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从治民到治权编辑

第一篇：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从治民到治权编辑

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从

治民到治权编辑

改革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词，落点仍在“改革”、重点却在“深化”，但前提在“全面”。与以往“改革”更多与经济领域联系在一起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深改”时代，法治领域的改革更为引人注目。

今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贯彻实施分工方案》，第三次会议又审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在已确定的司改六省市中，上海已经先行。

法制是痛定思痛的选择

对中国而言，“法治”是个西方舶来品。“法治”目标的确立，也充满了波折。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找不到法治的种子，有的只是法制工具主义这个“刀把子”。一千多年极权社会的历史画卷中，有君权无民权，有臣民无公民，有人治无法治。故而特权横行，权利不张，民众饱受奴役。正是基于臣民心态，古人才会将治国希望一味寄托于明君贤臣，到头来却总逃不过“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律。

到了近代中国，法治作为人治的替代方式，开始进入“试验期”。这一路走来，几经反复更张，几多彷徨退却。谓之“饱经风雨，坎坷曲折”丝毫也不为过。

1949年9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新政协会议”在“政治协商”后宣告成立。而对于法治的需求，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迫切。是斯大林的先后三次建议，最终让毛泽东、刘少奇等在1952年底下定决心召开全国人大并制宪。毛泽东还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带领一群由若干党内秀才和著名宪法学家组成的队伍，数易其稿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9月中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为他领导起草的宪法站台时说：宪法不是天衣无缝的，总是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是这样说过。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没有看过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都可以提意见，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能过得去的，那就不要改了。如果没有意见，就付表决。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毛泽东的率先举手下，全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称“54宪法”。

但宪法的通过和宪法的适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54宪法”在“文革”中被“75宪法”所取代，共和国有“法律”之名且得到有效施行的，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了。这就是历史学家唐德刚所戏称的“两部法律治天下”的由来。

没有法律，如何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管治呢？

在人治与法治之间，没有法治就是人治。至少迄今为止，人类还没有找到第三条道路。

也正因为在共和国的前30年里，因缺乏法治所导致的人为灾难太过深重，才有1978年开启的法制恢复重建。刚从法治虚无中走出的中国大量需要立法，需要秩序，需要稳定，需要一种可以籍由法律而实现的可预期的生活。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着重提出的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立法等工作”。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字方针中，“有法可依”是第一位的。

法治是社会转型的必然

1978年，法制恢复重建几乎与改革开放同步启动。靠法制而不靠人治的理念，把中国带入了一个立法时代。1979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甚至一口气就通过了七部法律。经过30多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终在上届全国人大被宣告“已经形成”。

如果说“还是搞法制靠得住些”是痛定思痛的选择，那么法治则是中国社会内在结构发生变化之后的必然趋势。法制与法治虽是一字之差，却截然有别。“法制”，顾名思义，是指法律制度，指向的是静态意义上的法律形态;“法治”强调的则是通过法律的有效治理，指向的是活的法律在动态运作中的功能实现。“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完备的法制，也要变成活的法治才能使法律规则深入人心。

从文本上观察，由法制到法治，中国走了20年。法学家们形象地把“法制”称为“刀制”，而将“法治”称为“水治”。刀者，专政工具;水，则寓意“法之公平”。“刀制”的要害在于握刀的人，用好了，于国于民是福;用不好，则遗祸无穷。“水治”的核心在水所寓意的公平，谁来达到公平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公平是可以期待的、具有高度确定性的结果。

1997年，执政党的中央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依法治国”，并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涵义。“依法治国”同时被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两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全国人大九届二次会议上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法治”终为国家根本大法所确立。

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渐次推进，背后却是中国社会内在结构的巨变。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社会转型上突出表现为：从一个安土重乡型社会过渡到流动无根型社会，从一个一元化社会过渡到一个多元化社会，从一个臣民社会过渡到一个市民社会，从一个单位社会过渡到一个社区社会，从一个熟人社会过渡到一个陌生人社会。熟人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以血缘、伦理、情感等来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秩序;而陌生人社会则是一个契约本位的社会，它以外在于人情、血缘的契约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中国在经济上的迅猛发展，城乡人口流动的加速，促使原有的熟人社会快速瓦解。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农民与市民的关系，老市民与新市民的关系，多是在彼此陌生的状况下发生的。一个浅显的例子：我们为什么会把辛苦赚来的钞票交给银行柜台里陌生的小姑娘或小伙子?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信任这些陌生人，而是因为我们信任建立在我们与银行之间的储蓄合同关系，并相信国家会保障这种合法的法律关系的实现。

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已不大可能借助于旧有的秩序维系方式—如道德、伦理、宗法、情感等—来调整。法治正是在这一宏大的背景下为社会所强烈呼唤。熟人社会是身份之治，本质是人治。

英国著名历史法学家梅因曾言：人类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国也在加速走向“契约之治”，法律就是体现多数民意的契约。中国无法不选择法治，因为社会转型的大趋势已无可逆转。

陌生人社会也在促使国人从“耻讼”走向“为权利而斗争”。“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在“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诉讼解决争端的人总跟“刁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句恶毒诅咒佐证了弥漫在民间的“耻讼”心理。热播的《离婚律师》中，也集中展现了两代人的诉讼观。女律师罗鹂的母亲就对女儿替人打离婚官司很不能理解。在家庭争议之外，这位母亲还以她的“金牌调解”形象到处劝告当事人放弃打官司，并收获了一批“粉丝”。

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的离婚诉讼还是在逐年递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今天，和解和诉讼还将同时并存。只不过，司法才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治改革从司法改革切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要通过个案正义的实现，逐渐树立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让陌生人社会也拥有定纷止争的制度保障，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众福祉。

法治的本源是治权而非治民

和“法制”与“法治”截然有别一样，“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也是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前者是党和政府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后者是国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规范和监督公权力管理国家。

要建设法治，必先规范和约束公权。依现行宪法的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权力代行者，这种公权力，必须经由法律的授予。这就是法治的基本准则之一，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

从国家理论来说，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保障。权利并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而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公民权利以利益为基础，自由为前提，主张为取向。国家权力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国家强制力为支撑，国家权威为追求。因而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只能也必须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换言之，政府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它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幸福的、美丽的和平安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民众的福祉。

然而作为工具的公权力，却是柄双刃剑，既可护佑民众，亦可侵害民权。法治就是迄今为止能够防止公权凶猛的“最不坏的办法”，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官与权不可分。“官者，管也。”管则需权，有权则需设官。但权力又天然具有诱惑与腐蚀性。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如果权力滥用不能被法律所遏制，一切美好的目标都将是镜花水月。因此，必须用法治为权力划出边界，为权力定下规则，为权力套上“紧箍咒”。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有媒体调查显示，民众对十八大报告印象最深的，就是此句。这实则也寄托了众多公民对限制公权与反抗特权的期待。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法治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法律能不能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之不能为恶。

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终难以落到实处，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阻挠。

有人顺应法治潮流，也有人逆潮流而动。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有法不依、权责不

一、权力骄横、官不悔判等等“反法治”现象仍然存在。总有少数官员固执地抱持“法制工具主义”，把自己排斥在受法所制的对象之外。10多年前，还有某基层官员对媒体宣称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种权力本位的观念，急需被责任本位所取代。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在反腐败上不遗余力，尤其是“大老虎”纷纷落马，大快人心。这也是推动法治的另一种形式。没有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从***案及众多“大老虎”的落马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聚焦法治，也是执政党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一个可兹观察的视角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召开了四次四中全会，除十五届四中全会关注国企改革之外，其他三次均聚焦党建。以“依法治国”为四中全会议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中央政治局会议给出的理由是，“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

随后，“第五个现代化”的提法不胫而走。这是自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明确建设“四个现代化”以来，执政党对国家建设战略目标的重大调整。“依法治国”从过去单纯的治国方式方法提升到了“既是手段也是目标”，并伴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出，获得了独立地位。

而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或将是下一步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关键议题。

转型期的中国，陌生人社会逐渐降临，熟人社会尚未解体，法治与人治还将继续共存下去。就像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着巨石到山顶，中国人也在日复一日地寻找法治的真谛。这种寻找也许并不会有立竿之效，但法治意识的培养与提升，从来都是润物无声。

当然，仅凭执政者的道德勇气和个人担当是远远不够的。对权力的制约不仅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更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当今之中国，公众并不缺乏维权与护法的热情。所缺的，其实是制度化的监督管道和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道理还是“窑洞对”中的老话，“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法治不彰，努力不止。这既是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富强、民主、和谐、幸福中国的必由之路。

第二篇：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法治信仰，是发自内心地认同法律、信赖法律、遵守和捍卫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法治一旦成为一种信仰，才能内化为人们的行为准则，人们就会长期持续、自觉自愿地遵守法律，把依法办事当成自己的生活习惯。

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深入，我们的法律条文越来越完善，人们对法律知识的了解越来越丰富，但为什么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中还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为什么法律悬空、制度空转现象依然存在？原因就在于对法治的信仰没有真正树立。对于执政者来说，法治信仰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基础。只有对法治有着发自内心的信仰，才有可能形成法治思维，才能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方式。对于一般公民来说，法治的根基在于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法治的力量在于人民真诚的信仰。只有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中，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习惯，才能源源不断地释放规则的正能量。

事实证明陋习可以通过法治有效破解。法令行则国治。“喝酒不开车”成为公众的普遍行为准则，这是立法、执法、司法机关共同努力将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结果，也是全民普法取得成效的实证。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法律手段讨薪的农民工、活跃在决策听证会上的市民、按照信息公开程序查看政府“账单”的网友、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等，正凝聚着法治社会的精神与力量。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红灯面前一窝蜂的“中国式过马路”、“信访不信法”、“走关系”强于“走程序”、拼实力不如“拼爹”等现象并不少见，法律悬空、制度空转的背后，则是法治精神的缺失。

管用的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仰不会凭空而来，让人民群众信仰法治，首先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法律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信仰法治能够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四中全会提出，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健全司法救助体系。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救济救助机制，畅通群众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法律渠道。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诚然，我们是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多管齐下，在全社会树立法治公信力。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遵守法律，用法律约束自己的行为，使法律平等执行，法治精神才能得以彰显，法治信仰才能得以塑造。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当权力运行与法律的规定不一致时，人们注重的不是写在纸上的法律，而是权力运行的实际规则。不管法律规定得有多么完备，只要权力凌驾于法律，人们就会信奉强权、不信法律。把治国理政各项事业纳入法治轨道，让权力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只有这样，人们才会见贤思齐，而不是以儆效尤。从而使人们相信，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诉求，通过法律程序就能得到合理合法的结果。当人们从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司法过程中感受到了公平正义，获得了切实帮助，对法律的信仰自然就会在人们心中、在全社会建立起来。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普遍信仰时，法治国家才能实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法治中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表明了党中央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我们期待全面深化改革这艘巨轮在法治的保驾护航下行得更稳更快更好，全体人民能最大限度地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生活。

第三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学习心得体会

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从治民到治权

改革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词，落点仍在“改革”、重点却在“深化”，但前提在“全面”。与以往“改革”更多与经济领域联系在一起不同，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的“全深改”时代，法治领域的改革更为引人注目。

今年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过。

1949年9月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新政协会议”在“政治协商”后宣告成立。而对于法治的需求，在当时看来并不那么迫切。是斯大林的先后三次建议，最终让毛泽东、刘少奇等在1952年底下定决心召开全国人大并制宪。毛泽东还亲自挂帅宪法起草委员会主席，带领一群由若干党内秀才和著名宪法学家组成的队伍，数易其稿拿出了一部宪法草案。

1954年9月中旬，也正因为在共和国的前30年里，因缺乏法治所导致的人为灾难太过深重，才有1978年开启的法制恢复重建。刚从法治虚无中走出的中国大量需要立法，需要秩序，需要稳定，需要一种可以籍由法律而实现的可预期的生活。因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着重提出的是“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和立法等工作”。在“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16字方针中，“有法可依”是

1997年，执政党的中央报告中首次出现了“依法治国”，并 现多数民意的契约。中国无法不选择法治，因为社会转型的大趋势已无可逆转。

陌生人社会也在促使国人从“耻讼”走向“为权利而斗争”。“世人惟不平则鸣，圣人以无讼为贵。”在“无讼以求”，“息讼止争”的传统文化中，寻找诉讼解决争端的人总跟“刁民”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好讼之子，多数终凶”，这句恶毒诅咒佐证了弥漫在民间的“耻讼”心理。热播的《离婚律师》中，也集中展现了两代人的诉讼观。女律师罗鹂的母亲就对女儿替人打离婚官司很不能理解。在家庭争议之外，这位母亲还以她的“金牌调解”形象到处劝告当事人放弃打官司，并收获了一批“粉丝”。

尽管如此，现实生活中的离婚诉讼还是在逐年递增。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在倡导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今天，和解和诉讼还将同时并存。只不过，司法才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治改革从司法改革切入，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要通过个案正义的实现，逐渐树立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让陌生人社会也拥有定纷止争的制度保障，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提升民众福祉。

法治的本源是治权而非治民

和“法制”与“法治”截然有别一样，“以法治国”和“依法治国”也是一字之差，天壤之别。前者是党和政府用法律来治理国家，后者是国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规范和监督公权力管理国家。

要建设法治，必先规范和约束公权。依现行宪法的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只是权力代行者，这种公权力，必须经由法律的授予。这就是法治的基本准则之一，对公权力而言，法无明文授权即不可为。

从国家理论来说，公民权利是国家权力的基础，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保

障。权利并不是来自于国家的恩赐，而是国家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依据。公民权利以利益为基础，自由为前提，主张为取向。国家权力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国家强制力为支撑，国家权威为追求。因而国家权力的存在和行使，只能也必须以公民权利的保障为出发点和归宿。换言之，政府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就在于它必须致力于建设一个和谐的、幸福的、美丽的和平安的中国，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民众的福祉。

然而作为工具的公权力，却是柄双刃剑，既可护佑民众，亦可侵害民权。法治就是迄今为止能够防止公权凶猛的“最不坏的办法”，也是世界各国普遍选择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官、依法治权。官与权不可分。“官者，管也。”管则需权，有权则需设官。但权力又天然具有诱惑与腐蚀性。孟德斯鸠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如果权力滥用不能被法律所遏制，一切美好的目标都将是镜花水月。因此，必须用法治为权力划出边界，为权力定下规则，为权力套上“紧箍咒”。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有媒体调查显示，民众对十八大报告印象最深的，就是此句。这实则也寄托了众多公民对限制公权与反抗特权的期待。判断一个国家有没有法治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看这个国家的法律能不能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使之不能为恶。

法治的实质是良法之治，有法律不等于有法治，只有制定良好的法律并得到全社会一体遵行，法律能够自动运转，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问题在于，推行法治触及执政者的根本利益，必然会遭到各种明里暗里的抵制。

很多“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始终难以落到实处，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阶层的强大阻挠。

有人顺应法治潮流，也有人逆潮流而动。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领域，有法不依、权责不

一、权力骄横、官不悔判等等“反法治”现象仍然存在。总有少数官员固执地抱持“法制工具主义”，把自己排斥在受法所制的对象之外。10多年前，还有某基层官员对媒体宣称自己“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这种权力本位的观念，急需被责任本位所取代。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在反腐败上不遗余力，尤其是“大老虎”纷纷落马，大快人心。这也是推动法治的另一种形式。没有对违法行为的惩处，法律就会沦为一纸空文。

从***案及众多“大老虎”的落马来看，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聚焦法治，也是执政党痛定思痛之后的选择。一个可兹观察的视角在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执政党召开了四次四中全会，除十五届四中全会关注国企改革之外，其他三次均聚焦党建。以“依法治国”为四中全会议题，是破天荒的 获得了独立地位。

而如何为中国的法治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让法律的切实施行不再成为难题，或将是下一步推进“依法治国”需要重点讨论和解决的关键议题。

转型期的中国，陌生人社会逐渐降临，熟人社会尚未解体，法治与人治还将继续共存下去。就像西西弗斯日复一日推着巨石到山顶，中国人也在日复一日地寻找法治的真谛。这种寻找也许并不会有立竿之效，但法治意识的培养与提升，从来都是润物无声。

当然，仅凭执政者的道德勇气和个人担当是远远不够的。对权力的制约不仅需要“以权力制约权力”，更需要“以权利制约权力”。当今之中国，公众并不缺乏维权与护法的热情。所缺的，其实是制度化的监督管道和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道理还是“窑洞对”中的老话，“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法治不彰，努力不止。这既是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也是一个富强、民主、和谐、幸福中国的必由之路。

第四篇：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西堡学校

樊万奎

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于10月20日召开，是我国一件关系民族发展振兴的大事，大力宣传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精神，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形成良好道德素养和思想品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发展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仍然存在，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挑战和冲击，削弱了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正确共识。为此，应大力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使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得到确立和弘扬，使假恶丑的现象遭到贬斥和抨击，让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大力宣传弘扬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鲜明的价值标尺，让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成为社会主流，从而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以良好的社会风气强化对社会思潮的引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激烈，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在全社会树立崇尚劳动的思想和精神，切实营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良好氛围，有助于在多样中求共识、在多元中立主导。

增强人们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当前各项工作都要为这一大局服务。应引导人们从这个大局出发思考问题，着眼大事、把握大势，识大体、顾大局，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形成以国家、民族、人民为重的共识。全体社会成员有了这样的共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就会自觉选择那些有助于服务大局的社会思潮，主动远离或摒弃那些不利于大局的社会思潮。

四中全会以来，我们清楚的看到了组织部门要结合职能职责，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组织工作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要在干部的考核评价、选拔任用、教育培训、管理监督等制度方面建立完善的体系，着力培养和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

干部是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单位发展的核心力量，需要我们组织部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挑选出最合适、最优秀的人才。全会对人才选拔提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要求，各级组织部门要建立集聚人才的体制机制，以更大力度推进“千人计划”“万人计划”。要抓住纠正“四风”问题不放，推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扎实开展。

干部选拔要用“望远镜”。都说俞伯牙与钟子期是知音，而组织部门选拔干部也是如此，没有谁天生就具备领导的才能，需要我们的组织在频繁的考察中看出员工的潜力，通过更多的历练来提升，因而对待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后备干部，要用“望远镜”去观察他们的言行，用“望远镜”去观察他们的潜质。

干部使用要用“显微镜”。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问题，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都需要组织部门在时间的长河中去雕琢，去打磨。笔者认为，这就需要我们在“显微镜”下提前看到潜在的可能，让生病的细胞在工具的辅助下干净、准确的清除，也是让“苍蝇”无蛋，“老虎”无窝。

干部提拔要用“放大镜”。细节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非常重要，当然倘若一辈子就是老百姓，有些缺陷不会为你的生活带来些什么，比如说喜欢占一些小便宜，它无非就是让自己身边的朋友少一点，让自己的口碑差一点，但是绝对不会出现上纲上线的可能，干部具备这样的习惯就会公权私用，就会以权谋私。“放大镜”的功用就是要帮助我们慧眼识英才。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大力加强法治建设。我们制订完善大量法律，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了国家和社会生活有法可依;积极推动法律实施，稳步推进司法改革，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合法权益;广泛进行法制教育，持续开展普法工作，提高了全民族法律素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总结新鲜经验、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任务，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如今，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就是规范和秩序，法治代表文明和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美好幸福生活，必须依靠法治。

第五篇：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

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心得体会：新思维 新变化

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依法治国唤起的制度力量，必将有力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保障。

对于最近一年间，经济发生的变化，企业家们的感受最直观。海南的一家大型农业种植公司营销总监吴诚说，政府行为更加规范、办事容易了：“随着政府的八项规定，我觉得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合作更规范了，政府给我们一些政策支持、项目带动，感触比较深。希望政府在管理权方面对企业还是要放权。”

企业家们希望政府放权、创造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这一点，从2013年到现在，正在逐步实现。中国国家发改委曾掌握很多重大项目的审批权，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张明伦说，他们在全面落实企业投资的自主权。

“除少数另有规定外，境外投资项目一律取消核准改为备案。我们测算，2014年中央层面的核准工作量将减少大约40%，再加上2013年比以前减少的大约60%，本届政府前两年中央层面的核准工作量总共大约减少了76%。”

下放权限的同时，今年3月份开始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使得企业注册登记的手续大大简化。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大众创业的形态

在形成：“今年我们进行了商事登记制度等改革，1到8月份，新注册市场主体超过800万家，带动了上千万人就业。就新注册企业个数来说，自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开始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同比增幅近60%，有人形容这是“井喷式”的增长，也就是说一个大众创业的形态正在形成。”

一些重要的领域也在放宽市场准入，比如，国企中石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让多家民营企业进入了原本壁垒森严的油品销售领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认为，政府的放权促使经济更具活力：“这一年最大的变化，就是三中全会决定中说的，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要发挥应有作用，这种清晰定位有助于市场主体发展经济、促进竞争的重大活力。原来受到的很多权力或者政府的不当干预在逐渐减轻、甚至取消，释放全民创业创新的活力和积极性。凡是政府法无禁止的即可为，给普通民众和所有企业决定自己生产、经营、消费投资包括迁徙的自由，这种限制的取消或者自由的赋予，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很多人用“中国经济进入了一种新常态”来概括目前的变化。今年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到“新常态”这个词。经济学家们认为，“新常态”的最大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其中一个明显变化就是经济增速从两位数降到目前的7.5%左右。中国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认为大家都需要适应：“看

中国经济的眼光要变化。大家习惯了高速度之后，好像稍微降一点，大家总把降下来的速度看作是不正常的，认为回到高速度是正常的，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国家处在经济增长速度的换档期，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就是要慢慢往下降，而且我们比其他国家在换档时要好。”政府宏观调控的新思路，也是要适应“新常态”，“不搞强刺激、大调整”，经济的新动力将是改革红利和民间的活力。在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看来，四中全会后，依法治国新举措的推行将规范政府行为，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这次全会主题是依法治国，将会在重大法制建设方面有重大突破，这对经济发展和改革来说，会进一步厘清政府和企业、权利和市场关系，这对未来释放改革红利、提升市场效力、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有重大意义，这将是非常值得期待和鼓舞的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