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形势与政策之反恐论文
浅谈恐怖袭击及对策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特大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态,表明恐怖主义已经超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底线,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与影响和平发展的强大阻力,被视为“21世纪的政治瘟疫”和地球面临地“十大危险” 之一,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国际、国内一些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也存在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反恐法律体系,采取与他国携手、共同应对,加强反恐宣传等形式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
如今,特别是进入2014年之后,我国也频繁发生恐怖袭击事件。1.黑龙江佳木斯恐怖杀人事件
2月14日,佳木斯市向阳区站前路一小区发生一起杀人案件,包括母亲、儿子、女儿、女儿的孩子及女儿男友在内的5人死亡。24日,一位亲属发现联系不上这家人,又打不开家中房门后报警。民警到现场后,发现5人死亡。2.昆明恐怖事件
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无差别砍杀事件。事件发生初期时媒体称之为“昆明火车站砍杀”,在人们没有任何警惕性情况下造成29死143伤,已有10名遇难者和多名受伤者名单被公布,名单还在持续更新中。
3.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当场造成39人死亡94人受伤。
我国为何和发生如此之多的恐怖袭击事件?
暴力恐怖事件的发生,有国际大背景,也有国内的原因。恐怖活动是一个国际问题,首先是针对西方的,但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西方敌对势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把恐怖祸水引向中国,利用境内外三股极端势力在中国制造事端。至今,西方政要还不时会见**、热比亚等分裂势力头目。如果说国际大背景难以控制,国内的事情是可以做好的,而且必须做好。在此必须提及“两少一宽”政策。就是八十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从此这一政策形成了我国的民族刑事政策。后来,这一政策上升成了法律。不能不说,这一政策副作用明显,产生了不良的政治效果和严重社会后果。有的地方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宽大无边,各民族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成了空话。这一政策实际上是为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犯罪行为开脱罪责,减轻或逃避惩罚。可以说“两少一宽”政策成了极少数民族分裂主义犯罪分子的“护身符”。对犯罪分子的宽大等同于对犯罪行为的纵容,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伤害。“两少一宽”政策加大了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刻意强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化、宗教化,助长了少数民族地区狭隘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还美其名曰落实民族和宗教政策,为极端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提供了生存空间。
面对如此频发的恐怖袭击事件,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一是健全反恐法律,为反恐提供法律依据。在相当长时间里,我国法律没有对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作出明确定义,这直接影响了对恐怖活动的打击和对涉恐资产的控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合作。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在反恐立法上迈出了第一步,为反恐指明了方向。
二是构建反恐体系,为反恐提供机制保障。早在1982年,我国就组建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这是我国反恐力量的较早雏形。2004年,公安部成立反恐局。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武警、公安特警和军队为主的一线反恐力量,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反恐力量体系。去年,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反恐怖工作的领导。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强化反恐战略顶层设计的又一重大步骤。
三是推进国际合作,为反恐营造有利环境。恐怖主义是人类公敌、国际公害。进入新世纪,我国在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进入快车道,其中,上海合作组织就是中外合作反恐的成功典范。
反恐任务,任重而道远。
第二篇:形势与政策论文-反恐形势
本文的论点是:我国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我从3个方面论证:
1、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出炉。
2、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现状。
3、目前我国的反恐形势。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国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
摘要:针对目前暴力恐怖事件频发,我国出台了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以加大专业反恐力度,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极少数极端势力来面对严峻的反恐形势和日趋多元化的暴恐活动手法。
1、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出炉
14年5月6日我国公布的首部《国家安全蓝皮书》引起舆论高度关注。分析指出,严峻的反恐形势和日趋多元化的暴恐活动手法,都要求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大专业反恐力度,采取铁腕手段打击极少数极端势力,切实保障生命安全和社会稳定。同时也有外媒分析说,恐怖威胁正在发生变化而且蔓延全球。新的趋势对各国的反恐行动带来严峻挑战,必须先发制人。
上述蓝皮书指出,原来在新疆实施恐怖袭击的“东突”恐怖组织正将攻击目标向疆外扩展。从恐怖分子的意图分析,他们是一直都希望通过攻击政治色彩浓厚的地区与地域来扩大其影响、宣传其主张。
对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情报学系教研室主任吴绍忠指出,恐怖分子向疆外实施恐怖袭击主要处于两点考虑,一是新疆以外的地区,防范、打击恐怖主义的经验和能力与新疆相比非常欠缺。对于恐怖分子而言,他们实施恐怖攻击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会更大。二是内地部分核心城市,人口集中、媒体发达,信息传播速度极快,一旦遭受恐怖攻击,其危害会更广、影响会更大。【1】
2、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现状
正如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所指出的,中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2】中国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包括:
(1)、“东突”和“藏独”分子的恐怖暴力活动直接影响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
(2)、本国的海外利益不断受到恐怖袭击,海外的公民和国家财产遭受恐怖袭击,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对中国的能源运输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3)、恐怖主义在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等地区的活动频繁,出现向中国境内渗透的趋势。
具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特征的“东突”势力是中国当前面临的来自恐怖主义的最大威胁。“东突”分子以实现建立所谓“东突厥斯坦国”为目的,试图将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长期在中国境内、主要是新疆地区从事爆炸、暗杀、纵火、投毒、袭击等恐怖暴力活动。调查表明,作为国际恐怖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东突”与“基地”组织在武器、物资、培训等方面关系密切。“东突”分子在“基地”组织受训后,除针对中国进行恐怖暴力活动外,或是加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或是参与俄罗斯车臣恐怖势力的活动,或是参加在中亚的恐怖活动,这些都直接影响了相关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危害到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3】此外,近年来“藏独”分子的分裂活动也呈现出恐怖暴力倾向,**集团中的激进组织,如“藏青会”和“藏妇会”等极力主张开展暴力恐怖活动。可以说,恐怖主义活动已经成为影响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一个重要不稳定因素。
从外部环境来看,中亚、南亚和东南亚都是恐怖事件频发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的一些组织已经逐步进入中国境内,如宗教极端组织“伊扎布特”从90年代末开始向中国新疆地区渗透,这些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影响。【4】
3、目前我国所面临的反恐形势
中国现在面临的恐怖袭击处于高发期,反恐形势会日趋严峻。从恐怖袭击次数上判断,以前沿海发达地区很少发生恐怖袭击,此前也曾有一些“东突”恐怖组织宣布在上海或者福建一些大城市制造了一些事件,但是这些事件都是子虚乌有的,是他们自己宣传的,目的可能是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据不完全统计,1990年至2001年,他们制造了至少200余起恐怖暴力事件,造成162人丧生,440多人受伤。【5】同时,他们还在国外制造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恐怖暴力事件。据新疆自治区公安厅统计,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有190余起,从数字上看,恐怖袭击事件的数量增加的幅度很大。
我国未来反恐形势,暴恐活动高发的势头还会延续一段时间。在我国调整一些反恐策略、手段之后,才会把这个势头给打下去,所以从目前来看,总体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6】
注释:
【1】 中国国家安全蓝皮书引关注 全球面临反恐新形势,中国新闻网,5月7日电。
【2】 王毅:“新挑战、新观念——国际反恐斗争和中国的政策”,2002年2月2日在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见中国外交部网站。
【3】 王毅:“新挑战、新观念——国际反恐斗争和中国的政策”。【4】 “伊扎布特”是极端伊斯兰教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境内的主要传播者之一。该组织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哈里发国家——以伊斯兰教法典和圣战思想为基础的、好战的伊斯兰教专制政权。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东突”恐怖势力难脱罪责》,2002年1月21日,见新华网。
【6】 中华网,观点中国,观点库,反恐形势总体越来越严峻,作者:严帅。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论文 国际反恐形式
形势与政策课程考核论文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3级应用数学2班
童钞 20131989
国际反恐形势的变化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特大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态,表明恐怖主义已经超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底线,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与影响和平发展的强大阻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重视。在国际、国内一些因素的双重影响下,我国也存在恐怖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因此,必须建立完善的反恐法律体系,采取与他国携手、共同应对,加强反恐宣传等形式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如今,特别是进入2014年之后,我国也频繁发生恐怖袭击事件:1.黑龙江佳木斯恐怖杀人事件,2月14日,佳木斯市向阳区站前路一小区发生一起杀人案件,包括母亲、儿子、女儿、女儿的孩子及女儿男友在内的5人死亡。24日,一位亲属发现联系不上这家人,又打不开家中房门后报警。民警到现场后,发现5人死亡。2.昆明恐怖事件,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由新疆分裂势力组织策划的无差别砍杀事件。事件发生初期时媒体称之为“昆明火车站砍杀”,3.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当场造成39人死亡94人受伤。
当前国际反恐困境很大程度上与美国错误的反恐理念和双重标准有关,世界范围内导致恐怖主义的诸多因素依然没有消除。恐怖事件重要针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说明战争手段不能解决恐怖问题。恐怖活动和反恐战争严重牵制了美国内外政策并冲击国际关系发展。
近年来,恐怖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基地”组织为核心、同时发动多起大规模袭击的方式逐渐减少;由区域性圣战组织或基层圣战组织发动的单个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比率有所提高;小型化、分散化和网络化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新特点。这种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活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反恐效果。显然,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的反恐战争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恐怖组织改变袭击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于是,国际反恐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反恐方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国际反恐斗争中值得讨论的新话题。众所周知,反恐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反恐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因此,把“反恐合作”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全球恐怖主义活动依然此起彼伏。从2001年“9•11”事件发生美国极力推进反恐战争以来,国际社会尽管作出种种反恐努力,但效果令人沮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受到根本遏止,国际社会依然面临反恐与反霸的双重重任,国际社会实际面临越反越恐的悖论和困境。尽管2005年上半年恐怖活动相对平静,上半年的6个月里,除了伊拉克外,全球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全球恐怖主义活动一度有较明显降温。但这只是大规模恐怖爆发前的间歇期。2005年7月以来,一度显得相对缓和的国际安全形势重新紧张。似乎表现出一种呼应的态势,预示着一场新的国际恐怖主义冲击波滚滚而来。伦敦两次发生恐怖爆炸,随后埃及、黎巴嫩、孟加拉国、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也有程度不同的恐怖袭击发生,伊拉克的安全形势更是持续恶化,不断造成恶性伤亡。特别是埃及沙姆沙伊赫爆炸,爆炸制造者声称是针对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埃及政府在伊拉克局势等问题上与美国展开的合作,称要惩治所谓的“阿拉伯叛徒”。有分析认为,从中东到中亚、南亚、东南亚、欧美国和俄罗斯,目前都面临着随时发生恐怖袭击的现实危险。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的美国欧国家尤其紧张,采取诸多安全措施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突显国际反恐形势的严峻性。
国际反恐合作依然面临许多局限。几年来,各国努力寻求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反恐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在协同切断恐怖分子资金、加强海关防范、信息共享、引渡罪犯等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高度重视的形式多余实质,区域性反恐合作虚多实少,世界性反恐合作远未实现。美国在国际反恐中据于主导地位,各类联合国决议执行成效有限,恐怖主义活动资金并未被彻底截断,恐怖主义定义依然没有统一标准,国际反恐进程中的双重标准依然横行。恐怖和反恐的定义问题往往成为一些国家达到本国目标的工具。美国立场和态度干扰联合国活动,联合国依然没有摆脱被边缘化的境地。2005年的第59届联合国大会文件草案没有对恐怖主义进行政治定义,说明各方依然存在分歧。各国的反恐法律不尽相对,中间的繁文缛节使反恐协调面临诸多漏洞。出于各自国家利益考虑,各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着眼点也不相同,有关各方对恐怖主义和反恐必要性的理解相差很大,如一国认定的恐怖分子时而被另一国政府或民众看作英雄,2005年9月,欧盟25国会议上,各国政界与电信行业涉及现实利益,难以就反恐合作达成一致。
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动向。除继续突出清晰强烈的政治针对性外,恐怖活动趋向扩大化、高科技化和组织严密化,活动高度灵活机动。恐怖主义不断从组织上进行快速整合与演变,原有的恐怖组织如拉登和塔利班人马在美国猛烈的军事打击下有所影响,活动仍有零星活动,但程度有所减弱。在伊拉克形形色色的圣战组织和反美国武装等新生的反美国力量层出不穷,与伊拉克的教派和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以反抗美国侵略和战略为主线,境外的扎卡维等极端主义分子与境内的反美国力量实现整合,使伊拉克天天有死伤,安全形势恶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搜集和递送能力、袭击计划严密程度都继续提高,突显其灵活性、隐蔽性和威慑性,使袭击针对国政府疲于防备而无法予以致命打击,反而直接影响到其国内的民众政治和社会权利。
总之,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威胁到所有国家及其国民的生存安全。而类似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由于恐怖活动的方式变化而成效逐渐降低,因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既无法阻挡虚拟网络上的招兵买马,也无法阻止他们在网络上宣传恐怖主义、传授恐怖袭击技巧。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为了应对当今恐怖活动的新情况,国际社会有必要研究新的反恐方式。事实证明,由美国扮演“国际反恐警察”,或纯粹由西方大国垄断国际反恐治理体系的模式,都已不再适应新的反恐形势的需要。尽管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态势还会持续,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反恐治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只有从根本出发点上调整外交政策,把国际社会恐怖和反恐的对立气氛和情绪从高位上降下来,回归到争取尊重各自文明、民族和宗教权利和平共处的立场上来,逐步弥和因激烈对立带来的创痛。
参考文献:
1、百度新闻;
2、新浪微博。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之两岸关系 论文
河海大学文天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成果书
所属课程:院系年级:专业班级: 学 号: 姓 名:联系电话:指导教师:
年 月
两岸关系之深思
摘要:两岸关系一直是中国人民的热点话题,作为当代大学生我们应该关心时事,认识两岸关系的动态,抓住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利时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这是在新起点上加快推进两岸关系的重要任务,这也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尽到的义务。
关键词:两岸关系 历史问题 交流 台湾问题 新形势
一 历史视野中的两岸关系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大陆方面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的发展从此进入历史新时期。《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这个重要历史背景下发表的。30年来,大陆方面为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邓小平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在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泽民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大以来,大陆方面就对台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赋予对台方针政策新的内涵。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把大陆方面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法律化,表达了大陆方面坚持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最大诚意,同时表明了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二 两岸经济关系新进展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形成互补互利的格局。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双方在此基础上举行首次“汪辜会谈”。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难得历史机遇。2008年5月以来,本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并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双方妥善处理一系列问题,保持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势头,推动两岸关系展现出和平发展的前景。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维护台海和平、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
三 两岸文化交流有新突破
打破不必要的人为障碍、樊篱,推动教育、文化、社会各方面交流合作是为彼此促进、彼此激励提供保障。
2011年4月24日,大陆著名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与颇有渊源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共迎百年校庆。随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进程,两个清华大学开始越来越紧密地交流互动,这是整个两岸高校交流互动的缩影或者说文化交流的一个面向。两岸清华大学这样的高校教育合作,以及台湾开放大陆学生就读等文化合作为增进两岸相互了解,深化两岸高等教育合作,甚至对于提升国家民族的竞争力都有很大帮助。
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和脊梁,是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和共同财富,也构成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文化基础的核心内容。维护和增强这个核心,最主要的就是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将有力地增强两岸同胞共有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提供两岸关系发展的文化动力和民意支持。
在两岸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两岸各界大交流已经形成新局面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知到通过文化交流去提升两岸同胞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的特别重要性。两岸同胞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是中华文化的传人;进而认为大陆和台湾是自己共同的家园,要守护好、建设好这个家园;再进而认为自己负有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责任,为此做出自己的努力,这样就能够消除许多误解和不必要的疑虑,进一步彼此理解、信赖和关怀,进一步交流合作、互利双赢;也就能够超越政治歧见,在发展中去解决各种问题,不断拓宽两岸关系前进的道路。
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协调发展是保障
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需要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协调发展。一个文明社会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共同进步的社会。两岸关系发展也应当是经济和文化协调发展的过程。
两岸关系发展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要创造很好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来推动两岸政治问题的解决。两岸已有共识,敏感、高层次政治问题暂时先搁置,给两岸老百姓尤其是两岸青年比较好的、宽松自由、共同发展的空间。在共同发展的时空环境背景下,两岸相互促进,相互了解,为达成两岸问题最终政治解决的共识创造较好条件。
五 启示与展望
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形势启示我们,要将两岸和平发展向和平统一方 向引导,除了搁置争议之外,我们还需站在争取台湾民心的战略高度,在经济、文化、社会交流等方面不断细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路线图。胡锦涛总书记六点意 见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提出了构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的战略要求,体现了 解决两岸关系重大问题的新思路、新观念、新主张,也体现了破解难题、打开僵 局的政治智慧。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六点意见已经成为大陆对台工作的主轴。今后要进一步重视让台湾民众特别是基层民众广泛参与两岸经济社会合作进程,注意保障台湾同胞的切身利益,促进两岸更好地共同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继 续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
只有踏踏实实地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我们才能有效地构建基础坚实、支撑有力、内涵丰富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增强两岸同胞对中华民族和统一国 家的认同,为两岸最终和平统一创造条件并做好准备。
参考文献:
细数两岸名校渊源 台多名知名校友倾力两岸关系[N],中新网,2011-04-24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全文)[N],新华社,2011-03-16 新闻资料:两岸经合会的来龙去脉[N],中新网,2011-02-22 《中国和平发展与两岸关系的回顾和前瞻》,郑必坚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论文之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
班级:09英本2班,姓名:梅文莉,学号:0920031219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统一战线的组成部分,是同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参政党,是主要由从事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技术工作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时,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国共合作遭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机四伏。国共两党以外一些主张抗日的政党和人士,迫切希望联合起来,为坚持团结民主抗日而斗争。于是,即以部分国民参政员于1939年11月成立的“统一建国同志会”为基础,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者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的成员及其他人士,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旋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任主席。1941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民盟机关报《光明报》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简称“十大纲领”)。1942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遂成为集合“三党三派”的政治党派。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申请参加。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会议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明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1946年1月,民盟参加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过程中,民盟与中共代表团密切配合,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一批优秀的民盟盟员如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尤其是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共一致行动,拒绝出席,并先后将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民盟总部被迫解散。民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民盟的海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同年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起,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同年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民盟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为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权工作和国家事务管理,推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特别是在参加国家文教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56年2月,民盟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一切为了社会主义”的口号。为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民盟积极发挥作用,就知识分子问题和文化教育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有远见的意见和建议。1957年,由于“左”的错误,特别是“反右”扩大化,使民盟受到严重挫折。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民盟各级组织被迫停止活动。粉碎“四人帮”以后,民盟逐步恢复组织活动。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民盟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履行参政党职能,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新时期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1979年10月,民盟举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把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在新的历史时期,民盟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经济建设、文教建设和其他方面重大问题的协商和讨论;参加国家大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履行参政党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同时,进一步调动盟员和盟所联系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组织和动员盟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以智力开发为主要内容的面向社会、为“四化”建设服务的活动,同时民盟的组织也有了较大发展。1983年至2002年,民盟先后举行了五至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增强参政党机制,做了不懈的努力。在这期间,民盟中央提出了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的号召。通过实践走出了一条开发民盟智力资源,参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制订与实施的新路子,尤其是在参与教育改革和智力扶贫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
民盟的政治纲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内容。2002年12月举行的民盟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民主同盟章程》规定,中国民主同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切实履行参政党职能。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民盟要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促进大团结大联合。全盟要为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而奋斗。与时俱进,在新世纪新阶段,要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