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严与实 观后感

第一篇：周恩来的严与实 观后感

《周恩来的严与实》观后感

13生物技术班

吴娟

从前对于周恩来总理的印象就是他长得英俊潇洒，是个美男子，而且他很受百姓的爱戴。这次和支部的小伙伴一起看了《周恩来的严与实》的纪录片，我更加喜欢周总理了，简直就是国民男神啊。

我想去看看总理家院子里的那棵腊梅，百年古树，历经沧桑，就像周总理高尚的品德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耀眼夺目。

周恩来身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洋溢着浩然正气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严与实的高度统一。是啊，无论我们把理论搞得多高深严谨，关键还在于实践，在实际工作一点一滴中“严”起来、“实“起来，切不可把严与实当口号束之高阁。所以，从周总理“严实”的品质与现实某些所谓公仆的“严实”的缺失相对比来讲，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和真作为才是检验“严与松”、“实与虚”的唯一标准。

周总理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己、为身边人立规矩，自我批评深刻，制定的《七条我的修养原则》、《十条家规》、《六条党员守则》近似苛责，即使身边最亲最爱的人一样不能逾越政治规矩的红线。管好自己的同时，管好自己的亲属及身边的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般感染旁人，让这种好的规矩成为一种习惯，让习惯成为美谈，一直传扬至今。可从目前落马的高官来看，这种规矩和自身的约束不但没有，反倒利用这种身份的便利条件，夫妻间、父子间双簧式的表演，利用各种手段、人民赋予的权利等便利条件牟取利益，最终极大损害国家利益，个人受到法律的严惩，走向人生的牢笼。对自己子女的溺爱下不去手，对枕边风失去免疫力，这只能是自己没有对自身约束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稳坐在最强风暴的风眼之中，淡定自若地“谈政治”、“讲大局”，熟不知道身边的不正之风已经以强大的破坏力波及自己的行政轨迹。

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向周总理学习，学习他公私分明，他说权利的人民给的，从不滥用职权；学习他不搞小团体，团结合作，密切联系群众；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名服务；学习他生活朴素，作风正派。

第二篇：《周恩来的严与实》观后感

《周恩来的严与实》观后感

近日，我有幸观看了《周恩来的严与实》教育片，周总理一生讲严求实、严实相济的优良作风和政治品格深深感动了我。他身上展现出的以身作则，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从不逾越组织原则、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崇高风范，是现今每一名共产党员学习实践的榜样。

周总理严格要求自己，为己、为身边人立规矩，自我批评深刻。他制定的《七条我的修养原则》、《十条家规》、《六条党员守则》近似苛责，即使身边最亲最爱的人一样不能逾越红线。身为国家总理，在乘车迎接外宾时，他能够自觉地把前往理发店理发算作私人事情，自己从工资中支付这段路费，可见他并未因身居高位而放松要求，依然公私分明，不欺骗组织，这是当今我们所有党员干部学习的典型。在现实工作中，我们也应当时刻严格要求，抵制公车私用、私自占用公共利益行为，自觉约束自己，做一个干净的人。

周总理严守党和国家机密，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体现在家人身上。尽管邓颖超是他的妻子，又身为中央委员，不该她知道的周总理绝不会透漏半个字，这充分体现了党员干部‚保守党的秘密、保守国家秘密‛的庄严承诺。在管好自己的同时，总理也注重管好自己的亲属。他的两位亲属已经参军数月，总理得知后不是为他们高兴，而是首先审查他们参军是否符合要求，不符合要求的一律要求退出军队。时刻教育亲属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都不准打他的旗号，这就是周总理的治家规则。这种家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般地感染旁人，让这种好的作风成为一种习惯，让习惯成为美谈，一直传扬至今。想想当前一些落马的高官，这种自身的约束不但没有，反倒利用职务便利，与亲属采取各种手段牟取利益，对身边诱惑失去免疫力，严重违背了党员应有的作风。

周总理理想信念坚定，始终心系人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这两句话道出了总理远大的理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他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一切都要为人民服务。越是职务高，越要严要求。他把自己当作人民群众的勤务员，把人民群众看作自己的衣食父母，用其毕生心血兑现着誓言，鞠躬尽瘁。身为国家总理，他带头平坟，为老百姓腾出了耕地，为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家乡人民寄给他的糕点，他一一退还，并支付费用，不愿让乡亲们有负担。这些看起来虽然只是小事，但却体现了周总理崇高的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

‚到基层调研要‘真’，要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这句话道出了总理真诚的为人处事原则，对当前各级领导干部开展调研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领导干部与群众相处最基本的是真诚，真诚地与他们交流，真诚地对待他们的诉求。领导干部要善于走出办公室，到基层与群众拉家常，了解群众的真实意愿，摸清群众的所思所想，用诚信取信于群众。要沉下身子，放下架子，对于群众反映的事项，能够办理的，尽快解决，不走弯路;暂时不能办理的，要向群众解释清楚，不让群众误会。要扎实做事，诚实做人，时刻谨记自己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

周总理身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洋溢着浩然正气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严与实的高度统一。

周总理骨灰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今天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纪念他，但是我们每个人心中都会怀念他，周总理将永远是党员干部做人做事的楷模。

认真看完《周恩来的严与实》宣教片，不知道什么时候眼泪从眼角滑落到了腮边，为周总理勤俭朴实、严于律己、踏实办事的一生而真诚地感动。回到办公室，备受感染的心久久不能平复，所以多年没有写过观后感的我，想写下点什么来纪念为我们党、为我们国家奉献了一生的好总理。

回头想来，记得小学和初中语文课本里周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中身上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一件珍贵的衬衫》和《温暖》中对普通群众的关怀和对普通劳动者的尊敬、《一夜的工作》中日理万机背后的勤勉与辛劳，《十里长街送总理》和《周总理，你在哪里》中人民对总理的爱戴与怀念„„

周恩来身上，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和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洋溢着浩然正气和独特的人格魅力，集中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严与实的高度统一。是啊，无论我们把理论搞得多高深严谨，关键还在于实践，在实际工作一点一滴中“严”起来、“实“起来，切不可把严与实当口号束之高阁。所以，从周总理“严实”的品质与现实某些所谓公仆的“严实”的缺失相对比来讲，用实际行动表明态度和真作为才是检验“严与松”、“实与虚”的唯一标准。

榜样力量的塑造与缺失的今昔对比

从困苦与艰难中走来，方知今日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周总理从良好家境到出国求学，再到参加革命，再到新中国的建设，每一步走的都很艰难，但是每一步都充满信心。艰难中不是他感觉艰难，而是为了改变大众的艰难而勇往直前、挑战艰难的精神。在不同时期的磨砺与历练中，逐渐走上能救中国的道路，甘当绿叶，为党和国家做好每一件事情，将毕生的精力都扑在救中国、发展中国的道路上，鞠躬尽瘁，是全体中国人和全世界人民的楷模。

周总理严格要求自己，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为己、为身边人立规矩，自我批评深刻，制定的《七条我的修养原则》、《十条家规》、《六条党员守则》近似苛责，即使身边最亲最爱的人一样不能逾越政治规矩的红线。管好自己的同时，管好自己的亲属及身边的人，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般感染旁人，让这种好的规矩成为一种习惯，让习惯成为美谈，一直传扬至今。可从目前落马的高官来看，这种规矩和自身的约束不但没有，反倒利用这种身份的便利条件，夫妻间、父子间双簧式的表演，利用各种手段、人民赋予的权利等便利条件牟取利益，最终极大损害国家利益，个人受到法律的严惩，走向人生的牢笼。对自己子女的溺爱下不去手，对枕边风失去免疫力，这只能是自己没有对自身约束的冠冕堂皇的借口！稳坐在最强风暴的风眼之中，淡定自若地“谈政治”、“讲大局”，熟不知道身边的不正之风已经以强大的破坏力波及自己的行政轨迹。

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周总理的政治素养和党性修养就可以把各种炫耀、诱惑和职务之便牢牢用政治的封条封存起来，那是因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同亲手建立了我们的党和国家，得知打江山不易，坐江山更难，制度的建立者不能带头破坏规矩，否则怎么服众；深知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所以一切都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光想着自己，而是越是职务高，越要严要求，努力成为别人的榜样，而不是挥霍任性地使用权利，否则就会加速走向政治生涯的终结点，走向寸步难行的泥淖之地，走向万丈深渊，走向一去不复返的黑洞，留下的只有一片唏嘘与一个个反面教材，成为历史的尘埃，永远是被扫除的对象。

一首歌的感动与两本书的珍藏往事

1976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逝世后，歌唱家郭兰英怀着深切悼念之情演唱了《绣金匾》，给了它新的解释，特别是将第五段词改填为：“三绣周总理，人民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您。”把歌曲引向高潮，深深打动了亿万人民的心。

在2008年纪念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大型音乐会上，80高龄的郭兰英再次用饱满真情的歌声诠释了这首歌，当笔者因缘巧合看了这段视频之后，和视频中泣不成声的郭老、受感动的现场嘉宾一样落下了热泪。赵朴初说的父母去世三年之后也就过了哀痛了，而他不是。为什么总理走了这么长时间，我们一代又一代人还在怀念他？为什么他没了8年之后才出生的我还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而感到他的伟大？因为他把旧中国所有的苦难都装在了自己的肚子里，用尽身上每一个细胞去救助、温暖、感化、感染、号召每一个人，哪怕是生命最后的吼声。这也许就是一个纯粹、高尚、崇高的人所具有的人格魅力永远会触痛人性善良的一面所致，这是一个拥有文明信仰精神的人类情感的代代相传，相信这种精神与情感的传递会连续不断地传下去，因为这是我们国家的精神财产和传家宝，我们不能丢，也丢不起。我坚信，多年之后，我们的后代还会继续学习他身上所拥有的一切优秀品质，音容宛在，永世难忘！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不知何时，家里多了两本《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说是两本，其实一本是黑白的，一本是彩色的，内容一模一样。父母文化水平很低，书到底从哪里来，谁也说不清楚。但是我知道，周总理是伟大领袖，我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包好了放在书架最里面藏了起来，去外地读初中临走之前，我带上了同学送我的礼物的同时，把这两本书放在了箱子下面，后来一直锁在我的书桌抽屉里。高中晚上学习累了，我拿出来看看，其中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周总理拉小推车，那个姿势一看就是真用劲了，绝对不是偶遇扫大街、坐公交偶遇那么让人觉得很假。

来山东上大学临走之前，我再三叮嘱我母亲要把包括这两本书在内的一摞别人谁都不许碰的宝贝要保管好。后来听说母亲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后放在了被垛里。去年过年回家，母亲把我留下的东西一样一样翻出来给我看，我又把这两本书翻了一遍，保存完好。当我问奶奶认识不的时候，她说：“周总理怎么不认识，原来咱家还有画像呢”。仅接受过两年启蒙教育的奶奶接着又把封面上的几个大字慢慢地念了一遍，还问我对不对。我当时就觉得，都未曾谋面，时间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几代人还记着周总理那光辉的一生，这不应该说这不是一个传奇。

写到这，我想起了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周总理骨灰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今天我们找不到合适的地方纪念他，但是我坚信，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都应该有个位置来怀念他，学习他泰山一般雄伟的人生所坚守的信条，周总理将永远是我们任何工作的楷模。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真该内心深处真真正正地接受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教育，见贤思齐，以周总理为榜样，不断完成当初入党宣誓时所讲誓词内容的心历路程。当我们身边周总理一样的为民人服务的人员越来越多时，我想，我们的最高理想终将会实现。

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们要以周恩来总理精神为镜，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工作，真诚友善做人，践行好“三严三实”，系好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第三篇：2016专题教育片《周恩来的严与实》观后感”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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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观看了专题教育片周恩来的严与实。本片配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拍摄制作，采撷历史的片断与故事，展示了周恩来的伟大品格和崇高风范，生动诠释了周恩来的严与实。结合片中周总理的三句话，谈谈几点感悟。

“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这句话道出了总理坚定的理想信念。信念是一个人的精神支柱和前进坐标，是理想和意志的融合，是精神和品格的交汇。一个人，只有有了坚定的信念，人生才有根基，心灵才有家园，生活才有乐趣。我们要深刻认识教师的特殊身份，继而坚定理想信念。从学校到村小既是一个巨大跨越，也存在巨大的反差，到了艰苦的环境中，容易让一些人的精神垮掉，有无数的理想都不能坚持，而被世俗融化。我们必须克服浮躁情绪和功利思想，有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在艰苦的环境中经受住锻炼;从全面参与农村教育实践活动中坚定理想信念。要积极主动深入到具体的教学工作中去，把理想、信念和实践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感到有许许多多的政策需要我们去研究，有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让这一段经历成为人生的宝贵财富，达到磨砺心智的目的。

“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学会两条腿走路，都要设想一下对立面，否则就容易片面”。这句话道出了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只有实事求是了，才能让主观符合客观，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和进步。作为一名教师，虽然权力有限，地位低微，但是更需要务实的精神。在村小一线工作，更需要懂得什么是实际，什么是群众，做工作不能敷衍了事，不能应付形式，不能机械传达，而要深入广大村民，和村民学生融入成一片，真正听取他们的呼声，反映他们的意愿，及时发现群众的问题，主动解决他们的困难。帮助群众，服务村民，事无巨细，帮他们，帮他们化解矛盾也是帮助，甚至是一个微笑、一句招呼也是帮助。

“到基层调研要„真‟，要防止别人把我们封锁起来”。这句话道出了总理真诚的为人处事原则。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基本的就是真诚。与群众相处最基本的也是真诚，真诚地向他们学习，真诚地与他们交流，真诚地对待他们的诉求。要从基层基础学习，尽快转变角色，拜群众为师，向群众学习;要沉下身子，放下架子，把自己看做一名普通的人，走出办公室，到田间地头，与农民拉家常，与群众话发展，了解农民的真实意愿，摸清群众的所思所想所盼，拉近与农民群众的距离，用诚信取信于群众。群众反映的事项，能够办理的，尽快解决，不走弯路;暂时不能办理的，要和群众说清楚，不让群众误会。既为教师，就要时刻谨记自己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也是真诚。

作为基层一线工作者，我们要以周恩来总理精神为镜，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工作，真诚友善做人，践行好“三严三实”，系好我们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第四篇：周恩来的严与实

我党从成立之初，因党员的出身和成分的不同，党内就一直存在着无产阶级思想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周恩来不仅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而且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这种恰当的方式方法来加强我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肃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总之，周恩来非常重视从思想上建党，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不但加强了党的无产阶级思想教育，还极大提高了党的纯洁性。

二、团结了民主党派、改造了知识分子

周恩来的统一战线工作是周恩来在马列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为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各个时期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而开展的一项特殊的工作。他巧妙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运用到这一实践中，既团结了民主党派又团结、教育、改造了知识分子。

三、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首次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运用于军队建设当中，这不但提高了军队的士气，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对当时的战争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有效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到人民军队建设中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24年，周恩来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其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为新建立的军队培养具有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军队干部。周恩来把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灵活的运用过来，有效地将军校的政治工作开展起来，并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不但在黄埔军校建立党团组织，成立了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还出版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共军人》，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革命军人的政治思想觉悟。

1925年2月和10月，周恩来两次将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到东征军中，东征均取得重大的胜利。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是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学生军去的。1925年2月4日，周恩来曾对广大官兵说：“此次军校出发，是为人民解除痛苦而来。”①由于周恩来在军队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东征军士气高涨，战斗力极大增强，第一次东征胜利。1925年10月5日，东征军再次出发，此时周恩来担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

周恩来不但在平时的学习、训练中注重对学生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在激烈的战斗中亦是如此。在惠州一役中，周恩来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一边指挥部队作战，一边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周恩来用言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教育、鼓舞广大官兵，他的思想政治教育极大地鼓舞了军队的士气，第二次东征胜利。

对于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国军队所做出的贡献，毛泽东这样评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耳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致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5]

综上所述，关于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贡献，不仅仅体现在党的工作中、统一战线工作中、军队建设中，还体现在民族工作、外交工作等领域。

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30多年了，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对他的敬仰与怀念反而与日俱增。在周恩来光辉战斗的一生中，他不仅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而且在党的思想政治理论创新上颇有建树。今天，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周恩来同志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对于探索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刚柔并济——

原则性与灵活性协调统一

周恩来多次论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原则性问题要斩钉截铁，但又要灵活，不要咄咄逼人，要使人感到我们是诚恳的。在复杂的战争年代，周恩来积极致力于做各方面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在争取非无产阶级分子和瓦解敌人方面，将此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同许多国民党元老和高级官员，虽然在政治上是水火不容，但在生活和个人交情上他都以各种方式和途径与他们进行广泛接触，真心实意地争取他们弃暗投明，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来。

在周恩来的一生中，他的原则性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的灵活性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坚持刚柔并济，针对不同条件、不同场合，采取不同的标准和方法。

求同存异——

善于倾听各方面不同意见

周恩来历来重视听取不同的意见，他说：“有不同的意见的人跟我们来讨论、争论，真理才能愈辩愈明。”他认为在任何时候对于不同的意见，都要进行细致的分析比较，把别人好的意见吸取过来，思想才能发展，真理才能发现。在进行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周恩来总是认真仔细地倾听，并借助自己言语的引导，真正“听”出对方所讲述的事实和当时的心情。思想政治教育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者是否真正把握了受教育者传达的重要信息，并据此进行有的放矢的解疑释惑。

明人以理——

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

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真正说服人？周恩来曾提出：“要想把领导者的觉悟、领导者的智慧变成群众的力量，需要经过教育的过程，说服的过程„„”说服并不是我“说”你“服”，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循循善诱，真正从思想上使教育对象提高认识，心悦诚服。

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凝聚人心，它必须靠真理的力量去说服群众。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受教育者不接受怎么办？周恩来说，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等待的态度并非消极，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积极的，因为等待仍是在做工作，只要思想政治教育者不放弃努力，总会慢慢地影响受教育者，并促其发生变化。

以情动人——

用伟大人格凝聚人心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者不能单靠口头说教，更要靠自身的人格和品格去引导受教育者。所谓“打铁先需自身硬”，思想政治教育者只有具备高素养、高境界、高品格才能很好地胜任这一工作。

用自己崇高的人格去感染人，这正是周恩来思想政治教育的魅力所在。早在1926年，他从事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时，就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指出“政治工作人员本身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够做全体官兵的模范„„”

周恩来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他必定率先垂范，反对别人做的事情他绝对不做。正是这种崇高的人格魅力，使凡受过他教育的人，无不产生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亲和力和凝聚力，其教育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张弛有度——

批评人与理解人相结合

批评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批评是为了改进，而不是为了让人难堪。周恩来很注意批评人的方式和策略，无论对任何人，他都站在与对方平等的位置上，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周恩来在批评人的时候更多的是在精神上理解支持，在物质上给以补偿，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从不高谈阔论。

在现实工作中，如果出了差错，周恩来总是严于责己，主动承担责任。周恩来批评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批评人的同时做自我批评，周恩来的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其教育意义尤为深远。（何祥林 陈 哲）

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

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

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第五篇：学习《周恩来的严与实》的心得

周总理的严与实

【一】严以修身

（1）坚决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

在筹备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制作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政府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之后，不批，还批评了有关同志。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是老式旧平房，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且光线阴暗。早在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改建和扩大，周恩来不同意。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曾经打掉室内间隔，稍加修理，多添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

后来，又有人建议盖一座政府大楼，把国务院开会用的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都解决。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提到，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排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不久有关部门再次提起修建政府大楼的事，且呈出了设计图纸。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一天晚上，他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要盖大楼的情况。周恩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

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不是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又一次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郑重地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2）为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从外地回京后，一进门发现房间里新添的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便立即退了出去，找主管同志严肃询问：“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样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他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说后，总理便住到他经常办公和接见外宾的钓鱼台去，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凡是能搬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他才搬回家住。此后，他的房间再也没大修过。

修房子我是同意的，也有责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我和行政秘书何谦同志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我和何谦听后又感动又不安，当即做了检讨。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说：“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二】严于用权 让侄子一辈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婚礼是在伯伯的西花厅家里举行的。周恩来和邓大姐两位老人家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毛料裤子，没有置办新的东西。

周恩来笑着对两个年轻人说：“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也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周尔辉就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感到很光荣。

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照顾新婚夫妇在一起，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

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在淮安工作，对他们夫妇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周恩来又说服钢铁学院领导同志。

最后，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周尔辉和他的妻子仍在淮安中学当教师。

【三】严于律己 私事要花个人钱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照相馆照了相，准备出国时送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要工作人员前去结账，硬要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另有一天，周恩来要接见外宾，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老杨要记账交费。他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

1964年初秋蜜橘收获季节，发生了一件感人事情。有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礼宾司认为赠礼，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或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周恩来公私分明，礼宾司只好服从照办。那个时候，总理的银行存折只有 400元，怎么担负得起昂贵的远程航运费呢!后来，礼宾司同志想出办法，把蜜橘托别人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非常感动。

【四】谋事要实

不允许“估计”“大概”“差不多”

周恩来的工作一丝不苟，非常细致，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开会讨论经济工作，秘书要用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随时计算回答他提问的百分比。遇有审查国家计划、财政预决算时，还得从计委借来一架手摇计算机，搬到周恩来对面的办公桌上，帮助计算多种数据。他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人家回答“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更不允许不懂装懂。

1961年，他为全国人民的吃粮问题日夜操劳着。

有一次，他患病在服药，还在办公桌前打算盘：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给哪个省调人多少？邓大姐心疼地对他说：“你掉到粮食堆里出不来了。”

另一次是核实粮食定量，周恩来在这一天已经连续工作 17小时了，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保健护士郑淑云前去送药，心疼地忙向总理建议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又说：“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

【五】创业要实 警卫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淮海战役也以我方获得全胜而告终。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

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

他考虑得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六】做人要实 病危中的呐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这是一起恶毒的大阴谋。

9月20日，北京 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或许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那是他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周恩来还要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浏览了一下稿子，用颤抖的右手，提笔在首页纸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写毕交还工作人员保存。在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党内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 1932年，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诬蔑周恩来所谓“脱党”的事件。对此，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党中央曾设法在报上辟谣。实际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发表于 1932年 2月 27日，而周恩来早在 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1943年延安整风，中央座谈会对此作出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周恩来 1967年 5月19日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年6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专题报告，并录了音，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按毛泽东的意思，还要求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保存一盒录音带，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段历史。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并没有下发各地收藏。这次报告周恩来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里交代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由此也可见当时周恩来的远见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