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改编策略研究
小说《金陵十三钗》的电影改编策略研究
[摘要] 电影与文学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成就了无数优秀银幕佳作。文学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不仅能提升原著的影响力，还使得一批优秀作家走向影像化写作。张艺谋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作为优秀的改编作品，其改编策略值得研究。
[关键词] 《金陵十三钗》 电影 小说 严歌苓 张艺谋
前言
电影与文学一直有着紧密的联系。小说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故事素材，成就了无数优秀银幕佳作。文学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不仅能提升原著的影响力，还使得一批优秀作家走向影像化写作。影片《金陵十三钗》是2011年张艺谋执导的战争史诗电影，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它不仅获得了2011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的骄人成绩，同时以极高的艺术价值获得了国内电影节的肯定。笔者将剖析《金陵十三钗》从小说到电影的改编策略。
一、严歌苓与张艺谋
严歌苓和张艺谋是同一时代的人，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殊途同归。张艺谋有九年的农村插队经历，深谙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他的电影有着浓厚的中国味。严歌苓出生成长于中国，而立之年赴美留学后，便长期生活在美国。她在远离母语的环境里，用中文，想象着重温着属于她那个年代的记忆和故事。在海外的华人，对祖国总是有种特殊的情愫，这种对中国的深厚情感作为一座桥梁连通了严歌苓和张艺谋的创作。而在中国情结的背后，电影与小说又有着同样复杂的意味。严歌苓的作品无论是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关怀还是对历史的重新评价都折射出人性的光辉。正如中国影视《金陵十三钗》中秦淮河女人代替教会女学生去赴日本人的“鸿门宴”，而张艺谋将此故事称为“战争中的一抹粉红”，正是对严歌苓小说中体现的美好人性的最中肯赞美。
无论是电影还是文学，从创作伊始社会文化的编码便被编织进它的叙事语言之中。严歌苓与张艺谋都对中国有着很深厚的情感，一个是站在本土中国人的立场上来表现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朴实故事，一个是以海外华人的身份，用母语描述着那日夜思念的故土上发生的故事。同样的中国情结和对人性的关注使他们的作品具有某种接近的精神气质。
二、张艺谋电影改编策略中艺术再创作的剖析
严歌苓从1993年开始参加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海外华人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驱使她写出了这部关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事件的小说。她以女性视角，写时代文章，造就了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在那硝烟漫漫如雾，血流淙淙成河，白骨森森如山的战争中盛放，显得格外动人。
电影无法像小说一样自由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只能借由镜头的暗示作用间接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张艺谋对严歌苓小说的成功改编不仅体现了导演独到的眼光，更彰显出导演强大的艺术叙事能力。电影主要通过“压缩转换”、“增加”的手段完成了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影像重构。
(一)电影对小说内容的压缩转换
这样的改编是由电影与文学的不同属性决定的。电影有时间限制，文学没有篇幅限制。文学可以尽情表现细枝末节将故事叙说详尽，而电影为了在这有限的时间内能让普通大众看清看明故事的整体脉络，就要将小说中的细枝末节进行精减，为主要人物主要情节让步。
电影中增加了许多小说中没有的新人物形象，如李教官，假神父约翰。可是这些人物在小说中都能找到原型，是小说中几个人物压缩转换而成。这样的重置使得电影的叙事线索比小说更清晰集中，观众将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主角身上。
首先，电影将小说里的军人：戴涛少校和李全有，压缩转换成李教官（佟大为饰）。电影将“李全有救浦生”这一情节移植到李教官身上。李教官不是像戴涛一样为了逃命躲进教堂，而是为了救路遇的小士兵浦生才到教堂来。他深知如果自己留在教堂会给这里的女学生们带来危险，而戴涛却没有考虑的这样周全。李教官同戴涛少校一样，是个“天生的军人，是个有理想的军人，为了理想而不为混饭而做军人的”。他带领的护卫队为了保护女学生而牺牲，他将浦生送到教堂后本可换身便装逃命去，但是他却一直藏身于教堂对面的纸铺，在日军来到时拼尽最后一分力气抵抗到底，最后牺牲在爆炸声中。而不是像小说里面的戴涛、李全有，是在教堂里被日军发现后，手无寸铁的被杀害。在战斗中死去，是作为一个军人的最高荣耀。导演这样的安排使得中国军人的形象更为高大伟岸。李教官牺牲的场面宏大悲壮，漫天飘洒的彩纸屑如同礼花，赞美着李教官作为一个军人的崇高人格。那彩纸屑在灰色的战争中飘洒，凋零，一明一暗的对比更加震慑人心，同时也应和了《金陵十三钗》的英文译名《战争中的花朵》，在这场血战中为了民族尊严牺牲的人们都是最隽永的花。
电影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李教官捡起了女学生们因逃难而跑丢的鞋子并且后来到教堂还给她这一情节，使得军人形象更加血肉饱满更加真实和人性化。在教堂门口，李教官听到女学生们的歌声时悄悄流泪了，这样一个铮铮男子汉在战场上再苦再累受到再严重的伤，他都不皱一下眉头，可是想到自己竟然没能保护好这样一群如鲜花般娇柔的女生们时却流泪了，那样的泪水也狠狠砸在了观众们的心中。李教官撩起自己的衣袖将那只黑色皮鞋上的尘土拭去，再将它轻轻放在门口，他不想去打扰这样一群天真的女孩子，所以在被书娟发现之后，他赶忙让她不要声张，然后悄悄离开了教堂。佟大为精湛的演技极好的诠释了这样一个外表铁血内心柔软的军人形象，他的眼神尤为坚毅，被广大影迷称颂。
电影还在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假神父约翰（贝尔饰）这一角色。电影删去了小说中主要人物之一英格曼神父，只出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而让约翰代替了他去承担女学生们的保护者这样一个角色。还删去了副神父法比，把他的流氓市井气移植给了约翰，更将小说中军人戴涛少校与女主角玉墨的情感纠葛移植给约翰。电影这样的改编使得故事脉络更加清晰，作为主要人物的约翰形象也塑造得饱满生动。约翰一开始来到教堂只是为了安葬英格曼神父然后赚取利润，可是后来看到这些女学生想到自己夭折的女儿，才决定留下来守护她们。戴涛少校作为一个军人有着自己的纪律和原则，一个好的军人必定是自律的。所以他在自己的战友流血牺牲时，在自己的国家面临生死存亡时与妓女发生情感纠葛会有些不合理。而约翰作为一个外国人此时无失去国家之痛，再加上他的市井流氓气，所以一看到玉墨这样的风尘女子就动心并与之纠葛，这样的安排更加合理。
（二）电影对小说内容的增加
电影主要增加了 “钢琴演奏”、“表演秦淮景”、“床戏”这几个场景，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为整个作品的肌体吹进了“灵魂”。
在“钢琴演奏”这个段落中，日本军官长谷川来到教堂“道歉”，说战争中难免会有失控的情况，这其实是在为日军的恶行找借口，而后又说会加派岗哨来保护教堂，实际上是看守着女学生们不让她们有任何机会逃跑，他用教堂的钢琴演奏了一首日本童谣《故乡》，以这个为契机问女学生们会不会唱歌，还说过两天来欣赏。通过这个场景，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这个日本军官是个儒雅善良的人，内心中有很美好的一面，但这是错的，它的实质是日军在美化自己的侵略行径，道貌岸然的做着坏事。长谷川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单纯的替女学生们着想，这样的行为背后有着极其肮脏的目的。
“表演秦淮景”和“床戏”这两个段落的增加其实表现了酒神精神，非理性的狂欢。在古希腊神话里，日神阿波罗秉持理性、秩序和真实，而酒神狄俄尼索斯则代表狂放、热烈和不稳定。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曾用“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两个概念来诠释文明的两种不同取向，即物质性渴望和精神性追求。所谓酒神精神就是要借狂放的宣泄来剥去个体物质的表象，直逼事物的精神本质，纯粹用思想的力量去探寻现实背后的意义与价值。这两个段落是死期之前的最后狂欢，象征着毁灭之后就会重生。“表演秦淮景”这个场景导演张艺谋是用书娟的视角表现出来的，书娟的幻想中，这十几个女人身着旗袍，婀娜多姿，迈着风姿绰约的步子款款走着唱着。这幻想式的影像风格是他探寻意识本源的酒神精神的一种反映。
“床戏”的增加体现了电影与文学的不同，这是商业片元素，靠性来吸引观众。电影不仅是艺术，它还是商品，需要用商业手段去吸引观众去盈利。“在银幕上展示人的性爱活动或是以引起幻想的色情景象，几乎是在电影成为一种大众娱乐品的同时就开始的”。[1]制片商为了打开影片销路，必须满足电影观众的无意识期待。尤其是在好莱坞电影中,女性视觉表象构成了观众视觉快感的主要来源之一。电影“通过它特有的视听语言、语法和修辞策略, 使女性的视觉表象成为社会主体的色情消费对象”。[2]张艺谋请贝尔担纲男主角目的就是为了进军好莱坞，所以此场床戏的安排意义也在于此。
（三）电影对小说叙事结构的改变
从小说到电影，犹如魔术师的一次奇观表演，电影中的场景以读者似曾相识却改头换面的方式重新出现。张艺谋改编了小说《金陵十三钗》的叙事主体和叙事结构。小说中的叙事主人公“我”，是孟书娟的侄女，而电影的第一叙事人就是书娟自己。小说采用倒叙手法，从我的姨妈孟书娟在审判会上遇到赵玉墨为始，电影一开始是书娟在回忆那天的事情，但是事情的发展采用了正常的线性时空，从故事的开始一直叙述到结束。
第二篇：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今年春节前后，遇到一些亲戚朋友，常常谈起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钗》。比较相似的感受是，人们对它期望很高，也希望它在国际影坛上能有较大反响。而看完影片之后的反应是：有感动，有哀伤，有沉思，有联想，有遗憾，有疑问，有不满，有批评。后来又听说，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推荐评选上，它没有获得提名。在比较重视华人影片的柏林电影节上，也只是作为参展放映，而没有成为参赛影片。看来，国外的电影同行、电影专家、电影评委们，对这部影片也不是很满意、很赞赏。原因何在呢？它的优点与弱点是什么？从长篇小说到电影改编，其成败得失又该如何评估……在这篇短文里，我想谈一些观感和看法。
南京大屠杀，这是个很重大很悲惨很沉重很难写的题材。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有一些影片编导者很勇敢很艰难地表现了这场惨绝人寰的历史浩劫，如《屠城血证》、《南京1937》、《南京！南京！》、《拉贝日记》等。其中有不少惊心动魄的疯狂扫射、血腥残杀、威逼民众、强奸妇女的群体性大场面，使创作者和观赏者都感到很沉重很压抑，难以回避和躲闪。
长篇小说《金陵十三钗》的作者严歌岺在《创作谈》中说：“它是一篇我长久以来认为非写不可的作品”。这位富有才华的女作家在多年资料搜集和酝酿探索之后，从艺术构思上尽量避免某些雷同的情节结构和表现手法，努力探寻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巧妙独特的创作构思角度，从一个少女的视角、一座教堂的场景、一群妓女的命运，用这种现代影视剧作的“三一律”来表现南京大屠杀这个重大历史题材。这是一个有新意、有特色、有深度的艺术构思。
她说：“国际上把南京大屠杀叫成‘The Rape of NanKing’,用Rape(即强奸)取代屠杀……若说屠杀只是对肉体的消灭，以及通过屠杀来进行征服，那么‘Rape’则是以践踏一国尊严，霸占、亵渎一国最隐秘最脆弱的私处，以彻底伤害一国人的心灵来实现最终的得逞和征服，来实践残杀的……战争中最悲惨的牺牲总是女性。女性是征服者的终极战利品。女性承受的痛苦总是双倍的。并且无论在何种文化里，处女都象征一定程度的圣洁，而占领者不践踏到神圣是不能算全盘占领的。”
这种强奸的隐喻，也就具有强奸国家、强奸民族、强奸时代、强奸社会、强奸民意、强奸人心、强奸文明、强奸圣洁的深广意蕴。
从长篇小说到电影改编，因为受到时间、空间的种种限制，又要将文学描绘转化为视觉形象和动态画面，从而在人物设置、戏剧冲突、情节安排、结构布局等方面，就应该更精简、更集中、更凝练、更巧妙。导演张艺谋和编剧刘恒深谙此道，在齐心合作、苦心钻研、精心构思的二度创作中，果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人物设置更精简了，小说里的英格曼神父和副神父法比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人殡葬师约翰·米勒；厨子老顾和杂役陈乔治也简化为一个人，并将他的戏份加重，在最后时刻里乔装成女学生而英勇赴难了。戏剧冲突更集中，情节发展更合理了，妓女们与女学生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碰撞，日本军官的表面文雅有礼而本性残暴淫威的表现刻画得更形象更突出了。小说里的日军当天强制邀请女学生们上车而改为影片里的隔天下午四点派车来接人，从而使女生们的自杀企图，玉墨的英勇提议，妓女们的慷慨响应，陈乔治的舍身就义，殡葬师的化装打扮，形成为比较合理充分的情节高潮。又以妓女们的临别悲歌一曲演变为画龙点睛的华彩乐章，栩栩如生，楚楚动人，炫炫生辉，给人们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这是一幕悲惨而绚烂的牺牲！这一切，都是影片改编的成功之处。
改编中最关键最困难最着力的是使美国人殡葬师约翰·米勒成为贯穿全剧的第一号主角，并特地邀请好莱坞明星克里斯汀·贝尔来扮演。但是，又不能将他表现为高、大、全式的圣人与英雄，而要努力描绘他从一个普通殡葬师面临特殊危难情境时的心灵触动，激发出人性的正义、仁爱与刚强，化身为教堂的约翰神父，化身为女学生们的监护人，化身为反抗强暴淫威、冒险救助女性的平民英雄。这种将普通人物面临特殊考验而演变为英雄救美的传奇经历，正是好莱坞电影情节模式的典型表现与拿手好戏。《金陵十三钗》电影改编的成功与优势在这里，而其弱点和不足也恰恰因此而流露。美国人约翰不仅成功地掩护了女学生们，又成功地修好破损残缺的卡车，还成功地将十几个女学生潜藏在卡车上，更成功地闯过日军严厉盘查的封锁线，终于成功地使女学生们全部逃离悲惨地狱。这一切，似乎太顺利太轻易了，从而引发人们的怀疑与追问。
在小说里，这些被掩护的女学生是经过某外国女士的理发化装，扮成染了传染病的男孩，转移到医学院病房里藏了两天，然后再偷送到南京乡下，又乘船转送到外地去。这样的描写处理，似乎更合理一些。而电影为了突出表现约翰这个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与英勇形象，也就由他来独力承担，一鼓作气地完成了。看起来似乎很痛快很动人，但这种传奇性、戏剧性以及他与玉墨之间的浪漫缠绵，令人感觉，电影编导者似乎有点过于美化美国人形象的意图与嫌疑，却因此而削弱了思想艺术的说服力与感染力。
小说与电影，诚然是虚构的艺术，但面对重大历史事件时，对历史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描写与处理，应该更小心谨慎，更注意分寸尺度的把握。如果从艺术精品的创作高度来要求，从现实主义艺术的真实性、典型性、合理性来要求，从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结合来要求，富有才华的创作者应该更加努力，精益求精，从而创造出更杰出更完美的艺术作品。
法国小说《羊脂球》、美国电影《辛德勒名单》、犹太女孩的《安妮日记》等，之所以成为令人难忘的经典，就因为在真实性、典型性、合理性上具有深厚的基础，其人物、环境、情节、细节都经得起思索推敲，从而具有充沛的艺术说服力与感染力。
第三篇：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我和媳妇走出电影院，坐上104快车回家。车上媳妇让我说说观后感。我说：“好！”我又问媳妇电影怎么样？媳妇也干脆地说：“好！”
在《金陵十三钗》公演前两天（2011年12月14日），北京青年报C3版刊登，读家莲珥题为“筋骨不错，内力销欠”的文章。文章指出影片不足之处，现摘录几段：
一句话点评：小说借由战争这一极端环境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思考和颂扬被人道主义与战争反思所替代，因此观者才觉得整部影片煽情太过、压抑太过、未留出口。
张艺谋肯花两个小时的银幕时间来品这故事的味道，但可惜最终也只借用了骨头，却将骨髓剔出，又填入新的作料去烹饪一道好莱坞菜单上常有的“人道主义+反战”的浓汤，实属可惜。
然而所道“可惜”者，则在于张艺谋为赶“战争史诗电影”这早非时髦的时髦而延展了电影的宽度，代价则是不得不牺牲和消减了本可深挖的原著所天然带来的厚度。
中篇原著的主要篇幅集中在女学生与秦淮女子的多次短兵相接中，她们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不断流动变化，直至高潮。
而张艺谋的这版电影虽筋骨不错，却也只能说是短一口气的战争史诗，没修炼好内功的江湖把式。
我认为，《金陵十三钗》的主题是让国人永远记住那段血的教训和对战争的反思，而不是以女学生与秦淮女子多次短兵相接为主调。
我还认为，可以对影片技巧做探讨，但不要说得那么不中听。
莲珥是专业影评，细读了严歌岺的原著，还能结合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与之对比，确实是读家。而我和媳妇是普通观众，以前都没听说过严歌岺，当然也没看过《金陵十三钗》，所以，就我们这类的观众来说，看到中国军人与日军的巷战，热血沸腾激情亢奋；看到灭绝人性的日军凌辱中国女学生，五内如焚心如刀割；看到风尘女子从逃命躲到教堂，却最终舍身相救女学生，肃然起敬泪盈眼眶。有这些就足够了。
看完电影，我感到中国必须强大，必须走强国之路，只有强大了，才不会被别人欺负。
第四篇：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
自古侠女出风尘——电影《金陵十三钗》观后感“真正的勇士，敢于面对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承认我不是真正的勇士，甚至不是勇士。看完《金陵十三钗》，我的心情低沉到了极点，痛苦而压抑，也许这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我能够体会张纯如在写作《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时的痛苦和矛盾的心情。虽然我屡屡下定决心，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以后绝不观看，但我没有办法控制，一个众所周知的秘密却又似藏着无数人类未知的秘密，我竭力通过下一部电影探寻那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我已经看过好几部，大多是以纪录片或是旁观者、幸存者的采访或是历史遗留的资料片的形式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如《张纯如》（2007）、《南京》（2007）、《拉贝日记》（2009），这些影片大都十分沉重，震撼人心，从影片一开始就犹如一把尖刀刺入你的心脏，剜出一块块血肉，令你窒息。有些是以南京大屠杀为线索，讲述一个故事，或刻画一些人物形象，表达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如《南京1937》，《南京！南京！》，《五月八月》这些电影场面往往没有那么血腥，心里承受能力较差的人和18岁以下青年也能观看。但我认为，这却没有能够正确的表达历史，对日军的暴行轻描淡写，尤其是《南京！南京！》甚至有美化日本纳粹军人之嫌。
电影《金陵十三钗》我感觉特别震撼人心，其震撼的地方在于真实的还原了南京城惨遭蹂躏的真实场景，真实的再现了中国军人武器装
备落后的情况下以命相搏的勇敢和惨烈，真实的再现了南京人老老少少面对禽兽般狰狞的日本鬼子时的绝望和无助和令人窒息的恐惧。但是，电影的主体并不是单纯的回顾那一段痛苦的历史，而是刻画了12名秦淮河的风尘女子（本来是14名，被日军杀害2名）为了12个教堂女学生（本来是13人，一人因反抗日军暴行从楼上摔下死亡）免遭侵华日军摧残挺身而出的感人故事。
当然，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导演和编剧对于风尘女子的描写进行了装饰和美化，历史上，确实有类似的故事，我记得看过一个纪录片：剧情大概是外国传教士领着一群中国人逃难，其中有男女老少，女学生，也有妓女。但在路中遭到日军的堵截，他们强行要扣留下一部分女性，当然，禽兽的日军跟想要留下女学生，在外国传教士严正交涉下，日本兵同意只留下人群中的性工作者（妓女），在此万分紧急的关头，人群中的十几名妓女为了保全大家，最中还是从中站了起来.......影片中，导演采用了极度浪漫主义的手法来演绎，使得如此沉重题材的电影给人们在苦涩和沉痛之余带了稍许的调味。比如，一名风尘女子为了给即将死去的伤兵（她觉得他长得像她的弟弟）谈一首完整的曲子，竟和一名为了拿丢失了耳坠的女子一起冒着生命危险重新跑回青楼去拿琴弦，结果，琴弦拿到了，却不可避免的碰到了日本兵，其后果之惨烈我不愿再回忆。但实际上，这只是浪漫主义的故事情节，事实中，那时人们躲命都来不及，又怎么会去演绎这个电视和电影中常常见到的感人情节呢，这就是电影的艺术性所在吧。
还有，在12名风尘女子为了代替12名女学生参加日本人的庆功宴时，12名妓女换穿女学生的校服时，却出现令人哭笑不得的情节，由于女学生的校服太小，而妓女的胸又太大，因此大家的校服都拼了命的往里拉也扣不上扣子，于是，妓女头牌玉墨下令大家，撕窗帘，缠胸部，改衣服，这一戏剧性的情节不仅使得妓女们放声大笑，相互开起玩笑，也令现场的观众忍俊不禁。这表现了妓女们乐观的精神和善于打情骂俏的本性，在我看来也是浪漫主义手法的体现，马上就要奔赴刑场了，战战兢兢是肯定的。但若真是这样，电影就不是电影了，也就没有观赏性了。
电影的男主角约翰和玉墨的邂逅也颇让人值得玩味。约翰不是传教士却最终扮演了神父的角色。他出场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外国流氓、混世魔王加情场老手。然而战争的残酷性和人性本来的恻隐之心却让他的人生角色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最终成了保护女学生的神父。他和玉墨的邂逅、调情到后来的爱慕也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约翰和玉墨的调情，对话颇具韵味，既有美国式的幽默，又有法国的浪漫，有点给人以美国好莱坞大片的感觉，然我不得不佩服老谋子导演水平的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本文详见：
擅建者行的藏金阁
第五篇：电影赏析 金陵十三钗
电影《金陵十三钗》 妓女形象塑造的意识形态分析
张艺谋的电影 《金陵十三钗》，让妓女由肮脏卑贱、没有价值、不知亡国恨的风尘女蜕变成为国为民、英勇献身、自我救赎、自我确证的民族主义烈女。这种妓女形象虚假做作，是一些民族主义者所欣赏、所需要的妓女形象，是男权意识、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妓女观的折射，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妓女的歧视、规训、控制，它离自由思考、自我表达、自由选择的真实妓女形象相去甚远。与世界名作相比，《金陵十三钗》还停留在一种前现代的价值观上。
对张艺谋的电影新作 《金陵十三钗》，我们也可按上述思路，来作一番仔细的解剖，看看影片的叙事中隐含着怎样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
一
《金陵十三钗》与传统的主流抗战电影在战争观、价值观上有着一致性: 都是弘扬抗战反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英雄主义。但在叙事上，《金陵十三钗》作了双重置换: 以妓女取代浴血男儿成为抗战英雄;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妓女置换了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妓女。这种置换建立在妓女们的华丽转身之上，即代教会女学生赴难，“由妓女向刺客转换，完成肮脏向圣洁、下贱向高贵、肉体向伦理的献祭。”让 “不知亡国恨”的妓女，升华为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民族主义烈女。
正是借由妓女的转身、升华，《金陵十三钗》赢得了民族主义者的掌声，达到了煽情的效果。然而，去参加日本人的聚会，不管是女学生还是妓女，都将面临身体的屈辱、生命的危险，导演最终安排妓女代替女学生赴难，这种安排的逻辑何在? 有何种观念在支撑?
且看电影里，导演借妓女玉墨等人之口给出的理由:“小日本„„不就是图个快活吗，姐妹们都是干这一行的，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 只要我们能活着回来，就能凑合着活下去。这种事你怎么让那些小女生对付啊，就算她们能活着回来，还活得成吗?” “自古以来，说我们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我们干脆就去做一件顶天立地的事，改一改自古以来的骂名。都说婊子无情无义，明天我们姐妹也去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
这些话语都对应着一种观念: 妓女不干净、肮脏、卑贱，而教会女学生年轻、纯洁、有知识、高贵，是国家民族的未来，由妓女顶替教会女学生赴难，国家民族的损失也要小一些、划算一些。而且，妓女因职业所累，一向是大众轻视嘲笑的对象，在道德上有原罪、有负疚，此时作出牺牲正是自我救赎、自我确证的好时机。可见，在编导眼里，妓女肮脏卑贱、没有价值、需要自我救赎，因此，由她们顶替女学生是卑贱者、无价值者顶替高贵者、精英分子。在这一逻辑下，妓女被赋予不同的价值归属: 转变前的妓女既是肉欲的符号，同时又是没有价值、受到否定的;而转变后的妓女才是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大家需要的妓女。
可见，妓女们代人赴难，不是危机时一刹那的本能反应，人之为人的光辉体现，而是导演、编剧把人当做物一样来度量其价值，并反复权衡之后的人为取舍，它表面看来富于英雄主义的道德感召力，实则残酷而又有违人道。20 世纪 80 年代，大学生张华为救掉进粪坑的淘粪工而失去生命，有种舆论说，大学生用正值青春的生命来换取淘粪工卑贱之躯，这种死不值得，不划算，这种英雄主义不宜提倡。30 年后，张艺谋们又重弹了这个老调，不同的是，张艺谋们认为，教会女学生值得救，而且让妓女们救也很划算。
这种权衡取舍，折射出一种以男权为中心的民族主义、精英主义的女性观。在淫威、暴力、强权之下，妓女和女学生一样，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尊严、有情感的人，都是女性、弱者、待宰的羔羊，并不因为她是妓女还是处女，有没有知识，贵贱与否，而她们所受的迫害就有了等级之分、值得与否的区别。作为人，在生命的天平上都是平等的，都是不可度量，也不宜度量的。不能以国家民族的名义公开号召、要求一些弱势群体为一些精英分子、高贵者做出牺牲，并美化这种牺牲。无奈为妓女，已经很不幸，靠自己身体吃饭，不亏谁，不欠谁，更不亏欠国家民族。因此，人们不能因为她们不体面的职业而歧视她们，也不能在危机时，要激发她们的献身热情，赋予她们代人受难的义务，更不能以为国为民、自我救赎的名义，要求她们率先成为国家民族危难时的牺牲品。
《金陵十三钗》充斥着男人视角、精英视角和民族主义视角，然而独独欠缺妓女自身的视角。早在日本人肆虐南京前，她们就已饱尝苦难，沦为妓女。这些苦难全拜国人所赐，没有疏泄的出口，没有控诉的对象，没有清算的可能。日本人打来了，她们被赋予救国的义务，她们所受的阶级苦难、女性苦难被遮蔽，民族苦难则被放大凸显而掩盖一切。在民族意识里，妓女们以前所受的再大的苦难都是我们内部的问题、自己的问题，可以被忽略，不去计较。然而，日本人所施加的苦难则是不可忍受，必须加以反抗的。此时，妓女们所有的困难都有了疏泄的渠道，都有了方向———日本人。因此，妓女们被塑造为深明民族大义，只能将所有不平和怨恨都发泄在日本人身上。
这种妓女形象塑造，典型地体现出主流意识形态、民族集体无意识对妓女的规训、争夺和控制。可以说，张艺谋电影中的妓女，是一些民族主义者所欣赏、所需要的妓女，她们与自由思考、自我表达、自由选择的真实妓女相去甚远。电影里，她们没有自己的声音，华丽转身为英雄、刺客、烈女之前虽然也有些许怨言、牢骚，但这些言行被导演认为是消极的、政治不正确的，转变后则完全成为导演思想观念的木偶。
二
女人、妓女相对于男人、学生，是弱者，是边缘群体。《金陵十三钗》中，导演让军人退场、女学生远走，让妓女华丽出场，赴难救国、保存精英。这种以边缘群体的牺牲换取民族生存的论调，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过。1933年，董时进发表 《就利用 “无组织”和 “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针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日本地狭人少，资源匮乏，董时进提出，“我们的老百姓到了草根树皮都没有，他们不吃也成，到饿死也不会骚动，更不会同士兵争粮饷”，“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胡适对这种可怕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大为气愤，他说: “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 董先生说的 ‘我们’究竟是谁? 董先生是不是 ‘我们’的一个? ‘他们’又是谁? 董先生又是不是 ‘他们’的一个? 这样的无心肝的 ‘我们’牵着无数的 ‘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绝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在胡适看来，国家之上是人类，反对战争，伸张民族主义，是为了让人们活下去，活得更好，而不是故意牺牲一些弱者、边缘群体，保存一些优良种子、高贵者，延续种族、国家。假如这样，抗战也就失去了意义，即使做亡国奴也未必比这个设想所体现出的观念更可怕。
在波伏娃的名剧 《白吃饭的嘴巴》中，为长期坚守，当权者将粮食留给将士，女人、孩子、老人、残疾人被认为是 “白吃饭的嘴巴”，逐出城市。对这种中国人熟悉的“国家战略”，西蒙娜·德·波伏娃提出了质疑: 人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谁有权决定另一些人是 “更有用的人”呢?
《金陵十三钗》中，教会女学生被当做国家民族的希望、未来的符号来看待，国难当头，军人救不了，男人救不了，教会救不了，洋人救不了，却要十三个妓女来救。救国救民，这等重任，何其宏大，不料最后却落实到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妓女身上。中国的文学艺术一向就喜欢虚构弱者救国的传统，女人救国、妓女救国，儿童救国之类的故事层出不穷，它具有极好的煽情效果，也有着凝聚、宣泄民族情感的功能，然而，其中的意识形态策略颇堪玩味。
平时，江山社稷，国家民族，核心利益分割，种种庄民族危难关头，男人不见了，朝廷政府不见了，精英不见了，大人物不见了。女人、妓女、儿童被文人驱遣上场，确证自我，偌大的国家，要靠这些弱势群体、社会边缘担当起救国的重任，上演民族精神的壮烈。所谓国家兴亡，“匹妇” “匹儿”亦有责，华夏大地，老幼妇孺，皆为英雄，真正的有难同当，光荣共享。
这些弱势群体、社会边缘群体，平时被忽略，被歧视，甚至被践踏，危难时，还要承受文人附加的难以承受之重。与其说这是对弱者的歌颂，不如说是对他们的苛求，对真正需要负责的男人、政府朝廷、精英的开脱，也是国人虚构出来的自娱自乐、自我麻醉、自欺欺人的民族自我消费，《金陵十三钗》只不过延续了这类老套。三
看了 《金陵十三钗》，想起了前苏联电影 《伊万的童年》。被战争摧毁了家庭的儿童伊万，搜集德军情报，屡建奇功，成为英雄。然而，他整个的生活都被战争所填充，挤压，他所有的行为都与上前线、刺探情报、打击德军有关。儿童的天性，儿童的快乐，已离他远去，战争成了他的全部，他的自我认同，自我确立都为这种战争思维、战争依赖症所把持。可以说，战争已经夺走了伊万，改变了伊万，那个儿童的伊万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在中国导演眼里，民族立场坚定、政治正确、早熟的儿童英雄伊万是多么难得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符号，可是在导演塔尔科夫斯基眼里，儿童英雄伊万不是前苏联人津津乐道的荣耀，而是一种悲哀，是被战争摧残的整整一代前苏联人生命扭曲、精神残疾的自我写照，他折射出了战争带给人类的精神创伤之巨。
这种沉痛的反思远远超出了将民族苦难情色化、煽情化的 《金陵十三钗》。可以说，《伊万的童年》是以人类为高度、以精神灵魂的健康作为人的价值尺度，而 《金陵十三钗》则以歧视弱者的精英主义价值观、自欺欺人的英雄主义、偏执的民族主义为市场诉求，二者相比，高下立判。不仅难望 《伊万的童年》之项背，就是与那些艺术片，如《永别了，武器》《第二十二条军规》《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师》《海岸线》放在一起，《金陵十三钗》在思想价值上都要相形见绌。《金陵十三钗》团队雄心勃勃，要打造全球化、普世化的战争巨片，遗憾的是，张艺谋及其编剧们的思想价值观念仍停留在前现代社会，又何以征服世界观众?张艺谋的电影一向以情节的矫揉造作、思想的浅薄苍白而为影迷所诟病，《金陵十三钗》亦然，只不过在价值观上下滑得更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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