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苏联卫国战争》有感

第一篇：读《苏联卫国战争》有感

读《苏联卫国战争》有感

温八高 卢鹏

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德军抓捕了苏联女军人卓雅，对她施以难以启齿的折磨，包括轮奸，割乳等等，最终坚贞不屈被折磨而死。战争尾声时，这个德国军团5万人被包围，请求投降，斯大林的批示是：不准投降，全部歼灭。有血性的民族，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二战德军抓捕了苏联女军人卓雅，对她施以难以启齿的折磨，包括轮奸，割乳等等，最终坚贞不屈被折磨而死。战争尾声时，这个德国军团5万人被包围，请求投降，斯大林的批示是：不准投降，全部歼灭。

日本投降，东北的俘虏吃着白面馒头，睡着热炕，而看守这群日本畜生的中国军人只能吃野菜和麦皮，因为粮食不足，因为要感化他们，要体现我们的宽宏大量和国际精神。

抗美援朝，美国俘虏在东北一样享受了安宁和温饱，而被联军俘虏的中朝军人，要么“思想教育”，迫使变节，要么强行遣返到台湾等地。而对不屈服的战俘实施罚爬、罚跪、吊打、往肛门里灌辣椒水、将其扒光衣服塞进装有玻璃渣的汽油桶等残酷刑罚。被折磨致死的有一半以上。

南京死了30万人，除了是鬼子太残暴，还有就是国人太聪明。要知道去杀30万只猪或狗，一不小心还会弄个工伤事故、感染死亡什么的，难道30万南京人真的是猪狗不如？一个台湾老兵、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回忆那段历史时写道：我们可能永远不懂5个日本鬼子就可以押着2000人去屠杀！2000人，像猪一样任凭5个人屠杀，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虽然那5个日本兵有枪，也有刀，但是那2000人并没有被捆着，完全可以动手反抗。可是他们没有，据某个幸存者口述，他曾经怂恿其他人一起冲上去，可惜回应他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因为大家都是聪明人，他们明白虽然2000人肯拼命肯定能赢，但是第一个冲上去的肯定会死，所以他们聪明地独善其身，把希望寄托在有其他人第一个冲上去。

可惜的是，大家都是聪明人，没有蠢材，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猪一样任凭屠杀。虽然每一个人都是聪明人，但是聚在一起却只是一群聪明的猪而已！普京说：原不原谅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们见上帝！云南昆明的暴行发生后，网上到处都是逃生技巧，自救举措。有文章教你第一诀窍是“不能激怒歹徒”！有人在教维语的“朋友，住手，自己人”„„向暴徒乞求，和暴徒称朋道友，不可耻吗？

我在想，这个社会是怎么了？这个国家是怎么了？难道没有人再崇尚英雄主义了？媒体也不再支持挺身而出了。

先不说当晚昆明火车站有多少人，当我看到新闻上说一家餐馆里面躲了200多人的时候我想哭又想笑！10几个暴徒而已！

拿的只是刀不是枪！只需要30个人操起桌椅冲出去！几把砍刀就可以让100多号人倒在血泊里？

现在已经击毙的，加上抓了的，一共不过8个人，还有2个女的，没有枪，只有长刀，居然砍死29个，砍伤130个？他们还当场跑了5个？难道所有的人第一意识都是逃命？难道没有人站出来跟他们搏斗？有媒体提到，一个饭店老板娘救了200多人，讲到所有躲进小饭店的男人都不知所措。我想问，躲在女人庇护下发懵的男人们，不感到到悲哀吗？这一次是暴徒，如果是侵略者，是不是又要上演几个日本兵就可以屠杀一个村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的教育需要反思，我们的媒体需要反思，所有媒体除了对恐怖分子的谴责就是对逝者的祈福，为什么不反思？我们的男人的血性都去哪儿了？最好的防守是进攻，以暴制暴！他的目标是砍死你，你跑是跑不掉的！你跑了，被砍死的肯定是跑不动的老弱病残！如果遇到这种事情，每个人都反抗呢？每个男人都拼死反抗呢？他们还敢几个人就搞个恐怖袭击？“天佑昆明”、“昆明挺住”了，这和老天有半毛钱关系嗎？整个民族都挺不住，昆明挺住有啥用！这证明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什麼看見穿黑色衣服的就要躲避，这是小孩的事。凡事躲闪、退让的结果就是亡国灭种！這樣下去，几个日本鬼子扛着几把破枪统治一个村庄的事情今后还会重演！所以，碰上就要干TM的！！希望男人们看到这篇文章顶起来！支持自己的男人遇到这种事情去战斗的女人也顶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对恐怖分子产生震慑！让他们有所顾及，不敢那么放肆。说：原不原谅恐怖分子是上帝的事，我的任务是送他们见上帝！而美国人评价赵本山令中国人无地自容。一位美国律师朋友说：赵本山的纽约演出很无聊、下流。一是讽刺残疾人，二是讽刺肥胖者，三是讽刺精神病患，把自己的欢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种人很无耻。美国脱口秀主持人个个伶牙俐齿，但是借一百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嘲笑残疾人、肥胖者。他们嘲笑的主要对象就是总统和明星，即有权有势者。可能中美文化不同，赵本山对美国人忽悠很不成功，美国人崇尚人人平等哪怕是残疾人，他们对模仿残疾人并以残疾人为笑料表现出极大恶心。美国朋友又问：为什么赵本山可以买得起私人飞机，而钱学森、竺可桢和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却买不起？这叫什么问题？我一时语塞，无言以对。只好说：我国的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中医学家都一心忙事业、学雷锋，没工夫赚钱。不但钱学森、竺可桢和袁隆平买不起飞机，就连中国古代的墨子、张衡、张仲景、祖冲之、孙思邈、毕升、李时珍和近代的冯友兰、鲁迅都买不起。孔子那么伟大，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我的解释不着边际、苍白无力。美国朋友似乎明白了，边点头边说：原来在中国科学不值钱，哲学不值钱，文学不值钱，中医不值钱。我很奇怪，科学解决人类生存问题，哲学和文学解决人类思想问题，中医解决人类健康问题，怎么就享受不了万人追捧红得发紫的场面和待遇？为什么明星、歌星、影星却那么值钱出场费那么高？如果讲贡献袁隆平钱学森没有明星大？出场费又在哪里呢？美国朋友不顾我的感受，仍然趾高气昂：如果一个民族把演艺界明星捧得比天还高，那么它是不堪一击的。记得你们中国有句诗吧？“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一个连科学家、哲学家、作家和自己的中医事业、文化事业都不重视的国家。即使航母再多，兵力再强，也形同虚设，不堪一击！我被美国朋友好好上了一课，也如同被抽了一记耳光，但不是抽在脸上，而是在心上，是抽在中国人心里。日本松下集团高管松下幸之助说过，不管我们如何讨好韩国人，他们也不会购买日本的产品；也不管我们如何鄙视中国人，他们都会购买我们的产品，---两者性格不同。可谓一针见血！温尔文雅如果没有血性，那就是病猫，就是东亚病夫----这个病在心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

第二篇：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利剑--近卫军

苏联卫国战争中的利剑－－近卫军

苏联近卫星是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因战功卓著而被授予“逝卫军”称号的苏联武装力量的部队、舰艇、兵团和军团，以及由新的技术装备（如近卫火箭炮兵部队）和具有丰富战争经验（或原属近卫部队的）人员重新组建和补充的部队、舰艇、兵团和军团。

1941年，法西斯德国军队大举入侵苏联，占领了苏联大片国土，其进攻锋头直指苏联首都莫斯科，而苏军则处于被迫退却的困难境地时，有4个苏军步兵师在西方向的明斯克和斯摩棱斯克城下同疯狂进攻的德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杀，并参加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在叶利尼亚城下进行的反突击，多次给予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英勇地保卫着敌人接近莫斯科的前进地－－他们是步兵第100师（师长N·H·鲁西亚诺夫少将）；步兵第127师（师长A·3·阿基缅科上校）；步兵第153师（师长H·A·加根少将）；步兵第161师（师长莫斯克维京上校）。

为表彰其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和坚韧不拔的模范行为，遵照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决定，1941年9月18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发布第308号命令，将上述4个步兵师改名为近卫步兵第1、第2、第3和第4师，授予它们近卫军的称号。从此，苏联近卫军诞生了。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进程中，苏联近卫军的队伍不断成长壮大。1941年，莫斯科摩托化步兵第1师（师长利久科夫上校）；9月29日，步兵第107师（师长米罗诺夫上校）、第120师（师长彼务罗夫少将）、第64师（师长格里亚兹诺夫上校）均被授予近卫军称号，分别改名为近卫莫斯科摩托化步兵第1师；近卫第5师、第6师、第7师。1941年11月18日，步兵第316师（师长潘菲洛夫少将）因在莫斯科保卫战中表现无比英勇顽强，被授予近卫步兵第8师称号。在前苏联战争巨片《保卫莫斯科》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大将给第16集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打电话，在通话最后，传达了授予第316师近卫军称号的消息，罗科索夫斯基中将非常高兴地马上通知第316师，却得到师长潘菲洛夫少将牺牲的噩耗，后苏军总部用“苏联英雄”潘菲洛夫师长的名字将第316师命名为“潘菲洛夫师”。1941年11月26日，步兵第78师（师长别洛博多夫少将）因在莫斯科城下伊斯特拉方向对德军作战中连战皆捷，被授予近卫步兵第9师的称号。)

坦克被称为“陆战之王”，在卫国战争中因表现英勇而被授予近卫部队称号的苏军坦克部队有：坦克 第4旅（旅长卡图科夫上校）被改名为近卫坦克第1旅（1941年11月11日）。该旅在莫斯科保卫战中，将德军坦克打得溃不成军，可谓战功卓著。10月初，该旅在近卫步兵第1军编成中作战，向奥摩尔－图拉方向前进，在姆岑斯克地域与德军突入之坦克部队遭遇。该旅所属部队广泛设付，数日之内，遏制住德军两个坦克师的多次突击，并在战斗中击毁敌坦克133辆。骑兵在苏军的战史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特别是哥萨克骑兵身披黑色双肩翘大斗蓬，高举马刀冲锋的壮观场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11月26日和12月25日，骑兵第2军（军长别洛夫少将）、第3军（军长多瓦托尔少将）和骑兵第5军（军长克留乔金少将）分别改名为近卫骑兵第1军、第2军和第3军。"

炮兵在莫斯科接近地，也同德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斯大林称赞炮兵为“战争之师”。炮兵第440、第471、第555、第274团，反坦克炮兵第289、第296、第509、第760团因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于1942年1月8日被授予近卫军称号。反坦克炮兵第289团（团长叶夫列缅科少校）是近卫反坦克炮兵第一个团队。1941年10月，该团配属步兵第316师，在沃洛科拉姆斯克以南德军坦克集团进攻方向，组织了坚不可摧的反坦克地域，并于1941年10月25日的战斗中，击毁德军坦克37辆。

1942年1月8日，摩托化第36团和通信兵第12团被授予近卫团称号。1941年12月6日，红旗歼击航空兵第29团（团长尤达科夫少校）成为苏军第一个近卫航空兵团队，该团飞行员在战争爆发后仅两个半月时间就击落敌机47架。该团还出了一名击落敌机记录（62架）位居苏军王牌榜首位和整个反法西斯盟军王牌榜 首位的王牌飞行员，他就是三次“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获

得者伊凡·尼·阔日杜布空军少校，后来成为苏联空军元帅（在整个苏联卫国战争中，只有三位三次“苏联英雄”金星奖章获得者，一位是著名统帅、苏联最高副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另一位是近卫歼击航空兵第9师师长波克雷什金空军上校，他共打下敌机59架，排在伊丹·尼·阔日杜布之后列王牌榜第二位，他后来也成为苏联空军元帅）。同一年，被改称为近卫航空兵团的还有：歼击航空兵第526团、第155团和第129团，俯冲轰炸航空兵第31团和强击航空兵第215团。水鱼雷航空兵第1团（多次参加空袭柏林）、红旗波罗的海舰队歼击航空兵第5团、第13团和红旗北方舰队混成航空兵第72团，因出色完成各项复杂的战斗任务，发扬了英雄主义精神，于1942年1月18日均被授予近卫团的称号，,1942年4月，被授予近卫军称号的舰艇有：“红色高加索”号轻巡洋舰（舰长古辛海军中校），“坚强”号驱逐舰（舰长列夫琴科海军少校），“马尔季”号布雷舰（舰长梅谢尔斯基海军上校），“T－205”号扫雷舰（舰长什克列布季延科海军上尉），“？－3”号潜艇（艇长比别耶夫海军大尉），“M－171”号潜艇（艇长斯塔里科夫海军大尉），“M－174”号潜艇（艇长叶戈罗夫海军大尉），“K－22”号潜艇（艇长科捷科尼科夫海军中校）。1942年6月18日，“红色克里木”轻巡洋舰（舰长祖布科夫海军上校（改称为近卫巡洋舰。该舰在费奥多西亚港登陆中，全舰官兵作战英勇果敢，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因而荣获近卫军称号。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决议，凡荣获“近卫军”称号的部队、兵团和军团，同时也均被授予“近卫军”军旗。在军旗旗幅中间用金线加绣列宁像和“为了我们苏维埃祖国”、“苏联”字样，旗杆上挂有近卫绦带，旗杆顶端为金属质扁矛，在扁予空心处有镰刀、锤子和五角星。

遵照1942年5月2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决议，苏军最高统帅部为苏军陆军近卫部队和兵团的军人颁发“近卫军”胸章，给海军近卫军人颁发系有黑竖条橙黄色波纹绶带的长方形金属薄板制成的胸章。同时，设“近卫军军人”称号，并给予额外津贴，军官拿1.5个薪额的薪俸，战士则拿2个薪额的军饷。

根据1942年6月19日海军人民委员部命令，海军制定了海军近卫军军旗，近卫海军旗是在苏联海军旗天蓝色条带上方有近卫绦带的图案。1942年7月31日，海军人民委员部颁布实行《苏联海军近卫条例》。

苏联近卫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起了巨大作用，使此次战役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第1、第2、第3近卫集团军在会战中发扬了非凡的英雄主义和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第24、第66、第21、第64、第62、第30和第16集团军由于在对德国法西斯侵略军战斗中屡建战功，并发扬了集体英雄主义精神与高招的军事技能，均被授予近卫部队称号，分别命名为第4、第5、第6、第7、第8、第10和第11近卫集团军。

根据最高统帅部大本营1943年4月16日的指令，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员瓦图京大将）、西南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上将）、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索科洛夫斯基上将）和草原军区（司令员波波夫上将）对所属军队中的近卫步兵兵团进行整编，目的在于将其作为最有经验、战斗力最强的兵团加以有效的使用。还有许多坦克军和机械化军亦获得近卫军称号。

1943年2－3月间，首批成为近卫航空兵师的有：歼击航空兵第220师（师长乌京上校），强击航空兵第226师（师长博尔德里欣中校）、第228师（师长科马罗夫上校）和第243师（师长苏霍列布里科夫上校），轰炸航空兵第263师（师长多贝什上校）和第272师（师长库兹涅佐夫上校），以及远程航空兵第3师（师长尤哈诺夫上校）、第17师（师长洛吉诺夫少将）、第24师（师长尔科夫上校）和第222师（师长季托夫上校）。红旗防空航空兵第102师在多次空战中表现出高超的作战技能，亦被授予近卫航空兵师称号。

1943年，在苏军的建制中出现了第一批近卫坦克集团军：2月22日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首次组建，由于苏德前线南翼战役局势发生急剧变化，该集团军于1943年3月停止组建）和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员罗特米斯特罗夫中将），5月14日近卫坦克第3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中将），它们在库尔斯克会战中不愧为英勇善战的模范。1944年被授予近卫坦克集团军称号的还有：4月25日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司令员卡图科夫中将），11月20日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

（司令员拉济耶夫少将），9月12日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员克拉夫钦科中将）和近卫坦克第4集团军（1945年3月17日第二次组建。司令员列留申科中将）。这些近卫坦克集团军直到苏联卫国战争结束，还保持着自己的番号。

1943－1945年的多次进攻战役中，苏联近卫军团和兵团通常都被部署在决战方向作战。苏联最高统帅部所使用的近卫坦克集团军，对在敌军防御纵深中迅速发展战役胜利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1943年4月18日给各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中，要求在进攻中将近卫军团和兵团务必使用在主要突击方向突破敌军防御阵地；在防御中用以实施坚决的反突击。苏联近卫军的战斗经验、军事技能、英雄行为、组织性和纪律性为全军树立了榜样。

到苏联卫国战争末期，苏联近卫军已发展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截止到1945年5月9日，苏联武装力量荣获近卫军称号的计有：11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和6个坦克集团军、1个骑兵机械化集群、40个步兵军、7个骑兵军、12个坦克军、9个机械化军和14个航空兵军、117个步兵师、9个空降兵师、17个骑兵师、6个炮兵师、53个航空兵师、6个高射炮兵师、7个火箭炮兵师、13个摩托化步兵团、3个空降兵团、66个坦克团、28个机械化团、3个自行火炮团、64个炮兵团、1个迫击炮旅、11个歼击反坦克炮兵旅、40个火箭炮兵旅、6个工程兵旅和1个铁道兵旅、1个筑垒地域、18艘战斗舰只和许多军（兵）种部队。

在和平时期，对苏军各军团、兵团、部队和舰艇不授予近卫军称号。但是，为保持战斗传统，原苏军各部队、舰艇、兵团、军团的近卫军称号，在其建制被撤销时，可转授给其他军团、兵团、部队和舰艇。所以，在有近卫军称号的苏军各部队、舰艇、兵团、军团服役的所有官兵（包括新战士），人们会在他们军服的右胸上看到一枚象征荣誉的近卫军证章。

第三篇：看苏联亡党亡国有感

加强党员教育 保持政党先进 坚持不懈为党的事业发展而努力奋斗

——观《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有感

七月十九日区安监局组织观看了纪录片《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该片是一部党内教育参考片，由中央纪委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供内部组织观看。该片通过大量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些亲历者的诉说，全景式地揭示了苏共执政70多年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只有35万党员的时候，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执掌了全国政权，却在拥有近2000万名党员之时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迅速垮台的深刻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该片围绕苏共亡党、苏联解体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从党的建设的八个方面进行深刻剖析，每个方面都有我们应该认真汲取的教训。这部纪录片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教育的好教材，对于巩固和扩大党的先进性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欲灭其国，必先灭其史”着力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推进反腐倡廉，教育是基础。当前，迫切需要加强、深化和改进反腐倡廉教育，主要是：（1）突出教育主题。要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不断深化理想信念教育，深化廉洁从政、廉洁执法、廉洁司法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牢固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2）创新教育方式。要把反腐倡廉思想教育融入领导干部的选拔、管理、使用、培训等各个环节，坚持自律与他律、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3）扩大覆盖范围。要面向全党全社会，扩大反腐倡廉教育的覆盖面，加强勤政廉政先进典型的宣传，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增强干部群众反腐败的信心。要倡导廉政文化，促进全社会树立“以廉为荣”。

时隔20年，再回头看苏联的兴衰荣辱，深有感触，它让我们受到了一次生动的警示教育，尤其是看到一个执政如此之久的政党日渐脱离群众，党的高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背离组织、丢弃信仰、叛党卖党，由党内产生的分裂，出现的所谓“民主派”逐步将一个伟大的政党推向了灭亡，最终导致国家的分裂，让我在感到惋惜的同时，也体会到了深刻的教训。“教训”提醒着我们每个共产党人，要时刻以历史为鉴，永葆党的纯洁性，要永远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时刻严格要求自己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履行职责、开拓创新、永不叛党。

首先，共产党员必须脚踏实地，艰苦创业，争做改革发展的领头雁。我们的国家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未达到现代化，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要刻苦学习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发展本领，积极投身改革开放，争当改革开放的促进派。带头落实党的改革开放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即使有的改革措施暂时影响了自身利益，也应胸怀大局，放眼长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放在首位，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从而确保改革取得新突破，开放取得新局面。

其次，共产党员必须明志守节，清正廉洁，争做先进文化的倡导者。要明志守节，锤炼党性，加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在大是大非面前时刻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坚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时时处处起先锋模范作用。要带头学习与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带头弘扬积极进取、艰苦创业的优良作风，坚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腐朽思想，反对与抵制各种反科学思潮。要永远保持清正廉洁的本色，以高尚的人格魅力感召和凝聚广大群众，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再次，共产党员必须践行宗旨，乐于奉献，争做人民群众的服务员。戈尔巴乔夫时期党内腐败严重，干部职务越高，特权越多。莫斯科的特供商店就达100多处，在这里各种进口的生活用品应有尽有，供高级干部享用，严重地脱离了群众。有些高干的子女也仰仗亲属的权威，为非作歹，贪污受贿，走私贩私。戈尔巴乔夫执行的改革成为新生资产阶级的催化剂，大批干部腐败变质。苏联解体后，莫斯科的大富豪、俄国政府中的高官，不少是原来苏共的干部，干部贪腐，脱离群众，成了党和国家的蛀虫，最后历史证明一个腐朽的政党是必将被人民所抛弃的。作为执政党的党员要密切联系群众，经常深入群众，了解群众，倾听群众的心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及时反映群众的意愿，真正在与广大群众的交心交友中增进对群众的理解和与群众的血肉感情。努力学习和掌握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本领和方法，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多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切实帮助群众排忧解难。

最后，每一个党员都必须严守党的纪律，听党指挥。《党章》明文规定，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共产党员必须自觉接受党的纪律的约束。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党正肩负着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重任，党面临着执政的考验，广大党员也面临着时代的严峻的考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随时可能侵蚀我们。在当前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进程中，全体党员要提高遵守党的纪律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党的纪律约束，自觉抵御各种诱惑，坚决克服和纠正各种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团结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党员是一个政党的细胞，所以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不断增强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艰苦创业、严守纪律、践行宗旨，为党的事业、国家繁荣富强而努力奋斗！

“三联一包”制度，即区四套班子领导联系企业、联系生态庄园、联系农村支部、包重点工程项目，

第四篇：观《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有感

观《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有感

近日，在单位的组织下观看了《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感触颇深，受到了一次生动的警示教育。这个曾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象征，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面鲜红的旗帜，曾是一个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骄傲。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70多年的红色旗帜，在亿万人民的叹息声中降落„„苏联亡党亡国，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灾难，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与进步事业的重大挫折。通过影片可以总结出致使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因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苏联解体和高度集权的党建模式有着重要的关系。国家长期高度计划经济结构单一，物质生活匮乏，国家领导人权利过于集中，为达到一己私利舍弃人民，排除异己，为所欲为，不顾人民生活疾苦，最后逐渐形成了脱离，最终背叛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特权阶层。

二、否定党的领袖，否定党的历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出现了一股“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领导对共产主义的执政理念彻底失去信心，主张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并全盘照搬西方的执政理论和制度模式，背叛了党和人民，全面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彻底背叛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否定斯大林开始，继而攻击和诽谤列宁，歪曲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最后否定苏共70年的执政历史。此后国内经济严重下滑，政治动荡不已，意识形态领域混乱不堪，精神消极颓废，社会矛盾叠

出，人民群众遭殃。这种背叛马列主义，必然使全党失去正确的理论指导，造成党内外思想的混乱和社会政治动荡。

纵观苏联亡国亡党的历史，提醒着我们要永远牢记党的宗旨，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不断增强党的意识、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要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有助于进一步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大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加强学习，夯实工作业务水平。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紧跟时代步伐，坚定政治方向，提高效能、改进作风，要在提高理论素养上下工夫，加深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解。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能够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强化政治素质，筑牢思想防线。要牢记为民、务实、清廉的服务理念，不断强化廉洁的政治素质，坚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要把反腐倡廉思想融入工作学习生活等各个环节，坚持自律与他律，树立及坚持自重、自警、自励、自律的筑牢思想防线，自觉抵御各种消极腐败的侵蚀。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党的路线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永葆公仆本色，为人民办实事、办好事。端正思想态度，通过学习和接受教育，使内心世界更加充实，心态更加平和，进取心更加坚定，保持良好的心态，看待问题不会偏激，才能把党赋予的工作和自己的人生追求融为一体。

我们党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团结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人民的幸福，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不断加强居安思危的思想意识，鉴定社会主义信念，紧紧围绕在党中央周围，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艰苦创业，为党的事业，国家的繁荣富强而奋斗！

第五篇：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一九五八年八月，党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后，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潮流涌向全国。这两个运动掀起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了国民经济，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他在十十月九日发出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①

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同志。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在十二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②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③

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十九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七月二日，他在会议开幕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五、六个月，或一年。还说：现在有些人是热锅上的蚂蚁，要让他们冷一下。去年有一年的实践，再读书更好。学习苏联经验，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比较好的办法。这本书缺点有，但比较完整。毛泽东的这番考虑是好的，可是庐山会议后期，对彭德怀等同志开展的错误批判，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冲击了读书的安排。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一九五九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这年十一月初，刘少奇到海南岛，和广东省委的负责同志组成了学习这本书的读书小组，还请了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和薛暮桥参加。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3页。②《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共产主义社会》的简称，由中宣部组织编选。

③毛泽东在1958年12月9日的讲话。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一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二月、三月、四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至于上半部（资本主义部分），也要定个期限。今年主要精力恐怕是读经济学。国庆节以前，把苏联经济学教科书读完。读的方法是用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作。

二月中旬，周恩来到广东从化与国务院部分部委和中南局的领导同志组成读书小组，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们用了三个星期，将社会主义部分通读了一遍。

在刘少奇读书之后和周恩来读书之前，毛泽东本人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到一九六○年二月九日，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参加读书小组的，有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这个读书小组采取边读边议的方法，逐章逐节地讨论，①过去人们以为毛泽东有个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读书笔记，其实毛泽东本人没有写读书笔记。只是在边读边议时，他发表了许多谈话，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的形式。保存下来的谈话记录有两个本子：一个名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笔记》，一个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谈话记录稿》。前者将毛泽东的谈话按问题作了归纳，加了小标题。这个本子在周恩来读书小组内作过宣讲，流传较广。后者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章节顺序，按边读边议形式，记录了毛泽东的谈话。

毛泽东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发表的意见（以下有的简称‚谈话‛），反映了毛泽东本人和党中央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艰苦探索，其中既有大量重要的经验，也含有在认识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失误。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把毛泽东发表的一些重要意见介绍如下。

对社会主义革命经验的新认识 建国以后，党中央很注重总结我国的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政治报告，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都对我国以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做过总结。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下有的简称‚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继续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其中主要有：

①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时间安排在每天下午，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十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十九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二月五日至九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关于反对官僚资本

在旧中国，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集团，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占旧中国工业资本的三分之二左右，占全国工矿、交通运输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八十）。到一九四九年底，我国基本上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

怎样认识消灭官僚资本的性质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党中央在一九五六年就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刘少奇在八大报告中指出，没收官僚资本，‚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地位奠定了基础‛。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包括着两重性：一方面，反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买办资本，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反官僚资本就是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还指出：过去有一种说法，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这种说法混淆了两个革命阶段，是不对的；但只就反对官僚资本来说，是可以的。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的比例，是八比二。我们在解放后没收了全部官僚资本，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的主要部分消灭了。

关于土改与合作化

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有一个变化过程。对于富农。在者解放区是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在新解放区土改时曾改为中立富农的政策，即要保存富农经济。但由于旧中国的富农经济不发达，其人数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五，耕地约占耕地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在《土地改革法》规定保护富农不受侵犯的同时，仍规定了对少数出租大量土地的富农，应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再加上土改刚结束就逐步发展了互助合作运动，这样，富农经济实际上受到了很大削弱。到一九五四年，富农户数在全国总农户中的比重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一，在老解放区则不足百分之一。刘少奇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富农出租的那一部分土地已被分配‛，富农每人平均占有的土地比一般农民占有的土地只多一倍，‛富农经济已大大地受了限制‛。①基于富农经济的这一实际情况。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时多次指出：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实际上消灭了富农经济，在这点上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这是毛泽东对建国以后土改运动的新认识。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经历了从低级到高级的转变过程。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都只一般地指出了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特点。在读‚教科书‛的谈话时，毛泽东对这些生产组织的特点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说：我们过去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因为在互助组里面，只是共‚工‛，还没有共‚产‛；从互助组到合作社的过程，是从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的过渡，即个体经济上的集体劳动到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的过渡。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第153页。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关于改邀资本主义工商业。

对资产阶级采用定息办法实行赎买，是我们党创造的成功经验。怎样认识实行定息以后的企业的性质？一个时期内，在理论界有些不同看法。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分析。他认为，一方面，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只剩下一条定息的尾巴而言，一般说来，这是只剩下一个形式、一个外壳，因为资方在企业里虽有一定职务，实际上没有决定权；另方面，就国家每年还用一亿二千万元的定息付给资本家，来赎买这个阶级而言，国家资本主义还有一点点实质，还不完全是一个形式。这样的认识避免了把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与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完全混同，有利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进一步改造。

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认为，不应当低估我国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尽管我国是个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落后国家，但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经验的意义却不限于我国。他说：把我国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改造民族资本主义当成例外的、个别的、特殊的经验，否定这种经验的普遍意义是不恰当的。西欧各国和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很高，少数的垄断资本家占了垄断地位；同时也还有大量的中小资本家。据说美国的资本是集中的，又是分散的。如果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了，对中小资本家怎么办呢？难道统统没收吗？垄断资本家要没收，是没有疑问的。中小资本家是不是可以。是不是需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来改造他们呢？又说：拿我们有些省份的人口和土地来同欧洲有些国家相比，我们的东北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上海和苏南为中心的江苏省，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很高的‚国家‛。既然我们这些省份可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末世界上同我们这些省份类似的国家，为什么不可以实行这个政策呢？毛泽东提出这个观点，并非要宣扬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因为他一贯强调马列主义应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反对外国朋友照搬中国经验。

思索建设道路，提出四化思想

毛泽东在郑州会议期间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中指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读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①他本人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贯彻了这个精神。在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怎样大规模地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党没有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照搬苏联的办法。苏联经验，有许多是适用的，也有许多不符合中国国情。在‚一五‛后期，苏联经验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从一九五五年底起，我们党的领导人就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当初对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表现得那样兴奋，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认为这一年‚开辟了道路，许多过去不敢设想的事实现了‛。②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回顾这段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一九五五年底到一九五六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选举演说，苏联在一九二一年产钢四百多万吨，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炔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在这里，尽管毛泽东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为完全正确的探索成果加以肯定，而实践证明它在许多方面忽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经济规律。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认识党的领导人为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所作的巨大努力。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52页。

②毛泽东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在‚谈话‛中，毛泽东继续对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进行思索，阐述了一些重要的观点。

关于工农业并的思想

这是在《论十大关系》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毛泽东又明确指出：‚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重新强调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他说：过去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商业、交通业，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改为农、轻、重、交、商。这样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这样还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原则。农业中也有生产资料，重工业是不会放松的。‚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它四年，不提口号，不作宣传‛。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农、轻、重‛问题。在‚谈话‛中，毛泽东针对‚农、轻、重‛提出后的一些糊涂观点，具体地阐述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在安排计划的时候，工业的发展当然要快于农业。但是提法要适当，不能把工业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否则一定会发生问题。我们的提法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所谓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这样，毛泽东就比较全面他说明了这个方针。

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思想。

一九五八年‚共产风‛刮起后，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在要不要发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起不起作用的问题上发生了疑问。为了纠正‚左‛的错误，毛泽东多次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重要。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还对斯大林讲的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内起作用而不在生产领域内起作用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武昌会议期间，他看到中宣部内部刊物上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重要修改的材料上说，新版教科书把商品范围扩大了，不单是生活资料，而且包括生产资料，他赞同这个修改。新版‚教科书‛还认为价值规律既在流通领域、也在生产领域内发生作用，毛泽东也赞同这一修改，并在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的一个批示中，提出了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著名观点。在这次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重申了上述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上指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

关于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对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一九四五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已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曾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一九五四年九月，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思想，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①这可以说是对四个现代化最早的表述，它主要体现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在一九五七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改变了这个表述，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用‚现代科学文化‛代替‚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体现了一个好的思想，即后者可以包括在‚现代工业‛之中，而新加的‚现代科学文化‛，用现在的语言来说，体现了现代化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又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的这个提法，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我们目前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思想。②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后来在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们国家在本世纪的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也是我们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宏伟任务。

探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毛泽东倡导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大试验‛，虽然发生了严重失误，但是在领导全党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他却认真地思索和研究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以下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首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分两个阶段的学说。列宁从俄国这样资本主义不太发达的国家建成社会主义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出发，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将经历‚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和‚发达的社会主义‛这样不同的阶段。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发表了与列宁相同的看法，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可能分为两个阶段。他说：‚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社会主义分阶段的构想，目前已为理论界广泛承认。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②1963年1月，周恩来将‚科学文化的现代化‛的表述，改成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过去几乎没有涉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继续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一定会出现新的阶段，新的目标一定义会提出来。他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同阶级社会的历史加以比较，认为阶级存在的社会不过几千年，而地球还会存在多少万年，因此，他甚至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能要经过几万个阶段。能够说到了共产主义，就什么都不变了，就一切都‘彻底巩固’下去吗？‛

毛泽东还分析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变化情况。他说：按照斯大林的说法，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三个方面。就所有制而言，在发生变革后的一定时期内是不会变的，而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则总是不断改进的。‚将来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还会有无穷的变化，但是所有制方面不会有多大变化‛。关于按需分配的情况，他认为这是逐步实现的，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满足全社会的需要，‚可能是主要的物资能充分供应了，首先对这些物资实行按需分配，然后根据生产力的发展，推行到其他产品去‛。这些论述是毛泽东对未来社会的一种设想。这种设想是否正确，可让历史去检验。但是这些想法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一些构想一样，对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还是有价值的。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革命问题。

这也是共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新问题。毛泽东早在一九五六年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就接触了这问题。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继续探讨了这个问题。首先，他明确指出，说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是革命，‚当然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但是不能说这不是社会革命‛。他认为，一种生产关系代替另一种生产关系是质的飞跃，就是社会革命；由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转变为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因而也不能不是革命。其次，他根据共产主义社会还会有很多发展阶段的思想，继《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谈到这个问题之后，明确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变化也是社会革命。他说：‚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革命，从共产主义的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也是革命。共产主义一定会有很多的阶段，因此也一定会有很多的革命。‛这里讲的‚革命‛的含义是明确的，与后来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两回事。

从经济学谈到哲学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早出版于一九五四年。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就是针对这本书的未定稿而发表的意见。因此，这本书的主要骨架根据斯大林的意见早定下来了。毛泽东对这本书很不满意，但并未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书中有许多观点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不管有多少问题，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

毛泽东认为这本书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辩证法。他说：作者们没有辩证法，没有哲学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他还具体分析了这本书缺少辩证法的表现，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毛泽东的这些意见不仅是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评，对于理论研究工作也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在读这本‚教科书‛时，既然从哲学角度加以评论，也谈及了不少哲学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这里继续得到了发挥。他指出：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基于这一观点，他提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毛泽东的这个观点是鉴于苏联‚教科书‛的弊病提出的。这不仅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供了比较好的方法，也把对基本矛盾问题本身的认识深化了。

关于认识过程论。

毛泽东在《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中阐述过认识的过程问题。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他比较多地论及了这个问题。他倡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原本是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但是，随着‚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缺点错误的暴露，他感到探索一条新的道路并非易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中的错误，使他对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有较深的感受。因此，在这里，他从谈建国以来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体会的角度，就认识过程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他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他还特别强调，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必须经过多次胜利和失败，并且认真进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认识合乎规律。只看见胜利，没看见失败，要认识规律是不行的‛。他随后写的《十年总结》和一九六二年在七千人大会的讲话中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论述，就是这些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关于部分质变论。

这是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规律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这个思想不是毛泽东最先从理论上提出来的①，但是他很早就把这个思想运用于革命实践。一九五八年初，他把‚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有许多部分的质变‛的思想，作为工作方法提出来。包含了他对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在这次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从量变与质变的对立统一关系方面，说明了这个思想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普遍性原理。他指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

为了具体说明这个思想，毛泽东举了好多例子加以论证。在自然界方面，他举蚕为例，认为从蚕子到蚕、到蛹、到飞蛾的过程可看作四个阶段，它的变化从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都不只是量变，而且有质的变化，有部分质变。拿人本身来说，毛泽东认为人从生到死。经过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到老年这样不同的阶段，在死之前，既是量变的过程，也是部分质变的过程。这几个明显的生长阶段，就是部分质变。人死是最后的质变，这个质变就是通过以往的不断量变，通过量变中的逐步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还举合作化为例，认为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完成的。毛泽东分析这些例子后指出：在一个长过程中，在进入最后的质变以前，一定经过不断的量变和许多的部分质变。在社会领域，还有个主观能动性问题。如果在工作中不促进大量的量变，不促进许多的部分质变，最后的质变就不会很快来到。

毛泽东对部分质变论的这些阐述，使这个在哲学界沉寂了二十多年的问题，自此以后获得了新生。六十年代以来，我国的哲学家们广泛地承认了这个思想，许多哲学教科书都以专节论述这个思想。这是毛泽东对这个理论的重大贡献。

正确地对待毛泽东的‚左‛倾观点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以后，党的工作指导方针的‚左‛的倾向在不断发展。在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初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的谈话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政治方面的，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庐山会议是两个阶级的较量；‚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等等。这些问题已有历史结论，不必赘述。在这里，着重指出以下关于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些‚左‛倾观点。

①三十年代初，苏联的西洛可夫、爱森堡等合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已提出了‛过程内部或质量内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在1936年11月到1937年4月读这本书的中译本第三版时，在这些处作了批注。指出：‚不但过程而且阶段凡有质的变化就是飞跃‛。‚一切客观过程都如此‛，‚这一认识却要紧‛。李达在1937年5月出版的《社会学大纲》中，论述了‛部分的质的飞跃‛的思想。毛泽东读李达这本书时。注意到了这些思想，在这些处划了杠杠、圈圈，但无批注文字。艾思奇在1939年编的《哲学选辑》的附录《研究提纲》中，明确地使用了‚部分的质变‛概念。毛保东当年读过这本书，但在这些处既没划道道，也无批注文字。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

关于‚穷是动力‛的问题。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说过我们国家一为‚穷‛，二为‚白‛，‚穷就要革命‛这样的话。这是就我们国家的国情而言的。‚大跃进‛以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被引向极端，变成了‚越穷越革命‛，‚富了难革命‛。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有的领导同志以为农民会富得很快，当收入超过工人后，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就很困难，因而，主张人民公社‚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广大农民并不富，不存在农民收入会很炔超过工人的趋势。有的地区宣传二年、四年过渡是刮的浮夸风。从理论上说。趁穷之势过渡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思想，仍然是否认差别，怕富了不革命，因而想让穷队、穷社去共富队、富社的产，尽管当时在大力纠正这种错误。毛泽东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提出要划清两种所有制的界限，另方面也肯定了这种观点。这也说明了那时对‛左‛的错误的纠正，不是在指导思想上的根本纠正。当时，外国评论认为‚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说：‚穷是动力‛这句活，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革命，就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后来讲的‚富变修‛，正是这种思想的发展。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国家变富、人民致富的历史进程受到了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批判了这种错误，才产生了我们党的富民政策。

关于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问题。对于价值规律的作用，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一方面比斯大林作了更加明确的肯定；另方面仍不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把它和计划需要加以割裂和对立。例如，他说：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当成无效劳动、上钢质量低、国家外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毛泽东的这段话是为批判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而发的，并把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斗争从经济学的观点加以解释。它反映了当时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大跃进‛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已由历史作了结论。不考虑价值规律的作用，花了几十亿元，动员凡千万人上山大办钢铁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恶果，在随后的困难时期显露出来了。这一事实正好说明，经济工作不考虑价值规律的要求，不能不受历史的惩罚。多少年来，在这样错误的思想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受到了影响。

关于物质鼓励问题。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根据列宁讲的物质利益原则，强调了社会主义阶段要重视物质鼓励即‛物质刺激‛的积极作用，虽然在有些论述上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从基本方面看，这里的论述是符合社会主义时期的客观要求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发表了许多评论，既讲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如承认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都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贯彻物质利益原则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利益的关系，要注意防止贯彻物质利益原则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等等；但是，他的主导倾向却是在反对‚物质刺激‛，片面夸大精神鼓励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这样两个问题上：一是反对实行计件工资，认为什件工资增加新老工人之间、强弱劳力之间、轻重劳动之间的矛盾，助长工人为‚五大件‛而奋斗的心理，使人们不首先关心集体事业而是关心个人的收入。二是基本否定物质奖励制度，认为‚教科书‛说的对劳动的物质刺激会使生产增加的观点，是‚把物质刺激片面化、绝对化‛。‚是很大的原则性错误‛；还批评‚教科书‛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实际上是最近视的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时期无产阶级队伍中的经济主义、工团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表现，等等。在实行计件工资制和物质奖励制的具体工作中，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倾向，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不断将这些方面的规章制度、政策措施完善化，再加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的干顶，一些令人忧虑的消极现象是不难克服的。但是，毛泽东的批评夸大了物质鼓励原则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不当所产生的消极作用。他对这两个问题所采取的基本否定态度表明，在他的思想里，实际上不认为物质利益原则是社会主义时期不可缺少的重要原则，不认为它对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会起积极作用。无论外国的或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已证明，这种观点是违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的。

毛泽东在经济方面的其他‚左‛的观点，这里不一一论列了。

毛泽东的这些‚左‛倾观点的影响是深远的。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一届六中全会发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后，才对这些‚左‛倾观点有了比较正确的分析和认识。对于毛泽东的‚左‛倾观点给党的事来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今后还要继续克服和消除。但是，正如毛泽东本人说过的那样：不要把错误引为单纯是一种耻辱，要同时看作是一种财产。我们对待毛泽东的失误也应当取这种态度。从实践上说，正确地总结教训，有了前车之鉴，可以避免再犯类似的错误。从理论上说，这是研究毛泽东的思想史、党的思想史、社会主义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对毛泽东的失误进行正确的理论分析，有助于提高党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恩格斯说：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亲身经历的痛苦经验中学习。对于从这个历史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这是不应当忘记的。

附记

本文前面提到的关于毛泽东读‚教科书‛的‛笔记‛问题，一九六○年三月七日，周恩来致毛泽东的信曾说：‚送上胡绳同志在我们学习时作辅导用的笔记二本，请阅。这里头的话，都是主席在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讲的，现在用笔记形式写出，我们已告诉参加学***，只能在省、市委书记处和各部、委党组中学习使用，不下传。‛信中讲的笔记材料，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误传为毛泽东本人写的‚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