理好生产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联系。④要树立创新意识,通过科技创新,改进技术,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每点3分,答出三点即可)
(2)①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政府为经济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②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促进中高端产品的生产。③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通过发展科技、教育、文化等事业提高劳动者素质,推进技术创新。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及时淘汰落后产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每点3分,答出三点即可)
【考点】政治生活的政府职能。
23.(1)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4分)
(2)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努力发展生产,特别是高新产业,增加适销对路的高质量产品和服务;树立创新意识,通过科技和管理形成竞争优势;诚信经营,树良好企业品牌和形象。(每点1分,结合材料1分,共4分)
24.(1)①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②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要求针对产业发展的瓶颈和短板,着力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制约。④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每个要点 3 分)
(2)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2 分)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它的宗旨。(2 分)③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因此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2 分)④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因此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依法治国。(3分)⑤中国共产党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的需要。(2 分)
(3)①物质决定意识,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亟需供给体系跟进调整,这时候就轮到“供给侧改革”这一剂中医良药发挥功效。②规律的客观性、普遍性,要求重客观规律。针对我国存在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③人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未来我国推进新一轮经济改革,要防止对“西医”过度依赖,采用“中医为主、西医配合”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综合疗法。④意识具有能动作用,要重视正确意识的指导作用。“供给侧改革”不仅是对眼下中国宏观经济的一剂对症良药,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也意味着未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
第五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资料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专题
学习资 料
(2016年5月)
从两个方面看:
一、概念的阐释;
二、中央的要求。
一、概念的阐释
(一)正确认知
——供给侧: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说,学经济学只要掌握两件事,一个叫供给,一个叫需求。无论是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都以供给和需求作为一般性研究分析的逻辑起点。简言之,供给就是出售、需求就是购买。供给与需求,实质上就是一个卖方与买方的问题。
“供给”,指的是生产者在一定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提供出售的该商品的数量。其包含2个条件:生产者有出售愿望和供应能力。(与供给相对的“需求”,指的是消费者在一定时期内的各种可能的价格下愿意而且能够购买的该商品的数量。也包含2个条件:消费者有消费欲望和购买能力。
(从当前现状来看,供给方面愿望没问题、但能力有问题,需求方面能力没问题、但欲望有问题)
“侧”,从字面上理解,就是指“侧重”于某一个“侧面”。因此,“供给侧”就是与“需求侧”相对的一个专业术语。两者的区别在于:
以往我们所做的工作多半是加强需求侧管理,重点从结果出发,着眼于保持经济短期内的稳定增长,通过合理调控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
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则更多是突出供给侧管理,重点从源头 入手,着眼于实现经济中长期的潜在增长,通过科学配置劳动力、土地、资本、科技“四大要素”(也有学者把制度列为第五要素),“弥补”经济结构性的缺陷。
——结构性:简言之,就是经济运行的构成性特征。结构性问题,是中长期形成供需错位、脱节、失衡的根本原因。我国新常态下面临的矛盾,面子上是速度问题、里子上是结构问题。这些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增长动力结构、要素投入结构、能耗排放结构、收入分配结构6个方面。
产业结构问题:一产业仍较粗放,抗风险能力差;二产业传统“三高一低”(即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低附加)比重偏大,创新能力不强,处于价值链低端;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发达国家70-80%,中国50-60%,且房地产是拉动主要力量之一)。
区域结构问题:人口分布不合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偏低,同时还有东中西部之间、城乡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
增长动力结构问题:过多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对改革、转型、创新“三组动车”潜力发掘不够。
要素投入结构问题:过度依赖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一般性生产要素投入,人才、技术、知识、信息等高级要素投入不足。
能耗排放结构问题:单位产值能耗过大(五类主要资源平均消耗强度高于世界均值90%,标煤能耗是世界均值的2.5倍)、“三废”碳排比重偏高,资源环境的压力不断加剧。
收入分配结构问题:城乡收入、行业收入、贫富收入的差距都比较大,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手中。
——改革:正式一点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党章上说的是“强国之路”);口头一点说,是“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是“主旋律”;具体到经济领域来说,它是“推 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实践路径”,也就是说,“改革是当下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之道。”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着眼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其目的在于针对供需结构错配,侧重于从供给方面通过一系列精准改革,清除供给冗余、夯实供给基础、释放供给活力、拓展供给空间、提高供给质量、确保供给安全,增强发展新动能、释放发展新活力,促进中国经济提质增效、行稳致远。
(二)认识误区
1、弃用论。争论焦点:有了供给侧改革,还要不要需求侧管理?对于经济运行而言,供给侧与需求侧同等重要,两方面结构性改革应当同步推进,不能顾此失彼。供给侧与需求侧是矛盾统一体的两个方面,不能因为强调一侧而忽略另一侧。在供给与需求的关系问题上,应坚持辩证法思维、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症结在于: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实质上是供需错配。(经济发展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我国经济发展的总量性矛盾、周期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但主要矛盾已由总量性、周期性问题转化为结构性问题(前者更多适宜从需求侧管理来解决、后者则更多适宜从供给侧管理来解决)。同时,供需结构错配的矛盾中需求侧和供给侧都有问题,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所以,总书记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言“侧重”,那么前提是兼顾、不是偏废,只有此消彼长的组合、没有非此即彼的排斥。只有坚持供给侧改革与需求侧管理同步配合,才能实现新的、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
2、回归论。争论焦点:是不是要严管供给,搞“新计划经济”,或是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自党的十四大以来,我们党就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这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能也不会轻易改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绝不是搞“新计划经济”,更不可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恰恰相反,其核心是要放松管制、释放活力,通过完善市场机制,矫正以前过多依靠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配置扭曲,进一步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的角色定位,就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市场有效”时营造相对宽松、充满活力的发展环境;“市场失灵”时及时补位,采取合理调控和适度干预,保障经济健康发展。
3、借用论。争论焦点:能不能直接照搬照抄或仿效西方供给经济学派等方面的治理方法?西方供给经济学派应对的核心问题是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而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只是减速换挡、并未停滞,且同时不存在通胀,相反还有通缩的趋势,与西方世界的“滞胀”有根本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套用供给学派提出的减税、私有化、削减福利、紧缩银根等策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在冷静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基于国内实践开展的一次理论综合性集成创新。其理论基础只能是以新常态理论为创新背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中央的要求
(一)提出的过程 当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美国初步回暖、日本衰退止步、欧洲深陷危机、新兴经济体普遍萎靡,尽管中国表现不俗,但新常态下也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新挑战。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所谓“新常态”,其大背景是由大到强转折期、陷阱跨越关键期、要素约束瓶颈期、深化改革攻坚期、全球治理分化期;其小背景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特殊时期”;其特征是“增速换挡(高速转向中高速)、方式转变(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率型)、结构优化(增量扩能转向调存优增)、创新驱动(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市场决定、福祉共享”;其波形是L型,而不是V、U或W型;其对策就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五大发展理念”、再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基于全国经济形势作出“分析—判断—定位—应对”的“四步曲”,也是在探索中国发展实践中认识逐步深化、思路日渐清晰、举措不断明确的过程(也可说是一个取势、明道、优术的过程)。
2015年11月10日总书记中央财经领导下小组会议上首次提出“着力加强供给侧改革”;一天后,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上强调要“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五天后,总书记在G20峰会上再次强调要“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七天后,李总理“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会上再次指出,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八天后,总书记在APEC会议上第三次提及“供给侧改革”。两位国家主要领导人9天内5次提到“供给”内容,如此高频“点题”,也被视为一个月后中央经济工作会正式 部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关工作的前奏。
从本质上看,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关系,其实就是形势与任务的因果关系。因此中央明确指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系全局、关系长远,是综合研判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二)应对的举措
主要内容概括起来,就是“2个五”:
1、五大工作任务:(“三去一降一补”)
第一,去产能,即化解过剩产能。重点要全面淘汰落后产能(重拳治理“僵尸企业”)、严控新增过剩产能、创新消化低效产能、海外转移低端产能、大力培育优势产能。
第二,降成本,即降低企业成本(规工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成本在85元以上,平均利润率只有5.5%)。重点要打出“组合拳”,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负担和融资财务成本、电力成本、物流成本。
第三,去库存,即消化房地产库存(重点是二三线城市和不合理的高价房)。重点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住房政策性金融;鼓励开发企业调整营销策略,降低房屋销售价,提高产业集中度。
第四,补短板,即扩大有效供给。重点要补齐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短板,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实施精准扶贫;补齐居民消费升级的短板,围绕从质到量、从产品到服务、从排浪式到个性化的消费发展新趋势创造新供给;补齐软硬基础设施建设的短板,提高投资有效性和精准性,推动形成市场化、可持 续的投入机制和运营机制;补齐高素质人力资本的短板,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优化配置劳动力,持续扩大就业面;补齐“三农”发展的短板,加强农业现代化基础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农产品质量效益和农民稳定增收。
第五,去杠杆,即防控金融风险(总体看,债务水平适中、温和可控,240<360。分类看,四部门中:居民、金融机构范围适宜。非金融企业、政府指标增长快,且非金融企业水平高121超过90阈值;政府隐债多、偿还压力大)。重点要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建立健全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规范各类融资行为,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五大政策支撑(供给侧与需求侧两端发力):
第一,宏观政策要稳。其目的是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大力度(结构性减税、阶段性提高赤字率、保障政府支出责任);二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降低融资成本,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和社会融资总量适度增长,扩大直接融资比重,完善汇率形成机制)。
第二,产业政策要准。其目的是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重点要坚持创新引领、创新驱动,激活存量、补齐短板,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一产业要推进农业现代化、二产业要建设制造强国、三产业要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同时提高基础设施网络化水平。
第三,微观政策要活。其目的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重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转职能,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为基本思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降门槛、宽准入、减成本,将该放的放下去、该管的管起来、该服务的服务到位,真正做到“放水养鱼”。二是优环境,从政策上、制度上、服务上营造宽松市场环境,破除市场壁垒和地方保护,保障企业权益,改善企业 预期,增强企业信心,扩大有效供给,适应消费需求。
第四,改革政策要实。其目的是大力推动改革落地。重点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持续通过改革加快释放结构调整红利、新型城镇化红利、自贸区建设红利、企业创新红利、新人口红利。
第五,社会政策要托底。其目的是守住民生底线。重点要发挥社会政策“稳定器”作用,立足于“兜底”,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基本公共服务,落实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