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遵义会议会址心得体会
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心得体会
扎佐第二小学
黄再仙
昨天,扎佐二小党支部组织我们二小全体党员到遵义进行教育实践活动。首先登上娄山关，体会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有超人的智慧，选择了这里作为作战地点，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后来又来到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参观学习，在导游的带领下，我边认真听着讲解，边思考着共产党取胜的来之不易，体会到一代伟人的那种敢于批和自我批评的精神确实值得学习，让我认识到共产党员本质所在，共产党员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句话，遵义会址一游让我感触很深。
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作出的。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开始确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遵义会议70年来，我们党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开辟了伟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光辉成就。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提出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我国综合国力和民族凝聚力大大增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作出了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新的部署，指导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征程中不断开拓前进。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主席在前几位领导人的思想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升了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努力实现中国梦，让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
以此相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党的少数人，受外界资本主义反动腐朽思想的影响，不注意自己的世界观改造，背弃了共产主义信念，忘却了革命先烈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做出的牺牲，在错误利益观的驱动下，走上了经济犯罪道路，从北京市长陈希同到云南省长李嘉廷等一批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的贪污、腐化堕落。其充分验证了不从思想上筑牢反腐倡廉的防线，不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遇有适应的机会和土壤，这些人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个人好处，致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所不顾，见利忘义，成为党内蛀虫，社会的败类。毛主席曾经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却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今天我们缅怀烈士再一次给大家的思想修养敲响警钟。
通过这次参观，可以说，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共产党员，首要的是树立国家利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利益观、人生观、价值观。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以高尚的道德情操，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努力学习科学发展观，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站在改革开放和实现现代化最前沿，当好走在时代前列的标兵。
在工作岗位上，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成为懂业务，尽职尽责，勇于创新，努力创造一流工作成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坚定不移地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不顾身。忘我工作，坚决同危害人民、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行为和错误思潮作斗争，当好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中坚。
在日常生活中，忠实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密切联系群众，自觉服务群众，以实际行动为保持党的先进性、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好实践党的宗旨的模范。切记怨这怨那，当我们的思想动摇，情绪波动时，就应该用遵义会仪地址看到的一切来鞭策自己，提醒自己，我们和那老一辈革命家们比起来，条件优越多了，日子幸福多了，为国家、为人民做得还不够。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时刻记住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２０１４年４月１４日
第二篇：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红色旅游城市遵义。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遵义会议会址。
现在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门口，大门正中高挂的牌匾，上面有毛泽东书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第三篇：遵义会议会址
各位游客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遵义！
今天我们要去的遵义会议会址就位于遵义老城。现在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会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幢砖木结构，中西合壁的两层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在当时，他可是遵义城里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原是国民党二十五路军（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红军进入遵义后，将红军总司令部设立在了这里。
现在我们就从大门进去参观。
大家请往上看，纪念馆的大门上面悬挂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镏金大字，这是1964年毛主席为纪念馆亲笔题写的，苍劲有力、金碧辉煌。
主楼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顶有老虎窗。楼层有走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
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
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司部与一局即驻在这幢楼房里。
从1934年到现在，会址主楼的房间逐步复原了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谋部办公室（作战室）、周恩来办公室兼住室、朱德与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以及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等。
遵义会议会议室
会议室在楼上，原为房主的小客厅。面积为36平方米，长方形。屋子正中的顶壁上悬挂着一盏荷叶边盖的洋灯，屋子的东壁有一只挂钟（原物）和两个壁柜（原物），其中一个壁柜上嵌着一面穿衣镜。
西壁是一排轩亮的玻璃窗。屋子中央陈列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方桌（原物），四周围着一圈木边藤心摺叠靠背椅，共20只，为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所坐。长方桌下有一只烧木炭的火盆，为当时取暖用。
作战室
作战室在会议室正对的楼下，面积为56平方米，两间长方形的房间组成，中间布一道可折叠的六合门。屋子正中陈列着两张黑漆大方桌，桌上有铁座马烟、订书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信、报纸做的信封、3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以及《陈中日记》等。
屋子的西窗下陈列着两张桌，桌上置西部皮包电话机，桌下立着线拐子。东窗下陈列着一对灰褐色的铁皮公文挑箱。北壁上陈列着一幅巨大的云、贵、川三省接壤地区的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的三角小旗，标示着遵义会议召开期间的敌我态势。当年，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参谋长刘伯承等经常在这里办公、运筹帏幄，部署红军如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将红军引向胜得前进的道路。
周恩来办公室
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西头的第一间。室内按原状陈列：一张老式的暗褐色 的木架子床上，铺白色粗布垫单，有一床灰色薄棉被；窗下一张红漆九屈桌上有铜墨盒、瓷质毛筒、美孚罩子马灯、军委会信、信封、毛笔、铅笔等物件。室内一角置一挑铁皮公文挑箱。壁上持手枪、望远镜与竹斗笠。在引人注目的壁
上还挂着一帧周恩来长征到达陕北后的留影。这张珍贵的历史的历史照片为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所摄，录下了周恩来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生涯。
朱德办公室
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与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相对。室内按原貌陈列：一张浅红色的老式木架床上，铺着白色粗布垫单、一床灰薄被、一床棕黄色的老式俄国毯。室内一角有一对铁皮公文挑箱。
窗下的红漆九屈桌上有铁座马灯、军委会信、信封、毛笔、红蓝铅笔等物件。壁上挂竹斗笠、手枪（康克清所用）、望远镜以及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后在窑洞前的合影，为我国著名摄影家吴印咸所摄。
从外地赶来参加遵义会议的刘少奇、李桌然、彭德怀、杨尚昆，在会址楼下的房间用木板临时搭铺歇宿，现在也按原状陈列。1985年初，在隆重纪念遵义会议胜利召开50周年的日子里，杨尚昆与李伯钊旧地重游来到遵义，杨尚昆无比兴奋地在他当年睡过的门板床铺上坐着照了一张像。
当年在军委总司令部工作的作战局长彭雪枫的办公室兼任室以及作战局的参谋人员孔石泉、罗舜初、黄鹄显、总美等的住室，也一一按原貌复原。
红军宣传标语
遵义会议会址楼房的房间里，留下许多当年红军写下的宣传标语——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不当无钱的白军，拖枪过来当红军！
不发欠饷不打仗！（针对白军宣传）
继续消灭王吴军阀胜利！（王指贵州军阀王家烈，吴指国民党追剿军纵队司令吴奇伟）
赤化全贵州！
学湖南打土豪，士兵不打士兵，工人不找工人！
红军离开遵义后，房主强迫工人将所有的红军标语铲掉，泥水工人怀着热爱红军的深厚感情，机智巧妙地用石灰水将所有的标语覆盖起来。解放后，经过认真清理，多数标语仍清晰可见，重新展现在墙上。跨院
紧挨会址主楼的跨院，当年是军委总司令部机要科办公的地方。机要室、译电室、油印室以及机要科的负责人、工作人员住室等都按原貌一一复原。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因此而闻名，在贵阳刻下了永恒的印记。！
第四篇：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
各位团友：
大家好！欢迎来到历史文化名城——遵义，我是你们此次之行的导游...。今天我们要参观的是遵义会议会址，它位于老城子尹路东侧。
大家跟我从纪念馆进去。一进大门，我们就会看到一块砖石牌坊上写着“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大家请看，这事毛泽东的七合律诗《长征》的草书碑刻。
在长征初期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放弃向湘西进军计划，改向敌人薄弱的贵州进军，1935年1月，红军到达黔北重镇遵义，并于1月15日，中共中央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解决了迫在眉睫的军事问题。
大家请跟我来，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当年召开会议的会议室，面积为27平方米，屋子正中顶壁上悬挂一盏荷叶边盖洋吹灯，东壁的挂钟和两个壁柜，中央的长方木桌和周围的20只木架藤心靠背椅以及长方桌下的火盆，都是当年开会时的原貌。这次会议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大家请跟我来，在会址主楼西头第一间就是周恩来的住室，这里的桌椅箱柜都是按照原状陈列的，墙上挂有一副望远镜和竹斗笠以及他到陕北后的留影，可见他当年艰苦的革命斗争生涯。
在会址主楼东头第一间是朱德和康克清的住室，一张朱德和康克清长征到达陕北在窑洞前的合影，还有当时穿的衣物。
这里是刘伯承的住室，在屋子的另一头的墙上挂有一幅巨大的贵州军用地图，图上插着红蓝色三角小旗，标志会议召开期间敌我态势，当年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就是在这运筹帷幄，部署红军如何作战赢取胜利。
这里则是当时参谋人员的住室，设施更为简单，只有几张床，床上也只铺有简易的床单，可以想像当时的红军生活是多么的艰辛。大家可以随意参观一下，但请不要随意乱动。
现在，会址参观完了，要进一步了解长征的来龙去脉，我们就得去里面的遵义会议陈列馆了，遵义会议陈列馆于2005年遵义会议召开70周年之际落成，进入陈列馆大门，我们便会看到“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一横文字。陈列馆中摆放着一些栩栩如生的雕像，这是当年会议召开前毛泽东和朱德和一些会议人员在讨论的场景。陈列馆的建筑面积为6000多平方米，共2500平方米的展示空间和2680米长的展线，展出文物及图片资料400余件，文字资料约2万字，陈列馆分为“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四渡赤水”、“胜利会师”、“永放光芒”五个单元，大家可以随意参观一下。
走出会址，便看到杨柳街一侧的红军总政治部旧址。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原是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也是30年代遵义最宏伟的建筑。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座郁郁葱葱的山岗便是遵义红军烈士陵园，人们尊称为“红军山”，它位于遵义小龙山上，有三百多级台阶，陵园正面石碑是邓小平同志手书的竖写“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金色大字，碑外部由四个红军头像围城，分别代表了老红军、青年红军、赤卫队员、女红军形象，寓意红军威震四方，外嵌28颗闪光的星，象征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奋斗，遵义会议永放光芒。大家请看，这是“邓萍烈士之墓”，它修建于1958年，这篇墓志铭是张爱将军所题赐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面石碑是“红军烈士纪念碑”，它记录了所有在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红军烈士，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如今的生活。这是“红军坟”，是卫生员龙思泉烈士的墓地，墓名是毛泽东手体集录，里面还有青松堂、翠柏园等景区。各位游客，红军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让我们铭记红军先辈们所付出的一切吧！我们今天的形成就到此结束了，祝大家一帆风顺，身体健康！
第五篇：遵义会议会址观后感
遵义会议会址观后感
一、遵义会议会址简介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会址大门临街），大门正中高悬巨匾，那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题写的黑漆金匾，上有“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 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 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 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 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三十年 代最宏伟的建筑。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 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 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驻此。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中央又对最高领导进行了更换，并成立了毛泽东等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为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定了基础。会址为当年红军总司令部和总部一局的驻地，楼上除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 谋部办公室外，还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参谋长叶剑英的办公室兼住室外。楼下有作战室、机要室、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住室，一局局长彭雪枫、张云逸的办公室兼住室，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开始复原陈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
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遇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军事领导上的错
误，“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这是考虑到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改变了行动方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一个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又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宿营时，常委分工又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红军在鸭溪、苟坝一带活动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博古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在遵义会议以前，右倾或“左”倾错误领导先后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到挫折。而在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遵义会议大胆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权并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勇敢可贵的行动，恐怕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李德在几十年后还感叹地说：遵义会议“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指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对而畅行无阻。”（李德：《中国纪事》）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遵义会议的一切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有本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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