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法治的主要原则

第一篇：当代中国法治的主要原则

法治原则是从法治理念到法律制度与法律秩序之间的基本环节。在基本意义上，法治原则旨在为法治理念透过法律制度予以实现提供基本的准则。这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事实上，就我国宪法关于法治的规定而言，“基于对中国宪法的历史、文本与国家发展目标的综合考量，13条修正案中的„法治国家‟也可解释为包括„形式和实质法治主义‟的综合概念，但更注重形式，并通过形式的完善，逐步向实质法治的目标发展。”

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出发，应该遵守的法治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法律应具有至上性

任何社会都存在法律，但未必有法治。作为与人治相对立的概念，法治意味着法律拥有至上的权威，是为所有人、组织与国家机构所应遵循的。当然，这里的法律首先是指宪法，依法治国首先是指依宪法治国。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五条则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法律至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党应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在现代社会，政党是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主体。现代民主政治同时是政党政治。如果说法治的要义是规范权力，那么要实现法治就首先需要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的行为纳入法律的轨道。在当代中国，一方面，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效实施依法治国，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才能有序推进。另一方面，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党要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把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

第二，政府行为要与法律相一致。这里的“政府”是广义的政府概念，指一切行使国家立法、行政与司法权力的机构、组织或个人。尽管法治意指法律而非人的统治，但法律并非自动解释与适用的，法律机制的运转与法律权威的确立需要政府参与其中，并充当卫护者。但政府机构及其官员并非必然会忠实地遵守法律。为此，政府组织不仅须确保其权力的行使以法律为依据，而且须确保其行为与法律相一致。尽管政府为了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会确立相应的程序机制，发布特别法则与命令，司法机关也会制定相应的司法操作规程，但它们都须受一般性法律的支配。

第三，须有确保政府行为与宪法和法律相一致的制度机制。政府行为与法律相一致的应然性要求需要在现实中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这不仅要求在法律层面上建立执法与司法之间的分工机制，而且要求建立确保它们忠于法律的机制。从我国的法律架构来看，人民代表大会要履行起对行政与司法的监督职能，就需要在尊重行政与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前提下，完善监督程序与制度。

二 法律应具有普遍性与一致性

一般来说，法律的普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针对立法而言的，要求法律调整的对象应具有普遍性，不应因人立法、因事设法。由此，法律要反映客观规律和符合公意，法律规范的用语也应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其次，法律的普遍性也体现在法律的适用上。尽管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是不可避免的，但按照法律的普遍性要求，自由裁量权应限制在适用或解释的普遍性规则允许的范围内。最后，法律的普遍性意味着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它意指在一国之内，也许会存在不同的法系、不同的法律渊源，乃至不同政治性质的法律制度，但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一法之下的法系与法律制度。可以说，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是国家法治的基本前提。

法律的一致性是指法律的规定不应前后矛盾。例如，法律不能要求人们在某种情形中做某事，同时又要求人们不做某事。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而且在行动上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法律也就失去了指引人们行为的基本功能。从现实情况来看，立法者一般不可能粗率到这种程度。更有可能的情形是，不同法律之间的冲突与矛盾。遇有这种情况时，一般采用的是“后法优于前法”、基本法优于派生法来解决。

三 法律应公开、明确和可预期

公开性是法律的一个本质要求。从纯粹规范功能的视角来说，法律公开的基本目的是使法律为人们所知晓，以指引人们的行为。然而，法律的公开性还来自其他的非功能性价值，如服务于共同体的民众对所立之法的公共审思与批判。不仅如此，法律的公开性还构成了官方行为是否有效的前提。在富勒看来，“法治的精髓在于，在对公民采取行动的时候……政府将忠实地适用规则，这些规则是作为公民应当遵循、并且对他的权利和义务有决定作用的规则而事先公布的。如果法治不意味着这个，它就没有什么意思。”

法律应当是明确的。如果法律要想指引人们的生活，那么就需要被人们所理解，其规定应当清晰，而不是模糊不清或晦涩难懂。当然，法律的明确性并不是不允许模糊性用语的存在。从法律的构成要素来看，法律原则的含义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然而，“这里所谓的模糊，是指法律原则概念含义的边缘部分模糊不清，而在其最核心最典型意义上的含义上却相对比较清楚，人们在这一领域对原则的含义达成共识并不困难。”

法律应具有预期性，即法律应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追溯性法律是对法治硬生生地违反。因为它并不能够指引人们的行为，既然它企图去指引的行为事实上已经发生过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追溯性法律应当绝对禁止。在某些情形或某些特定领域，追溯性法律的存在并不一定违反法治原则，例如，那些旨在纠正以前的法律错误的法律，以及在法律运用中的司法性追溯。Andrei Marmor,“The Rule of Law and Its Limits”,Law and Philosophy，23,2004.不仅如此，法律的预期性也必然意味着法律的相对稳定性。一般来说，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及时地进行废、改、立。法律的稳定性要求的是，法律不能修改过于频繁。否则，不仅会破坏法律应有的可预期性和权威性，而且为权力者通过法律侵害私人权利与公共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

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中国法治的重要原则之一。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五条第五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按照这一原则，任何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从民众个人来说，所有人平等地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平等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从法律适用机关来说，它们在适用法律时应一视同仁，相同情况应相同对待，任何人的合法权利都一律平等地受到保护，对违法行为也一律平等地依法予以追究。对法治原则而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主要是针对法律适用机关，是法律适用机关适用法律的基本要求。法律适用机关在适用法律时，不得因公民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等原因而给予差别对待。例如，在行政执法领域，面对同样的违法行为，行政机关不应选择性执法，对一些人的违法行为进行追究，而对另一些人的违法行为视而不见，不予以追究。在司法领域，司法机关在依法审理案件时，则应做到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实现公正司法。

五 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

在现代社会，司法机关并非解决争端的唯一机制，但却是最基本的争端解决机制。法律要稳定、可靠地指引人们的生活，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便是应有之义。虽然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地行使职权并非能够必然保证司法公正，但它是司法公正的制度前提。因此，我国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原则至少包含了以下方面：

第一，司法审判活动应忠于法律，不受政府、公共舆论等的支配，无论是受理私人间还是政府与普通群众之间的纠纷。政府对司法的干预，不仅违背了宪法与法律确立的行政与司法之间的分工，而且败坏了法律的权威。就公共舆论来说，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司法审判产生影响，但公共舆论不能绑架审判，审判的最终依据是法律，因为法律本身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第二，要建立保障司法人员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制度条件。这就涉及到任命法官的方法、任期制度、工资保障和其他服务条件，其目的是确保他们在行使司法权时，不受外来压力的干扰，除了服从法律的权威外，不服从于任何权威。

第三，司法既然是纠纷解决的最基本机制，那么就应该是民众易于接近的。它意味着，首先，民众应该能够就所有的法律纠纷诉诸法院。虽然这并不表明，所有的法律纠纷必然要求法院来解决。其次，民众接近司法的成本不应是高昂的，以至于不敢诉诸法院。这种高昂成本不仅是指金钱成本——诉讼费用过高，而且包括时间成本——诉讼时间过长。最后，便利民众接近司法也应包括律师职业制度与法律援助制度的保障。如果说一个相对独立的律师职业制度为民众接近司法、更好地行使诉讼权利提供了法律帮助，那么为那些太弱小以至于不能保护自己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则是国家的义务。

六 正当法律程序的遵守

就正确适用法律及法律指引行为的能力而言，正当法律程序的遵守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适用于司法领域，而且也适用于行政决策、行政执法行为等领域。它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首先，它要求程序规则公开以及案件的公开审理。公开的程序规则是程序参与者规划行为、预见结果的依据，公开的案件审理则防止审理者的“黑箱操作”。就行政决策而言，除依法需要保密的以外，均应向社会公开，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必要时还应召开座谈会、论证会或听证会，就决策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展开讨论、辩论。其次，任何人不得自己做自己的法官。就某一案件或事项而言，如果法院要作出判决或其他公共机构作出决定，判决者或决定者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则应实行回避制度。否则，该判决或决定无效。这一制度旨在防范裁判者不能客观地对待双方当事人，以保证该判决或决定的中立性。最后，行政、司法机关在作出对当事人不利的决定或判决时，任何人都应有获得告知、说明理由和提出申辩的机会。也就是说，通过保障当事人平等参与的机会，使裁判者能够获得充分的信息，在遵循不偏听偏信原则的基础上，作出公平的判决或决定

第二篇：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张恒山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六大原则，其中民主法治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要要素。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立法、执法、司法体制基本健全。但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也面临着许多困扰，其中最突出的是人们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作存在阻扰。在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运作体制基本健全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理念，尤其是各级党政干部的法治理念，对法治运行具有决定性意义。和谐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要求党政干部、人民群众普遍地树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相适应的法治理念。这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的文化观念基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些理念是通过对一些具体的有关法律的认识、观念而得以体现的。

一、关于法的观念——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目前，我国法理学教科书中流行的主流观点认为，从本质上看，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我们把它称为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我国，从五十年代以来，它一直被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实际上，这个观点是前苏联学者在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所作的不适当的总结。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分析实证法学的国家意志论的变种。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 理，也不符合我国现实，更不利于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一）统治阶级意志论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作的法本质定义

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由前苏联学者提出的、在五十年代输入中国的关于法本质的定义性认识。

由前苏联学者提出的这个关于法本质的定义，据说是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话——“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从表面上看，维辛斯基的定义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有共同之处，但实际上，两者有重大不同。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不是给法下定义，甚至也不是给资产阶级的法下定义，而是附带地论及资产阶级的法。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所论述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是一种特定的法，而不是普遍的法，将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扩大解释以致适用到人类历史的过去、现在、将来所有的法，并成为一种普遍性的法的定义，这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即使这种扩大解释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种合理的推论，它毕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

第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这句话的完整意思应当是：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同样地，表面上看来法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那个阶级的意志、而 实际上法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恰恰是：法是由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法表现一定阶级的意志只是表面现象。这样的翻译和理解才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意。

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既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意，现在应当是我们摒弃前苏联学者的这种解说，摒弃对前苏联学者的盲从的时候了。

（二）统治阶级意志论不利于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的时代，人们不容易看出“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错误和危害。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这种观念不能适用到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法。如果硬性地用这种理论观念来理解、解释当代中国的法，对中国社会、对中国的法治建设都有严重的危害性。

首先，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依据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无法作出统治阶级的划分。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以将社会成员们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为前提的，而这种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的划分是以在经济生活中双方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划分为依据的。根据我党《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判断以及我国宪法的表述，我国社会已经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我们国家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而人民这一概念包括社会主义劳动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 的爱国者。这四种人几乎占全国总人口之全部。在这四种人中，不能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相对于其它阶级而言的统治阶级。如果要硬性地在上述五种人中划分出统治阶级来，就会在客观上制造人民内部的政治分裂。

其次，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是因为依据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现实也无法作出被统治阶级的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总是相对而言的。就象钟乳石和石笋一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一个社会中的一对共生事物，或一对共生阶级。有统治阶级就必然应当有相应的被统治阶级；没有统治阶级就没有被统治阶级。如前所述，既然在当代中国社会的五种人中不能划分出一个独立的统治阶级来，就应当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中也不存在一个被统治阶级。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必然结论。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逻辑上的缺憾，于是把少数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民主政权的敌对分子、企图制造祖国分裂的卖国者、少数间谍特务和刑事犯罪分子说成是被统治阶级。这种解释并不能说服人。因为上述几种人并不能构成一个统一的阶级，也不能各自独立地构成几个阶级。另外，就在所谓的“被统治阶级”中占绝大多数的刑事犯罪分子而言，他们并不是在刑事犯罪之前就被认定为“被统治阶级”。在刑事犯罪之前他们都是人民的成员，都处于人民的行列，甚至其中的大多数人在刑事犯罪之后，虽然受到刑事处罚，只要还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就应当认为还是人民的成员。并且，绝大多数刑事犯罪分子在经劳动改造、刑满释放之后，仍然要回到社会中，作为人 民的成员之一分子而工作、生活。我们在理论上或宣传上有意或无意地将刑事犯罪分子视为“被统治阶级”，这种认识和观念极为有害。此外，所谓被统治阶级是法律之外的概念，是先于法律而存在的概念。而刑事犯罪是后于法律而出现的现象––––没有刑事立法就没有刑事犯罪。所以，将各种刑事犯罪置于被统治阶级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一种牵强的说法。

由一种先定的观念出发去硬性地寻找被统治阶级是一种非常有害、甚至非常可怕的做法。“文化大革命”中，为证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争口号的正确性就必须证明阶级斗争继续存在、阶级敌人继续存在，就必须寻找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应当继续被革命、继续被专政的对象。结果寻找出来的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知识分子。在上述九种人中，在当时能真正构成一个社会阶层或阶级的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作为一个阶层或阶级而遭殃的就是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专政的恶果及由此派生的恶果既然结出，对它们就挥不去、摆不脱，只好留给后来的好几代人去皱着眉头、慢慢地品尝、体味、消化。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坚持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仍然要硬性地寻找出一个被统治阶级。我耽心：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哪个倒霉的阶级或阶层的成员们在某一个阴霾密布的早晨起床后会忽然发现自己不幸被划入“被统治阶级”之列。

第三，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于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人们形成对当代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尊重 认同的态度。

在本体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体现被统治阶级的意志。被统治阶级之所以要遵守法，完全是被迫的，是统治阶级将本阶级的意志以法律的名义强加于被统治阶级。所以，对法的这种本体论的解释不利于社会普通群众在心理上形成对法或法律的认同。由于“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有着必然的联系：统治必然意味着掌握国家权力，或者说，只有掌握国家权力才谈得上对社会的统治，所以，对于中国的普通群众来说，在直观上极容易用是否直接掌握、行使国家权力为标准来区分统治与被统治。根据这样的标准来看待自己的地位、身份，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被统治成员，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视为统治阶级的成员，并将法律视为不体现自己意志的外在的强加、强迫。我们继续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宣传，必然在客观上强化普通群众对法律的这种不信赖、不认同的心理和情感。

在功能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法的功能重在于统治、压迫被统治阶级，维护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统治地位。在将“统治”与掌握国家权力相联系的思维逻辑的支配下，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视为被统治阶级成员的普通群众来说，从这种功能论会产生出自己是被治对象的认识，会产生出对法律反感、厌恶。在这种厌恶心理支配下，休想指望他们会自觉地遵守法律。

在效力意义上，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是在将社会划分为统治阶 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强调因为统治阶级凭借所掌握的国家政权和国家的有组织的暴力对被统治阶级加以强制来使得被统治阶级遵守法。根据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法之所以要被遵守，不是因为它自身内含着什么正义、道理，不是因为它自身就“应当”被遵守，而是因为统治阶级凭借国家暴力或武力强迫人们遵守。在这种观念的光照下，法没有正义、没有道理可言，只有令人憎恶的凶巴巴、恶狠狠的面孔。尽管当代中国许多学者发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效力论问题上的弊端，力求在法的暴力要素之外引入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成分，但这些概念是不能由统治阶级意志论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只能由人来生硬地嵌入法理学体系。又由于道德、理性、道理等概念是人为地嵌入的，它们同在统治阶级意志论这一基本观念基础上所建构起来的法理学体系难以相容。面对我们自己所描绘出的这种凶恶的法，我们如何能指望普通群众对它有亲近感、认同感？如何指望普通群众自觉地遵守它？

任何社会中的法律归根到底是要靠普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去自觉遵守的。没有大多数人的自觉遵守，法就沦为一页废纸或无谓的空气振动。但要想大多数人能自觉地遵守法，前提是法自身要符合大多数人所认同的道理，要使大多数人对法有认同感、亲近感。如果我们所宣传的法的最基本观念本身就宣扬法不讲道理、怂恿人们憎恶法、讨厌法，同时我们又企图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无异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

第四，法本质的统治阶级意志论之所以不能适用当代中国法治，是因为这种观念不利于在国家官员队伍中形成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自身应当守法的意识。

如前所述，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论在法的功能问题上强调对被统治阶级的统治、压迫、强制，其自身逻辑中并不包含统治阶级也应当遵守法律的命题。从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出发很容易产生出法律是掌握权力者手中的工具、法是用以治民（普通民众）的工具的认识，就是不会产生出自己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以法律约束自己的权力和行为的认识。如果说在国家官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应当自觉地遵守法律的认识，那一定是根据另外的理论逻辑而产生的认识，决不会是因信奉统治阶级意志论的结果。

另外，统治阶级意志论在同国家意志论相结合的基础上，在直观上容易给人造成国家可以随意立法的错觉。对于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法学理论教育的干部们和普通群众来说，在不可能聆听学者们的详细讲述和论证的情况下，他们只能按照自己的通俗的理论逻辑对这种统治阶级意志论加以理解：统治阶级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制订和运用法律。

当代法治建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国家各机关、国家机关的所有的官员都应当受到法律约束。从人类文明史来看，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的官员们受到法律约束固然要靠一种合理设计的权力结构机制作保证，但国家机关的官员们自身对法律的信仰、高度的自觉守法意识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因素。如果我们关于法和法治建设的基本观念不利于、无助于国家官员们守法意识的形成，这种基本观 念就是失败，就不能适用。

当代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确立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

由法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体现这一观念，一方面，要求我们在立法过程中要尽可能地体现和实现人民意志，要求我们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高人大代表素质和立法能力，完善立法程序，使人大代表们要真正地体现民意，真正地代表人民立法；另一方面，要求我们在行政执法、司法工作中要忠实地遵循法律。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集中体现就是人民选举代表集会立法，并且要求国家各机构依照法律办事、履行职责。所以，我们在执法司法中贯彻法律，就是在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

二、国家权力属于人民、党的执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观念 法同国家现象密切相关。对国家的产生、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法的理解和态度。

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法律文化观念中，认为国家权力是来自于武力、暴力的。也就是说，国家政权可以通过暴力去获取，依靠暴力来维护。这种观念很危险。在一个和平、稳态发展的社会，这种观念将为野心和阴谋提供冒险得逞的机会。

针对“君权神授论”、“君主主权论”、“国家权力暴力论”等理论观念，近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他们提出的两大判断却被认为是当代法学政治学的基本公理，这就是：——人民才是国家的真正主权者；国家各机关的权力、任何政党的执政权力都是 来自于人民的暂时性授权、委托。————对这两大公理性的论断，不可怀疑，不可争论、不可反驳。

由于中国传统的国家权力依据暴力的观念，在近代没有被清算，以致许多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论断，认为我们党执政的依据就是枪杆子，就是武力。这是对我们的权力依据的严重误解。

毫无疑问，毛泽东同志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性认识。这一真理性认识的前提条件是，它是针对国民党反动派而言的。国民党的反动、反人民、反民主政权依靠反动武装来维护，你不打，它就不倒。所以，蒋介石发动“

4、12”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是被迫领导中国人民拿起枪杆子，用暴力推翻旧政权。

但是，枪杆子、暴力的真正作用是推翻旧政权来为新政权的建立清理场地、创造条件。

枪杆子摧毁了旧政权，使人民获得了政权。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人民又通过将权力委托给自己的信任者，来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作为共产党人而言，我们掌握政权的合法依据只能是人民的授权和同意。我们之所以取得政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在战争时代，人民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选择、支持和拥护。这就是，当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实行战略决战时，人民用送情报、送军粮、做军鞋、运军火、抬伤员、送子弟参军等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支持拥护。据统计，在解 放战争期间，华北近100万人，东北约160万人参加了解放军。1946年－－1948年，仅仅山东就有近600万人随解放军出征，冀中有近500万人当支前民工。所以，这是中国人民用汗水、鲜血、用生命所表达的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同意、拥护。

中国人民不仅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我们党的信任，也通过法律的形式表达了对我们党的执政授权。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前，我们党倡导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该会议的参加者有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民主党派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各民族代表等。这是一个人民代表性质的会议。该会议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纲领，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占多数。所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从那一次选举开始的。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届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在国家各职能机关担任领导的干部，中国共产党党员代表总是占大多数。这表明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和委托。

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是由于人民给我们委托，给我们授权。我们对人民不能说我们的权力来自于枪杆子。

我们只有抛弃这种权力来自武力、暴力的观念，才能真正地谨慎地行使我们手中的权力，才能真正牢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如果我们还是认为，我们的权力来自枪杆子，来自武力暴力，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地尊重人民的权力，不可能真正地尊重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而设计的这一套法律制度，不可能防范和停止我们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为自己谋利。

三、执政者权力受约束和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观念

从新中国建立之后，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在近30年的时间里，不重视法律的作用，不重视法制建设。这使我们最终一度陷入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

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国际、国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率先思考和探索在中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新的方式，在我党最先表述了加强民主、法制的思想。“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97年，党的第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次确定，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依法执政。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作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时，提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决定》郑重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

依法执政首先意味着，执政者的权力要受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执政者的权力要受约束和限制，这也是人类在长期的对政治文明探索中形成的一个进步观念。

人类为什么形成国家组织，形成这个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 的公共管理机构？简单地说，人类最初形成国家组织主要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防御外来入侵、保卫共同安全；一个维持社会内部秩序，防止社会成员们相互欺凌，尤其是防止在社会生活中强者欺侮弱者。就维护社会内部秩序而言，国家组织是以凌驾于普通社会成员之上的公正者的面目出现的。

但是，国家组织出现之后，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当社会成员们相互欺凌时，虽然有国家机构来维护正义、公平，但在国家机构本身欺凌普通社会成员时，普通社会成员能向谁求助？谁来解决问题？谁来维护公正?

这就是，如何防止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掌国家政权者，欺侮、侵犯普通社会社会成员？

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奴隶制国家中存在、封建制国家中存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存在，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同样存在。所以，它是所有国家组织面临的共同性问题。

人类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大多数时间里，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政者是否欺侮普通老百姓，取决他们自己的良知、良心，而不存在客观的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机构对国家机构、国家官员的监督。在中国古代，反复地倡导德治，就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对官员们的良心、道德上。但是，良心道德因人而异，不总是可靠的。

在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们提出这个问题，并企图加以解决。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原则是：国家机构、国家官员、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约束、限制。不能容许不受约 束的国家权力的存在。这是原则。

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一是法治；一是分权。法治，是将所有的国家机构的权力范围、权力行使方式程序、各机构的官员产生方式、违法行使权力的责任都用法律加以规定，要求所有的国家机构、官员们遵守法律。这通常表现为国家的立宪。分权，就是将国家的不同职能分配给不同的机构，使每一个机构只行使某种特定的职能权力，并使不同的机构相互间牵制、相互约束，不允许任何一个机构拥有不受约束的权力。

在我们国家，现在是完全接受了法治主张，在国家政权运作的一些特定的领域也接受了分权主张，譬如，在刑事诉讼领域，我们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原则。

同时，执政者的权力要受到约束、监督，已经被我们党的理论所接受。这就是我们最近提出依法执政的道理所在。胡锦涛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依法执政的本质就是，在我们运用人民委托给我们的国家权力时，必须受到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所约束，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权力。

一个党的执政要接受法律约束限制，就必然要求代表着党执政的各部门、各级别的官员们行使的权力都要接受法律约束限制。

当然，对权力的约束、限制，也要依照法律规定来进行，不能 对合法的行使职权行为随意干预。

四、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要求确立的另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

“人权”虽然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提出的概念，但它是标志着人类思想观念进步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对推动人类政治法律文明进步发展具有普遍的意义。

但这种人权观念直到现在对我们许多同志来说是非常陌生的。

首先，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包含人和人平等观念——这是承认人权的前提观念。主宰我们中华民族思想文化数千年的儒家学说，就是认为人和人分为等级，不承认人和人平等。建国以后，我们长期坚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学说，坚持认为人和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和阶级之间只有压迫和被压迫、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不可能存在平等关系。这种斗争学说不可能容忍人权学说。

其次，我们国家传统的政治理论不存在政府建立、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保障个人人权的观念。不存在这种人权是目的、政府是手段的观念。我们传统的政治理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有的土地、人身、财产都是属于君主制的政府的。个人从属于政府，这就不可能有独立的、先于政府的权利。新中国建立之后，长时间里，我们在理论宣传上，过分地强调国家至上、集体至上，过分地强调个人对政府的服从性，强调个人是螺丝钉，是手段，不承认或很少承认个人有自己的正当的利益追求。在这种观念下，也 不可能承认人权概念。所以，在我们国家，人权学说、人权概念是长期受到批判的。尽管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客观上已经在许多方面改善了中国人民的人权状况，但有没有对人权概念的认识和人权保障的自觉意识，在政治和社会实践上是有重大区别的。

到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认识到人权概念的价值，开始展开对人权概念的研究。在这种研究和宣传的基础上，我们国家的宪法，到2004年第四次修宪，才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虽然来到的晚了一些，毕竟体现了观念上的重大进步。

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不等于真的被人们普遍接受，不等于真的深入人心，不等于已经成为现实。所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人权概念的认识，普及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观念的核心是尊重每一个个人权利。

以我国现行宪法（1982年宪法）的规定为例，每个公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分别包括：

1、公民的人身权利

它包括公民的人身不受侵犯，不受任何非法搜查、拘禁、逮捕、剥夺、限制和侵害；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

2、政治权利和自由。它包括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批评、建议权，检举、控告权，申诉权和取得赔偿权。

3、公民的精神自由。

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自由

公民的通信自由与秘密受法律保护

宗教信仰自由

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4、公民的经济社会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和义务；休息权；财产所有权；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权；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婚姻、家庭、母亲、儿童、老人、华侨受到国家保护的权利；

5、公民的文化教育权利。它包括公民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

五、守法的绝对义务观念

所谓义务观念是指重视诺言、遵守既定规则。法治要求人们绝对遵守法律义务，而不能规避法律义务。对义务的遵守是无条件的，不管这对自己是否有利。如果信守诺言、遵守规则要讲条件，要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前提，那就不是义务观念，而是功利观念。这种功利观念的特点是，以自己的利益的最大化为最高行为准则；对自己有利的就做，对自己不利的就不做。

中国封建社会给我们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就是不重视义务，极端轻视规则。统治阶级在治民时，讲规则，即要求别人守规则，自己却不愿意受规则的约束。普通民众在直接面对暴力的强制时，被迫服从规则，一旦没有这种暴力强制，就逃避或破坏规则。

直至现在，这种无视规则的现象仍在我们这个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遵守规则，是法治国家的成员必须具备的基本观念。没有自觉遵守规则的观念，不可能有法治国家存身之地。

第三篇：浅论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途径2

浅论当代中国推进法治建设的途径

摘要：法律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反映着统治阶级的利益与意志，它有利于调整社会关系，在维护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推进和完善国家法治建设便成了一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它的法治建设状况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本文就如何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

关键字： 中国法治建设途径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为各国人民所向往追求。我国的法治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启了中国法治建

〔1〕设的新纪元，到1996年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路，揭开了中国法治的新篇章，再到200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向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台阶。在这六十年中，中国的法治建设在探讨中摸索，摸索中发展，发展中前进。在这过程中，如何推进中国法治建设怎样进行法治建设一直是法学界学者探讨的问题。

一，“法治”含义的探析

法治一词由来已久，对于法治一词作出早期经典的解释和阐述的是古罗马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他指出法治就是“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2〕。其含义有三层，第一，法治是一种理性客观的代表。第二，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第三，法治内含着民主、平等、自由、正义等社会价值。到了近代法学家对法治又有了不同的理解，但却都有共同的体现，都认为法治都必须是“法律至上”。他们都认为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以法律至上的权威来保障维护自由平等的正义。近代法学思想家们对法治的探讨，丰富了法治的内涵，发展了法治的含义。

法治含义进一步发展是1959年在印度召开的国际法学家会议上通过的《德里宣言》确认了法治为一个“能动的概念”他不仅用来被用来保障和促进公民个人的民事和政治权利，而且要创造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文化的条件，使个人的合法愿望和尊严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现〔3〕。同时《德里宣言》还确认了法治的若干原则，它们共同赋予了法治新的内容，即维护人的尊严，防止滥用行政权利，要求司法独立公正和律师自由。

在中国，法治主要着眼于“依法治国”，提出了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中国学者也从依法治国的角度对法治进行了阐释。“依法治国中的治就是法治，治的根本首先是指国家机器而后才指人民，不先治好国家机器和官员，人民是治不好的〔4〕。这就是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权治官。

通过上述法治含义分析，可以看出法治它不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也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法治具有普遍性和共同性，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时代都有共同意义；同时法治又具有特殊性，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法治精神。不同国家、地区，法学家对法治概念又有不同的解释，然而这些解释又有共同存在的真理。﹙1﹚法治必须以法律至上为前提，必须树立和尊重法律的权威性，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2﹚法律的公平正义的品质是实现法治的重要条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树立权利本位观念是法治的价值取向。﹙4﹚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司法公开是实行法治的有效保障。﹙5﹚独立、民主、自由是实现法治的基础。“目前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条件下，法治是以反映全体人民意志和利益的法律依据，以权力本位观念观念为知道的治理国家，并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协调发展而形成的一种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其包括一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以民众为基础。﹙2﹚以权力本位为指导。﹙3﹚以社会主义法律为保障。﹙4﹚与社会各方面发展相协调。﹙5﹚以稳定有序的社会状态为表现形式。因此，我国所期望的法治既包括法治的普遍精神，同时又蕴含着中国特有的思想内涵，集中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5〕。”

二、我国推进法治的措施

阐释法治含义的目的在于明确我国法治建设的目标，以便更好的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只有明确了目标才能更好的促进法治建设。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可以从多层次多方位来整体构建，实现法治的条件和路线。

1、必须树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推进法治建设。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同时依法治国的理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所提出和发展的。实现法治又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又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我国现阶段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司法制度、民主制度和法律普及还不成熟，在选择法治的途径时必须考虑到我国法治水平，选择合适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实现法治必须树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出发点的指导思想。

2、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繁荣法学研究，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

通过法律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是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之一。法律通过调控社会关系来体现和实现国家意志〔6〕。国家要更好的调控社会和体现国家意志就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加强立法工作完善法律法规，使依法治国的方针等到更好的全面的落实。围绕改革发展主题，深入系统地研究依法治国的基本理论，提高法学研究水平，同时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推进依法治国。

3、政府机关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做到和加强依法行政，从严执政，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

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行具有决定作用。行政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执行机关，行政权力的运用关系着社会公共关系和公民个人利益。因此行政机关必须做到依法行政从严执政。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作为政府机关人员，就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

相结合，其根本目的在是人民群众真正成国家的主人〔7〕。

4、司法机关要做到司法公正，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确立法律至上的权威，加强司法监督，积极推进司法改革，促进司法独立。

司法公正是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当前群众和社会各界十分关心的一个“热点”，司法公正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也是维护法律权威的重要手段，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同时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愿望。做到司法公正就要加强司法监督。以司法监督来促进司法公正是一个有效而又可靠措施。“司法独立是依法

〔8〕治国的前提”。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推进，司法

制度的改革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关注〔9〕。司法制度的弊端，尤其是司法的独立性不仅影响到司法人员的独立司法和公正司法，也严重影响到了法律的权威性。因此，进行司法改革，实现司法独立，是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且必要措施。

5、全面展开普法教育，加强法律宣传力度，提高普法工作的水平，增强人民的法律意识、民主意识和国家主人翁意识。

在党的十四大提出“要把法制实践同民主法制教育相结合，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同时也指出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依法治国的进程〔10〕。而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是不可能自发形成和发展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缺少民主法制传统的国度中，更需要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法制宣传教育和培养。

6、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

党中央提出的依法治国的方略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的伟大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道路，这是因为他受到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制约〔1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治建设是上层建筑的其中之一。一个较好的物质基础的国家，其法治建设的成果是显著的。一个物质基础薄弱的国家，开展法治建设是艰难的。只有将经济搞好，为法治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才能更好开展法治建设。

综上所述，通过对法治内涵的深析，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明确目标和方向。同

时推进我国法治建设，需要全方位的多层次的整体的来构建。我国实现法治之路是艰辛而漫长的。短短六十载，我国法治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信在今后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许多凝结着中国人民智慧的新构想新思路将注入到法治建设的进程中来，促进法治建设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的法治建设[N]，来源：中国政府门户网站，2008年2月28日，网址：

〔6〕夏勇．依法治国——国家与社会[M]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27页 〔7〕依法治国——高级干部谈法制建设[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24，25页

〔8〕江启疆．法治中国——现实与选择[M]群众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65页 〔9〕何勤华 任超．法治的追求——理念、路径与模式的比较[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月第1版，第152页

〔10〕朱力宇．依法治国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598页

〔11〕郝铁川．秩序与渐进——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依法治国研究报告[M]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2页

第四篇：略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

略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目标及面临的困难

[ 王春晖 ]——(2005-4-12)/ 已阅11259次

略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目标及面临的困难

王春晖

“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政治纲领，也是中国实现经济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宏伟目标。建设民主、文明、和谐、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需要“法治的落地”。法治的落地意味着有民主的立法制度、公正司的法制度、公平的市场资源配置制度，以及有效的监督制度。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就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目标及面临的困难谈几点看法：

一、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临着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期。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在这关键的转轨期间，市场主体的活动，市场竞争秩序的建立，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政府职能的转变、司法的公正等等，都必须依靠公平、有效的法律进行规范、引导、制约和保障。为此，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并把这一宏伟目标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中国共产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有着深层次的历史背景；是在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在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1999年中国对《宪法》进行了第三次修正，明确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了一款，作为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是我国首次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公开向世界表明，中国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99年宪法修正案”宣告了人治主义的破产，它标志着人治和专制将随着20世纪的结束和新世纪的到来逐渐退出政治舞台，进入历史的坟墓。应该清醒地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体现了党的意志，而且体现了国家和全民的意志，这是中国法治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将永远载入中国法治建设的史册。

二、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民主的立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公平的市场资源配置制度、严格的执法制度、公正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法律监督制度，同时要培养高素质的执法队伍和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但是，最重要的是建立一种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的制度。无论何种形态的社会，总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存在。如果公众心目中认同的最高权威不是法律，那么这个社会肯定不是法治国家。任何组织和个人，包括执政党和领袖在内，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建立体现人民意志、反映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完备良好的法律体系；建立一种法律能够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得到严格遵守的制度。笔者认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的任务是建立领导干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的制度和公正的司法制度；同时要培

养公正的、高素质的司法队伍和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的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应该认识到，法治精神的实质在于实现民权，一切的一切都必须能够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把人民的利益值于高于一切的地位，才能保证法治终及目标的实现。

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面临的困难

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遏止腐败的问题。腐败使人民失去了对政府的信任；腐败使人民失去对法律的信仰。因此，法治最大的危险是来自权力的异化和权力的腐败。在我国，权力腐败的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政府配置资源太多。政府配置资源太多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权钱交易。这个权就是政府控制的资源，尤其是一些重要的资源，如土地资源、大型工程项目建设、许可证审批、政府采购等。以土地为例，从198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权限的通知》以来，一直由政府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直到2002年5月9日国土资源部才发布了一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规定》，在这10年中政府审批了多少土地，有多少官员因此滑入腐败的泥潭，有多少不法分子由此“致富”，这是中国最大的黑洞。你用十万元的钱与政府的权力进行交易，可能带来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利润。贿赂政府的成本很低，但得到的收益却很大。长期以来，我国的稀缺资源都由政府来控制和审批，所以政府的权力非常值钱。这样，一些不法的个人或单位就非常有兴趣用他们的钱与政府的权去交易。相反，如果政府不控制稀缺的资源，它的权力就不值钱了。那么，行贿就没有了市场，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腐败就能得到最大的遏制。笔者认为，政府官员的腐败为什么总是从根本上解决不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配置的资源太多，尤其是一些稀缺资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如何遏止腐败问题。为了彻底地遏止腐败问题，从源头上讲，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配置，更多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作用，同时要健全公平、透明、竞争、有序、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并努力使其法治化。

第五篇：当代中国政治制度

绪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变迁

1、论述：当前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14页）

1在党政关系方面，20世纪80年代强调党政分开，90年代以来强调党如何执政 ○2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央的权威，服从中央政府○的统一的经济政策

3在经济走上，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经济走向并不明确，因而经济○制度在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中改革和前进

第一章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与原则

1、论述：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中党章与宪法的关系？

1.从文本分析上来说，中国宪法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文本表现，而中共宪章却是作为中国政府制度的文本，继而从合理的逻辑推论上来说，就是有宪章衍伸和裂变成了宪法，那么宪法就常在了宪章中的内涵、制度以及精神生个和使其合法化的大部分功用

2.从其合法化、正当性以及法律效力上来说，中国宪法合法化、正当化了中共县长以及为其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增加了对起一定程度上的政治认同感

2、简答：民主集中制的概念与表现（29页）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含义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下的民主相结合。作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民主集中制，在实践中有三个层面的表现 A、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 B、它是中国政治制度运作的基本原则 C、他是一种具体的决策机制

第二章党的中央组织与领导体制

1、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内涵（37页）

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是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事件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政治体制。政治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实现形式，是为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建构的各种具体的政治形式、制度和运作机构的综合。狭义上的“党的领导体制”就是党组织自身的组织制度，包括体现中央、地方和继承各级党组织权限和地位的中央集权制的领导机制，以及体现党组织实施决策的集体领导制度。

2、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基本构成有哪些？38页

1、党委制和党组制

2、党管干部制度

3、归口管理制度和双重领导制度

3、党的核心领导机关有哪些？51页

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会、政府局、书记处

4、归口管理制度的内涵（56页）

按照归口管理的含义和我国的国情，主导中国政治生活的有六大“口”或六大系统，即组织人事、宣传教育、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外事和军事。既然是党的系统，其活动就不可能是独立的，而是执行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虽然本系统在执行中可以发明和创造新形式、新方法和新途径。

5、试述党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的变化。

A、行政首长负责制在企事业单位的确立 B、党的行为法治化取向 C、党与行政部门关系的改革 D、干部管理制度的变化

第三章政党与政党制度

1、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区别（74页）

革命党：就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以一定信念为指导、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

执政党：就是指通过制度性选举或者暴力革命而执掌一国政权的政党，他可能是一个政党，也可能是多个政党的联盟。区别如下

A、任务目标不同。革命党的目标在于夺取政权，执政党的目标是保持已有的政权 B、运用的手段不同。暴力vs制度法律 C、组织方式不同。D、阶级基础不同

E、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不同

2如何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75页

1、从执政的合法性来源看，实现经济建设到民主政治建设的转变

2、从执政的社会基础来看，要实现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

3、从执政的技术操作来看，要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4、从执政的可持续条件来看，制度建设与法治建设更为根本

3、我国政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二、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三、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特色的政党 第四章立法体制

1、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性质是什么？91页

1、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政权的组织形式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基本制度，在法理上具有权威性

3、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法理上具有至上性，高于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

4、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本原则。92页

“议行合一”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3我国选举制度中存在哪些问题？98页

1、代表候选人提名问题

2、农村与城市所代表人口数比例问题

3、差额选举问题

4、多候选人的宣传介绍问题5、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职权有哪些？

1立法和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 ○2选举、决定和罢免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权力 ○3对国家重大事项的决定权 ○4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权 ○5立法权，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补充法律的权利 ○6监督权，人大常委会监督一府两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

5、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114页

（一）坚持与完善党对人大的领导

1、党组织对人大实施政治领导。实行党政分开，坚持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的原则。党组织必须遵守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获得宪章和宪法原则动的宪章和宪法原则，2、党组织不包饭人大工作。

3、的那个组织带头尊重和遵守人大所指定的法律和决议。

（二）强化人大立法与监督职能

1、强化人大的立法。建立并完善立法听证制度；提高立法审议质量，建立审议中的辩论制度。

2、加强监督职能

（三）加强人大的自身建设

减少人大代表的数量，减少人大代表中官员代表，人大代表专职化；(四)密切人大与群众的关系

（1）选举制度（2）代表素质（3）人大常委会的会议制度和组成人员（4）专门委员会

6、什么是质询权？

人大代表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关工作严重不满，或发现这些行政机关有失职行为，给国家和社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在人民代表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可以依法对有关部门提出质询。质询时人大代表的一项重要权利，可以发挥重要的监督作用，程度上要比询问严厉得多。

第五章中央政府

1、什么是议行合一？119页

1、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相对，指国家机关重要工作的决议和执行统一进行的制度。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国家机关间工作关系上的体现。

2、“议行合一”是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和总结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并在苏联加以实施。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该集行政权和立法权于一体的工作机关，它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并直接受到选民的监督和罢免。马列主义的“议行合一”原则和苏联模式对中国政府体制的建构有着直接的影响。

2、如何认识“议行合一”理论与我国政府体制设置的关系？

指导中国政府设置的“议行合一”原则可以归结为：

无论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的建构还是其立法与执政活动，都需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行政和审判机关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代表大会；人 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来自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他们在人大开会期间亲自参加法律的制定，闭会后返回各个工作部门贯彻执行法律

3、如何认识国务院的地位和性质？123页

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相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的。

国务院作为国家最最高行政机关，其性质是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管理的机关。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国务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需要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表明国务院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从属关系。

4什么是大部制

大部制即为大部门体制，就是在政府的部门设置中，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最大吸纳牍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

5、国务院的领导体制是什么？124页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负责制表现为：人事提名权、全面领导权、最后决定权、全面责任制。

国务院在实行总理负责制的同时，还实行两种形式的会议制度：国务院全体会议（由国务院全体成员组成，一般两个月或一个季度召开一次）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由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和秘书长组成）。

6如何认识我国立法体制中的行政立法？130页

行政法规：特指国务院为领导和管理国家各项行政事务，根据宪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基本特征是：

1、立法主体只能是国务院；

2、效力仅次于宪法和法律，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作为执行国家权力的手段，具有普遍的约束力，第六章地方各级政府

1、地方政府的类型有哪些？135页

中国：一是一般地域型地方政府（为了一般地域管理的需要）二是民族区域性地方政府（各民族团结和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三是城镇型地方政府（人口密集的城镇地区实施专门管理）

按照地方制度划分，可划分为行政地方政府、自治体地方政府、混合体地方政府;按设置目的划分,可分为一般地域型地方政府、民族区域性地方政府、城镇型地方政府； 按行政层级划分，可分为高层地方政府、中层地方政府和基层地方政府。

2、论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与同级党委、人大的关系。127页

地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的国家行政机关，都服从国务院，环切执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知识、命令和决定。同时，它又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必须接受上一级国家行政政机关的领导，执行上以及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对上一级国家行政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政府不同于地方各级权力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地方与同级党委的关系：

1、“党管干部”原则在各级政府中的运用

2、在政府部门中设立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的党组

3、地方政府各级工作部门同时还受到来自职能部门党组织的领导，党委对政府的领导得到双重组织制度的保证 地方与人大的关系：

1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 ○2基于权力授予关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

3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接受同级人民到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

3、县乡关系及存在的问题。149页

关系：第一，县对乡镇领导的核心机制是县委对全县工作的政治领导和组织人事领导 第二，县长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 第三，县政府和乡政府有直接的隶属关系

第四，县政府的各部门与乡镇府之间的关系，既有直接隶属于上级部门的条条关系，也有由乡政府和县对口部门双重领导、共同管理的条块关系，还有受县政府有关部门业务指导的隶属于乡政府的块块关系 问题：（1）县各种驻乡机构急剧膨胀，乡镇政权管理权能受到削弱（2）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政权争夺对下属机构的领导权

（3）县各职能部门和乡镇之间围绕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专业户的利益争夺加剧

（4）在支农资金管理和使用上，先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政权分歧严重

4地方人民政府的主要职权及其特点142页（1）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决议，以及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规定行政措施，发布决定和命令（2）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的工作（3）改变或者撤销所属各工作部门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下级人民政府的不是适当决定、命令（4）依照法律的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5）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6）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7）保护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8）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9）保障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的男女平等（10）办理上级国家行政机关交办的其他事项

（2）特点：派生性、区域性、法定性、强制性

第七章司法制度

1、政法委的功能158页

1、党内联席会议制度（政法各部门之间存在重大分歧，经协商未能解决，请示党委政法委员会予以协调，或者党委政法委员会认为应当协调的重大疑难案件和其他事项，通过召开政法各部门有关领导联系会议进行研究、协调解决的工作方式）

2、执法检查监督制度(执法活动中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

3、协管干部制度（是指各级政法委员会协助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对政法部门领导干部进行考察、任免、管理的一种干部管理制度）

2、法院的职权162页

1、司法审判权

2、法律制定权

3、行政裁判权

4、司法行政权

3、我国法院和检察院的组织体系是什么？（166页）

法院：中国的人民法院的组织体系分为四级，即设基层、中级、高级和最高人民法院，并设军事、铁路、水运等专门人民法院。

检察院：我国检察机关组织体系的设置实行与国家行政区划、权力机关体系、审判机关体系以及检查工作的需要相一致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专门人民检察院

4、如何认识我国司法体制设置与地方保护主义的关系？

第八章国家与社会关系：从全能主义到国家统合主义

1、全能主义与统合主义的概念185页

全能主义：国家权力不受法律和道德约束而渗透到社会的每一角落。统合主义：强调政府通过与相关利益者直接对话、谈判和协商来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

4、我国一体化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如何形成的？174页

1、国家对城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

2、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

3、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

4、如何评价党—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体化模式179页

（1）（2）（3）（4）（5）（6）（7）强大的政府动员能力

社会成员高度依赖具有行政功能的单位

社会的自治和自组织能力差，社会组织结构呈现“蜂窝式状态” 社会缺乏中间阶层的作用

社会生活被高度政治化和行政化

身份制度使得社会流动困难，社会结构僵化 缺乏自下而上的沟通机制

5、中国民间组织的特征。184页

（1）（2）（3）（4）（5）民间组织的发展，有赖于自上（政府）而下的拉动和自下（民间）而上的推动 民间组织是上下合力的结果

与官民两重性相联系，民间组织不够规范 民间组织的中介性质

民间组织正在走上成熟，民间化色彩不断加深

5、如何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体制的政治性质与单位功能？180页

经济改革导致社会主体分化 改革促使社会结构分化

经济改革以你了剧烈的利益分化

第九章政治与市场关系

1、利益集团的概念与类型（206页）

概念：是以影响政府政策或行动为目标的组织化社团。类型：第一，机构型利益集团 第二，公司型利益集团 第三，社团型利益集团 第四，无组织型利益集团

2、利益集团如何影响公共政策？如何治理利益集团？209页

1、是部门利益国家化、制度化第一，改革政府体制、立法体制

2、阻碍公平竞争第二，完善市场机制建设

3、制造社会不公 第十章中央——地方关系

1、如何认识中国政府结构中的“条块关系”？

2、如何认识中国中央—地方之间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3、如何认识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关系中的二元化结构？

4、什么是经济联邦制？

结语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1、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2、国家能力与有限政府的内在逻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