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干部读书心得：《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第一篇：党员干部读书心得：《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三十年风起云涌扑面而来，八千路英雄豪杰绝尘而去。这是我在读了《激荡三十年》后的感喟。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不平凡的阶段。它源起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危急时刻，发端于国家领导人举目四望后的英明决策，是十三亿人民决绝地告别贫困、追求富裕的迫切愿望众志成城地书写了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是一个大国在三十年时间从3624.1亿元向300670亿元波澜壮阔迈进的历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总结、反思、表现这三十年历史的书籍、纪录片、影视剧数不胜数。在此，我向大家推荐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激荡三十年》（上、下二册）。它以编年的体例，网罗大量的素材，以一个记者敏锐而独特的眼光，一年年、一件件、一笔笔忠实地记录了自1978年来每一年可堪载入史册的大事及人物。年代并不久远，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媒体上吸引了全国经济界、企业界、政界、市场和民间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详的人名、地名、产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闪现，如群星般璀灿闪耀。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掩卷沉思，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时常回味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纷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而是以下几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己的结论来圈囿别人的思想。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系统、宏观、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规律、趋势和大局，做好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会有所裨益。

一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当市场的主体已经实现了从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运营的阶段，对于经济的管理却还在计划与市场的泥淖中拉锯。就好像两队接力赛，一队已经跑到了第三棒，另一队还在进行一、二棒的交接。这是值得深思并需要急切加以改变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说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束缚了发展的活力。

其次，三十年间市场主体的力量变换与博弈，是文中最为精彩的演绎。但它不是明线，明线是时间。在时光的推进中，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华的大地上纵横捭阖、异彩纷呈。这三大力量究竟谁优谁劣，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更能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谁更维护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更长远的利益，作者没有说明，我也难以做出谁是谁非的简单的两分法的结论。这个结论需要每个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来做出。应该说，这三大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着巨大的贡献，正确地评价它们的作用有助于借助这三方力量正确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但是，蛋糕只有一个，而他们都想多切一点。于是，不绝于耳的就是它们各自对对方缺陷的批驳。说白了，是利益之争，是市场份额之争。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明确了这些，对于那些聒噪自会作出明断。

三是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命运值得我们悲悯和关注。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

第四，核心技术始终是中国制造的软肋。技术在古代被视为奇技淫巧，从业者“工”也被排在士、农之后，社会地位仅高于商。对于技术的重视应该是从建国后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时开始的，但我们的技术分层就像是中国的劳动力分层，有尖端的科学家和低端的农民工，就是缺少中端和高端的技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宇航员实现了太空中漫步，与老百姓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的家用电器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一项是中国自己的。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己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

三十年急流已趟过。在新的阶段，我们还将述写新的历史。回望《激荡三十年》，希望我们能走好今后发展的每一步，希望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如山岳般在地球上稳健崛起、平视群雄！

在这短短的一周的时间里，我沉浸在这本《激荡三十年》中久久不能自拔。不同于传统教科书和财经类书籍那样充斥着冷冰冰的数字和模型，《激荡三十年》更像是一本情节跌宕起伏的小说，充满了血肉与灵性。人们在这三十年的历史创造进行中的所有激情与喜悦、彷徨与悲伤都深深吸引着我。

就如作者吴晓波自己所说的：“要完成一次跨度长达30年的宏大叙事毕竟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我的学术基础、掌握历史的经验、创作的技巧和方法论，甚至是我的时间和体力等等，都面临空前的考验。”任何人要想真实客观地描绘出1978年－2008年这30年来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企业史，的确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一个拥有13亿庞大人口的大国，刚刚经历过一场文化浩劫，带着已经僵化了的计划经济，如何一步步瓦解旧的体制，打开开放的大门，建立起市场经济，逐步向着商业社会转轨，把压抑已久的生产力完全解放出来，重现旧时的盛世，这段风云激荡的伟大变革史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描绘出来的。吴晓波很聪明，他采用了和《史记》一样的编年体形式来书写这段不可替代，也不可能再次重复的历史。

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的确是令人心潮澎湃，灿烂辉煌的三十年，特别是对于在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的历史又沉默了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来说，它承载着许许多多国人的光荣与梦想。同时这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吴晓波对这群英雄的特征描述得相当入骨：“他们出身草莽，不无野蛮，性情漂移，坚忍而勇于博取。他们的浅薄使得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够用最简捷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冷酷使得他们能够拨去一切道德的含情脉脉而回到利益关系的基本面，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能够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的规则与准绳，他们的贪婪使得他们敢于采用一切的手法和编造最美丽的谎言。”《激荡三十年》正是由这些英雄的一个个故事串联起来的，这些人的命运与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紧紧捆绑在一起，是注定要在中国企业史上留下色彩斑斓的一笔。

这漫长的三十年的时光在吴晓波的笔下变成了一个个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李经纬、赵新先、潘宁、何阳、陈东升、郭凡生、冯仑、潘石屹、黄鸿年、吕新建、禹作敏、沈太福、黄光裕、何伯权、倪润峰、田溯宁、吴鹰、张朝阳„„傻子瓜子、TCL、万向、华为、蒙牛、正太、中信、华西村、健力宝、三

九、科龙/容声、嘉德拍卖、慧聪网、万科、红石、大邱庄、国美、长虹、乐百氏新浪、搜狐、网易、希望集团、娃哈哈、秦池、三株、德隆，这些曾经只是轰动一时又或是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人名、产品名、品牌名，如同亲身经历一般，生动地再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些企业家和他们的企业的成长历程一同见证了这个国家的改革的每一个步伐，无论是成功或失败，他们都在这个时代写下自己的注脚：王石。从当年一个靠倒卖玉米获得第一桶金的饲料中介商人到如今的“万科”集团的董事长，房地产业的巨头；张瑞敏，把当年一个亏空147万元的集体小厂一步步发展成为营业额达上千亿元国际大品牌“海尔”；柳传志，在一间仅有20平方米的小平房里创建起日后将成为全球500强的“联想” 企业集团；牟其中，从首个中国“首富”变成“首骗”而锒铛入狱；史玉柱，从当初的创业“巨人”到一夜破产，负债2.5亿，再到靠着脑白金东山再起，变成如今的保健巨鳄、网游新锐„„这些小人物蜕变成大人物看来近乎神话的故事，却真真实实发生在这堪称神奇的三十年里，而且我所列举仅仅只是当中的一部分。

跳开这些英雄式的第一代企业家们，我们国家的领导人也在这场翻天覆地的变革中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百业待兴”的中国打开了一扇通往繁荣富强的大门；他的继任者朱镕基，却是在这扇大门打开后各种混乱涌动之际，用强有力的节奏将改革继续深入执行下去的“经济沙皇”。摆在他面前的是国营经济的改制，民营经济的成长，外资经济的涌入，三者之间的力量在不断进行斗争，要想使这个国家重焕生机，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是国家领导人所必须解决好的难题。

这三十年的辉煌其实也隐藏着不少隐患，迈入九十年代，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有经济却在改制的摸索中陷入混乱，体制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其种种弊端，用作者的话就是“过去的30年里，一直存在着两个中国：经济强劲成长的中国、体制消耗严重的中国。”的确，我们三十年的GDP高速增长，却是以高能耗作为代价。97年的金融风暴，08年的金融危机，冲击着西方世界的同时，也在考验着我们这个国家。

作者吴晓波是一名记者，或许是记者的职业习惯使得他更擅长从许多现象中去挖掘出事件的本来面目，并将事实的发展经过以及前因后果清楚地告诉读者。对于我们这群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衣食无忧幸福生活的“80后”来说，这样的书更能让我们能从中深刻体会到我们的国家这三十年来为使她的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所做出的种种努力，以及一个个“小人物”在那个跌宕起伏的时代里与贫穷和卑微的苦苦抗争。我很是欣赏他这样的写法，把每一件看似偶发的历史事件娓娓道来，让我们能切实感受到改革的大潮是怎样一步步地改变着我们的周遭，中国的企业又是如何从破旧走向成功。一本经济学的著作能写的如此富有文采，可以说是十分的难得了。

读罢《激荡三十年》，不禁让我想起《三国演义》中的卷首词《临江仙》中那句“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史，在历史的长河只能算是很短的一段，但由于处在改革开放这个时代背景中，却显得尤为不平凡。正如一位网友评论的：“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但历史并没有就此止步，还在不停向前滚动着，迎来六十华诞的中国还在继续谱写着“中国崛起” 这个当代最伟大的神话，或许在下个三十年里我们会成为这个“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也说不定呢！

世界不再令人着迷——马克思.韦伯

三个夜晚，我好像在读一部“小说”。

我也从来没有读过这样的“小说”，主人公多到无法一一列举，只能冠以他们企业家的名称。三十年前，这样的名字几乎意味着囚徒和牢狱。但在今天他们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时代的骄子和民族财富，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三十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复杂商业环境中谱写了当代中国企业史，他们中很多人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很多人却坐进了牢房，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而让我又时会常感到无奈的是，历史最终将改革的失败者遗忘，骨子里的传统意识让我们从对牟其中、储时健们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映射了改革过程中法制和价值评判的矛盾、茫然。但正如网易丁磊若干年后讲的那样，“在三十岁之前，我最大的收获不是赚到两三个亿，而是有过亏掉两三个亿的经历”，牟其中和储时健们更应该赢得我们的尊敬和感谢，他们从未输给过市场本身，他们输给的是体制，他们输给了他们无法超越的意识束缚，他们的失败给前进中的改革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这也是我始终混杂着好奇和烟草薰香般的莫名兴奋读完这本书的原因，甚至偶尔的泪花凝聚，为每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惋惜，为每一步历史的跨越感动喟叹，一种肃穆、忧思的心情伴随我读完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的最后一页。

这是令每一个了解她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空间跨度如此之广，时间则恰好纵贯我出生到现在，除去那仍旧弥漫着极左思潮的最初五年，《激荡三十年》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当年那些曾轰动一时的争论或者个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戏，但当我透过时光的长河以另一种方式触摸曾经离我们很远却又分明很近的中国改革史，一种悲情油然而生。在时时因为好奇而掰开手指计算着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个充斥着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铜臭味道的故事时，这种震撼又远远超出听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这是从骨子里流淌着中国人不屈躁动血液的三十年。

毫无隐瞒的讲，吴晓波的文字没有作为同行的许知远那种瞬间使人沉思的睿智，也没有许知远通篇亦中亦西天马行空的洒脱。在这两个颇具代表性的财经作家身上，我更喜欢许知远大历史大世界的气魄，而吴晓波，显然在视野上更偏于纵深的思考。这同样也是许知远习惯于晦涩绕口的冗长句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在许的大部分文章中，知识的深度广度直接影响着最终的阅读质量。但在吴晓波这里，他的风格更像他的老本行——专业财经记者，习惯用一种逻辑缜密的思维贯穿于平实的文字中，你可以不懂经济周期，你也可以不用在意德鲁克和斯蒂格利茨是否相识。吴晓波相比起来更像一个史家，而史家的一个重要标准——史德，在吴晓波笔下又显的格外清晰，在一个习惯于集体失语的国度，这种丝毫无利益驱动的反省在混迹于开放但尚且灰色的商业社会中，显得真诚许多。如果说许知远使我的青春热情愈发炽热，那么吴晓波却是让我慢慢沉静，慢慢的学会在世俗的声音中追寻他背后的规律。

即便他的文字里总是有文人所不屑的世俗情怀，但显然吴晓波的理想是度人而不是度己。

对于我来讲，我更感谢吴晓波的是，他给了我一个梦，一如当年身无分文的王石在深圳街头倒卖玉米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吴晓波的文字让我看到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那分明又是一种暗示或者鼓励——聪明或愚笨并未造就最后的成就，而同时代气息的亲近程度最终决定每个人归宿，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柳传志、潘石屹以及后来的马云、张朝阳，这是围绕在这代人身上无法超越的潜在意识圈。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有着太多的未知、惊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

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从来不缺少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特殊的群体，勤劳、聪慧、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初转型期标志性性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伴随制度层面的缺失一起构建了中国改革初期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个反复崛起、跌倒的轮回。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刘永好、柳传志，还是红极一时最终身败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无一例外。

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

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颇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我们不去苛责任何改革过程中制度上的缺陷，衡量公共政策的正确与否并不是以个例的成败为标准。但我们完全应该避免更多的健力宝更多的李经纬出现，在产权重置这种敏感的字眼上，政府和企业更应该有的是远见和共识，而不是将政府和企业在市场体制下仍旧坚持计划年代强势监管，那仰天含泪的一幕实在太过悲情。

同李经纬的晚景凄凉相比，史玉柱更像是重获新生的囚犯。这个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商业英雄在三十年的改革史中占据了很大篇幅，虽然至今我们仍然无法在道德和商业的双重标准下给予其准确评价，但我们所要尊敬史玉柱的唯一理由是——他的成功，失败，再次成功在中国企业发展史上足以成为商业世俗化、投机性的最好佐证，同样令人惊叹的是，没有几个人能像他那样经历天堂和地狱般轮番煎熬而依旧在中国最繁华的金融商圈叱诧风云。

他的巨人倒了，他脑白金被批为十大恶俗广告之首，但他的征途又上路了。

无法猜测2001年在上海公开登报还债的史玉柱是怎样的心情，这个与中国人固有概念里商人形象完全不符的中国改革标本人物，其豪赌的天性在这场时代的大变革中暴露无遗。从背负两亿债务逃离珠海，到《征途》纳斯达克上市，相信他能东山再起的人只有他自己。这个外表极尽文弱的安徽人信奉的是“生存第一”的残酷法则，在“史氏”商业模式的构建中，史玉柱对于人性卑劣、贪婪一面的发挥诠释为众多体制内人士所不齿，但正如好莱坞影星伊丽莎白.泰勒说的那样“成功是一种了不起的除臭剂，他可以去除你过去所有的气味”，这句话用来形容史玉柱再也合适不过。

在“激荡三十年”行将结束的时刻，我更愿意用仰望的神态去膜拜曾经的英雄，从光荣与梦想的憧憬到残酷无情的市场法则，躁动与喧嚣伴随着中国市场体制下第一代企业家，与前人有所不同的是，复杂的体制政策和商业环境给了他们更多的挑战和阻挠，当他们起步前行的时候，意识形态的束缚困扰着他们，当他们壮大成长时，全球化的声浪几乎将他们淹没。幸运的是，在经历产权界定和意识形态重新阐释，我们第一代企业家在激荡的三十年里顽强的存活下来，虽然我们的脚下依旧踩着众多的失败者，但中国企业在经历三十年的改革考验后愈发成熟和稳健让我们有理由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给予他们最真诚的敬意。

因为他们，我们的世界依旧令人着迷。

第二篇：党员干部读书心得：《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三十年风起云涌扑面而来，八千路英雄豪杰绝尘而去。这是我在读了《激荡三十年》后的感喟。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不平凡的阶段。它源起于“文革”后百废待兴的危急时刻，发端于国家领导人举目四望后的英明决策，是十三亿人民决绝地告别贫困、追求富裕的迫切愿望众志成城地书写了这段浓墨重彩的历史，是一个大国在三十年时间从3624.1亿元向300670亿元波澜壮阔迈进的历程。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总结、反思、表现这三十年历史的书籍、纪录片、影视剧数不胜数。在此，我向大家推荐吴晓波著、中信出版社推出的《激荡三十年》（上、下二册）。它以编年的体例，网罗大量的素材，以一个记者敏锐而独特的眼光，一年年、一件件、一笔笔忠实地记录了自1978年来每一年可堪载入史册的大事及人物。年代并不久远，那些曾经在报纸上、媒体上吸引了全国经济界、企业界、政界、市场和民间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品牌，那些耳熟能详的人名、地名、产品名，如繁花般在眼前闪现，如群星般璀灿闪耀。在历史的机遇面前，有人窥见先机，一跃而起抓住了机遇，获得了飞跃的发展和急速的膨胀；有人随改革的进程，在不断廓清思路的拉锯中起起伏伏；亦有人始终站在政策的前端，捞取着转型时期中国经济的厚利；还有更多的人，他们以自己的勤勉、奋斗在这个英雄的年代，大写英雄的历史。

掩卷沉思，这本书令我印象深刻、时常回味和思考的不仅仅是纷繁的事件和卓俊的群雄，而是以下几个问题。我想，这也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所以，他不以自己的结论来圈囿别人的思想。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系统、宏观、冷静地思考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进一步把握规律、趋势和大局，做好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应该会有所裨益。

一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艰难转型。不可否认的是：当市场的主体已经实现了从产品生产到商品生产再到资本运营的阶段，对于经济的管理却还

在计划与市场的泥淖中拉锯。就好像两队接力赛，一队已经跑到了第三棒，另一队还在进行一、二棒的交接。这是值得深思并需要急切加以改变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得好，才能说是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有助于解放生产力而不是束缚了发展的活力。

其次，三十年间市场主体的力量变换与博弈，是文中最为精彩的演绎。但它不是明线，明线是时间。在时光的推进中，我们看到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跨国企业在中华的大地上纵横捭阖、异彩纷呈。这三大力量究竟谁优谁劣，谁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谁更能代表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谁更维护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更长远的利益，作者没有说明，我也难以做出谁是谁非的简单的两分法的结论。这个结论需要每个有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的人来做出。应该说，这三大力量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都做出了并正在做着巨大的贡献，正确地评价它们的作用有助于借助这三方力量正确地发展我们的经济。但是，蛋糕只有一个，而他们都想多切一点。于是，不绝于耳的就是它们各自对对方缺陷的批驳。说白了，是利益之争，是市场份额之争。作为宏观经济的管理者，明确了这些，对于那些聒噪自会作出明断。

三是改革进程中的企业家命运值得我们悲悯和关注。改革就是突破，突破不合时宜的观念、法律、政策的障碍。而企业家作为市场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他们思想活跃、思维敏锐，能看人所不能看到的，想人所不能想到的，处处占领高地、独得先机，这是他们的优势。然而，法律的壁垒、政策的障碍、民众观念的落后、媒体过犹不及的关注和利润最大化的贪婪本性，常常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身败名裂，成为后来者的垫脚石。中国历史上是个抑商的国家，然而步入全球经济、实现和平崛起、完成复兴伟业，无不需要优秀的企业家去陌生的国度开疆辟土。因此，如何发现、培养企业家成长，使他们在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同时背负上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性的责任感，使追逐财富、创造财富成为一种快乐、一种成就而不是万恶之源，也是一个需要正确看待和引导的问题。

第四，核心技术始终是中国制造的软肋。技术在古代被视为奇技淫巧，从业者“工”也被排在士、农之后，社会地位仅高于商。对于技术的重视应该是从建国后完整的工业体系建设时开始的，但我们的技术分层就像是中国的劳动力分层，有尖端的科学家和低端的农民工，就是缺少中端和高端的技师和工程师。我们的宇航员实现了太空中漫步，与老百姓生活质量

息息相关的家用电器的核心技术却没有一项是中国自己的。实践已经证明，核心技术是买不来、引不进的，不是我们不想要，是人家不愿给。核心技术是科研人员智慧与心力的结晶，它需要全社会对领先技术、产品的选择和支持，更需要科技人员沉静而不浮躁地攻关克难，还需要商家不以价格为利器而赤膊上阵。但一项新技术的发明与创造，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当中国的产品以其质高品优走向世界的时候，期望中国的技术也能在自己的产品中占一点份额。

三十年急流已趟过。在新的阶段，我们还将述写新的历史。回望《激荡三十年》，希望我们能走好今后发展的每一步，希望我们的国家与民族如山岳般在地球上稳健崛起、平视群雄！

第三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是按年编写的改革开放后的企业史。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分明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历史，然而我们却对其知之甚少，仿佛无比遥远。《激荡三十年》仿佛给我开辟了一条时光隧道，虽然无法亲历那个年代，但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触及了离我们感觉遥远而实际最近的中国经济改革史，仍旧感同身受。细细琢磨着1978—2008年中每一个充斥着“原罪”的商业故事，不知不觉的被时代气息深深地感染与震撼。

以一个“后之来者”的身份来回顾历史，总是会不自觉地那现在的情况与过去相比。当年改革伊始的做法，轰动一时的争论，震惊全国的案件等，大多随着时代的发展沦为了历史的滑稽戏，这就是时代的距离吧！身处那个时代的人永远不可能比后者更清楚更洒脱地看待那个时代。然而，这种洒脱可能只有作为旁观者的后人才具有的。当局者都有着最现世的利益冲突，怎么能如后来者那样轻易释怀。而后人也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当局者”们所创造的传奇，只能惊叹于时代。

虽然作者力图以客观的史家理性客观的角度，但是它所记述的每一个故事或让人血脉贲张，热血沸腾，或让人惋惜心痛，唏嘘不已，或让人肃然起敬，或让人激动愤怒„„你很难一直保持着非常平静的心情去阅读。或许它更像是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讲述了一个能令任何有梦想的人心潮澎湃的三十年故事，中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是展示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许多难以言尽的委屈、痛苦。这本“小说”中，主人公之数远不止一百单八个，多到难以一一列举，但是他们都可以冠以“企业家”的名字。他们靠着中国人与生俱来的勤劳和聪慧在1978——2008年“摸着石头过河”的社会转型期谱写了当代中国可歌可泣的企业史。他们总是承担着改革的政策风险，总是原有体制的突破者也是违规者，常常被迫游离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拥有着血腥和铜臭味道，因此获有“原罪”。虽然少数人顽强的度过艰险修成了正果如今依旧被鲜花簇拥，但是更多人却被无情的被时代碾压过去，或被人遗忘，或坐进了牢房，甚至成为了悲情的时代祭品。然而在今天看来，他们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代的骄子。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更是那个时代社会的缩影。

许多功成名就至今日的改革成功者，曾经也走过荆棘路。当年的王石同样身无分文过，在深圳街头时的迷茫和毫无方向与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丝毫差别。然而他却主动地跟上了时代的脚步，倒卖起玉米，在“摸着石头”的过程中渐渐找到方向。当年的柳传志在中科院中不过是一个专业不精的工程师，但是他所拥有那个年代人少有的经营热情与智慧致使他脱颖而出。当年的许多人不过是与我们一样的青年人，那些衣着光鲜的熟悉面孔也曾同样面对时代的困惑而苦于自我救赎。然而他们与一般人不同的是他们找到了一般人找不到的、属于自己的时代切入点。

而那些一度成功，几番挣扎，最后被历史遗忘的改革失败者的人总是给人一种悲情英雄的感觉，让人惋惜无比。李经纬将健力宝从三水县的一个只拥有几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厂，发展成为了一个在中国能与可口可乐相抗衡的国企饮料巨头。而后来整个“国退民进”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使他与他的健力宝却深陷产权泥潭，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在今天看来仿佛命中注定。最后他一病不起，而他的健力宝也消逝在时代中。与他同样悲情的领导者还有褚时健。褚时健抓住烟草行业发展的机遇，使红塔山成为中国名牌，让玉溪卷烟厂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烟草大王，但是企业家激励机制与监督体制的不健全还有其贪欲葬送了他的政治和职业生命。类似他们的“悲情英雄”还有好多，虽然有许多人都为他们抱不平，叹他们生不逢时，讽制度的僵化，但是我总觉得他们的失败这与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身上的“草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他们的成功大多都是当时他们所做出的几个具有时代突破性与相对偶然的正确决策与自身企业特殊的身份与地位所造就的。如果他们没有身处特殊的位置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民营经营者，取得成功完全是不现实的。如果他们能不断的提升自我，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不是不停地运用自己的那“三板斧”，悲情可能不会上演。假如他们具有职业经理人的基本自身素质与真正科学的管理方法，结果肯定会非常不一样。然而这样要求那个时代的人明显是不现实的，身处时代之中的人想要超越时代太过困难，这不过这只是我这个后者的意淫而已。

这本书中提到的许多故事都是我们高中时极好的论据，而当时对这些事情的评判几乎只是简单的为了单一的论点而简单的贴上符合主题的标签。一件现实的事情没有简单的好与坏，很难用一个或两个简单的方面解释清楚。全面客观是探求事物真相的基础。

30年诞生了太多人物，人们对他们的定义各有不同。我十分赞同这本书前言引用《唐璜》的一句话对他们的定义——“说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尽管当今之世，英雄是迭出不穷，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而后才发现，他算不得真英雄。”因为，我觉得他们是成功的时代探路者。虽然在现在看来，他们的成功源于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他们的成功相对容易，但是取得成功始终是困难的，需要我们走在时代最前沿，甚至超前于时代。现在的中国仍然存在着很多的问题、空白，仍然是个处处存在着机遇的时代。也许过了多年之后，我们在看待如今的时代，正如我们看待过去的年代一样，感叹那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好时代！因为一切皆有可能！

从1978年至如今的30多年是中国最精彩的华章。从改革开放初江浙人民冒极大风险发展贸易，到80年代中后期的全民皆倒，再到南方讲话后爆发的全民下海的热潮„„全体国民及政府的求富渴望，对贫穷现状的坚决告别和现代化的强烈追求成为了所有人的价值追求，而这也是中国改革发展中最重要的动力。从一开始中国的改革就是一个被自下而上的力量和需求推动的过程，只不过一直以自上而下的政策改革的方式呈现的。

中国这场改革运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性令我印象深刻那就是——“不争论特征”。由于中国特有的复杂社会情况，中国的改革的走向非常像是社会学的Gartner光环曲线。每当某一重大改革被激烈争辩和强行推进的时候，往往成效甚微、陷于流产，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动荡和舆论的紊乱，而当所有的争论这都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改革却会在最不经意的时刻取得突破。其严谨且极优的途径选择往往小于人们之前的猜想。可能这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吧！

改革开放的种种成就是政治家智慧与企业家智慧交织的结果。然而过去经济还是由政府主导的，普通的人们在其中取得的种种成就，抓住的种种机遇都是由政府政策造就的，有的甚至可以称作政治变革的副产品。民营的企业在政策面前更像是一叶扁舟，那一把握下一刻自己的命运。在未来，还是期待一个更完善的制度，一个系统更稳定的社会。中国经济，至少在企业方面，应该有更多无关政治的商业智慧而创造。不过把握政府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仍然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潮流、时代面前，人永远是渺小的。

今天中国的虽然有点虚浮，但是你不能否认它的强盛，与1978年时落后而穷困的中国已经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从1949年开始中国没有走上发展的“最优道路”，但是如今的中国未必与所谓的“最优道路”差多少。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相似的，虽然这个过程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相互独立的逐步进行，渐进的路径与速度各不相同，但是我相信肯定会在一个时间点上汇成一股河流。

第四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

开篇语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

1978年，中国社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全新时代，30年的艰难与辉煌铸就了中国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年代。30年的中国企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荡岁月。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睹目，大国的崛起，中国迎来历史上的空前盛世。从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企业崛起的时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是主要的，变化也是翻天覆地的。从单一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从计划到市场，从僵化的企业制度到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改革的路途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经济体制改革 时代的呼唤

文革结束，**结束，尽管“两个凡是”依旧束缚着人们的思想，但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复出，让一切都传达出了可喜的讯息。

1977年，中国在结束了十年“文革”**后，发生了一件关系到国家和青年命运的大事，那就是恢复高考。高考制度的恢复，使中国的人才培养重新步入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万事开头难，高考制度的恢复是改革浪潮到来的前奏，历史证明，它为改革开放后，我国民企的发展培养了大批的人才，如李东生、陈伟荣、黄宏生、杨曦光等人。

作为共产党主要阵地的《人民日报》也开始改变其刊载内容了，往日的红色革命的气息淡化了，据说柳传志在一个上班的早上看见《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关于如何养好牛的文章。这个传说无法考证，但可以明确的是“革命”即将离我们而去，“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应该改变了。1978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特约评论文章，这犹如一声炮响，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真理问题”的大讨论。这一讨论，对于解放国人的思想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准备了思想条件。

与此同时，国内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越发严重。然而文革期间，工厂停产，使原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农村的人民公社又大大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大下降。人民的温饱问题，亟需解决，然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靠原来的模式是不行的，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

在时代的呼唤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明确了我国目前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并做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即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实践证明，改革开放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逐步到城市。农村围绕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的劳动力，扩大粮食产量而进行；城市则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把企业从政府高强度的管制之下解放出来。二，改单为多，改变原有的单一公有制的模式，逐步发展个体、民营、外资等多种所有制的企业。三，利用商品与货币的关系发展经济，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1978年11月24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一间破屋里，18个村民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面对一张契约，深情紧张的按下了血红的指印，并个个发誓说，宁可杀头，也要搞包产到户。从此打响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枪，包产到户传到中央，小平同志很是赞赏这种精神。并开始在四川广安和安徽进行试点，不久就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大大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国的粮食产量得到大大提升，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的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出现了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充足廉价的劳动力。

农村的改革揭开了城市改革的序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各种个体、民企如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了。牟其中因一篇《中国该往何处去》而入狱，1979年出狱后，办起了销售部，后经过一番打拼，成为了第一个“中国首富”。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间，他又从“中国首富”沦为“中国大骗”而再次入狱。尽管他未得善终，但是他的沉浮，说明了在中国当代民企有着很强的盈利能力，同时也暗示了我国的市场制度和法律需不断完善。牛根生从一个刷瓶工到蒙牛集团的CEO，南存辉从一个走街串巷的补鞋匠到正泰集团的董事长，那年在深圳街头徘徊的王石，也借着改革的春风创建的万科。一个又一个的事实，说明了改革开放后，国家是鼓励民企、私企的创办的。支持民企发展的同时，我们的国企也走进了改革的队列。中国各地都放宽了对外国记者参观国企的审批，如：桂林丝厂、重庆炼钢厂、上海集成电路厂等。这些国企大都管理松散、设备老化、环境恶劣、浪费严重、自主性差、效率过低。暴露出的这些问题，预示着国企即将进行一场改革，对内强调能力与效率，对外引进先进技术。从此领导人出访，参观国外的工厂，促进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办厂，一方面有利于引进国外技术，另一方面增加了国内的就业岗位。利用我国的资源、人口、政策优势招商引资，并尝试合资经营等多种方式，优化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借着春风，乡镇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了。以华西村模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缓解了农村的人地矛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国内积累，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随着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建立，我国初步形成各种所有制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

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是全方位的，新时期原有的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逐步进行改革，逐步市场化。所以为实现逐步市场化，开始利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经历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等阶段。最终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为配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的信贷机构、资本市场、征税系统、市场交易和企业制度都亟需建立。

改革需要不断深化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其成就是巨大的，但改革中也有诸多问题，改革中的问题直接导致了现在经济转型——成为消费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实现。

过去三十年来，可以这样讲，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不断投资、不断兴建基础设施、不断的产能扩张，但是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仅仅是得益于中国入世和全球化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但随着全球市场的逐渐饱和和贸易保护主义势力的抬头，这样的增长模式难已持续。为此必须开拓国内市场，拉动内需，但内需不足确实事实。

过去三十年，长期注重积累，忽视了消费，再加上大量的国有企业的存在抑制了居民消费，使得国内的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水平偏低。一个人的消费投资预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劳动收入和财产型收入。过去三十年来，工资的增长幅度很小，居民的劳动收入增长缓慢；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作为公有财产，其经营收益和财产升值所得的利益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再分配，一大部分的财产用于积累了，使得居民的财产型收入也很少。因而居民不得不削减自己的消费投资预算，这是国内长期消费水平较低，内需不足的原因之一。

过去三十年，征税权一直掌握在政府手里，致使国内居民的消费增长缓慢。目前差不多行政部门的各个部门都有权推出新税种、也可以在现有税种上不受制约的调高税率（包括印花税）。把国民收入按政府、城镇居民和农民三个群体分，从1995~2007年，扣掉通胀影响后，政府财政收入翻了5.7倍，而城镇居民和农民分别为1.7和1.2倍。改革红利一大半被政府分去。2007年政府的财政收入相当于3亿7千万的城镇居民的收入，12亿3千万农民的纯收入。并且如此巨大的财政收入，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三大民生项目上的开支仅占15%，相当于GDP的2.4%，平摊到每个居民身上相当于一年内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而巴西政府单单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就占GDP的10.4%。由这些数据可知，当税收权在政府手中且不受约束时，居民的税负较重，抑制了国内居民的消费增长。

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是由其需求结构所致。在中国高比重的国有经济，突出对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体的建设，如高楼、铁路、高速公路、大工业项目，偏爱于重化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然而这些是不奇怪的，由于我国的业绩考核方式，政府的投资人当然愿意把钱投在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项目上。这是一种偏向于能源、资源的需求结构，并且环境治理成本会比较高昂。反观民企则更加侧重于民生方面，民企则愿意把钱投在下面两方面：一，消费品，即轻工业；二，服务品，即第三产业。这是一种侧重于居民需求的结构，更加能够拉动国内的居民消费。然而高比重的国有经济必定形成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

高比重的国有经济致使单位GDP所创造的就业岗位量低。过去三十年来，GDP只有保持8%以上的速度增长，才能保证充分就业。然而在当下GDP增速放缓已成定势，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必须改变国企和民企的投资比例，客观事实上民企创造的就业岗位的能力远远强于国企，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的GDP增速只要在3%左右，就能保证充分就业。

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就必须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

一：深化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着重约束政府的征税权、约束政府的管制权、对财政预算实施过程进行更加透明的监督。

二：深化对国企的股份制改革，将剩下的国有资产包括国有企业股权注入到32个国民权益基金。一个为全国性的国民基金，主要包括央企股权、各部委所属的国有股权，然后将其股份分到每一个国民身上，实现全民所有，共享改革红利。另外31省市分别成立自己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各省的国企股权注入其中，并按照一定比例在本省居民与外省居民进行分配。并且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自由交易，因为我国已经具备了管理这些基金的能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并非是私有化，而是为了更好的享受改革红利，3 国有企业依旧存在，依旧可以受某些政府部门的管理，但其收益、财产升值则能够实现全民共享，当然国企也可以仅仅拿出一部分收益作为红利分享，另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

未解之题

一：社会主义和共同富裕、人民幸福哪个是我国的最终目的？

二：社会主义除了能够实现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之外，还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实质性内容吗？ 三：在中国实现人民幸福、共同富裕是否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一条道路？

结语

改革也是革命，改革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变则存，不变则亡，尽管改革之路曲折蜿蜒，但其前途定然光明。经济改革需要把握经济规律、顺应世事变迁、政府调控、市场决定和人民监督协作。

第五篇：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读后感》

《激荡三十年》是一部以社会真是事件为题材，以历史时间为脉络的纪实文学报告，是一部记录中国企业荣辱得失，几度沉浮的成功编年史，是一部描绘三十年来各种人物叱咤风云，命运波澜的经典著作。

1978年，中国社会拉开了改革开放求发展的全新时代，30年的艰难与辉煌铸就了中国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独特年代。30年的中国企业经历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荡岁月。中国30年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睹目，大国的崛起，中国迎来历史上的空前盛世。从一场没有蓝图的改革到今天，这30年是中国企业崛起的时代。

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国企业，在1956年完成对私人资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国企业全部都属于国有企业，由各级政府计划管理。这种体制一方面使得社会上的物资奇缺，卖方市场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企业赚不了钱，连年亏损，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闭自守的经济体与连年政治运动，到文革结束前夕，中国原有的经济体制也走到了尽头。这一僵局在邓小平1979年当选全国政协主席后被逐渐打破，对国有企业放权让利、解禁农村工商业等私营经济和引进外资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故事的开始，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成为吴晓波叙述中国企业发展史的主轴。

从经济学上来看，计划经济的束缚了生产者的行为，计划压制了企业应对需求变化不断追求利润的冲动，而另一方面政府纵容导致的软预算约束弱化了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的激励。上述是从政府干预错位的角度来分析，但激励不足的主要原因来自产权。生产者不仅对自主决策感兴趣，他们更关注的是剩余收入的处置权。阿尔钦认为产权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担风险，并且有激励去盈利，而无效的生产多半是因为产权的不清晰，这种现象广泛存在于国有企业。张维迎、周其仁等人认为所有权的实质功能在于保证决策者必须对决策后果负责，即决策者必须是风险和收益的承担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问题，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产权的重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进“国退民进”政策才拉开序幕，而国有、民营和外资企业在此前此后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此紧密相连。

事后来看，如何办好一个企业，可能是一个问题，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也没有太多的成熟经验。产权问题是三十年企业史的核心问题，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富有远见的企业家和经济学理论界对此早已心知肚明。清晰的所有权无疑是国有企业改革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目标，但产权如何清晰、如何界定从来就没有被认真对待过，而所有权的社会主义属性、支柱产业国有垄断一直阻挡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但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无规则可依，模糊的政策设计意味着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标记，除非他无所作为，否则只要找茬就一定会找到有罪的地方。这是国有企业从“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务价高质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营资本在市场竞争中战战兢兢、腹背受敌的原因，这其间更夹杂着仰融出走华晨、李经纬被赶出健力宝、顾雏军得手科龙等事件，曾经一时的明星企

业和企业家，在模糊产权的藩篱中左支右绌，悲情离场。

从傻子炒瓜子传奇万向节，温州八大王，到价格大闯关，罐头换飞机，郑州亚细亚，再到彩电大血战，温州炒房团，华为狼性文化。这是中国命运发生剧烈转变的三十年，是社会经济发生飞跃发展的三十年，是令每一个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三十年。书中描绘了中国的企业家们如何进行原始的积累，他们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为福布斯富豪的，有失败的，最终沦为阶下囚的，也有沦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样，他们的探索至少告诉我们，他们有着令人敬佩的顽强生命力和创造力，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走在了时代前列。也许，在当时，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种种政治色彩，引发至阶级斗争的高度，但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变迁，他们所走的路被市场经济证明是正确的。三十年间，利益与风险的角斗铸就了企业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应了一句话：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改革开放探索路上，真理与无知更替着，国家在这些勇敢者的带领下，跌跌撞撞地像个小孩，追赶着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这本书展示给我们的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所有个体的成功、失败以及背后无以言尽的曲折痛苦。当年那些曾轰动一时的争论或者个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来，或许早已成了历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戏，但当我透过时光的长河以另一种方式触摸曾经离我们很远却又分明很近的中国改革史，一种悲情油然而生。在时时因为好奇而掰开手指计算着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个充斥着原始资本积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铜臭味道的故事时，这种震撼又远远超出听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他们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折射的却是相同的时代烙印——见证经历了激荡三十年里中国企业所有的兴衰荣辱世事变迁。而让我又时会常感到无奈的是，历史最终将改革的失败者遗忘，骨子里的传统意识让我们从对牟其中、储时健们交织着复杂的情感，这种复杂映射了改革过程中法制和价值评判的矛盾、茫然。

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代，有着太多的未知、惊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那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在这激荡的三十年里从来不缺少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如果从精神气质的角度去解读这个特殊的群体，勤劳、聪慧、对于摆脱贫穷的渴望以及与生俱来的赌徒意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最初转型期标志性性格，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伴随制度层面的缺失一起构建了中国改革初期独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个反复崛起、跌倒的轮回。无论是功成名就的刘永好、柳传志，还是红极一时最终身败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无一例外。在吴晓波笔下所有的改革风云人物中，健力宝的李经纬赢得我深深的同情。这个悲情的南方汉子失败后仰天含泪不发一语的照片很长时间里萦绕在我的脑海。作为政商博弈的参与者，李经纬成为制度的牺牲品已成必然，但作为产权改革的实践者，李经纬的失败必将载入中国改革史。在当年那一轮“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李经纬的“以身试法”某种意义彰显了资本在政治搅局中的脆弱，而整个产权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环境客观造就了政府企业间产权分置时的互不信任，“宁与外客，不与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个李经纬，正如

吴晓波在最后略带戏谑的写到“地方政府表现出的易于轻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让我们看到中国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这也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理解了张瑞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寻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难以言尽的苦处。

很欣赏吴晓波在书中的立足点，他取一个高点，以向下的方式回顾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如他所说，中国改革三十年就是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外资此消彼长的三十年。回忆通常都是会骗人的，所以很多时候，人总是觉得过去很美。所以总会听到上了年纪的人感叹世风日下，现在如何如何，过去如何如何。其实世风从来都是如此，过去的岁月总发生的很多事，从今天的眼光其实是可笑而可悲的。晓波的客观，是让人欣慰的。中国的事情，太多假象掩盖下，很少看到真实，而《激荡三十年》带来的就是这份难得的真实。历史的洪流滔滔而过，作为后来人，我们回顾历史，总会有千般感触，也只有后来人的事后诸葛亮，才能查觉到历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当事人的喜悦、辛酸和进退维谷。中国过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经济和社会中的变化起伏可谓波澜壮阔，“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锐不可当。万物肆意生长，尘埃与曙光升腾，江河汇聚成川，无名山丘崛起为峰，天地一时，无比开阔。”吴晓波用这个做题记开始了企业的发展历程。这三十年是如此的辉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热播的时候，让人感觉到中国崛起已经不再是预言而是现实。如何描述这段动人心魄的历史则是历史给当下的一份问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