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教案：第一编 先秦文学概说

第一篇：中国古代文学教案：第一编 先秦文学概说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第一编 先秦文学概说]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第一讲

中国文学史及其发展分期

一、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中国古代文学教案：第一编 先秦文学概说。

借助于语言的形式（或工具）唤起接受者的美感意识，实现个人自由意志，偏重文学创作。古人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

二、为什么要学习中国文学

学习中国文学，我们可以把它作为通向二十一世纪的“个人护照”。

1、通过文学参证历史或通过历史印证诗歌,寻找诗中的文化、文化中的诗。

文学不仅在短短的方寸之间为我们展示了过去的琼楼玉宇，逼真地复制了那在过去岁月中也许早已为人们淡忘了的生动具体的细节，而且还为我们塑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群，一种生活的韵味，一片奇妙的风光。读盛唐诗人杜甫的诗（其诗歌被后人誉为“诗史”），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李唐王朝天宝末年，天子昏庸、奸臣挡道、武将好大喜功，屡屡对外开边拓土的战争给国家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图景。《红楼梦》通过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败落这样一个缩影，反映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的的趋势；《西游记》虽为神魔小说，但对明代嘉靖王朝多有揭露；《金瓶梅》更是穿着宋朝的衣服演明代的把戏。

2、文学还能培养人们诗人的才情，哲人的思辩，历史学家的深沉。也许有人说，哲理太枯燥，诗情太虚浮，但是，至少可使我们“澹泊明志”，修身养性。陶渊明一声“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引得林泉激荡，岩穴来风，千载之下，令人追慕不已。古人尚可“买田数亩，买泉一眼”以安顿自己的心灵，现代人呢？现代人最怕丢失的是财富，而最先丧失的是精神，文学可以使我们在物欲横流，灵魂放逐的年代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在一切都推向市场的时候，不要拍卖自己的良知。尽管我们不可能诗意的栖居,但是，对诗意生存的追求，却是人性中永不泯灭的一面。

3、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上古的神话、西周的诗经、春秋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汉代的乐府民歌、魏晋南北朝的笔记志怪、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个朝代都有其独领风骚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象，这些作品既给我们美的享受，又给我们提供了无穷的研讨之机。琼瑶的《在水一方》出自《诗经·秦风·蒹葭》；《梅花三弄》主题曲，“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出自金人元好问《摸鱼儿》；《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出自明代杨慎《临江仙》。《新鸳鸯蝴蝶梦》“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出自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我讲这些目的，文学是有传承的，今天的发展是在昨天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知识层次、知识结构要求越来越高的今天，江郎也有才尽之时，学无止境。（另外，文学也是在永不停歇的流动发展的）讲一个文革遗笑，那个时代毛主席的话（语录）就是圣旨，是人们心中的上帝，老领导领大家学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有一首词《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屈指形成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可老领导怎么读呢“天高云淡，„„，屈指形成二万六，盘山上高峰。”这时一个小年轻怎么觉得不对劲就举手了，他说“报告领导，我有问题”记得中学历史课上老师讲过红军长征历经二万五千里艰难险阻，毛主席怎么写成二万六了呢？老领导没有意识到他的错，振振有辞，从容不迫地说“年轻人，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下句不是”盘山上高峰“吗，既然是盘山而上，自然多走了了一千里。如果说老领导闹得这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是与那个特定时代，特定历史背景有关的话，我们今天就应尽量避免或者少制造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笑话，当然，我并不需要大家人人都去做博士，但是一个充塞知识的头脑是应该有的（前人成果只不过是我们的必修课，关键要求自己创新）。

4、文学是人学，文学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所以必须强调艺术感染力。李清照词前后分两个时期。前期的词，反映的是一个贵族小姐、贵妇的娴雅、优裕的生活。比如：《点绛唇》：“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见有人来，袜划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描写的是一个天真烂漫而又情窦初开的贵族少女形象，而晚年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残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 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写的却是一个面对国破家往，苦痛无以复加的老妪形象，真实的记录了李清照在丈夫赵明诚死后随宋室南渡的颠沛流离之苦，真是“这次第，怎一个 愁字了得”，或者说“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啊！代表古典小说高峰的《红楼梦》便是通过一些重要人物命运暗示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无可挽救的衰败及整个封建社会走向灭亡的趋势，如篇首语“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好了曲》更是说尽了人生的虚无,同时将感伤主义推向极至:“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子孙谁见了”。道尽了人世间的辛酸和无奈！我们的父母当他们初为人父人母的时候，对襁褓中的婴儿，也就是我们充满了憧憬和希望，但是有谁能够知道，10年、20年甚至50年或者百年之后，是住在村头看春花秋月还是难掩死后的悲凉——所以有人认为，《好了歌》是《红楼梦》的主旨所在！

在学习过程中，我只起个磨刀石的作用，给大家提供一个思想的火花点，一个思路，至于修行的好坏还在大家个人的底子和下来的努力，从今天起我将带领大家跨越历史的尘埃烟云，从高文典册、圣经贤传中寻找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三、关于中国文学史

中国古代的很多文人与史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文学的发展与变迁，并做了很多的工作。他们的成果散见于史书、目录学著作、诗文评、文学总集或选集的作家小传中。如：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就对诸如屈原、宋玉和贾谊等先秦与汉的许多辞赋家的创作进行了描述，可以说是一种初步进行文学发展过程的描述。但是，这些还不是专门的文学史著作，更不能说是已经建立了独立的文学史学科。

中国学者写作文学史是在20世纪初受了西方的影响才开始进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开了中国近代编写文学史的先河。之后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史著作。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这些文学史著作代表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在出现从全景描述中国文学史著作出现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体文学史：如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四、中国文学史的分期（上古——近代）

上古文学：先秦文学、两汉文学；文学自发的时期，突出特点是文学尚在文化的大母体之内，文史哲不分。

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唐代文学。文学自觉的时期，诗歌和散文的成就达到顶峰。

近古文学：宋代文学、元代文学、明清文学。文学转型的时期，戏剧和小说兴起并达到顶峰。

近代文学：古典与现代交叉，从古典到现代过渡的时期。

第二讲

先秦文学概述

中国文学起源甚早，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初步定型的文学，也开始产生了书面文字。殷商和西周时代的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之辞，以及《尚书》中的某些文诰，是散文的萌芽。《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叙事散文和诸子的说理散文如《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等，达到先秦散文的最高成就。西周的诗歌总集《诗经》，以现实主义精神、比兴的艺术手法开创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战国后期诗歌创作出现了个人独立创作，产生了第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先秦文学是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诗歌、散文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文学样式，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都已经形成，这是我国文学发展丰厚而坚实的基石，也是我国文学发展的光辉而良好的开端。

一、先秦社会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最初阶段是在先秦时期，这是从远古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秦统一（前221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据1996-2000年的九五国家重点科技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结果断定：“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是夏代文化的遗址。据说夏禹传位于启，“公天下”成为“家天下”国家组织逐渐形成。

公元前1600年商汤灭夏建立了商朝，第20位商王盘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附近），史称殷商。商代农业、畜牧业、商业都得到发展，也出现了规模较大的城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表记》）商代祭祀文化盛行，主祀者为巫。尊神祭祀的祝颂实即表达了人们对祖先神灵的敬畏以及祈求和愿望，也形成了融合歌舞乐绘画、表演、原始宗教等一体的文化形式。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定都镐京（今西安附近），史称西周。周统治者鉴于殷商的教训，实行分封制，并确立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和典章制度，以此作为统治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教案《中国古代文学教案：第一编 先秦文学概说》。西周至夷王、厉王时期，统治日趋腐败，国力日衰，传至幽王，愈加暴戾，内忧外患，幽王终于在公元前771年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

公元前770，周平王东迁，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又分为春秋（公元前475年）、战国两个时期。春秋时期，诸侯争霸，王室愈衰。战国时期，七国争雄，合纵连横，二百年争战，最后由秦统一（公元前221年）。

先秦文学就是指秦统一之前的中华大地上的产生发展的文学。

二、先秦文学形态

第一、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一个叫做“葛天氏”的部落歌舞祭祀的活动：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这八阙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三人手持牛尾一边投足一边歌唱。有歌有舞。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形态。

第二、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著作，如《左传》、《战国策》；或哲学著作，如《孟子》、《庄子》。这些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第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三、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第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出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第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掌握了知识文化，才能进行文学创作，其中的公卿、列士都是贵族。他们所献、所箴、所赋、所诵之诗，即《诗经》中的三《颂》、《大雅》和《小雅》的一部分，用以美、刺王政。贵族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

周朝同时也有许多

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据说这些诗歌经过专人采集后，由掌管

音律的乐官、太师修正、加工，再演奏给天子听，以观风俗，知得失，这就是《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所谓“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 事”（《春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何休注），文学价值很高。

第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四、文学的起源

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起源于人类的生产劳动，最早的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于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它是根据生产劳动的实际需要产生出来的。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从产生的先后说，诗歌应更早于神话。

五、上古歌谣

（一）上古歌谣的概念

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上古歌谣是先民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促进生产的重要工具，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按题材内容，可分为劳动歌谣、祭祀歌谣、图腾歌谣、婚恋歌谣、战争歌谣等。它们具有集体性、综合性和再现生活的直接性，词句简朴，节奏流畅，以赋为其主要表现手法。

（二）上古歌谣的保存

上古歌谣零散保存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之中，后代集中辑本有：清代沈德潜的《古诗源》，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最为详尽。但并不完全可信，有些如《击壤歌》、《卿云歌》、《南风歌》是出于后人的伪托。

（三）上古歌谣的内容

1、再现劳动过程的：

《吴越春秋》中《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rou）。

2、征服自然愿望的：

《礼记•郊特牲》中《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3、反映上古婚姻制度的：

《周易》中《屯•六二》：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4、与战争相关的：

《周易》中《中孚•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5、愉快的劳动生活：

《周易》中《归妹•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6、思恋之歌

《吕氏春秋•音初篇》中《候人歌》：候人兮猗。

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大禹巡省南土，久不归，女乃唱了这首歌，渴望大禹归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比较稳定的夫妻关系和夫妻感情，只有在一夫一妻制出现以后才有可能，而这时已属私有制萌芽后的氏族社会晚期。二字为句，语气词拖长尾音，取得了独特的抒情效果。这是中国最古老的情诗，开抒情诗传统之先河

（四）上古歌谣主要特征

1、大都采用二言形式。

这是因为上古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因而伴随劳动动作产生的诗歌节奏自然也不复杂。

2、上古汉语都是单音节词。

两个单音节词组合是最初的句子，这种句子的产生与上古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能力直接相关。

六、古代神话

（一）神话的概念（p73）

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乃至各类生活知识。

神话产生的原因：

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神话的功能：

1、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

2、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精神纽带。

3、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p74）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三）《山海经》及《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约成书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之间，应是由不同时代的巫觋（xí，男巫）、方士根据当时流传的材料编选而成，实际上是一部具有民间原始宗教性质的书。《山海经》是我国古代保存神话资料最多的著作。

《山海经》中保留的神话是相当古老的，其中有不少想象奇特的神话，如鲧禹治水、刑天舞干戚等，都深入人心，流传广远。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神话的一座宝库，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四）古代神话的内容和分类（文选p224-234）

1、创世神话

古未有天地之时，唯象无形，窈窈冥冥，„„有二神混生，经天营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淮南子·精神训》）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艺文类聚》卷一引三国.吴徐整《三五历纪》）

2、始祖（世祖）神话

中国传统文化中记载着伏羲与其妹女娲兄妹成夫妻而繁衍了人类的传说，大量少数民族传说以及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砖画也证实了这一点。汉画像砖上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或异体交尾，或同体异首，是人类的始祖。

此外还有女娲抟黄土造人之说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绳絙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絙人也。（《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

3、洪水神话 讲《山海经》中“鲧禹治水”的故事（扩展到有关“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娶涂山氏”等禹的故事）。

洪水神话另见《淮南子·览冥训》的《女娲补天》：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4、战争神话 《山海经》中“黄帝擒蚩尤”的故事。

5、英雄神话 《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淮南子》中“后羿射日”的故事。

（《山海经·海内经》）“古者羿作弓”。（《墨子·非儒》）羿为了拯救下民，他做了哪些善事呢？《淮南子·本经训》：“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yàyǔ）、凿齿（传说中的力量神兽）、九婴（古代神兽之一。水火之怪，能喷水吐火，其叫声如婴儿啼哭，故称九婴）、大风、封豨（河神，双头大猪）、修蛇（修蛇，古代中国的巨蛇，也叫做巴蛇，黄帝派遣后羿前往斩杀，修蛇的尸体变成了一座山丘，现在称为巴陵。），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

6、传奇神话 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不周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准南子·天文训》的《共工怒触不周之山》：“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五）古代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

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从《山海经》

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先民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

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

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 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

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

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易·系辞下》），就

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与以希腊神话为代表的西方神话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古代神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 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 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重生意识还包括对个体生命的珍惜和对生命延续的渴望。

《太平御览》卷七九引《管子》曰：“黄帝钻 燧生火，以熟荤臊，民食之无肠胃之病。”再如南方之神炎帝，《淮南子·修务训》记他采药为民治病，“一日而遇七十毒”。黄帝、炎帝对人类的生命可谓关

怀备至，甚至不惜以身试毒。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 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

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巨浪。

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

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

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

《精卫填海》（《山海经·北山经》）：

“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

区区一只小鸟，却要衔着微木细石去填平浩瀚的大海，气概超过大海，在东海与精卫极端悬殊的对比中，更显出精卫惊人的意志和力量，悲壮感人的艺术力量也从这里产生出来。陶渊明高度赞扬精卫的反抗精神：“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咏山海经》十三首）

(六)上古神话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神话是原始人类社会意识的记录，它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1、古代神话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中民族精神的形成。

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先民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面对现实的苦难，并作不懈的努力。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民不屈的反抗和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2、古代神话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

神话表现出强烈的悲剧美和崇高美，它的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以及神奇奔放的幻想、生动曲折的情节、新奇夸张的手法，对后世文学的产生和发展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第二篇：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一编 先秦文学

课时计划：54课时

使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目录

教 学 前 言......2

第一编

先秦文学......4

绪

论......4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4

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4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5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6

第一章 上古神话......7

第一节 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7

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7

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演变......8

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实质及其文学意义......9

第二章 《诗经》......10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19

第三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四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五章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诗经》概说......10 《诗经》的内容......13 《诗经》的艺术特点......19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20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20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21 《国语》的文学成就......24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25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26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27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27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30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31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33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35 屈原与楚辞......36 关于“楚辞”......36 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36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38 《离 骚》......39 第五节 屈原的其它作品......44

第六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46

教 学 前 言（1课时）

一、古代文学课程的性质：专业核心课程；

二、本课程的教学目的、意义：

1、传承文明，继承文化遗产，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奠定基础；

2、进行人文教育，提高人文素质，打下精神的底子；

3、为以后从事中学语文教学工作和其它工作打下基础，培养素质和能力，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三、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1、历代作家、作品、风格、流派；

2、文学现象的发生、发展、演变，前代文学对后代文学的影响，后代文学对前代文学的传承，——形成“史”的框架。

3、文学史和作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学史离不开作品作基础，而作品要从史的角度去理解。教学中文学史和作品二者的比例：先秦文学约为40：60，两汉、魏晋南北朝、唐宋文学约为50：50，元代以后文学约为60：40。

四、关于本课程的教学、研究以及学习：

（一）教学。多年来，古代文学的教学大体上有两种模式：

1、以文献的考据为主，重原始资料的考证、阐释；

2、以文学作品的鉴赏为主。

拟在教学中尝试着将两种模式结合起来。对文史哲一体的作品要注重文献的考据和文意的阐释；对纯文学作品，要突出艺术鉴赏。同时尝试用多媒体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以课堂讲授为主，兼以讨论课、自学课的形式。

（二）研究。教师要在教学中注意将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学生。对没有定论的问题要交给学生讨论。同时经常出示研究论题，介绍资料和研究方法，指导学生写好论文。

（三）学习。八个字：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所谓“只管耕耘”，就是要多读作品，多背诵作品，多读一些相关的研修书（教材后面所列），尤其是要多背诵一些名家名篇。诵读，这是学习古代文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学习方法，舍此没有什么快捷方式可走。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就没有吸收、消化、继承、发展。而领悟和理解只能建立在“拿来”的基础上。

所谓“不问收获”，就是说不要时时处处抱着功利和实用的眼光去学这门课，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从过去功利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的狭隘教育观中解脱出来，从浮躁的心态中解脱出来；要静下心来，要有坐冷板凳的心理准备；要培养一种高雅的书卷气；还要有精神投入，感情投入，要把自己燃烧进去，不要隔岸观火；要用心去感受那些古代精英们的大智大慧的头脑，和他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才能碰撞出火花，才能在一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人文教育。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我们混沌的心灵开化了，精神境界升华了，言谈举止文明了，思想成熟了，写作时文思通畅了，这就是收获。所以学习这门课程的收获不在眼前，而在以后和将来。

五、教材介绍（与其它教材比较）： 《中国文学史》（面向二十一世纪教材），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版。

六、本学期的教学计划：共6章30节内容，54课时。具体教学安排见“教学日志”。

七、布置本学期的背诵篇目（在作品选上标记）和研修书目（见文学史后面所列）

第一编

先秦文学 绪

论

【教学设想】本部分的教学以介绍为主，使学生从总体上对先秦文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形成轮廓。

重点：文学的起源，先秦文学的形态； 难点：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计划课时：2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源头

一、传说时期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这些神话传说和歌谣由于时间久远、口耳相传导致变异，后世见诸文字记载的原始文学很难说是其原貌。原始歌谣现在留存的主要有：据说是神农时代出现的《蜡辞》；传说为尧舜时期的，但现在认为是后人伪托的《击壤歌》、《康衢谣》、《卿云歌》、《尧戒》、《赓歌》、《南风歌》等；载于《吴越春秋》的《弹歌》；《吕氏春秋·音初篇》所载禹时涂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

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但中国神话的原始形态没有很好的保存下来。

二、早期文字与书面文学的产生：

文字产生以后，中国文学才逐渐脱离了传说时期。现在所知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甲骨文字和青铜器铭文的出现为书面文学提供了条件，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

三、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

举《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的记载（教材24页）。第二节 先秦文学的形态

一、文史哲不分：

先秦时期，文化呈现一种综合态势。先秦文学并非纯文学，某些作品是史学或哲学著作，史学和哲学著作也富有文学意味。

二、成熟的文学作品的出现：

先秦诗歌经历了一个由宗教颂赞祷祝诗到政治叙事诗，再演进到言志抒情诗这样一个过程。宗教颂赞祷祝诗如甲骨卜辞中的韵文、《易》卦爻辞、钟鼎铭文中的韵文等；政治叙事诗如大雅的部分、小雅的小部分以及颂等；言志抒情诗如小雅的大部分和国风的全部。南方楚地文化孕育出了“楚辞”。

产生于中原地区的《诗经》和南方楚地的“楚辞”是先秦成熟的文学作品。《诗经》和“楚辞”奠定了以风、骚为基础的传统诗歌的创作规范。

三、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

先秦有些文学作品，并非一时一人所作，它们或由集体创作，或经过后人加工修改，原始作者和创作年代都难以确指。先秦文学的本来面目，使之存在许多可争议之处，这也是先秦文学作品不同于后代作品之处。

第三节 先秦文学作者的流变

一、由巫到史：

先秦经历了一个由原始文化向理性文化嬗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主要承担者的身份、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文学作者也因之而不断变化。

夏朝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主，文化的主要承担者是巫觋（xí，“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国语·楚策》）），他们也是文学的创造者。今存甲骨卜辞、《易》卦爻辞，就是因占卜行为而作。巫觋都善于歌舞音乐，在夏商或周初，处于巫术祭祀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或歌谣应是当时主要的文学作品。巫觋作为文学的作者，随着时代发展而逐渐衰亡。

上古巫史不分，史的职务也是宗教性的。一般史官除了从事宗教活动外，还从事有关赐命、册命、载录氏族谱系等政治活动。随着商周之际鬼神地位的下降，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解脱出来，成为新兴文化的代表。他们成为史家散文的最早创作者。春秋时期，史官的文化活动达到了一个高潮，各国都有自己的史书，其中鲁国的《春秋》留存至今。鲁国史官左丘明采集各诸侯国的史记，作《春秋左氏传》，把史家散文推上了一个高峰，成为后世散文创作的典范。

二、贵族文学的兴起：

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他们掌握了知识文化，成了西周、春秋时文学的主要创作者。西周也有许多民间歌谣，这些歌谣的作者大都是平民。

三、士阶层的出现及其文学活动：

春秋战国之际，分封制度的解体，导致了贵族地位的下降和庶民地位的上升。在贵族和庶民之间兴起了一个士阶层，文化知识也由贵族转移到士的手里。他们聚众讲学，影响渐大，成为统治阶级招徕的对象，他们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议论时政，阐述哲理，形成“百家争鸣”的盛况。

先秦文学作者的身份由巫到史，到贵族，再到士，其演变过程与文学繁荣的趋势是一致的。作者身份的多样性，使文学在体裁、题材、风格等方面现出了异彩纷呈的特性。

第四节 先秦文化与先秦文学发展的轨迹

先秦文学大致可以分为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三个时期。

一、原始文化与夏商文学：

夏商文化以原始宗教为主，夏商文化以巫文化最有代表性。夏商文学与原始宗教关系密切，从涂山氏所咏《候人歌》和夏孔甲的《破斧歌》可看出夏商时代已有完整的诗歌出现。商代诗歌《诗经·商颂》五篇颂咏祖先，歌舞娱神，都是用于祭祀。《周易》中的某些卦爻辞也与巫文化有关。巫史文化的昌盛，也促进了散文的发展。《尚书》所录《禹贡》和《甘誓》据说是夏代的遗文，《禹贡》列有九州岛，这种地理观念夏人是不可能有的，可推断是周人补充进去的。《甘誓》亦是后人追记。

二、礼乐文化与西周春秋文学：

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殷商时期的浓厚的巫术色彩渐减，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因此周代的历史意识空前发展起来，史官原来的宗教职责迅速淡化，他们以自己的历史知识和职业信念自觉的肩负起对现实的责任，所谓的史官文化也因此成熟。历史著作和说理散文因此取得了长足发展。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

三、百家争鸣与战国文学：

战国时期，礼乐崩溃，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著书立说，批评时政，互相辩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们立足现实、有自觉的创作精神。反映到为文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貌。

四、楚地文化与楚辞：

楚国的屈原身遭贬谪，满腔愤懑，发为诗赋。屈赋吸取了楚文化的精华，以奇伟瑰丽的词藻，丰富奔放的想象，表现了屈子的政治理想和高尚人格情操，是《诗经》之后又一个诗歌高峰。

第一章 上古神话

【教学设想】作为先秦文学的起点，要把远古神话的产生、发展、流变的过程梳理清楚。注意将中国古代神话与外国神话作比较，探讨中国远古神话为什么不成系统和不发达等问题。重点和难点：几则神话材料的解读、阐释、理解。计划课时：4 第一节 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见教材）。

2、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3、神话的功能：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再次，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三、《山海经》的神话学价值：

《山海经》是保存远古神话最多的古籍。这部书成书时代大约在战国末期或西汉初期。关于它的作者以及性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说它是一部地理书，鲁迅说它是一部“巫书”。不管怎么说，它里面保存了很多远古神话，其中有不少神话已具有清晰的轮廓，有的经过缀合，可以得到相当完整的故事和形象，它对我国神话的传播和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关于《山海经》的性质，见注释11）第二节 上古神话的主要内容

一、神话的类别。神话的内容丰富复杂，主要有：

1、创世神话 讲教材引《艺文类聚》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补：《绎史》卷一《开辟原始》引《五运纪年历》中盘古开天地的故事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海，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

2、世祖神话 讲《淮南子》中“女娲补天”、《太平御览》中“女娲造人”的故事。《诗经·生民》中记载的周民族始祖后稷的神话故事。

3、洪水神话 讲《山海经》中“鲧禹治水”的故事（扩展到有关“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禹娶涂山氏”等禹的故事）。

4、战争神话 讲《山海经》中“黄帝擒蚩尤”的故事。

5、英雄神话 讲《山海经》中“夸父追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淮南子》中“后羿射日”的故事

6、传奇神话 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之一的“嫦娥奔月”的故事，以及“吐丝女”、“羽民国”、“长臂国”、“厌火国”等的故事。欧（呕，吐）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山海经·海外北经》）羽民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山海经·海外南经》）长臂国在其东，捕鱼水中，两手各操一鱼。（《同上》）厌（餍，吃）火国在其南，其为人兽身黑色，火出其口中。（《同上》）第三节 上古神话的演变

上古神话演变的显著结果为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

1、历史化 这可能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轻视、曲解、改造神话有关系。“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儒家后学也多讲究经世致用之学，所以煞费苦心的改造神话，使之化为历史。例：

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大戴礼记·五帝德》）

子贡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子曰：“黄帝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不谋而亲，不约而成，大有成功，此之谓四面也”（见汪继培辑本《尸子》卷下）。孔子把神话中一个具有四张人面的天帝，改造成古史中善治四方的人王了。《韩非子》中记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的问题，孔子解释为“夔非一足也，夔有一，足矣”。

2、文学化 神话流变为寓言是文学化的主要表现。神话本身含有一定的哲理，后世思想家为宣言自己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和道德观念，常将神话改造为有所寄托的寓言，神话便文学化了。在先秦诸子著述中，尤其是“寓言十九”的《庄子》中，寓言不胜枚举，如“鲲化为鹏”、“倏忽与混沌”、“藐姑射之仙”、“列子御风而行”、“望洋兴叹”等。《山海经·西山经》：有神焉，其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混沌无面目。

《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山海经·中山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荛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丝，服之媚于人。《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在这里，庄子把植根于原始思维的神话，加工改造为别有寄托的寓言，宣扬道家“顺物自然”、“天道无为”、“逍遥无为”的主张。

3、宗教化 神话与原始宗教有如孪生兄弟，都是原始思维的产物。神话含有宗教的因素，易为宗教所利用。神话流为道教的仙话，就是神话宗教化的具体表现。西王母神话逐渐演变为仙话，就是其典型实例。《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人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 《庄子·大宗师》：“夫道，„„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大宗师》成玄英疏：“汉武帝时，献青桃，颜容若十六七女子，甚端正。” 《汉武内传》：“西王母与上元夫人降帝，美容貌，神仙人也。”

西王母最初是主管上天灾厉及五刑残杀的半人半兽神，面目狰狞恐怖，浑身上下充满着原始的野性；到了《庄子》中已经成了得道的“大宗师”；到了汉代，又演变成仙女，再到后来，她俨然成了“王母娘娘”，是玉皇大帝的夫人了。月亮神话的演变：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二，此始浴之。”

《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东汉高诱注：“姮娥，羿妻；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盗食之，得仙，奔入月中，为月精。” 张衡《灵宪》：“姮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蜍。” 唐·李冗《独异志》：“羿烧仙药，药成，其妻姮娥窃而食之，遂奔入月中。”

由“浴月”的常羲，变成了奔月的嫦娥，又变成了道家炼丹、仙话故事。可见神话演变的宗教化，抽去了原始神话的本质核心，也成为神话质变、趋于消亡的原因之一。这样中国原始神话系统性不强，保留下的大多是一些零碎的片段。第四节 上古神话的实质及其文学意义

从严格意义上说，神话并不直接等同于“文学”。神话是原始人类的综合意识形态，是他们对世界的最初认知和解释，是他们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又是他们的愿望的表达。在现代人看来十分荒诞的描述中，包含着初民心目中的世界起源、宇宙模式、万物关系、民族历史、宗教观念以及各类日常生活知识。

那么，神话的文学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其一，神话的思维，充满了幻觉的作用，使人类理性逻辑尚未发展成熟时期的思维方式。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的运用幻想，却仍然同文学的形象思维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所以，有的研究者把神话思维称为“诗性思维”。

其二，有的神话中所蕴含的那种百折不挠、矢志不移的奋斗精神（如刑天、精卫、大禹治水），那种厚生爱民的意识，曾经激励了无数的志士仁人为理想而奋斗。它既体现了我们民族的原始精神，又给文学创作提供了精神动力。

其三，神话故事、神话素材常常被后代文学家所利用，创作出新的、具有特异色彩的作品。如《西游记》中降妖除怪的故事、《红楼梦》中“太虚幻境”的描述等。

【思考与作业】

1、我国远古神话尤其是始祖神话（史诗）为什么是零散的、不成系统？

2、试对《圣经》所记载的“洪水神话”与中国“洪水神话”作比较。

第二章 《诗经》

【教学设想】本章是本学期的教学重点之一。要在教学中注意：

1、了解有关《诗经》的编订，流传，风、雅、颂和赋、比、兴的含义、区别；

2、先从训诂的角度解读有关作品，在此基础上展开赏析；

3、督促学生多诵读。

4、重点讲读《关雎》、《氓》、《七月》、《蒹葭》、《东山》、《采薇》、《黍离》等篇目。计划课时：8 第一节 《诗经》概说

一、名称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称《诗经》。

二、篇数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总集。

三、作者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见注释4。），如《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小雅·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墉风·载驰》据《左传·闵公二年》所记为“徐穆夫人”所赋等，大部分篇目的作者已难确考。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四、产生的地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周颂》出于镐京，“二雅”乃王畿之乐（西周都镐京，东周都洛邑及其周围地区），至于“十五国风”，其名称大都标明了产生的地域；唯《豳风》和“二南”（《周南》、《召南》）尚难确指。总之，《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五、产生的时代 确切年代已难一一确考。可大致确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三颂”最早，有人研究说《商颂》是商代的作品（详见注释3）。

六、《诗经》诗篇的来源和编订 诗三百来源和编订，先秦古籍无明确记载，历来有三种说法：

1、献诗说。（见注释5）

2、采诗说。（见注释6）

3、删诗说。（见注释7、8）

《诗经》实包括了采集于各地的民间之诗、公卿列士所献之诗以及周王朝乐官保存下来的宗教和宴飨的乐歌。孔子删诗说不可信。

七、《诗经》的分类：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风》诗共有160篇。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诗共1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大多是宫廷宴享的乐歌,大部分是西周时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

关于风、雅、颂解释的多种说法，详见注释10。补充：有关出土楚简上关于“大雅、小雅”的记载。《诗序》的作者等。

八、用诗和传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左传》中大量记载了诸侯君臣赋诗言志的实例（举《晋公子重耳之亡》中秦穆公和重耳赋诗的例子）。在诸子百家著述中引诗也屡见不鲜（举《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中齐宣王引《诗经》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等例）。孔子广招弟子传道授业，曾以“诗”教授学生，并对学“诗”的重要性和社会功用有独到的见解： 《论语·阳货》：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这里所谓“兴”，起也，这里指感染作用；“观”，观察、认识；“群”，聚集，犹现在所说的“团结”、凝聚；“怨”，怨刺，讽刺，讽谏。孔子还特别强调《诗》的实用价值。

《诗》遭秦火之后，因易于记诵的特点，特赖口耳相传得以保全。汉代有齐（齐人辕固生）、鲁（鲁人申培公）、韩（燕人韩婴）、毛（大毛公鲁人毛亨和小毛公赵人毛苌）四家传授《诗经》。齐、鲁、韩“三家诗”当时并列于官学，书写用汉代通行的隶书，称为“今文诗”；《毛诗》晚出，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称为“古文诗”。“三家诗”盛时，《毛诗》受压，“三家诗”东汉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三家诗”后先后失传，存者唯《毛诗》，即今之《诗经》。东汉大经学家郑玄为之作《毛诗传笺》，唐孔颖达作《毛诗传笺》作疏为《毛诗正义》，宋朱熹作《诗经集传》，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都是《诗经》研究的权威读本。

关于《毛诗》《毛诗序》 相传荀子《诗》学承自孔子弟子子夏，毛亨承自荀子，毛亨在西汉初年开门授徒，著《诗故训传》，后简称《毛诗》，传于赵人毛苌。东汉流传的《毛诗》，在305篇题目下面，各有一段类似题解式的简略文字，简述诗的题旨、背景与作者，称作《诗序》，《诗序》又有“大序”、“小序”之分。“大序”是列在《关雎》题解中总论全经的一大段文字，是一篇价值很高的文学理论文献。“小序”即列在每篇诗题下的文字。关于《毛诗序》的作者，众说纷纭，研究者多认为“大序”的作者是孔子的弟子子夏所作，“小序”是子夏、毛公所作。据“上博简”，其作者很可能就是子夏。

九、赋、比、兴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

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

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第二节 《诗经》的内容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祖，又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数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周民族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民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世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事迹。《大雅·生民》 ①诗中运用了人神结合的夸饰手法，将后稷英雄化，神话； ②语言简练生动，丰富多变的叠词、动词、形容词及排比手法。

二、颂歌和怨刺诗 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

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如揭露和嘲讽统治者丑恶行径的《新台》： 新台有泚，新台倒影好鲜明，河水瀰瀰，河水洋洋流不停。燕婉之求，本想嫁个美少年。籧篨不鲜。

不料嫁了癞蛤蟆。„„

这首诗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荒淫乱伦而作。卫宣公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只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在河上高筑新台，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卫国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挖苦他。又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因这两篇作品在中学读过，故只作略讲。）备：近年有人研究认为《伐檀》是一首优美的爱情诗。

三、农事诗

《豳风·七月》 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

全诗8章，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四、感伤诗 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

《王风·黍离》 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简要联系杜甫《春望》和姜夔《扬州慢》）

五、征役诗 写征战、徭役时的所见、所闻、所感。《诗经》中的征役诗，开创了后代边塞诗的先河。

这首诗的心理流程就像一条淙淙流动的小河，波浪起伏。诗中的征人在向家乡顺向行进，思绪却随之逆向“溯洄从之”流动，从家乡到妻子，再到他们新婚的时候。一层层的把征人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剥离出来，以小见大，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表达了反战的大主题。在艺术上达到了很高的境地。千百年来无出其右。

《小雅·采薇》 这首诗描写了卫国战士紧张的战斗生活以及他们不辞艰辛、不怕牺牲的爱国激情，是中国文学爱国主义传统的先声。也抒发了连年征战战士们久戍思乡的悲苦心情。全诗六章，前三章开头都以采薇起兴，从薇菜的嫩芽初生，到枝茎坚硬，春去秋来，一年过去了，战争还未结束，战士还不得归家，盼回乡啊盼回乡，一年到头渺茫茫！我们为什么“靡室靡家”？是“獫狨之故”！为什么“载渴载饥”、“忧心烈烈”、“不遑启处”、“不遑启居”？还是“獫狨之故”！战士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同仇敌忾，抵御外辱，充分地表现了他们的爱国激情。

四、五两章是描述战场上的实况，写出了战斗的紧张，军容的强盛，以及转战奔驰的艰辛。最后一章写战争结束，战士归来的悲喜交加的心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是千古名句！战士们终于盼到归家的这一天了，他们走在回家途中，天空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自己又饥又渴，心中充满悲哀。回想当初出征时正值春天，新绽开的杨柳枝随风摇曳，似乎在为他们送行，又似乎在挽留他们；而现在归家时已经是隆冬时节，飘舞的雪花似乎在欢迎他们凯旋归来，又似乎对他们表示冷漠。这两句今昔对比，杨柳与雨雪对比，把士兵久戍归来的悲欢离合的心情和盘托了出来，后世那些折杨柳赠别的诗篇盖源于此（如汉乐府《折杨柳歌辞》、唐王之涣《凉州词》、王维《渭城曲》等）。

六、婚恋诗 《诗经·国风》中的“婚恋诗”很多，而且艺术性最高。这类诗多以女子口吻写对男子的思恋之情。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热情奔放的情歌。此类作品或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可意情人的热切思念，或描绘热恋的情景和讴歌爱情的甜蜜，洋溢着一派欢快热烈的情调。《周南·关雎》 《诗经》是中国诗歌的起点，《关雎》是三百篇之首，又是“风”之始，所以这首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很特殊的地位。

这首诗的内容其实很单纯，是写一个“君子”对“淑女”的追求。先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起兴，写“君子”相中了这位淑女，渴望与她结为伴侣；次以采摘荇菜比兴，兴起并比喻求偶之难；最后写热情欢快的婚宴场面。作品中人物的身份很清楚：“君子”在《诗经》的时代是对贵族的泛称，而且这位君子家里备琴瑟钟鼓之乐，那是要有相当地位的。以前把这首诗说成“民间情歌”恐怕不妥。大约是一首在婚礼上演唱的歌曲，具有礼仪作用。

首先是对这首诗的主题的理解。同时涉及到为什么编辑者把这首诗列为第一篇的问题。《毛诗序》说：“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这里涉及到中国古代的一种伦理思想：在古人看来，夫妇为人伦之始，天下一切道德的完善，都必须以夫妇之道为基础。《毛诗序》的作者认为，《关雎》在这方面有典型意义，所以才被列为“风”之始。它可以用来感化天下，既适用于“乡人”——老百姓，也适用于“邦国”——上层统治阶级。亦即后来儒家所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模式。如此说来，《关雎》之义大矣！所以把它列为三百篇之首。

其次是关于这首诗的基调。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诗》，但作出具体评价的，却只有《关雎》一篇。他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我的理解是：第一，《关雎》虽反映的是男女爱情的内容，但不是男女之间短暂的邂逅相见就一见钟情而不能自拔式的爱情，不是那种“如果没有你，天地日月星辰都暗淡无光”的爱情，不是那种在教室里、马路上光天化日之下旁若无人就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而毕业时就各走各路式的爱情，而是有节制的爱情。在诗中，丝毫没有涉及到男女双方的直接接触，“淑女”没有什么动作表现出来，就是那位采取主动的“君子”的相思，也只是在夜晚独自在家中床上“辗转反侧”。也许“君子”在“辗转反侧”时很痛苦，但什么攀墙折柳之类的事情，好像完全不曾想到，爱得很守规矩。这样一种恋爱，既有真实的颇为深厚的感情为基础，又表露得平和而有分寸，对于读者所产生的感动，也不致过于激烈。这正符合孔子所提倡的“克己复礼”的原则。第二，《关雎》所写的男女爱情，是以婚姻为最终目的的爱情，是一种负责任的爱情，更为社会所认同。体现了一种人类超越了原始社会的野性而进入文明社会后的进步。第三，《关雎》中的男女双方，乃是“君子”和“淑女”，表明这是一种美与德的结合，代表了一种婚姻理想。美德结合，同时又是儒家的社会理想。所以，《关雎》所歌颂的，是一种感情克制的、负责任的、美德结合的爱情婚姻，所以儒家觉得这是很好的典范，是“正夫妇”并进而“风天下”的道德教材。《邶风·静女》（见文学史70页）。备：“静”为“婧”（美好）字之假借。

（二）深沉执着的恋歌。此类作品或歌颂对爱情的忠贞，专一，展现主人公纯洁美好的心灵；或表现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和对婚恋自由的执着追求；或抒发求偶不得的失意、惆怅。揭示了在礼法干涉下的不自由给青年男女造成的内心创伤。《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 这两篇写思妇对征人的思念。开后代“思妇闺怨诗”的先河。

《伯兮》 抒发了两种互相交织又矛盾复杂的感情：一是为丈夫而骄傲——这骄傲来自国家、来自群体的奖勉；二是思念丈夫并为之担忧——这种情绪来自个人的内心。诗歌必须有真实的情感，否则不能打动人；但是人的感情也并非可以尽情抒发的，它常常受到社会观念的制约。如果一味的写那位妻子为丈夫的报效国家而自豪骄傲，那会让人觉得不自然，至少是不近人情；反过来，如果一味携妻子对丈夫的盼待，乃至发展成对战争的诅咒和反对，也不符合当时社会的要求。这首诗很好的处理了这个矛盾：对亲人的强烈感情经过责任感的梳理而变得柔婉，有很深的痛苦与哀愁，但“怨而不怒”。

《君子于役》 写牛羊归圈、鸡归窝，太阳归山，就是不见丈夫归来！每当日落西山的时候，就是独守空房的女人们最思念丈夫的时候。这里既是兴（烘托），又是比（反比）。全诗以景显情，情景交融；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了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关切之情，情感缠绵悱恻。《鄘风·柏舟》：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两髦，实为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之！泛彼柏舟，在彼河侧。髧彼两髦，实为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谅人之！

［注］①髧（dàn），发下垂的样子。两髦，古代男子未行冠礼之前，头发齐眉，分向两边的样子。②仪（é），对象。③之，至。矢，同“誓”。靡它，没有二心。④只，语助词。⑤谅，理解，体谅。⑥特，本义是公牛，这里指健壮得像公牛一样的小伙子就是她的对象。⑦慝（tè），同“忒”，改变。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位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位不到二十岁的小伙子。可是姑娘的母亲不同意，姑娘感到很伤心，但决心和母亲斗争到底，把自己的爱情进行到底。

这首诗反映了《诗经》时代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婚恋自由，原始婚俗仍有继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婿，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

这首诗还接触到一个更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无论古今中外，在择偶的问题上，母亲和女儿的意见往往不能一致。母亲相中的，女儿不屑一顾；女儿中意的，母亲坚决不准带回家。母亲也曾经年轻过，为什么一旦当了妈妈，就不理解年轻人的心思了呢？这是因为年轻人往往是跟着感觉走，不顾及以后的就业、生活等现实问题；而母亲多了些岁数，多了些世故；多了些功利，就少了些热情；多了些理智，就少了些感觉。母亲老是看家底呀，文凭呀，楼房呀；而女儿只看小伙子帅不帅，酷不酷。这样母女两人意见不一致，爱情就发生了危机。怎么办？女儿要么妥协，要么就坚决抗争到底，那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私奔，这也是有顾忌的。看来诗中的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之死矢靡它！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女之人公一面誓死要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啊！天啊！你为什么就不体谅我的心啊！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郑风·将仲子》：

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注］

1、将（qiāng），请求。仲子，排行老二的小伙子。

2、里，居住之地，古代以二十五家为里。

3、树，种植。

4、爱，吝惜。

《将仲子》同《柏舟》一样，也是一首写受到制约的男女之爱的诗篇。可同《关雎》参读。《关雎》写的是“君子”与“淑女”之爱，是受了礼仪教育的文化人之爱，所以显得平和，“乐而不淫”；《将仲子》大概写的是平民之爱，一方面从那位“仲子”身上看到原始婚恋的遗留，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舆论和礼仪的制约。全诗纯是女子的内心独白，从中又历历可见“仲子”的神情音容。那试图逾墙来会的鲁莽，那被劝止引发的不快，以及惟恐惊动父母、兄弟、邻居的犹豫，连同女主人公既爱又怕的情态，都可从诗中看到。达到了“情中见景”的高妙境界。《秦风·蒹葭》（重点赏析）

《蒹葭》是《诗经》中写的最美，最具文学性的一首诗。表现在：

1、意境美。茫茫的秋水，苍苍的芦花，露结的白霜，萧瑟的秋风，起伏的芦苇丛，一派凄清的景象。而这一切又与诗人大河上下，寻寻觅觅的行为以及神魂颠倒，欲罢不能，怅然若失的心情融为一体。读来只觉情调凄婉，境界幽邃，意蕴无穷。

2、朦胧美。景象是朦胧的，意境是朦胧的，抒情主人公和“伊人”是朦胧的，连主题也是朦胧的。

3、音调美。迭词，对偶，押韵构成音调美。

（三）痛苦哀伤的悲歌。《诗经》中的“弃妇诗”，以浓郁的哀伤情调，描述了沉痛的婚恋悲剧，揭露了夫权制的不合理，揭示了妇女的悲惨命运，倾诉了他们内心的不平和痛苦。这些诗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与同情，表现了一定的民主和平等的精神。

《氓》 这是一首弃妇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心情，自诉了当初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不幸遭遇。然而汉代以来，学者多以此诗为“刺淫奔”之作。朱熹甚至说：“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此说固不可取。此诗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男女主人公的形象刻画。那个氓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极尽巴结之能事，骗取了姑娘的爱情，婚后则喜新厌旧，“二三其德”、“士贰其行”、“言既遂矣，至于暴矣”，道出了氓的丑恶嘴脸。而那个女子婚姻悲剧的根源在于一个“痴”字，方玉润《诗经原始》认为“此女始终总为情误”，此说可谓切中肯綮。

2、赋比兴手法的运用。通篇主要用赋，之中三处用比兴：①“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树起兴，联想到自己从被爱到被遗弃的经过，同时喻女子从年轻貌美到年长色衰。②“于嗟鸠兮，无食桑椹；于嗟女兮，无与士耽”。③“淇则有岸，隰则有泮”，联想到自己的痛苦为什么没有尽头。或说喻氓做事不讲道德，没有规矩，亦通。

3、《诗经》中较为成熟的叙事诗。对中国古代叙事诗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涉及到《七月》、《生民》、《采薇》、《东山》以及此后近千年出现的《孔雀东南飞》等叙事诗）。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特点

1、赋、比、兴的手法。（见前）

2、句式和章法。《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3、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雅、颂多是严整的四言，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较多，大雅和颂中则较少；国风中有许多语气词，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雅、颂中则较少。这些差异说明雅、颂多出自贵族之手，体现“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来自民间，更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第四节 《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抒情诗传统。《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创作。《诗经》中多数篇章是抒情言志之作，只有少数叙事的史诗，这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风雅与文学革新。《诗经》的风雅精神，即《诗经》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直接影响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3、比、兴的垂范。《诗经》的比兴手法成为我国古代诗歌的一种基本表现手法。《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均有深远影响。

【思考题】

1、《诗经》是怎样编集起来的？它的应用、流传的情况是怎样的？

2、课外阅读《邶风·谷风》，与《卫风·氓》作比较，谈谈你对《诗经》弃妇诗的认识。

3、各举三例，说说赋比兴的特征和艺术效果。

4、解释：风、雅、颂、变风、变雅。第三章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教学设想】本章是先秦史家之文的开端和重点。虽为一章，实则是好几章的内容。教学中要弄清：中国叙事散文的出现、发展和流变；《春秋》与《左传》的关系；《左传》长于记事、《国语》长于记言、《战国策》集大成的特点。要以作品的讲解为主，因为文字艰深，所以在讲解中不能赶急图快，要首先将作品读懂，不能吃夹生饭。重点讲解《晋公子重耳之亡》、《崤之战》、《召公谏厉王弭谤》、《冯谖客孟尝君》等篇目，余则布置学生课外阅读。计划课时：12

从殷商到战国时期，我国散文由萌芽而至成熟。我国古代史官文化十分发达，记载历史事件的叙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成立。甲骨卜辞和殷商铜器铭文是我国最早的记事文字，《尚书》和《春秋》提供了记事记言的不同体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散文的出现，标志着叙事散文的成熟，开启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传统。

第一节 从甲骨卜辞到《春秋》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就是甲骨卜辞，甲骨卜辞记事简单，不成系统。商周铜器铭文反映了我国早期记事记言文字由简趋繁的发展情况。铜器铭文有长有短，记事简单，形式一律。

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1、《尚书》。《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原名《书》，后称《尚书》或《书经》，包括《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2、《春秋》。《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大事纲要。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史官和记述历史的“春秋”，至今流传的《春秋》是经过孔子修订的鲁国史书，记事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它提纲挈领地记述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大事。记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比《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尚书》不是一部有完整体系的著作，而《春秋》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它所用的是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王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弑”，“人”与“国”又有区别，“人”是少数人，“国”是国人）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这种鲜明的倾向性和笔法对后代文学家、历史家有极大影响。《春秋》之后，以散文形式写史，相继出现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著作，历史散文的成熟，已很成熟了。第二节 《左传》的叙事和记言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司马迁和班固都认为《左传》为传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多对此说有疑义。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左传》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共二百五十五年的历史，记事基本与《春秋》重合，还有个别战国初年的史料。它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备的编年史书。（资料：见注释3、4）

《左传》全书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春秋时周天子以及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活动，反映了当时王室衰微、诸侯争霸以及诸侯衰落，卿大夫专权的历史过程。《左传》的基本立场是维护周礼，尊礼尚德。《左传》比较重视人民的意志、力量，肯定赞扬忠良正直之士，揭露暴虐昏庸、贪婪荒淫的统治者，这是它的进步之处。

二、《左传》的叙事特征：

1、《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资料：见注释3）

2、《左传》的叙事特征：

（一）.《左传》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也运用了运用倒叙和预叙的手法。《左传》还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视角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二）《左传》善于描写战争，并注重揭示战争的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经常带有道德化和神秘化的特点；

（三）《左传》叙事详密完整，具有戏剧性，故事性强；

（四）《左传》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和一些细节描写，刻画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

三、《左传》的记言文字：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这类记言文字简洁精炼，委曲有致，栩栩如生。《左传》的叙述语言简练含蓄，词约义丰。【讲读】《晋公子重耳之亡》、《秦晋崤之战》、《烛之武退秦师》

（一）、《晋公子重耳之亡》分析：

重耳出亡的原因：晋献公宠幸骊姬，王室发生内乱，申生遇害，重耳受牵连，不得不出亡。

重耳出亡十九年，历尽艰难，备尝冷落，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逐渐锻炼成为一位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胆识才干，气量恢宏、性格坚强的一代霸主，教案《中国古代文学教案》。文章真实生动的记载了这一流亡过程和重耳性格的成熟过程。艺术上，这篇文章具有鲜明的特色。

首先是高超的叙事艺术。本文涉及的人物多，时间长，头绪多，作者络绎写来，繁而不乱。选材布局，繁简适当。层次之清楚，几乎无懈可击。

其次是富于故事性、戏剧性。作者在叙述基本故事事件的同时，恰当的穿插了一些细节描写，如五鹿乞食、桑下之谋、薄观裸浴、馈飧置璧、沃盥挥匜、降服谢罪等等。这些细节描写生动形象，读之趣味盎然，又不失历史的真实性。

第三，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子犯的机智，赵衰的稳重，曹共公的委琐，寺人披的阴险狡诈，竖头须的随机应变，介之推的高风亮节等；文中的七个女性也都各具特色。

（二）、《秦晋崤之战》分析：

1、围绕中心选材，重点突出，详略得当。《秦晋崤之战》紧紧围绕秦穆公“劳师以袭远”的战略错误导致战争失败这个中心，把众多的人物、纷杂的事件组织起来，采用多角度、多侧面的穿插描写，以蹇叔论战为纲，通过蹇叔哭师、王孙满观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辞客、先轸论战等情节，来一一印证蹇叔的预言。至于战争的具体经过则不是叙述的重点，所以一笔带过。这种对战争题材的处理手法对后世的历史散文有很大的影响，如《资治通鉴·赤壁之战》的写法。

2、善于通过人物语言和行动来突出人物个性，刻画人物形象。如蹇叔的忠直耿介、老谋深算，秦穆公的刚愎自用、最后能自我反省，王孙满和弦高的机智聪明，先轸的忠直急躁，文嬴的花言巧语等都刻画得惟妙惟肖。

3、含蓄委婉、巧妙得体的外交辞令。主要有三段外交辞令：弦高犒师的一段话语意双关，外表彬彬有礼，骨子里却虚实相间，软中带硬，句句是弦外之音。皇武子辞客一段话，旁敲侧击，在表示抱歉的客气话中婉转而又严厉的揭露了秦国的阴谋，下达了逐客令，使秣马厉兵的秦军狼狈逃窜。孟明谢辞一段话绵里藏针，话中带刺，所谓“三年将拜君赐”，表面上感恩戴德，骨子里却含有报仇雪恨的誓言，点破了阳处父诱捕的企图，流露出侥幸生还的得意心理。

（三）《烛之武退秦师》分析：

《烛之武退秦师》选自《左传·僖公三十年》。它记载了公元前630年发生在秦、晋、郑三国之间的一段史实，反映了春秋时期列国之间复杂的矛盾斗争情形。当时三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秦国是西方的大国，晋国是中原的大国，郑国与晋国是邻国，郑国比较弱小；而秦、晋在晋公子重耳亡命各国时就已经建立了联姻关系，世称“秦晋之好”，当时秦伯曾给重耳“纳女五人”，“文嬴（穆公之女）与焉”；但秦、晋之间虽表面上有联盟关系，实际上在争夺中原霸权上明争暗斗。政治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利益之争。秦、晋围郑，即得利益者是晋国，这一点秦穆公应该是清楚的；但贪得无厌的秦穆公经常做出利令智昏的事来，一旦晓之以利害，秦穆公会幡然醒悟的。而老谋深算的郑国老臣烛之武正是利用了秦、晋之间的这种利益冲突。这也是烛之武之所以能够说服秦穆公退军的一个重要的背景。

文章首先交待了秦、晋围郑的理由是“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这是十足的霸权逻辑，狼吃小羊总得找个理由，实质是晋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欲兼并郑国寻找的借口。老臣烛之武在国难当头的情势下捐释前嫌，勇敢地以弱国使者的身份担负起“退秦师”的外交使命。他“夜缒而出”见秦伯（秦穆公），要劝说秦国退军。怎样开口呢？从哪个角度进入说辞呢？——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这个开头太费斟酌了，如果一开口就低三下四地乞求秦国退军，太有失于国家的尊严，秦穆公也不会轻易答应；如果一开口就数说秦、晋围郑的“不义”，反而会激怒秦穆公，——因为春秋时期的那些战争无所谓正义非正义；如果一开口就说晋国的坏话，离间秦、晋联盟，这样太直露了，可能让秦穆公一开始就觉得烛之武是“说客”而拒之于门外。烛之武不愧是外交经验丰富的老臣，他深知此行干系甚大，于是一开始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他说：

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

先用肯定语气承认郑国“既知亡矣”，也就肯定了秦国必定胜利，以顺应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而“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一句，表面上似乎肯定了“亡郑而有益于君”，但谦卑中已经露出了锋芒，已经触及到了秦国的利益问题。但此时还不能挑明，因为正处在利令智昏状态下的秦穆公不可能一下子转变过来，所以烛之武恰当而适时地用一个“若”字由肯定语气换成了假设语气，先旁敲侧击一下，让秦穆公想想帮晋国攻打郑国是否对秦国有益。然后才挑明其利害关系：

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

烛之武指出：灭郑，对晋有利，而对秦不利；相反，不灭郑，从长远利益看，对秦只能有利。烛之武从正反两方面把这个利害得失说穿了，说透了。可以想象，此时秦穆公肯定已有了松动。烛之武此番来的目的，一是要说服秦穆公退军，二是要瓦解秦晋联盟。第一个目的已基本达到，所以烛之武乘势进逼，要达到第二个目的。要瓦解秦晋联盟，也就是要挑拨离间秦晋友好关系，于是接下来烛之武说了一些晋国的“是非”： 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

既说晋国的忘恩负义，言而无信，秦、晋间难以共事；又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并且指出晋国有“肆其西封”“阙秦”的野心。句句说到了秦穆公的痛处，处处为秦国考虑打算。终于说服了穆公退军，又瓦解了秦晋联盟，圆满地完成了这次外交使命，而且又有意外的收获——秦国反过来与郑国建立了联盟关系（这又成了之后秦晋崤之战的前奏），不但是一箭双雕，而且成了“一箭三雕”，真可谓“三寸不烂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烛之武退秦师的这段说辞是一篇脍炙人口的外交辞令。其绝妙之处在于：首先，烛之武是郑国的使臣，代表的是郑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要挽救郑国，但整个说辞没有一句是站在郑国的利益上替郑国着想，而是处处站在秦国的利益上替秦国着想，所以能打动并说服秦穆公退军；实际上处处为郑国利益着想，这种迂回策略太高明了。其次，说辞的三层意思前后关联，层层深入，步步逼近。第一层先作谦卑态，以获得秦穆公的好感，并满足秦穆公好大喜功的心理；站稳脚跟后接着摆出灭晋使“邻之厚，君之薄”的利害得失，使秦穆公不得不警惕；最后揭露晋国的贪得无厌和野心，这样就彻底瓦解了秦晋联盟，达到了退秦军的目的。第三，整个说辞棉里藏针，柔中有刚，平和谦卑中露锋芒，曲折委婉中显气骨。而且每一层说辞都先用肯定语气再用一“若”字引起的假设语气，从正反两方面去陈说利害得失，所以说理极为透彻。烛之武不愧是春秋时代杰出的外交家。他的这段外交辞令，在当时曾实实在在地发挥了作用，无疑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绝妙言辞，经过《左传》作者的润色、加工、锤炼，于是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跟《左传》中其它精彩的外交辞令一样，代表了《左传》语言艺术的最高成就。

第三节 《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及体制：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分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之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相传为春秋时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实则成书大约在战国初年。其主要内容是通过人物的言论，反映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各国“语”在全书所占比例不一，每一国记述事迹各有侧重。《国语》在思想方面主要体现了儒家崇礼重民的观念。

二、记言为主记事为辅：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其记言水平参差不齐，风格也有差异。

《国语》记言多于记事，但也有些篇章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描写相当出色，但文学成就总体上不及《左传》。

《国语》有时在记叙某一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某个人物的言行，这种方式已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向。

《召公谏厉王弭谤》分析：

1、记言与记事相结合而以记言为主的写作手法。先简要叙述形势的严峻和厉王的自鸣得意，再详记召公的谏辞，最后以冷峻的几笔写出厉王一意孤行，终于垮台的下场。

2、作为文章主体部分的召公的谏辞颇有特色。其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贴切的比喻，也有引用历史的论证，继而再谈民言不克壅的道理，既打比方，又引证，摆事实，讲道理。逻辑性强，论证有力。

3、文章漫画式的勾画了厉王这个暴君的形象。着笔虽不多，但“王怒”、“王喜”、“王弗听”，一个残暴专断、轻浮浅薄、顽固昏聩的暴君形象跃然纸上。

第四节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是一部分国记事的史书，杂记西周、东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之事，包括了自春秋以后至秦统一天下约二百四十年的部分历史。《战国策》是由战国末期至秦汉间人收集的一部史料汇编，西汉刘向重新整理，分为三十三卷，定名为《战国策》。

《战国策》记叙了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的言论及其纵横捭阖的斗争，从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政治大事和多种矛盾。全书侧重记叙了纵横游说之士急功好利，朝秦暮楚、玩弄权术的行为和耸人听闻、放言无惮的辞令，突出表现出纵横家的思想：政治上崇尚谋略，强调审时度势，肯定举贤任能，在人生观上追求功名显达，富贵利禄。

二、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多有鲜明生动的描绘，尤其描写了一系列的“士”的形象。《战国策》已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有时还运用虚构的手法。

《战国策》体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式，另一方面又有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唯一任务为中性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三、辩丽横肆的语言艺术：

《战国策》在语言艺术上的空前成就是其文学成就的重要方面。其文章风格是：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战国策》文章的特点还体现在：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词的说服力；大量运用对偶排比，增强文章的气势；长于铺张渲染。

《苏秦始将连横》分析：

本文反映了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崛起以及士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写法上：

1、文章极力夸饰、渲染苏秦的说辞最典型的体现了《战国策》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的风格特点。

2、对比手法：苏秦前后形象的对比，嫂“前倨而后恭”的态度对比，揭示当时的世态炎凉。《冯谖客孟尝君》分析：

本文通过冯谖给孟尝君作士过程的叙写，反映了战国时期权贵善养士以及士为知己者用的社会风气。写法上：

1、故事情节曲折：冯谖作客、收债于薛、经营三窟。

2、人物形象个性鲜明。作者很懂得用文学手段来刻画人物，例如用先抑后扬、对比映衬（冯谖与孟尝君、冯谖与众人）等手段刻画了冯谖藏而不露、装愚守拙、巧于试探的行为，表现知恩图报、远见卓识、果断善谋的性格。同时也刻画了孟尝君宽容大度、善于养士、知错就改的长者君子风度。

第五节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为史传文学直接祖述。在体例上，《史记》纪传体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体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汉书》、《资治通鉴》直接继承了《春秋》《左传》的编年体例。在叙事技巧上，《史记》对《左传》《战国策》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或不加改动直接录入（如《荆轲刺秦王》几乎是全文照录）。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即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写史传统和重视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特点。在语言上，《左传》的简练蕴藉，《战国策》的辩丽横肆，对后世文学均有影响。

2、散文创作的楷模。《左传》、《国语》、《战国策》等是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唐宋以来的古文家，均推崇先秦叙事散文。

3、奠定了小说的叙事传统。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表现在：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中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其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按时间安排情节，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以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等，这些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写人重人物言行、细节的刻画，而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描写，这正是先秦叙事散文写人的特点。第四，我国古代小说和戏剧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

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左 传》：曹刿论战 郑伯克段于鄢 城濮之战 郑子产相国 《国 语》：句践灭吴

《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邹忌讽齐王纳谏 鲁仲连义不帝秦

【复习思考题】

1、简述先秦叙事散文的产生、发展、流变。

2、举例分析《左传》中外交辞令的精彩、绝妙的特点。

3、比较《左传》、《国语》、《战国策》的异同。

4、翻译《烛之武退秦师》一文并分析烛之武是如何层层深入的说服秦穆公退军的。

第四章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教学设想】本章的重点是《孟子》和《庄子》，难点是《庄子》的《逍遥游》。教学中要注意：

1、明确诸子散文总的文学特点和各家的不同风格及文体特点。理清先秦说理散文体制逐步成熟的过程。要结合作品体会。

2、文学史中所引的一些篇目，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要结合原文学习，深入领会。对于诸子生平，只作简单介绍即可。

3要求学生能背诵一些重点篇目和名言警句。计划课时：14 第一节 先秦说理文体制的逐步成熟

一、语录体韵散结合体

（一）语录体——《论语》：

1、孔子生平（见注释1）。

2、《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著作。它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孔门后学辑录而成的，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书中对话说理的形式已具有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论语》短小简约，还没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3、《论语》的文学价值表现在：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三）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1、《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分析：

本篇中有人物，有对话，有情节，有动作，首尾圆合，基本上具备了篇章的规模。孔子及其几个弟子的形象、性格也比较鲜明。孔子的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子路的率直，冉有的谦虚，公西华的小心谨慎，曾皙的从容不迫，高雅清华，深不可测，都各具特色。难点：为什么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一“哂”，而对曾皙的回答“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写曾皙回答一段，绘影绘形，绘声绘色，很有文学色彩。南怀瑾先生说：“这段书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读书不要只靠两只有形的眼睛，还要用智慧的眼睛去读。”（《论语别裁》527页）打个比方，子路就像《三国演义》中的莽张飞，曾皙就像庞统。能在处世之间，最忙乱当中，同时应付几件事情，这就要有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修养，最高的宁静功夫。庞统屈才当了县长，整天喝酒，不理政事。张飞去视察，见状指责他。他要张飞坐在一旁等着，一会就把积压了三个月的公文案件处理完了。之后庞统就升任副军师。你看，孔子和其它三位同学讨论的时候，曾皙在旁边悠闲的鼓瑟。当孔子点到他时，他从容不迫的弹完这支曲子，站起来回答。从这一段描写看出，别人讨论时，表面上曾皙在搞他的音乐，实际上大家谈的内容他都听到了，这是很高的修养。曾皙回答的一番话描绘了一幅“春暖图”，这跟“志”有什么关系呢？孔子为什么赞成曾皙的话？南怀瑾先生说：“曾皙所讲的这个境界，就是社会安定、国家自主、经济稳定、天下太平，每个人都享受了真、善、美的人生，这也就是真正的自由民主——不是西方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我们大同世界的那个理想。”“孔子与曾皙的一段话，可以说进入了最高潮，师生之间，说出了完美人生的憧憬。”“子路等人的政治抱负很了不起，但总离不开自我英雄主义，我可以如何，我要如何„„而且都偏于从政治着手。但曾皙就不同了，同样希求大同之世，但成功不必在我，而着重于文教方面，真正说中了孔子的心事，所以孔子感叹：‘吾与点也。’”（南怀瑾《论语别裁》）

2、《楚狂接与章》

本章写孔子周游列国时在去楚国途中与楚国隐士接与的一次遭遇。隐士与儒者的政治态度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消极因世，后者积极入世。但本章只是表达了瘾者的态度。双方没有展开思想上的交锋。

文中着重刻画了接与的“狂”：他敢于“歌而过孔子”，很快又“趋而辟（避）之”，行为大胆，一狂；他敢于指责孔子，并劝孔子改弦易辙，二狂；他认为“今之从政者殆而”，对现实政治有清醒的认识，隐居避世必有不得已的苦衷，故采取不合作不调和的态度，三狂。

3、《子路从而后章》

本章仍然写了隐者和儒者两种人的形象及其政治态度．有人物，有故事情节．篇章的深层充分体现了这两种人在斗智，而隐者略胜一筹．有“含不尽之意在言外”之特点．

（二）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生平（见注释3）。《老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它集中反映了老子的哲学思想。《老子》一书主要是老子自撰，是一部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语录体著作。

2、《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一）《老子》一书包含有作者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愤世嫉俗的情感；

（二）全书常用形象的比喻来阐明玄妙的哲理。采用大量的韵语、排比、对偶句式，行文参差错落，犹如鱼龙曼衍，变化多端，如哲理诗一般。

引述《老子》中的一些韵散结合体语录，加以体会其特点：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章1）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章9）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章18）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章30）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章36）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章58）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章64）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着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章81）

二、对话体和寓言体：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等，都有一个标题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文章结构完整，层次清楚，不再是三言两语的独白或对话，《墨子》尚未完全摆脱语录体的影响，只是这些语录，段与段之间有密切的联系，是在围绕同一个论题加以论述，因而就再不是语录的简单的连缀，而是有内在逻辑的论文。说理文体制在《墨子》中已形成。《庄子》的许多篇章多以数则构思奇妙的寓言结构而成。并且在论述中，形象情感与逻辑思辨结合在一起。就文体形式来说，别具一格，可算是抒情性说理文。

【讲读】《墨子·兼爱上》

本文体现了先秦说理文在《墨子》中已形成的特点。开篇就提出圣人治天下当知“乱之所自起”，在此基础上提出论点：乱起于不相爱。接着又假设，若使天下兼爱，则天下治。最后得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的结论。文章论题简单明确，论证时主要用了类推的方法和正反对照的方法，由浅入深，由小到大，层层推论，逐层深入，最后推出结论，使人信服。

三、独立成篇的专题论文：

战国末期，《荀子》、《韩非子》中的专题论文，标志着说理散文体制的定型。他们的文章往往是长篇大论，有标题，论点明确，中心突出，论证严密注意谋篇布局，结构浑然一体。从此专论体成为我国说理散文的主要形式。第二节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和《孟子》一书：

1、孟子的生平。孟子是战国中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散文家，他继承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参注释6）

2、《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言行和学说，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是《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著作。《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作品讲读】

1、《梁惠王下》（文学史112页）

2、《齐桓晋文之事章》

本文集中体现了孟文善辩的特点。孟子在当时不仅以“好辩”著称，而且极为善辩。他坚决维护本派的学说，积极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却又不合时宜，因而不得不游说各国，滔滔雄辩。客观形势如此，逼使他不得不这样。而就主观方面看来，孟子具有丰厚的学养，刚健的气质，机智应变的能力；再加上崇尚游说的时代风气的影响，以及频繁辩论的实践的锻炼，成就了他的辩才。

他的论辩技巧很高，善于把握对方的心理和论辩的主动权，总是居于有利的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图，层层进逼，步步深入，将对方引入自己设置好的“口袋”和“埋伏圈”，最后只好就范。为此，他在论辩中，往往采取迂回包抄引人入谷的策略，欲擒故纵，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具体说，本文的论辩思路是：

齐宣王的兴趣在“霸道”，而孟子要向他宣讲“王道”—→孟子巧妙的岔开，顺便提出“王道”的话题—→齐王愿听—→孟子举以羊易牛的例子，肯定齐王有行王道之心，以满足齐王的虚荣心—→小大之辨，又否认了齐王能行王道，牵着齐王的鼻子走—→当齐王难堪时，又肯定他有仁爱之心，又满足了齐王的虚荣心，使他继续对王道感兴趣—→孟子岔开话题，采用迂回包抄的策略，引导齐王上钩—→打比方以提出“不为与不能”的话题，引导齐王发问—→打比方说明什么是“不为”与“不能”，顺势指出齐王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从正面说明行王道的基础是要有仁爱之心，推己及人之心——→乘势逼问齐王的大欲—→齐王不好说，孟子替他说出来，实际上是树立批驳的靶子—→指出其“大欲”是“缘木求鱼”—→进一步指出行霸道“后必有灾”—→引起齐王的警觉，愿听—→不从正面说危害，再设置陷阱，以邹人和楚人战的比喻，引齐王肯定楚人胜—→迫使齐王接受“小不可以敌大，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道理—→终于说服了齐王—→最后才从正面向齐王宣讲了他的王道的政治主张和具体做法以及要达到的效果。

文章虽然是对话体，但论点（行王道）鲜明，论据（大量的例子、比喻）充分，论证过程完整。有时从正面立论，有时从反面反驳。全文基本上是先提出论题，经过层层论证后，最后解决问题。符合政论文的一般思路和形式。

二、《孟子》的艺术特征：

1、缜密纯熟的辩论技巧。孟子的文章长于论辩。孟子善于掌握对方心理，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因势利导地进行论辩。孟子之文还多用比喻和寓言，使其论辩有很大的形象性。

2、气势浩然的文风。孟子曾自谓“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指人的正气，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和气质。故其发而为文，气势充沛，词锋逼人，极富阳刚之美。在先秦诸子之文中，《孟子》以气势磅礴、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著称。文章气势浩然，感情强烈，辞锋犀利，富于战斗性、鼓动性。多用排偶句、迭句等修辞手法来加强文章的气势。

3、《孟子》语言明白晓畅，不事雕琢，很少有生僻的词汇和别扭的句法，真可谓明朗而爽快。表现出精炼简约的语言风格，是成熟的标准书面语。《孟子》散文气盛而词壮的语言风格，历来倍受称道。它在后事散文家的心目中被尊崇为典范之作。“文起八代之衰”的散文大师韩愈的散文深受《孟子》散文的影响。

第三节 《庄子》哲学思想的诗意表达

一、庄子和《庄子》一书：

1、庄子的生平。庄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散文家。庄子继承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和老子同为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参注释9、10、11）

2、《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也是先秦说理散文中最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原有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相传是庄子自撰，“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为庄子门人及后学所著。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1、寓言为主的创作方法。《庄子》一书大多是用“三言”的形式说理，即“卮言”、“重言”、“寓言”。卮言，即出于无心、自然流露的语言（一说是矛盾之言），这种言语层出不穷，散漫流衍的把道理传播开来，并能穷年无尽，永远流传下去；重言即借重长者、尊者、名人的言语，为使自己的道理为他人接受，托己说于长者、尊者、名人之言以自重（一说是增益之言）；寓言就是虚拟的寄寓于他人他物的言语。“三言”之中，寓言是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所谓“寓言十九（十分之九）”（《庄子集释》卷九上成玄英疏）。据统计，《庄子》一书中，含有寓言故事200多则。其中既有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的加工改造，如《逍遥游》中“藐姑射之神”等；也不乏别出心裁的即兴创作，如《齐物论》中“庄周梦蝶”的故事等。使《庄子》呈现出有别于其它诸子散文的独特的形象思维。《庄子》一书中绝少枯燥的说教，他把深刻的哲理形象地寄寓于虚妄的情节之中，在一种超现实的艺术氛围里巧妙的表现自己的思想。

《庄子》为什么要用“三言”说理呢？在庄子一派人看来，天下黑暗而污浊，不能用实实在在、正大堂皇的言语同世人讲论，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qi）见之也。”（《天下》）

2、意出尘外的想象和虚构。《庄子》中的寓言数量众多，而且表现出超常的想象力，构成奇特的形象世界。他的想象虚构往往超越时空的局限和物我的分别，恢诡谲怪，奇幻异常，变化万千。如其大无比展翅高飞于九万里高空背负青天朝下看的鲲鹏、庄周梦化的蝴蝶、用斤成风的匠石、吸风饮露的神人、似有若无的罔两和景、七窍皆无的混沌、望洋兴叹的河伯、自夸其乐的坎井之蛙等等。他们培育了我们民族的想象力，丰富了文学长廊中的形象，开拓了散文艺术的新领域，促进了文学自身的新发展。

3、寓有诗意的语言。《庄子》的语言如行云流水，汪洋恣肆，跌宕跳跃，节奏鲜明，音调和谐，具有诗歌的特点。其句式错综复杂，富于变化，喜用极端之词，奇绝之语，有意追求尖新奇特。

三、《庄子》的地位和对后世的影响（见文学史教材123页）补： 柳宗元：“参之庄、老以肆其端”（《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苏轼：“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鲁迅：“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写在〈坟〉后面》）郭沫若：“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作品讲读】《逍遥游》

1、《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2、《逍遥游》的结构和艺术性：全篇可分为四部分。

①（开头—圣人无名）以大鹏图南，列子御风为比喻，揭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的主旨。而“无所待”又归结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②（至“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许由故事申明“圣人无名”； ③（至“窅然丧其天下焉”）以神人故事申明“神人无功”； ④以无用为大用，申明“至人无己”。

本文集中体现了庄子散文的艺术特征（见上3点）。

第四节 《荀子》和《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荀子与《荀子》一书：

1、荀子生平。荀子是战国末期即孟子之后的一位儒家集大成式的大师。荀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礼乐”学说，批判吸收了战国以来百家学说，自成一家。“性恶论”是他的礼制、法治思想的理论根据。

2、《荀子》三十二篇集中反映了荀子的思想。这三十二篇绝大部分是说理散文。《荀子》另有一篇《成相》辞和一篇《赋》。对汉赋产生了直接影响。

3、《荀子》文章多为长篇的专题学术论文，涉及面广。荀子的文章擅长论辩，说理清晰、透辟，逻辑周密，在先秦诸子说理散文中别具一格。《荀子》一书还大量运用许多日常生活常见的事物为譬喻，生动巧妙地把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形象化。《荀子》还运用了大量排比句法，或以韵语描写、抒情，增强了气势，调谐了音节，更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作品讲读】《劝学》

本篇选自《荀子》第一卷，是《荀子》的代表作。

作为一篇讲学习问题的专论，文章依次论述了以下问题：

1、学习的重要性（“知明而行无过”）；

2、学习的态度（“用心专一”，“锲而不舍”）；

3、学习的内容；（“始乎诵经，终乎读礼”）

4、学习的途径（“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

5、学习的最终目的（“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本文以标题概括论旨，开门见山提出中心论点（“学不可以已”），以下各段就用大量自然界和日常生活的事例作为论据，从各个角度层层推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复加以论证，把学习的重要性等问题论述得十分透辟。是先秦立论文的典范之作。

文章大半篇幅是用新巧的比喻连缀而成。全篇比喻引类连翩，层出不穷，且用法灵活而富于变化。或正面设喻（如“蚓无爪牙之利„„”），或反面设喻（如“蟹六跪而二螯„„”）；或先说比喻，然后再说所比道理，（如“故木受绳则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智明而行无过矣”）；或单说比喻，而把道理隐含其中，发人深思（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或连用数个比喻，如连珠炮似的，更显得根据充足，理直气壮。这种寓理于喻、喻理结合的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在句法上，这些重迭排列的比喻构成了不少对偶和排比的句式，文句整齐而流畅，显得词采缤纷，气势充沛，音韵和谐，已具有明显的赋化倾向。

4、《孟子》与《荀子》的比较。（见文学史教材118页）

二、韩非与《韩非子》一书：

1、韩非的生平。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他总结了春秋以来的历史经验，又吸收了荀子、慎到、商鞅、申不害等人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学说的核心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

2、《韩非子》五十五篇是先秦法家的代表作，大部分由韩非子自撰，少数篇章为后人所增，反映了韩非子的思想学说。

3、《韩非子》多长篇议论文，有立论、驳论、解说等多种类型的文章。韩非子的散文峻峭挺拔，锋芒毕露，直言不讳；善于揭露矛盾，驳难对方；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有很强的分析综合能力，体现了法家文章的特点。《韩非子》中寓言据先秦散文之冠，韩非子系统收集、整理、创作寓言，分门别类辑为各种形式的寓言故事集。他善于用寓言故事来加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作品讲读】滥竽充数、夜书举烛、郑人买履、自相矛盾等寓言。重点讲读《五蠹》（前四段）

《五蠹》是《韩非子》中的第一篇，是韩非的代表作。“五蠹”是指学者（儒生）、带剑者（侠客）、言谈者（纵横之士）、患御者（权臣）、工商之民（工商业者）五种不能生产只知消费的社会的蠹虫。当时建立封建集权制的统一国家已势在必行，而五蠹却“以文乱法”“以武犯禁”，危及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统一。为适应当时执政的需要，韩非写了《五蠹》，阐述他的政治主张和进步的历史观，极力主张铲除五蠹。

《五蠹》全文很长，这里讲读前一部分，主要是论述法制理论的。文章首先论述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过程，认为时代是向前推进的，一代比一代进步。因此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也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韩非从不同时代的发展变化对比中，推论出全文的中心论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并举出“守株待兔”的寓言为例，生动而幽默的嘲讽了鼓吹“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复古主义者，他们墨守成规，死守教条，就象“守株待兔”者一样愚蠢可笑。接着又通过古今社会经济的生活条件的对比分析，阐述“是固于世而备适于事”，强调要因时制宜来实施政令。最后用国家兴盛衰亡的实际事例说明“世异则事异”、“世异则备变”的道理。指出仁义辩智不合今之事宜，“当今争于气力”，应该富国强兵。

本文虽是节选，却有完整的结构和严密的逻辑性。开首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下文就用大量的事例围绕论点加以论证。每论述完一个问题后，又用一两句话进行概括总结，就事论事，推论严密，论证很充分，体现出韩非散文严峻峭拔的风格。大量运用对比手法，从古今正反等各个不同的方面来论证同一个论点，说理显得尖锐而深刻有力。句式上排偶句的运用，音调铿锵，加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表现力。

第五节

先秦说理散文的历史回响

1、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2、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3、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思考与作业】

1、简述先秦说理散文体制发展的轨迹。

2、举例分析《孟子》的论辩艺术。

3、以《逍遥游》为例，谈谈《庄子》浓厚的文学色彩

4、翻译《逍遥游》开头至“至人无己”。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论 语》：楚狂接舆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孟 子》：鱼我所欲也章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章 《墨 子》：公输 《庄 子》：养生主（节选）《韩非子》：内储说上（节选）

第五章 屈原与楚辞

【教学设想】《楚辞》与《诗经》一样，都是先秦文学的学习重点。学习本章，要弄清楚辞的含义，楚辞产生的背景，屈原的作品等。重点是《离骚》，先从屈原的生平、思想、性格入手，在反复诵读的基础上，逐层理清层次、线索，然后总结其思想和艺术。随堂检查背诵和集中背诵相结合，督促检查每一个学生都要将《离骚》背下来。计划课时：12

第一节 关于“楚辞”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做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由刘向编辑后，东汉的王逸作《楚辞章句》，宋洪兴祖作《楚辞补注》，朱熹作《楚辞集注》，此后的注本纷多，“楚辞学”成为历代研究的一门显学。

第二节 楚辞产生的文化背景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楚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强烈的特征，与中原文化有显著区别，因而楚人长期被中原国家看成野蛮的异族。楚地被称之为“蛮荆”，楚人被称之为“蛮夷”。跟“猃狁”、“戎狄”并列。一般认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后，这样说不完全对。正确的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具体说，楚辞的产生，有如下背景和因素。

1、中原文化的影响 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迟在殷周时期，楚人已经同北方政权发生关系；西周时，封楚王熊绎于江汉地区，表明周王朝对南方的控制。春秋时，楚国迅速强大，兼并了长江中游许多大小邦国，成为足以与中原抗衡的大国，楚庄王为春秋五霸之一。战国时，楚国并吞吴越，其势力西抵汉中，东临大海，在战国诸雄中，版图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之说。最后楚为秦所灭。但秦时的楚地起义，又成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汉王朝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楚人的胜利。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春秋战国时代，北方中原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诗》、《书》、《礼》、《乐》等，也已成为楚国贵族诵习的对象，成为他们文化素养的一部分。屈原《九歌》中的《桔颂》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看成是《诗经》体式对《楚辞》体式的渗透。在战国时代，纵横家奔走游说于南北，其华美铺张的文辞对《楚辞》华美铺张的文辞也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楚辞的产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是无疑的。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融，是楚辞产生的重要因素。

2、楚国的地理因素 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3、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 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4、楚地歌谣的影响 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5、屈原的贡献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第三节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思想、作品：

1、屈原的生平以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为主要资料。（事先布置学生课外阅读《屈原贾生列传》。参注释1。补注：三闾大夫，掌管王族屈景昭三姓事物，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2、屈原的思想和性格 屈原具有崇高的爱国思想和浓烈的忠君倾向，他站在维护楚国的立场上，主张联合抗秦，但遭到不公正待遇。屈原洁身自爱，决不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为实现崇高理想而献身。

根据屈原的生平和他的作品，我们可以推知，造成屈原的悲剧，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在政治、外交等方面，屈原常常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发生冲突。在内政上，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仰慕儒家美化了的传说中的三代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小人，主张改革内政，这自然会招致许多人与他为敌，如上官大夫、公子子兰等。在外交上，屈原主张联齐抗秦，而楚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过来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对他加以惩罚。

二是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屈原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坦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子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轻而易举的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无道（否则无法解释起初怀王为何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正直而疾恶如仇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当时楚国已经衰乱的政治环境难以协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屈原的悲剧，是他的性格悲剧。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的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了杰出的文学家和优秀的文学作品。

3、屈原的作品 《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第四节 《离 骚》

【教学设想】先介绍《离骚》的创作时间、题旨、结构，简要概述作品内容，然后逐字逐句讲解作品，在讲解中逐层总结、分析其内容要点，最后总结其思想和艺术。之后检查背诵。

一、创作时间：《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或以为在怀王晚年，屈原第一次遭放逐以后（司马迁之说）；或以为在顷襄王时期，屈原第二次遭放逐以后。从诗的最后屈原打算以死殉国来看，作于第二次遭放逐以后的可能性大。

二、题旨：

司马迁：“离骚者，犹离忧也。”（《屈原列传》按，史迁之说，本出于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另，《离骚》中有“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九歌·山鬼》中有“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尤”之句）班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王逸：“离，别也。骚，愁也。”（《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另外，还有释为“牢骚”（扬雄）、“老商”（楚曲名，游国恩说）等。但以班、马二人之说最为合乎诗人命题之旨。

三、《离骚》的内容和结构：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离骚》全诗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开头到“岂余心之可惩”为前半篇，侧重于对以往经历的回顾，多描述现实的情况；后半篇则着重表现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并主要通过幻想形式来表现。

在前半篇中，由三方面的人物，即诗人自我、“灵修”（楚王）、“党人”，构成激烈的矛盾冲突。

开篇叙述自己有高贵的出身，崇高而美好的人格修养，意在表明自己对楚国的兴亡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诗人自我的形象，代表着美好而正义的一方，诗人自信他的理想和主张，能够把楚国引向美好的境地。

但是当时楚国有一批“党人”（结党营私的小人）代表邪恶的一方，处处同诗人作对，他们只顾苟且偷生，使得楚国的前景“路幽昧以险隘”。而且他们还“内恕己以量人，各兴心而嫉妒”，“谣诼谓余以善淫”，诗人处在被围攻的困难境地。那么，掌握楚国最高权力、因而能够决定上述双方的成败并由此决定楚国命运的楚怀王，又如何呢？他却是昏庸胡涂。由于楚王是楚国的象征，诗人对他抱有绝对的忠诚（“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楚王也曾经一度信任和重用过诗人，但他最终却受了“党人”的欺骗蒙蔽：“荃不察余只中情兮，反信谗而齑怒”，由此导致了诗人的失败和楚国的危机。

这就是诗人在诗中描绘的楚国政治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够把君王的过失与党人的邪恶区分开，从而既满足忠君这一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又能在此前提下高度肯定诗人自我的人格和理想。这一模式在后世仍然反复地被人们使用着。

诗人在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甚至连他亲手培养的人才也纷纷转向“党人”，它处在完全孤立的境地。但这却进一步激起了诗人的高傲和自信。在诗中他反复的使用象征手法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德：饮木兰之露，餐秋菊落英，戴岌岌之高冠，佩陆离之长剑，又身披种种香花香草。同时，诗人坚定的、再三的表示：决不放弃自己的理想而妥协从俗，宁死也不肯丝毫改变自己的人格：“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虽然，诗人在理智上是坚定而明确的，但这并不说明他在感情上不存在迷惘和痛苦。《离骚》后半篇借助于神话，以幻想形式展开了他的内心深处的活动和对未来前途的探索。一开始，诗人假设一位“女媭”对他劝诫，认为他的“婞直”不合时宜。这实际上是诗人内心的一种想法。表明诗人对自己的操持也曾经有过怀疑，于是诗人去向他所崇拜的大舜（重华）“陈词”，表述治国之道和自己的操持，实际上这是借“陈词”否定了先前的迷惘即“女媭”的批评。这是诗中展现的第一层感情的波折。

即不能随俗从流，又遭到“党人”的围攻，还得不到楚王的信任，出路到底在哪里？于是诗人升天入地，上下求索，探求出路——

他先来到天界，想接近天帝，向天帝陈词。但“帝阍”（守门者）却拒绝为他通报。这表明重新获得楚王信任的道路已经被彻底阻塞。他又降临地上“求女”，但那些神话和历史传说中的美女，或“无礼”而“骄傲”，或无媒而相通，这又表明无法找到能够理解自己、帮助自己的知音（或说“求女”是为了再一次寻求君臣遇合）。这是第二层感情的波折。

升天入地找不到出路，诗人转而请巫者灵氛占卜、巫咸降临指点，灵氛认为留在楚国毫无希望，劝他离国出走；巫咸劝他留下，等待君臣遇合的机会。但后一种道路已经被证明是无望的，他只能采纳灵氛的意见。于是，诗人驾飞龙，乘瑶车，扬云霓，鸣玉鸾，自由翱翔在一片广大而明朗的天空中。“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而婾乐”，诗中出现了一片迄今从未有过的神志飞扬、欢愉无比的气氛。这表明，诗人认识到离开楚国确实是一条摆脱困境和苦闷的道路。这在当时并不是不可理解的选择。春秋以来，包括孔子、孟子、荀子在内的众多贤才从事政治活动的范围都不限于本国。但这对于屈原，最终仍无法接受。因为他太爱他的国家了。在幻想中，正当其“高驰邈邈”之时，“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离开故土。于是，在这里发生了第三层巨大的感情波折。

即不能改变自己，又不能改变楚国，而且不可能离开楚国，那么，除了以身殉自己的理想，以死完成自己的人格，就别无选择。全诗总结性的“乱辞”这样写道：

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以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辉异彩。诗人以炽热的情感、坚定的意志，追求真理，追求完美的政治，追求崇高的人格，至死不渝，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四、《离骚》反映的思想（讲读作品后再总结）：

1、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2、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

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3、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4、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以作品中大量对自己服饰、追求等的描写为例分析。）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1、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2、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

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3、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4、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

第五节 屈原的其它作品

一、《九歌》：

《九歌》原为古曲之名，来源甚古。《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离骚》也说：“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可见在神话传说中，《九歌》是由禹之子启（即夏后开）从天上偷来人间的。屈原《九歌》之题，即袭用古曲之名。“九”非实指，乃表多数。是一组祭神的乐歌，共十一篇。关于“九”，参教材引闻一多说。

《九歌》是屈原流放江南时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改定而保留下来的，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所祭祀之神分别为：①天神（《东皇太一》）、②日神（《东君》）、③云神（《云中君》）、④湘水之神（《湘君》、《湘夫人》）、⑤司命之神（《大司命》、《少司命》）、⑥河神（《河伯》）、⑦山神（《山鬼》）、⑧为国阵亡者之神（《国殇》）。最后一篇《礼魂》，是祭祀结束后的送神曲。整个这套曲子自成体系，大致再现了民间祭歌的基本风貌。

与《离骚》的直抒胸臆不同，《九歌》以流传于楚国民间的神话故事为背景，借神灵形象的塑造以抒情。这些形象既闪烁着神的灵光，又具有人的性格特点。既神奇高远，又平凡亲切。歌词内容符合各种神的身份，表现人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写了阵亡战士的哀怨悲壮。楚地祭神主要是借男女恋请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故《九歌》中最动人的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男巫扮女神，女巫扮男神，借人神恋爱的表演、歌唱来取悦于神灵，吸引神灵。

2、《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它是歌、舞、乐和一的，它中间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巫与神分脚色表演。这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代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描写人物心理细腻深入。此外，《九歌》中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心理状态。

【讲读】《山鬼》

按郭沫若说，《山鬼》可视为一首巫山女神之歌。屈原以楚国民间有关巫山神女的神话传说作为题材来源，从中汲取营养，创造了美丽痴情的山鬼形象。诗歌非常细致的刻画和抒发了女神赴约过程中复杂曲折的心态，表现了人类对爱情的追求和忠贞。

第一段，写女神以欢快喜悦的心情收拾打扮准备与所爱之人约会。她服饰不凡，外貌仪态美丽动人。她采摘香花作为礼物准备赠给所爱之人。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山鬼对纯真爱情的痴心与渴求。

第二段、第三段，写女神等候所爱之人到来及失恋的烦乱痛苦心情。她登高远望，伫立山巅，焦急热切的盼望中，痴待着她的爱人。她坚守誓约，忘却风雨的吹袭，一再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忠贞。但所爱之人始终未来，不由得使她疑心交加，陷入到“思公子兮徒离忧”的失恋悲哀之中。总之，女神的内心经历了喜悦——失望——忧伤——怀疑——思恋——自我宽解的历程。情感曲折起伏，缠绵婉转。

《山鬼》以人神杂糅的手法塑造了巫山女神的形象。她的衣食居处、服饰车与、习性行踪，都与山鬼的身份地位相适应，带有神异和野性色彩。但她又有人的容貌体态，人的七情六欲。在爱情生活中，她是人世间美丽、纯情、忠贞少女的化身。她在爱情中所体验到的喜悦和悲哀，人情味很浓，给人以亲切、美好的感受。诗人在塑造女神形象时，成功的刻画了她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又与凄风苦雨的环境气氛交融相衬，创造出一种凄迷幽深的意境，更真切的表现出女神对爱情的缠绵悱恻。

二、《九章》：

《九章》是九篇抒情诗的总称，非一时一地之作。《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九章》较《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三、《天问》和《招魂》：

1、《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天问》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是罕见的。句式简短，节奏明快，能有效的宣泄积蓄已旧的激情。全诗基本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几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

2、《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内容主要是写天地四方的阴森恐怖，衬托楚国人间的美好，以次来招徕怀王的亡魂。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第六节

楚辞的流变与屈原的地位

一、宋玉等楚辞作家：

1、宋玉的生平。宋玉稍后于屈原，是屈原的直接继承者，在先秦文学史上是仅次与屈原的著名辞赋家。

2、宋玉的作品收入《楚辞》的有《九辩》，还有收入《昭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宋玉的辞赋是在屈原的直接影响下创作而成，并在辞赋等形式方面有所发展。它们是由楚辞而至大赋的一个过度阶段。

3、《九辩》是宋玉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抒发他因不同流俗而被见疏、流离失所的悲哀，批判了楚国的现实政治。作品委婉曲折地表达了对君王的忠诚和自己的怨苦，表现了对国家兴亡的忧虑。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秋景的描写，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悲秋”主题实由此发端。

二、屈原的影响：

1、屈原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首先是其砥砺不懈、特立独行的节操，以及在逆境之中敢于坚持真理，敢于反抗黑暗统治的精神。后世文人如贾谊、司马迁等均受其影响。

2、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首先，楚辞创造了一种新的诗歌样式，这种诗歌样式无论是在句式还是在结构上，都较诗经更为自由且富于变化，因此能够更加有效地塑造艺术形象和抒发复杂激烈的感情。就句式来说，楚辞以杂言为主，突破了传统的四言句式。就语言描写而言，楚辞善于渲染、形容，词语繁复，很重视外在形式的美感，这为汉代赋体文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表现为感情的热烈奔放，对理想的追求，以及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凸现，想象的奇幻等。楚辞中另一浪漫特征表现在它通过幻想、神话等创造了一副副雄伟壮丽的图景。再次，楚辞的象征手法对后世的文学有重大影响。楚辞中典型的象征性意象可以概括为香草美人，它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

【思考与作业】

1、精读《离骚》，说说诗歌的后半篇屈原的感情波折有几次，试描述出来。

2、摘录《离骚》中有关“美人香草”的诗句，并归类解释其象征意义。

3、从屈原作品中举例，说明“楚辞”的地方特色。本章作品阅读篇目：

屈 原：湘君 湘夫人 涉江

宋 玉：风赋

第三篇：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四编

隋唐五代文学

主讲教师：武汉强 课时计划：48课时

使用教材：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

隋唐五代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隋唐五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面貌和特点，并对此时期重要的诗歌、散文及其它文学体裁、以及重点作家、作品有较深入的了解，使解读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得以有效提高。

重点难点：

初唐四杰、盛唐边塞诗、王维、李白、杜甫、韩孟诗派、元白诗派、李商隐及代表作品；

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创作。

目录与课时分配：

第一讲：隋及初唐文学 4课时 第二讲：盛唐山水田园诗 4课时 第三讲：盛唐边塞诗 4课时 第四讲：李白 4课时 第五讲：杜甫 6课时 第六讲：中唐前期的诗人 2课时 第七讲：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4课时 第八讲：古文运动与韩愈、柳宗元的散文 6课时 第九讲：中唐其他诗人 4课时 第十讲：晚唐文学 4课时 第十一讲：唐五代词 4课时 第十二讲：唐代传奇 2课时

教材：

主要教材：《中国文学史》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新1版

第一讲 隋及初唐文学

教学目标：了解了解唐代诗歌繁荣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态及发展概况;隋代文学、初唐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宫廷诗的发展与意义，“初唐四杰”及陈子昂诗歌理论及创作。教学难点：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中的作用。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隋唐五代文学概况

唐代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上承魏晋南北朝，属于文学中古期的第一段；后期下启两宋，属于中古期的第二段。

唐代文学一般可分为初、盛、中、晚四个时期。隋文帝开皇九年（589）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南北分裂的政治局面。但隋朝只维持了不到30年，就被农民起义推翻。隋代文学属于由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高度繁荣的唐代文学的过渡期。公元618年，李渊在长安即帝位，建立唐朝。唐朝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军事强大、文化经济繁荣的一个朝代。以安史之乱为分水岭，公元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公元960年，宋朝建立。

唐代文学出现空前交融与繁荣的局面，其特点有三：其

一、继承与创新并重，如古诗继续繁荣，近体诗也产生并臻于完美；骈文继续兴盛，借复古以革新的古文再度崛起。其

二、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并茂，既有王维、三李、二杜、韩、刘等大家，也有很多民间作者，其代表成就是“敦煌文学”，还有很多热衷于俗文学的作家，如王梵志、寒山等。其总趋势是由六朝末期的贵族化趋向士大夫文人化以至平民化。其

三、诗歌与其它文体并存，唐文学繁荣体现在诗、词、古文、传奇（小说）四种体裁上，其中诗、古文大大发展；词、传奇是新文体。

一、唐诗的繁荣

唐诗创造了诗歌史上的辉煌，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样式。

有唐一代，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高峰期。就表现领域来说，逐渐从宫廷台阁走向关山与塞漠，作者也从宫廷官吏扩大到一般寒士；就情思格调来说，北朝文学的清刚劲健之气与南朝文学的清新明媚相融合，走向既有风骨又开朗明丽的境界，而且还出现了具有美学范畴意义的诗论，如“骨气”、“兴象”、“境界”说；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唐诗的繁荣主要表现为：

第一、诗人队伍的扩大和诗歌数量的增多。

有唐300年间，诗歌的发展有如绵延不断的大河，长流不息，留存至今的五万五千多首诗歌，不过是当时诗作中的一部分而已，却已经超出前代遗诗总和的数倍。唐人选编的诗歌总集就有130多种，于此也可见唐诗创作的繁荣。数量如此巨大的唐诗不仅出自空前广大的作者群，而且这支队伍几乎囊括了当时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不但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中下层官僚和普通士人热心于诗歌创作，和尚、道士甚至妓女中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也都参与其事。这样的一支由各阶层人士组成的庞大的作者队伍，对唐诗数量的增长及唐诗面貌的形成必然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诗歌题材的丰富。

诗人的笔触几乎深入到了现实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壮丽的山河、优美的田园，繁华的都市，苍凉的边塞，惨烈的战争，中外的交流，以及朝政的得失，国家的兴衰，阶级的对立，现实的矛盾，民生的疾苦，世态的炎凉，各种素材无不见之于诗；士人的理想追求、愤慨不平、羁愁旅思、离情别恨，无不在诗歌中得到充分的表现。总之，生活中的一切人和事，无不成为诗歌创作的源泉，人们喜怒哀乐种种情感，无不可以化为新鲜活泼的诗歌语言。

第三、风格流派的繁多。

初唐四杰、上官体、山水隐逸、边塞、新乐府诗人、韩孟诗派等。明·高棅《唐诗品汇》：“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声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

第四、艺术形式的多样。

古体、近体都具备，五古、七古、乐府、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等体裁具备。唐诗繁荣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发展的内部原因。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代”的影响。“文笔之分”，淡化文学的政治功利目的、政教目的，追求审美意义。在诗歌方面，辞采声律的追求、表现技巧的创新。“四声”、“八病”之说为格律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散文方面，体裁多样，约有八十多种（应用文体占大部分）。唐吸取了骈体文形式上的优点，摈弃其辞藻华丽、空洞无物、无病呻吟的弊端，进行文体、文学语言的革新；在传奇小说方面，继承和发展了六朝的志怪和杂史杂传。就诗歌形式说，唐人在永明体的基础上做了两个工作：一是把四声二元化，过渡到唐诗的平仄律；一是解决了粘式律的问题，从律句律联到形成律篇。创造了既有程式约束又有广阔创造性自由空间的新诗体——律诗。

二、外部原因：

1.经济因素：经济发达，出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繁盛景象。农业方面，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交租、服役、缴纳布帛以代替服役等）。手工业方面，丝绸和陶瓷都是中国的代表。中国贸易，“丝绸之路”。商业和城市，长安约百万人口，有108坊，西市和东市是繁华的商业区。交通方面，水路：黄河、长江、大运河；海路：广州——日本和波斯（伊朗）；陆路：长安辐射全国的交通网。经济的发展，使人们有了追求精神文化生活的精力和条件。（1）提供闲暇，以便进行娱乐或文学创作；（2）提供游历天下的可能，促进山水诗、描写都市生活和交游生活的诗的发展；（3）文人的商业意识增强。如“润笔”、陈子昂的“买名”；（4）文人的精神风貌改变，影响诗歌等创作，如浪漫、豪迈的风格。（5）市民文学开始出现，如传奇、词、变文等。2.政治因素：唐代政治结构与前朝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重要之一是确立了以皇族地主为中心、广泛包括亲贵功臣、门阀世族、庶族地主、富商、僧侣等地主阶级各阶层的品级联合统治。唐选拔官吏不同于魏晋南朝的 “九品中正制”重世袭、重门阀。唐有七大姓，但轻阀阅、重科举。通过科举，为下层士子参与政治开辟了道路，庶族地主崛起。唐朝科举、政治、文学关系紧密。特别是唐科举对文学的影响：（1）形成整个社会重视文学的风尚。由于进士科的竞争异常激烈，并且唐天宝以后以诗赋取士已经成为固定的格局，“它主要以文词优劣来决定举子的去取”，因此文风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唐武后朝之后，文风日渐华靡。沈既济曾说：“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寝以成风。”这样，逐渐形成了“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不能赋者，童子大笑” 的社会风气。（2）重视诗赋艺术技巧，讲究声律对仗。严羽：“唐诗盛于我朝，以诗赋取士。”（3）“行卷”、“纳卷”、“温卷”对文学创作有影响。文人士子们为了猎取功名，博得主考官的赏识，纷纷找各种关系拜谒权贵，向他们投诗献文。（4）提供创作素材。送人应试、贺人及第、慰人下第的诗极多。（参阅：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

3.文化因素：唐诗的发展与文化的昌明、繁荣有这不可分割的联系，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是相互影响、渗透的。（1）南北融合、东西一统的“大家族”文化。（2）科举及学校教育使得人们的文化素质提高；（3）史学、经学的发达。二十四史中，唐修了八史：梁、陈、南、北、晋、隋、北齐、北周史。另有刘知己《史通》。出现了王通、孔颍达这样的大儒和大经学家。史学对史传文学有影响，如《段太尉逸事状》、《张中丞传后叙》等。（4）各种艺术门类的相互影响。书法：楷书中有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草书中有张旭、怀素。李白诗、张旭字、裴旻舞为“三绝”。绘画和雕塑：阎立本、吴道子的人物，“吴带当风”；韩干的马；王维的山水。敦煌壁画及佛像雕塑等。大量的题画诗出现，及“诗中有画”、以画法入诗。苏轼：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音乐：古诗中很多是和乐歌唱的，如乐府，七绝被称作“声诗”。燕乐的发展产生了词。许多诗人的诗作与音乐有关：《听颖师弹琴》、《李凭箜篌引》、《琵琶行》。舞蹈：全唐诗中有许多描写舞的，《公孙大娘剑舞》、《霓裳羽衣舞》。

4.宗教因素：唐代实行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三教九流并行其道，除儒、释、道三教外，另有一些异教，如景教、祆教、摩尼教等也传布。儒、释、道三教兼重的。如玄宗亲注《孝经》、《道德经》、《金刚经》是证。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老庄思想与道教有所不同：老庄思想给文学艺术带来的是一种偏于含蓄冲淡、自然悠远的审美情趣，一种充分净化了的纯净、和谐、安宁的自然意象群，一种以对内心体验的“表现”为主的艺术思维方式。道教给文学艺术带来的，乃是一种追求绚丽神奇的审美情趣，一种色彩缤纷、瑰玮怪诞的意象群，一种近乎沉浸于幻觉之中的热烈想象力。

5.现实生活因素：寒士，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包括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他们多通过科举跻身庙堂，提出或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是文学的生产者，其思想、心态、生活直接影响到文学创作。

二、词

曲子词的简称，是隋唐以后出现的新文体，是随着燕（宴）乐的兴起而出现的。“敦煌曲子词”是最早的词，产生于民间。盛中唐时为文人所喜，中唐时已出现大量的文人词了。晚唐五代词已很成熟，有两大创作中心：一是西蜀，“花间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二是南唐，“二主一臣”——李璟、李煜与冯延巳。

三、散文

骈体：占主导地位；古文：韩柳古文运动，以恢复儒学为旗号而进行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以清新质朴的散体文代替华美空洞的骈体文。

四、传奇

即文言短篇小说，以区别后来戏曲等。唐时，小说作为残丛小语，不比古文之高文，鄙之曰“传奇”。得名于晚唐裴铏所编《传奇》小说集。传奇“有意为小说”：结构、篇幅、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已成熟，标志着小说文体的确立和成熟。

五、变文

说唱文体，简称“变”。学界关于“变文”说法不一。有说起源于宣讲佛经，当时一种脚“转变”的说唱艺术，与图画相配合，一边向听众展示图画，一边说唱故事。其图为“变相”，其说唱的底本为变文。内容

多为宣讲佛经故事、经义，也有讲述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形式多样，或散韵相间、说唱结合；或全散；或全韵。对后世的话本、弹词、诸宫调等通俗文学产生很大影响，开白话文的先河。

第二节 隋代文学概貌与初唐诗坛

一、隋代文学概貌：

隋（581—618）立国37年，诗歌成就不高。隋代文学的作者主要有两部分，一是北齐、北周旧臣，他们是北朝诗风的代表；二是由梁、陈入隋的文人，他们把南朝诗风带入隋朝。所以，隋代可以看作是南北文学合流并向唐过渡的最初阶段。文学的过渡性。短命的王朝，自己的文学特点并没有形成。但是，另一方面，隋代南北统一，为南北文学的大融合作了准备，但南北文学融而未合。

北朝入隋的有：卢思道、杨素、薛道衡；

卢思道以歌行体写边塞军旅生活，其《从军行》深婉而又有苍劲之气。杨素是隋朝开国重臣，亲历征战，对军旅生活体验尤深，其《出塞》其二在平实的叙说中流动着粗犷深沉的悲凉情思。《山斋独坐赠薛内史》二首，以武人而为诗格调清远，还有《赠薛播州诗十四章》也是佳作。

薛道衡受南方文学的影响，诗语骈偶工丽。是隋代最著名的诗人。代表作有《人日思归》、《昔昔盐》。《昔昔盐》中“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二句，以环境的寂寞来写思妇的孤寂凄苦，流传广泛。（唐刘餗《隋唐嘉话》：“炀帝善属文，而不欲人出其右。司隶薛道衡由是得罪。后因事诛之，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

南朝入隋的有：虞世基、许善心、江总、王胄等。

隋炀帝《春江花月夜》：春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二、初唐诗坛

隋代文学合南北文学而保留各自不同的特点，南方的柔媚、婉约，北方的粗犷、质朴，并没有合而为一。用声律、辞采来表现大唐恢弘的气象和刚健的情思、合南北文学之两长、形成唐诗的风格，正是初唐诗人所面临的课题。

（一）贞观诗风及上官仪

贞观时期，南北朝文学由对立走向融合。唐太宗是贞观文学的领袖。贞观诗风主要受南朝文学的影响，逐步走向宫廷化。上官仪是贞观后期的重要诗人。他的五言诗，“绮错婉媚”，讲究对仗，追求诗歌的声辞之美，时人谓之“上官体”。成为代表当时宫廷诗人创作最高水平的典型范式。但其内容仍局限于宫廷文学应制咏物的范围之内，所以诗歌的变革只能由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一般士人即四杰来承担。

初唐诗坛，宫廷诗苑始终以其汇聚着大量高层人才，联系和沟通多种方面的创作而居于中心地位。表现在：其一，宫廷诗人占绝对多数（约9/10）。即使“初唐四杰”、陈子昂等宫廷以外的诗人也曾在朝中做官。其二，宫廷诗创作数量占优势。其三，宫廷诗人地位高，集中活动京都上层，容易造成影响，且人材集中绵延。诗人主要分三块：宫廷诗人、改革诗人、通俗诗人。

宫廷诗与宫体诗区别：宫廷诗：多应制奉和、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辞藻华美，讲求对仗。但更多地去掉了宫体的浮艳淫亵。宫体诗：以艳丽华美的语言写艳情以及女子的容貌神态，风格浮艳轻薄。闻一多把初唐宫廷诗与齐梁宫体诗等同（如《宫体诗的自赎》），这是不切实际的。初唐“宫体诗”占极少的数量。

宫廷诗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特点

阶段一：贞观诗坛——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太宗及其周围的诗人。特点：多君臣唱和、应制奉答、宴饮赋咏之作，内容多以歌功颂德、写景、咏物为主；典雅绮丽、雍容平和（或雅正、宏大、整肃）。

魏征的讽谏文和抒情诗。魏征《述怀》。

唐太宗要求诗坛的是宏丽和雅正。追求雅正，而不是齐梁的侧艳；以宏大整肃代替琐碎柔弱，以和乐代替颓靡，显示了帝国初兴的时代气息和诗歌风貌的演变。其存诗98首，主要是纪行、咏怀、咏物写景。如《过旧宅二首》其一：“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具有放眼天下的、开放的眼光和胸怀。《帝京篇十首》之一：“秦川雄帝宅，函谷壮皇居。绮殿千寻起，离宫百雉余。连甍遥接汉，飞观迥凌虚。云日隐层阙，风烟出绮疏。”雄伟山川烘托着巍峨宫殿，显出唐王朝的威风，表现了帝王的胸襟与气魄。阶段二：龙朔变体——高宗龙朔年间，以上官仪为代表的诗体，也称“上官体”。仍以应制奉和为主，但（1）颂体式的铺排减少了，体制不如贞观诗坛宏大。（2）写景绮丽、婉转、细腻、精巧。（3）风格“绮错

婉媚”。如《奉和山夜临秋》：“殿帐清炎气，辇道含秋阴。凄风移汉筑，流水入虞琴。云水送断雁，月上净疏林。滴沥露枝响，空濛烟壑深。”

上官仪的贡献主要在格律和对仗。他提出“六对”说：正名对：日月—天地；同类对：花叶—草芽；连珠对：萧萧—赫赫； 双声对：黄槐—绿柳；叠韵对：彷徨—放旷；双拟对：春树—秋池。又提出“八对”说：的名对、回文对、隔句对、异类对、双声对、叠韵对、双拟对、联绵对。

王绩在初唐诗人中是较为独特的一位，他的《野望》等诗歌，以平淡自然的话语表现自己的生活情趣，创造出一种宁静淡泊而又纯朴疏野的意境。

（二）“初唐四杰”

《旧唐书》卷190上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关于“王杨卢骆”的称呼。他们都是官小而名大，年少而才高的诗人。大都生于高宗、武后年间，卢骆早于王杨，“王杨卢骆”之称，可能依据当时人们对他们诗歌的认可。《新唐书·文艺传》：“勃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皆以文章齐名，天下称‘王杨卢骆’，号‘四杰’。炯曰：‘吾愧在卢前，耻在王后。’议者谓然。”杜甫《戏为六绝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四杰”的特点与成就：

1.从创作个性看，相对而言，王、杨五律，卢骆长歌行。七古正式成立之功应该归之四杰”（陆侃如语）。四人的杰作大半是七言，代表作有《行路难》（卢）、《长安古意》（卢）、《帝京篇》（骆）等。

“四杰”也奠定了五律的基础，他们的集子里，五律多者占二分之一，少者也在四分之一以上。比如，杨炯现存五律14首，完全符合近体诗的粘式律，因此有人就有了“律诗不是成立于沈、宋”的商榷意见。代表作《送杜少府之任蜀川》（王）、《从军行》（杨）、《在狱咏蝉》（骆）。

2.“骨气”与声律的结合，词采工丽，音调婉媚，四杰继承六朝的艺术实践，又讲求骨气，如《从军行》慷慨豪迈；《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洗悲酸之态，爽朗超脱；四杰有自觉的变革文风的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文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纤巧轻靡的诗风，清人冯班说：“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于数百年后直追阮公，创辟古诗，唐诗遂有两体。”（《钝吟杂录》卷三《正俗》）杨炯《王勃集序》评王诗：“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认为王勃能以风骨充实作品，既壮健又有藻饰。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词旨华丽，固缘陈、梁之迹，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认为既有宫体诗华靡的一面，又有风骨，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做出了重要贡献。

3.题材与诗境上，歌行在卢骆手里“从宫廷走到市井”（卢照邻《长安古意》）；五律在王杨手里“从台阁移至江山塞漠”（杨炯《从军行》）。他们努力开拓诗歌境界，能够运用比较畅达的气势来去感驾文辞，将六朝的骈俪转化为流丽矫健。

4.非常自负的雄杰之气和慷慨情怀，使诗的格调变得壮大起来，开盛唐诗风之先。杨炯《王勃集序》曰：“（龙朔变体）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在他们的诗中已出现壮大、慷慨的作品。王勃《游冀州韩家园序》有云：“高情壮思，有抑扬天地之心；雄笔奇才，有鼓怒风云之气。”特别是卢、骆的七言歌行，气势宏大，视野开阔，神采飞扬，跌宕激越。

总之，他们与陈子昂等共同揭开了唐诗繁荣的序幕，为唐诗高潮的到来作出了重要贡献。【作品讲读】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这是一首送别诗。诗人王勃（650－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稷山县）人。他只活了二十六岁就死了。但是，由于他勤奋学习，因而在短促的一生中，作出了显著的成绩。他既能写诗又会作文，与当时的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同样著名，被称为‚初唐四杰‛。

一般说来，人们在同自己的亲威、朋友离别时，心情总是难过的，依依不舍，免不了要讲些祝愿一路平安、保重身体或者后会有期之类的话，有的甚至还要作出‚儿女态‛，流下眼泪来。这当然是人之常情，毫不足怪的。但是，诗作为艺术，如果把这些都写了进去，那就会显得俗套、平庸，没有味道了。王勃不愧是一位市斤，他才不去写这些呢！他的这首送别诗，别开生面，用自然朴实的语言，写出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把人的思想境界大大提高了，读后使人深受感动。

在这首诗里，开头两句写送别时的情景。当时，诗人是在长安供职，他要送自己的好朋友杜少府（官名）去蜀州上任。蜀州，在现今四川省，州府在崇庆县。两人一起走出了长安城，来到分手的地点，心中有话，但却相对无言，只好观看四周的景致，以克制自己的离情别绪。‚城阙辅三秦‛，但见庄严壮丽的长安宫城，被地势险要的‚三秦‛环护着，气象宏伟。‚风烟望五津‛，再看朋友所要去的地方，千里迢迢，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一近一远、一明一暗的景物，对比强烈，构成了一幅非常真实、生动的送别画面，饱含着诗人对朋友远行的留恋之情。

诗的三四两句是点题的，下面讲明了朋友之间分别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筵席总是要散的，感情十分深厚的朋友也难免要分别，不可能永远会聚在一起。其原因就在于‚同是宦游人‛，各人有各人的职守，都要奔赴自己办事的岗位。所以，这种分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决不会分别而疏远了朋友之间的真挚感情。诗人和杜少府分别的意义就在这里。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意味深远，是全诗中最重要的部分。它表现出诗人的宽阔胸怀和远大抱负，使真挚的友情得到升华。人们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叫做‚知己‛，他有时近在身旁，有时却远在天涯海角，但无论空间怎样的改变，时间如何的推移，友情应该是牢不可破的。而且，决不能狭隘地认为‚知己‛只有一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同样都可以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抱着这样的认识和心情与朋友分别，那就不会感到孤独寂寥，相反地却是感到乐观进取，不管到了何处，都会觉得好像仍在与自己的老朋友在一起，促膝谈心，那样的快乐、幸福。

说到这里，诗人还嫌余意未尽，再加上两句：‚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他语重心长，勉励朋友在分手的时候，千万不要象小孩子那样掏出手绢来揩眼泪，悲伤难过，而要勇往直前，去迎接新的生活。这样的诗句，扣人心弦，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杨炯是华阴县（今陕西华阴）人。高宗显庆六年（公元六六一年），被举为神童，送入朝廷，授校书郎，才只十一岁。永隆二年（公元六八一年），为崇文馆学士，迁詹事、司直。他也和王勃一样，自以为有才，对人态度傲慢，武则天当政时，降官为梓州司法参军。三年任满，改任盈川县令（今四川筠连县），卒于任所。后人称他为杨盈川，他的诗文存于今者，称《杨盈川集》。

这首诗，先要讲题目。‚从军行‛本来不是诗题，而是一个乐府曲调的名词。远在西汉时代，汉武帝喜爱音乐歌曲，建臵了一个中央音乐院，名为‚乐府‛。他聚集了著名的音乐家和诗人，收集全国各地民歌，制定许多新的歌曲，颁布天下，供公私演奏。这种歌曲，称为‚乐府歌曲‛。配合这种歌曲的唱词，称为‚乐府歌辞‛①，或称‚乐府诗‛。在中、晚唐的时候，又称‚歌诗‛。从形式来讲，它们有五言的，有七言的，也有三、五、七言混合的，一般都是歌行体诗，采用律诗体的很少。从作用来讲，它们是给伶人歌伎唱的。诗与乐府诗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能唱不能唱、或谱曲不谱曲。

这里，必须补充一下，在汉代以前，所谓‚诗‛，就是指能唱的曲词。一部《诗经》，三百零五首诗，都是可以唱的。到了秦汉时期，古诗已失去了曲谱，这个‚诗‛字渐渐成为文学形式的名词。在东汉时期，谱曲歌唱的称为‚乐府歌辞‛，《诗经》式的四言诗，称为‚诗‛。当时新流行韵五、七言诗，称为‚五言‛或‚七言‛。可以想见，‚诗‛是四言诗的传统名词，五、七言诗还不算是诗。刚才我说，能唱的称为‚乐府歌辞‛或‚乐府诗‛，不能唱的称为‚诗‛，这是魏晋以后的文学概念。

《从军行》是汉魏流传下来的乐府歌曲。汉魏诗人作‚从军行‛，是乐府曲辞。但是到了唐代，《从军行》古曲已经不存在了，杨炯作这篇《从军行》，只是用古乐府曲调名为题目，而这首五言律诗，事实上是不能配合乐曲歌唱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诗题称为‚乐府古题‛。它并不表示这首诗的曲调，而是表明这首诗的内容。因为每一个古代乐府曲调，都有一个规定的内容。例如《孤儿行》是描写孤儿生活的，《从军行》是反映从军的辛苦的。杨炯做了这首五言律诗，用了这个乐府古题，但诗的内容已不同于汉魏时代的《从军行》，可知初唐诗人用乐府古题作为诗题，大多已失去了古义。这一种体式的诗，很难分类，可以列入‚乐府诗‛一类，也可以列入‚五言律诗‛一类。

这首诗的写作方法也是一般的，只要先读第一联和第四联，整首诗的内容都清楚了。第一联‚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意思是说，边境上有敌人来犯，警报已传递到长安，使我心中起伏不平。为什么心中起伏不平呢?因为自己只是一个书生，没有能力为国家御敌。于是第四联接下去说：‚我宁可做一个小军官，也比做一个书生有用些。‛周武王的兵制，以百人为一队，队长称‚百夫长‛。后世就用以表示下级军官。

第二联说：领了兵符，辞别京城，率领骁勇的骑兵去围攻蕃人的京城。牙璋即牙牌，是皇帝调发军队用的符牌。凤阙，指京城，不是一般的城市，与城阙不同，汉朝时，大将军卫青远征匈奴，直捣龙城。这龙城是匈奴首领所在的地方，也是主力军所在的地方。匈奴是游牧民族，龙城并不固定在一个地方，唐人诗中常用龙城，意思只是说敌人的巢穴。

第三联是形容在西域与敌人战斗的情景。围困了敌人之后，便发动歼灭战，其时大雪纷飞，使军旗上的彩画都凋残了，大风在四面八方杂着鼓声呼啸着。这时，正是百夫长为国效命的时候，一个书生能比得上他吗?

此诗第二、三联只是修饰部分，对诗意并无增加。这正是律诗初形成时的风格，艺术手法还没有发展到高

度。

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有两种看法：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以为是作者看到朝廷重武轻文，只有武官得宠，心中有所不平，故作诗以发泄牢骚。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以为作者看到敌人逼近西京，奋其不平之气，拜命赴边，触雪犯风，以消灭敌人，建功立业，不象书生那样无用。前者以为这是一首讽刺诗，后者以为这是一首爱国主义的述志诗。这样，从第二联以下，二人的体会都不同了。我以为吴昌祺的理解比较可取，因为第一联已说明作者心中的不平是为了‚烽火照西京‛，如果说他是为了武人显赫而心有不平，这一句就不应该紧接在‚烽火‛句下了。

《在狱咏蝉》

这首诗写于高宗仪凤三年（678），此时骆宾王任侍御史（就是言官），数次上书言天下大计，得罪了武后，遭诬，以贪赃罪名下狱。此时，正值秋季，所以诗人有感而发，借蝉自喻，用比兴寄托的艺术手法表达自己遭谗被诬的悲愤心情。明白了作者的身世遭际和创作背景，我们就来具体赏析一下这首千古名诗。

首联二句，西陆，点明时已入秋，南冠，表明囚徒身份。秋蝉鸣唱，引发思乡情。这里运用了起兴的手法，所谓兴者，乃‚赋、比、兴‛之‚兴‛。‚兴‛，就是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朱熹在《诗经集传》中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我们都知道，蝉在夏天是最亢奋时期，到了秋季以后，就进入的衰竭期，所以秋蝉的最后亮相，当然嘶声力竭做最后的挣扎，继而结束短暂的生命。在这里就是诗人就是以秋蝉的高声哀唱来表示自己的命运悲惨，秋蝉的命运就像诗人此时的命运。此时此刻，正是诗人心灵最脆弱的时候，秋蝉的哀鸣逗引地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而然地侵入了进来，这使得诗人的心情更加沉重地难以自负。

颔联两句，采用两两相对照的手法，进一步表达诗人的身世之哀，命运之惨。一句写秋蝉，一句写诗人自己，将物我结合起来。虽然已是秋蝉，但是其翼依然乌黑。此时的诗人经受磨难和打击，身陷囹圄，中年而白头，所以是‚那堪‛。这里的秋蝉还是秋蝉，它不管诗人是否白头，更加重了诗人的沉痛之感。回想自己年少时也是一腔热血，抱着‚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抱负，那堪世事难料，这一生走的如此坎坷，如此不堪，如此悲凉，而今空有一腔抱负却无由施展，还遭陷锒铛入狱，只能发出凄冷的哀吟。其实这里，‚白头吟‛一语双关，既有头白之意，又借用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典故。司马相如负心于卓文君之时，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怜自伤，表达自己希望白头终老的愿望。联想到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诗人是在劝谏不听反而遭陷入狱之后作的这首诗，因此暗喻统治者的用人不当和不察纳雅言，辜负了诗人的一片忠诚之心。可以这么说，诗人的白头不仅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由于自己的赤胆忠心换来的却是牢狱之灾，是在内外交困之中急白的。在这里既有对年华已逝的悲哀，也有抱负落空的沉痛，还有对统治者的失望！

颈联两句，是用比喻的手法，以蝉的艰难处境来比喻自己的政治处境。秋蝉已如势不能穿鲁缟的强弩之末，已如知秋而飘零的枯黄之叶，已是谢幕之前最后的粉墨登场，偏偏此时还 ‚露重‛、‚风多‛，让人如何不生出恻隐之心、不忍之心、伤痛之心呢？这里的‚露重‛、‚风多‛是比喻外部环境，‚飞难进‛、‚响易沉‛是比喻在外部环境的作用下的结果。说的明白一点就是，在朝廷一片谄谀之声，进言之路已遭阻塞之下，诗人已经处于沉重打击的艰难的政治处境之中。这里已经物我混融，秋蝉既是诗人，诗人已如秋蝉。

尾联二句，收尾响遏行云，义节风高。秋蝉是餐风饮露的，是高洁品行的象征。诗人继续作比，表达自己的孤独之感，这种孤独之感是壮烈的，不是凄婉的。楚国著名诗人屈原在《离骚》中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句话真好可以用在骆宾王的身上，拥有高洁品行和清醒头脑的诗人，不被理解，反而遭诬入狱。历史竟是惊人的相似，处于浑浊不堪的世事，大都命运同此。诗人没有选择陶渊明式的离世而去，而是选择了屈原的入世之举，心系朝廷的诗人选择了入狱。我们在感叹诗人悲壮的同时，也为朝廷遗弃忠臣而哀叹！诗人最后的一问，惊心动魄，石破天惊，既有对朝廷的失望，又有深深地期盼!因此，这里留下的不仅是命如秋蝉、品如秋蝉的诗人的长叹，留下的更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千年之问！

总之，这首诗运用比兴的手法，以蝉自喻，寄托遥深，达到了物我混融的艺术境界。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点感想，不一定符合作者的原意，可惜的是，斯人已逝，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作者的回答。诗歌的解读本来就是解读者主观情感的主动介入，虽然有一定的客观依据，但是毕竟掺杂了个人的情愫。因此，每一个解读者眼中的诗歌意蕴是不同的，这也就是诗歌解读的魅力所在。

三、杜审言与“沈、宋”

杜审言在五律方面的成就超过了杨炯，使五律的创作到底了较高的艺术水准，胡应麟《诗薮》说：“初唐无七言律，五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他的《合晋陵陆丞早春游望》“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生动的写出了早春的气息，这也是他最有名的五律。

沈佺期和宋之问是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宫廷诗人。其主要贡献：总结了六朝以来的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进一步将趋于成熟的律诗形式固定下来，最终确立了律诗的形式。他们的作品格律形式完整，为历代批评家所推崇。《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谓苏武李凌也。”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沈之《独不见》为成熟的七律，宋之《度大庾岭》为成熟的五律。

四、陈子昂与唐诗风骨

1.生平简介。（见教材190页）

2.革新文学的主张。“初唐四杰”与陈都自觉革新齐梁诗风，但是他高扬“复古”的旗帜，在对六朝绮靡的猛烈批判中，其态度最坚决，作用和影响也最大。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明确提出“风骨”、“兴寄”的口号。以赞《咏孤桐篇》为名，推出自己的诗美主张，他认为初唐以来的“采丽竞繁，寄兴都绝”的局面是五百年“道蔽”的继续，追求“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美学效果，极力鼓倡经世致用的诗经传统，标举“汉魏风骨”、“正始之音”，这对唐诗的健康发展有其矫枉过正的作用。但是，其负面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对六朝文学特别是齐梁文风不加分析的总体否定，在文学发展史上是一种倒退，是一种缺乏兼容性的凭着个人喜好的偏激，是把文学政治化的歧途选择。

3.文学创作。《陈子昂集》收诗110首。著名《感遇》38首、《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组诗和《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中《燕昭王》、《郭隗》：南登碣石馆，遥望黄金台。丘陵尽乔木，昭王安在哉？霸图怅已矣，驱马复归来。逢时独为贵，历代非无才。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如果说陈是唐诗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则《登幽州台歌》就是这里程碑上的碑文。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据卢藏用《陈氏别传》，这首诗是在作《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并序》后，“乃泫然流涕而歌此诗”。幽州台即蓟丘，战国时代为燕国旧都（今北京大兴县内）。《蓟》诗序云：“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览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言志，寄终南卢居士，亦有轩辕之遗迹也。”七诗题为：《轩辕台》、《燕昭王》、《乐生》、《燕太子》、《田光先生》、《邹衍》、《郭隗》。七诗成而意未尽，因又泫然而作《登幽州台歌》。

唐孟棨《本事诗·嘲戏》载：“宋武帝尝吟谢庆《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楚辞·远游》：“唯天地之无穷兮，哀人生之长勤。往者余弗及兮，来者吾不闻。”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的生命悲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中的“古人”和“来者”，都是指像燕昭王和郭隗那样礼贤下士、重用人才的明君和贤臣。这两句缅怀古人，感慨自己生不逢时；期待来者，感慨自己怀才不遇。正如后人所作《陈公旌德碑》云：“道可以济天下，而命不通于天下；才可以致尧舜，而运不合于尧舜”。这种深沉的失意、悲愤和孤独感占据了诗人此时的全部心灵，他驻足于幽州台上，以全部的心神去搜索幽州台悠长的历史和丰富的现实意蕴。这首诗用的是辞赋体。体式的古朴、文辞的凝重与情调的慷慨悲愤、意境的雄浑深远相得益彰。

五、《春江花月夜》与唐诗“兴象”

初盛唐之交的诗人普遍有一种对生命的留连和伤感——实际上这正是那个时代所赋予人的，也是人们生命意识的觉醒。最有代表性的是出现了许多《代悲白头吟》、《白头翁》这样诗题的诗，感伤生命的流逝。这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希夷的一首。

《春江花月夜》与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同为当时名篇。一为颂春，一为惜春，对生命意识的感受是敏感的：“今年花开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大唐新语》记载：刘希夷舅宋之问喜后二句。求外甥将此诗尤其后二句让给自己，刘不同意，宋就用土袋压死了他。）

张若虚，扬州人，生卒年不详，生活在初盛唐之交，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同称“吴中四士”。张仅存诗两篇，但《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清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宪天问》），被闻一多誉为“诗中之诗”，“孤篇压全唐”。

《春江花月夜》，诗采取乐府旧题，在内容上并没有完全脱落游子思妇的传统，但是在意境和情趣上却有了崭新的变化。诗人将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体察与诗情画意融为一体，韵律悠扬回旋，词采清丽轻盈，创造出幽邈、空明的意境。

《春江花月夜》成就：

1、虽用乐府旧题，而内容一新。洗尽艳情诗的绮罗香泽脂粉，借月怀人，极写相思离别之苦。

2、构思巧妙，紧扣题意，由春、江、花、月、夜，逐层铺展，而又以月贯穿之。对月的描写又

是多角度的：初出——天上——斜月——落月。

3、章法整齐而有变化。四句为一韵群、意群，构成一节，忽平忽仄，产生跌宕起伏、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4、情景理融为一体，以月为线索、以情为中心，又融入对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思索和感悟。

5、语言清丽，绝弃了宫体诗的绮靡。还具有民歌的特点：如反复歌咏。春江、海、月（15次）反复出现；又如对偶、顶真的运用。

清人毛先舒：“张之‘春江潮水’篇不著粉泽，自有腴姿，而缠绵蕴藉，一意萦纡，调法出没，令人不测，殆化工之笔哉？”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

精读作品篇目：

宋之问《渡汉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 王绩《野望》

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卢照邻《长安古意》 杨炯《从军行》

骆宾王《在狱咏蝉》

陈子昂《登幽州台歌》、《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阅读作品篇目：

杜审言《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

沈佺期《杂诗》其

三、《古意呈补阙乔知之》 宋之问《度大庾岭》 王绩《过酒家》 王勃《滕王阁序》

骆宾王《于易水送人》、《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陈子昂《感遇》其

二、其三

十四、其三

十五、其三十七

思考题：

1.整理唐代诗歌兴盛的外部和内部原因。2.自学《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翻译，并试作小论文式的分析。3.什么是“兴象”？它在《春江花月夜》中的作用？ 4.“四杰”异同及其地位简述。5.近体诗在唐代定型的过程简述。

参考书目：

1.褚斌杰《中国文学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

52.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3.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傅璇琮主编《唐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

5.闻一多《唐诗杂论》，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6.宇文所安《初唐诗》，中华书局2005 7.许总《唐诗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

8.杜晓勤《初盛唐诗歌的文化阐释》东方出版社 1997 9.沈松勤等《唐诗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10.吴在庆《唐代文士的生活心态与文学》黄山书社2006 11.胡可先《政治兴变与唐诗演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第二讲 盛唐山水田园诗

教学目标：

1． 了解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轨迹以及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2． 了解王维、孟浩然山水田园诗的特点及艺术成就。教学重点：王孟山水诗派诗歌的艺术成就。教学难点：王孟山水诗风的异同；诗与禅。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王维与创造静逸明秀之美的诗人

一、山水田园诗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从初唐到盛唐近百年来社会基本安定，经济繁荣，为文人提供了漫游山水和隐居田园的物质条件。加之佛、道德兴盛和知识分子漫游隐逸的风气，为文人描写山水田园提供了可能。

盛唐五十年，太平盛世。唐人郑綮《开天传信记》载云：“开元初，上励精理道，铲革讹弊，不六七年，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安西诸国，悉平为郡县。自开远门西行，亘地万余里，入河湟之赋税。左右藏库，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管户一千余万，米一斗三四文，丁壮之人，不识兵器。路不拾遗，行者不囊粮。奇瑞叠应，重译麇至，人情欣欣然，感登岱告成其事。上犹惕励不已，为让者数四焉。” 盛极的大唐帝国声威远扬，百夷臣服、诸邦来朝。“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王维：《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可以想见那种光明璀璨、仪态万千的声威形势。在大唐极盛时朝度过青少年时期的伟大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回忆起昔日的辉煌依然是一往情深的，其诗《忆昔》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宝。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东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百姓殷富，四方太平，国力极其强大，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中国农耕经济得到充分的发育，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农副产品、手工业产品也相应发达起来，并通过各种渠道大规模地涌入城市。商品经济的异常活跃，仓储丰裕，城市繁荣，交通便利，使长安、洛阳、开封及太原等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盛唐的盛世安定和繁荣给大多数地主文人提供了尽情享受人生的物质基础。不但百官时兴筑建郊馆山池，成为“休沐”之所，连一般中小地主都有别业。“以诗取士”的科举，带动了整个社会的变化，形成了以进士科考为中心的生活内容，出现了围绕着科举考试而进行的干谒交游、行旅升迁的活动，造成了迎来送往必有文人聚会赋诗的风气，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就产生于这种场合。当时著名诗人没有一个没有长途旅行，而文人所到之处“到处有逢迎”。随着诗人的人生足迹由傍城池亭而拓向荒漠，而有了行役风景线。池园文会的集体吟咏与山程水驿之间的个人放歌共生。每逢节假日，“所游地推曲江最胜„„朝士词人有赋，日即流传京师。当时倡酬之多，诗篇之盛，此亦其一助也。”（《唐音癸签》）风景审美时尚的扩散，流连光景而寄意玄远的六朝精神被唐人看好，也直接促进了山水诗的繁荣。归纳起来有：

1、隐逸之风。读书山林、“走终南捷径”、隐居山川等。

2、漫游之风。其中名山大川是主要地之一。

3、贬谪。如沈宋、如刘柳等等。

4、佛道盛行。寺庙皆在名山大川。

5、陶谢田园山水诗为盛唐诗人提供了艺术借鉴，由模山范水而与自然融为一体，抒写情致。

二、王维生平、创作及作品赏析：

1、生平：（701—761），与李白同时。取“维摩诘”为名、字。梵文中，维，无也；摩诘，诟也。官至尚书右丞，称“王右丞”。又有“诗佛“之称。王维“好读高僧传，时看辟谷方”。三十丧妻死，独居三十余年，吃斋奉佛。维茕独无偶，暮年无子，“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王维早年有诗名，20岁进士及第，后因伶人舞黄狮子坐累，由大乐丞谪济州司库参军。张九龄为相，擢右拾遗、监察御史，奉使出塞。并开始了亦官亦隐的生活。母安史乱时，陷贼，以药下痢，装喑，迫为伪给事中。安禄山大宴凝碧池，维赋诗痛悼：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叶落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收复两京后，维因作伪官而下狱，经多方努力而豁免：（1）弟王缙愿削自己蜀州刺史官以免兄之罪；（2）作《凝碧池》诗为人所知；（3）审判官要维作画以涂壁。之后，维逐步升官，至尚书右丞。《酬张少府》诗中说：“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维是以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在绘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自云：宿世谬词客，前生应画师。他擅长山水，承“南宗画”，重写意而不重写实，如“雪里芭蕉图”。在音乐上，他也极精通。《旧唐书·文苑传》：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

2、创作：以天宝初为界，维之思想和创作可分为前后两时期：前期，积极进取，有政治诗、边塞诗；后期，隐遁事佛，以山水田园诗为主。《使至塞上》、《渭川田家》、《山居秋暝》、《终南山》、《辋川集》二十首绝句。王维的诗歌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山水、田园诗，名作有《山居秋暝》、《终南山》、《渭川田家》、《鹿柴》、《竹里馆》、《辛夷坞》、《鸟鸣涧》等；

二、游侠、边塞诗，有《使至塞上》、《观猎》、《少年行》、《老将行》、《陇西行》等，意境雄浑，洋溢着壮大明朗的情思和气势；三，乡情、友情、爱情诗，名作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杂诗》其

二、《送元二使安西》、《相思》等；四，政治感遇诗，有《寓言》其

一、《偶然作》其五等。

【作品讲读】 《山居秋暝》

这首山水名篇，充分体现了王维‚诗中有画‛的特点，于诗情画意之中寄托着诗人高洁的情怀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诗中明明写有浣女渔舟，诗人怎下笔说是‚空山‛呢？原来山中树木繁茂，掩盖了人们活动的痕迹，正所谓‚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鹿柴》）啊！又由于这里人迹罕到，‚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一般人自然不知山中有人了。‚空山‛二字点出此处有如世外桃源。山雨初霁，万物为之一新，又是初秋的傍晚，空气之清新，景色之美妙，可以想见。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天色已暝，却有皓月当空；群芳已谢，却有青松如盖。山泉清冽，淙淙流泻于山石之上，有如一条洁白无瑕的素练，在月光下闪闪发光，多么清幽明净的自然美啊！王维的《济上四贤咏》曾经称赞两位贤隐士的高尚情操，谓其‚息阴无恶木，饮水必清源‛。诗人自己也是这种心志高洁的人，他曾说：‚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梁肉，崎岖见王侯。‛（《献始兴公》）这月下青松和石上清泉，不正是他所追求的理想境界吗？这两句写景如画，随意挥洒，毫不着力。象这样又动人又自然的写景，达到了艺术上炉火纯青的地步，非一般人所能学到。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竹林里传来了一阵阵的欢歌笑语，那是一些无邪的姑娘们洗罢衣服笑逐着归来了；亭亭玉立的荷叶纷纷向两旁披分，掀翻了无数珍珠般晶莹的水珠，那是顺流而下的渔舟划破了荷塘月色的宁静。在这青松明月之下，在这翠竹青莲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无忧无虑、勤劳善良的人们。这纯洁美好的生活图景，反映了诗人追求过安静纯朴生活的理想，同时也从反面衬托出他对污浊官场的厌恶。这两句写得很有技巧，而用笔不露痕迹，使人不觉其巧。诗人先写‚竹喧‛、‚莲动‛，因为浣女隐在竹林之中，渔舟被莲叶遮蔽，起初未见，等到听到竹林喧声，看到莲叶纷披，才发现浣女、莲舟。这样写更富有真情实感，更富有诗意。

诗的中间两联同是写景，而各有侧重。颔联侧重写物，以物芳而明志洁；颈联侧重写人，以人和而望政通。同时，二者又互为补充，青松、青松、翠竹、青莲，可以说都是诗人高尚情操的写照，都是诗人理想境界的环境烘托。

既然诗人是那样地高洁，而他在那貌似‚空山‛之中又找到了一个称心的世外桃源，所以就情不自禁地说：‚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本来，《楚辞〃招隐士》说：‚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久留！‛诗人的体会恰好相反，他觉得‚山中‛比‚朝中‛好，洁净纯朴，可以远离官场而洁身自好，所以就决然归隐了。

这首诗一个重要的艺术手法，是以自然美来发现诗人的人格美和一种理想中的社会之美。表面看来，这首诗只是用‚赋‛的方法模山范水，对景物作细致感人的刻画，实际上通篇都是比兴。诗人通过对山水的描绘寄慨言志，含蕴丰富，耐人寻味。

《终南山》

首联‚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先用夸张手法勾画了终南山的总轮廓。这个总轮廓，只能得之于遥眺，而不能得之于逼视。所以，这一联显然是写远景。

‚太乙‛是终南山的别称。终南虽高，去天甚遥，说它‚近天都‛，当然是艺术夸张。但这是写远景，从平地遥望终南，其顶峰的确与天连接，因而说它‚近天都‛，正是以夸张写真实。‚连山接海隅‛也是这样。终南山西起甘肃天水，东止河南陕县，远远未到海隅。说它‚接海隅‛，固然不合事实，说它‚与他山连接不断，直到海隅‛，又何尝符合事实？然而这是写远景，从长安遥望终南，西边望不到头，东边望不到尾。用‚连山接海隅‛写终南远景，虽夸张而愈见真实。

次联写近景，‚白云回望合‛一句，‚回望‛既与下句‚入看‛对偶，则其意为‚回头望‛，王维写的是入终南山而‚回望‛，望的是刚走过的路。诗人身在终南山中，朝前看，白云弥漫，看不见路，也看不见其他景物，仿佛再走几步，就可以浮游于白云的海洋；然而继续前进，白云却继续分向两边，可望而不可即；回头看，分向两边的白云又合拢来，汇成茫茫云海。这种奇妙的境界，凡有游山经验的人都并不陌生，而除了王维，又有谁能够只用五个字就表现得如此真切呢？

‚青霭入看无‛一句，与上句‚白云回望合‛是‚互文‛，它们交错为用，相互补充。诗人走出茫茫云海，前面又是蒙蒙青霭，仿佛继续前进，就可以摸着那青霭了；然而走了进去，却不但摸不着，而且看不见；回过头去，那青霭又合拢来，蒙蒙漫漫，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联诗，写烟云变灭，移步换形，极富含孕。即如终南山中千岩万壑，苍松古柏，怪石清泉，奇花异草，值得观赏的景物还多，一切都笼罩于茫茫‚白云‛、蒙蒙‚青霭‛之中，看不见，看不真切。唯其如此，才更令人神往，更急于进一步‚入看‛。另一方面，已经看见的美景仍然使人留恋，不能不‚回望‛，‚回望‛而‚白云‛、‚青霭‛俱‚合‛，则刚才呈现于眉睫之前的景物或笼以青纱，或裹以冰绡，由清晰而朦胧，由朦胧而隐没，更令人回味无穷。这一切，诗人都没有明说，但他却在已经勾画出来的‚象‛里为我们留下了驰聘想象的广阔天地。

第三联高度概括，尺幅万里。首联写出了终南山的高和从西到东的远，这是从山北遥望所见的景象。至于终南从北到南的阔，则是用‚分野中峰变‛一句来表现。游山而有‚分野中峰变‛的认识，则诗人立足‚中峰‛，纵目四望之状已依稀可见。终南山东西之绵远如彼，南北之辽阔如此，只有立足于‚近天都‛的‚中峰‛，才能收全景于眼底；而‚阴晴众壑殊‛，就是尽收眼底的全景。所谓‚阴晴从壑殊‛，当然不是指‚东边日出西边雨‛，而是以阳光的或浓或淡、或有或无来表现千岩万壑千形万态。

对于尾联，历来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价。有些人认为它与前三联不统一、不相称，从而持否定态度。王夫之辩解说：‚‘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则山之辽廓荒远可知，与上六句初无异致，且得宾主分明，非独头意识悬相描摹也。‛（《姜斋诗话》卷二）沈德潜也说：‚或谓末二句与通体不配。今玩其语意，见山远而人寡也，非寻常写景可比。‛（《唐诗别裁》卷九）

这些意见都不错，然而‚玩其语意‛，似乎还可以领会到更多的东西。第一，欲投人处宿‛这个句子分明有个省略了的主语‚我‛，因而有此一句，便见得‚我‛在游山，句句有‚我‛，处处有‚我‛，以‚我‛观物，因景抒情。第二，‚欲投人处宿‛而要‚隔水问樵夫‛，则‚我‛还要留宿山中，明日再游，而山景之赏心悦目，诗人之避喧好静，也不难于言外得之。第三，诗人既到‚中峰‛，则‚隔水问樵夫‛的‚水‛实际上是深沟大涧；那么，他怎么会发现那个‚樵夫‛呢？‚樵夫‛必砍樵，就必然有树林，有音响。诗人寻声辨向，从‚隔水‛的树林里欣然发现樵夫的情景，不难想见。既有‚樵夫‛，则知不太遥远的地方必然有‚人处‛，因而问何处可以投宿，‚樵夫‛口答手指、诗人侧首遥望的情景，也不难想见。

总起来看，这首诗的主要特点和优点是善于‚以不全求全‛，从而收到了‚以少总多‛、‚意余于象‛的艺术效果。

《鹿柴》

这是王维后期的山水诗代表作——五绝组诗《辋川集》二十首中的第四首。鹿柴（寨），是辋川的地名。诗里描绘的是鹿柴附近的空山深林的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第一句“空山不见人”，先正面描写空山的杳无人迹。王维似乎特别喜欢用“空山”这个词语，但在不同的诗里，它所表现的境界却有区别。“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山居秋暝》），侧重于表现雨后秋山的空明洁净：“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侧重于表现夜间春山的宁静幽美；而“空山不见人”，则侧重于表现山的空寂清泠。由于杳无人迹，这并不真空的山在诗人的感觉中竟显得空廓虚无，宛如太古之境了。“不见人”，把“空山”的意蕴具体化了。

如果只读第一句，也许会觉得它比较平常，但在“空山不见人”之后紧接“但闻人语响”，却境界顿出。“但闻”二字颇可玩味。通常情况下，寂静的空山尽管“不见人”，却非一片静默死寂。啾啾鸟语，唧唧虫鸣，瑟瑟风声，潺潺水响，相互交织，大自然的声音其实是非常丰富多彩的。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杳无声息，只是偶而传来一阵人语声，却看不到人影（由于山深林密）。这“人语响”，似乎是破“寂”的，实际上是以局部的、暂

时的“响”反衬出全局的、长久的空寂。空谷传音，愈见空谷之空；空山人语，愈见空山之寂。人语响过，空山复归于万籁俱寂的境界；而且由于刚才那一阵人语响，这时的空寂感就更加突出。

三四句由上幅的描写空山传语进而描写深林返照，由声而色。深林，本来就幽暗，林间树下的青苔，更突出了深林的不见阳光。寂静与幽暗，虽分别诉之于听觉与视觉，但它们在人们总的印象中，却常属于一类，因此幽与静往往连类而及。按照常情，写深林的幽暗，应该着力描绘它不见阳光，这两句却特意写返景射入深林，照映的青苔上。猛然一看，会觉得这一抹斜晖，给幽暗的深林带来一线光亮，给林间青苔带来一丝暖意，或者说给整个深林带来一点生意。但细加体味，就会感到，无论就作者的主观意图或作品的客观效果来看，都恰与此相反。一味的幽暗有时反倒使人不觉其幽暗，而当一抹余晖射入幽暗的深林，斑斑驳驳的树影照映在树下的青苔上时，那一小片光影和大片的无边的幽暗所构成的强烈对比，反而使深林的幽暗更加突出。特别是这“返景”，不仅微弱，而且短暂，一抹余晖转瞬逝去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漫长的幽暗。如果说，一二句是以有声反衬空寂；那么三四句便是以光亮反衬幽暗。整首诗就象是在绝大部分用冷色的画面上掺进了一点暖色，结果反而使冷色给人的印象更加突出。

静美和壮美，是大自然的千姿百态的美的两种类型，其间本无轩轻之分。但静而近于空无，幽而略带冷寂，则多少表现了作者美学趣味中不健康的一面。同样写到“空山”，同样侧重于表现静美，《山居秋暝》色调明朗，在幽静的基调上浮动着安恬的气息，蕴含着活泼的生机；《鸟鸣涧》虽极写春山的静谧，但整个意境并不幽冷空寂，素月的清辉、桂花的芬芳、山鸟的啼鸣，都带有春的气息和夜的安恬；而《鹿柴》则不免带有幽冷空寂的色彩，尽管还不至于幽森枯寂。

王维是诗人、画家兼音乐家。这首诗正体现出诗、画、乐的结合。无声的静寂、无光的幽暗，一般人都易于觉察；但有声的静寂，有光的幽暗，则较少为人所注意。诗人正是以他特有的画家、音乐家对色彩、声音的敏感，才把握住了空山人语响和深林入返照的一刹那间所显示的特有的幽静境界。而这种敏感，又和他对大自然的细致观察、潜心默会分不开。

《观猎》

诗题一作《猎骑》。从诗篇遒劲有力的风格看，当是王维前期作品。诗的内容不过是一次普通的狩猎活动，却写得激情洋溢，豪兴遄飞。至于其艺术手法，几令清人沈德潜叹为观止：“章法、句法、字法俱臻绝顶。盛唐诗中亦不多见。”（《唐诗别裁》）

诗开篇就是“风劲角弓鸣”，未及写人，先全力写其影响：风呼，弦鸣。风声与角弓（用角装饰的硬弓）声彼此相应：风之劲由弦的震响听出；弦鸣声则因风而益振。“角弓鸣”三字已带出“猎”意，能使人去想象那“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的射猎场面。劲风中射猎，该具备何等手眼！这又唤起读者对猎手的悬念。待声势俱足，才推出射猎主角来：“将军猎渭城”。将军的出现，恰合读者的期待。这发端的一笔，胜人处全在突兀，能先声夺人，“如高山坠石，不知其来，令人惊绝”（方东树）。两句“若倒转便是凡笔”（沈德潜）。

渭城为秦时咸阳故城，在长安西北，渭水北岸，其时平原草枯，积雪已消，冬末的萧条中略带一丝儿春意。“草枯”“雪尽”四字如素描一般简洁、形象，颇具画意。“鹰眼”因“草枯”而特别锐利，“马蹄”因“雪尽”而绝无滞碍，颔联体物极为精细。三句不言鹰眼“锐”而言眼“疾”，意味猎物很快被发现，紧接以“马蹄轻”三字则见猎骑迅速追踪而至。“疾”“轻”下字俱妙。两句使人联想到鲍照写猎名句：“兽肥春草短，飞鞚越平陆”，但这里发现猎物进而追击的意思是明写在纸上的，而王维却将同一层意思隐然句下，使人寻想，便觉诗味隽永。三四句初读似各表一意，对仗铢两悉称；细绎方觉意脉相承，实属“流水对”。如此精妙的对句，实不多见。

以上写出猎，只就“角弓鸣”、“鹰眼疾”、“马蹄轻”三个细节点染，不写猎获的场面。一则由于猎获之意见于言外；二则射猎之乐趣，远非实际功利所可计量，只就猎骑英姿与影响写来自佳。

颈联紧接“马蹄轻”而来，意思却转折到罢猎还归。虽转折而与上文意脉不断，自然流走。“新丰市”故址在今陕西临潼县，“细柳营”在今陕西长安县，两地相隔七十余里。此二地名俱见《汉书》，诗人兴会所至，一时汇集，典雅有味，原不必指实。言“忽过”，言“还归”，则见返营驰骋之疾速，真有瞬息“千里”之感。“细柳营”本是汉代周亚夫屯军之地，用来就多一重意味，似谓诗中狩猎的主人公亦具名将之风度，与其前面射猎时意气风发、飒爽英姿，形象正相吻合。这两句连上两句，既生动描写了猎骑情景，又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轻快感觉和喜悦心情。

写到猎归，诗意本尽。尾联却更以写景作结，但它所写非营地景色，而是遥遥“回看”向来行猎处之远景，已是“千里暮云平”。此景遥接篇首。首尾不但彼此呼应，而且适成对照：当初是风起云涌，与出猎紧张气氛相应；此时是风定云平，与猎归后踌躇容与的心境相称。写景俱是表情，于景的变化中见情的消长，堪称妙笔。七句语有出典，《北史。斛律光传》载北齐斛律光校猎时，于云表见一大鸟，射中其颈，形如车轮，旋转而下，乃是一雕，因被人称为“射雕手”。此言“射雕处”，有暗示将军的膂力强、箭法高之意。诗的这一结尾遥曳生姿，饶有余味。

综观全诗，半写出猎，半写猎归，起得突兀，结得意远，中两联一气流走，承转自如，有格律束缚不住的气势，又能首尾回环映带，体合五律，这是章法之妙。诗中藏三地名而使人不觉，用典浑化无迹，写景俱

能传情，三四句既穷极物理又意见于言外，这是句法之妙。“枯”、“尽”、“疾”、“轻”、“忽过”、“还归”，遣词用字准确锤炼，咸能照应，这是字法之妙。所有这些手法，又都妙能表达诗中人生气远出的意态与豪情。所以，此诗完全当得起盛唐佳作的称誉。这首诗写的虽是日常的狩猎活动，但却栩栩如生地刻画出将军的骁勇英姿，感染力。在这首诗中王维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却是渴望效命疆场，期盼建功立业。

《使至塞上》

诗人作此诗时，与他谊兼师友的名相张九龄受李林甫排斥被罢相。这是玄宗朝政治由清明转为昏庸的标志，因此，诗人在奉使慰劳战胜之军的征中，并非是一味高昂振奋的，也兼有孤寂之感。

前四句，诗人写出了孤寂的心态。“单车”去“边地”，千里迢迢，孑然一身，抬头见胡雁归飞，更令诗人触物伤怀，感觉自己如断根的飘蓬一般远离了故国。后四句，写诗人在“胡天”见到了大漠的奇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如此宏壮之景感召了诗人，使他渐摆 脱了孤寂的心绪，生出了豪壮之情，引发了克敌建功、燕然刻石的爱国热忱。

这首诗尤值得一提的是第五、六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际无涯的大漠中，一缕烽火台上的孤烟，直上青天;长河似带，落日降临，异常浑圆，这两句诗，凸现了大漠粗犷、强毅的精神，凝聚了诗人的心态，从诗的字句看，语不惊奇，朴实无华，但却能状难言之景于目前，含不尽之意于言外，达到了浑成的境界，显示了诗人的深厚功力。

《送元二使安西》

这是一首极负盛名的送别之作。它曾被谱入乐曲，称为《渭城曲》或《阳关曲》（《阳关三叠》），在唐、盛时代广泛流传。安西指唐代的安西都护府，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境内。渭城在长安附近。阳关在今甘肃敦煌西南，为自中原赴西北必由之路。当时行人到西北去，都要经渭城，出阳关（或玉门关）。此诗所写，即诗人送别友人的情景。在唐代，西北地区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各民族之间也经常有政治上的交涉，军事上的冲突，因此，往来道途的人很多，而在当时，两地的生活水平、风俗习惯，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当亲友到这种辽远艰苦的地方去工作，人们自然会更多更深地表示自己的殷勤惜别之情，如这首诗所写的。

从诗中可以看出，元二并非离家作客，而是已经游宦长安，这一次，又奉使到更远的西安去。王维也是在游宦之中，并非居家，这一次，乃是客中送客。元二从长安出发，王维送到渭城，臵酒饯别，诗即从渭城风物写起。

前两句布景。地是渭城，时是早上，细雨濛濛，沾湿了微细的城土。天气不好，增加了旅途的困难，当然也就增加了别离的怅惋。客舍写明客中送客，并显示远送渭城，暂留复别的情况。古人送别，都要折柳为赠，所以柳色青青，见之不免触目惊心。朝雨画出凄清之景，新柳勾起离别之情，只写景物，而别情已有丰富的暗示。

后两句抒情。使命在身，分手在即，虽然远送，势难再留，这时，也没有其它的办法，只能劝元二再饮一杯，再待一会而已。用一‚更‛字，则此前之殷勤劝酒，此刻之留恋不舍，此后之关切怀念，都体现了出来。所以这一个字的容量是很大的。为什么如此地殷勤、留恋、关切呢？因为元二一出阳关，就再也没有象自己这样的知心朋友了，何况他还越走越远，要到安西呢？从此以后举目无亲，还是在故人面前多饮一杯吧。只这廖廖十四个字，就将好友之间的真挚情谊，抒写无余。言简意赅，语浅情深，正是这首诗的成功之处。

当然，由于物质文明的进步，特别是由于在社会主义祖国中人民精神风貌的巨大变化，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了。但作为封建社会的生活史料，古代诗人的感情记录和成功的艺术创作，它仍然是会永远存在的。

三、王维山水、田园诗的艺术成就及地位影响 1.成就

王维从晋宋之际陶、谢古诗脱化而愈益精致，其诗融情入景，画趣盎然，幽玄秀雅。王维诗情韵风致的高华丰润、清秀空灵，其特征有：

第一，充满了生活的爱意。王维以眼前景所构成的静谧世界，充满了自由、和谐、友爱和潇闲，日照松间，泉流石上，虎兽心善，鸟禽天真，在深层次上象征了没有纷争竞斗的社会理想，诗人把对生活和人世的爱意浓浓地瀑泼出来。

第二，充满了辩证的深意。诗人深受禅宗哲学的影响，而又能够沟通其他，兼同诸学，其无我之心深契山水自然的意志，发掘出自然山水其本身所包含着的哲意禅理：静中蕴动，以动写静；空中有色，以色见空；瞬间永恒，以瞬间里感受永恒。这是只要对王维诗略略留心者都会发现王诗中的这些耐人寻味的“理趣”，这也是其诗厚重高华气象的奥妙之一。

第三，充满了艺术的画意。东坡说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清人贺贻孙在其《诗筏》里指出：“诗中有画，不独摩诘也。浩然情景悠然，尤能写生，其便娟之恣，逸宕之气，似欲超王而上，然终不能出王范围内者，王

厚于孟故也。”王维天性擅画，精通画理，且移植画艺以丰富和提高诗歌的表现力。“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辋川别业》），“嫩竹含新粉，红莲脱故衣”（《山居即事》），“荆溪白石出，天寒红叶稀”（《山中》），“寒山转苍翠，秋水日潺缓”（《辋川闲居赠裴迪》）等等，充满画意质感的诗句触目可见，而像《终南山》、《泛前陂》和《木兰柴》等诗，通篇巧妙敷色用光，取势构图，得“意余于象”的绘画之妙，更是风神摇曳，迥得天意。

凡此三者，使王维诗喻旨宏深，充满了微妙的暗示。诗人凭借自然静美展现和追求形上超越的努力，使其得以最简约的形式而容纳最华丰的诗意内涵。

特别是，王维在对山水观照时，努力消解纯逻辑的概念活动，绝去圣智，无念为宗，而“空诸所有”的佛理神奇地使他实现了对于山水美的真谛的深观远照，而他又往往以“默语无际，不言言也”的禅理十足的“参证”的表达方式，笔墨极其简淡，如烟如岚，自然灵气恍惚而来去，“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泛眺》）；“白云回合望，青霭入看无”（《终南山》）；“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北垞》）等等，多空中见色，而又色中见空，非色非空，非有非无，这正是他所极擅表现的介乎“色空有无之际”的独特景象，其中幽静清远之美趣让人涵咏不尽。

王维诗多写离尘绝世，物我合一的体悟，及他在自然界中体悟出的禅意。诗人通过禅定，使心澄静，使心处于寂灭（无生无灭）的虚空状态，以达到物我冥合的“无我”之境。作者就把这样的境界以诗境来表达，使诗具有禅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水穷处是空寂无人处，云出时无心，自然生成。一切都是无心而澄静。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无生无死，自然圆足。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寂静安然，尘虑皆空。（《竹里馆》）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秋夜独坐》）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鸟鸣涧》）注：富有禅趣的诗与纯粹写禅理、修禅感受的“偈”是不一样的。试比较王诗与上两“偈”的不同。王维的那些作品，“比起庄、屈来，便具有一种充满机巧的智慧美。”（《李泽厚十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王维许多诗可以入乐以歌，著名的如《送元二使安西》（《阳关三叠》）。三叠之说：每句再叠；每句三唱，应三叠之说；句首不叠，而每句再唱。东坡论三叠调法，以三说为是。证曰：乐天《对酒歌》“相逢且莫推辞，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进一杯酒。”

2.影响。王维在盛唐有“天下文宗”之誉。中唐大历诗人钱起等受王维影响尤深。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南宋严羽“学诗如参禅”的诗学观，均导源于他；清王士祯讲“气韵生动，神超言外”也以其为圭臬。特别是中国诗学的重“含蓄蕴藉”风格，实乃王维所发端和强化。

王维的意义，即在于他是中国古代诗史乃至中国美学史上的一个特异存在。他在艺术上深刻而无所不在的影响，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王维的出现，使唐诗臻于成熟和完美，并推向高潮。王维给后人最大赋予的即是他们把大自然作为一种精妙语言而精妙运用，在体合宇宙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实践中，展现直彻心源的生命情调，将中国古典诗歌中山水诗推上了峰巅，并且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诗美学乃至整个的美学。

第二节

孟浩然及其他山水诗人

一、孟浩然的生平及诗歌创作

1、生平：襄阳人，早于王维，是终生未仕的诗人。40岁前后为界，由隐居求仕而真隐。《新唐书·文艺传》：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隐鹿门山，年四十，乃游京师。尝于太学赋诗，以座嗟伏，无敢抗。张九龄、王维雅称道之。维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床下，维以实对，帝喜曰：‘朕闻其人而未见也，何惧而匿？’浩然出，帝问其诗，浩然再拜，因诵所为，至‘不才明主弃’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采访使韩朝宗偕至京师，欲荐诸朝。会故人至，剧饮欢甚，或曰：‘君与韩公有期。’浩然叱曰：‘业已饮，遑恤他！’卒不赴，辞行，浩然不悔也。

孟浩然是高士、名流、隐者的形象，傲岸的李白赞曰：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青云。（《赠孟浩然》）

2、创作：《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冲淡中有壮逸之气”。《宿建德江》、《过故人庄》、《春晓》都是淡远之作。

孟浩然的山水诗贴近生活，将净化的情思、清淡的语言、明秀的诗境融为一体。自然平淡，清旷冲逸是孟浩然山水诗的风格特点。但也有少数诗写得气象壮阔，如《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作品讲读】

《临洞庭湖赠张丞相》

诗人选取洞庭湖为切入点，首联描写洞庭湖全景。“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八月秋高气爽，浩阔无垠的湖水轻盈荡漾，烟波飘渺。远眺碧水蓝天，上下浑然。一个“混”字写尽了“秋水共长天一色”的雄浑壮观，表现了一种汪洋恣肆、海纳百川的意境。

颔联描写湖水声势。“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写云梦泽水汽蒸腾，岳阳城受到洞庭湖波涛的摇撼。句式对仗工整，意境灵动飞扬，表现出大气磅礴的气势。一个“蒸”字写出了云蒸霞蔚、龙腾虎跃、万马奔驰之势；一个“撼”字，笔力千钧，如同巨澜飞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场景，然而，“岳阳城”又被壮阔的湖水所拥抱。这使读者比物联类：一座古城与浩淼的湖水相比尚且如此渺小，更何况是一个人的力量。如果没有湖的涵养、滋润，就不会有百草丰茂、万树花开的美景。这里妙笔生花，一语惊人，是千古名句。

颈联转入抒情。“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这两句采用了类比的手法，先说诗人自己本想渡过洞庭湖，却缺少舟和桨，诗人以“无舟楫”喻指自己向往入仕从政而无人接引赏识。后一句中一个“耻”字，道出躬逢盛世却隐居无为、实在感到羞愧的心情，言下之意还是说明诗人自己非常希望被荐举出仕。“欲济”而“无舟楫”，比喻恰当，婉曲传旨。

尾联化用典故，“卒章显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化用《淮南子·说林训》的古语：“临河而羡鱼，不若归而结网。”喻指诗人空有出仕从政之心，却无从实现这一愿望，这是对“颈联”的进一步深化。“垂钓者”比喻当朝执政的人，这里指张九龄，恳请他荐拔；“羡鱼情”喻从政的心愿，希望对方能竭力引荐，使诗人的愿望得以实现，活灵活现地表达了诗人既慕清高又想求仕而难以启齿的复杂心理。总之，诗人那种有志难酬、不得已而为之的难言之情“逸”于言表。

诗人继承了自《诗经》以来传统的比兴手法，托物言志，自然和谐。既包蕴着丰富的自然美，又体现了诗人的逸士风神，正是“笔墨之外，自具性情”。

《过故人庄》 沈德潜称孟浩然的诗‚语淡而味终不薄‛（《唐诗别裁》）。也就是说，读孟诗，应该透过它淡淡的外表，去体会内在的韵味。《过故人庄》在孟诗中虽不算是最淡的，但它用省净的语言，平平地叙述，几乎没有一个夸张的句子，没有一个使人兴奋的词语，也已经可算是‚淡到看不见诗‛（闻一多《孟浩然》）的程度了。它的诗味究竟表现在哪里呢？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这一开头似乎就象是日记本上的一则记字。故人‚邀‛而我‚至‛，文字上毫无渲染，招之即来，简单而随便，这正是不用客套的至交之间所可能有的形式。而以‚鸡黍‛相邀，既显出田家特有风味，又见待客之简朴。正是这种不讲虚礼和排场的招待，朋友的心扉才往往更能为对方敞开。这个开头，不甚着力，平静而自然，但对于将要展开的生活内容来说，却是极好的导入，显示了气氛特征，又有待下文进一步丰富、发展。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走进村里，顾盼之间竟是这样一种清新愉悦的感受。这两句上句漫收近境，绿树环抱，显得自成一统，别有天地；下句轻宕笔锋，郭外的青山依依相伴，则又让村庄不显得孤独，并展示了一片开阔的远景。这个村庄座落平畴而又遥接青山，使人感到清淡幽静而绝不冷奥孤僻。正是由于‚故人庄‛出现在这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所以宾主临窗举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才更显得畅快。这里‚开轩‛二字也似平是很不经意地写入诗的，但上面两句写的是村庄的外景，此处叙述人在屋里饮酒交谈，轩窗一开，就让外景映入了户内，更给人以心旷神恰之感。对于这两句，人们比较注意‚话桑麻‛，认为是‚相见无杂言‛（陶渊明《归田园居》），忘情在农事上了，诚然不错。但有了轩窗前的一片打谷场和莱圃，在绿阴环抱之中，又给人以宽敞、舒展的感觉。话桑麻，就更让你感到是田园。于是，我们不仅能领略到更强烈的农村风味、劳动生产的气息，甚至仿佛可以嗅到场面上的泥土味，看到庄稼的成长和收获，乃至地区和季节的特征。有这两句和前两句的结合，绿树、青山、村舍、场圃、桑麻和谐地打成一片，构成一幅优美宁静的田园风景画，而宾主的欢笑和关于桑府的话语，都仿佛萦绕在我们耳边。它不同于纯然幻想的桃花源，而是更富有盛唐社会的现实色采。正是在这样一个天地里，这位曾经慨叹过‚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的诗人，不仅把政治追求中所遇到的挫折，把名利得失忘却了，就连隐居中孤独抑郁的情绪也丢开了。从他对青山绿树的顾盼，从他与朋友对酒而共话桑麻，似乎不难想见，他的思绪舒展了，甚至连他的举措都灵活自在了。农庄的环境和气氛，在这里显示了它的征服力，使得盂浩然似乎有几分皈依了。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盂浩然深深为农庄生活所吸引，于是临走时，向主人率真地表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节再来观赏菊花，淡淡两句诗，故人相待的热情，作客的愉快，主客之间的亲切融洽，都跃然

纸上了。这不禁又使人联想起杜甫的《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月出遮我留，仍嗔问升斗。”杜诗田父留人，情切语急；孟诗与故人再约，意舒词缓。杜之郁结与孟之恬淡之别，从这里或许可以窥见一些消息吧。

一个普通的农庄，一回鸡黍饭的普通款侍，被表现得这样富有诗意。描写的是眼前景，使用的是口头语，描述的层次也是完全任其自然，笔笔都显得很轻松，连律诗的形式也似乎变得自由和灵便了。你只觉得这种淡淡的平易近人的风格，与他描写的对象──朴实的农家田园和谐一致，表现了行式对内容的高度适应，恬淡亲切却又不是平浅枯燥。它是在平淡中蕴藏着深厚的情味。一方面固然是每个句子都几乎不见费力锤炼的痕迹，另一方面每个句子又都不曾显得薄弱。比如诗的头两句只写友人邀请，却能显出朴实的农家气氛；三四句只写绿树青山却能见出一片天地；五六句只写把酒闲话，却能表现心情与环境的惬意的契合；七八句只说重阳再来，却自然流露对这个村庄和故人的依恋。这些句子平衡均匀，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境，把恬静秀美的农村风光和淳朴诚挚的情谊融成一片。这是所谓‚篇法之妙，不见句法‛（沈德潜《唐诗别裁》）。‚不拘奇抉异……若公输氏当巧而不巧者‛（皮日休《郢州孟亭记》）。他把艺术美深深地融入整个诗作的血肉之中，显得自然天成。这种不炫奇猎异，不卖弄技巧，也不光靠一两个精心制作的句子去支撑门面，是艺术水平高超的表现。譬如一位美人，她的美是通体上下，整个儿的，不是由于某一部位特别动人。她并不靠搔首弄姿，而是由于一种天然的颜色和气韵使人惊叹。正是因为有真彩内映，所以出语洒落，浑然省净，使全诗从‚淡抹‛中显示了它的魅力，而不再需要‚浓饰盛妆‛了。

3、评论：孟浩然主要写家乡襄阳附近的风光及吴越山水（漫游时），“冲淡而淳美”。与陶潜作比：陶——把自己作为农民中一分子，反映田园生活和劳作，有着浓郁乡土气息。孟——无陶诗的境界，在恬淡中有热情，孤清而又亲切。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语淡而味终不薄。胡震亨《唐音癸签》： 孟浩然诗祖建安、宗渊明，冲淡中有壮逸之气。殷璠《河岳英灵集》：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迹、浩然之气。苏轼：韵高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终无材料。闻一多《唐诗杂论》：真孟浩然不是将诗紧紧的建筑在一联或一句里，而是将它冲淡了，平均的分散在全篇中，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

二、储光羲与常建 储光羲，开元十四年（约二十）中进士，任县尉之类的微官约七年。天宝六年于终南隐居处赴太祝，不久任监察御史，约八年。从开元二十一年，辞官归乡（润州延陵），至天宝六年复出，隐居约十四年。安史之乱中被迫授伪署，后获罪而在至德二载被贬南荒，宝应元年遇赦。《全唐诗》收编其诗四卷，271首，其中山水田园诗143首。《河岳英灵集》：“格高调逸，趣远情深，削尽常言，挟风雅之道，得浩然之气。”道教的圣地茅山就在延陵，储光羲受道家影响可以想见，后由道而禅。

他的田园诗似陶处在于对田家生活的真切表现，而超出陶的地方，是对生活细节的刻画。他的诗似王维的地方，就是将宗教的情思融入写景中。禅学对他的影响最深的还是对高远清净意境的追求。这个意境，是道家虚无观与精神逍遥的影响，融合了禅家清静观与明心见性的主旨。也表现出类似王维诗的禅境。

开元末到天宝初，他在终南山隐居。他第二次离家入秦后，在终南山隐居了六年。他的大多数山水田园诗就是写作于这一时期。他与王维等人屡有来往。这一时期王维也在此隐居。与王维和綦毋潜、裴迪时有来往。他在《山居贻裴十二迪》提到其隐居的环境：“出径惜松引，入舟怜钓矶。”《终南幽居献苏侍郎三首》也有这方面的描写：“深林开一道，青嶂成四邻”，“卜筑青岩里，云萝四垂阴。虚室若无人，乔木自成林。时有清风至，侧闻樵采音。凤凰鸣南冈，望望隔层岑。既言山路远，复道溪流深。”环境十分的幽僻，这与他在淇上桑榆满园、东野平阔的隐居环境相比迥然异趣，綦毋潜在准备弃官还乡时（约天宝四载秋），他在《酬綦毋校书梦耶溪见赠之作》描写自己隐居的环境：“往往缆垂葛，出舟望前林。山人松下饭，钓客芦中吟。”末两句又说：“以我采薇意，传之天姥岑。”

储光羲诗能把田园山水与魏晋以来的咏怀诗表现艺术结合，在田家生活的描绘中寓意寄兴，创造了独特的比兴体。他的不少诗境界以闲静清新见长。他在七古上用力最多，格调清幽老成，很有古意。诗人追求天真流畅的风格，但凝练不够。小诗中优秀的如《江南曲》其三：“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钓鱼湾》是他的名作：“垂钓绿湾春，春深杏花乱。潭清疑水浅，荷动知鱼散。日暮待情人，维舟绿杨岸。”（见240页。背诵。）

常建与《题破山寺后禅院》

常建的诗最擅创造明秀澄澈的空灵之境界。裴迪与王维的辋川联唱。

祖咏《终南望馀雪》、储光羲《田家即事》、《钓鱼湾》

三、隐逸情结与山水情怀对诗境创造的意义

王维等山水诗人的出现，与盛唐隐逸之风的盛行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中有人是借隐逸以企图走“终南捷径”，而更多的则是将隐逸作为傲世独立的表现，以入于山林、纵情山水显示人品的高洁；进而把返归自然作为精神的慰藉和享受，寻求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纯美天地。这种隐逸情结和山水情结对静逸明秀诗境的创造十分重要。因唯有甘于寂寞，才能对自然有细致的观察和感觉，才能以一种虚灵的胸襟去体悟山水，由实入虚，一片空明，向外发现了山水的美，向内发现了自己的真性情。

四、禅宗思想对诗歌感情格调的影响

王维等山水诗的创作，从观物方式到感情格调，都带有受禅宗思想影响的文化意蕴，饶有禅意和禅趣。

精读作品篇目：

《终南山》、《山居秋暝》、《汉江临泛》、《渭川田家》、《使至塞上》、《观猎》、《送元二使安西》、《竹里馆》、《鸟鸣涧》、《过故人庄》、《临洞庭上湖赠张丞相》、《秋登兰山寄张五》、《宿建德江》、《春晓》、《题破山寺后禅院》。

阅读作品篇目：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新睛野望》、《桃源行》、《老将行》、《观猎》、《相思》、《鹿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夜归鹿门山歌》、《宿桐庐江寄广陵旧游》、《春晓》、《岁暮归南山》。

思考题：

1、在诗歌划分上，为什么把安史之乱后的十年也划入盛唐时期？

2、如何概况“盛唐气象”？

3、盛唐诗和诗坛特征概述（与初唐比较）。

4、盛唐山水田园诗繁荣的原因。

5、王孟山水诗如何体现“盛唐气象”的？

第三讲

盛唐边塞诗

教学目标：

1.了解边塞诗的发展轨迹以及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2.了解高适、岑参诗歌的成就。教学重点：高岑诗派。

教学难点：高岑诗风的异同。

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高适、岑参的诗歌创作

一、盛唐边塞诗概况

（一）边塞诗在盛唐繁盛的原因：

1、战事频繁。卫国、拓边。主要在西北——东北这一线上，南昭、吐蕃也有，但较少。

2、尚武之风，统治者的激励。士人关心边塞战争。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高适《塞下曲》）

3、入幕。如高适、岑参。

4、前代边塞诗的有益借鉴。

（二）边塞诗的主要内容：边塞风光、军事生活、征人思妇的情感、议论战争的得失等。高适《燕歌行》。

（三）边塞诗的体裁：多七言古体、绝句（山水诗多五言古、近体）。

（四）盛唐边塞诗的时代色彩：总体风貌：气势雄浑、豪迈遒劲、慷慨而悲壮。表现了士人昂扬向上的豪迈激情，以及对建立军功的渴望，对现实的关注与批判。如李颀《古从军行》。

二、高适及其诗歌

1、生平（702—765）：字达夫，渤海人，祖父高偘，武后时人，乾陵有其陪葬墓，是有名的将领。高适虽为文士而建立功业的愿望强。高适生来不是文人，“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然言过其术，为大臣所轻。累为藩牧，政存宽简，吏民便之。”（《旧唐书》）说明高适的具体办事能力并不出色，他的才能主要还是表现在对大势的把握上。高适向往功名：“倚剑对风尘，慨然思卫霍。”他一生从军二次以上：对契丹、奚的战争。后中有道科，作封丘尉，写诗说：“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辞官，入哥舒翰幕任掌书记，正是唐拓边战争最严重时。高适颇得哥舒翰的奖掖和信任，这改变了他的一生。安史乱后，哥舒翰败，高适被捕后逃出，至灵武，后任淮南节度使、西川节度使。官至散骑常侍，世称“高常侍。”封渤海侯。杜甫至成都时最初得力于高适。

2、创作：题材有边塞诗、关心民瘼的政治诗、抒写怀抱和友情的抒情诗。其边塞诗的特点：内容广泛，但最突出的是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边塞形势，议论战争的得失，以政论笔调表达边防政见的诗。

【作品讲读】

代表作《燕歌行》赏析：

《燕歌行》是高适的著名诗作，唐诗选本中差不多都选取的，近年来也有过许多注释本。但是，这首诗文字虽易懂，解释却颇不容易，因为有三个问题，似乎一向没有弄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这首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是什么?作者的自序说‚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大夫张公出塞而还者‛。但在《河岳英灵集》和《文苑英华》中却是‚开元十六年，客有从御史张公出塞而还者‛。这个张公，是张守珪。开元十五年（公元七二七年），官瓜州刺史、墨离军使。开元二十一年，官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营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开元二十三年，以河北节度副大使兼御史大夫。根据这个政历，开元二十六年称‚御史大夫张公‛是对的，而开元十六年张守珪还没有兼御史衔，称‚御史张公‛是错了。由此看来，原文似乎应当是‚开元二十六年‛。但《河岳英灵集》编成于天宝末年（公元七五六年），收录的都是开元、天宝年间流传众口的著名诗篇。《文苑英华》是北宋初年编集的，所根据的都是唐人写本。这两部书都较为可信，而它们同样作‚开元十六年‛，似乎原本确实如此。因此，我以为，可能高适作此诗及诗序时，是在二十一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则称‚御史张公‛也不错，而‚开元十六年‛则是他追记的年份。

无论是开元十六年或二十六年，这个年份只是那个曾经从张守珪出塞的幕客回来的年份。回到什么地方?诗序中没有说明。我们知道这时期高适还流浪于梁宋之间（今开封地区），正在学做诗。这位幕客做了一首《燕歌行》，给高适看。于是高适‚感征戍之事‛，也和作了一首。这位幕客不知是谁，他的《燕歌行》内容也不详，可能是叙述或歌颂张守珪的功绩的。高适这首和作里，有没有引用原作中的事实?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都无法知道，因此就不容易正确地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这首诗的主题思想。作者对于这些‚征戍之事‛的‚感‛，到底是什么态度?肯定呢，还是否定?歌颂呢，还是讽刺?我看过一些笺释，对于这个基本问题，似乎都没有说明白。

第三个问题，是这首诗的结构，到底是集中描写一件事实呢，还是概括了许多‚征戍之事‛?这些地名，是记实呢，还是借用?所提到的人物，是一个人呢，还是许多人?如果是一个人，是特写张守珪呢，还是另有别人?‚汉将‛是谁?‚男儿‛是谁?‚身当恩遇‛是谁?‚死节‛又是谁?这些辞句，都有些捉摸不定，因而笺释

者就意见纷纭。

以上三个问题是有联带关系的，不能一个一个地分别解决。《旧唐书〃张守珪传》有一段记载，极可注意：开元十五年，吐蕃寇陷瓜州，王君蕃死，河西汹惧，以守珪为瓜州刺史、墨离军使，领馀众修筑州城，板堞才立，贼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虽相率登陴，略无守御之意。守珪曰：‚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乃于城上臵酒作乐，以会将士．贼疑城中有备，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纵兵击败之。于是修复廨宇，收合流亡，皆复旧业。

这一段历史，可以启发我们两件事：

（一）开元十六年，有一个张守珪的幕客从瓜州回来。他曾作了一首《燕歌行》，叙述或歌颂张守珪这一次的军功。高适读了，印象很深。过了几年，就采取这个题材，也作了一首。事情原是发生在瓜州，但高适作此诗时，张守珪已转官为幽州长史兼御史中丞、河北节度副大使，因此他的诗序中称‚御史张公‛，而诗中的地名都是在幽州国防线上了。

（二）诗中最有关系的两句：‚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多数注释者都以为讽刺主将荒淫，耽于酒色，而不恤士兵的生命。但是从这两句的上下文看来，分明不是作者对张守珪的讽刺。这个谜，向来没有人解通，只有陈沆在《诗比兴笺》中曾引用这一段史传，认为这两句与瓜州的‚空城计‛有关，但是，他又说：‚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这样，他虽然注意到张守珪在瓜州以空城退敌这一史实，还是不敢确定这两句诗是歌颂，还是讽刺。这是因为他没有注意到诗序原本是‚开元十六年‛。

开元十六年至二十三年是张守珪功名极盛时期，瓜州之胜，虽然是一时侥幸，但也可见其胆略。当时必然众口喧传，非但幕客以之入诗，而且历史传记里也写了进去，可知高适作此诗，决不是有讽刺之意。

《燕歌行》是乐府古题，吴兢在《乐府古题要解》中解释这个曲调的内容是‚言时序迁换，而行役不归，佳人怨旷，无所诉也，‛高适所感的‚征戍之事‛，这也是其中之一。既然用此题作诗，就应该符合这个曲调的内容要求。所以，‚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就离开了张守珪故事，而表现《燕歌行》的本意了。

开元、天宝年间，唐朝对突厥、回纥、吐蕃，连年有战争。对于这些战争，当时的诗人，一般是不反对的，因为是卫国战争。对于参加这些战争的将士，又常常歌颂他们为民族英雄，认为他们是为国死节，不是为了贪功受赏。‚死节从来岂顾勋‛一句就表现了这个观点。但对于战争本身，他们是反对的，或说憎厌的，因为‚沙场征战苦‛，驱使无数人民去‚暴骨无全躯‛。因此，归根结底，最好还是有一位象李牧那样的将军，驻守边塞，以守备为本，既不让敌人侵入，又不至于发生战争。

现在，我们可以看清楚，高适这首诗的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于张守珪瓜州战功而作，显然就是那个幕客原作的题材内容，否则，为什么说是‚和‛呢?其后半篇十二句是表现了他对‚征戍之事‛的复杂的，或说矛盾的‚感‛，同时，也是为了符合题目。‚杀气三时作阵云‛一联是描写边塞上随时都有战争。‚三时‛是春、夏、秋，见《左传》。春、夏、秋是耕桑的季节，古人作战一定选择冬季，可以不妨碍生产，而且容易征召兵士。‚阵云‛是某一种状态的云，据说出现了这种云，就预兆着会发生战争，因为这种云是‚杀气蒸腾而成‛。现在说春、夏，秋三时都有阵云，可知终年都有战事。

这首诗一共用了七个韵，每韵成为一首绝句。第二、四、七韵是平韵绝句，其馀都是仄韵绝句。每一首绝句都押三个韵脚。第四韵‚大漠穷秋塞草腓‛，这个‚腓‛字有许多本子都作‚衰‛字，肯定是错的，因为‚腓‛字是韵。第六韵‚边庭飘颻那可度‛，这个‚度‛字与下句的‚有‛、‚斗‛二字现在读起来好象不押韵，但在唐代可能是押韵的，‚度‛应当读如‚豆‛，如果不是古音，准是方言韵。

这是一首歌行体的乐府诗，但从句法、韵法和平仄粘缀的角度看来，却是七首绝句的缀合。（‚君不见‛的‚君‛字可以说是衬字。）每一首绝句表达一个完整的观念，绝不与上下文联系，这种结构是极少见的。

从来评选唐诗的人，似乎都把这首诗评价得过高了。其实，主题思想的不一贯，句法结构的支离散漫，仍然都是缺点，在高适的创作过程中，这首诗还是他的早期作品，不能作为他的代表作。高、岑虽然齐名，论七言古体的边塞诗，毕竟高不如岑。

3.高适诗歌的艺术特色：A、叙述、描写了边塞景象、抒情、议论结合，叙述了战争的全过程、描写了边塞景象、抒写了征任思妇的痛苦、议论了战争失败的原因——主要表达边防政见，而重在发议论。B、对比——反复对比，多重对比，突出重心。出征时的骄横与失败时的困苦凄凉作比；士兵的苦战，为国死节与将军的享乐、恃宠贪功作比；敌我对比古与今之将帅作比。C、韵脚平仄互押，或激昂、或缠绵。七言歌行中大量地运用律句、对仗句，整饬合律。D、悲壮苍凉、朴质沉雄的风格。

三、岑参及其诗歌

1、生平（715—770）：祖南阳人，出生湖北江陵。岑参出生世家，曾祖父（文本）、伯祖父（长清）、伯父（羲）皆以文至宰相。岑参言“国家六叶，吾门三相矣。”（《感旧赋》）岑参父官至刺史，早卒，他以苦学而登进士第。官至嘉州（今乐山、峨眉）刺史，世称“高嘉州。”岑参曾入高仙芝、封常清幕府作判官（由节度使、观察使等自己选择官吏以备差遣，非正式官）。与高适不同的是，岑参缺少对功名的积极追求。他去过很多地方，且有的地方为传统士大夫到所未到，见所未见（如安西、北庭都护府）。

2、创作：岑诗的艺术个性极为明显，他是盛唐李白之外的又一位优秀的浪漫诗人。杜甫说“岑参兄弟皆好奇”（《美陂行》），岑参以“好奇”之眼看奇丽独绝之景，他笔下的景色最神奇、最具特色。代表作《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岑参的边塞诗奇丽壮美，富于浪漫主义激情，也不乏浪漫手法。他善于写奇丽壮美的西北边塞风光，如火山、沙漠、雪海、草原、狂风等，然而这些奇特壮美的自然现象又常常构成艰苦卓绝的环境，形成对军旅生活的考验。而诗人又极善于把边关将士放在这样的考验中，突现他们的豪情壮气。边疆环境的恶劣，边陲生活和战事的艰苦，有力地衬托出戍边将士的英雄主义精神。诗人善于使用夸张、比喻等浪漫主义表达方式，如“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等。

《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解析：

内容歌咏白雪——奇；送别——情韵。艺术：写景奇特——风奇、雪奇、冷得奇传情别致——春风、梨花、乐、饯行，送别的温暖与热烈；愁云、寒、雪，送别的愁思。

岑参、高适比较谈：

岑参与高适都长于写边塞诗，且都具有豪迈雄壮的风格，又都长于七言歌行体。但二人又有许多不同。仅就二人的边塞诗而言，高偏于悲壮，岑偏于奇丽；高诗多夹叙夹议，直抒胸臆，岑诗则长于描写，多寓情于景；高诗浑厚质实，岑诗瑰奇俊峭；高富于现实关怀，岑长于浪漫想象。大抵就思想而言，高深于岑；就艺术而论，岑美于高。

殷璠《河岳英灵集》：高适“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朝野通赏其文。”岑参“语奇体隽，意亦造奇。”明王世贞《艺苑卮言》：“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缛过之。”元陈绎：高适“尚质主理”，岑参“尚巧主景”。尚质，叙事质实、语言质朴，主理重在表达自己的看法；尚巧，立意巧（如雪中送别），构思巧（如千树万树梨花开），主景，重在写景。（《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中华书局，《高适集校注》 陈铁民、侯忠义，上古出版社）

第二节

盛唐其他边塞诗人

一、王昌龄

1、王昌龄（约690—755）。曾为江宁（今南宁）丞，世称“王江宁。”又贬龙标（今湖南黔阳）尉，世称“王龙标。”后为刺史闾丘晓所杀。今存诗177首，以七绝为主（75首）。其诗负有盛名，有“诗家天子王江宁”之称，尤其七绝，明王世贞说他可以与李白争衡，列为“神品”，称为“联璧”。或称“七绝圣手”、称“开天圣手”。其诗题材主要有闺怨（宫怨《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边塞、赠别。《出塞》被称为七绝压卷之作。其七绝的艺术技巧：善于捕捉刹那间或听到、或看到、或感到的东西入诗，启发读者的联想。如《闺怨》，女子言妆登楼欣赏春景，在看到柳色的刹那间，她感到了自己的孤独，便引起幽怨之情；又如《从军行》“烽火城西百尺楼”，征人独坐戍楼，忽然羌笛声传来，便引起他无法排遣的思家之情。构思精巧、新奇。起句往往高昂，虽单刀直入、开门见山，但多神妙、不凡。如“秦时明月汉时关”、“琵琶起舞换新声”、“大漠风尘日色昏”。到第三句，又往往另辟蹊径，翻出新意。如《出塞》(其三)“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之后，不写征人思妇的愁思，而一转，“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隐约讽刺了今无良将，深化了题旨。风格劲健有力。

【作品讲读】 《出塞》其一 诗的首句‚秦时明月汉时关‛七个字，即展现出一幅壮阔的图画：一轮明月，照耀着边疆关塞。诗人只用大笔勾勒，不作细致描绘，却恰好显示了边疆的寥廓和景物的萧条，渲染出孤寂、苍凉的气氛。尤为奇妙的是，诗人在‚月‛和‚关‛的前面，用‚秦汉时‛三字加以修饰，使这幅月临关塞图，变成了时间中的图

画，给万里边关赋予了悠久的历史感。这是诗人对长期的边塞战争作了深刻思考而产生的‚神来之笔‛!接着，诗人触景生情，写出次句‚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一句既叙事又抒情。在深沉的感叹中暗示当时边防多事，表现了诗人对于久戍士卒的深厚同情。而这一句，又从空间的角度点明边塞的遥远。这样，诗人便创造了时空交织的意象，把读者带到万里以外的边塞，引进漫长的历史河流中去回忆、体验、思考。这两句包含了多少言外之意呵!秦汉时的边关，至今在月下依然如故，面战争一直持续不断。已有多少士卒血洒沙场，至死未归；又有多少战士仍然戍守着边关，不能归来。诗人借助阔大、悠久的时空意象，表现战争给秦、汉以来历代人民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立意既高，又看得深远，真可谓‚发兴高远‛。

既然战争造成了人民共同的悲剧。那么，怎样来制止、结束这个悲剧呢?诗人在三四句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他为久戍的士卒发出呼吁，希望有象飞将军李广那样的名将来率领广大战士打败敌人，夺取胜利，使敌人从此不敢再来侵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两句，融抒情与议论为一体，直接杆发戍边战士巩固边防的愿望和保卫国家的壮志，洋溢着爱国激情和民族自豪感。写得气势豪迈，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声!同时，这两句又语带讽刺，表现了诗人对朝廷用人不当和将帅腐败无能的不满。有弦外之音，使人寻味无穷。对《出塞》历来评价很高。明代诗人李攀龙甚至推奖它是唐人七绝的压卷之作，杨慎编选唐人绝句，也列它为第一。这些评价未必恰当，但它确是一首思想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佳作。

《从军行》其一

这首小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做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了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何等巧妙、何等自然！

在表现征人思想活动方面，诗人运笔也十分委婉曲折。环境氛围已经造成，为抒情铺平垫稳，然后水到渠成，直接描写边人的心理——‚无那金闺万里愁‛。作者所要表现的是征人思念亲人、怀恋乡土的感情，但不直接写，偏从深闺妻子的万里愁怀反映出来。而实际情形也是如此：妻子无法消除的思念，正是征人思归又不得归的结果。这一曲笔，把征人和思妇的感情完全交融在一起了。就全篇而言，这一句如画龙点睛，立刻使全诗神韵飞腾，而更具动人的力量了。

二、王之涣、王翰、李颀等其他边塞诗人 王之涣

极负诗名，但仅存诗六首。著名有《凉州词》、《登鹳雀楼》。《登鹳雀楼》的作者有三说：一是朱斌作。芮挺章编《国秀集》为天宝三载，在王死后两年，选王诗二首，此一列为朱斌作。二是朱佐日作。南宋范成大作《吴郡志》，引《翰林盛世》，以为朱作。三是王之涣作。宋985年编《文苑英华》，认为是王作。

王翰 有《凉州词》著名。崔颢，有《黄鹤楼》著名。

李颀 以边塞诗盛名，其《古意》、《古从军行》等，以豪迈的语调写塞外的景象，揭露封建帝王开边黩武的罪恶，情调悲凉沉郁。还有描写音乐的诗篇，如《听董大弹胡笳弄兼寄语房给事》等，记述当时自西域传入的新声。

精读作品篇目：

王昌龄《从军行》其

五、《出塞》其

一、《闺怨》、《芙蓉楼送辛渐》、《燕歌行》、《别董大》

王之涣《登鹳雀楼》、《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阅读作品篇目：

《碛中作》、《赵将军歌》、《逢入京使》、《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其

九、《蓟中作》、《封丘作》

思考题：

1.盛唐边塞诗兴盛的原因概述。2.高岑诗歌比较。

3.王昌龄绝句阅读，并写作小论文。

第四讲 李白

教学目标：了解李白其人与创作成就。

教学重点：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歌行体的艺术特征。

教学难点：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乐府与歌行的比较。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李白生平、思想个性

一、生平：（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官至翰林待诏，称“李翰林”，有“诗仙”之称。其出身有许多疑点，其家世和出生地至今还是个迷，主要有四种说法：（1）凉武昭王（李暠GAO或HAO）九世孙；（2）指李树而生（李阳冰）；（3）其族获罪，谪居条支（属于西域，今在伊拉克境内）；或说在碎叶（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碎叶，今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4）陈寅恪《李白氏族之疑问》认为：李白父客，像是胡任到李唐经商而取李姓。从其诗中可看出他曾在胡人聚居地生活过。又有人说李白“眸子炯然”，如“饿虎”样，类胡人。白有许多习惯也很特别，如友人死，他为之剔骨而葬。其子女取名“颇黎”、“明月奴”。

李白一生主要分为五个时期：

1、读书与蜀中游历期。25岁之前。五岁随父到江油县，“五岁诵六甲（天干与地支组成六十组干支，其中起头的是‘甲’字的有六组，故称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好剑术”、“十五游神仙”、“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不到二十岁，苏颋见到李白，说他“天才英丽，可与相如比肩。”道教大师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

2、壮游与求仕期。41岁之前。李白不屑参加科举，希望通过漫游求得引荐的机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湖北安陆时，与高宗时宰相许圉（YU）师的孙女结婚，在此约十余年。

3、长安三年入仕期。42-44。有人考证，李白曾两入长安，开元后期一次，但无功而返。天宝元年可能由于玉真公主、吴筠、贺知章等人的推荐，召入长安作家供奉翰林。“仰天大笑出门去，吾辈岂是蓬蒿人。”但他实际是以诗名来供奉。而李白自恃太高，无心理准备，依旧纵酒狂歌，桀骜不驯：“长安市中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后受排挤，赐金放还。二入长安在李白一生中很重要，使其后的创作有着强烈的思想性和政治性。

4、再次游历期。45——55岁。离开长安，李白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到了去长安的杜甫，杜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李白有二诗与杜，杜有十二首诗赠白。）之后，白与武后时的宰相宗楚客的孙女结婚。这期间，白热衷于求仙访道。

5、安史之乱期。56——62岁。安史乱后，白隐居庐山。玄宗奔蜀，马嵬后，肃宗在灵武继位。玄宗在成都尚不知时，发布公文，命其子平定天下。永王李璘在江陵招募将士数万人，东下平乱，实则别有野心。他经庐山辟李白为幕僚。白是不懂政治的人，只是出于报国安民的意图，入幕，作《永王东巡歌》：“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崩奔似永嘉；但永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肃宗以逆反镇压永王，白以“附逆”罪长流夜郎（今贵州正安县西）。玄宗还都，大赦天下，白得还。据郭沫若考定“朝辞白帝彩云间”一诗即是李白听到遇赦而作，极高兴。他丛九江到三峡走了一年多，而回来是“千里江陵一日还。”62岁的白死于当涂，一说患腐胁疾而死，一说是因醉入水捞月而死。

二、思想：清人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最录李白集》)李白的思想儒道侠兼有。道教思想伴其一生，也影响其创作个性。他在政治上极端自负，想有所作为：“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他又以谢安自喻，追求功成身退：“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救苍生应为晚。”儒道兼重，又加上极度自负，政治上的无能，他的一生充满矛盾和痛苦。

三、生活和个性：生活：李白一生浪迹天下，以诗酒自适。A、信道求仙。他常梦见与仙人交游，对长生飞仙，深信不疑。白举行入道仪式，疑有两次。如《西岳莲花山》、《梦游天姥吟留别》。B、隐居游历。天下山水，白游历十之七八。他广交天下友。C、仗义行侠，嗜酒终身。他剑不离手，欲如项羽学万人敌。他挥金如土，讲义气，重然诺。自称“酒中仙”。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醉态成为他的思维方式，酒至醉而诗出，“斗酒诗百篇”；好酒入唇，下笔如有神“清平调”中“云想衣裳月想容”。其他诗人虽醉酒但不能成为其思维方式：阮籍好酒，“对酒不能言”；陶渊明好酒，“欲辩已忘言。”D、求仕与为官。白任情使性，不懂政治。虽为官很短，但影响其一生。

个性：杜甫《赠李白》：“秋来相顾尚瓢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狂放不羁，追求自由平等，乐观豪迈、傲视权贵、粪土王侯，特别是他的浪漫气质和理想主义，把十分繁难艰苦的事情看得一蹴而就的简易，以诗人之心观察政治和人情世态。而其结果则愈发加大了主客体间的落差，李白在这成反比的加速循环中，心理愈发敏感，情感也愈发容易激变，一旦有山水外物与之不平之心相撞，其深刻而巨大的忧愤和感伤便具象为崩云裂岸的潮回海涵之大观。吴经熊《唐诗四季》：李白像一曲交响乐。他像王梵志那么的快乐活跃；像杜审言那么夜郎自大（更有资格）；像陈子昂、张若虚那么富有创造力和宇宙感怀，只是较他们货色更地道；像王昌龄和其他善咏春情的诗人那么了解女人的心理；最后，他描写大自然之动人，虽然与王孟之不同，却不弱于他们。他是盛唐最具人格魅力的人。有人认为，李白的悲剧，是科举制度替代传统的用人制度下的悲剧。（木斋等《中国古代诗人的仕隐情结》京华出版社2001，204-208页）其实，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

其诗多是他遭到政治残酷压迫之后的产物，多于感激，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具有强烈的“骚”韵。上天入地的游心驰神，陷人于惝恍迷离之中。末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突兀而出，分明告诉世人：其醉翁之意不在山水，而在乎政治。因此，其诗中，不仅贯注以愤激之气，而且时不时地生硬地冒出几句牢骚语，使其山水诗政治抒情化了。他不断地动用“黄河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之类的意象，以泄其愤，以呈其才，更是表现其耽于酒精和幻想中的精神胜利的愉悦，让我们领略其醉的深度。其诗中十之七、八与酒有关，也正是这些以酒为题材的作品最能表现其气质和思想，最能代表其艺术个性。

第二节

李白的诗歌艺术

一、艺术个性及主要特征

存诗940余篇，在唐代诗人中仅次于白居易、杜甫。李阳冰曾编《草堂集》，今不存。现有宋人编《李太白文集》，最好的版本是日本静嘉堂文库所存。南宋杨齐贤编、元萧士赟补注《分类补注李太白集》（杨第一个为李白作注，萧进士及第后，专心注李诗，历时五十年。）王琦注《李太白文集》、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三十卷》，其诗内容有讴歌山水、赠别、抒怀、反映社会问题、反映妇女生活等。

1、在取材设象上：李白心高气傲，尤其喜好雄伟瑰奇，笔下多南方景，追求形象出众，怪石、危崖、飞瀑、惊湍、轰雷、掣电，借山水挥斥幽愤，把强烈的主观色彩，变现为极具个性化的抒情意象。李白这一特点表现为侧重抒发豪迈气概和激情壮怀，很少对客观景物作细致、具体描绘。于大自然的伟力神功面前，李白感到的不是己身的渺小无为，而有一种极其无限的解放感、昂扬感和飘逸感。

2、在表现形式上：李白多用七言歌行古体、乐府杂言，不主故常，任由意志主宰，不能以律束，往往是情感喷发式的无所节制，故纵横错综，气逸调雄，荦荦不可相羁，实在是与其秉性姿质相一致。

歌行：李白擅长的诗体是歌行及绝句（159篇），律诗不占十分之一。歌行是七古中最少约束、最多变化、最富容量的诗体：热烈的情怀、壮观的场面、动人的故事、昂扬的精神、缠绵的思绪，都适合用歌行来表现。李白的创造力、表现力都尽可能地在七古、歌行中展示。这一诗体最适合李白，这一诗体到了李白手里最具风神。《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梦游天姥吟留别》。（注：七古，包括歌行、乐府、齐言七古和杂言七古。有人把七古等同歌行。）李白以歌行体造成抑扬顿挫、淋漓酣畅、气势飞动，铺张扬厉的特点。

李白也好用乐府旧题，擅长乐府，他的乐府诗大量地沿用乐府古题，创新出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题写今事，缘事而发；一方面则用古题写己怀。代表作有《蜀道难》、《将进酒》、《行路难》。这些诗往往借这个题目在古辞中的寓意和感情倾向，创造性地生发和联想，以纵横恣肆的文笔而形成磅礴豪放的气势，把乐府诗推想了无与伦比的高峰。但是，他的歌行成就比乐府还要高，他的生命精神和非凡气魄集中表现在这上面。但二者的界限不大容易划清。歌行的代表作有《梦游天姆吟留别》、《陪侍御叔华登楼歌》。（主要的辨别记号是带有“歌”、“行”、“吟”、“谣”）其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上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任随性情。他的这类诗歌具有雄奇瑰伟的阳刚美，创造了变化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魏万推崇白“鬼出神入”。李白除歌行外，还有五古，如《古风》59首、《丁都护歌》。李白古体诗是前朝之极致，而杜甫的影响主要在中晚唐、宋，尤其律诗。

李白七言绝句飘逸飞动、一气直下的特点依然存在，但比古诗多了几分蕴藉。如《望庐山瀑布水》、《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绝句中也有秀美的意象的诗，如《独坐敬亭山》、《静夜思》、《玉阶怨》等。绝句因其篇幅短小，多以一景、一事、一时之感受如诗，故多明快地脱口而出，形成清 新自然、不事雕琢的特点。明快俊爽，风神清朗的风格。

3、在艺术技法上：而李白的诗，想象力异常的奇特和丰富，想象奇之又奇，拘束不住。奇句夺目——起句突兀，往往破空而来，造成气势，具有“惊人“的艺术效果。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读之神驰八极，测之则心怀四溟。大跨度的景象扫描，大幅度的时空转换，大反差的情感升降，大起落的结体布局，加之以大夸张的虚构和想象，大胆的夸张，以及个性化的清丽明快的语言。诗人以神来之笔，忽而论文，忽而人生，忽而送别，忽而赏景，语言错落，任情舒展，似无章法，实则淋漓痛快地表达出自己的情怀。李白感情抒发的方式是“李白式”的：一泄如注，一气呵成，淋漓痛快，不受拘束，如天马行空一般。有人说李白，用胸口一喷即成好诗。而杜甫的好诗是吭吭哧哧作出来的。他对杜甫的讥讽：“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舞。借来别

来太瘦生，总为作诗太辛苦。”

4、在美学效果上：李白山水诗的主导风格：清雄逸放，奇瑰豪宕的壮美。境界恢弘，气象万千。“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诗薮》）。她在自己的诗中这样概括说：“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州”（《江上吟》），很能说明诗人气质与其诗风必然的关系。语言上“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结构上“白诗天才纵逸，至于七言长古，往往风雨争飞，鱼龙百变；又如大江无风，波浪自涌，白云从空，随风变灭。诚可谓怪伟奇绝者矣！”（《唐宋诗醇》卷六）生成了飞动飘逸、雄奇壮美的艺术境界。施蛰存《唐诗百话·将进酒》云：“李白的诗，是第一流的浪漫主义作品，他在盛唐时期诗坛上的情况，正和雨果在法国、拜伦在英国一样。游仙、饮酒、美人，是他的浪漫主义形式；嵚崎、历落、狂妄、傲岸，是他的浪漫主义精神。”

二、李白的影响

李白对后世的影响，首先是他诗歌中表现出来的独立人格和非凡自信，狂放不拘的个性风采，以及那种天马行空、纵横恣肆的自由意志，那种与自然冥合为一的潇洒风神。其次是他诗歌的豪放飘逸、变化莫测的魅力，具有丰富而奇特想象力，超凡卓特的创造精神。除了最完美的浪漫主义诗篇外，就是其人格魅力。杨义《李白的醉态诗学》：“李白是中国最深入人心的伟大诗人之一。他最让人诗兴焕发，才华灵动，神气飘逸，心胸俊爽。这对于行为拘谨、思想沉重、顾虑重重的中国人，永远具有精神启蒙、净化和提升的价值。从这种意象上说，中国有李白，是中国文化的大幸。”

第三节 李白作品分析

《将进酒》

《蜀道难》是乐府《相和歌辞〃瑟调曲》旧题，内容多以山川之险言蜀道之难。本篇诗人袭用乐府古题而推陈出新，以丰富的想像、奔放的语言、雄健的笔调生动地描绘了由秦人蜀道路上奇丽惊险的山川景色。既写了蜀道的艰难，又写了人生旅程的艰难，并寄予了对国事的忧虑和担心。全诗以强烈的咏叹凭空起事，继之以浩渺混茫的古代传说和高危险峻的山水景物。大起大落的跳跃式的诗歌情感结构，给人以奔腾回旋的动感；流走于其中的气吞山河的宏伟气魄，给人以涤荡心灵的强烈震撼。全诗气势磅礴，风格豪放，汪洋捭闽，变幻莫测，处处险中见奇，展现了诗人杰出的艺术才能和丰富的想像力。

诗的开首4句是全篇的总纲，以后按蜀道的由来、历史，蜀道沿途各处高峻、阴森、险恶和动荡不定的社会情况等内容次第写来，镜头一组比一组惊心动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诗中反复叠现吟唱，作者以酣畅淋漓的笔墨，创造出了一个神奇惊险、雄健开阔的高远境界，使全诗的情感始终处于高昂、澎湃之中，回旋激荡，余韵悠长。

开篇极言蜀道之难，以感情强烈的咏叹点明主题，为全诗奠定了雄放的基调，以下随感情的起伏和自然场景的变化，‚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咏叹反复出现如同一首乐曲的主旋律一样。

为什么说蜀道的难行比上天还难呢？这是因为自古以来秦、蜀之间被高山峻岭阻挡，由秦入蜀春白峰道当其冲，只有高飞的鸟儿能从低缺入飞过，太白峰在秦者咸阳西南，是关中一带的最高峰，诗人以夸张的笔墨写出了历史上不可逾越的险阻，并融汇了五丁开山的神话点染了神奇色彩，犹如一部乐章的前奏引人入胜。

从‚上有……‛开始着力刻画蜀道的高危难行极写山势的高危，山高写得越充分，愈可见路之难行，你看那突兀而立的高山，高标接天挡住了太阳神的运行，山下则是冲波激衣，曲折回旋的河川诗人不但把夸张和神话融为一体，直写山高而且衬以‚回川‛之险。唯其水险，更见山势的高危，诗人意优丰足，又借黄鹤和猿猴来反衬，山高得连千里翱翔的黄鹤也不得飞度，轻疾敏捷的猿猴也愁于攀援，不言而喻，人行走就难上加难了，以上可谓虚写手法层层映衬，结下具体描写青泥岭的难行：青泥岭‚悬崖万仞，山多云雨‛为唐代入蜀要道，诗人着重就其峰路的萦同和山势的峻危来表现人行其上的艰难状和畏惧心理，捕捉了在岭上曲折盘桓，手摘星辰，呼吸紧张，抚胸长吧等细节动作加以摹写寥寥数语，便把行人艰难的步履，惶悚的神情，给声绘色地刻画出来，困危之状如在目前。

到此蜀道的难行似乎写到了极处，但诗人笔锋一转，借‚问君‛引出旅愁，以忧切低的旋律，把读者带进了一个古木荒凉，鸟声悲姜的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悲凄心境界。杜鹃鸟空谷传响，充满哀愁使人闻声失色，更觉蜀道之难，诗人借景抒情用‚愁鸟号古木‛‚子规啼夜月‛等或情色彩浓厚的自然景观渲染了旅愁和蜀道上空寂苍凉的环境气氛，有力烘托了蜀道之难。

然而，逶迤午里的蜀道，还有更为奇险的风光，自‚连峰去天不盈正‛开始，主要从山川之险来揭示

蜀道之难，着力渲染惊险的气氛。旭果‚连峰去天不盈尺‛是夸山峰之高，杜松倒挂倚绝壁则是衬托绝壁之险。诗人先托出山势的高险，然后由静而动，写出水石激荡，山谷轰鸣的惊险场景，为像事的电影镜头；开始是山峦起伏，连峰接天的远景画面；接着平缓地推成枯松倒挂绝壁的特写；而后跟踪而来的是一组快镜头；飞湍、瀑流、悬崖，转石，配合着万壑雷鸣的音响，飞快从眼前闪过，惊险万状，月不暇接，从而造成一种势苦排山倒海的强烈艺术效果，使蜀道之难的描写，简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如果说上面山势的高危已使人望而生畏那些处山川的险要就要令人惊心动魄了。

风光变幻，险象丛生，在十分惊险的气氛中，最后定到蜀中要塞剑阁，在大剑山和小剑山之间有一条长计里的栈道，群峰如剑，连山耸立，削壁中断如门，形成天然要塞，因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史上在此割据称王者不乏其人，诗人从剑阁的险要引出地政治形势的描写，劝人引以为戒警惕战乱的发生，并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揭露了蜀中豺狼的‚磨牙吮血，杀人如麻‛人而表达了对国事的忧虑与关切。

李白以变化莫测的笔法淋漓尽致地刻画了蜀道之难，艺术地展现了古尧蜀道逶迤峥嵘高峻崎岖的面貌描绘了一幅色彩绚丽的山水画卷。

李白之所又描绘得如此动人，还在于融贯其中的浪漫主义激情，诗人寄情山水，对自然景物热情赞叹借以抒发自己的理想感受那飞瑞悖流奇峰险壑赋予了诗人的情感气质，因而才呈现出飞协的灵魂和瑰伟的姿态，诗人善于把想象，夸张和神话传说融为一体进行写景抒情，言山之高峻则曰：‚上有……‛状道之险阻则曰：‚地……从蚕丛开国说到五丁开山，由之龙回日写到子规夜啼，天马行空般驰骋想象，创造出博大浩渺的艺术境界，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行路难》

这是李白所写的三首《行路难》的第一首。这组诗从内容看，应该是写在天宝三载（744）李白离开长安的时候。

诗的前四句写朋友出于对李白的深厚友情，出于对这样一位天才被弃臵的惋惜，不惜金钱，设下盛宴为之饯行。‚嗜酒见天真‛的李白，要是在平时，因为这美酒佳肴，再加上朋友的一片盛情，肯定是会‚一饮三百杯‛的。然而，这一次他端起酒杯，却又把酒杯推开了；拿起筷子，却又把筷子撂下了。他离开座席，拔下宝剑，举目四顾，心绪茫然。停、投、拔、顾四个连续的动作，形象地显示了内心的苦闷抑郁，感情的激荡变化。

接着两句紧承‚心茫然‛，正面写‚行路难‛。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具有比兴的意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皇帝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象遇到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但是，李白并不是那种软弱的性格，从‚拔剑四顾‛开始，就表示着不甘消沉，而要继续追求。‚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诗人在心境茫然之中，忽然想到两位开始在政治上并不顺利，而最后终于大有作为的人物：一位是吕尚，九十岁在磻溪钓鱼，得遇文王；一位是伊尹，在受汤聘前曾梦见自己乘舟绕日月而过。想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经历，又给诗人增加了信心。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吕尚、伊尹的遇合，固然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当他的思路回到眼前现实中来的时候，又再一次感到人生道路的艰难。离筵上瞻望前程，只觉前路崎岖，歧途甚多，要走的路，究竟在哪里呢？这是感情在尖锐复杂的矛盾中再一次回旋。但是倔强而又自信的李白，决不愿在离筵上表现自己的气馁。他那种积极用世的强烈要求，终于使他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他相信尽管前路障碍重重，但仍将会有一天要象刘宋时宗悫所说的那样，乘长风破万里浪，挂上云帆，横渡沧海，到达理想的彼岸。

这首诗一共十四句，八十二个字，在七言歌行中只能算是短篇，但它跳荡纵横，具有长篇的气势格局。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百步九折地揭示了诗人感情的激荡起伏、复杂变化。诗的一开头，‚金樽美酒‛，‚玉盘珍羞‛，让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欢乐的宴会，但紧接着‚停杯投箸‛、‚拔剑四顾‛两个细节，就显示了感情波涛的强烈冲击。中间四句，刚刚慨叹‚冰塞川‛、‚雪满山‛，又恍然神游千载之上，仿佛看到了吕尚、伊尹由微贱而忽然得到君主重用。诗人心理上的失望与希望、抑郁与追求，急遽变化交替。‚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四句节奏短促、跳跃，完全是急切不安状态下的内心独白，逼肖地传达出进退失据而又要继续探索追求的复杂心理。结尾二句，经过前面的反复回旋以后，境界顿开，唱出了高昂乐观的调子，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总有实现的一天。通过这样层层迭迭的感情起伏变化，既充分显示了黑暗污浊的政治现实对诗人的宏大理想抱负的阻遏，反映了由此而引起的诗人内心的强烈苦闷、愤郁和不平，同时又突出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他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苦闷中挣脱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首诗在题材、表现手法上都受到鲍照《拟行路难》的影响，但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两人的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者对人才的压抑，而由于时代和诗人精神气质方面的原因，李诗却揭示得更加深刻强烈，同时还表现了一种积极的追求、乐观的自信和顽强地坚持理想的品格。因而，和鲍作相比，李诗的思想境界就显得更高。

《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这是天宝末年李白在宣城期间饯别秘书省校书郎李云之作。谢朓楼，系南齐著名诗人谢朓任宣城太守时所创建，又称北楼、谢公楼。诗题一作《陪侍御叔华登楼歌》。

发端既不写楼，更不叙别，而是陡起壁立，直抒郁结。‚昨日之日‛与‚今日之日‛，是指许许多多个弃我而去的‚昨日‛和接踵而至的‚今日‛。也就是说，每一天都深感日月不居，时光难驻，心烦意乱，忧愤郁悒。这里既蕴含了‚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的精神苦闷，也融铸着诗人对污浊的政治现实的感受。他的‚烦忧‛既不自‚今日‛始，他所‚烦忧‛者也非止一端。不妨说，这是对他长期以来政治遭遇和政治感受的一个艺术概括。忧愤之深广、强烈，正反映出天宝以来朝政的愈趋腐败和李白个人遭遇的愈趋困窘。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所引起的强烈精神苦闷，在这里找到了适合的表现形式。破空而来的发端，重叠复沓的语言（既说‚弃我去‛，又说‚不可留‛；既言‚乱我心‛，又称‚多烦忧‛），以及一气鼓荡、长达十一字的句式，都极生动形象地显示出诗人郁结之深、忧愤之烈、心绪之乱，以及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的感情状态。

三四两句突作转折：而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这两句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画图，也展示出诗人豪迈阔大的胸襟。从极端苦闷忽然转到朗爽壮阔的境界，仿佛变化无端，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李白之所以为李白。正因为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又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所以时刻都向往着广大的可以自由驰骋的空间。目接‚长风万里送秋雁‛之境，不觉精神为之一爽，烦忧为之一扫，感到一种心、境契合的舒畅，‚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也就油然而生了。

下两句承高楼饯别分写主客双方。东汉时学者称东观（政府的藏书机构）为道家蓬莱山，唐人又多以蓬山，蓬阁指秘书省，李云是秘书省校书郎，所以这里用‚蓬莱文章‛借指李云的文章。建安骨，指刚健遒劲的‚建安风骨‛。上句赞美李云的文章风格刚健，下句则以‚小谢‛（即谢朓）自指，说自己的诗象谢朓那样，具有清新秀发的风格。李白非常推崇谢朓，这里自比小谢，正流露出对自己才能的自信。这两句自然地关合了题目中的谢朓楼和校书。七、八两句就‚酣高楼‛进一步渲染双方的意兴，说彼此都怀有豪情逸兴、雄心壮志，酒酣兴发，更是飘然欲飞，想登上青天揽取明月。前面方写晴昼秋空，这里却说到‚明月‛，可见后者当非实景。‚欲上‛云云，也说明这是诗人酒酣兴发时的豪语。豪放与天真，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这正是李白的性格。上天揽月，固然是一时兴到之语，未必有所寓托，但这飞动健举的形象却让我们分明感觉到诗人对高洁理想境界的向往追求。这两句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把面对‚长风万里送秋雁‛的境界所激起的昂扬情绪推向最高潮，仿佛现实中一切黑暗污浊都已一扫而光，心头的一切烦忧都已丢到了九霄云外。

然而诗人的精神尽管可以在幻想中遨游驰骋，诗人的身体却始终被羁束在污浊的现实之中。现实中并不存在‚长风万里送秋雁‛这种可以自由飞翔的天地，他所看到的只是‚夷羊满中野，绿葹盈高门‛（《古风》五十一）这种可憎的局面。因此，当他从幻想中回到实里，就更强烈地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不可调和，更加重了内心的烦忧苦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这一落千丈的又一大转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的。‚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比喻是奇特而富于独创性的，同时又是自然贴切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谢朓楼前，就是终年长流的宛溪水，不尽的流水与无穷的烦忧之间本就极易产生联想，因而很自然地由排遣烦忧的强烈愿望中引发出‚抽刀断水‛的意念。由于比喻和眼前景的联系密切，从而使它多少具有‚兴‛的意味，读来便感到自然天成。尽管内心的苦闷无法排遣，但‚抽刀断水‛这个细节却生动地显示出诗人力图摆脱精神苦闷的要求，这就和沉溺于苦闷而不能自拔者有明显区别。

‚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的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的矛盾，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他总是陷于‚不称意‛的苦闷中，而且只能找到‚散发弄扁舟‛这样一条摆脱苦闷的出路。这结论当然不免有些消极，甚至包含着逃避现实的成分。但历史与他所代表的社会阶层都规定了他不可能找到更好的出路。

李白的可贵之处在于，尽管他精神上经受着苦闷的重压，但并没有因此放弃对进步理想的追求。诗中仍然贯注豪迈慷慨的情怀。‚长风‛二句，‚俱怀‛二句，更象是在悲怆的乐曲中奏出高昂乐观的音调，在黑暗的云层中露出灿烂明丽的霞光。‚抽刀‛二句，也在抒写强烈苦闷的同时表现出倔强的性格。因此，整首诗给人的感觉不是阴郁绝望，而是忧愤苦闷中显现出豪迈雄放的气概。这说明诗人既不屈服于环境的压抑，也不屈服于内心的重压。

思想感情的瞬息万变，波澜迭起，和艺术结构的腾挪跌宕，跳跃发展，在这首诗里被完美地统一起来了。

诗一开头就平地突起波澜，揭示出郁积已久的强烈精神苦闷；紧接着却完全撇开‚烦忧‛，放眼万里秋空，从‚酣高楼‛的豪兴到‚揽明月‛的壮举，扶摇直上九霄，然后却又迅即从九霄跌入苦闷的深渊。直起直落，大开大合，没有任何承转过渡的痕迹。这种起落无端、断续无迹的结构，最适宜于表现诗人因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而产生的急遽变化的感情。

自然与豪放和谐结合的语言风格，在这首诗里也表现得相当突出。必须有李白那样阔大的胸襟抱负、豪放坦率的性格，又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才能达到豪放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境界。这首诗开头两句，简直象散文的语言，但其间却流注着豪放健举的气势。‚长风‛二句，境界壮阔，气概豪放，语言则高华明朗，仿佛脱口而出。这种自然豪放的语言风格，也是这首诗虽极写烦忧苦闷，却并不阴郁低沉的一个原因。

《梦游天姥吟留别》

这是一首记梦诗，也是一首游仙诗。意境雄伟，变化惝恍莫测，缤纷多采的艺术形象，新奇的表现手法，向来为人传诵，被视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

这首诗的题目一作《别东鲁诸公》，作于出翰林之后。天宝三载，李白被唐玄宗赐金放还，这是李白政治上的一次大失败。离长安后，曾与杜甫、高适游梁、宋、齐、鲁，又在东鲁家中居住过一个时期。这时东鲁的家已颇具规模，尽可在家中怡情养性，以度时光。可是李白没有这么作，他有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他有更高更远的追求，于是离别东鲁家园，又一次踏上漫游的旅途。这首诗就是他告别东鲁诸公时所作。虽然出翰林已有年月了，而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愤怨仍然郁结于怀，所以在诗的最后发出那样激越的呼声。

李白一生徜徉山水之间，热爱山水，达到梦寐以求的境地。此诗所描写的梦游，也许并非完全虚托，但无论是否虚托，梦游就更适于超脱现实，更便于发挥他的想象和夸张的才能了。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语天姥，云霓明灭或可睹。‛诗一开始先说古代传说中的海外仙境——瀛洲，虚无缥缈，不可寻求；而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浮云彩霓中时隐时现，真是胜似仙境。以虚衬实，突出了天姥胜景，暗蕴着诗人对天姥山的向往，写得富有神奇色彩，引人入胜。

天姥山临近剡溪，传说登山的人听到过仙人天姥的歌唱，因此得名。天姥山与天台山相对，峰峦峭峙，仰望如在天表，冥茫如堕仙境，容易引起游者想入非非的幻觉。浙东山水是李白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地方，初出川时曾说‚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入翰林前曾不止一次往游，他对这里的山水不但非常热爱，也是非常熟悉的。

天姥山号称奇绝，是越东灵秀之地。但比之其他崇山峻岭如我国的五大名山——五岳，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仍有小巫见大巫之别。可是李白却在诗中夸说它‚势拔五岳掩赤城‛，比五岳还更挺拔。有名的天台山则倾斜着如拜倒在天姥的足下一样。这个天姥山，被写得耸立天外，直插云霄，巍巍然非同凡比。这座梦中的天姥山，应该说是李白平生所经历的奇山峻岭的幻影，它是现实中的天姥山在李白笔下夸大了的影子。

接着展现出的是一幅一幅瑰丽变幻的奇景：天姥山隐于云霓明灭之中，引起了诗人探求的想望。诗人进入了梦幻之中，仿佛在月夜清光的照射下，他飞渡过明镜一样的镜湖。明月把他的影子映照在镜湖之上，又送他降落在谢灵运当年曾经歇宿过的地方。他穿上谢灵运当年特制的木屐，登上谢公当年曾经攀登过的石径——青去梯。只见：‚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千岩万转路不定，迷花倚石忽已暝。熊咆龙吟殷岩泉，栗深林兮惊层巅。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继飞渡而写山中所见，石径盘旋，深山中光线幽暗，看到海日升空，天鸡高唱，这本是一片曙色；却又于山花迷人、倚石暂憩之中，忽觉暮色降临，旦暮之变何其倏忽。暮色中熊咆龙吟，震响于山谷之间，深林为之战栗，层巅为之惊动。不止有生命的熊与龙以吟、咆表示情感，就连层巅、深林也能战栗、惊动，烟、水、青云都满含阴郁，与诗人的情感，协成一体，形成统一的氛围。前面是浪漫主义地描写天姥山，既高且奇；这里又是浪漫主义地抒情，既深且远。这奇异的境界，已经使人够惊骇的了，但诗人并未到此止步，而诗境却由奇异而转入荒唐，全诗也更进入高潮。在令人惊悚不已的幽深暮色之中，霎时间‚丘峦崩摧‛，一个神仙世界‚訇然中开‛，‚青冥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洞天福地，于此出现。‚云之君‛披彩虹为衣，驱长风为马，虎为之鼓瑟，鸾为之驾车，皆受命于诗人之笔，奔赴仙山的盛会来了。这是多么盛大而热烈的场面。‚仙之人兮列如麻‛！群仙好象列队迎接诗人的到来。金台、银台与日月交相辉映，景色壮丽，异彩缤纷，何等的惊心眩目，光耀夺人！仙山的盛会正是人世间生活的反映。这里除了有他长期漫游经历过的万壑千山的印象、古代传说、屈原诗歌的启发与影响，也有长安三年宫廷生活的迹印，这一切通过浪漫主义的非凡想象凝聚在一起，才有这般辉煌灿烂、气象万千的描绘。

值得注意的是，这首诗写梦游奇境，不同于一般游仙诗，它感慨深沉，抗议激烈，并非真正依托于虚幻之中，而是在神仙世界虚无飘渺的描述中，依然着眼于现实。神游天上仙境，而心觉‚世间行乐亦如此‛。

仙境倏忽消失，梦境旋亦破灭，诗人终于在惊悸中返回现实。梦境破灭后，人，不是随心所欲地轻飘飘地在梦幻中翱翔了，而是沉甸甸地躺在枕席之上。‚古来万事东流水‛，其中包含着诗人对人生的几多失意和深沉的感慨。此时此刻诗人感到最能抚慰心灵的是‚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徜徉山水的乐趣，才是最快意的，也就是在《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所说：‚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本来诗意到

此似乎已尽，可是最后却愤愤然加添了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天外飞来之笔，点亮了全诗的主题：对于名山仙境的向往，是出之于对权贵的抗争，它唱出封建社会中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的心声。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多少人屈身权贵，多少人埋没无闻！唐朝比之其他朝代是比较开明的，较为重视人才，但也只是比较而言。人才在当时仍然摆脱不了‚臣妾气态间‛的屈辱地位。‚折腰‛一词出之于东晋的陶渊明，他由于不愿忍辱而赋‚归去来‛。李白虽然受帝王优宠，也不过是个词臣，在宫廷中所受到的屈辱，大约可以从这两句诗中得到一些消息。封建君主把自己称‚天子‛，君临天下，把自己升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抹煞了一切人的尊严。李白在这里所表示的决绝态度，是向封建统治者所投过去的一瞥蔑视。在封建社会，敢于这样想、敢于这样说的人并不多。李白说了，也做了，这是他异乎常人的伟大之处。

这首诗的内容丰富、曲折、奇谲、多变，它的形象辉煌流丽，缤纷多彩，构成了全诗的浪漫主义华赡情调。它的主观意图本来在于宣扬‚古来万事东流水‛这样颇有消极意味的思想，可是它的格调却是昂扬振奋的，潇洒出尘的，有一种不卑不屈的气概流贯其间，并无消沉之感。

精读作品篇目： 《行路难》、《将进酒》、《月下独酌》、《赠孟浩然》、《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古风》“西上莲花山”、《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阅读作品篇目：

《金陵酒肆留别》、《战城南》、《登金陵凤凰台》、《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乌栖曲》、《嘲鲁儒》、《丁都护歌》、《陪侍御叔华登楼歌》、《望庐山瀑布》、《永王东巡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

思考题：

1.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的成因。2.李白浪漫主义诗歌的特征。

第五讲

杜甫

教学目标：了解杜甫的生平与诗歌成就。

教学重点：杜甫诗歌成就、特点。教学难点：杜甫诗风及律诗成就。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6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社会**与诗人杜甫

一、生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先祖居长安附近杜陵，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官至左拾遗、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又有“诗圣”之称。

其生平的几个主要时期：

1、读书、壮游，35岁之前（712-746）。24岁在洛阳举进士不第。30岁在偃师娶妻杨氏。33岁又开始漫游。在洛阳遇李白，随白游历，二人有近一年的交游。青年时也是趾高气扬，充满进取心的人。好饮酒如李白，有《望岳》、《房兵曹胡马》。

2、长安十年困守与求仕，35—45岁（746-755）。父去世后，生活困窘，为生计无所不用其极：有20多首诗干谒；参加李林甫主持制举，成了“野无遗贤”牺牲品；献《三大礼赋》，擢河西尉小官，不拜。天宝末年，改授右卫军府胄曹参军。在长安，历尽辛酸，生活落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看到生民的苦难及贫富差别，写出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3、陷贼与为官（左拾遗），45—48岁（756-759）。安史乱起——756年陷长安，757年夏，逃至凤翔，授左拾遗，为救房琯获罪。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房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为刺史。8月，杜甫被许回羌村。九月，长安克复，回长安。758年贬华州司功参军，辄去；后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759年，由华州（西安东南华县）—秦州（甘肃天水）—同谷（陕西）—剑阁—成都。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现实主义成熟期。许多诗都是哭天抢地，可见他的困顿。有“三吏三别”。

4、漂泊西南及流落湖、湘，49—59岁（759-770）。在严武的帮助下（可能高适也给他帮助）建草堂，初相对安定。765年，严武再镇川，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766—768，居夔州（奉节）。770年死。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50年后孙子嗣业迁甫之柩归葬于偃师县西北首阳山前。杜甫之死，也是千年之谜。一说八月，死于由长沙到耒阳途中，因过多食用牛肉、白酒而“饫死”，郭沫若先生从医学角度论说杜是因食用了变质的牛肉，并加白酒而死。；一说因长沙兵变至耒阳，长沙平定后又回长沙，死于十一月。仇兆鳌《杜诗详注》、萧涤非《杜甫研究》持此说。

夔州两年是他创作的第二高峰期，有近430首诗。与华州至洛阳的创作不同，他尝试各种律诗的写作。《登岳阳楼》五律、《登高》是七律中对仗最工整的，《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是联章体。另有长至百韵的排律，164句对仗，可见他驾驭语言的能力。

二、思想个性：奉儒守官的家庭，儒家思想伴其一生，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旧唐书·文苑下》：“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而有饭颗山之嘲诮。” “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严武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畯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

李白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豪士，杜甫则是一个拘谨的儒生，杜甫出生在世代“奉儒守官”的封建家庭，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和熏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他生活的理想，他一心想要走的是兼济天下的道路，但在唐玄宗昏庸，李林甫、杨国忠相继弄权的社会里，他的进步理想是无法实现的。杜甫一生的苦难和贫穷，使他不能不看到封建社会的冷酷现实，长期的流离失所，又使他接近人民，体会到人民的情绪和愿望，他诗歌中的现实主义理想也因此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杜甫的创作

存诗1400余篇，在唐人中仅次于白居易。其诗内容兼收并蓄，细大不捐、包罗万象。主要有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反映个人经历和人生忧患等。杜甫的社会诗，也就是那些被称作“诗史”的部分：一类是反

映天宝后期**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春望》、《哀江头》等；安史之乱后，写成的“三吏”、“三别”、《北征》等。杜甫是盛唐诗人中首先把战争苦难引入诗中的。（“三吏”、“三别”见文选122页

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

一、“诗史”意义。（史诗：重视诗歌的叙事性）

1、历史的真实性、客观性。如《兵车行》、《石壕吏》反映穷兵黩武及安史之乱前后唐代社会生活。

2、历史的广阔性、形象性。其创作涉及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对历史是形象的补充。

3、历史的深刻性、预见性。揭露了社会的某些本质方面，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表现安史之乱前国势倾危，“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

这种“诗史”的性质，决定了写法的变化。创造了“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把叙事手法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他的写法，往往是从不起眼的细事入手，从一个细小的视角来展示广阔的社会历史图画。在诗中杂以议论，或者用散文的语式铺排，或者将抒情融入叙事中，这是诗歌表现方法的一种转变。

二、何谓沉郁顿挫？

清人吴瞻泰《杜诗提要》：“沉郁者，意也，顿挫者，法也。”沉郁，思想感情深厚、沉重、博大、悲壮；顿挫，音节豪宕，格律精严而又富有变化。感情表达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深厚阔大的感情力量，欲喷发时，他的儒家涵养及中和心态，又把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低回起伏。他诗歌的主流风格：沉郁顿挫。（指他的政治、社会诗）教材上说：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之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他的山水诗萧散自然。

三、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的诗歌一向被称为“诗史”，又被称为“图经”。所谓“诗史”，指它反映的现实生活，反映的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民族矛盾等方面而言；所谓“图经”，是指杜甫所经历的各地山川道途以及他所刻画的自然景物而言。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主要作品都贯穿着现实主义精神，这表现在以下三各方面：

1.面向现实，讽喻时事。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唐代社会由极盛转向衰落时期的面貌，我们看到无论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杜甫从不采取回避的态度，他总是大胆的直面现实，讽喻时事，对一切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各种社会问题表明自己鲜明的态度，天宝以来所发生过的重大政治事件，在杜甫的诗中几乎都有反映，比如天宝年间统治者穷兵黩武，写了《兵车行》等诗篇；天宝十一年杨国忠任右丞相，不久，杜甫写了《丽人行》讽刺他；当他看到封建统治集团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人民陷于极度困苦的境地时，便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对社会矛盾作了极其大胆的揭露。安史之乱后，潼关的失守、陈涛的战败，相州的溃退，两京的收复以及关中的大旱，官军收河南河北等等都被杜甫用诗记录了下来。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杜甫不仅以其诗歌及时地反映了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而且也表明了鲜明的态度，以其对战争为例，他读不同性质的战争便持不同态度，对封建统治者对外发动的掠夺性战争，他是反对的，为此写出了《兵车行》等诗篇；而对于镇压安史叛乱和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诗人则是支持的，《新婚别》就表明了他的这种态度。

2.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现实主义精神离不开人民性，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总要以他的诗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杜甫正是一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诗人，他写过农民、士兵、船夫、渔父、贫苦的寡妇，对他们的苦难生活和高尚的精神面貌都做过生动细致的描写，在这方面，“三吏三别”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诗人一方面深刻揭露了残酷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不幸，另一方面又勉励和歌颂人民去参战，显示了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结合，正因如此，“三吏三别”才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3.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

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总是怀有炽热的感情并且善于描写日常生活，感受到一种浓郁的生活气息，《北征》、《羌村》、《月夜忆弟》、《春夜喜雨》、《梦李白》、《江村》等这些人们所熟悉的诗，或描写了平凡的日常生活而充满了诗情画意，或写对妻子、兄弟、朋友的怀念而浸透着至爱之情，这类诗虽然没有反映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但他却表现出诗人高尚优美的生活情趣，并且在现实主义精神上与前一类诗篇是互为表里的。

若按题材来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1.爱国忧民诗篇：《春望》、《三吏》、《三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2.咏怀抒情诗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

3.写景咏物诗篇：《春夜喜雨》、《江畔独步寻花》、《绝句》四首、《秋兴》八首、《等高》、《登岳阳楼》等。

4.思乡怀友诗篇：《月夜》、《月夜忆舍弟》、《梦李白》二首、《不见》等。

5.咏史怀古诗篇：《蜀相》、《琴台》、《八阵图》、《咏怀古迹》五首等。6.题画论诗诗篇：《丹青引赠曹将军霸》、《戏为六绝句》等。

四、杜甫七律的成就：

如果说，沈、宋可以算作律诗体制的确立者，那么，杜甫才真正是名副其实的律诗艺术的奠基人。杜甫律诗的创造与贡献：

1、数量上：151篇，是初、盛唐之和。与盛唐大诗人较：王维，479首——七律20；高适，241首——七律7；岑参，397首——七律11；李白994首——七律9。

2、内容上：杜之前，多酬赠、应制之作；杜诗反映了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全面开辟了律诗的境界，时事政论、身世怀抱、风土人情、文物古迹，一概熔铸于精严的格律之中，把这一诗体的价值提到了足与古风、绝句并立相峙的高度。

3、艺术技巧上：杜之前，守格律者，不免落入卑琐庸俗，如沈宋诗；而意境胜者，往往视格律于不顾，如李白。杜诗在用字、造句、属对、调声、谋篇、运笔等各个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大胆的革新，充分发挥了律诗体式的美学特长：

其一，对仗精工，出神入化。其二，议论精当，叙写自如。其三，布局精心，屈曲盘旋。其四，对比精确，正反映衬。其五，语言精致，含义深邃。其六，诗律精细，体制创新。

第三节

杜甫诗歌讲读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此为杜甫诗史巨篇，清代浦起龙《读杜心解》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是为集中开头大文章，老杜平生大本领，须用一片大魄力读去。……通篇只是三大段，首明赍志去国之情，中慨君臣耽乐之失，末述到家哀苦之感，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张溍更称赞这首诗是‚文之至者，止见精神，不见语言，此五百字，真恳切到淋漓沉痛，俱是精神，何处见有语言。‛

这首诗以诗人所经过的路线为纲，所见所闻为目，首句至‚愁绝‛句，是自叙其志向，虽然落魄不遇，仍希望实现济世的理想。‚岁暮‛至‚再述‛，叙述沿途所见宴游之事，所闻奢靡之风，以感切时政。‚北辕‛至最末，叙述历险赴家，而有幼子饥死之惨剧，念及穷民，而忧及国事。

全篇言言深切，字字沉痛，感时忧国，披写满怀，有千里一曲之势，而笔笔顿挫，一曲中又有无数波折。用今天大家常用的话说，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就是沉郁顿挫，这也是杜诗的主要风格特征。杜甫是系念国家安危和生民疾苦的诗人。**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婉转。诗中先叙抱负之落空，仕既不成，隐又不遂，中间四句一转，感情波澜起伏，待到郁勃不平之气要爆发出来，却又撇开个人的不平，转入对骊山的描写。由骊山上的奢靡生活，写到贫富悬殊，不平愤懑之情似乎又是要喷薄而出了，但是没有，感情回旋，变成了‚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的深沉叹息。至‚幼子饿已卒‛，悲痛欲绝的感情，看来似乎要难以自制了，最后由个人的悲痛转为对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无穷的余韵。

《春望》

全篇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以写长安城里草木丛生，人烟稀少来衬托国家残破。起首一‚国破山河在‛，触目惊心，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历史沧桑感。‚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两句以物拟人，将花鸟人格化，有感于国家的分裂、国事的艰难，长安的花鸟都为之落泪惊心。诗人由登高远望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地感叹忧愤。国家**不安，战火经年不息，人民妻离子散，音书不通，这时候收到家书尤为难能可贵。诗人从侧面反映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和人民在**时期想知道亲人平安与否的迫切心情。同时也以家书的不易得来表现诗人对国家深深地忧虑。结尾两句，写诗人那愈来愈稀疏的白发，连簪子都插不住了，以动作来写

诗人忧愤之深广。全篇诗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多，充分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全诗沉着蕴藉，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今人徐应佩、周溶泉等评此诗曰：‚意脉贯通而平直，情景兼备而不游离，感情强烈而不浅露，内容丰富而不芜杂，格律严谨而不板滞。‛此论颇为妥帖。‚家书抵万金‛亦为流传千古之名言。

《石壕吏》

《石壕吏》是杜甫名篇之一，这首诗反映了诗人当时细想上的矛盾：他歌颂石壕吏老妇勇于承担苦难的精神，表明他支持唐王朝进行的这场平叛的战争，希望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他又写出了老妇一家的悲惨遭遇，这又表明他为战争给人民到来了巨大的灾难而深感悲痛，后者很容易理解，但理解前者（对平叛战争的支持）却是一个难点，很容易被人忽略。诗人是如何表达这一思想的呢？写作中空白艺术的使用巧妙地表现了这一点。

首先对差役这一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从诗题来看，主要人物应是差役，但诗人对他用了暗写，一出场只用了‚吏呼一何怒‛来点出他的威势，此后就让他转到‚幕后‛，对老妇则是用了明写，把她所说的话写成了一篇‚抒情独白‛。其实呢，用心品味一番就会发现老妇的话句句都是差吏逼出来的。

大量的空白需要我们根据老妇人的‚致词‛来填充：差吏一进门就问‚汝家有男丁否‛，老妇答以‚三男邺城戍……‛；再问‚尚有他人否‛，又答以‚室中更无人……‛；最后是差吏仍逼着要人而已，老妇只好‚请从吏夜归。‛诗人明写老妇，暗写差吏，在一定称度上反映了他的思想矛盾。诗人一向憎恨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行径，但当前这场平叛战争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危所系，大敌当前，人民应当为此作出牺牲，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他赞扬老妇自请应役的精神，而对统治阶级爪牙的残暴只是含蓄地予以揭露。

其次对自身形象地塑造采用了空白艺术。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地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地完美统一，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地同时，通过独特地艺术手段表达自己地主观感情，并且诗人杜甫往往是诗中鲜明地人物形象。他时而站出来劝说‚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又呈吴郎》杜甫将旧居让给吴郎居住，还惦念着原来西邻的贫妇人，所以写这首诗请吴郎对她多加照顾：不要阻止她来打枣，即便她对新主人有恐惧之心，也应多加体谅，不要‚便插疏篱‛令她反感。）时而因忧国伤时而泪流满面：‚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时而痛斥贫富的不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而大声疾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但在《石壕吏》中诗人以一句‚暮投石壕村‛交代了自己出场后便不再出现，直到结尾才现身：‚天明等前途，独与老翁别，‛诗人始终没有站出来说话，这对于一向关心人民疾苦的杜甫来说是反常的，这种反常正是诗人内心矛盾的印证。诗人同情人民，希望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但是面对急需补充兵力又只能从百姓那里征兵的政府他又能说什么呢？无可奈何，无言以对。诗中虽然只有两句话写自己，但诗人心中却激情澎湃，有千言万语。诗人形象的空白引人深思，它反映了诗人矛盾的心情。

《兵车行》

天宝以后，唐王朝对西北、西南少数民族的战争越来越频繁。这连年不断的大规模战争，不仅给边疆少数民族带来沉重灾难，也给广大中原地区人民带来同样的不幸。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载：‚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大败于泸南。时仲通将兵八万，……军大败，士卒死者六万人，仲通仅以身免。杨国忠掩其败状，仍叙其战功。……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人闻云南多瘴疠，未战，士卒死者什八九，莫肯应募。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连枷送诣军所。……于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送之，所在哭声振野。‛这段历史记载，可当作这首诗的说明来读。而这首诗则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

‚行‛是乐府歌曲的一种体裁。杜甫的《兵车行》没有沿用古题，而是缘事而发，即事名篇，自创新题，运用乐府民歌的形式，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苦难生活。

诗歌从蓦然而起的客观描述开始，以重墨铺染的雄浑笔法，如风至潮来，在读者眼前突兀展现出一幅震人心弦的巨幅送别图：兵车隆隆，战马嘶鸣，一队队被抓来的穷苦百姓，换上了戎装，佩上了弓箭，在官吏的押送下，正开往前线。征夫的爷娘妻子乱纷纷地在队伍中寻找、呼喊自己的亲人，扯着亲人的衣衫，捶胸顿足，边叮咛边呼号。车马扬起的灰尘，遮天蔽日，连咸阳西北横跨渭水的大桥都被遮没了。千万人的哭声汇成震天的巨响在云际回荡。‚耶娘妻子走相送‛，一个家庭支柱、主要劳动力被抓走了，剩下来的尽是些老弱妇幼，对一个家庭来说不啻是一个塌天大祸，怎么不扶老携幼，奔走相送呢？一个普通‚走‛字，寄寓了诗人多么浓厚的感情色彩！亲人被突然抓兵，又急促押送出征，眷属们追奔呼号，去作那一刹那的生死离别，是何等仓促，何等悲愤！‚牵衣顿足拦道哭‛，一句之中连续四个动作，又把送行者那种眷恋、悲怆、愤恨、绝望的动作神态，表现得细腻入微。诗人笔下，灰尘弥漫，车马人流，令人目眩；哭声遍野，直冲云天，震耳欲聋！这样的描写，给读者以听觉视觉上的强烈感受，集中展现了成千上万家庭妻离子散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接着，从‚道旁过者问行人‛开始，诗人通过设问的方法，让当事者，即被征发的士卒作了直接倾诉。

‚道旁过者‛即过路人，也就是杜甫自己。上面的凄惨场面，是诗人亲眼所见；下面的悲切言辞，又是诗人亲耳所闻。这就增强了诗的真实感。‚点行频‛，意思是频繁地征兵，是全篇的‚诗眼‛。它一针见血地点出了造成百姓妻离子散，万民无辜牺牲，全国田亩荒芜的根源。接着以一个十五岁出征，四十岁还在戍边的‚行人‛作例，具体陈述‚点行频‛，以示情况的真实可靠。‚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武皇‛，是以汉喻唐，实指唐玄宗。杜甫如此大胆地把矛头直接指向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从心底迸发出来的激烈抗议，充分表达了诗人怒不可遏的悲愤之情。

诗人写到这里，笔锋陡转，开拓出另一个惊心动魄的境界。诗人用‚君不闻‛三字领起，以谈话的口气提醒读者，把视线从流血成海的边庭转移到广阔的内地。诗中的‚汉家‛，也是影射唐朝。华山以东的原田沃野千村万落，变得人烟萧条，田园荒废，荆棘横生，满目凋残。诗人驰骋想象，从眼前的闻见，联想到全国的景象，从一点推及到普遍，两相辉映，不仅扩大了诗的表现容量，也加深了诗的表现深度。

从‚长者虽有问‛起，诗人又推进一层。‚长者‛，是征夫对诗人的尊称。‚役夫‛是士卒自称。‚县官‛指唐王朝。‚长者‛二句透露出统治者加给他们的精神桎梏，但是压是压不住的，下句就终究引发出诉苦之词。敢怒而不敢言，而后又终于说出来，这样一阖一开，把征夫的苦衷和恐惧心理，表现得极为细腻逼真。这几句写的是眼前时事。因为‚未休关西卒‛，大量的壮丁才被征发。而‚未休关西卒‛的原因，正是由于‚武皇开边意未已‛所造成。‚租税从何出？‛又与前面的‚千村万落生荆杞‛相呼应。这样前后照应，层层推进，对社会现实的揭示越来越深刻。这里忽然连用了几个短促的五言句，不仅表达了戍卒们沉痛哀怨的心情，也表现出那种倾吐苦衷的急切情态。这样通过当事人的口述，又从抓兵、逼租两个方面，揭露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加给人民的双重灾难。

诗人接着感慨道：如今是生男不如生女好，女孩子还能嫁给近邻，男孩子只能丧命沙场。这是发自肺腑的血泪控诉。重男轻女，是封建社会制度下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但是由于连年战争，男子的大量死亡，在这一残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却一反常态，改变了这一社会心理。这个改变，反映出人们心灵上受到多么严重的摧残啊！最后，诗人用哀痛的笔调，描述了长期以来存在的悲惨现实：青海边的古战场上，平沙茫茫，白骨露野，阴风惨惨，鬼哭凄凄。寂冷阴森的情景，令人不寒而栗。这里，凄凉低沉的色调和开头那种人声鼎沸的气氛，悲惨哀怨的鬼泣和开头那种惊天动地的人哭，形成了强烈的对照。这些都是‚开边未已‛所导致的恶果。至此，诗人那饱满酣畅的激情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也揭露得淋漓尽致。

《兵车行》是杜诗名篇，为历代推崇。它揭露了唐玄宗长期以来的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也很突出。首先是寓情于叙事之中。这篇叙事诗，无论是前一段的写叙述，还是后一段的代人叙言，诗人激切奔越、浓郁深沉的思想感情，都自然地融汇在全诗的始终，诗人那种焦虑不安、忧心如焚的形象也仿佛展现在读者面前。其次在叙述次序上参差错落前后呼应，舒得开，收得起，变化开阖，井然有序。第一段的人哭马嘶、尘烟滚滚的喧嚣气氛，给第二段的倾诉苦衷作了渲染铺垫；而第二段的长篇叙言，则进一步深化了第一段场面描写的思想内容，前后辉映，互相补充。同时，情节的发展与句型、音韵的变换紧密结合，随着叙述，句型、韵脚不断变化，三、五、七言，错杂运用，加强了诗歌的表现力。如开头两个三字句，急促短迫，扣人心弦。后来在大段的七字句中，忽然穿插上八个五字句，表现‚行人‛那种压抑不住的愤怒哀怨的激情，格外传神。用韵上，全诗八个韵，四平四仄，平仄相间，抑扬起伏，声情并茂。再次，是在叙述中运用过渡句和习用词语，如在大段代人叙言中，穿插‚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和‚君不见‛、‚君不闻‛等语，不仅避免了冗长平板，还不断提示，惊醒读者，造成了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诗人还采用了民歌的接字法，如‚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等，这样蝉联而下，累累如贯珠，朗读起来，铿锵和谐，优美动听。最后，采用了通俗口语，如‚耶娘妻子‛、‚牵衣顿足拦道哭‛、‚被驱不异犬与鸡‛等，清新自然，明白如话，是杜诗中运用口语非常突出的一篇。前人评及此，曾这样说：‚语杂歌谣，最易感人，愈浅愈切。‛这些民歌手法的运用，给诗增添了明快而亲切的感染力。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作者五十二岁。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一个大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今河南郑州）、汴（今河南开封）等州，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第二年，即广德元年正月，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

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飘泊生活的杜甫听到这个消息，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这篇脍炙人口的名作。

杜甫于此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剑外忽传收蓟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捷报的突然。‚剑外‛乃诗人所在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在今河北东北部一带。诗人多年飘泊‚剑外‛，艰苦备尝，想回故乡而不可能，就由于‚蓟北‛未收，安史之乱未平。如今‚忽传收蓟北‛，真如春雷乍响，山洪突发，惊喜的洪流，一下子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喷薄而出，涛翻浪涌。‚初闻涕泪满衣裳‛，就是这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第一个浪头。

‚初闻‛紧承‚忽传‛。‚忽传‛表现捷报来得太突然，‚涕泪满衣裳‛则以形传神，表现突然传来的捷报在‚初闻‛的一刹那所激发的感情波涛，这是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逼真表现。‚蓟北‛已收，战乱将息，乾坤疮痍、黎元疾苦，都将得到疗救，个人颠沛流离、感时恨别的苦日子，总算熬过来了，怎能不喜！然而痛定思痛，回想八年来的重重苦难是怎样熬过来的，又不禁悲从中来，无法压抑。可是，这一场浩劫，终于象恶梦一般过去了，自己可以返回故乡了，人们将开始新的生活了，于是又转悲为喜，喜不自胜。这‚初闻‛捷报之时的心理变化、复杂感情，如果用散文的写法，必需很多笔墨，而诗人只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形象的描绘，就足以概括这一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这是惊喜的情感洪流涌起的更高洪峰。‚却看妻子‛、‚漫卷诗书‛，这是两个连续性的动作，带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当自己悲喜交集，‚涕泪满衣裳‛之时，自然想到多年来同受苦难的妻子儿女。‚却看‛就是‚回头看‛。‚回头看‛这个动作极富意蕴，诗人似乎想向家人说些什么，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无需说什么了，多年笼罩全家的愁云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亲人们都不再是愁眉苦脸，而是笑逐颜开，喜气洋洋。亲人的喜反转来增加了自己的喜，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大家同享胜利的欢乐。

‚白首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一联，就‚喜欲狂‛作进一步抒写。‚白首‛，点出人已到了老年。老年人难得‚放歌‛，也不宜‚纵酒‛；如今既要‚放歌‛，还须‚纵酒‛，正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这句写‚狂‛态，下句则写‚狂‛想。‚青春‛指春季，春天已经来临，在鸟语花香中与妻子儿女们‚作伴‛，正好‚还乡‛。想到这里，又怎能不‚喜欲狂‛！

尾联写‚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而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惊喜的感情洪流于洪峰迭起之后卷起连天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这一联，包涵四个地名。‚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既各自对偶（句内对），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用‚即从‛、‚便下‛绾合，两句紧连，一气贯注，又是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再加上‚穿‛、‚向‛的动态与两‚峡‛两‚阳‛的重复，文势、音调，迅急有如闪电，准确地表现了想象的飞驰。试想，‚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这四个地方之间都有多么漫长的距离，而一用‚即从‛、‚穿‛、‚便下‛、‚向‛贯串起来，就出现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疾速飞驰的画面，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一闪而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诗人既展示想象，又描绘实境。从‚巴峡‛到‚巫峡‛，峡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急驶，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已换陆路，所以用‚向‛，用字高度准确。

这首诗，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余各句，都是抒发忽闻胜利消息之后的惊喜之情。万斛泉源，出自胸臆，奔涌直泻。仇兆鳌在《杜少陵集详注》中引王嗣奭的话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后代诗论家都极为推崇此诗，赞其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读杜心解》）。

《秋兴八首》其一

秋兴者，遇秋而遣兴也，感秋生情之意。《秋兴八首》是杜甫晚年为逃避战乱而寄居夔州时的代表作品，作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时诗人56岁。全诗八首蝉联，前呼后应，脉络贯通，组织严密，既是一组完美的组诗，而又各篇各有所侧重。每篇都是可以独立的七言律诗。王船山在《唐诗评选〃卷四》中说：‚八首如正变七音，旋相为宫而自成一章，或为割裂，则神态尽失矣。‛

八首之中，第一首总起，统帅后面七篇。前三首写夔州秋景，感慨不得志的平生，第四首为前后过渡之枢纽，后四首写所思之长安，抒发‚处江湖远则忧其君‛的情愫。声身居巫峡而心系长安就是这组诗的主要内容和线索。

全诗以‚秋‛作为统帅，写暮年飘泊、老病交加、羁旅江湖，面对满目萧瑟的秋景而引起的国家兴衰、身世蹉跎的感慨；写长安盛世的回忆，今昔对比所引起的哀伤；写关注国家的命运、目睹国家残破而不能有所为、只能遥忆京华的忧愁抑郁。

全诗于凄清哀怨中，具沉雄博丽的意境。格律精工，词彩华茂，沉郁顿挫，悲壮凄凉意境深宏，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最典型地表现了杜律的特有风格，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首章对秋而伤羁旅，是全诗的序曲，总写巫山巫峡的秋声秋色。用阴沉萧瑟、动荡不安的景物环境衬托诗人焦虑抑郁、伤国伤时的心情。亮出了‚身在夔州，心系长安‛的主题。

起笔开门见山叙写景物之中点明地点时间。‚玉露‛即白露，秋天，草木摇落，白露为霜。‚巫山巫峡‛，诗人所在。二句下字密重，用‚凋伤‛、‚萧森‛给意境笼罩着败落景象，气氛阴沉，定下全诗感情基调。

接着用对偶句展开‚气萧森‛的悲壮景象。‚江间‛承‚巫峡‛，‚塞上‛承‚巫山‛，波浪在地而兼天涌，风云在天而接地阴，可见整个天地之间充风云波浪，极言阴晦萧森之状。万里长江滚滚而来，波涛汹涌，天翻地覆，是眼前的实景；‚塞上风云‛既写景物也寓时事。当时土蕃入侵，边关吃紧，处处是阴暗的战云，虚实兼之。此联景物描绘之中，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和时局那种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处境和作者胸中翻腾起伏的忧思与郁勃不平之气。把峡谷深秋、个人身世、国家沦丧囊括其中，波澜壮阔，哀感深沉。

颈联由继续描写景物转入直接抒情，即由秋天景物触动羁旅情思。与上二句交叉承接，‚丛菊‛承‚塞上‛句，‚孤舟‛承‚江间‛句。‚他日‛即往日，去年秋天在云安，今年此日在夔州，均对丛菊，故云‚两开‛，‚丛菊两开他日泪‛，表明去年对丛菊掉泪，今年又对丛菊掉泪；两开而字，实乃双关，既指菊开两度，又指泪流两回，见丛菊而流泪，去年如此，今年又如此，足见羁留夔州心情的凄伤。‚故园心‛，实即思念长安之心。‚系‛字亦双关词语：孤舟停泊，舟系于岸；心念长安，系于故园。从云安到夔州苦苦挣扎了两年，孤舟不发，见丛菊再开，不禁再度流泪，心总牵挂着故园。诗人《客社》一诗亦云：‚南菊再逢人病卧‛，《九日》又云：‚系舟身万里‛，均可参读。此处写得深沉含蓄，耐人寻味。身在夔州，心系故园，为下七首张目。

尾联在时序推移中叙写秋声。西风凛冽，傍晚时分天气更是萧瑟寒冷，意味冬日即将来临，人们在加紧赶制寒衣，白帝城高高的城楼上，晚风中传来急促的砧声。白帝城在东，夔州府在西，诗人身在夔州，听到白帝城传来的砧杵之声。砧杵声是妇女制裁棉衣时，槌捣衣服的声音。砧即捣衣之石。此诗末二句，关合全诗，回到景物，时序由白天推到日暮，客子羁旅之情更见艰难，故能结上生下，下面接着写夔州孤城，一气蝉联。钱注杜诗称：‚以节则杪秋，以地则高城，以时则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别，末句标举兴会，略有五重，所谓嵯峨萧瑟，真不可言。‛

《登高》

此诗是杜甫大历二年（767）秋在夔州时所写。夔州在长江之滨。全诗通过登高所见秋江景色，倾诉了诗人长年飘泊、老病孤愁的复杂感情，慷慨激越，动人心弦。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杜诗镜铨》），胡应麟《诗薮》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

前四句写登高见闻。首联对起。诗人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用‚风急‛二字带动全联，一开头就写成了千古流传的佳句。夔州向以猿多著称，峡口更以风大闻名。秋日天高气爽，这里却猎猎多风。诗人登上高处，峡中不断传来‚高猿长啸‛之声，大有‚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水经注〃江水》）的意味。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不仅上下两句对，而且还有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富有节奏感。经过诗人的艺术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起的首句，未字常用仄声，此诗却用平声入韵。沈德潜因有 ‚起二句对举之中仍复用韵，格奇而变‛（《唐诗别裁》）的赞语。

颔联集中表现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诗人仰望茫无边际、萧萧而下的木叶，俯视奔流不息、滚滚而来的江水，在写景的同时，便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无边‛‚不尽‛，使‚萧萧‛‘滚滚‛更加形象化，不仅使人联想到落木窸索之声，长江汹涌之状，也无形中传达出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透过沉郁悲凉的对句，显示出神入化之笔力，确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前人把它誉为‚古今独步‛的‚句中化境‛，是有道理的。

前两联极力描写秋景，直到颈联，才点出一个‚秋‛字。‚独登台‛，则表明诗人是在高处远眺，这就把眼前景和心中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常作客‛，指出了诗人飘泊无定的生涯。‚百年‛，本喻有限的人生，此处专指暮年。‚悲秋‛两字写得沉痛。秋天不一定可悲，只是诗人目睹苍凉恢廓的秋景，不由想到自己沦落他乡、年老多病的处境，故生出无限悲愁之绪。诗人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爱登台的感情，概括进一联‚雄阔高浑，实大声弘‛的对句之中，使人深深地感到了他那沉重地跳动着的感情脉搏。此联的‚万里‛‚百年‛和上一联的。‚无边‛‚不尽‛，还有相互呼应的作用：诗人的羁旅愁与孤独感，就象落叶和江水一样，推徘不尽，驱赶不绝，情与景交融相洽。诗到此已给作客思乡的一般含意，添上久客孤独的内容，增人悲秋苦病的情思，加进离乡万里、人在暮年的感叹，诗意就更见深沉了。

尾联对结，并分承五六两句。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使自己白发日多，再加上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排遣。本来兴会盎然地登高望远，现在却平白无故地惹恨添悲，诗人的矛盾心情是容易理解的。前六句‚飞扬震动‛，到此处‚软冷收之，而无限悲凉之意，溢于言外‛（《诗薮》）。

诗前半写景，后半抒情，在写法上各有错综之妙。首联着重刻画眼前具体景物，好比画家的工笔，形、声、色、态：一一得到表现。次联着重渲染整个秋天气氛，好比画家的写意，只宜传神会意，让读者用想象补充，三联表现感情，从纵（时间）、横（空间）两方面着笔，由异乡飘泊写到多病残生。四联又从白发日多，护病断饮，归结到时世艰难是潦倒不堪的根源。这样，杜甫忧国伤时的情操，便跃然纸上。

此诗八句皆对。粗略一看，首尾好象‚未尝有对‛，胸腹好象‚无意于对‛。仔细玩味，‚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不只‚全篇可法‛，而且 ‚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它能博得‚旷代之作‛（均见胡应麟《诗薮》）的盛誉，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登岳阳楼》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之后，杜甫出峡漂泊两湖，他系舟岳阳城下，在岳阳写下《登岳阳楼》、《泊岳阳城下》和《陪裴使君登岳阳楼》。《登岳阳楼》是诗人登岳阳楼而望故乡，触景感怀之作。时年五十七岁，距生命的终结仅有两年，患肺病及风痹症，左臂偏枯，右耳巳聋，靠饮药维持生命。杜甫一生仅此一次登过岳阳楼，此后漂泊湖湘腹地最后葬于平江小田，长眠岳州。

这首诗的意境是十分宽阔宏伟的。诗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是说广阔无边的洞庭湖水，划分开吴国和楚国的疆界，日月星辰都象是整个地飘浮在湖水之中一般。只用了十个字，就把洞庭湖水势浩瀚无边无际的巨大形象特别逼真地描画出来了。

杜甫到了晚年，已经是‚漂泊西南天地间‛，没有一个定居之所，只好‚以舟为家‛了。所以下边接着写：‚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亲戚朋友们这时连音信都没有了，只有年老多病的诗人泛着一叶扁舟到处飘流！从这里就可以领会到开头的两句‚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本来含有一个什么样的意境了。

这两句诗，从表面上看来，意境象是很简单：诗人说他在若干年前就听得人家说洞庭湖的名胜，今天居然能够登上岳阳楼，亲眼看到这一片山色湖光的美景。因此清人仇兆鳌就认为：‚‘昔闻’、‘今上’，喜初登也。‛（《杜诗详注》）但仅这样理解，就把杜诗原来的意境领会得太浅了。这里并不是写登临的喜悦；而是在这平平的叙述中，寄寓着漂泊天涯，怀才不遇，桑田沧海，壮气蒿莱……许许多多的感触，才写出这么两句：过去只是耳朵里听到有这么一片洞庭水，哪想到迟暮之年真个就上了这岳阳楼？本来是沉郁之感，不该是喜悦之情；若是喜悦之情，就和结句的‚凭轩涕泗流‛连不到一起了。我们知道，杜甫在当时的政治生活是坎坷的，不得意的，然而他从来没有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哪里想到一事无成，昔日的抱负，今朝都成了泡影！诗里的‚今‛、‚昔‛两个字有深深的含意。因此在这一首诗的结句才写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眼望着万里关山，天下到处还动荡在兵荒马乱里，诗人倚定了阑干，北望长安，不禁涕泗滂沱，声泪俱下了。

这首诗，以其意境的开阔宏丽为人称道，而这意境是从诗人的抱负中来，是从诗人的生活思想中来，也有时代背景的作用。清初黄生对这一首诗有一段议论，大意说：这首诗的前四句写景，写得那么宽阔广大，五、六两句叙述自己的身世，又是写得这么凄凉落寞，诗的意境由广阔到狭窄，忽然来了一个极大的转变；这样，七、八两句就很难安排了。哪想到诗人忽然把笔力一转，写出‚戎马关山北‛五个字，这样的胸襟，和上面‚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一联写自然界宏奇伟丽的气象，就能够很好地上下衬托起来，斤两相称。这样创造的天才，当然就压倒了后人，谁也不敢再写岳阳楼的诗了。

黄生这一段话是从作诗的方法去论杜诗的，把杜诗的意境说成是诗笔一纵一收的产物，说意境的结构是从创作手法的变换中来。这不是探本求源的说法。我们说，诗的意境是诗人的生活思想从各方面凝结而成的，至于创作方法和艺术加工，炼字炼句等等，只能更准确地把意境表达出来，并不能以这些形式上的条件为基础从而酝酿成诗词的意境。昔人探讨创作问题，偏偏不从生活实践这方面去考虑，当然就不免倒果为因了。

第四节

杜诗的艺术成就

1.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现实生活做高度的艺术概括。

杜甫善于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经过艺术加工、提炼，把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凝聚在精辟的诗句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就概括写出了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思想深邃，形象鲜明，读来触目惊心。这种概括在一些具有叙事性质的诗篇中有时还表现为通过

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性的介绍，如《兵车行》中通过那个行人的谈话便概括地介绍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命运；《石壕吏》通过老夫的一番话，概括了千万个家庭的不幸遭遇。

2.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杜甫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忧国忧民的思想，加之他又升华在那样一个战乱的时代，饱尝了各种人间苦难，这就使他的诗歌不仅有雄浑壮阔的境界，而且有沉郁顿挫的风格。他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登高》、《秋兴八首》都是具有这种境界和风格的代表作品，读杜甫的诗，常感到意境恢弘、感情深沉，语言铿锵，非杜甫不能及此，这正是诗人独特风格的表现。

3.千锤百炼的语言。

首先是凝练概括，杜甫常常要求以少数的字句概括巨大的内容，既说得少，又要说的好；其次是准确生动；再次是对民间俗语的吸收和采用。

4.众体兼长的诗人。

五言、七言、古体、近体他都能运用自如，都有名篇传世。杜甫不仅运用各种诗体进行创作，而且在他的手中，各种诗体又都有所发展，乐府歌行体是杜诗中常见的一种体裁，但是，杜甫既不沿袭汉乐府的古题，也不拘泥于汉乐府的陈套，而是有所创新，他用乐府歌行写当时的时事，又根据内容的需要自拟新题，如《兵车行》、《丽人行》等。律诗是唐代新兴的诗体，为诗人经常运用，而他在七律方面的贡献尤为突出，杜甫可以称得上是写作七律的第一大家，他写的七律不仅数量多，而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都有创新和突破，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应酬之作，而杜甫不仅用以描绘自然风物，而且用于讽喻时政，抒发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追求典雅、秀丽，都杜甫则创造出沉郁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带入新的境界。

第五节

杜诗的影响

一、杜诗的影响

中唐以后，杜甫的地位和影响日大，陆侃如、冯阮君说：天宝前，李白的时代；天宝后，杜甫的时代。杜诗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深刻的。除了在主题意蕴上主要是仁人爱物的仁政理想，从唐诗的发展看，杜甫是一个集大成者，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杜诗是唐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由于他的转益多师的吸取，兼备众体而自铸伟辞，为后来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和可能。

杜诗是唐诗的转折，四个主要标志：

1、以文为诗。“即事名篇”，以诗纪行纪实，由古体向近体的转变，乐府转为新题时事。

2、以论入诗。由山水蕴藉向现实忧患、个人感叹在表现方式上主要是夹叙夹议的散文化的铺排技巧，由唐而向宋诗风转变。

3、以才学为诗。由诗人之诗向学人之诗的转变。

4、追求“尽工尽善”之境界，开苦吟之风气。

二、“李杜优劣论”：李杜两大诗人，难分优劣，各有极诣，同时达到了五七言诗歌的顶峰。后代有些文人，因个人爱好、时代风尚等因素不同关系，发表了若干抑扬的言论。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引起公案（文学史）。严羽则认为：李杜二公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论诗以李杜为准，挟天子以令诸侯也。少陵诗法如孙、吴，太白诗法如李广。

三、重要注本：杜诗在宋流传很广，号千家注杜诗，现存宋刊本杜诗有十多种。有“杜诗学”。较好的注本：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集各家注止大成，取其善；杨伦《杜诗镜诠》；浦起龙《读杜心解》，浅解，分析很细；钱谦益《钱注杜诗》（《杜诗笺注》），重诗歌与政治关系，即“史实”。萧涤非《杜甫研究》、《杜甫诗选注》

精读作品篇目：

《登楼》、《登岳阳楼》、《登高》、《春望》、《旅夜书怀》、《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其

一、《石壕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望岳》、《兵车行》、《丽人行》

阅读作品篇目：

《新婚别》、《悲陈陶》、《羌村》(峥嵘赤云西)、《北征》、《江村》、《前出塞》(挽弓当挽强)、《赠卫八处士》、《梦李白》、《哀江头》、《丹青引》、《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月夜》、《蜀相》

思考题：

1.杜诗艺术成就概述，以七律为例。

2.名词解释：“诗圣”、“诗史”、“沉郁顿挫”。

参考书目：

1、《杜诗详注》二十五卷 [唐]杜甫撰 [清]仇兆鳌注 中华书局1979年校点本

2、《杜诗镜铨》二十卷 [唐]杜甫撰 [清]杨伦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版重印

6、萧涤非 《杜甫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

7、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8、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第六讲

中唐前期诗人

教学目标：了解中唐前期诗坛概况。

教学重点：刘长卿、韦应物、李益诗歌特点。教学难点：大历诗风。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中唐诗歌概述（766——835）

中唐诗歌是指代宗大历年间至穆宗长庆年间的诗歌。中间经历了德宗、顺宗、宪宗约50年间的诗歌创作。这一时期不仅是唐王朝政治上由盛而衰的转折时期，也是文学，尤其是诗歌发生多变的时期。

一、时代背景：内忧外患的政局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标志。它像一股突起的凛冽寒风，霎时就把人们刮进了万木凋零的萧瑟秋季。这场霍乱最后虽然平息了，勉强保住了社稷。可是失去的永远失去了。昔日的繁华已似逝水落花，一切美丽的辉煌的都化做梦里烟云。更可悲的是，大乱虽平，整个社会局势却并没有多少改变。在战乱中占据了地盘、积蓄了武力的藩镇纷纷割据，不向朝廷交纳贡赋，（在《通鉴》中有明确的记载），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和财政收入。朝廷稍加约束，他们就联合反叛，仅大历年间，朝廷就先后与田承嗣、李纳、李维岳、梁崇义、田悦、朱滔、李希烈、刘展、李怀光等人作战，烽火遍及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在这同时，吐蕃、回纥趁边境虚弱，屡屡进犯，使唐朝疲于防范。内忧外患、频繁的战争使刚刚遭受了安史之乱巨创尚未平复的唐王朝陷入极度的经济窘困之中。《旧唐书德宗纪》这样记载：

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平民空于枢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状。

不仅如此，在朝廷内部，政治上权奸当道，宦官势力自李辅国开始，也向财、政、军大权渗透。臣僚与阉党之间、臣僚之间的权利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再加上中唐的几位皇帝也昏庸腐朽（不给力），肃宗的软弱、代宗的平庸、德宗的猜忌、宪宗的贪财，既无回狂澜于既倒的魄力，也无整治朝纲的才具，于是现实给人们的只有失望，看不到光明的前景。

二、社会的动荡与大历诗风

社会时局的骤然动荡在士人心里投下了浓云密布的巨大阴影。在此之前，生活于和平环境中的士人，存有强烈的由文事立致卿相的功名愿望，可战争爆发了，武将有了用武之地，而文士被排挤到社会的边缘，再也看不到锦绣前程了。追忆往昔，恍如隔世，目睹现实，颇多生不逢时之感，热切的仕进欲望为消极避世的隐逸情怀所取代，诗中颇多无奈的叹息和冷落寂寞的情调。战乱毁掉了这一代士人青年时期意气风发的生活，带来希望幻灭的黯然现实。盛唐那种昂扬奋发的精神、乐观情绪和慷慨气概，已成为遥远而不绝如缕的遗响。反映在创作上，就是十个出现了“气骨顿衰”（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的趋势，失去了盛唐时代那种昂扬刚健的风貌。从总得倾向看，这个时期的诗歌，多具有一种冷寂闲淡、低回感伤的情调，并且在艺术上，有些诗人（如大历十才子）的作品，存在一种渐入雕琢、追求丽词的倾向。大历年间的代表诗人为韦应物、刘长卿、“大历十才子”。韦应物是由盛唐入中唐的典型诗人，前期的诗作多抒写昂扬开朗的人生意气，如《寄畅当》：“丈夫当为国，破敌如催山，何必事州府，坐使鬓毛斑。”这种气势壮大的诗作，明显地带有刚健明朗的盛唐余韵，而他后期的诗作，如大家所熟悉的《滁州西涧》“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在宁静的诗境中，有一重冷落寂寞的情思氛围。

刘长卿诗更是带有伤感甚至伤心的气息，如《重送裴郎中贬吉州》诗：“猿啼客散暮江头，人自伤心水自流，同作逐臣君更远，青山万里一孤舟。”一种由悲剧命运支配的孤寂惆怅的生存体验，与特定时代的衰败萧索景象结合，汇聚成生不逢时的冷漠寂寥情调。

“大历十才子”包括钱起、卢纶、李端、韩厷、夏侯审、吉中孚等十人。这一派诗人都有良好的艺术素养，写诗技巧熟练，其作品在艺术上的成熟颇为后人称道。但是他们的诗除了追求清雅闲淡、趋于细腻雕琢而外，更有阿谀逢迎、为文造情的应酬之作，他们诗中所表现出的闲情逸致，客观上起着歌舞升平、粉饰现实的作用。

三、“诗到元和体变新” 中唐诗歌的美学思想重在一个“变”字。我觉得这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中唐社会的变化，诸如阶级矛盾的上升、政权的不稳固、社会生产力的下降，都使当时人们感到中唐确实是不同于开、天以前的样子，他们目睹藩镇跋扈而中央政府俯首听命，宦官当权而皇帝朝臣无可奈何，百姓饥寒交迫而达官贵人骄奢淫逸，世运似乎走到了另一个阶段。他们是有血性、有毅力的改革者，在盛唐诗歌的伟大影响下，开始创作生活。另一方面，盛唐诗歌的高度成就也使得他们难以为继，就要寻找突破，在因袭的重担之下，他们寻找突破。“诗到元和体变新”，概括了元和时期诗人对盛唐诗歌力事开阔，追求变化，从而出现了流派众多，各具风采的繁荣景象，当时主要有两大流派：一为元稹、白居易为首的元白诗派；一为以韩愈、孟郊为首的韩梦诗派。元白诗题材广泛，重视反映现实，注意从民间文学和口语中汲取养料，形成平易晓畅、委婉周详的诗风，当时就风行诗坛，被誉为“元和体”，成为后世通俗诗派的楷模。如我们熟知的白居易的诗作《卖炭翁》等，近似口语。韩梦诗派的诗作内容不及元白广泛，大多反映个人生活，他们致力于探索新的表现手法，笔力雄健、想象壮阔，尤其以文为诗，造成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又好使难字、用僻典、押险韵，形成其“奇崛生僻”的诗风，开宋人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先河。

四、自成一派的其他诗人

1.张籍、王建，不仅以乐府见称，又善长律，语言含蓄蕴藉，形成其“精纯自然”的风格。

2.贾岛以苦吟著称，常用五律刻画自然景色，但他不是从生活中提炼富有生命力的史料，而是偏好死亡、深夜、严冬，境界幽冷，情调黯然，形成“清奇僻苦”的诗风。

3.青年诗人李贺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诗以奇幻的想象、跳跃的结构、秾丽的语言，创造光怪陆离的世界，抒写抑郁不平之气，从而形成其“奇绝冷艳”的风格。4.此外，刘禹锡诗雄辉奔放，有“诗豪”的美称（白居易语）；柳宗元山水诗俊杰清冷，都各具面目。总之，元和时期的诗人既重视学习前代诗人，又能够大胆创新，各具手眼，从而使诗坛呈现异彩纷呈的可喜局面

第二节 大历诗坛概况

一、士人共同的心态：他们在繁盛的盛唐度过青春时光，又都目睹了安史之乱及乱后的破败萧条。安史之乱八年，催垮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疲倦、衰顿、苍老、冷淡的内心代替了盛唐士人狂放、慷慨、豪迈、昂扬进取的精神。

1、在盛唐已养成的入世热情、救世济民的思想，使他们仍关注着社会现实，试图恢复元气，实现自己的抱负和理想。这反映在他们的诗中中，有着豪气与激情。

2、痛苦的现实和士大夫独善其身的观念、软弱的性格，又使他们在痛苦之余转向了自身，希望在纷乱的现实中寻找一片宁静的绿地，在失望中寻找心理的平衡，提倡一种清净、高雅、淡泊的生活情趣与远离尘世、洁身自好、颐养天年的生活态度。

二、总体诗风。通过描写自然山水的恬静、幽远、清冷甚至孤寂来表现人生的感叹及个人内心的惆怅。诗歌幽隽、闲雅，重清丽的韵致。诗体上：工五言。有句无篇。语言上：省净、精炼、流丽。山水诗，多静态描述，缺乏灵动与飞扬之气。边塞诗，多了些哀怨低沉，少了些慷慨与悲壮。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时期处于盛唐和中唐中期两个诗歌高潮之间的低谷。胡应麟：“气骨顿衰”（《诗薮》）实则，“低谷”一词不太准确、其评价偏低，这是一个有一定成就的“过渡”阶段——盛唐到元和的过渡。

三、主要诗群：

（1）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台阁诗人群——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2）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3）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4）韦应物等山水诗人（5）李益等边塞诗人

1、大历十才子——钱起、卢纶、韩翃等

大历，唐代宗时年号，766年—779年，共14年。大历十才子的成员，记载不同，以姚合《极玄集》注所载为最早，他们是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漳、夏侯审。但也有人怀疑这一记载的真实性以为此注为后人所加，因保存此书原貌的汲古阁影宋抄本并无此注。

大历十才子基本上都生活在安史乱后，这一特定的时代背景给他们的心理带来了深刻的消极影响。安史之乱不仅给唐朝的政治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而且也给人们的心灵世界造成巨大的创伤，摧毁了人们的社会理想和生活热情。在这方面，大历十大才子是典型代表。他们缺乏盛唐大家那种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和执着追求

理想的热情。他们虽号为才子，但也缺乏盛唐大家那种杰出横溢的才华。从题材上看，内容单一，赠别酬唱、吟咏山水之作最多，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台阁之中，文人宴集，各擅名场。从艺术上看，推崇六朝二谢、王维。意境闲淡幽冷，喜作律体，注重锻炼字句，精细工巧。

2、钱起，有诗四百余首，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主的中原诗人的领袖，在才子中年辈最高，天宝时与王维过往甚密。诗风仿佛王维，缺少恬淡韵味，有斧凿痕迹。其诗挑不出毛病，也说不出特别的好。闲适有余，热情不足。名句“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清。”（《省试湘灵鼓瑟》）据说曾听人月夜吟此句，应举时韵有青字，以此二举结，考官以为绝唱。百年后仍为范本。《岘佣说诗》说其诗“清气中时露工秀”。就省净来看其诗更近祖咏。他的诗很多是由人家的作品翻衍出来的：“牛羊下山小，烟火隔云深。”（《题玉山村叟屋壁》），即孟浩然（《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的意境；“烛影出绡幕，虫声连素琴。”（《夜雨寄寇校书》）直接变化祖咏的诗意“风帘摇竹影，秋雨带虫声。”（《宿陈留李少府厅作》）。还有“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太子李舍人城东别业》），则是王维诗意的摹写。他的七律写得清丽流畅，《赠阙下裴舍人》富丽工稳，堪称佳作。

3、以江东吴越为中心的地方官诗人群——刘长卿、戴叔伦等

刘长卿，虽然经历过盛唐，但他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后的肃宗、代宗两朝。他早年应举屡试（十次）不中，后入东都国子监，推为“棚头”得第。唐考试不糊名，知举者在决定录取与否及等第时需博采众议的情况下，举子们在考前投献诗文、干谒奔走是很重要的，有时单靠一人之力还不够。于是就互结朋党，造成声势，一方面保护本派人员以争取榜上有名，一方面攻击别派的人员。参与棚的容易登第，否则就难免落第。往往有门路的人才能进棚中。肃宗时封演《封氏闻见录》卷三“贡举”载：“士子殷勤，每岁士子到省者常不减千余人，在馆诸生更相造诣，互结朋党，以相鱼夺，号黹外棚，推声望者为棚头，权门贵戚，无不走也。”他的身世遭遇与杜甫有相似之处，安史乱后身处衰乱之时，宦游于江南，曾两遭贬谪，但是他缺乏杜甫那种远大的政治抱负，所以他的诗哀叹嗟伤之情多于济世救时之志，风骨不举，表现出盛唐向中唐的转变。刘长卿现存诗五百余篇，数量相当可观。他和“大历十才子”专攻律诗，尤长于五律，但基本上走的是盛唐诸家的路子，文辞、声律上修整得十分工致，气度的安详与意象的浑融则稍有不及，更丢失了杜甫诗中的“古意”。他自称“五言长城”，五言诗占十分之六七，五律占五言之六七。与中晚唐的这一题材的诗相比，风貌不同。如刘长卿诗多灰暗、寒冷、苍白的意象，有人以“幽州白日寒“明其诗风，甚当。如其名句、名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逢君穆陵路，匹马向桑乾。楚国苍山远，幽州白日寒。城池百战后，耆旧几家残。处处蓬蒿遍，归人掩泪看。“（《穆陵关北逢人归渔阳》）“寒潭映白月，秋雨上青苔。”（《游休禅师双峰寺》）前人称代宗时的“大历诗人”，往往“钱，刘”并提，他则是江左诗人的代表。刘的成就高于钱，为“大历诗人之冠”。

4、元结、顾况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人

元结比杜甫稍晚，也经历了安史之乱，其诗在反映安史之乱之后的社会现实这一点上与杜甫“诗史”类的作品也相似，他曾经辑录同时人的诗选《箧中集》，所收诗人与自己的作品相近，因此，可以说以元结为首，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流派，是紧承杜甫之后的。杜甫有《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称赞元结。有《舂陵行》。元结诗刺世疾邪、同情民生疾苦，这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诗风古朴，只作古体，不写律诗，有的作品文采不足，是其缺陷，这与杜甫古、近并工，文质兼备不同，自然成就也就逊于老杜。其诗对新乐府、韩愈古文运动影响很大。

顾况部分作品与元结一派相近，用古体和写实手法抨击现实弊病。顾况性格狂放旷达，晚年受佛道影响，归隐茅山，号“华阳真逸”。所以其作品风格多样一些，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谒顾况事(见《作品选》P212)，据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不能成立。

5、韦应物等山水诗人

韦应物737—792(?)，又(七五O一一八三O)。出身贵族，西安人，世称韦苏州。少年任侠负气，15岁时就成为唐玄宗的三卫近侍。后来折节读书。早年作品有盛唐风。他最出名的诗歌写于滁州任上，语言简淡，绝去雕饰，风格秀朗，气韵澄澈。后人论唐诗常常王、孟、韦、柳并称。代表作《滁州西涧》。

与大历十才子相近。学陶潜，在语言上清新朴素，但对田园缺乏亲切感，不如陶把田园看作理想和归宿，故不够亲切自然；学王维，没有王对自然的亲和，似带有无可奈何的成分。朱熹将他列在王维之上，因为他较王维来得更清澄，更疏淡。《滁州西涧》：“独伶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湖带雨睫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前人有“王、孟、韦、柳四家”之说，即指山水田园诗。王“清而秀”、孟“清而旷”、韦“清而润”、柳“清而峭”(参见《诗薮·外编》卷四)。

6、李益等边塞诗人

李益(748—827)，西北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曾五入幕府。人品似不高，为人所咒，《霍小玉传》敷衍其事。所作多为边塞题材，是中唐时期最有成就的边塞诗人。风格悲壮，与盛唐边塞诗相比，少了一些激昂慷慨，多了一些哀怨低沉。擅长七绝，胡应麟认为其七绝可与李白、王昌龄比美(参见《诗薮·内编》卷六)。如其名作《夜上受降城闻笛》：“回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下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卢纶，诗存330余首，有些雄浑气势。如《塞下曲》：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韩翃，《寒食日即事》：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精读作品篇目： 张继《枫桥夜泊》 韦应物《滁州西涧》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卢纶《塞下曲》(林暗草惊风)(月黑雁飞高)顾况《江上》、《山中》 李益《夜上受降城闻笛》 阅读作品篇目： 韦应物《观田家》 刘长卿《送灵澈上人》 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韩翊《寒食》

李益《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听晓角》、《宫怨》 思考题：

1、中唐诗坛诗人的分布情况整理。

2、大历诗风的优劣及其评价。

3、熟悉韦应物、刘长卿等人的诗风及其影响。

参考书目：

1、孟二冬《中唐诗歌之开拓与新变》，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

3、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第七讲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教学目标：了解白居易的生平与创作及元白诗派的特点。教学重点：白居易诗歌创作；新乐府与新乐府运动。教学难点：白居易的诗歌创作理论。教学方法：讲授 课时安排：4课时 教学过程：

第一节 元白诗派与新乐府运动

一、元白诗派

1、主要成员：元稹、白居易、李绅、张籍、王建等。

2、此流派成员都写了许多写实性的“新乐府”诗，风格也都是通俗平易。

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

1.“新乐府”的概念：简单地说，“新乐府”是一种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新题、写时事的乐府式的诗。

“乐府诗”本来是汉魏六朝诗歌中的一种类型，初盛唐时候的乐府诗基本上都是借用旧题，这种诗叫旧题乐府。中唐时期，元白等人开始大量创作自创新题的乐府诗，是谓新题乐府或简称为“新乐府”。有人说，新题乐府始于杜甫，此说不准确，因为早在三国时，曹植已经写过自创新题的乐府诗。不过杜甫写的多一些，对元白等人的影响更直接一些，也更大一些。换句话说，元、白等人主要是受了杜甫的启发而进行新乐府创作的。杜甫的《兵车行》、《丽人行》等都是新乐府。元稹指出它们都是“即事名篇，无复依傍。”

元、白等人的新乐府除了受杜甫直接启发之外，也受到《诗经》和汉魏乐府传统的影响，前人曾经指出，《诗经》部分作品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特点，而汉魏乐府大都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作品，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写实性的或者叫现实主义的诗歌。因此，元、白等人的新乐府，从创作方法上看，都是写实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此外，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批评和批判现实弊病的，所以白居易把它们称为“讽谕诗”。关于《诗经》的内容，汉代以来就有“美刺”之说，元、白新乐府即讽谕诗主要是继承发扬了“刺”的传统以前一直流行“新乐府运动”的说法，但近来有人认为这一提法不妥，因为就中唐新乐府创作实际看，未形成“运动”，所以现在新出的一些教科书未沿用这一提法。

新乐府诗有三个特点：

（1）用新题，不用汉乐府旧题。（2）写时事而不是借古讽今。

（3）不以入乐与否为标准，但却真正继承了汉乐府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创作精神。

2.新乐府运动：指中唐贞元末至元和初的几年间以白居易、元稹为主要代表的一批诗人，有感于当时藩镇割据、外患频繁、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阶级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为维护和加强中央政府的统治，有意识得像杜甫那样创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新乐府诗，借以描写民间疾苦，反映社会现实，从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运动。

新乐府运动的理论：主要在白居易《与元九书》、《新乐府序》中：

（1）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要写时事，要有现实意义，写作目的是向朝廷敬献：“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2）追求浅切、明白的语言，使老妪能解。重内容轻形式：“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来之者传信也，其体质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

（3）写作方式。写作新乐府，即事名篇，首章标其题，卒章显其志。新乐府运动的意义：

（1）继承与发展了现实主义文学传统；（2）开创了浅显通俗的艺术风格。

第二节 白居易的生平及诗歌创作

一、生平简介：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闲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有《白氏长庆集》，存诗2800余首。其生平和思想可分为前后两期，以四十四岁贬谪江州司马为界：前期：积极入世，以“兼济天下”为主导思想。出生河南新郑，十一二岁随家人迁符离，后迁越中。二十岁后在符离勤奋读书、写作，二十八岁在宣城应乡试，二十九岁省试及第，三十二岁与元稹同登科第，授校书郎。后又应制举。三登科第，正在长安传为美谈。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在朝为官，其中在四十岁丁母忧。四十四岁，宰相武元衡遇刺死，任闲职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当天就上疏主张捉捕凶手，受诬被贬。后期：中年时由于受到政治挫折，思想趋于消极，奉行“独善其身”的处世原则，元和十年（44）至长庆四年（53），任地方官江州司马、忠州刺史、杭州刺史等。最后二十年任秘书监、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以刑部尚书致仕。由八品至二品，由月俸一万六至月俸十万。晚年虽然官职不断升迁，但却采取了明哲保身信奉佛道的人生态度。闲居洛阳，自号“醉吟先生”，修香山寺，号香山居士。《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趟。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牛李争起，为避祸，分司东都。）

二、诗歌分类：白居易诗歌现存有近二千七八百首，为唐人之最。在江州自分其诗七八百首为四类(《与元九书》)：

A、讽谕诗——美刺比兴，因事立题，新乐府150首。白居易乐府诗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超过了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秦中吟》（十首），“一吟悲一事”，“卒章显其志”；集中暴露官场腐败、权贵骄横而百姓多苦难的社会现实。《轻肥》则将矛头直指宦官集团。《新乐府》（五十首），仍然是一篇专咏一事、篇题即所咏之事的写法，但所不同的是，篇下附有小序对该篇主题揭示。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倾向。如《卖炭翁》、《上阳白发人》。白居易的这些新乐府在当时的影响并不大，“时人罕能知者”（元稹：《白氏长庆集序》）。

B、闲适诗——移病闲居，知足保，吟玩情性，100首。白居易的闲适诗主要是表现知足保和的心境的，流露出淡泊悠闲的情调，但是，这类诗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浅而又浅，俗而更俗的。苏轼有“元轻白俗”（《祭柳子玉文》）的说法，也即指这一类诗。

C、感伤诗——事牵情动，随感而吟咏，100首。白居易最有代表性的是他归入“感伤”类的诗：《长恨歌》与《琵琶行》。唐宣宗李忱也有诗赞云：“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

《长恨歌》写于元和元年，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说来结构全篇，所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打破了自己设定的“核而实”的创作原则，在叙事中一再使用想象和虚构手法，为情而作，非为事而作，虽然仍然包含有讽喻的意味。此诗把特殊的事件普泛化，让天下痴情男女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诗中最精彩的是表现刻骨相思，先是睹物思人的种种感触，再借四季景物的变化和孤寂来衬托，进而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寻觅，上天入地，最终相思化为长恨。情感缠绵悱恻，回旋上升。

《琵琶行》作于元和十一年江州贬所，“满腔迁谪之感，借商妇以发之，有同病相怜之意焉。比兴相纬，寄托遥深。”（《唐宋诗醇》）因此，诗情就更加的深挚感切。诗中有很多的名句脍炙人口，如“千呼万唤始出来，半抱琵琶犹遮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此时无声胜有声”等，还有十分精彩的演奏描写，可以与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及李贺的《李凭箜篌引》比较起来读。

这两篇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特色，就营造氛围、创设意境，特别是《琵琶行》中的秋天景象（枫叶、荻花）与茫茫江月，再加上淅沥的夜雨和清厉的铃声，构成孤寂哀凉的意境，透露出诗人凄楚怅怨的情绪。

D、杂律诗——亲朋离散，释恨佐欢，一时一物，一笑一吟，400首。（说明：①讽谕诗列为第一，说明白居易对新乐府诗很重视。②分类不严谨，因为前三类是以内容为准的，而后一类则是以形式为准的。闲适诗里有近体，感伤诗中也有讽谕。）去世前，自编其诗文“三千八百四十首”，分五本保存，这样他的诗文大部分得以保存。有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朱金诚《白居易集笺注》讽谕诗，以《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议婚、重赋、不致仕、伤宅、伤友、立碑、轻肥、歌舞、五弦、卖花）为代表。

此类诗之特点：

1、题材广泛，多反映揭露时弊；

2、主题集中，“一吟悲一事，”

3、叙议结合，对比强烈；

4、人事典型，形象鲜明；

5、语言质朴、浅切。

但是，白居易不少的诗苍白浅俗，味同奏章，而把诗歌引入狭隘功利的窄途。一是公式化，“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不惜让诗都有一个“蛇尾”；二是语言直白，不精练，不耐味；三是缺乏深刻体验，有的诗只能靠议论和说教的堆砌。

三、白居易诗歌风格及其得失：各类诗歌总的风格特征：浅切、通俗、平易、随物赋形、直抒胸臆。《艺概·诗概》：“常语易，奇语难，此诗之初关也；奇语易、常语难，此诗之重关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非易到。” 《剑溪说诗·又编》：白居易诗“往往意太尽，语涉粗俗，似欠澄汰之功。”

四、白居易的诗歌理想，就是补察时政。“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他的《秦中吟》（十首）、《新乐府》（五十首）等就是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创造的。这是儒家诗教传统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叙写时事精神的进一步发展，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在《新乐府序》中明确指出做诗“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的美学主张。著名的《与元九书》，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五、影响：白诗在当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罕有其匹。元稹《白氏长庆集序》：“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几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于盗窃名姓，苟求自售，杂乱间侧，无可奈何。„„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自居易《与元九书》：“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王定保《唐摭言》卷15：唐宣宗吊白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第三节

白居易诗歌讲读

《轻肥》

这首诗是《秦中吟》十首中的第七首。《秦中吟》自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组诗是作者‚为时为事‛而作诗的文学主张的重要体现。一诗一事，针对性极强，讽刺揭露社会弊病极为尖锐深刻。轻肥：是‚乘肥马，衣轻裘‛的缩语。此题《才调集》作《江南旱》。

开头四句，先写后点，突兀跌宕，绘神绘色。意气之骄，竟可满路，鞍马之光，竟可照尘，这不能不使人惊异。正因为惊异，才发出‚何为者‛（干什么的）的疑问，从而引出了‚是内臣‛的回答。内臣者，宦官也。宦官不过是皇帝的家奴，凭什么骄横神气一至于此？原来，宦官这种脚色居然朱绂、紫绶，掌握了政权和军权，怎能不骄？怎能不奢？‚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两句，与‚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前呼后应，互相补充。‚走马去如云‛，就具体写出了骄与夸。这几句中的‚满‛、‚照‛、‚皆‛、‚悉‛、‚如云‛等字，形象鲜明地表现出赴军中宴的内臣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帮。

‚军中宴‛的‚军‛是指保卫皇帝的神策军。此时，神策军由宦官管领。宦官们更是飞扬跋扈，为所欲为。前八句诗，通过宦官们‚夸赴军中宴‛的场面着重揭露其意气之骄，具有高度的典型概括意义。

紧接六句，通过内臣们军中宴的场面主要写他们的奢，但也写了骄。写奢的文字，与‚鞍马光照尘‛一脉相承，而用笔各异。写马，只写它油光水滑，其饲料之精，已意在言外。写内臣，则只写食山珍、饱海味，其脑满肠肥，大腹便便，已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由奢写到骄。‚气益振‛遥应首句。赴宴之时，已然‚意气骄满路‛，如今食饱、酒酣，意气自然益发骄横，不可一世了！

以上十四句，淋漓尽致地描绘出内臣行乐图，已具有暴露意义。然而诗人的目光并未局限于此。他又‚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笔锋骤然一转，当这些‚大夫‛‚将军‛酒醉肴饱之时，江南正在发生‚人食人‛的惨象，从而把诗的思想意义提到新的高度。同样遭遇旱灾，而一乐一悲，却判若天壤。

《通鉴〃唐纪五十三》载的元和四年（公元809年）‚南方旱饥‛，虽只有四个字，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不是灾情非常严重，史书是不会记载的。既然灾情严重，白居易《轻肥》的描写就是真实的了。因此，白居易的《轻肥》是一首现实主义诗篇，它反映了唐宪宗元和四年真实的社会面貌，这篇诗也映射出封建社会面貌的一

般情形。这首诗对人们今天深刻认识封建社会的本质具有重大的意义。这首诗对我们今天如何为官、如何冶国也是有启示意义的。

这首诗在写法上运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诗人洞察了社会的真实情形，敢于说真话，描写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反映了社会的本质；运用了对比的写法，突出了诗篇的表达效果；诗句的顺序具有严密的逻辑性。这三点写法是值得诗友注意学习的。

《卖炭翁》

开头有小序:‚苦宫市也。‛意思说劳动人民被宫市害得好苦。仅仅四个字，端在一个‚苦‛字，饱含了诗人对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全诗不到两百字，但是细细品味，这‚苦‛味始终渗透在字里行间。

开篇简介了‚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可见这位老人无名无姓，孤苦伶仃，他是靠砍柴烧炭为生的。接着写他的外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仅此两句，就描绘出老人劳苦的一生:那长年累月烧炭而熏成黑黄色的脸，那苍苍白发、枯瘦发黑的手指，正是岁月的艰辛留给他劳苦而沧桑的印记。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这一问一答，并非诗人在访问卖炭翁，而是诗人站在主人公的角度，表达老人艰辛劳累的最低生活需求，只求‚温饱‛，而他烧炭所得的血汗钱，并没有真正达到这最低限度的生活需求。可想而知他的生活非常困苦。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无论是诗人此寄予深切同情，还是老人在自悲自怜，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形容枯稿、衣着单薄的老人在凛冽的寒风中瑟索发抖的样子，而他的内心呢?却又是那么矛盾。按常理说，天冷了，衣着单薄，就要愿天‚暖‛，可是天暖了，炭又卖不出去或是价格低贱，于是，他反而祈愿天冷些，更冷些……这一‚忧‛一‚愿‛，集中表达了老人的心理，是多么的悲苦!正是由于困苦的生活境遇造成了他悲苦矛盾的心境，我们读到这，无不为之感慨烯嘘，流下苦涩的泪。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不知道是他的痛苦祈愿感动了上苍，还是苍天可怜老人的悲苦?一夜之间，果然下起了纷飞的大雪，于是，卖炭翁顾不得自己衣着单薄，趁着天色微明，赶着牛车上路了。在一尺厚的积雪山路上，缓慢行走的老人，拉炭车的老牛，一步一步，多么艰难啊!从终南山到京城有百十里路，他们是怎样千辛万苦走完的?从‚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这句诗可见:冬日升起已是正午了，老人是‚晓驾炭车‛，踩着积雪来的，牛困乏了，老人也是饥寒交迫。他还没到集市，就 不顾天冷地脏，在烂泥堆旁歇歇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这是写他运炭进城的辛苦。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老人和老牛还没有到市面上，却有两个‚宫市‛来了—这些朝廷的奴才，在劳动人民面前是如狼似虎，为所欲为的。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救，回车叱牛牵向北。‛只把‚半匹红峭一丈续，系向牛头充炭直!‛看似买炭，实是抢夺，而写卖炭翁只有一句:‚宫使驱将惜不得‛给我们留下了可想而知的话外音:他一定哀求了，哭喊了，甚至要拼命……可是他能向谁申诉呢?他无救无助，呼天不应，呼地不灵，连‚身上衣裳口中食‛的生存愿望都成了泡影，这一千多斤炭被无情的‚宫市‛夺走了，带给他多么深重的灾难，多么痛苦的、无可奈何的辛酸啊!

由以上所描述的卖炭翁孤苦伶仃—劳苦的形象—困苦的生活—悲苦的心境—运炭的辛苦，到卖炭被夺的痛苦遭遇，无一不照应诗前小序‚苦宫市也。‛这首诗就是通过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揭露了宫使的罪恶行径—正是宫使害苦了那些善良、勤劳的老百姓!品味《卖炭翁》，字字充满了苦涩。通篇无一‚苦‛字，但句句紧扣小序的‚苦‛字来着笔，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长恨歌》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８０６年），时作者３５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承，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长恨歌》共分三大段，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惊破《霓裳羽衣曲》‛共三十二句为第一段，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生活、爱情效果，以及由此导致的荒政乱国和安史之乱的爆发。其中开头八句写杨贵妃的美貌和被唐明皇所求得。明是唐皇而诗中却说‚汉皇‛，这是唐朝人由写古题乐府留下来的习惯。倾国：指倾国倾城的美女。御宇：指作皇帝，统治天下。从‚春寒赐浴华清池‛到‚不重生男重生女‛的十八句，写杨贵妃的受宠和由此形成的杨氏家族的豪贵。华清池：在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南的骊山上，上有皇帝的行宫，以温泉闻名。凝脂：比喻人的皮肤洁白光润。步摇：古代妇女的一种头饰。‚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废政事。‚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写杨贵妃被宠的程度，简直是形影不离。接着作者又用汉武帝宠爱陈阿娇，要为阿娇造一座金屋子的典故来比喻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杨贵妃一人受宠，杨氏族门立刻权势逼人。哥哥杨国忠当了宰相，几个姊妹都被封为大国夫人，争权斗富，不可一世。杜甫的《丽人行》就是写的这桩事。皇帝后妃也是人，也有情欲，这点与平民没有区别；但是皇帝手中有无尚的权威，他的情欲往往和这种无尚权威的运用密不可分。这就使他们的爱情效果与平民大不相同了。好色并不是了不起的罪过，但由好色而导致滥加封赏，使坏人窃弄权柄，紊乱朝纲，这就离亡国灭家不远了。所以我们评论帝王的爱情一定不要离开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及其社会效果。‚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这四句又和前面的‚从此君王不早朝‛相呼应，进一步描写唐明皇的迷恋声色，荒政误国。唐朝统治者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地掠夺劳动人民，使劳动人民陷于极度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中描写了一段唐明皇与杨贵妃在骊山上的享乐生活后，接着说：‚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又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伥难再述。‛正是因为统治集团如此昏庸腐朽，阶级矛盾又如此尖锐，所以当安禄山这个大野心家一旦发起叛乱，唐王朝这座炫人眼目的金字塔立刻就倾倒崩溃了。‚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正是形象地说明了这一过程。渔阳：郡名，郡治在今天津蓟县。这一带有时称渔阳郡，有时又称范阳郡。安禄山当时任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大本营就在渔阳。鼓：军中使用的乐器。渔阳鼙鼓，即指安禄山率领的造反军队；安禄山发动叛乱在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７５５年）十一月。霓裳羽衣曲：舞曲名，开元中来自西凉。据说唐明皇曾亲自对它进行过加工润色，并为之制作歌辞。杨贵妃进宫后，善为此舞。

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魂魄不曾来入梦‛共四十二句为第二段，写马驿兵变，杨贵妃被杀，以及从此以后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朝思暮想，深情不移。其中开头十句讲马嵬驿兵变。九重城阙：指首都。皇帝的宫庭有九道门，故称皇宫曰九重。烟尘：指敌警。千乘万骑西南行：指唐明皇等离长安往四川逃跑，事在天宝十五年（公元７５６年）六月。翠华：指皇帝的仪仗。西出都门百余里，其地即马嵬驿，在今陕西兴平西。六军：古称天子的军队，这里指唐明皇的卫队。不发：不再继续前进，这里即指兵变。当时乱兵先杀了杨国忠及杨贵妃的两个姊妹，又逼着唐明皇将杨贵妃赐死。花、翠翘、金雀钗、玉搔头：都是杨贵妃头上的饰物。‚黄埃散漫风萧索‛以下八句写唐明皇在前往成都的路上以及在成都的日子里对杨贵妃的思念。云：山中的空中通道。剑阁：即剑门关，古时陕西四川间的险要关塞，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峨嵋山：在今四川峨嵋县西南，不在由陕西入四川的路上，这里是诗人为强调川陕间山路艰难而漫加堆砌。李白《蜀道难》中有所谓‚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嵋巅。‛同误。‚天旋地转回龙驭‛以下四句写唐军收复长安后，唐明皇由成都回京再次经过马嵬驿时的见今思昔，对景伤情。天旋地转：指形势变化，唐军收复两京。事在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７５７年）九月、十月。龙：指唐明皇的车驾。不见玉颜空死处，只有空坟，而尸体不见了。从此故事增入神话色彩，当时有种传说，说杨贵妃已经‚尸解‛成仙而去。‚君臣相顾泪沾衣‛以下二十句写唐明皇回京后的见物思人，悲不欲生。信马归：听凭马自己行走，极言人心无绪的样子。太液：大明宫内的池水名。未央：汉代皇帝居住的宫殿名，这里借指唐代的大明宫。西宫：太极宫，唐人称之为‚西宫‛或‚西内‛。南内：兴庆宫。唐人称大明宫、太极宫、兴庆宫为三大内。大明宫是当时的皇帝唐肃宗居住的地方。已经退位的唐明皇回京后先后曾被安臵在太极宫和兴庆宫居住。梨园弟子：指昔日曾经侍奉过唐明皇的宫廷歌舞班子，据说唐明皇曾亲自教过他们排练。椒房：后妃居住的宫室，以花椒和泥涂壁，一取其香，二取其多子。阿监：太监。青娥：指宫女。以上两句分承唐明皇与杨贵妃，是说昔日曾经侍应过他们的人现在都已经老了。鸳鸯瓦：房顶上俯仰相扣的屋瓦。翡翠衾：用翡翠羽毛装饰的被子。以上层层铺陈，说明唐明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无物无景不在勾起他对杨贵妃的怀恋。

《琵琶行》

《琵琶行》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秋，时白居易四十五岁，任江州司马。白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先是任左拾遗，后又任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唐朝藩镇势力派刺客在长安街头刺死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御史中丞裴度，朝野大哗。藩镇势力在朝中的代言人又进一步提出要求罢免裴度，以安藩镇的‚反侧‛之心。这时白居易挺身而出，坚决主张讨贼，认为否则国将不国。白居易这种主张本来是对的，但因为他平素写讽喻诗得罪了许多朝廷的权贵，于是有人就说他官小位卑，擅越职分。再加上有人给他罗织罪名，于是贬之为江州司马。江州的州治在今江西省九江市。司马是刺史的助手，听起来也像是不错，但实际上在中唐时期这个职位是专门安臵‚犯罪‛官员的，是变相发配到某地去接受监督看管的。这件事对白居易影响很大，是他思想变化的转折点，从此他早期的斗争锐气逐渐销磨，消极情绪日渐其多。

第四篇：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中国古代文学教案

第一讲 宋辽金文学……………………………………………………2 第二讲第三讲第四讲

元代文学……………………………………………………29 明代文学……………………………………………………41 清代文学……………………………………………………59

第一讲 宋辽金文学

概

说

宋代分北宋（960—1127）南宋（1127—1279）两个时期，两宋三百多年间，还同时存在着辽（907—1125）、金（1115—1234）、西夏（1032—1227）等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宋辽金文学就是指两宋与辽金政权时期发生的文学现象。

一、社会概况

（一）北宋初期，战争平息，国家统一，广大人民得以安定地从事生产，农业、手工业都得到很大发展，商业大城市也相继出现。到北宋中期，便出现了社会繁荣局面。南宋初期，虽只剩下半壁江山，但由于人口大量南迁，富庶的江南成为南宋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社会也呈现了繁荣景象。两宋后期，由于朝廷和地主阶级加紧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纷纷破产，社会经济逐渐衰落。

（二）军事上，为了防止藩镇割据局面的重演，北宋政府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措施。除把精兵集中于京师外，又立“更戍法”，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些措施在防范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但却大大削弱了军队作战的能力，使它不能有效地抵制异族侵扰。

（三）政治上，重文轻武。从执政的宰相、主兵的枢密使，理财的三司使，到州郡长官，几乎都是文人担任。又多方增设官职，制定多种授官方法，形成一个庞大的享有优厚待遇的官僚集团，使人民负担沉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由于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分裂，形成对立的派别。在北宋有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在南宋有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互相影响。这种矛盾和斗争，一直贯穿在宋王朝的全部历史中。

宋代文学就是在上述社会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二、文学概况

（一）宋代文学，词的成就最高。它在题材、风格、手法的扩大演变上，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北宋初期的词是沿袭晚唐五代绮丽婉约的词风发展起来的。但晏殊、欧阳修的小令已开始摆脱花间词人猥俗和浮艳的习气，表现出清丽的词风。范仲淹的词较有气魄，别具一格。柳永、苏轼使词走上革新道路。柳永的贡献在于创造了慢词和与之相适合的铺叙手法，善用俚俗语。苏轼冲破了词为“艳科”的藩篱，在内容上，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题材，也采用词表达。形式上革新了词的语言，不拘音律，将词变成一种不再依附于音乐的新诗体。特别是在风格上，他在婉约派外别开豪放与旷达词风，对词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北宋后期的词，中断了苏轼开辟助道路。周邦彦注重格律，他以典雅工丽之词为没落王朝点缀升平，使词又回到脱离现实的道路上去。

南宋民族矛盾激化，在人民爱国热情普遍高涨的情况下，爱国主义文学出现了繁荣。著名词人张元干、张孝祥、刘克庄等都唱出了悲愤之音。女词人李清照的词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抒写国破家亡之痛，成为她这一时期词作的中心内容。辛弃疾是最杰出的代表，他用词表现抗金救国的意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南宋中叶以后，格律派词人姜夔等逃避现实，追求形式技巧，词的创作又走上狭窄道路。光辉的宋词遂逐渐衰落。

（二）宋诗重气骨，重理趣。有众多诗体、流派，更替涌现。如：北宋初王禹隅等继承白居易现实主 义的“白体”，林逋等写隐居闲适生活的“晚唐体”，杨亿等雕章琢句的“西岜体”等。欧阳修、梅尧臣、苏舜卿等要求诗歌“叙人情、状物态”，提倡清丽平淡，开始表现出宋诗的独特面目。此后、王安石、苏轼用诗歌抒发个人生活感受，表达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文艺见解，形成各自不同的风格。北宋后期黄庭坚提倡“点石成金”，形成“江西诗派”。到南宋，杨万里、范成大的诗篇，多描绘祖国江山风物。这—时期成就最突出的诗人，是富于爱国主义精神的陆游。“四灵派”、“江湖派”多抒发山水田园的情趣，社会意义不大。在南宋亡国之际还有一批爱国诗人，杰出代表是文天祥。

（三）宋代散文作品丰富，名家辈出。作家们师承韩愈“文道合一”的主张，而又有新的发展：以文章反映现实，指陈时弊。唐末八大家中的欧、王、三苏、曾等六家，其散文各有特点，都能表现出时代特色：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有汪洋恣肆的议论。文风平易自然，流畅婉转。还有许多作家，在散文创作上也取得了很高成就。欧阳修，苏轼，他们的许多名作，对明清两代的散文都有深远的影响。

（四）由于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还产生了新的文学形式话本。它是民间艺人“说话”的底本，内容大多反映市民阶层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最大的特点是它完全采用白话。宋代话本是我国白话小说的发端，对后来的小说、戏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辽在与汉人交往中受到汉民族文化的影响，君臣后妃不少人都能用汉文写诗，但作品流传极少。金继承了北宋文学的成就，出现了一批诗人。金元之际的元好问最为著名，他的诗以反映国破家亡的现实之作成就最高。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写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文字优美生动，是为人民所喜爱的一部现实主义杰作。

第一章

北宋词

一、北宋前期词人

北宋词可分为前后两期。初期词作基本上承袭五代词风；题材狭窄，或写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反映贵族士大夫闲适自得的生活情趣；体制上仍以短章小令为主，多用比兴手法，以抒情见长，风格绮丽，蕴藉含蓄。晏殊、欧阳修是其代表，并称“晏欧”。这一时期词坛上独树下帜的作家只有范仲淹。

（一）晏殊（99—1055），字同叔，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七岁能文，称神童。有《珠玉集》一卷。他在仁宗朝官至宰相，由于历官显要，生活豪华，其词内容不外流连诗酒，歌舞升平，现实意义。而他的一些描写离情和个人抒怀之作，在表现落寞惆怅之感的同时，却能以清新淡雅的语言写出含意较深的意境。并概括出耐人寻味的人生哲理。“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来”（《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便是这类词的佳句。

（二）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他的词数量较多，今存二百余首，有《六一居士词》。词风受南唐冯延巳影响较深，内容以写男欢女爱，伤春惜别者居多，同他的诗文相比，题材甚窄。但他的一些描写自己在政治上遭受挫折后的感慨之作，能注重心理刻画，极能显示出北宋前期小令的抒情特点。如“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临江仙》）。这类词在今昔对比中抒发人生感叹，风 格蕴藉深婉，已摆脱晚唐五代绮靡习气。特别是那些描写自然风光的词作，语言精美，色调明丽，意境清新。这些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都对后来词风的转变产生了影响，对北宋词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三）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宋初著名政治革新家。他的词作不多，流传下来的只有五首。但他在创作上能别开生面，用词来反映边塞生活，抒写政治怀抱，表现出开阔而深沉的意境。著名的《渔家傲》就是其代表作。这首词通过长烟落日、边声四起、千山重迭、孤城深闭等边塞景象的描写，写出了戍边将士的忧国之心。写得慷慨悲壮，气象开阔，格调雄放，开拓了词的新境界，被称男豪放派的先声。虽然如此，但因数量不多，在北宋词坛上不如晏欧影响大。

北宋前期婉丽词风形成的原因：

（一）宋初社会安定，都市繁华，为达官贵人享乐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词这种歌唱文体，不仅适合于贵族“娱宾遣兴”，点缀升平，也适合于广大市民阶层茶楼酒肆、秦楼楚馆中娱乐生活的需要。因此，北宋初期的生活环境是这种“香软”词风形成的社会基础。

（二）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看，来自民间的合乐词，适宜于表达缠绵感情。自晚唐五代以来即被视为“艳科，伪词，一向用来描写爱情艳事，反映富贵闲人的生活情趣。而“诗庄词媚”的观念在宋人中更为普遍，堪称为政治家的晏欧，他们却从不用所谓的“小道”、“诗余”的词来反映他们在诗文中所表现的重大题材。可见文人对词的社会功能的偏见，也是形成宋初词作题材狭窄风格婉丽的重要原因。

二、柳永

（一）柳永（9857-1050），原名三变，字耆卿，崇安（今福建崇安）人，是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作家。因仕途失意，他常常生活在歌女乐工当中，精音律，善作俗曲，被时人视为浪子才人。所著《乐章集》有词二百多首。

（二）柳永的词题材较为广泛，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描写都会风光、山川景物，反映市民生活。如《倾杯乐》、《迎新春》、《破阵乐》等。尤其是被人传诵的《望海潮》，它描写杭州街市的繁华和湖山的壮美，景象鲜明，引人入胜。这类题材在词中是前所未有的，它使词出现了较为新鲜的画面，对于认识当时城市的风貌也有一定的意义。

2、描写羁旅行役，抒发江湖流落的伤感。柳永一生仕途坎坷，生活困顿，常年流落江湖，奔波飘泊，因此写了不少穷愁感叹，离别怀人的作品，这是柳永词在艺术上最有特色和最有成就的部分。如《雨霖铃·寒蝉凄切》、《满江红·暮雨初收》、《八声甘州·对萧萧暮雨洒江天》等。在离愁别绪的描写中，寄托了他怀才不遇穷愁潦倒后的悲愤和失望心情。在手法上，他把汉魏乐府古诗中游子思妇的题材与晚唐五代以来在词中对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描写结合起来，写得情深意切，凄楚悲凉，缠绵悱恻，生动感人。

3、描写歌妓的生活、思想以及自己的缠绵感情。这类词数量最多。由于他一生中多与歌妓们流连往返，深刻了解她们受凌辱受践踏的痛苦，因此能以同情的心情去写她们渴望自由要求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如《迷仙引》等。这些词写得感情真挚，委婉含蓄。这一部分词中，有的也流露了淫靡颓废的情调，是应当加以剔除的糟粕。

（三）柳永词在艺术表现上有明显的特点：

1、善用赋的手法，层层铺叙，恣意渲染。柳永词以铺叙见长，且能把写景、叙事、抒情融成一片，极大地增强了词的表现力。如《雨霖铃》，上片记别，从日暮雨歇、送别郊外、设帐饯饮，到兰舟催发、泪眼相对、执手告别，依次写来，有人物、有沽动、有情节，把离别的场面和离人情怀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署名的钱塘词《望海潮》中。更发挥了他用赋的手法写词的长处：上片以“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的描写，从三个方面铺叙了杭州人口众多，江堑雄伟，市肆豪华的盟况。下片咏西湖，更从湖山全景、四时风光、昼夜笙歌、湖中人物四个方面来写。这种铺叙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词这一体制能容纳更为丰富的内容，而且由于对描写对象作多角度、多侧面的描写，从而产生了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2、语言平易浅近，不避俗词俚语。宋人论词有雅俗之辨。柳永不喜用典和华丽的辞藻，善提炼俚俗语，以“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如《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几乎全用口语写成。柳永词浅近如话，近于秦楼楚馆之曲，然又能俗不伤雅，词中多有佳句。如“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望海潮》），古今传诵，经久不衰，深为大众喜爱，故有“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之誉。

（四）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转变词风的词人，对宋词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扩大了词的题材。他把词从小庭深院引向市井都会、山程水驿。柳永词中虽然女子相思之作占很大比重，但毕竟出现了一些新的内容。如《望海潮》表现都市的繁华，山川秀丽；《雨霖铃》写羁旅愁怀等，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画面，为后来词人的创作开拓了新的领域。

2、发展了词体。柳永“变旧声，作新声”，大量创制慢词，为后来词家提供了可以容纳更多内容的新形式。《乐章集》中，慢词占十之七八。自柳永以后，写长调作慢词蔚然成风，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3、提高了词的表现技巧。柳词的铺叙和白描手法以及俚俗语言的运用，表现出很高的技巧，对后世作家创作影响深远。

三、北宋后期词人

北宋后期的词坛婉约词又占统治地位。在此之前，虽然苏轼对词进行了多方面的革新，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开创了豪放词风，但后来的词人并没有沿着苏轼所开拓出来的道路前进。由于词坛上传统的观念还较深固，同时，在当时统治阶级醉生梦死的享乐生活影响下，社会风气日益腐朽，因此词人们把词的创作又引回到宋初的内容狭窄的老路上去，以酒色和风花雪月为主要描写对象。北宋后期词人还多在艺术技巧上下功夫，他们讲究音律，注重格律，并继承和发扬了柳永的长调慢词。周邦彦被称为婉约派的集大成者，是格律派的创始人。他写词既重格律，字句上又刻意雕琢，要求典雅精工，对南宋专重音律的格律派词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秦观（1049—1100），字少游，高邮（今江苏高邮）人。其《淮海词》四十卷，有词一百余首，多婉约清丽之作。他的词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描写爱情和相思。他多写自己与歌妓舞女的交往、依恋，用谐婉的音律，淡雅的语言抒发真挚深沉的感情，渎来哀婉动人。《满庭芳》系这类题材的代表作。著名的《鹊桥仙》还借牛郎织女的神话故事，歌颂纯洁坚贞的爱情。其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两句，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秦观词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抒发自己贬谪飘零的愁苦，表现惆怅落寞的心境。如在流放途中写的《踏沙行·雾失楼台》。这类词委婉含蓄地表现自己的忧愁和悲痛，带有浓厚的伤感情调。

秦观词内容比较狭窄，除了写情就是写愁，很少反映社会现实。其词的主要价值在于艺术上的成就。他善于通过凄迷的景色，婉转的语言来表达感伤的情绪，在写景抒情的技巧上有许多成功之处。他是北宋婉约派的代表作家，被后人称为“婉约之宗”。

秦观虽是苏门四学士之一，但他写词不师苏轼，而颇近柳永。以其《满庭芳》为例：

山抹微云，天粘衰草，画角声断谯门。暂停征棹，聊共引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解，罗带轻分。漫赢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这首词的内容和意境都和柳永的《雨霖铃》相近。苏轼就曾况过：“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可见柳永对秦观确实有很大影响。

但秦词和柳词还是有不同特色。首先是柳词善于铺叙。《雨霖铃》写别情，作者从离别前的难分难舍，写到离别后的远行，离别后的孤凄，离别后的伤情。通过“念去去”、“今宵”、“此去”这几番设想，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自古伤离别的多感情怀。秦词则善于细腻地描写，《满庭芳》通过“暂停征棹”、“共引离尊”、“香囊暗解”，“空惹啼痕”等具体描写，把离别时的留恋和伤感尽情挥洒出来。其次是语言的运用上也显示出不同风格。柳词语言近于口语，浅近谐俗，即使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千古传诵的名句，也明白如话。秦词的语言则较典雅精工，如开头两句“山抹微云，天粘衰草”中的“抹”“粘”二字，非常精炼生动，受到历代评论家的赞赏。

（二）贺铸（1052—1125），字方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有《东山词》。他的创作在题材和风格上都较秦观丰富多采。贺铸词以婉约为主，兼具豪放的一面。他的一些小词，情思缠绵，风格和秦观相近。《青玉案》写闲愁，其中的“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三句，连用三个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来比喻抽象不可捉摸的闲愁，新奇警策。给读者以深刻的感染，是时人争相传诵的名句。他的一些咏史、怀古、抒愤、言志之作则是另一种风格。长调《六州歌头·少年侠气》上片写少年时期的游侠生活和豪放性格，下片写仕途失意报国无门的苦闷心情。“不请长缨，系取天骄种，剑吼西风”几句，以豪迈奔放的语调，抒发了有心报国无路请缨的抑郁情怀，激愤悲凉，豪放词风。

贺铸和秦观在宋词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秦观上承柳永，下启周邦彦：贺铸则可看作是从苏轼到辛弃疾的一个过渡作家。

（三）周邦彦（1056—1121），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杭州）人。有《清真词》，他是北宋词坛上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因为他精通音律，又善作词，宋徽宗任他为“大晟府”提举官，为王朝制礼作乐。他的词多写风月艳情和羁旅闲愁，既表现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了腐朽王朝土大夫们纵情声色的需要，而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较为可取的是一些羁旅行役和怀古、写景的作品。如《苏幕遮·燎沉香》写风荷的神态，抒发思念故乡的感情，·写得清新淡雅，疏朗明快。《满庭芳·风老莺雏》写飘流生活中的苦闷心情，字句精巧，形象鲜明。但总的说来，周邦彦词的思想内容显得苍白与空虚。

虽然周邦彦的词在思想上缺乏积极因素，但在艺术技巧上却有很高成就。

1、工于描写。周邦彦的词常用细腻的笔触写景状物，形象鲜明，生动传神。《苏幕遮》写荷塘景色时，“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几句，不仅写出了水面上的片片荷叶的清润町爰，还生动地描绘出在晨风中伸展着腰肢一一挺立在翠波间的荷花的丰姿，使人仿佛看到了那些充满生机的出水芙蓉的形象。确是传神的名句。《满庭芳》开头，“风老莺雏，雨肥梅子，午阴嘉树清圆”几句，写莺雏在春风中 成长，梅子在春雨滋润下肥大起来，和树木在阳光照射下阴影的清晰、圆正，构成了一幅明丽的初夏风光的图景、给人留—F了荚好的印象。“老”“肥”二字、不仅写了莺雏和梅子，还写出了春风的和煦和细雨的知时，引起人们无限的联想，真是绝妙入微，2、善于铺叙。周邦彦继柳永之后多写长调，也多用铺叙写法，并有所发展和创新，他不象铆永那样平铺直叙，一览无余，而是讲究曲折、回环的审美效果。如《夜—琶鹊·别情》写和女友分别时的情景和心绪。上片从送人写到送行的夜景，和离筵将散时“探风前津鼓”，花骢也懂别恨“亦自行迟”。下片写归途，道路漫长，“人语渐无闻，”经过分手处落花盖住了友人遗钿，斜阳最草，景象凄凉。最后以徘徊于饯别地遥望友人去处以寄深情作辖仑词层层铺叙，层层深入，回环往复，令人回味无穷。

3、精于音律。周邦彦精通音律，能自度曲。他不仅整理了一些没有定型的古调，还创制了许多慢曲、引、近，犯等新调。周邦彦的词在字音上不仅讲究平仄协调，有时还严守四声。因此，他的词格律严整，音调和谐。这是周邦彦词艺术上的特点，也是他对词的重要贡献。

第二章 宋代诗歌

宋代的诗歌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它与唐诗一道，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种基本类型。宋诗与唐诗最大的区别在于，唐诗重“象”，宋诗重“意”；唐诗是诗人之诗，宋诗是学者之诗。这就是说，唐诗重在描绘形象、意象，通过形象、意象的描绘来表现情感思想，与此特点相联系，唐诗意境鲜明、情寓于象，语言简洁，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例如李白《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描写的是瀑布本身的形象，为人们展示了瀑布的具体情形，从中透露出对庐山瀑布的喜爱之情。宋诗则侧重于直接表现情感、思想，“象”的描绘是次要的。因此，宋诗往往多议论，语言也不像唐诗那样简洁凝炼，表现也不太含蓄。例如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庐山的具体面目没有描绘出来，侧重表现由看山引发出来的哲理性思考，发人深省。唐诗基本上能做到用诗人自己自然平易的语言来表达，宋诗则往往用典故和前人的话来表现，因而宋代的诗人首先是学者。宋诗因为与唐诗不同，所以长期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其实，言理、言情无关紧要，关键是能将诗写好。认定唐诗才是好诗的观点是十分狭隘的。春兰秋菊，各极一时之秀。以唐诗为正宗，或以宋诗为正宗，都有碍于对中国古代诗歌的认识。

一、北宋初中期诗

宋初诗坛，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有所谓宋初三体之说。一以当时的一些达官贵人如徐铉、李昉等为代表，以白居易为师，诗风平易浅俗，是当时的主流诗歌，此为白体诗。一以稍后的杨亿、刘筠、钱惟演为代表，以李商隐为师，辞藻华丽，讲究用典，是白体之后的诗坛主流，因诗集《西昆酬唱集》得名，此为西昆体。一以魏野、林逋等隐士为代表，以贾岛、姚合为师，多用白描手法写隐逸生活，诗风清苦，此为晚唐体。宋初三体内容上均离政治、社会较远，形式上多为近体诗。北宋初期中比较优秀的诗人是王禹偁。他的诗早期学习白居易的闲适诗，因此多平易浅近之作。中晚年由于被贬，诗风也因此大变，改为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和杜甫诗歌，因而具有较多的现实内容，表现的情感也比较真实感人。代表作有《对雪》、《感流亡》等。宋仁宗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为代表的诗人，对诗歌进行了改革，将诗歌引入了新的方向。他们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多写古体诗，拉近诗歌与政治与社会的距离，在艺术上进行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新的尝试。

（一）欧阳修

欧阳修在这一时期的诗歌改革中虽不是先行者，却是影响最大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创作成就，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身居高位的优势。他的诗，就内容来说，各类题材都有，但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作品，例如《食糟民》、《答朱案捕蝗诗》、《答杨子静两长句》。这些作品表现了一位士大夫的可贵良知。就艺术而言，欧阳修的诗已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在这一点上，他是有意学习模仿唐代诗人韩愈。例如《洛阳牡丹图》、《吴学士石屏歌》等，已初步表现出宋诗重“意”的特点。他的一些诗写得平易疏畅，如《戏答元珍》，这首诗作于被贬夷陵之时，从语言来说，可谓平易通畅，但其中的达观情怀却是以往的贬谪之作中很少见到的。而这也正是宋诗的特点之一。欧阳修诗从整体上看，写得平易疏畅，不用典，既不像白体那样浅俗，也不像晚唐体那么寒酸。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二）梅尧臣

梅尧臣是北宋中期比较早地有意识纠正西昆体诗风的诗人，与欧阳修来往较多。他的诗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他的很多诗是关于政治和民生疾苦的。例如《田家》、《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等。这些诗歌对于拉近诗歌与政治、社会的距离，增强诗歌的严肃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汝坟贫女》这首诗的小序说：“时再点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者百余人。自壤河至昆阳老牛陂，僵尸相继。”可见是为冻死的军人而作，杜甫“路有冻死骨”的描写又复现诗歌创作中，“三吏”、“三别”的精神又得到了体现。这在晚唐至北宋初的诗歌中是很少见的。

第二，他在扩大诗的题材上作了新的尝试，将一些过去不入诗的事物、现象写入诗中，如丑而老的妓女，不雅的虱子、跳蚤、乌鸦等。这些作品虽然没有多少美感，但对开拓诗的表现领域，纠正西昆体的所谓高雅大体，是起了积极的作用的。

第三，他的诗总的风格是平淡。这种平淡风格的取得，是与他多写琐碎题材、多表现自然淡远的意境、多运用平淡的语言分不开的。这也是对西昆体华丽典雅的一种纠正。

（三）苏舜钦

苏舜钦在诗歌上与梅尧臣齐名，人称苏梅。苏舜钦与梅尧臣有很多相似之处，诗歌也常写当时的政治、社会问题，如《庆州败》、《吴越大旱》等。但是，无论表现哪方面的内容，苏舜钦在风格上与梅尧臣都迥然不同。如《庆州败》这首诗对北宋朝廷和军队的讽刺嘲笑，可谓淋漓尽致，毫不留情，这种大胆直露，是梅尧臣诗里所没有的。即使是写景，苏舜钦也表现出一种豪气，如《淮中晚泊犊头》既鲜明如画，又意境阔大，精致之中不乏豪气。欧阳修说：“圣俞、子美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其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六一诗话》）道出了两人的特点。

二、北宋中后期诗

宋诗重“意”的特征在欧阳修、梅尧臣以及苏舜钦的诗歌上已初步表现出来了，到了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的诗歌中，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了。特别是苏轼和黄庭坚，更是将这种重“意”的特征发挥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宋诗的学者化倾向到这时也表现得非常典型了。

（一）王安石

王安石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以退居江宁为界，王安石的诗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的王安石主要是一位政治家，因此，这一时期的诗，往往与政治、社会有紧密关系，表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高度关注。例如《河北民》反映了边境农民遭遇大旱时的困苦。其他如《感事》、《省兵》、《收盐》等，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一时期的诗歌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艺术上不事修饰，多议论，少含蓄，锋芒毕露，以文为诗。这些特点即使在咏史这样的题材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明妃曲》这首诗写的是王昭君的故事，但诗中颇多议论，既为毛延寿平反，又将讽刺的矛头指向了封建皇帝，十分大胆直露。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可以称为政治家之诗。

退居江宁后，王安石的诗进入了后期。他的诗风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离了政治、社会，多写山水自然。形式上以绝句为主，很少长篇古体；艺术上讲究炼字、对仗，意境优美含蓄，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后人将王安石这一时期的诗风称为“半山体”。如《书湖阴先生壁》、《泊船瓜洲》等。前一首“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中的“护田”、“排闼”均取自《汉书》，因而是“用汉人语对汉人语”；后一首“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向来是炼字的典范。这两首诗在用字、对仗上均下了极大的功夫，但表面看来并无奇特之处，真正达到了他赞美唐人张籍的“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境界。《石林诗话》卷上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若经檃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王安石这类诗对后世的影响远远大于前期诗歌。

（二）苏轼

宋代诗人中，成就最高的当属苏轼。苏轼的诗题材极为广泛，涉及社会、自然、艺术、宗教以及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既有政治诗、题画诗，又有写景抒怀、咏物言志之作。他的政治诗如《吴中田妇叹》、《荔枝叹》等，表现了对统治者的批评和对人民疾苦的同情；题画诗如《题王维吴道子画》等，表现了他精辟的艺术见解。当然，最值得注意，同时也是数量最大的是写景抒怀诗。这一类诗集中表现了苏轼的艺术个性，也代表了苏轼诗歌的最高成就。

苏轼的写景抒怀诗，并不是只由写景和抒怀这两种要素构成，而是将写景、叙事、抒情、言理等揉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一个景、事、情、理相统一的艺术世界。他的这类诗集中表现了人生、景物的变幻，并用哲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这种变幻。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两首诗均表现了人生的变幻，一方面对这种变幻深感无奈，另一方面又跳出这种变幻，站在变幻之外看变幻，因此，诗中表现出来的主要不是人生的悲哀感，更多的是对人生的哲理性感悟，如《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般而言，诗中言理容易流于枯燥乏味，苏轼的诗说理虽多，却令人爱不释手，可读性极强，原因在于：

第一，他并不是单纯地说理，而是将情、理、事、景融合起来，理从事出，理从景出，并且理在情中。例如《和子由渑池怀旧》开头两句“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既是说理，从中流露出来的人生感叹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抒情。理与情乃是由渑池所见之景及经历之事触动而发。

第二，苏轼具有一种“触处生春”的本领，因而将诗写得生动异常，富有美感。这种“触处生春”的特点一方面表现在他能从极平常的日常生活现象中发掘出深刻的道理，例如《题西林壁》；另一方面表现在他能通过新鲜的比喻将难言之事、理、感受等非常形象地写出来。例如“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比喻。另外，苏轼诗也写得诙谐幽默，妙趣横生。例如《纵笔三首》之一：“寂寂东坡一病翁，白须萧散满霜风。小儿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白须萧散而功业无成，本是沉重悲痛之事，在他笔下却呈现出喜剧场面，这与中国古代诗歌“惟以悲哀为主”的传统是大不同的。苏轼诗写得才气横溢，灵光四射，读来毫无陈腐气，且又极重“意”，文化底蕴十足，所以一向被认为是宋诗的代表。

（三）黄庭坚

在宋代，黄庭坚被认为是与苏轼并驾齐驱的诗人，所以有“苏黄”之称。黄庭坚之所以能在宋代诗坛上占据重要的地位，产生广泛的影响，一是因为他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诗歌创作理论，二是因为他诗歌本身的成就，三是因为在他的影响下产生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江西诗派。

黄庭坚诗歌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阐明了具体的写诗办法，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黄庭坚认为，“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可见，他是主张创新的，一般的诗歌理论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怎样才能创新？一般人总强调要广泛学习，转益多师。让人难以找到具体的突破口。黄庭坚则认为，可以通过“以故为新”来实现。“以故为新”的具体办法就是“夺胎换骨”，即“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冷斋夜话》卷一引）。这就意味着创新是建立在对前人作品的加工改造上，一是不改变前人作品的意思，但用新的语言来表达；一是袭用前人的语言，但表达的是新的意思。此外，他还对诗歌句眼的设置、句律的运用、章法的安排等发表了具体的意见。这样的办法虽然不算高明，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切实可行，而且立竿见影，对学诗者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因此，它与一般的泛泛而谈的诗歌理论是不同的，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黄庭坚的诗歌创作在宋代也是别具一格的。从内容来说，黄庭坚的诗不像他以前的宋代诗人那样比较关注政治、社会问题，而更多的是写景、酬唱，抒发内心感受。

艺术上，黄庭坚的诗具有多方面的特点：

一是用典多。他认为：“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既然作为榜样的杜甫、韩愈都是“无一字无来处”，他自己作诗就可想而知了。例如他那首著名的《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几乎一句一典，但用得灵活机智，言外有意，令人佩服。他的另一首名作《寄黄几复》算是写得比较平易的，但其中也多处使用了《左传》及《史记》中的典故。二是务新求奇，为人所不为。黄庭坚在诗歌上不肯蹈袭前人，力求在格律、节奏、意境、结构以及修辞手法等各方面都自创一格。例如，诗歌格律形成已 久，已成定规，他则有意多用拗体，打破定规。五七言诗的节奏也已形成传统，但他却用读来拗口的节奏，例如《题竹石牧牛》中的“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三是具有一种独特的幽默诙谐感。黄庭坚是公开主张诗歌可以“打诨”的，因此，他将诗的娱乐特性发挥到很高的水平。在这一点上，他与苏轼很接近。

宋代的诗，从王安石开始，重视学问根基，强调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这种倾向到了黄庭坚时，可以说达到了高峰。

南宋初，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将黄庭坚、陈师道等二十余人列为江西诗派。江西诗派是在黄庭坚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他们的创作具有与黄庭坚类似的众多特点，是宋代影响最大的诗派。江西诗派的诗人中，除黄庭坚外，特色较鲜明，影响较大的是陈师道。

三、南宋初中期诗

南宋初中期的诗歌以南宋四大家为主。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

应该指出的是，在四大家之前，还有一批所谓的“南渡诗人”，即从北宋到南宋初的诗人，他们以陈与义、曾几为代表，其特点是由于“靖康之难”的影响，突然改变了诗风，诗中的爱国情绪表现得十分强烈。这对以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诗风有直接影响。

（一）杨万里

杨万里早期也受江西诗派影响，后来才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有少部分与政治、社会有关，如《怜农》、《初入淮河四绝句》等。但更多的是以自然和日常生活为题材，从而形成了独具风格的“诚斋体”。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善于发现和捕捉自然和日常生活中一般人没有注意和描写的富有情趣与美感的景象。例如：“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乱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六首》之五）“柳条百尺拂银塘，且莫深青只浅黄。未必柳条能蘸水，水中柳影引他长。”（《新柳》）诗中所写的这两种情况在以前的诗中是很少见到的，而杨万里则专门注意这方面的情况，读来妙趣横生，颇有新鲜感。第二，语言上不用典，不避俗俚，平易自然，雅俗共赏。杨万里的诗既有通俗如“拖泥带水”、“手忙脚乱”之类的词语，又有典雅庄重的句子，读来基本上没有语言障碍。这与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喜欢掉书袋用典的作风是完全不同的。第三，风格幽默风趣。在这一点上，杨万里与苏轼、黄庭坚有类似之处。所以有人说，无趣不成诚斋诗。例如《插秧歌》全用对话体写成，将农夫比喻成战士，令人发笑。

诚斋体的出现，为宋代诗坛吹进了一股新风，它对后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二）范成大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吴郡（今江苏吴县）人。他的仕途比较顺利，曾任中书舍人、四川制置使、参知政事等，后以病退隐苏州石湖。有《石湖居士集》。

范成大早期的诗也是江西风格，中年以后才有所变化。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政治、社会问题的，如《催租行》、《后催租行》；也有些表现了当时的民族矛盾，如《州桥》等。范成大退隐以前的作品虽然写得 11 很多，但没有形成特殊的风格，真正给他带来声誉的是退隐苏州石湖后写的作品，其代表作是《四时田园杂兴》。

《四时田园杂兴》共60首，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突出的贡献在于全面地表现了农村的各个方面。在范成大以前，描写田园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等为代表，主要表现田园的优美宁静和文人的隐居之乐；一类以《诗经》中的《伐檀》等为代表的所谓现实主义作品，主要表现农村中农民生活的困苦。范成大的可贵之处是将这二者结合起来了，因此《四时田园杂兴》中既有农家景物、风俗、岁时，又有农民的劳动、苦难。例如：“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惟有蜻蜓蛱蝶飞。”“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这些诗单独就某一首看，不足为奇，合在一起，则具有独特的价值。所以有人称范成大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

（三）陆游

陆游一生写了大量诗歌，是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爱国主义诗人。

与南宋初、中期的其他诗人一样，陆游早期也受了江西诗派的影响，只是到了后来，他才自创面目，自成一家。从内容来说，陆游的诗主要有两类，一类表现民族意识和爱国感情，一类写景物和日常生活。这两类作品在艺术上也有不同的特色。毫无疑问，第一类是陆游诗歌的主旋律。这类作品很多，总的来看，主要由两方面的主题构成，一方面是表现许身报国、恢复中原、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一方面是表现壮志难酬的苦闷、报国无门的悲愤。这两方面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例如《书愤》这首诗既有对往日壮志豪情的回忆，也有对今日功业无成的悲叹，今昔交织，读来令人感叹唏嘘。类似的作品很多。

这一类作品具有浪漫主义的突出特点：

第一，往往借助于梦境的描写来表达恢复中原的愿望。例如《九月十六日夜梦驻军河外遣使招降诸城觉而有作》、《五月十一日夜半梦从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这类诗，据清人赴翼统计，达99首之多。

第二，往往不对某一事物作静态细致的描绘，而是注重自我情感的宣泄。例如《金错刀行》，诗中固然有“黄金错刀白玉装，夜穿窗扉出光芒”、“南山晓雪玉嶙峋”之类看起来比较客观的描写，但只是粗线条的描述，而且在全诗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描写，全诗的重点在于诗人情感的直接渲泻。类似的写法还有《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

第三，语多豪壮。如《长歌行》等。这些特点构成了陆游诗豪放浪漫的风格，接近唐代诗人李白，陆游也因此有了“小李白”之称。如《长歌行》，诗中的豪气、豪情令人感动，超凡的行为更是罕有其匹。陆游的第二类诗以描写日常生活及景物为主，也颇具特色。诗人往往从平常的景象中体悟出特别的意味，因此写得意境优美，耐人寻味，在平淡自然的风格中，时常可见对语言的精心锤炼。例如《游山西村》、《剑门道中遇微雨》等。这一类诗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四、南宋后期诗

从南宋初期开始，就已经有诗人有意摆脱江西诗派的影响，如南宋四大家，但因他们出生较早，未能完全奏效。南宋中期以后，随着新一代诗人的出现，他们已完全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使诗歌重新回到唐 12 诗的道路上去了。这些诗人主要是永嘉四灵及江湖诗派。不过，他们所回归的唐诗，并非李、杜或其他诗人的诗歌，而是中晚唐以贾岛、姚合、许浑为代表的诗歌。

（一）永嘉四灵

永嘉四灵。指的是浙江永嘉（今温州）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字灵芝）、翁卷（字灵舒）。他们的诗以贾岛、姚合为宗，多为近体，喜用白描，不用典，主要描写山水自然和自我感受，境界狭窄，讲究苦吟，诗风单一。例如：

一天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闲上山来看野水，忽于水底见青山。（翁卷《野望》）黄梅时节了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赵师秀《约客》）

这两首诗算是四灵作品中的优秀之作，但还是显得小气。

（二）江湖诗派

江湖诗派是稍晚于四灵，并受四灵影响的一个诗派，因作品多收入《江湖集》而得名。他们多为落第文人、江湖清客。诗风不一，有的粗犷豪放，有的幽静清苦，有的新奇，有的旷达。代表人物主要有刘克庄、戴复古、方岳等。

南宋末年，随着抗元形势的日益恶化，出现了一批爱国诗人，如文天祥、汪元量、林景熙等。他们的诗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情感真挚，感人至深，成为宋代诗歌的最后一道光辉。

第三章

苏轼

一、苏轼的生平与思想

（一）苏轼的生平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出身在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家庭，少怀大志。二十一岁考取进士，受到主考欧阳修的赏识。踏入仕途后，历尽坎坷，几次遭贬，还被下过狱，在政治上很失意。

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宰相推行新法时，苏轼上书神宗，反对新法。由于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在激烈的党争中，感到无法在朝中任职，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后又任密州、徐州、湖州刺史。这期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神宗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前此所作的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苏轼。在狱中经过五个月的残酷折磨，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次变故，对苏轼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很大影响。他在黄州筑室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与田野父老时时相从”。为排解内心苦闷，他这时更多地接受了佛老思想的影响，希望从中寻求解脱。他的许多名篇多是在贬官黄州以后写成的。

元丰八年（1085），哲宗即位，起用旧党，苏轼被召回朝，相继任礼部郎中、翰林学士等职。这时司马光任宰相，要废除一切新法，苏轼又提出反对意见，主张新法“不可尽废”，因而遭旧党排挤打击，再次外调杭州。元祜八年（1093）新党得势，苏轼遭到更严重打击，被贬惠州、琼州（海南岛）。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苏轼才遇赦北归。次年死于常州途中，时年六十四岁。著作有《东坡全集》——百多卷。

（二）苏轼的思想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是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从儒家思想出发，他一生关心国家命运，积极从政，宽简爱民，但当政治上受到挫折时，受佛老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出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态度。这种复杂思想，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明显的反映。

二、苏轼的词

苏轼的词在我国词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对词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晚唐五代以来，作为、“小道”、“艳科”的词，主要写男女爱情：离愁别绪。苏轼突破这一藩篱，给词增添空前丰富的内容。凡咏史、怀古、感旧、悼亡、记游、说理等诗文所能写的内容，他都引入词中，使词的题材无所不包，反映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的雄壮场景，下片写要求出战的强烈愿望，塑造了一个爱国壮士的形象，抒发了诗人的爱国豪情。《念奴娇·赤壁怀古》通过对祖国壮丽河山的出色描绘，传达出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无限倾慕与向往，抒发了自己早生华发而功业未就的无限感慨。意境恢宏，情调激昂，成为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则是咏月而兼怀人的名篇。诗人由对人生的思索写到悲欢离合的感叹，表现了热爱生活、怀念兄弟的心情，既有飘逸邈远的意境，又有深刻的人生哲理。这样的内容，在前人词作中是很少见的。

还有些题材则是苏轼第一次把它们引入词中来。如对农村风物的描写（《浣溪纱 徐州石潭谢雨道亡作》），对亡妻的悼念（《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等。这都说明苏轼的词在题材内容上有新的开拓。

（二）转变了词风。苏轼在婉约正宗之外，别立豪放一派，表现了新的风格。㈠I：城子·密州出猎》慷慨激昂，充满爱国主义激情。《念奴娇·赤壁怀占》激情奔放，气势磅礴。《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境界开阔，飘逸洒脱。这些具有豪放风格的词作，为南宋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开出了新路。

苏词也有婉约之作，有的写得幽怨缠绵，有的写得明丽清新，表现出多种多样的风格。

（三）突破了音律的束缚。词为了配合音乐而歌唱，它的格律往往比诗还严。苏轼的词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就突破了音律的限制。李清照曾批评苏轼的词不协音律，实际上他不是不懂音律，“豪放，不喜剪裁以就音律耳”。（陆游《老学庵笔记》）

（四）语言上的创新。苏词语言清新朴素。他多方面吸收古人语言精华，还运用典故、口语、虚字入词，丰富了词的表现力。

三、苏轼的诗

（一）苏轼的诗现存二千七百多首，大致可分四类：

1、政治讽谕诗。这类诗揭露了黑暗政治，反映出人民的苦难生活。如《荔枝叹》，揭露了历代帝王穷奢极欲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抨击当朝权贵媚上邀宠的可耻行径，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同情。《吴中田妇叹》则写谷贱伤农，揭露了新法的某些流弊。还有的诗或反映赋税的繁重，或谴责官吏贪鄙，·都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矛盾，表现了诗人敢怒敢言的抗争精神。

2、景物诗。这类作品数量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诗人在描绘自然景物方面，善于捕捉住景物瞬间的形象，用艺术手法再现客观景物的情态。如《饮湖上初晴雨后》，写杭州西湖的风云变幻，生动地再现了西湖的风姿。还有的诗，把寻常的景物写得精警动人。如《有美堂暴雨》，通篇写暴雨的形象，气势雄浑，豪犷奔放。更多的景物诗则倾注了诗人的生活情趣。如“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安 国寺寻春》）展示厂自然界的勃勃生机，抒发了诗人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

3、题画诗。苏轼写了不少题画诗，有的摹写画意，有的品评作品，都是诗情画意高度结合的艺术珍品。如《惠崇〈春江晚景〉》，诗人以生动的诗句，再现了江南生机勃勃的仲春景色，给人以美的享受。《王维吴道子画》则不仅再现了王、吴两幅风格截然不同的画面，还表达了自己的美学观点，也写得诗意盎然。

4、理趣诗。苏轼的理趣诗往往通过一种景象描写来说明一种人生哲理。著名的《题西林壁》借写庐山的雄伟多姿，说明了一个旁观者清的观察事物的道理，给人以深刻的启示。《慈湖峡阻风》以自然界“何处不歧岩”来说明人生道路上处处有艰险，读起来也韵味无穷。

（二）苏轼诗创作特点：

1、以文为诗，富于理趣。首先表现在章法上的散文化，如：《金山寺》在构思上明写江水，暗写思乡，而结构上则直叙游历，由游金山寺之所思、所见、所感三部分一气呵成。《百步洪》的铺排景物，《吴中田妇叹》的直陈时事，皆是散文章法与笔法。

其次表现为喜发议论，谈哲理。宋诗善言理，苏轼诗更为突：出。如《题西林壁》，《渑池怀子由》、《于潜僧绿筠轩》等篇，或讲认识事物的道理，或抒发人生来去无定的感慨，或讲品德情：操，这些议论皆寓于形象之中，取譬精当，生动警策，发人深省。

2、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苏轼大量的咏物诗和抒发个人感慨的优秀诗篇，在手法上多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奇妙的比喻以创造优美境界，增强艺术效果。如《饮湖上初晴雨后》中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即通过新奇的比喻唤起人们的联想，以想象中的天然美为湖山增色。再如《百步洪》，连用七个比喻来状船行之快，使诗的形象飞动鲜明。诗人正是通过这些丰富的想象和贴切的比喻，把读者带进了美丽神奇的浪漫主义境界。

3、风格多样，平易自然。苏轼诗题材广泛，兼备各体。他的七律、七绝精美明快，清新活泼；古体和七言歌行淋漓酣畅，雄浑豪迈；晚年小诗更显潇洒清淡。而各体诗的共同特点是不假司雕饰，不事华艳，往往脱口而出，平易自然。

四、苏轼的散文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多方面汲取前代谓各家散文优点，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的独特风格，他的散文可分为两大类：

（一）非文学性散文，主要指政论、史论。这类文章，明晰透辞，雄辩滔滔，旁征博引，翻新出奇，文笔纵横恣肆，挥洒自如，如《教战守策》，文章主要阐明应居安思危，教民习武以备战守的道理。开头明确提出当今生民之患“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紧接着就援引历史事实，并以养身之道为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而后说明战争的不可避免，令人信服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上张。文章说理透辟，论证充分，引古证今，雄辩服人，充分体现苏轼议论文的论辩特色。他的史论文章还常摆脱传统说法，提出新的见解。如《留侯论》，认为张良能辅汉并非神书之力，是因能有所忍，终于成就人事。《贾谊论》则认为贾谊的怀才不遇，是因为他不能“自用其才”。这都具有新意，表现了作者独到的见识。

（二）文学性散文，即记叙抒情文，包括书札、杂文、小品、小赋等。这类文章大都是叙述、描写和议论错杂并用，信手拈来，漫笔写成，生动飘逸，浑洒从容，最足以表现苏轼散文“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等特色。如《石钟山记》，结合探求石钟山得名的原因，生动地说明了事情需要目见耳闻，不能只凭主观臆断的道理。而对月夜石钟山下阴森逼人的景色描绘，也很有特色。《喜雨亭记》则由破题开端，“亭以雨名，志喜也。”然后叙述无雨时之忧愁和得雨时的欢乐，把“喜”“雨”“亭”三层意思发挥得淋漓尽致，构思新颖，文笔轻松，意思层出不穷。’《记承天寺夜游》是一篇脍炙人口的抒情小品，全文不足百字，但却绘形、绘影、绘色地描写出一个明净幽闲的境界，表现了浓郁的诗情，充分显示出作者创造意境的艺术才思。

这类散文就其思想性说，不如某些政论、史论强，但都有较高的艺术成就。

五、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一）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最后完成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使北宋文学的发展达到最高水平，成为继欧阳修之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袖。

（二）苏轼十分重视文学人才的培养，他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大批作家，被称为苏门四大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未，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之仪等人，都曾得到过他的鼓励和指导，在文学—亡都各有不同的成就。

（三）苏轼在文学上各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一直为人们所仰慕。他的策论、史论成为许多科举士于摹拟的范本，其他散文也都表现出“汪洋恣肆”、“行云流水”的独特风格，被后世学者文人所推重。他的诗歌代表了北宋诗的特色，对后代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词，打破了传统题材与风格的限制，提高了词的地位。

第四章

南宋词

一、李清照

（一）李清照（1084一1151?）、白号易安居士。她遭逢两宋之间的社会**，金人入侵，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不幸，南渡不久，丈夫赵明诚病逝，后半生在孤苦流离中死去。有《漱玉集》。

李清照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文学才能的作家，诗、散文和词都有成就，最擅长的还是词。在她早年所写的《词论》中，除周邦彦之外，她几乎批评了北宋所有第一流的词家，她主张“词别是一家”，始终遵循着“诗言志，词抒情”的理论。李清照的诗，强烈地表现了她希望收复失地的思想和关心现实政治的积极精神，风格刚健清新，与她的词不大相同。“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夏日绝句》），讽刺了南宋统治集团不肯北上抗敌，慷慨沉雄。她的散文《金石录后序》，把个人的悲欢与国家的灾难结合起来叙述，感慨悲凉，是其散文的代表作。

李清照以词的成就为最高，她是两宋之间杰出的女词人，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李清照前期的词，长于抒写离愁别绪，闺情相思；南渡以后，词的内容多为亡家去国的暮年寡妇的满腔凄苦，或无所依恃的浓愁，这代表了南宋广大沦亡妇女的命运，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李清照一生的经历比前代婉约派词家更艰苦曲折，加以她对艺术的力求专精和在文艺上的多方面的才能，从而使她在两宋词坛上独树一帜，对后世的影响也比较大。

（二）李清照词的思想内容 其创作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二期。

1、前期：主要抒写她少女，少妇的生活，是一种悠闲风雅的情调。如《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以新颖的对诂形式表达了诗人惜春爱花的情绪。另一首《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写乘舟游览，沉醉迷途 的情景，表现出诗人对门然景物的热爱和野游的欢乐，很富生活情趣。《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是她在重阳节怀念丈夫的作品，词以细腻委婉的笔触塑造出了诗人多愁善感的形象，表达了真挚而缠绵的相思之情。李清照前期的词虽然在内容上没有什么创新，但大胆真率地层示了一个少女少妇的内心世界，表现了作者对美好自然的热爱和对爱情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具有一定的反对封建礼教束缚的积极意义。

2、后期：主要抒写作者对国事的忧思和生活流落的痛苦，具有较强的时代色彩和现实意义。在《菩萨蛮》和《武陵春》中，作者把国家的灾难和个人的不幸结合叙说，表现出一种凄凉孤寂的心境。《渔家傲》借梦境反映自己在忧患余生中报国无门的感叹。《永遇乐·落日镕金》在故国怀思之中寄寓身世飘零的感慨。最著名的是《声声慢》，这首词用铺叙和景物衬托的手法，描写内心凄苦，将个人身世之悲与国家危难之痛交织在一起，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

李清照的词上承李煜、二晏和秦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

1、抒情委婉含蓄，耐人寻味。如《声声慢》以大量的叠字渲染怅惘之情，未了一个“愁”字，传出种种无尽的哀痛。

2、善于用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表达内心感情。如“柔肠一寸愁千缕”

（《点绛唇》），以千万缕乱丝比愁，以显愁之多，愁之纷扰难理。

3、善用白描，长于铺叙。如前期的二首《如梦令》全用白描，后期的《声声慢》用铺叙手法写景抒情，尤其是把这种孤苦的心

境放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景物中，就更加渲染了浓重的凄苦气氛。

4、语言上以俗为雅，善用口语，有朴素自然清新之美。如“绿肥红瘦”，造语新奇，又极朴素自然。其他象《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也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

二、南宋前期爱国词人

南宋前期，涌现出一大批爱国词人，他们上承苏轼豪放词风，不拘泥于格律，把谴责权奸、呼吁抗战、力主恢复中原作为词的主题，创作出不少慷慨悲壮、辞情激昂的作品。代表作家有张元干、张孝祥、岳飞等人。

（一）张元干（1091—1175？），字仲宗，南宋爱国志士，南渡初期词坛的一位大家，有《芦川词》。张元于是南宋爱国词派的先驱，其爱国主义主题对张孝样、陆游和辛弃疾颇有影响和启迪。代表作是两首、《贺新郎》。第一首题为《寄李伯纪丞相》，表现了对李纲抗金主张的支持，抒发了诗人气吞狂虏的英雄气概和对朝庭弃置抗战忠臣的愤慨。第二首题为《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表现了诗人对沦陷区人民的深切关注，对入侵者的憎恨和对统治阶级的指责，同时抒写了对胡铨的同情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张元干的词长于抒发悲愤之感，词风慷慨悲壮，他为南宋爱国词风的形成奏了先声。

（二）张孝祥（1132—1169），字安国，南宋爱国土大夫。他和张元干都是上承苏轼下启辛弃疾的词作家。有《千湖词》。代表作是《六州歌头》，词中描写了沦陷区的凄凉景象和敌人的骄横跋扈，抨击统治者的忍辱求和，同情中原人民的艰难处境，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悲愤。其他象写景抒怀的《念奴娇·过洞庭0、抒发忠义之气的《水调歌头·闻采石战胜》、表达豪迈情怀的《西江月·丹阳湖》等，也很有名。张孝祥的词风格多样，但大抵都慷慨豪迈，直抒胸臆。

（三）岳飞（1101—1141），字鹏举，南宋著名的爱国将领。他的《满江红》一词传唱千古，表现了 对敌人无比的痛恨和报仇雪耻的迫切心情，以及收复失地报效国家的壮烈情怀。这首词通篇直抒胸臆，一气而下，风格粗犷。

三、南宋中后期词

以辛弃疾为首的爱国词派同以姜夔为首的格律词派，是南宋中后期词坛的两大流派，而以辛派词为当时词坛的主流。

（一）辛派词人

南宋中后期，在辛弃疾影响下，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爱国词派，文学史上称之为“辛派词人”。其中主要有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

1、陈亮（1143—1194），字同甫，南宋著名的爱国志士，有《龙川词》。他与辛弃疾过从甚密，志趣相投，词风亦相近。陈词、最突出的特点是自觉地把词作为表达政治见解，抒发爱国情感的工具，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其词以议论为主，直抒胸臆，风格雄肆激昂，慷慨磊落，但不及辛词之含蓄和富于文采。代表作有《水调歌头·送章德茂大卿使虏》。作者在词中激励章德茂保持民族气节，表现出抗金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念。

2、刘过（1154—1206），字改之，是辛弃疾的门人，长期浪迹江湖，有《龙洲集》。其词“多壮语，盖学稼轩”，词风奔放豪壮与辛词近，但不及辛词之沉郁婉转。代表作是《六州歌头·镇长淮》，此词感叹繁华的扬州在敌扰后的破败，吊古伤今，感慨苍凉。又有《六州歌头·题岳鄂王庙》，赞颂岳飞的抗金功绩，对秦桧之流作了强烈的谴责。

3、刘克庄（1187—1269），字潜夫，是南宋后期重要的辛派词人，有《后村长短句》。他发展了辛词奔放疏直的一面，较之辛词更为散文化、议论化，但因议论过多而失之散漫，终不似辛之精深含蓄。代表作有《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沁园春·答九华叶贤良》和《沁园春·梦浮若》等。

4、刘辰翁（1232—1297），字会盂，南宋灭亡前后的爱国志士，有《须溪集》。其词多结合战乱之后个人的飘零生活寄托故国之思，抒发亡国之痛，感情比较低沉，境界比较凄清，缺乏辛词的豪壮之气。代表作是《念奴娇》、《六州歌头》、《江城梅花引》和《唐多令》等。

（二）辛派词的共同特点

1、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辛派词人都是坚定的爱国志士，他们力主抗战，反对和议，用词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多抚时感事之作，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抒发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忱。

2、注重内容表达，大胆冲破词的格律和音韵的限制，以文为词，进一步发展了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辛派词往往直抒胸臆而少用象征比兴手法。这个特点在刘克庄的词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然而散、议虽可无拘束地表达内容，但终为诗词之禁忌，因为它能淡化诗词的节奏和意境。

3、继承了苏辛豪放词风。其词作大都慷慨激昂，雄放豪纵。如陈亮之雄肆，刘过之豪壮，刘克庄之奔放疏荡，刘辰翁之感慨深沉。他们虽各有自己的特点，但总的风格是一致的。

另外，辛派词人虽尽力师承辛弃疾，但由于他们既无辛弃疾那样的战斗经历，又无辛弃疾那样的胸襟抱负和文学修养，因而学习辛词往往流于表面，得其豪壮而失其沉郁精警，不免有粗疏率直之弊。

（三）姜夔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

1、姜夔（11557—11217），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他终身布衣，飘泊江湖，虽为人清高，但终为名宦门下之清客，而以卓越的文学才能名世。他开创了格律词派，为南宋后期词坛大家。有《白石词》。其词题材有写景咏物、记游酬赠、离别相思等等。其中有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感慨和忧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现实性较强的作品当推《扬州慢》，这首词描写了被金兵洗劫之后的扬州一派荒芜，抒发了黍离之悲及对昔日繁华扬州的怀念。这方面的词作还有《八归》和《永遇乐》等。姜词中以咏物和写相思之作为最多艺术性也最高。代表作为《暗香》、《疏影》。《暗香》借咏梅怀人，情思婉转，诗人将往日的回忆与今日的感喟紧紧联系在一起，清幽的意境，绵绵的相思，一片雅士情怀。另外《念奴娇·咏荷花》和《齐天乐、·咏蟋蟀》也是名作。

2、姜夔在词史上的地位

姜夔在发展词律、提高词艺和转变词风等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发展词律。姜夔精于音律，其词作音律严谨，而且他还能自度曲，于曲旁记录乐谱，为后代研究词史、音乐史提供了珍贵资料。《扬州慢》，《暗香》和《疏影》都是他的自度曲。

（2）提高词艺。白石词的艺术成就很高，笔致清拔劲健，意蕴含蓄深远，创造出一种“清空”的意境。这个特色在其自度曲《暗香》、《疏影》中有突出表现。

姜夔善用比兴拟人等手法，他的《念奴娇》写荷花，把荷花比作脉脉含情的少女，极有韵致。姜词语言精炼典雅，尤精于动词的使用，如“波心荡，冷月无声”中的“荡”字，生动地表现出水光月色的动态。姜词又喜用典和暗喻，如咏梅用昭君故事，《扬州慢》用杜牧诗意。用典与暗喻使姜词有一种完美蕴蓄的意趣，但又因用典和雕琢字句致使意义模糊隐晦。近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白石写景之作，„„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此语贴切。

（3）转变词风。姜夔以绵邈风神，救辛派末流的粗疏浮躁，又以瘦硬之笔矫婉约派之媚软，这对矫正当时词坛弊风是有意义的。

总之，姜词音律之讲究，辞句之精美，在宋词中是少有的。他上承周邦彦，下开格律词派，在南末后期词坛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其他格律派词人：南宋后期的格律派词人，还有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诉孙、张炎等人。他们远承周邦彦，近师姜白石，多数更加追求音韵格律的严整，讲究词法，雕琢字句，刻意于形式的典雅精工，甚至以辞害意，晦涩难懂。他们虽有名篇佳作，不过总体上看，反映现实的内容薄弱。

1、史达祖，生卒年不祥，字邦卿，他善于咏物，用笔新巧，长于刻画，但缺乏兴寄，格调不高。《双双燕·咏燕》是其代表作。这首词用白描手法描写春社过后，燕子归来，成双成对地戏弄春光的神态，进而由燕子的欢乐反衬闺中人的寂寞孤独。词对燕子刻画入微，有尽态极妍之妙，咏燕并写闺情，关合十分巧妙，历来受到人们推崇。

2、吴文英（1200—12607），字君特、能自度曲，讲究音律，词风绚丽典雅，字句之雕琢过于姜白石。有《梦窗词》。表达现实忧虑之作是《八声甘州·陪庾幕诸公游灵岩》。

3、王沂孙（12307—12917），字圣与，南宋灭亡前后的格律派词人，有《碧山乐府》。代表作为《齐天乐·咏蝉》，这首词用寄情比兴的手法，以秋蝉自喻，含蓄曲折地表达家国之恨，寄托遗民身世的凄凉。笔调低回掩抑，一片凄楚之情。

4、张炎（1248一1320），字叔夏，南宋格律派的最后一个词人，有《山中自云词》，代表作为《解连环·孤雁》。

第五章 辛弃疾

一、辛弃疾的生平

（一）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山东济南人。他的一生可分为三个时期：

1、二十三岁（1162）以前，在北方参加抗金战斗时期。辛弃疾出生前十三年，宋室已经南渡，中原沦于金人统治。辛弃疾从小看到北方百姓受金人践踏凌辱，立下了收复中原的壮志。二十二岁（1161）参加耿京农民起义军，次年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杀害，辛弃疾集合五十骑兵，冲入金营，生擒张安国投归南末，从此成为南宋朝廷抗战将领。

2、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1163—1181）在南宋辗转任职时期。辛弃疾南归后，宋高宗让他当一个口：阴佥判的小官，此后相继任建康通判、滁州知州等地方官。他力主抗战，不顾自身官职低微，多次上书朝廷，陈述抗金主张和计划，但都不被采纳。南宋朝廷任用他作地方官，只是想利用他的才能，镇压农民起义。他任地方官期间，虽为朝廷应付了一些地方事变，也为人民作了许多好事。但终因主战，不被重用，在政治上屡遭打击，处境十分孤立。

3、四十三岁到六十八岁（1182—

1、207）被罢官退居江西农村时期。辛弃疾任地方官，屡次严惩贪官污吏、因此遭朝臣嫉恨。四十三岁任江西安抚使时。被弹劾诬陷罢官。此后：二十多年，除了短期被起用外，大部分时间在江西农村度过。开禧三年（1207）朝廷准备再起用他支撑危局时，他病已沉重，不久含恨而死。

（二）辛弃疾的生平经历对他的词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影响。辛弃疾是在抗金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民族英雄，为恢复祖国的统—，他曾驰骋疆场，他的爱国激情和战斗经历，使他的词磅礴豪放，为别的词人所不及。辛弃疾北人南归，志在报国，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使他屡遭排斥打击。壮志难酬，孤危一身，满腔悲愤，因而又形成辛词在豪放之中带有苍凉沉郁的风格。晚年退居农村以后，内心还是愤愤不平，加上较少接触和了解农民，因此他的农村词虽有清新气息，却没能深刻揭示农民困苦生活，多是感叹个人失意之作。

二、辛弃疾词的思想内容

辛弃疾的创作以词的成就最高，《稼轩词》存词六百二十多首，主要内容：

（一）歌颂抗金斗争，抒发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

辛弃疾生长在北方，参加过抗金武装斗争，南归后日夜怀念中原故土，不能忘怀火热的战斗生活，因此在词中反复抒写了杀敌报国收复中原的战斗激情。《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回忆了早年率众起义抗金突围南渡的战斗经历，借以表现渴望北伐抗战的心情。他决心杀敌报国；“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更借梦境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抗金部队壮盛的军容和英勇的战斗，表现了词人恢复中原的抱负和豪壮的情怀。这类词最能体现作者的英雄本色。

（二）抒发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愤慨

辛弃疾以抗金救国为己任，他有雄才大略，但在南宋投降路线压抑下，自己不仅不受重用，反被弃置 了二十多年，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慨和不平。在许多登临怀古之作中，这种感情都很强烈地表现出来。《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词的上片借景抒怀：江天辽阔，秋色无边，美好景色，“献愁供恨”。这位当年起义抗金的“江南游子”，看吴钩，拍栏杆，但没人能领会他希望重上沙场英勇杀敌的心意。下片借历史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慨：词人不愿学西晋张翰因思乡就弃官归隐，更鄙视三国许汜的“求田问舍”，他赞赏东晋桓温的振旅北征，但现在只能在国势风雨飘摇中虚度年华。壮志未酬，请缨无路，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词人晚年所作《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也仍表现类似感情。词的上片追慕历史英雄人物孙权、刘裕，他们或称雄江左，或恢复中原，都有英雄业绩。词人以此表明心志，也反衬了南宋统治者苟且偷安的可耻。下片借刘义隆北伐失败的故事，警告当局不要草率用兵，并以廉颇求用于赵王的故事自比。结尾几句既表现了词人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也流露了不被人知不被人用对复国前途无能为力的愤慨之情。

辛弃疾这两首爱国词有共同的特点：都是借历史事件和英雄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满腔爱国热情，同时又表现了壮志难伸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忧愤苦闷，感情沉郁，风格悲壮。这是由他所处的那个国家危难的时代和他本人屡遭排挤的政治遭遇所决定的。

（三）批判南末王朝的投降政策

南宋统治集团对沦陷于异族铁蹄下的中原故土不思恢复，君臣苟且偷安，只知妥协投降，词人对此十分愤慨。他指责朝廷对国土沦陷无动于衷；

“剩水残山无态度”

（《贺新郎》），甚至完全忘记了国耻：

“神州沉陆，几曾回首”

（《水龙吟》）。他讽刺那些不顾国家安危的朝臣都是“江左沉酣求名者”

（《贺新郎》），骂他们都是“冻芋旁堆秋爬”

（《念奴娇》），并警告那些投降派，将要遭到毁灭的下场：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

（《摸鱼儿》）。这都深刻地揭露了南宋王朝腐朽的本质。

（四）描写农村闲居生活和农村景象

这类词有的仍曲折地表现他的爱国感情和对南宋王朝的不满。如《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写他独宿博山的感怀，结句展示出开阔画面，说明词人日夜不能忘怀的仍是祖国的“万里江山”。《鹧鸪天·代人赋》描写充满生机的江南农村景象，表达了作者喜爱之情。

《清平乐·村居》描写农家生活，是一首田园若动的赞歌。这些词虽没反映出农民生活的艰辛，但能给人清新的感觉，富有生活情趣。

三、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辛弃疾在词的表现手法、语言，风格、题材等许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创新并取得了很高成就，使词这一艺术形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是北宋以来词艺的集大成者。辛弃疾词的艺术成就：

（—）善于创造各种生动的艺术形象和雄奇壮阔的意境

辛弃疾词中塑造了许多生动鲜明的艺术形象。就历史人物说，有“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永遇乐》）的刘裕，有“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南乡子》）的孙权；就作品的抒情主人公说，有“壮岁旌旗拥万夫”

（《鹧鸪天》）的青年英雄；有“沙场秋点兵”

（《破阵子》）的抗金将领。这些形象身上都凝聚着词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豪迈的英雄气概。词人对山、水、风、云等自然景物的描写，如“叠嶂西驰，万马回旋”（《沁园春》）的山，“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

（《摸鱼儿》）的潮水等，也都极为生动形象，气势不凡。辛词中的意境都很阔大，如“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

（《水龙吟》）等。词人就是借笔下这些生动的形象和阔大的意境，表现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激荡的情怀。

（二）善于运用比兴寄托的手法

辛词常用比兴象征手法寄托自己的爱国深情，《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上片借惜春、怨春表现自己对飘摇国势的忧伤；下片借娥眉遭妒表现对自身遭遇的不平。“玉环飞燕皆尘土”是对妥协投降派的警告，斜阳烟柳则暗示国家可悲的前途。整首词全用比兴，忧时伤世之情表现得既委婉又深沉。

（三）大量运用典故

大量运用典故这也是抒情言志的一种表现手法。《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连用四个典故，既表现了对英雄事业后继无人的感慨，又表现了对国事的看法，抒发了老当益壮的情怀、，用得非常贴切、自然。辛词用典主要是为了托古喻今，同时也丰富了词，的艺术形象。

（四）丰富了词的语言

辛词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有时还熔铸经、史，百家的语言入词，增强词的表现力。“甚矣吾衰矣”（《贺新郎》）是借用《论语·述而》中孔子的话，“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满江红》）则是化用《庄子·逍遥游》中的语意。不论引用化用，都自然贴切。他还善于提炼民间口语入词，如“千峰云起，骤雨一霎儿价”（《丑奴儿近》），“些底事，误人哪，不成真个不思家”（《鹧鸪天》）。这不仅给词带来新鲜活泼的气息，也使词的语言更加丰富多采。

（五）有多种艺术风格

辛词以豪放为主，作品中壮阔的意境，雄伟的气势，深沉的感情，都表现了他豪放词风的特点。但在不同的题材和主题下，有时又有不同的风格情调。《清平乐·村居》写农家生活，清新自然；《祝英台近·晚春坝：j写得情致缠绵。还有的或含蓄婉转，或妩媚清丽，风格多样，各臻其妙；辛弃疾继承并发展了苏轼所开创的豪放词风，因此文学史上常以苏辛并称。但二人在相同中又各有不同特色。苏轼豪放词多表现旷达飘逸之气，辛弃疾表现爱国思想的豪放词则常含有悲壮—沉郁的色调。这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世界观和艺术个性也有差别等原因造成的。辛弃疾处在民族危机严重的南宋时代，他有志报国，无路请缨，孤独被弃，光阴虚度，因此，借词抒愤，在豪放之中表现出沉郁悲凉的色彩。

第六章 宋代散文

这里所说的散文指的是古文。韩愈和柳宗元在唐代倡导的古文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宋代的古文家树立了榜样。可以说，宋代的散文是唐代散文的继续。但因韩、柳的古文无论是理论还是创作，自身都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古文的文体特征问题、古文的功能问题等。因此韩、柳之后，他们所极力反对的骈文又死灰复燃，统治了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的文坛近二百年。这样，解决古文自身存在的问题，再次将骈文从文坛统治者的地位拉下马的任务就落在了宋代散文家的肩上。事实上，宋代散文家在这两方面是做得极为出色的，后人公认的唐宋八大家，宋代就占了六家，这一数字足以说明宋人在散文创作上的成功。宋人将散文的功能从“载道”引向了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使之具有了空前的生命活力。同时，又发展了韩愈“文从字顺”的一面，摒弃了他佶屈聱牙的一面。因此，宋代的散文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涌现了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大家。明清散文实际上是在宋代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欧阳修与北宋初中期散文

宋代开国以后，文坛上居于统治地位的是骈文。到了宋真宗时期的杨亿手里，骈文更是如日中天。与此同时，一些古文家也开始活跃，如穆修、柳开、石介等，他们自印韩愈文集，以学韩为荣，但除个别作家（如王禹偁）外，理论和创作上均无突出的创造，所以难成气候。不过，他们的尝试与努力开了宋代古文写作的风气，为以后的散文家写作古文提供了借鉴。欧阳修的散文正是在反对骈文和纠正前期古文家的失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理论上，欧阳修一方面主张道胜文至，认为“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自至也”（《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承认“道”对文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又认为，文章之“道”并不仅仅局限于古圣贤之道，而是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列入“道”中，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的行为。同时，认为文章的形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反对韩愈等人的奇险怪诞，主张平易。欧阳修的散文正是他的理论主张的实践。他的散文内容充实，题材丰富。既有政论文，如《五代史伶官传序》、《朋党论》、《与高司谏书》；也有写景抒情之作，如《秋声赋》、《醉翁亭记》；又有叙事怀人的作品，如《苏氏文集序》、《祭尹师鲁文》。艺术上也有鲜明的独创性，主要表现在：

第一，风格平易流畅。在欧阳修之前的古文，无论是韩、柳还是宋初的其他古文家，都免不了奇险艰涩的毛病，欧阳修在韩、柳之后第一次全面成功地创作出了这种没有奇字难句、文从字顺的散文，这在散文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创造。如《五代史伶官传序》中的一段文字：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这段文字写的是李克用临终告诫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勗不忘报仇，李存勗不忘父志，郑重其事的事。所写的内容很丰富，但是，作者娓娓道来如谈家常，既没有夸大其词，也没有难字难句，简洁而流畅。

第二，艺术手法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且颇多创新。例如《醉翁亭记》用二十一个“也”字构成意义和节奏的递进和变化。《秋声赋》以形象的手法描绘秋声等。

第三，无论写景、抒情还是说理，都能引人入胜，极具感染力和说服力。他的名作几乎都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醉翁亭记》中间的一段：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中者，太守醉也。这一段表现的是滁人游、太守（作者）宴、众宾欢、太守（作者）醉的四种情况。作者通过整齐的句式，富有典型意义细节和场面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滁人的欢乐和太守（作者自己）的欢乐，将读者带入了一个充满喜悦的世界中，读来引人入胜。在这一点上，欧阳修是有着特殊的本领的。

二、王安石、苏轼与北宋中后期散文

（一）王安石

王安石的散文是欧阳修所进行的散文革新的继续，但在艺术风格上具有自己的强烈个性。总的说来，王安石的散文是政治家的散文，不以感人擅长，但以服人称胜。作品的内容与社会政治有紧密关系，而且见解精辟，往往能发人所未发，显示了王安石非同寻常的眼光与思想。这些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他数量最多 的政论性散文中。例如《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本朝百年无事札子》、《答司马谏议书》等。这些散文往往是长篇大论，或高屋建瓴，鞭辟入里；或绵里藏针，说理充分。都表现了无可辩驳、真理在握的高度自信。

他的另外一些散文虽然写得不长，但也表现了同样的特点。例如《游褒禅山记》虽是一篇游记，却如议论文，议论精辟，给人以深刻的启示。《读孟尝君传》不过九十字，却推翻了千古定论。这样的作品，非别具只眼，是绝对写不出的：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呜乎，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这篇短小的散文一反千古以孟尝君能得士的观点，认为孟尝君正是因为不能得士，所以，真正的士不到他的门下，以至于齐国虽有强大的实力，但却不能南面而制秦，他自己也只有依靠鸡鸣狗盗之徒的帮助才脱于虎豹之秦。这种看法当然是片面的，但是读后又不能为他的独特见解所折服。

（二）苏轼

苏轼的散文代表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某种程度上，它是欧阳修散文与王安石散文的综合与提高。苏轼在理论上强调文章要有“意”（观点、意图、情感等），认为“意者，钱也。为文若能立意，则古今所有翕然并起，皆赴吾用”。也就是要求文章应有中心，围绕中心作文。与此相联系，他还提出了“辞达”和“自然为文”的说法，即写作时，根据自己的艺术感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然地把对事物的感觉和理解写出来。

苏轼的散文创作印证了他的散文理论。在内容上，苏轼的散文几乎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一点上，此前任何散文家都无法与他媲美。以前根本不能写入文章的很多内容，均能在苏轼的散文中找到。在艺术上，苏轼散文不仅文体多样，而且如他的诗歌一样，触处生春。议论时，能像王安石一样，鞭辟入里，发人所未发，如《留侯论》。《留侯论》是一篇史论，论述的是西汉时的著名人物张良，重点写了他受书於圯上之老人的事。这件在过去众说纷纭的事，在苏轼看来，只不过是圯上之老人对张良的考验，张良之所以得到兵书，是因为他能忍。而他辅助刘邦最终打败项羽，是因为他教会了刘邦学会了忍。由此认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观点虽然片面，但也不能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写景时，能像欧阳修一样，以寥寥数语，写出景象的特点，营造出富有诗意的意境，例如《石钟山记》、《前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等。以《前赤壁赋》第一段为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这一段文字描写的是月夜游赤壁的情景。作者用简洁的笔墨，十分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引人入胜的月夜图，充分表现了作者的艺术功力。

他极善于将写景、议论、抒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自然而不露痕迹。不妨来看一下《承天寺夜游》：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 闲人如吾两人者耳。这篇短小的写景抒情散文表现了作者闲适的心态。其洒脱的风致、简洁的风格，颇有魏晋人的风范。文中所写之事，所写之景，所抒之情均未加浓墨重彩，只廖廖几笔，便令人神往。

总之，苏轼的散文变化多端，没有固定的程式，充满活力，毫无陈腐气，且有特殊的情韵，确为中国古代散文中的珍品。

曾巩与苏轼的父亲苏洵、弟苏辙虽然也被列为散文大家，但今天看来，他们的作品除苏洵《六国论》、苏辙《上枢密韩太尉书》等少数名篇外，就总体成就而言，与其他散文大家相比，无疑就逊色一些了。

第七章

宋代的话本小说

一、“说话”的兴起与话本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到了宋代，出现了一次重大的变化，就是由唐代的文言传奇转变到白话小说“话本”。从此，白话小说在文坛上，成为小说的主要形式。

（一）“说话”的兴起

话本小说之所以在宋代兴起与繁荣，是由于北宋的百年承平所带采的经济繁荣。尤其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进各行各业的兴起，使市民阶层空前扩大。市民的文化娱乐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于是，使用当时白话的说书人，在“瓦舍”、“勾栏”中，应运而生。

宋代的统治者也爱好并提倡“说话”，这也是话本小说兴起与繁荣的重要原因。“小说起于仁宗朝，盖时太平日久，国家闲暇，日欲选一奇怪之事以娱之”（见《七修类稿》）。上述风气，一直延续到南宋。

（二）“说话”与话本’

宋代的“话”，即故事，“说话”，是说书人讲演各种类型各种题材的故事，而“话本”是讲述各种故事的底本。底本，是作为说话人推敲、复习、备忘和师徒间传授用的。在说的过程中，又经过艺人的不断删补、润色，写定传抄，最后刊印问世。

宋代“说话”分为四科：小说、说铁骑儿，说经，讲史。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 说铁骑儿；是讲宋代的战争故事； 说经：是演说佛经故事；

讲史：是评说前代史书中兴衰战争之事。

在四科当中，以小说、讲史最为繁荣。不仅说话人和听众最多，而且对后代影响也最大。讲史是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源头。“小说”的话本，就是宋代的白话小说，亦即“话本小说”，讲史的话本，也叫平话，后发展为元代的长篇平话。

宋代的话本小说因受唐代变文的影响或因“说话”形式的需要，而形成其独特的形式。一篇话本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入话、正文，结尾。

入话：在篇首先讲几首诗词，很象变文前的押座文，起着稳定听众情绪的作用。此即后来演化为杂剧的定场诗。在诗词之后往往还有一个小故事，引出正文，也叫“得胜回头”或叫“得胜利市回头”。

正文：这是话本小说的主体。以散文为主，其中也穿插一些’诗词。散文主要是讲述故事；诗词则帮 助描绘景色和人物，以加强艺术感染效果。

结尾：一般以七言绝句作结，或点明主题，或评论故事，或以之劝诫。

由于话本是散文和韵文的混合体，因此，宋、元时期又将话本称之“诗话”或“词话”。

二、话本小说的思想内容

宋代的话本小说，大都表现市民生活及其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反对封建礼教，暴露社会黑暗，这是总的倾向。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反映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的压迫和青年男女对于婚姆自由的渴望与追求。《碾玉观音》是其代表作。话本虽然以女主人公秀秀惨遭杀害为结局，但秀秀的那种忠贞不渝的执着追求，大胆火热的性格，为爱情而牺牲的斗争精神，是令人钦佩的。话本的成功之处，主要是塑造了秀秀这一有血有肉的反抗者的光辉形象。

（二）揭露官府的昏庸、腐败。《错斩崔宁》是其代表作。这是一起典型冤狱案件，后被改编为昆剧《十五贯》。其主要内：容是：刘贵因经商亏本而借钱十五贯，回家后戏其妾陈二姐，说是将她典出而得的。二姐信之，当晚弃家丽借宿于邻居朱三老儿家，次晨便回娘家以告父母。路遇卖丝青年崔宁，便结伴而行。岂知二姐借宿之夜，一贼入其家，杀刘贵，掠钱而去。事发之后，朱三老等邻人急迫陈二姐，也从崔宁囊中搜出十五贯钱。于是官府就认定是奸夫奸妇图财害命。结果俩个无辜者都被屈打成招，崔宁和陈氏被处斩。通过上述的简要情节，不难看出该话本的思想意义，在于揭露了南宋黑暗的社会现实：官场腐败，庸吏敷衍，任情用刑，率意断狱，以至造成了草菅人命的冤狱。该话本的意义，不仅告诫当代的官府，对案件不做细致的调查研究，只求一味的严刑逼供所带来的恶果，而且也警告后代的执法者要引以为鉴。

（三）反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靖康之变的遗民杨思温于燕山元霄观灯触景生情追念汴京故国的故事；歌颂郑意娘威武不屈、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

《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侠盗宋四公、赵正、侯兴等人在东京行侠仗义，打击为富不仁的守财奴，取笑官府等等，表现了下层人民的反抗精神。

（四）在宋代话本小说中，也还有一些反映封建糟粕和市民低级趣味的东西。如《西山一魔窟》宣扬迷信；《刎颈鸳鸯》表现市民的低级趣味等等。

三、话本小说的艺术成就及影响

宋代的话本小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文言和白话之间，雅俗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鲁迅说：“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由于话本来自民间，一开始，它就带着广大市民的思想情感及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而问世的。如是，它具有自己显明的艺术成就。

（一）话本的突出成就是塑造了一大批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艺术形象。如《碾玉观音》中的秀秀，《错斩崔宁》中的崔宁和陈二姐，《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宋四公、赵正、侯兴等等。在过去，这些小人物是难登文学大雅之堂的，然而他们成批地汇入话本里，在曲折情节的矛盾迭宕中，突出他们的个性，表达他们的愿望，歌颂他们的正直和反抗精神，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的光辉开端。

（二）以通俗生动的口语代替文言，这也是话本的突出成就。翻开话本，其时代的口语触目皆是。如“当下崔宁和秀秀出了府门，沿着河走至石灰桥”、“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碾玉观音》）。“话本小说”开了后世白话小说之先河，可谓元明清之后白话书画语言之 先导。

（三）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碾玉观音》的璩秀秀和崔宁，两次私奔，两次同居，两次被抓；冲突曲折，悬念迭出，人们始终注视着两个人时紧时弛的际遇，两个人的命运紧扣读者心弦，这是唐代之前小说中所罕见的。

总之，宋代的话本小说，以全新的人物形象，通俗的语言，反复曲折的情节等艺术形式，擢入我国古代文学长长的画廊中，给后代的通俗小说开辟了道路。明清的短篇白话小说，无论在体裁上，情节上，·语言上，风格上，创造方法上，都受到话本小说的直接影响。因此，我们说它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起着开拓的作用。

第八章 辽金文学

在宋王朝统治时期，中国境内还先后存在着辽金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公元916年契丹族领袖耶律阿宝机创建契丹国，947年改国号为辽。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建立金国，1125年灭辽，次年灭北宋，与南宋对峙，1234年灭亡。这两个朝代历时240年，期间也产生了不少作家作品。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是元好问和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一、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曾任金国的县令、左司都事等官。元灭金后，他退居故乡从事著述。他是金国成就最高的作家，诗、词、文均有较深的造诣，其中诗的成就尤其令人瞩目。有《元遗山集》。

元好问生长于金元易代之际，所以，其诗多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对金元之际的民族矛盾有较多的表现，如《雁门道中书所见》、《岐阳》、《癸巳五月三日北渡》等。艺术上，元好问的诗既有南方诗人词藻华美的优点，又有北人风格刚劲的特色。语言精炼准确，富有表现力。虽有雕琢之功，但无斧凿之痕。所以后世对他的评价很高，被认为是“东坡后又一能手也”（沈德潜《说诗晬语》）。

例如：百二关河草不横，十年戎马暗秦京。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从谁细向苍生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岐阳》之二）

金城留旬浃，兀兀醉歌舞。出门览民风，惨惨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营幕来，天明但平土。调度急星火，逋负追捶楚。网罗方高悬，乐国果何所?食禾有百腾，择肉非一虎。呼天天不闻，感讽复何补?单衣者谁子，贩籴就南府。倾身营一饱，岂乐远服贾。盘盘雁门道，雪涧深以阻。半岭逢驱车，人牛亦何苦!（《雁门道中书所见》）

前诗写于1231年，当时蒙古军攻占风翔之后，秦地百姓被迫东迁，路上死者无数。作者无限感慨，写下此诗，从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的忧国忧民之心，也可以看到作者在用词造句上的讲究。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后诗则是杜甫“三吏”、“三别”的同调。

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受杜甫《戏为六绝句》的启发，对建安以来的诗歌作了较系统的论述，表明了他的文学主张。他论诗喜爱淳朴自然，反对雕琢华绝。因此他说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而不满沈、宋的追步齐梁。他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清新豪放，能够表达诗人悲壮的情怀与远大的抱负，所以他激赏《敕勒歌》中所表现的“中州万古英雄气”，李白的“笔底银河落九天”，韩愈的“江山万古潮阳笔”，而不满孟郊的穷愁苦吟。推崇曹氏父子及刘琨等人，而看不起温、李新声的柔靡：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邺下风流在晋多，壮怀犹见缺壶歌，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尔何?正因为这样，他称道陈子昂扫荡齐梁诗风的功绩，以为“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而不满江西诗派，说 “论诗宁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里人”。对苏轼、黄庭坚的作意好奇，百态争新，也有所讥讽。他以为杜甫的“画图临出秦川景”，是由于“眼处心生句自神”，即广阔的视野激发了诗人的创作，而陈师道的闭门觅句，却是“可怜无补费精神”。元好问这些意见是针对文坛时弊而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一以组诗形式系统评论古今诗人的做法，引起后人的仿效，如清代王士祯就有《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五首。

二、《西厢记诸宫调》

所谓诸宫调，就是流行于宋金元时期的一种讲唱文学。它用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短套，用不同宫调的若干短套联成长篇，杂以叙述，讲唱一个长篇故事。据传，其首创者是北宋末年的民间艺人孔三传。《西厢记诸宫调》是现存唯一部完整的诸宫调作品。《西厢记诸宫调》的作者是董解元（董解元的生平已无可考，“解元”是当时对读书人的通称），它由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而成。董解元保留了《莺莺传》的大致情节，但在四个方面作了较大的改动：在思想上，改变了原作对张生始乱终弃行为的偏袒和对女性的偏见，突出了歌颂婚姻自由的主题，使作品有了本质的提高；在人物塑造上，不仅增添了不少人物，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主人公的性格，使之成为正面形象，而且个性更为鲜明。例如张生，原来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物，董解元将他改编成一个有情有义、始终忠于爱情的正面人物。又如崔莺莺，原来是委曲求全、逆来顺受的弱者，董解元将她写成了一个大胆追求爱情的坚强女性。在情节安排上，增加了佛殿相逢、月下联吟、兵围普救寺、长亭送别、村店惊梦等情节，使故事更为曲折生动。在艺术手法上，大量吸收古曲诗词的典雅词语和借景抒情的手法，将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使作品更具诗意，如《长亭送别》等。同时，又吸收了大量的民间口语，使作品更生动活泼。例如[黄钟宫·出队子]：滴滴风流，做为娇更柔，见人无语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压旧愁。天天闷得人来彀，把深恩都变做仇，比及相见，待追求，见了依前还又休，是背面相思对面羞。与一般散曲的通俗活泼没有多少区别。

正是由于董解元在以上几个方面对《莺莺传》作了较大的改动，从而使《西厢记诸宫调》成为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作品，为王实甫《西厢记》的问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讲 元代文学

概 说

一、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背景

在元代，戏剧、散曲，话本等俗文学空前兴盛，而诗歌，散文则相对衰落了。这一文学现象，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元朝大统一局面的出现，改变了我国北宋以来长期积弱不振的局面，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促进了我国各兄弟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但蒙古贵族入主中原，重武功而轻文治，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政策，使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自然给文学的发展也带来深刻的影响。

（一）社会经济方面。习惯于游牧和征战的蒙古贵族在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肆意杀戮掳掠，一度严重破坏了我国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元世祖忽必烈改用汉法治理汉地，农业生产才获得一定的恢复和发展。而元朝统治者对手工业却特别重视。为满足生活享受和军政需要，他们集中工匠，设立匠局管理，使手工业生产蓬勃发展。加上驿站遍布全国，水陆交通发达，又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元代出现了许多商贾云集，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畸形的都市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力地刺激了通俗文学的发展，为戏剧繁荣准备了物质条件。

（二）政治方面。元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分化政淋把全国各族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个等级。这四等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是极不平等的。汉族人处于最低贱的地位，处处受到歧视和压迫。汉族文人儒士同样遭受歧视压迫，有的甚至沦为奴隶。他们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处于“九儒十丐”的卑贱地位。元代又长期废止科举，堵塞了文人进身之路。其中一部分文人被迫走上了与民间艺人结合的道路，组成“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演唱脚本，成为元杂剧创作的主力军。特定的社会环境造就了一代特别的专业作家群，促进了元代文学的繁荣。

（三）思想文化方面。元朝统治者为麻痹人民，巩固统治，提倡各种宗教，尤尊佛道。儒理之学虽也提倡，但其地位已影响已大不如前了。儒家思想束缚的松弛，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传统的文学观念也发生变化。过去被轻视的戏剧、散曲、小说等俗文学，受到了广大市民的喜爱，元蒙贵族不好文词，却嗜好戏曲乐舞，高官显宦和上层文人也都乐于欣赏和提倡。这是元代各种通俗文学蓬勃兴盛而诗文却相对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

二、元代文学发展概貌

元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曲。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两者均以曲辞为主，因而总称为曲。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其次，南戏和话本小说也有新的发展。而诗文创作由于种种原因成就不高，呈现衰落状态。

（一）元杂剧是一种新的戏曲形式，它是在北曲的基础上；把唱、念、歌舞和做工结合起来表演故事的一种综合性的舞台艺术。它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艺术形式标志着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现存剧目约600种，作品162种。元杂剧的发展，以成宗大德年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杂剧中心在大都，产生了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等一大批杰出的作家秘嘲多优秀作品，这是元杂剧的鼎盛时期。后期杂剧中心南移杭州杂剧创作渐呈衰微趋势，但仍然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家和作品。杂剧以它辉煌 的成就在中国戏剧史上竖起了第一座丰碑。

（二）散曲是金元时期我国北方兴起的一种合乐歌唱的诗歌新体式。它主要来源于民间小曲和北方少数民族乐曲，一部分则从词调演化而来。散曲的形式自由活泼，语言通俗明快，风格爽朗，显示出强大的艺术活力。元代散曲作品现存小令3800余首，套数400余套。散曲作家成分复杂，因而内容有良有莠，风格各异。不少作品愤世嫉俗，揭露社会黑暗，抨击丑恶现实，但许多作品也宣扬乐天安命、避世归隐、及时行乐等消极的思想情绪。前期散曲注重本色，风格质朴；后期散曲偏重词藻音律，风格趋于典雅。，（三）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北宋末南宋初产生于浙江温州一带用南曲演唱的一种民间戏曲。它的规模结构比北杂剧宏大复杂，而形式比较自由，曲调柔婉悠扬，尤为南方民众所喜爱。元灭南宋之后，南戏曾二度衰落，但元代后期，南戏又重新兴盛起来。现存南戏剧本，成就最高的是高明的《琵琶记》，较著名的还有被称为元末“四大传奇”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和《杀狗记》。南戏发展到元末已经定型并臻于成熟，到明清演变而为长篇传奇。

（四）宋元“说话”伎艺盛行，元代话本小说虽然不少，但因资料缺乏，哪些属元人作品尚难确指，故一般统称“宋元话本”。

（五）元代诗文创作成就不高。诗文作家多为从政文人，脱离现实，题材比较狭窄，又多模仿前人，缺乏创新，因而成就远不如戏剧散曲；较著名的有刘因、赵盂颊、萨都刺、王冕、杨维桢等。

第一章

元代杂剧的发展

一、戏曲的渊源与元杂剧的体裁特点

（一）我国的戏曲艺术，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它成为一种以表演故事为主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综合性艺术，经历了从孕育到形成、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是不断吸收融汇各种艺术成份和表演形式的结果。

1、上古时期出现了各种歌舞形式，西周末出现了“俳优”伎艺，汉代出现了“百戏”。这些表演艺术孕育着某些戏曲表演的因素。

2、唐代是文化艺术全面繁荣的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的繁荣，词曲、变文、传奇的兴起，参军戏和踏摇娘等歌舞戏的盛、行，从多方面推动着戏曲的形成。

3、宋金时期，我国的戏曲艺术开始形成。宋杂剧、金院本，南戏，都有若干角色装扮，表演比较完整的故事，已是真正的戏剧形式。金代还出现了诸宫调讲唱形式，其音乐组织丰富多样，规模宏大。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4、元杂剧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把唱、念、科、舞等，艺术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用北曲演唱的、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情节复杂、结构完整、人物角色众多的戏曲艺术形式。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

（二）元杂剧的体裁特点：

元杂剧的剧本结构一般是一本四折，高潮通常是在第三折。有时另加“楔子”。每本杂剧结尾用“题目正名”概括全剧的内容以结束全剧。人物例有上场诗。音乐结构方面，首先元杂剧剧本有旦本、末本之分，全本四折由正旦独唱者为旦本，正末主唱者为末本。其次元杂剧每折限用同一宫调的曲牌组成的套曲 演唱，一韵到底，故每本杂剧只用四个宫调，四折戏所用的宫调，大致是仙吕、南吕、（或正宫）、中吕（或越调）、双调。每本戏曲牌多少不定，须按演唱惯例联套组成。至于用韵情况则与散曲的用韵相通，首先可另加衬字，即在曲律规定的字数之外另加衬字，衬字不定多寡，不定平仄，只不能加在句尾，这是其在中国韵文史上最独特之处。次为平仄通押，平上去通叶，论者认为这也是中国韵文在形式上的一种解放。再次是不避重韵，可以在同一曲中出现相同的韵脚字。最后，须一韵到底，不能在曲中转韵。学人对曲韵赞美备至。称其“十分曲合语吻，亦即十分曲达语情，此亦为他种长短句所不可及，而独让之与金元之曲者”。[任纳《散曲概论》] 元杂剧剧本中规定剧中人物的动作、表情以及演出时的舞台效果部分，叫“科范”，一做“科泛”，简称“科”，人物对白叫“宾白”，简称“白”，取戏曲以“曲为主，白为宾”之意。二者合称“科白”。元杂剧的角色分为末、旦、净、杂四大类。

（三）元杂剧兴盛的主要原因

1、元代都市经济的繁荣为元杂剧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杂剧是一种舞台表演的综合性艺术，它的兴盛发展必须具备—的环境条件，如要有演员，观众、剧场、设备等。戏剧的发达有赖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而元朝是商业经济畸形发后社会，出现了许多人口高度集中的大都市。因为市民、商贾、吏卒都需要文化娱乐，瓦肆勾栏一类娱乐场所比宋代出现更多，规模更大。众多的观众、遍布各地的表演场所，为戏剧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从事剧本创作的人也自然日渐增多，因而元代都市经济畸形发展有力地刺激了杂剧的繁荣。

2、元杂剧的兴盛是戏曲艺术长期发展的结果，也是社会历史的产物。

（1）唐宋以来，各种文学艺术蓬勃兴盛，为元杂剧的形成和繁荣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如传奇、话本为戏曲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内容，宋杂剧、金院本为杂剧体制打下基础，大曲、鼓子词、诸宫调等提供了音乐曲调来源，各种舞蹈、武术为杂剧做工表演提供了榜样。元杂剧又以它新颖的形式、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使它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获得人们的极大喜爱。

（2）元代儒家思想统治比较松弛，传统的文学观念有了改变，给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过去被正统文人所轻视的戏曲受到各阶层人们的欢迎。加上元蒙统治者的提倡，这对元杂剧的繁荣也有一定影响。另外，元代的统一，密切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北方诸民族乐曲的传播，对杂剧的兴盛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3、元代文人社会地位卑下，客观上促进了杂剧的兴盛发展。元蒙统治者实行民族歧视和高压政策，汉族文人饱受压迫，下在“九儒十丐”的卑下地位。他们穷愁潦倒，找不到出路，又不肯屈身于统治者，于是其中一批人就与民间艺人合作，组织书会、为勾栏行院编写演唱脚本，有的还“躬践排场”参加演出。关汉卿、白朴、王实甫、马致远等许多杂剧作家就都是书会才人。他们是我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作家群。这众多地位卑下的作家长期生活在下层人民中间，目睹了各种黑暗的社会现象，看到人民的苦难和抗争，自身也受到政治压迫和生活的煎熬，因而其作品最能爱人民之心声，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同时他们对杂剧创作和表演的一整套程式特点非常熟悉，因而他们的剧作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这些“门第卑微”的作家为元杂剧的繁荣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另外，一些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妇女，在**中沦为伎艺人，她们也对杂剧的兴盛起一定促进作用。

三、元杂剧的题材内容与艺术特色

王国维说：“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元杂剧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并称的崇高地位，其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它深厚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造诣两方面。

（一）元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深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精神。元杂剧作家为避文祸，多借历史传说故事反映现实，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的也常涂上一层“历史传说”的保护色。但许多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元代社会广阔的生活面貌，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揭露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疾苦。如《窦娥冤》，《鲁斋郎》，《陈州粜米》等，大胆抨击了元代的专制统治和蹰败政治，使人们看到在民族、阶级双重爪迫下的黑暗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

2、表现英雄主义，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有的正面歌颂人民起义英雄，如《双献功》、《李营负荆》等。有的赞颂历史豪杰，如《单刀会》等。有的表现各种弱小人物的反抗斗争，如《窦娥冤》写寡妇窦娥大骂官府，沮咒天地；《陈州粜米》写农民张撇古对权豪的谴责与反抗；《救风尘》写妓女赵盼儿智斗花花太岁等。

3、描写爱情婚姻，反映妇女问题。有的描写青年男女真诚相爱和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如被誉为“四大爱情剧”的《西厢记》、《拜月亭》、《墙头马上》、《倩女离魂》以及神话剧《张生煮海》、《柳毅传书》等，都有着共同的反封建主题，表现了妇女的愿望和追求。有的揭露男子背义负心，反映妇女不幸遭遇，如《潇湘夜雨》和《秋胡戏妻》。有的反映妓女的悲惨命运和生活斗争，如《救风尘》、《金线池》等。

4、歌颂忠良，鞭挞奸佞。如《吴天塔》、《东窗事犯》、《赵氏孤儿》等，或寄寓民族感情，或歌颂正义。不少公案剧揭露了官场腐败，赞扬了某些清官。这类作品寄寓理想，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在艺术方面，元杂剧形式新颖独特，在结构情节、人物塑造、戏剧语言等方面显示了很高的造诣，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

1、现实主义是元杂剧创作的主流，但也不乏积极浪漫主义的描写。不少优秀的杂剧作品在描写了人民苦难的同时，还表现人民的反抗斗争，并往往让他们获得胜利；而对那些气焰嚣张的权豪势要、奸佞之徒，则给予应有的惩罚，让他们以失败而告终，从而表达人们的理想。

2、在结构方面，优秀的杂剧作家多能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出发，精心地设置关目，使戏剧矛盾集中，主线突出，情节紧凑而富于变化，因而许多杂剧作品都有强烈的戏剧效果。

3、元杂剧成功地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这是它艺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关汉卿、王实甫、康进之、纪君祥等优秀作家，都能遵循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性去安排情节，然后又通过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运用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段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从而使人物形象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4、元杂剧的语言丰富多彩，具有很强的表现力。元杂剧作品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并使之与文学语言融为一体，形成通俗流畅，质朴直率、生动活泼的特色。这是我国文学创作从文言向白话发展的一个显著变化。元杂剧多数作家的语言重本色，如关汉卿、康进之等，部分作家如王实甫、马致远等则较重文采。

“元曲四大家”：指在元杂剧创作中享有盛名的四位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四大家之名首见于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其序列是“关郑白马”；明人则称四大家为“马郑关白”（何良俊《四友斋丛说》： “元人乐府称马东离，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则根据四大家的活动年代和他们的创作成就，定四大家为“关白马郑”，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这一序列

的发展变化表现出了后人对他们杂剧创作的认识和评价。

第二章

关汉卿

一、关汉卿的生平与创作

（一）关汉卿，号己斋叟，大都人。生卒年不详，约生于13世纪初，大德年间（1297—1307）还在世。他是元代社会一位典型的书会才人，长期生活在勾栏妓院，编写戏曲脚本，被誉为“杂剧班头”。关汉卿高才博识，滑稽多智，而又不屑仕进，性格倔强。一生主要活动在大都，晚年到过杭州。

（二）关汉卿是元杂剧作家最优秀的代表，也是中国文学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一生创作杂剧60多种，今存18种。最杰出的代表作是《窦娥冤》，名作还有《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等。关汉卿还是一位著名的散曲作家，今存小令57首，套数10余套。

（三）关汉卿杂剧按题材内容可分为三类：

1、揭露社会黑暗和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悲剧《窦娥冤》最为深刻。其他还有，《五侯宴》写农妇王嫂备受财主的欺凌压迫，痛陈民苦；《蝴蝶梦》写皇亲葛彪无故打死王老汉，还公然叫嚷“只当房檐上揭片瓦相似”，后王老汉三个儿子打死葛彪又被捉去抵命，得包公秉公仗义才获赦免；《斋郎》写权豪势要鲁斋郎先后强夺银匠李四和孔目张洼的妻子，并威慑说：“你不拣那个大衙门里告我去”，后包公以“鱼齐即“之名请得御批，才斩了鲁斋郎，复使两家团圃。这类杂剧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

2、反映妇女的生活和不幸遭遇，表现她们的斗争和追求。有描写爱情婚姻的，如《拜月亭》、《玉镜台》、《调风月》等；有反映妇女为维护自己的幸福而斗争的，如《望江亭》；有反映妓女的生活遭遇和斗争的，如《救风尘》、《金线池》、《谢天香》等。以《救风尘》和《望江亭》最著名。两部都是喜剧，前者写妓女赵盼儿，为营救被花花公子周舍欺骗和摧残的同行姐妹宋引章而巧设机煤，用“风月”的手段惩罚了狡猾的风月老手的故事；后者写年青寡妇谭记儿再嫁白士中，而权豪势要杨衙内为霸占谭记儿从皇帝那里请得势剑金睥欲杀人夺妻，谭记儿巧扮渔妇，机智勇敢地战胜了杨衙内。两剧都歌颂了妇女的斗争精神。

3、歌颂历史英雄。以《单刀会》最为突出，剧作写三国时蜀汉关羽单刀轻舟赴会，以凛然正气和英雄气概慑服东吴鲁肃的故事。强调“汉家基业”、歌颂“汉家节”，寄寓了民族感情。

二、《窦娥冤》

（一）剧情梗慨：窦娥七岁被抵债卖给蔡婆当童养媳，其父穷秀才窦天章便应试去了。十三年后窦娥成了寡妇，与蔡婆相依为命。泼皮无赖张驴儿父子逼窦娥婆媳成亲，遭窦娥拒绝。张驴儿买来毒药欲药死蔡婆以逼窦娥就范，不料竟药死他老子。张反诬窦娥“药死公公”，拉她见官。贪官桃杌不问黑白对窦娥严刑逼供，并冤判死刑。窦娥临刑指天骂地痛斥贪官污吏，并发下三桩誓愿以昭示冤屈：一要血飞白练；二要六月降雪；三要大旱三年。三桩誓愿感天动地，先后应验。三年后，窦天章以钦差身份视察刑狱，窦娥鬼魂诉冤。窦天章重审案件，窦娥冤案终得昭雪。

（二）《窦娥冤》通过窦娥一生的悲惨遭遇，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元代黑暗的社会现实，同时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广泛而深刻地揭露了元代社会种种黑暗腐败的现象：高利贷的残酷剥削，流氓无赖横行，社会秩序混乱，谋财行凶随时发生；衙门暗无天日，贪官污吏草菅人命；下层文人穷困潦倒，异良人民饱受欺凌，33 横遭虐杀，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复杂。

2、深刻地揭示了产生窦娥悲剧的社会和阶级的根源。高利贷剥削是窦娥悲剧产生的间接原因，流氓无赖的欺凌迫害是导致窦娥悲剧的直接原因，而“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则是造成冤狱的决定性因素。以张驴儿为代表的社会恶势力和以桃杌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在元代社会是普遍存在的。就是他们纠结一起杀害了无辜的窦娥。窦娥悲剧深刻反映了元代“覆盆不厢太阳晖”的黑暗现实。

3、塑造了典型艺术形象窦娥。窦娥是一位饱受封建压迫、苦难深重的妇女。她的性格有善良温顺的一面，又有刚强反抗的一面。她相信天命、安分守己，默默忍受着苦难的煎熬，苦度一生要将来世修。她的善良突出地表现在对婆婆的同情和关怀上。但善良的窦娥又是不堪忍受压迫的人物。她对张驴儿的欺凌迫害进行了坚决的反抗斗争，在公堂上她据理争辩。她对官府原抱有幻想，但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觉醒。被冤判死刑时，她愤怒表示要“争到头，竟到底”。“法场”一折，窦娥性格有了飞跃发展，她指天骂地，控诉和谴责社会的不公。一曲〔滚锈球〕唱出了套建社会千千万万被压迫者的心声。三桩誓愿更是对黑暗统治的强烈抗议与挑战。窦娥的反抗精神令大自然改变了常态，三桩誓愿奇迹般出现了。窦娥死后鬼魂诉冤，是她反抗性格的继续和发展；作家这样描写，寄寓了人民的理想，说明人民是不甘压迫的。窦娥的形象闪耀着反抗的理想光辉。

（三）《窦娥冤》的艺术特色：

1、深刻的现实主义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它不仅描写窦娥所受的深重苦难和压迫，还表现了窦娥的反抗和斗争，而且让窦娥的反抗精神显示出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最终取得胜利，昭雪了冤案。这是战斗的现实主义的表现，也是理想主义的表现。

2、《窦娥冤》的结构特点：第一是戏剧矛盾高度集中，剪裁精当。全剐布局的重点放在黑暗统治与被压迫者的反抗上，因而矛盾集中在窦娥与恶棍张驴儿和窦娥与贪官桃杌的冲突上，其它矛盾冲突都服从于这条主线的安排。如从楔子到第一折跳过了十三年，其间窦娥许多辛酸苦楚之事，因与主线关系不大都一概略去，惜墨如金；而“法场”一折，情节本来简单，但关系到悲剧主旨，故而大肆铺张渲染，泼墨如云，以突出窦娥的反抗精神。第二是戏剧情节紧凑而多变。一个矛盾引出另一个矛盾，环环紧扣，冲突迭起，曲折紧张，出入意外，扣人心弦。

3、人物角色安排独具匠心。如次要人物赛卢医三次出场带出三件大事，关联着三个重大剧情，又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

4、语言本色自然，口语化、个性化都很突出。

三、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一）关汉卿的杂剧，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具有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

1、展现了元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图景，对各种社会现象以及社会各阶层人物都有着生动的描写。尤为突出的是，关剧大都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具有本质意义的重大问题，揭示了社会各种矛盾冲突，着力于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悲剧《窦娥冤》，喜剧《救风尘》、《望江亭》，公案剧《蝴蝶梦》、《鲁斋郎》等，都是有力的例证。这是关汉卿高于同时代许多杂剧作家的地方。

2、特别重视描写妇女的生活和斗争。封建社会的妇女备受压迫和摧残，比男子受苦更深。关汉卿把反映妇女命运作为创作的重要主题。关剧旦本多于末本，且多是把妓女、婢女、农妇、寡妇等下层妇女作

为刚小的主人公。关汉卿深切同情她们，对压迫摧残她们的恶势力总是给予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同时热情歌颂她们的反抗和斗争。如《窦娥冤》中的寡妇窦娥，《救风尘》中的妓女赵盼儿，《调风月》中的婢女燕燕，《蝴蝶梦》中的农妇王母等，她们虽受到迫害凌辱，但不是软弱可欺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敢于抗争的人物。这是与其它作家笔下受压迫凌辱的妇女形象大不相同的地方。

3、往往把理想当作现实来描写，带有明显的理想主义成份。如《窦娥冤》、《救风尘》等剧，不仅表现被压迫者的反抗斗争，而且让他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这使生活在黑暗统治下的人民看到希望，获得斗争的启示和有力的鼓舞。因而关汉卿杂剧成为积极浪漫主义与深刻的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二）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典型人物形象。他善于把人物置于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中，运用各种艺术手段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不但注意表现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的不同性格，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由于生活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性格特征。如《鲁斋郎》里的六案都孔目张跬和银匠李四的妻子都被鲁斋郎强夺去了，李四愤然告状，敢于斗争，而张硅则俯首听命。《救风尘》中的赵盼儿与宋引章，两个都是妓女，但因经历不同，赵显得老练机警，而宋则天真幼稚，容易受骗。

（三）结构严密而巧妙，情节紧凑而多变。关汉卿善于根据主题的需要，在有限的四折戏中巧妙地安排戏剧情节和戏剧冲突，做到主干突出而又富于变化。除《窦娥冤》外，喜剧《救风尘》也充分体现了关剧结构的特色。《救风尘》的矛盾本来是在宋引章与周舍之间引起的，但戏的主旨是赞扬赵盼儿的斗争精神，胡其主要冲突便在赵与周之间展开。但作家又不急于让赵，周交锋：第一折先交代人物关系和提出矛盾，表现赵的历练见识；第二折写刘盼儿定计，表现她的义胆和智慧，为正面冲突作铺垫；第三折才写赵盼儿用“风月”手段与周舍正面周旋，表现赵的机智勇敢；第四折是结局，写赵救出风尘姐妹，戏弄和惩罚了狡猾狠毒的周舍，使他落得“尖担两头脱”的下场。全剧布局十分巧妙，前面盘马弯弓，后面出奇制胜，外松内紧而变化莫测，引人入胜。

（四）关汉卿戏剧语言的特点是：通俗自然、朴实、生动。如《窦娥冤》的曲词宾白都是质朴自然、明白如话的。关剧语言个性化的特点也很突出，如《救风尘》中宋引章、和赵盼儿的语言表现了她们各自不同的鲜明个性。关剧语言述善于从古典文学名著中汲取营养，能根据不同题材和人物身份性格的需要，有的俚俗，有的雄壮，偶或还见艳丽，运用自如，各得其妙。如《单刀会》中关羽的唱词，融汇了古典诗词的成份，显得典雅庄重，沉雄豪迈，符合关羽的英雄本色。

四、关汉卿的散曲

（一）关汉卿也是元代著名的散曲作家，但其散曲的成就不如他的杂剧，题材内容比较狭窄：

1、以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恨的最多，小令〔沉醉东风〕、〔四块玉〕 《别情》是这方面的著名曲子。

2、描写自然景物。如〔双调·大德歌〕《冬景》、〔南吕、一枝花〕《杭州景》等。

3、反映下层文人生活和自叙生平个性，如套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

（二）关汉卿散曲的特点：质朴自然，通俗生动；写恋情，善于刻划女性的心理情态，细腻传神；写景物则清新活泼，充满着诗情画意。

（三）（南昌·一枝花〕《不伏老》，是关汉卿散曲最著名的代表作。这个套数反映了元代文人沦落社会底层的生活处境，表现了作者不愿与统治阶级合作的决绝态度。曲中的名句“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是作者不屈服于压迫歧视的倔强性格的生动比喻。全曲语言生动，泼辣，35 感情奔放不羁。但它渲染风流放荡生活，也流露了颓废思想和庸俗情调。

第三章 王实甫

一、王实甫生平、创作和西厢故事的演变

（一）王实甫，名德信，大都人，他生活在元代前期，熟悉勾栏生活，才华出众，和关汉卿同为最杰出的元杂剧作家。《录鬼簿》载，王实甫作杂剧14种，今存3种。《西厢记》是他最享盛誉的代表作。

（二）《西厢记》所写的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有一个漫长的流传演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它最早源于唐中叶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小说的故事是悲剧性的，而作者反为张生“始乱终弃”的负义行为辩护，借张生之口大谈“女人祸水”的滥调，称张生为“善补过者”，表现出露骨的封建传统偏见。但小说塑造了莺莺这个美丽多情，善良而软弱的少女形象，并通过她的悲剧遭遇，客观上暴露了封建士大夫的冷酷自私和封建社会的不合理。它文辞优美，描写委琬生动，颇有艺术感染力。于是文人墨客竞相咏唱其事，播之声乐，宋金时期更广为流传。

2、金代出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简称《董西厢》，故事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董西厢》把小说《莺莺传》改编扩展为五万余字的大型讲唱文学样式，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它的故事格局，把它写成莺莺和张生共同反抗封建礼教、取得自主婚姻胜利的故事，赋予它全新的内容和反封建的主题。在《董西厢》里，张生不再是轻薄无行文人，而是忠于爱情的人物：把小说中听由命软弱的莺莺，改写成了敢于反抗，勇于追求的贵族小姐；把小说中性格不明朗的丫头红娘，塑造成热情机敏、玉成崔张婚事的重要人物；老夫人则被写成为封建势力的代表。《董西厢》加了许多曲折动人的情节，语言优美生动，艺术成就也较高，为《王西厢》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王实甫的《西厢记》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它由讲唱文学改编成杂剧的。《王西厢》继承了《董西厢》的优秀艺术传统，在情节、人物和语言等方面又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和创新。它删去了《董西厢》中大战孙飞虎一段与主题关系不大的冗杂情节，剔除了有损人物形象或不合性格逻辑的描写，有的则加以改造和提炼，如把《董西厢》中张生主动提出上京应试的情节，改成老夫人以“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为名逼张生去应试。这些“刮垢磨光”的工作，使情节发展更合理，人物性格更丰满，反封建。的主题更鲜明突出。因此说，《董西厢》孕育了《王西厢》，而《王西厢》又发展了《董西厢》。

二、《西厢记》的情节和主题-

（一）王实甫的《西厢记》，共有五本二十一折，是我国古代一部优秀的爱情喜剧。其主要情节、是第一本写崔相国病逝后，夫人郑氏和女JL莺莺扶灵归葬，途中寄居于昔救寺。赴试书生张珙在佛殿上偶遇莺莺，一见钟情，借故也在寺中住下。两人隔墙和诗，道场传情，互相爱慕。第二本写叛将孙飞虎欲掳莺莺，兵围普救寺，老夫人宣称，有能退兵者愿以鸳鸳妻之。张生请来白马将军杜确解了重围，但老夫人却背义赖婚。红娘不平，让张生弹琴寄思，引鸳鸳月下听琴，促使两情人更相爱恋。第三本写红娘积极为崔张传书送简。但莺莺拘于礼教，暗约张生而又当面假意斥责，发生“赖简”等一连串内心矛盾的性格冲突，张生为相思折磨而病倒了。第四本写莺莺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在红娘帮助下终于与张生暗中结合。老夫人察觉，怒而“拷红”，红娘竟制服了老夫人并迫她认许了婚事。但老夫人又立刻逼张生应试，于是

长亭送别，崔张忍痛分离。第五本写张生高中皇榜，正待与莺鸳团圆，但郑恒争婚，造谣中伤，老夫人再次悔约，幸而张生及时赶回，郑恒羞愧自尽。崔张历经波折终得团圆。

（二）《西厢记》的主题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倾向。剧作通过张生和莺莺自由恋爱、冲破重重封建阻力而成就了美满姻缘的故事，猛烈抨击了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热情歌颂了青年男女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表现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其积极的意义主要表现在：

1、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人为地使婚姻和爱情相脱离的不合理性。崔相国生前不管崔莺莺的意愿而把她许给尚书之子郑恒，完全是为了家世的利益，这对莺莺毫无爱情可言，莺鸳与张生自由相爱，则遭到老夫人的百般阻挠和破坏。这种封建包办婚姻，千百年来葬送了无数青年男女的青春幸福。这使人们认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并起而反对它、摒弃它。

2、作品肯定了莺莺和张生不考虑门第财产，无父母之命，由青年男女自由选择的爱情，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他们爱情的发展过程，并让他们在共同反抗封建礼教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这对于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追求爱情幸福的青年男女是有力的鼓舞。

3、作品把崔、张爱情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在莺莺守孝期间，地点安置在“佛门净地”里，这是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和挑战，也是对顽固而愚蠢的礼教维护者的嘲弄与讽刺，4、作品最后提出“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理想，代表了封建时代广大青年男女的普遍愿望，是爱情自由、婚姻自主的颂歌，也是对封建婚姻制度发出冲击的呐喊，表现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

三、《西厢记》的主要人物

（一）崔莺莺，是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背叛封建礼教的贵族少女的典型。她美丽而多情，性格内向深沉，外表矜持，内心炽热。作品细致生动地描写了莺莺叛逆封建礼教的表现及其叛逆性格的发展过程。

1、莺莺生于相国名门，正当青春妙龄之时，却生活于礼教家规的重重禁锢之中，且终身大事已为父母决定。她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和礼教的束缚，大胆与张生相爱。从佛殿回眸、隔墙和诗到道场传情，表明她在渴求纯真的爱情。

2、老夫人的负义赖婚，激起了莺莺的不满，开始了内心的反抗，进而她通过红娘与张生传书密约，但又碍于礼教的影响，顾虑重重。看到红娘送来张生的情书，心里高兴却要装出发气的样子；张生践约与她相会，她又违心地训斥张生“无礼”。莺莺的这些“假意儿”说明她在背叛封建礼教的过程中有着复杂的思想矛盾。经过反复的自我斗争，终于认识到“仰图厚德难从礼”，才勇敢地与张生结合。

3、老夫人从门第观念出发逼张生应试，莺莺则蔑视功名富贵：“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她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这是莺鸳叛逆性格的继续发展。作家是严格按照莺莺的出身、教养和性格发展之必然来刻划这个人物的，所以莺莺的形象显得丰满动人而又真实可信。因而这个典型人物具有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二）张生，是《西厢记》中又一个封建礼教的叛逆者，是个喜剧色彩很浓的人物。他善良聪慧，才高性狂。作品通过描写他的痴情和酸迂，表现他对封建道德规范的轻蔑和背叛。他为了追求爱情，把科举仕进抛到九霄云外，他不管什么圣贤遗训，隔墙吟诗挑逗相国小姐：他拦住红娘自报家门：还把人家追荐相国亡灵的肃穆道场变成他与鸳莺传情的雅会；他追求莺莺，人前人后毫无顾忌，喜怒哀乐表露无遗。张

生的痴情到了“疯魔”的程度。但也可见他的真诚坦率，执着追求。他是个忠于爱情始终如一的“志诚种”。作品还写了他软弱的一面，“疯魔”之中也带有一点轻狂。

（三）红娘，是促成崔张美满姻缘的关键人物，是表现出卑贱者许多优秀品质的一个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

1、红娘性格的基本特征是：富有正义感，热情真诚，乐于助人，活泼爽朗，聪明机智而又勇敢泼辣。她不满老夫人赖婚负义的行为，同情和支持崔、张反抗封建礼教、追求婚姻自主的斗争。她一面给张生出谋划策，一面引导莺莺走上反抗道路：她冒着风险为他们传书送简，甚至受了委屈仍然热心为之奔走，最终玉成了崔张婚事。

2、《拷红》一折，红娘的光辉形象尤为突出。崔张幽会事发了，红娘面对老夫人气势汹汹的拷问，沉着应付。她抓住老夫人最怕“辱没相国家谱”的弱点，把崔张幽会之事和盘托出，镇住了老夫人。接着转守为攻，历数老夫人言而无信，背义赖婚，酿成“丑事”的过错，置老夫人于被告地位。然后又晓之以利害，条条戳到老夫人的痛处。最后老夫人只好乖乖地按照红娘的办法认许了婚事。在这场关键的斗争中，红娘力挽狂澜，为崔张姻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充分表现了红娘的聪明才智和敢于斗争的精神。红娘这个人物典型有着深刻意义和理想主义成分。

（四）崔老夫人，是封建势力的代表，是封建家长的典型。作品突出地描写她维护封建礼教和家世利益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她专制、自私、机诈而又愚蠢的性格特征。通过这个人物，暴露了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的虚伪冷酷及其腐朽本质。

四、《西厢记》的结构

（一）《西厢记》结构宏伟，共有五本二十一折，突破了杂剧一本四折的限制，还突破了每本由一个角色独唱的通例。有利于充分展开戏剧矛盾冲突和精细地刻划人物，表现出创新精神。

（二）《西厢记》的结构复杂而巧妙。它是由两条线索、两类矛盾冲突交织在一起的。以老夫人为一方与以崔、张、红为—方而展开的维护和反抗封建礼教的矛盾冲突，是全剧的主线；崔、张、红三者之间由于出身教养和性格差异而引起的矛盾冲突是副线。前一种矛盾冲突在第二本赖婚、第四本拷红、逼试，第五本争婚中表现得最尖锐，后一种矛盾冲突在第三本赖简等情节中表现得最集中突出。两种矛盾交错发展而又互相影响。如由于封建势力的压迫，使得崔张的恋爱采取隐蔽的方式；由于封建礼教影响，使得莺莺顾虑重重，出尔反尔，导致了崔、张、红之间一系列的喜剧性冲突。而他们之间矛盾冲突的发展又推动着前一种矛盾冲突的变化发展，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三）《西厢记》戏剧情节曲折多变，矛盾冲突波澜起伏。如第一本写崔、张爱情的萌生，在喜剧气氛中潜伏着与礼教的矛盾冲突。第二本用兵围普救寺事件、迫使老夫人许亲，崔张爱情豁然明朗，出人意外。但老夫人赖婚，忽又风云突变。第三本写崔张爱情在红娘帮助下暗中发展，又绝处逢生。岂料又有鸳莺赖简之事。引出许多纠葛，曲折跌宕。第四本写崔张幽会事发，老夫人“拷红”，情势骤然紧张，但红娘竟能力挽狂澜，迫使老夫人认许婚事。故事似乎圆满结局了，谁知又来个逼试，再拆鸳鸯。第五本写张生高中，眼看团圆在即，但又有郑恒作梗，节外生枝。崔、张历经波折才得团圆完婚。矛盾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起伏跌宕，扣人心弦。加上崔、张、红三者之间的许多性格冲突穿插其间，更增喜剧色彩，收到引人入胜的戏剧效果。

五、《西厢记》的语言特色

王实甫的杂剧语言不同于关汉卿。关剧语言是本色派的代表，而《王西厢》的语言则是文采派的代表，在我国古代戏曲中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特色：

1、把古典诗词含蓄凝炼的语言与民间通俗流畅的口语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既优美典雅又生动活泼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2、诗剧般浓郁的抒情意味。曲词和道白，叙事写人或绘景抒情，都十分精炼生动，常创造出诗情画意的境界，刻划人物心理情态，尤为细腻委婉，逼真传神。

3、个性化的特点很突出。如张生的语言坦直而含稚气，常带夸张，显出痴狂的个性；莺莺的语言含蓄而矜持，常带感伤情调；红娘的语言则俚俗率直，爽朗泼辣，妙语连珠，俏皮可爱：老夫人的口吻则常露冷酷专横。人物语言都十分切合他们的身份和性格。

第四章

元代南戏

一、南戏和高明的《琵琶记》

（一）南戏的兴起和发展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是用南方方言和流行的地方曲调演唱的南方剧种。北宋末年开始流行于江、浙、湖、广一带的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至南宋则盛行一时，元灭南宋后曾一度衰微。至元末再度复兴，并流传到江西、安徽等地，形成各种不同声腔而逐渐发展成新的地方剧种。南戏上承宋院本，下开明传奇，是中国戏曲史上重要的一环。

（二）南戏形式上的特点。

南戏在结构上不分折而分出，它没有因定的出数，长短自由，南戏的出以“人物上场下场为界限”，实际上等于“场”，每本出数不定，一般都有几十出。

它没有“楔子”，但有“家门”，又叫副末开场，副末介绍剧情或说明创作创作意图，不比北曲，不是戏情的有机组民部分。重要人物出场有定场白，每出戏完时有下场诗，在演唱方面，一出戏不限用一个宫调的曲子，也不限一韵到底，也不限一人主唱，可互唱、合唱、主唱、伴奏以管乐为主。

（三）高明的《琵琶记》

1、高明的《琵琶记》主题思想的复杂性。

《琵琶记》是高明根据民间流传的南戏《赵贞女》改编的。改编中最重要的改动是把男主角蔡伯喈由一个抛弃双亲，背弃妻子，最后遭雷击的反面人物改写成一个全忠全孝的正面人物，使剧的主题由遣责背亲弃妻变成歌颂贞烈忠孝。之所以对原剧进行这样的改动，是与作者的写作意图分不开的。

高明写作《琵琶记》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正好剧中剧末在开场时记：不关风化体，纵如也枉然。”二休论播浑，也不寻官数调，只看子墩共妻贤，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品的人物无不涂上封建说教的彩色。

然而，《琵琶记》的思想内容又是比较复杂的，在宣扬封建礼教的同时，他对生活对人物又作了不少真实的描绘，反映了一足的生活真实。

如蔡伯喈，他本不愿出仕，甘愿隐居田园，可是又十分软弱，对父母，宰相，皇帝加之于他的压力，他只是逆来顺受，不敢有较量和反抗。就使他陷入矛盾的苦闷之中不能自拔，蔡伯喈软弱忍让，反映了封建礼教压抑下许多知识分子的区同性格，通过他，也使我们看到了所以“忠孝”为主体的封建礼教无视人性，摧残人性的腐朽本质。

又如赵五娘，作者的意图是将塑造成为一个贞烈孝道的化身，通过她来宣传封建道德，但戏中的赵五娘却并不是一个概念化的人物，她的行为都很有个性特点，在对公婆的态度上，突出地显示了一个下层妇女，所具有的自我牺牲坚韧的可贵品质，39 另外，《琵琶记》也客观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一些黑暗现象，地方官吏的贪赃枉法，对遭受饥荒的农村也有比较真实的揭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人民的苦难，表达了作者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琵琶记》这种思想内容的复杂性，一方面与作者世界观的复杂性有关，一方面也与艺术本身要求真实的特性分不开。

二、元代四大传奇

元代末期，南戏复兴，大型剧作相继问世，《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是南戏复兴之重要作品，称“四大传奇”，又称“古戏四大家”。其思想性虽不高，但情节曲折，极尽悲欢离合之情，故为歌场所重视。

1、《拜月亭》为四大传奇之佼佼者，艺术成就较高。此剧系根据关汉卿同各杂剧改编，取其精华，进行再刻造，将悲欢离合的爱防不胜防故事，放在兵荒马乱，人民流离失所的社会背景，描写，是有不同凡响的艺术特色，对王瑞兰形象的塑造相当成功。特别是对王瑞兰内心的微妙活动以及矛盾心理的描写，更显得细致入微而富有喜剧性。身为尚书小姐，在旷野中孤零无依附，她无法顾及自己的身伤，只能央求蒋世隆挈带同行，甚至主动提出了“权说是夫妻”的建议，但到达旅舍，当蒋世隆正式提出成亲要求时，她心中愿意，却故作回避，表现出相府小姐的矜持。这一形象的出现，说明南戏的艺术水平，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

《拜月亭》的语言天然本色，一向为人们所称道，本色天然的唱词与说白浑成一体，很难区分，而曲白相生，耐人寻味，又大大增加了语言的表现力。

2、《荆钗记》的故事原型写的是文人王十朋抛弃玉莲，与《王魁》、《赵贞女》属同一类型。今传文改为歌颂“义夫节妇”生死不渝夫妇之爱。《荆钗记》的改编，在许多方面突破了儒家的价值观，像王十朋在误闻玉莲死讯后，守情不移，甚至宁无子嗣，也不再娶。就突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纲常观念；钱玉莲重才而轻财，为了自己的信念，甘赴一死，她的“节”，虽有封建贞节的因素，但更多体现了“富贵不能动其志，威逼不能移其情”的品质。剧中涉及如何对待贫贱，如何对待富贵，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继母与前妻子的家庭关系等等，这些都是旧时下层民众深为关切社会问题。因而，它的出现，吸引了广大观众的注意，王世贞称“《荆钗》近俗而时动人”（《曲藻》），所谓近俗，正好说明它具有贴近现实生活的一面。

《荆钗记》情节结构颇为精巧，戏剧性较强，它以荆钗为线索贯串全剧，展开情节关目，特别适于表演。

3、《白兔记》突出地描绘服剧中人物刘知远身处贫寒而备受欺凌的屈辱，和最后扬眉吐气的情境，笔调淋漓痛快，引人入胜。剧本对李三娘的描写也很成功，塑造了一个历经磨难，在痛苦中等待丈夫归来的一个善良的妇女形象，在李三娘身上体现了旧时代广大妇女的悲惨遭遇。

4、《杀狗记》对“酒肉朋友”的无赖心理和卑劣行为的充分揭露，作品具有一定的劝戒作用。有极富表现力的说白，又杂又封建说教。但是，剧中强调的只有手足之亲是可以信赖的，狐朋狗友不可交的伦理道德是值得肯定的，剧中涉及因财产纠纷而引起家庭破坏的社会现象，也是宗法社会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因而具现实意义。戏文俚俗，明白如话，个别段落有失粗率。

南戏剧本，除上述四大戏之外，无名氏的《破窑记》、《金印记》、《赵氏孤儿》、《牧羊记》、《东窗记》，影响都很深远。其中《破窑记》的成就较高。后来，这些南戏剧本经过明人的雅化，礼教伦理因素的加强，使之明显地逊色于这四大南戏。

第三讲

明代文学

概 述

一、历史概述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国，至1644年明朝灭亡，历时二百七十七年。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文学现象的不同阶段，明代文学可分为三个时期：即明初，洪武至成化，约一百二十年；明中叶，弘治至万历，约一百三十年；明末，天启、崇桢时期，二十余年。朱元璋经历过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深悉人民疾苦。为了巩固政权，缓和社会矛盾，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并大力扶持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些措施，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生产力有了提高。明中叶，土地兼并激烈，皇室、官僚、地主豪绅、富商大贾，都倚恃特权，大量兼并土地，赋税越来越重，广大农民失去土地，被迫流亡，经常发生流民起义。不仅农民无以为生，矿业、盐业生产也受到严重破坏。与此同时，城市经济却得到发展，由于流民大量涌进城市，为手工业和商业提供了廉价劳动力。明中叶；以后，商业和手工业发展十分迅速，并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逐渐形成了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分工，苏州成为丝织业中心，松江成为棉织业中心。除家庭手工业外，还出现手工业工场。仅苏州一地当时靠出卖劳力为生的织工、染工就有一万余人。其中机工与机户的关系，已经是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早期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到了明末，农业生产虽稍有好转，但赋税更加苛杂，吏治腐败，横征暴敛，大量农民破产流亡，加之灾荒疾疫大面发生，社会经济已濒于崩溃。

在政治上，明初，朱元璋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废除了长期沿袭的丞相制，把中央军政大权总揽在皇帝一人手中。明成祖朱棣设立内阁，在皇帝指挥下协办政事。朱棣本是藩王，靠宦官政变夺得帝位，他信任宦官，使宦官肆虐在明代愈演愈烈。还设立“锦衣卫”、东厂等机构，实行特务统治，对官吏文人实行严酷的控制。中叶以后，政治更加腐败，藩王、宦官、大官僚尽情奢侈享乐，皇帝昏庸无道：武宗整日耽于淫乐，朝政为宦官刘瑾把持；世宗迷信道教，把炼丹献方道士封为高官，听任权奸严嵩父子操纵国事二十多年。明末朝政日非，天启阉党魏忠贤擅权，政治黑暗至极。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以顾宪成为首的东林党，后起的复社、几社，都先后和阉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终于使明代的统治在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宣告灭亡。

在思想文化上，明代积极提倡程朱理学，以此作为社会的统治思想。朝廷还组织人力修撰“五经”、“四书”与《理性大全》。广为传播。实行八股文取土制度，以朱熹注“四书”与宋儒注经“五经”命题，不许考生发挥自己的思想，以防止“异端”，达到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明王朝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和高压相结合的手段。朱元璋曾开设文华堂招揽天下人才，朱棣还命解缙及他文土三千人编成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另一方面，又对“不为君用”的朝野文士施行残酷杀戮，并百般疑忌，多次大兴文字狱，使社会思想为之窒息。至明中叶，由于经济、政治的影响。思想文化才有了显著变化。首先出现了以王守仁为代表的“阳明学派”，提出“良知”说，反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束缚，启发大胆思想；以王阳明的门人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提出“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家李贽，公开以“异端”自居，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反对封建假道学，并在文学上提出许多精辟见解，明中叶出现的进步思潮，在思想文化界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对明代中后期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文学概述：

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或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历史题材的章回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共同拉开了我国小说世界的帷幕。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了新的天地，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相继问世，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这四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在它们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中叶的短篇小说，也十分兴旺发达。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摹拟宋元话本写成的，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成就上，都比前人有很大进步。明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

明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到文人的加工整理，再发展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无数的无名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相熔合的结晶、《西游记》、已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创作成分比重的增加，《金瓶梅》则是作家的个人创造。短篇小说从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产生了文人的拟话本，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从思想内容来说。明代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理想、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从艺术形式来说，它开始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创作方法来说，大多是现实主义的，有的作品也达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度。明代小说的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

明代戏剧是沿着杂剧、传奇两条线发展的。杂剧是元杂剧的余波，已趋衰落，在南戏影响下，创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传奇是戏剧的主要成就。成化以后，由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十戮盛行。明初由于统治者对戏剧的控制和利用，作家作品虽多，而有价值的很少。中叶以后，剧坛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牡丹亭》，此外，还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形成了各具特的艺术流派。主要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强调内容、注重文采 “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音律的“吴江派”，这两个流派影响很大。还有以梁辰鱼为代表的着力词藻的“昆山派”。其次，是剧作题材的广泛：有的取自本朝的现实题材，如《鸣凤记》：有的采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如《浣纱记》；还有用寓言题材写成的，如《中山狼》。其三为戏曲形式的演进和表现手法丰富。唱腔不断革新与多样化，各种戏曲形式同时涌现。其四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行。

明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成就较差，它们是在拟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前进的。明初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都亲历过元末的大**，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永乐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文歌功颂德，形成一股不良文风，统治文坛数十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文突出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到明中叶，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以文学的复古来反对“台阁体”文风，但他们侧重形式，成就不高。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和实践，取代了“台阁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一味摹拟抄袭，盲目复古仿古，仍是形式主义。王慎中、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肯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被称为“唐宋派”。对前后七子都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反对贵古贱今，主张文学要“独抒

性灵，不拘格套”，但其作品只注重形式革新，较少反映现实。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及“公安派”都想纠正，但脱离现实生活，只注重雕琢词句，忽视内容的倾向更突出。明末复社张溥的诗文，表现了真实感情。为抗清而慷慨捐躯的陈子龙、夏完淳的作品，表现了民族气节，充满了爱国热情。明代的词，在词史上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词学理论研究、词作批评、词章的编选、整理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创作方面，以刘基，高启、杨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为代表。正是由于明代词人不绝如缕的创作，才酝酿了清代词的中兴。明代散曲，只有少数作家保有元曲遗韵，但它开拓了题材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进一步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表现了浓郎的时代生活气息，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明代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民歌，是明代文学的“一绝”，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面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歌遗产。

第一章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三国故事在民间长期流传，北宋时已出现“说三分”的专家，宋元时期三国故事被大量搬上舞台，元英宗至治年间刊行的《全相三国志平话》是民间传说中三国故事的写定本，已初具仁演义》的规模。

元末明初，罗贯中运用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等历史资料，结合民间艺人的创作成果，加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写成了《三国演义》这部影响深远的章回小说。

作者罗贯中，据贾仲明《录鬼簿续编》等材料，可大致推断出他的生活年代。他经历过元末**，一度参加反元斗争，有理有抱负。

二、《三国演义》的思想内容

（一）《三国演义》描写了公元184年到280年间的历史故事，始自黄巾起义，终于西晋统一。集中展示了三国时代各封建集团之间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通过这些互相利用又互相残杀的复杂交叉的斗争，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小说一开始就展开了外戚何进与宦官集团“十常侍”的利害冲突；何被杀死，重臣袁绍又诛灭了宦官；封疆大吏董卓赶走了袁绍，新兴力量曹操又会集诸侯讨伐董卓；而在讨董会师时，诸侯又各怀异心，坐观成败：董卓被杀后，他的部下也分裂为两部，互相厮杀，矛盾还直接渗透到统治阶级的家庭内部：袁绍死后，他的儿子兄弟之间同室操戈，刘表的儿子刘琮，一直和其兄刘琦争夺继承权，曹操一死，曹丕与其弟就同根相煎；刘封不救关羽，也是孟达亲疏立继的利害问题打动了他。罗贯中所描写的这些矛盾斗争，揭穿了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纲常伦理的实质。正是这些矛盾所酿成的连年战祸，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二）《三国演义》通过对曹操、刘备的刻划，表达了作者向往“仁政”，反对暴政的政治理想。

1、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三绝之一： “奸绝”。作者对曹操的刻划，紧紧抓住“奸雄”这两个字。他从小就“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游荡无度”，他幼时就设计诬叔骗父，使他父亲再也不相信叔叔的话，从此越发“恣意放荡”。他对父执老翁，皇后重臣，无辜百姓，孕妇孺子，都任意杀戮，公然宣扬“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极端自私的处世哲学。他装睡杀死卫士后，又厚葬死者，以示仁义心肠；行军时忽然放声大哭，说是思念典韦去年在此战死，于是祭奠典韦，亲自“哭拜，昏绝于

地”，使大小军校无不下泪。这都表现了曹操驾驭军将的权谋。他借黄祖的手杀死祢衡，以扰乱军心的罪名杀死杨修，因怀疑而杀死名医华佗，写出他奸诈多疑，极端利己，虚伪狠毒，凶暴残忍的一面。但同时曹操又是个能安天下的命世之才。作者在曹操第一次出场时，就借别人之口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纵横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在群雄此伏彼起的大动荡中，都显出了曹操的远见卓识与雄才大略。当董卓弄权肆虐时，他揭露其阴谋野心，发难讨伐，得到天下响应；当各路诸侯只顾眼前互相吞并时，他能高瞻远瞩，乘时度势，显出与众不同的器度；他豪放机智，在青梅煮酒，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时，对拥兵据地，炫赫一时的人物，一一作了独具远见的精辟评价；他善于用人，不论出身门第，不计恩怨，广纳贤才，因而“文有谋臣，武有猛将”；在官渡之战中，他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劣势胜优势的著名战例。所以很快战胜敌手，统一了中原。

2、刘备是《三国演义》中站在曹操的对立面的一个礼贤下、仁民爱物的“仁君”。他出身贫苦，曾“贩履织屦为业”，了解民间下情。桃园结义时，就发出了“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誓愿。他的思想言行的核心就是“仁义”，在《庞统献策取西川》中，刘备说：“今与吾小大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耳。今以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为此不忍也”。作者用诗称赞他：“不因小利忘仁义，便是当年尧舜心。”他信守“人无信不立’“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所以处处以宽仁待民。他初任安喜县尉，就能“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因而“远得民心，近得民望”，当阳撤退时，十几万难民随他渡江，情势万分危急。为了黎民，他把身家事业放在第二位，也要和扶老携幼的难民一道，患难与共。取西川时，他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受到人民焚香礼拜的欢迎。当初，他正流落无依，而一般据地自重者正对土地求之惟恐不得，可陶谦三让徐州时，他却再三礼辞；明知“的卢”妨主，也泰然处之，不肯嫁祸于人；刘备刚得徐庶。如虎添翼，上下相得，初次取得胜利，可当曹操挟持徐母，来书骗徐时，刘备说：“使人杀其母，吾独用其子，乃不仁也；留之而不使去以绝子母之道，乃不义也。吾宁死，而不为不仁不义之事也。”放徐归曹，丰富了刘备形象中仁义的一面，走时又恋恋不舍，长途相送，又丰富了刘备重情爱才的一面。刘备的礼贤下士，知人善任，集中地表现在对待诸葛亮身上。三顾茅庐，细腻地刻划他对贤才的爱慕与敬重，诸葛出山后，刘与他“食则同桌，寝则同榻，终日议论，心地开悦，共议天下之事”，推心置腹，言听计从，使明君贤相，相得益彰。刘备的义，还集中表现在对待结义的关羽、张飞和“甚相敬爱”的赵云身上，生则相爱相信，死则义不独活，指日报仇。既突出了结拜的义气，又反映了作者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3、《三国演义》的思想倾向是“拥刘反曹”

“拥刘反曹”思想的主要表现：首先从内容上看，小说塑造的刘备的形象，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信友，宽厚谦让，以恢复汉室为政治目的，以忠于桃园结义为生活信条，以解救百姓疾苦为行动准则。写曹操，是作为刘备的对立形象来处理的，处处都显得奸诈猜忌，凶狠残忍。他杀人不眨眼，不仅在争权位，报私仇、掠土争城时杀人如麻，连吕伯奢这样的与其父有八拜之交、而当他危难时仍当贵客款待的忠厚老翁，他也要杀其全家；为他贴身警卫的内侍、给他治病救命的医生华陀、患难中舍身相助的陈宫以及名士，如孔融、杨修等，都一一死在他手中。其次，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备放在主导地位，有近五分之三的回目是写刘蜀，开章第一回就引出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三分之二，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再次，从语言上看，作者爱

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在回目上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孟德，而多处却直呼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拦”、“诏”都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数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数终”实有称快之意。

（三）关于刘、关、张义气的描写，反映了一定阶层的道观念。三人桃园结义、立志报国安民，誓同生死。即使时间推移，局势发展，地位变化，他们始终忠于誓言，体现了重友谊、重然诺的可贵品质；人称关羽“义绝”，在桃园三英中，刘备突出是“仁”，张飞突出了“猛”，关羽尤其突出了“义”，成为“义”的化身。他申明降汉不降曹，封金挂印，千里寻兄。歌颂了义重如山的优秀品质，关羽身上还体现了“春秋大义”的封道德观念，在处理和曹操的关系时，也受到个人恩怨的支配，就暴露了关羽性格上的弱点，也显露出《三国演义》中“义”的局限性。

（四）《三国演义》在描写波斓壮阔的斗争中，概括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历史人物的高超智慧，这都集中体现在诸葛亮身上，诸葛亮是《三国演义》中最重要的人物。他于建安十二年从隆中出山，至建兴十二年去世，前后二十七年的活动，在书中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文字；这部分文字中又有二分之一的内容是专写诸葛事迹的。他未出隆中，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地作出精噼分析，提出占荆据蜀、联吴抗曹的根本策略。初出茅庐，在博望坡初次用兵，小试蹈略，就取得全胜，奠定了在军中尤其是关羽、张飞诸将心目中的地位，赢得了钦佩与尊敬；荆州新败之后，他只身入吴，结好鲁肃，智激孙权，团结周瑜，舌战群儒，力促孙刘联盟，实现了联合抗曹的大计；在赤壁大战前的风云变幻的复杂局面，在与敌友的周旋中，在艰巨的战前准备与战斗部署中，他步步采取主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智谋远远胜过周瑜和曹操。终于取得了赤壁的大捷；随后他三气周瑜，稳定荆襄，西取益州，实现了隆中的预言：在巴蜀辅佐刘备，内修政理，外出秦川，智取汉中，夏侯授首，阿瞒退兵，在政治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白帝城托孤后，他忠于王业，料事如神，细致谨慎，知己知彼，多谋善断，随机应变，没有辜负刘备生前的知遇和临终的恳托；在安居平五路，弹琴退仲达，六出祁山，七擒孟获诸役中，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成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千古贤相的典型。

三、《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与影响

（一）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的统一。《三国演义》是以历史题材写成的文学作品，它允许作者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进行艺术加工，可以不拘泥于史实。如曹操在历史上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但作为艺术形象，曹操却被描绘成“奸雄”的典型。在个别情节上，为了人物形象的鲜明突出，和谐统一，而把史实作了改动。如“怒鞭督邮”一事，按《三国志》记载，本是刘备所为。小说作者把它移到张飞身上，既保持了刘备这一人物形象前后一致的性格，宽厚、仁和又使猛张飞的性格更加丰满。在情节安排上，《三国演义》常常抓住史料中几个字、一句话而大力渲染。如诸葛出山，在《三国志》中只有“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这十二个字，在罗贯中的敷衍下，就成了曲折动人的“三顾茅庐”的著名故事。

（二）人物众多，形象鲜明。《三国演义》一书共出场一千—百八十三人，其中主要人物都有鲜明个性。作者塑造人物的特点之一，就是一出场就确定其基本性格，随后逐渐加强刻划。如张飞性格的基本特征是莽与猛，作者从外貌言行上写他“豹头环眼”、“声若巨雷”，打仗时不是“大喝一声”，便是挺起丈八

长矛，“更不答话，举枪便搠”。通过鞭督邮、战吕布、长坂坡、古城会、夜战马超等情节，不断地渲染。在突出了他勇猛的一面以外，也写了他义释严颜这勇中有谋的另一面。特点之二是善于用烘托、夸张的手法。如写关羽温酒斩华雄，孔明出山，赵云单骑救主，张飞吓死敌将、喝退曹兵等，都是运用烘托、夸张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

（三）战争描写丰富多彩、气势磅礴

1、《三国演义》描写了接连不断的战争，在大大小小四十余次战争中，兵力对比、战争进程、规模、结局。各不相同，在作者笔下，写得千变万化，不雷同，不死板，不单纯写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着重叙述战争的起因，将帅的性格，正确的和错误的战略决策、战术运用，兵力的配备，转变的契机，胜败的各种要素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有机联系。作者准确地抓住这些，写出了战争的特点。

2、《三国演义》成功地描绘了历史上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因小说的生动刻划而妇孺皆知。（1）赤壁之战展示了历史事件的戏剧冲突。赤壁之战的结局是使三国鼎立的局面正式形成。遏制了不可一世的曹操，使刘备赢得了时间，获得了立足之地。这是一场三方各为消长的主体战争。当时曹操剪除群雄，统一了北方，兵精粮足，声势浩大，率领百万大军，席卷荆襄。所到之处，势如破竹，大有不可抵挡之势。刘备新败之后，喘息未定，进无可攻之力，退无可守之土。

孙权实力弱小，强敌压境，战和举棋不定。从悬殊的力量对比来看，曹操战胜孙吴和消灭刘备，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作者交代了这些形势后，抓住了孙、刘与曹操的占主要地位的矛盾，暂时缩小了孙、刘之间的占次要地位的矛盾，笔锋一转，揭开了孙刘联盟的帷幕，展开了历史事态的新转机。诸葛亮精确地判断了曹操的兵力，智激雄辩，设喻析理，消除了一些人的疑虑；周瑜也客观地估汁厂曹兵的威力并非锐不可当。诸葛亮、周瑜利用长江天堑，发挥水上优势，协力共谋，终于击溃了曹兵。在写大战之中，又穿插一些小规模战斗；在写战场烽火的间隙，又用很多笔墨写刘备、鲁肃、孙权、诸葛亮、周瑜之间多次的交谈、密议和舌战；在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又写出群英会、临江盛宴和宁静山庄的庞统夜读，把战争气氛与和平景象，战场烽火与客厅溅叙。大战的动态与小室的静态纵横交织，既有战场的真刀实枪，又穿插有草船借箭，苦肉计、借东风等传奇之笔。向读者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场景。

（2）赤壁之战展示了人物的思想性格。书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在这次战争中露过面。曹操曾自诩“吾任天下以智力”，向人夸口“曹公多智”，他拥有几倍于对方的兵力，却落个一败涂地。从阿瞒横槊赋诗的插曲中，那不可一世的骄横，已展示了他必败的性格因素。周瑜的一生事业中，赤壁时期占很大比重，作者用力刻划了他的性格特征。他年富气盛，聪明好胜，识大体而昧大局，大敌当前而又时时暗算盟友，长于水军训练而短于指挥大型战斗。对于曹军，他能认识到并非不可战胜而敢于请命迎战；对于东吴前途他能看出可战不可降；但对于孙刘联盟的长远利益的看法，他就显得狭隘和短视了。大敌逼临江岸，他被迫和诸葛亮合作，但第一次接触，就因忌封而出现矛盾，他对诸葛亮是畏其智而忌其能，他们共事的全过程，就是又联合又斗争的过程。他拒曹是正确的，敌视诸葛亮是错误的。他依靠正确决策取得了胜利，又因错误措施而招致赤壁之战以后的失败。这一人物的思想性格，都是通过赤壁之战的战争描写来表现的。

（四）《三国演义》的语言特点

1、“文不甚深，言不甚俗”是《三国演义》语言的一大特点。作者吸收了我国古代文言的精华，使之适当地通俗化，改变了原来用文言作为唯一描写手段的局面，完成了文学语言的一种解放。作者把古代

规范化的文言和当代运用的方言口语汇于一书，熔于一炉，达到互相取长补短，雅俗共赏的效果。《三国演义》出现后，立即就有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推动人们模仿这种文中白的文体来进行创作。《三国演义》成功地运用简洁明快而又通俗的语言，在文学创作上起了创新作用。

2、作为第一部长篇小说，它在语言运用上，侧重叙述而简于描写。叙述稍显粗疏，往往能以景写人，以事状情。如三顾茅庐时，写隆中景物，风峦形胜，稍加点染，就画出了诸葛亮的高洁志趣；曹操的横槊赋诗，几笔勾勒，就让人感到一个骄横的战胜者就在眼前；诸葛亮临危抱病巡视军营，只用“悠悠苍天，曷此其极!”的一声悲叹，就勾画出一位“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忠贞老臣的感人形象。

3、对话有声有色。青梅煮酒一节，刘备每以不同内容提出一个有不同成就的人物，曹操都从不同角度来加以否定，层层深入，最后道出主见“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舌战群儒一节，出语各具个性，声情并茂，咄咄逼人，有力有理，妙语连珠，而诸葛亮据理力辩，准确有力，论证严密，言辞犀利，变被动为主动，化守势为攻势，势孤而理不孤，把东吴藻臣驳得或“无言以对”，或“满面羞惭”，或“低头丧气而不能对”。张松在书中露面不多，一次是反难杨修，一次是反讥曹操。他听到曹操的矜夸炫耀之词后，说：“丞相驱兵到处，战必胜，攻必克，松亦素知。昔日濮阳攻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繍之日，赤壁遇周郎，华容逢关羽，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箭于渭水，此皆无敌于天下也。”猛张飞的快人快语，总是让读者如见其人。徐州见了吕布时，就直接说出“曹操道你是无义之人，叫我哥哥杀你”。在古城见封关羽，不理会他的解释，拍马上前，就要“我今与你拼个死活”。

《三国演义》的影响。《三国演义》为中国的长篇小说，为章回体，为历史演义小说开了先河，为后世的戏曲提供了大量串材，它的众多人物形象和生活故事广为流传，战略和智谋都有借鉴意义。《三国演义》早在十七世纪就有日译本传到国外，引起国外读者的广泛兴趣。

第二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和作者

宋江等三十六人的起义是《水浒传》创作的历史根据。宋江起义失败后，英雄们的斗争事迹在民间广泛流传。宋末元初，龚开的《宋江三十六人赞》初次记录了三十六人的姓名和绰号。后来，以水浒故事为题材的话本和戏曲相继问世，元杂剧中出现了《双献头》、《李逵负荆》等别具一格的水浒戏。《水浒传》是在民间故事、话本、戏曲的基础上进行的再创作。

《水缸传》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水浒传》的版本很复杂，有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和七十回本三个系统。

二、《水浒传》的思想内容

《水浒传》反映了宋江起义的发展过程，深刻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展示了“官逼民反”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阶级对立，热情歌颂了农民起义的英雄人物，描绘了农民“八方共域、异姓一家”的社会理想，也写出了起义失败的内在原因。《水浒传》主要是写农民起义，在描述中也浸透着相当程度的市民意识。

百回本和百二十回本的《水浒传》写起义军最终向封建统治阶级妥协投降，宣扬忠义思想。把接受招安作为梁山义军的唯一正当归宿，这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局限性；把招安处理为悲剧结局，则又反映了作者

的清醒认识。

（一）《水浒传》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书中从最高统治者写起，封建皇帝腐朽荒淫，纵容奸佞，是罪恶势力的总后台；当朝权臣蔡京、童贯、高俅等，狼狈为奸，恣意盘剥，地方的府、州、县官，很多都和上司有亲属关系，他们既是其上司的爪牙，又都是贪官污吏；在社会基层，还有豪强如西门庆、殷天锡，武装地主如祝朝奉，恶霸如镇关西、蒋门神，及其他地主富商，流氓恶棍等大大小小的恶势力，构成了一个暗无天日的、人民群众已无生路的黑暗深渊，从而揭示了农民起义的必然性。

（二）《水浒传》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简单真理。林冲原是禁军教头，安分守己。高衙内调戏他的妻子，他委曲忍让；高俅设计陷害，又把他刺配到沦州，他仍幻想“挣扎着回来”；直到高俅派人火烧草料场，·要置他于死地，这才使他忍无可忍杀了仇人，上了梁山。武松原是阳谷县都头，打虎成了名，心满意足；被恶霸西门庆占嫂杀兄后，他报仇杀奸，被刺配盂州，仍对官府抱着幻想：等到飞云浦发现恶差的杀机，他才杀了仇人，上山落草。

（三）《水浒传》歌颂了梁山英雄的反抗精神和优秀品质

1、鲁智深原是个下级军官。他酷爱自由，见义勇为，路见不平就挺身而出。他痛恨黑暗势力，反抗到底，爱护朋友，同情弱小。他在酒楼听到金翠莲父女啼哭，了解到郑屠的恶霸行径，就怒不可遏，三拳打死镇关西，表现了他粗犷，勇猛过人；保护了贫老弱女，还赠银帮他们远离虎口。打出了人命后又说人装死而自己巧妙脱身，表现了粗犷中又有警细。他不能遵守佛门的清规戒律，不能忍耐五台山的清素寂寞，一到东京，就使相国寺活跃起来。和林冲相见恨晚，仇林冲之所仇。痛林冲之所痛，一路暗中护卫，情同骨肉。大闹野猪林，更加丰富了他慷慨豪侠的一面，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光辉的形象之一。

2、李逵原在家当雇工，因杀人逃亡，流落江州，劫法场救宋江后上了梁山。他最富反抗性与同，情心，他性格的本质特征就是不可动摇的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强烈的不妥协的反抗精神，他是梁山英雄中最彻底的反抗者之一。柴进受殷天锡欺辱，幻想以合法方式按“条例”请官府解决，李逵大嚷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攻入寿张后，他在县衙穿上绿袍朝靴，升堂问事，对公人和原告、被告，尽情戏弄；对封建统治的机构、法律、官僚制度，无情地嘲笑和蔑视。他经常大叫：“造反!”“造反!”他大胆说出：“杀去东京，杀了鸟官，在那里快活。”他最坚决地反对招安，他大闹菊花会，元夜闹东京，扯诏骂钦差，多次打乱了宋江接受招安的计划。他死后变鬼，还要抡起板斧去砍皇帝。他爱憎分明，对宋江佩服得五体投地，听说眼前就是真宋江，他纳头便拜；可在王林酒馆内听说宋江抢了满堂娇，他便勃然大怒，砍倒杏黄旗，大闹忠义堂；一旦发现事出误会，又知错就改，跪地求情认罪；到宋江受招安时，他把圣旨夺过来撕成粉碎，带头誓死反对。他嫉恶如仇，视死如归，对梁山弟兄和受苦百姓都富于同情。为救宋江、戴宗而劫法场，到高唐州救柴进，他都勇猛冲杀，身先士卒。李鬼假冒他的名字行劫败露，听说他家有老母时，不但不杀他，反而拿出银子送给他。他是革命性最彻底、反抗性最坚决的朴实的农民起义英雄的代表。

3、《水浒传》写出了富有反抗性的英雄群体。宋江的忠义，吴用的智慧，武松的英武，燕青的机灵，所有梁山英雄都急公好义，救困扶危。作者把这些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强盗”的人写成英雄，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

（四）《水浒传》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模式。梁山泊是走投无路的穷苦人民向往的乐土，那里待遇

平等，“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团结友爱，“八方同域，异姓一家”，反映了当时农民的理想，对农民的反抗斗争起鼓舞作用。

（五）《水浒传》中梁山英雄接受招安的悲剧结局给后世农民革命提供了深刻教训。梁山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到接受招安。是一个悲剧性的结局。这是封建统治阶级恶毒的阴谋欺骗的结果，也和宋江的性格密不可分。宋江身上有反抗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他出身于地主家庭，做过县衙押司，和封建统治阶级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有浓厚的封建正统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以忠孝为天经地义，认为最高统治者不可侵犯，这就造成了他妥协性的一面。他反对强权暴力，反对贪官污吏，深悉人民痛苦并寄予同情，专好结纳行侠仗义而受害、遭难的江湖好汉，这是他富于反抗性的一面。宋江在革命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是当晁盖等智取生辰纲事发后把他们私自放走。许多落难英雄也都是由于宋江的指点介绍才投奔梁山的。他对封建统治阶级有一定认识，对于横来之祸，他曾有所预防，在他家里挖有地窖，备作万一时的脱身之所；又曾让父亲告了忤逆，以免将来连累。这些消极防备，表明他并不想积极抵抗。对晁盖，他深表同情，并冒险相助，但认为他们劫了生辰纲，杀了做公的，是“灭九族的勾当”，“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杀阎婆惜是他走上反抗道路的第一步，但仍然迂回曲折：宁肯亡命江湖，找个临时的避难所也不上梁山，等到官府步步进逼，不得不上梁山时，又被一封父亲病故的假信骗回家中。在刺配江州的路上，他拒绝了晁盖救他上山的计议，他认为如果参加梁山起义队伍，“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浔阳楼题反诗，是他酒后一时胆大，面对现实的深刻教训，流露出的真情。是他反抗性的一面在酒后占了上风时的真情。因这反诗被判了死刑，经梁山英雄劫法场救出，这才决心同众英雄共举义旗。宋江上山后，尽管占山据寨，反抗官军，但他只把梁山当做暂时楱身之所；而且只反奸臣贪官，对皇帝则积极拥护，时刻准备接受招安。

宋江这两面性的悲剧性格，注定了梁山革命为接受招安而前功尽弃这一可耻可痛的悲剧结局。他“忠心不负朝廷”，断送了轰轰烈烈的农民大起义，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教训。

三、《水浒传》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一）《水浒传》的艺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英雄人物的塑造上。

1、人物的个性鲜明。作者笔下的水浒人物，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同是军官，林冲为了“保”官，表现了更多的软弱性。杨志为了求官，就有了更多的奴才性；鲁智深既不原保官，丢了也不愿求，就显示出他彻底的革命性。

2、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三国演义》中的人物，从始到终是定型的，而《水浒传》的人物塑造，在这方面却前进厂一大步。人物性格伴随着情节的推进而发展变化，特别表现在林冲身上。从八十万禁军教头到看守草料场这一人生段落，林冲性格的基本特征就是—个“忍”字。当他举起拳头要去教训那个在光天化日当众调戏他妻子的恶棍时却发现恶棍竟然址他顶头上司的衙内，他的万丈怒火都“忍”住了；白虎堂被陷，他惨遭发配，远离妻小，他还是忍，幻想统治者以后发慈悲；恶差—路折磨，他一路忍受，直到野猪林千钧—发时被鲁智深所救，他还替恶差求情，幻想将来雪冤后夫妻团聚：到草料场以后，还以为得到照顾，想安居待命。直到山神庙听到门外仇人的对话，这才忍无可忍，变消极忍受为积极反抗，冲出来杀死仇人，投奔梁山。晁盖、吴用上山后，他火并王伦，改变局面，这是在新的情境中他的英雄性格进一步的发展。

3、通过行动来刻划人物。鲁达的粗鲁、爽直、疾恶如仇、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是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五台山、痛打小霸王、大闹野猪林这一连串的行为动作来逐渐展示的。武松的勇猛、机警，是通过打虎、杀嫂，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等等行动来充分展现的。

4、注重细节描写。通过细节描写来刻划人物是《水浒传》又一比《三国演义》进步的地方。如武松打虎时，老虎的一系列动作，都表现了武松处境的险恶和他机智勇敢的性格；周通逃命时慌忙地跳上马背却不曾解开缰绳，林冲打洪教头，武松打蒋门神等情节中的细节，都能传神地突出人物个性。

（二）《水浒传》的艺术结构完整而富于变化。以第一回作为开端；然后由一个人物引出另—个人物，每个人物的故事都有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扣在一起就是有机的整体，梁山主要英雄就这样环环相套地逐个引出，推动了情节的发展。一百零八将都上了梁上，情节达到了高潮，最后以失败结局。《水浒传》以梁山起义从发生发展到失败的全过程作为全书结构的主线。

（三）《水浒传》语言洗炼明快、朴素优美，富于民间色彩和口语化，人物语言具有个性化特点。《水浒传》第一次将白话运用到了绘声绘色、惟妙惟肖的程度，使它成为中国白话文学的一座里程碑，《水浒传》的语言是高度口语化的，与《三国演义》的文白相杂不同，因此更为准确生动。特别是人物语言个性化方面，《水浒传》能“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金人瑞《读第五才子书法》）。

（四）《水浒传》对后世的影响

1、社会影响。它对明清农民起义产生鼓舞作用，李白成张献忠、太平天国、义和团农民起义都深受影响，在“埋伏攻袭”等“策略”上都仿效它。《水浒传》历受封建统治者的诽谤、诬蔑，甚至加以禁毁，也可说明它的巨大社会作用。

2、文学影响。在国内，如《金瓶梅》就是采取《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的故事敷衍扩展而来，还有《后水浒传》、《水浒后传》等都从题材，以水浒续集的面貌出现。《杨家府演义》等小说的出现，则是从英雄传奇的角度接受了水浒的体裁。至于后世的戏曲、影视改编水浒故事的就更多了。在国外，《水浒传》早在三百多年以前就传到日本，被译成日文、后又被译成朝文和亚洲儿他国家的文字。—卜九世纪中叶又传到欧、美，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第三章

《西游记》

一、《西游记》的成书过程

《西游记》取材于唐僧取经的故事。玄奘赴印度取经的史实，见于唐代慧立、彦琮的《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在民间传说的流传过程中神异色彩日趋浓厚。南宋的“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初具取经故事的轮廓，中心人物已由三藏变为猴王。庄宋元南戏、金院本，元杂剧等各种艺术形式中，取经故事继续有所发展。

二、《西游记》的思想内容

（一）通过对神权机构和人间王国的描述，影射明代的腐朽皇权和黑暗现实。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帝，却原来昏庸无比；十万天兵在金盔金甲的天将率领下威风无比，却挡不住孙悟空的金箍棒；神仙居住的瑶池天宫，西天的极乐净土，竟然是妖魔丛集之薮；法力无边的如来佛，不仅和各种邪魔有姻亲部属的关系，50

第五篇：先秦文学教案

先秦文学教案

教学目的：本课程旨在使修学者全面了解先秦文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点，对先秦时期诗歌和散文等文学样式、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较深入的认识，培养理解、分析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能力。

重点难点：《诗经》、《左传》等作品、屈原及其代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文学成就。难点是《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庄子怪生笔端的想象与虚构、楚辞巫祭文化与屈原香草美人的象征艺术。

第一讲 先秦文学概述

一、先秦社会的历史发展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形成的最初阶段是在先秦时期，这是从远古经夏、商、周三代直至秦统一（前221年）之前的漫长的历史时期。

先秦文学就是指秦统一之前的中华大地上的产生发展的文学。

二、文学的起源

中国文学的产生可以上溯到文字产生以前的远古时期。远古时期产生的神话传说和歌谣，我们称为传说时期的文学。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反映了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中国文字究竟产生于何时尚难确定，据今所见数量较大，最古的文字是甲骨文和铜器铭文。甲骨文是占卜所用，文辞虽少，但可见卜者的愿望和捉摸不定的心理。上古巫史不分，甲骨文卜筮结果的记录，以及铜器铭文的事件记录体现统治者的意志和历史意识。甲骨文与金文是今天已知最早的文字，也标志着书面文学的产生。

三、先秦文学形态 诗、乐、舞紧密结合

诗歌是最古老的文学形式之一。最初的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早期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上古一个叫做“葛天氏”的部落歌舞祭祀的活动：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

这八阙可能是现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乐曲，三人手持牛尾一边投足一边歌唱。有歌有舞。这套乐曲体现了上古时代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形态。

古代神话

一、上古神话的产生和记录

（一）神话的概念、产生和功能

1、神话的概念: 神话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初始阶段的产物。马克思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人类发展成为能通过语言交流表达思想的人以后，自身的生产水平和认识能力仍处于低级阶段，对于威力强大的自然力和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以及某些发明创造等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只能以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把自然物、自然力和社会力加以神化和人格化，幻想出一些超自然的神和神的故事，经过不自觉的艺术加工，产生了神话。

2、神话产生的原因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面对难以捉摸和控制的自然界,所产生的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情,而一些特殊的灾害的自然现象,地震、洪水，还有人类自身的生老病死等等，也引起惊奇和恐慌，人们由此幻想出世界存在某种超自然的神灵和魔力，并对之膜拜，自然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

3、神话的功能：神话对原始人很重要。首先，神话在维系人们的社会性上具有重大意义。其次，神话是把个人和集体联系为一体的一条精神纽带。再次，神话是先民们在对世界假想的把握中宣泄了不安的情绪。

（二）神话的保存

中国在远古时代可能有过丰富的神话传说，但经过口耳相传大部分没能够保存下来，只是在一些古代文献如《山海经》、《楚辞》、《淮南子》、《庄子》等古籍保存了许多零零星星的神话传说。

《诗经》、《楚辞》是两部诗歌总集，其中多有取材于神话的诗篇，如《诗 经》中的《商颂·玄鸟》和《大雅·生民》就记录了商部族始祖契和周部族始祖 后稷诞生的神奇经历。《楚辞》中保留的神话材料较多，尤其是《天问》这一篇，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神话作为素材，其中有些材料较他书所载更接近于神话的原始 面貌，因此很有价值。但由于作者采用了问句的形式，提及某个神话时往往只是 只言片语，过于零碎，有些难以理解。还有一些神话保留在一些史书之中，比如 《左传》、《国语》、《逸周书》等。

由于神话本身具有深刻而简明的寓意，它也受到先秦诸子的重视。诸子中以《庄子》援引神话最多。《庄子》自称“寓言十九”，其中有些寓言即是神话，另一 些则往往是古神话的改造，如鲲鹏之变、黄帝失玄珠、倏忽凿浑沌等。《孟子》、《墨子》、《韩非子》等书中也保留了一些神话材料。《吕氏春秋》和《淮南子》 分别成书于秦汉两代，由众人编纂而成，两书中都保存了不少神话。尤其是《淮 南子》一书，对神话的搜罗相当宏富，如《地形训》就有关于海外三十六国、昆 仑山、禹、以及九州八极等神话。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神话：女娲补天、共工触 山、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就是保留在《淮南子》中的。

二、古代神话的分类

（一）创世神话

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发现了战国楚帛书，“中间八行一段文章，讲的是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创世神话文献。”帛书所载伏羲生四子，即春、夏、秋、冬四时之神，四神从一团混沌中开天辟地，使日月分明和四时运行，而日神与火神祝融奉天之意及炎帝之命统率四神，进一步完成创世工程，使天象由混乱到有序，这是南方楚文化所传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伏羲是开天辟地的始祖。

从这些创世神话中，可见中国先民已经在积极探索自然之物的本源问题，并将它与人类的关系联系起来进行思索。

（二）始祖神话

人类不仅对万物起源感兴趣，而且对于自身是如何产生的也努力探究。原始社会探索人类起源与祈求子孙繁衍、人丁兴旺观念相一致。新疆呼图壁岩画中心就是一高于真人的双头同体人像，其左右上下皆为裸体男子像及男女交媾图，表现出人们持有一种始祖观念和生殖崇拜思想。除此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记载着伏羲与其妹女娲兄妹成夫妻而繁衍了人类的传说，大量少数民族传说以及考古发现的汉画像砖画也证实了这一点。汉画像砖上伏羲与女娲人首蛇身，或异体交尾，或同体异首，是人类的始祖。此外还有女娲抟黄土造人之说：

这是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状况遗留下的观念，是对女性生育作用的肯定，至于说贫富贵贱的产生是女娲造人时精心制作与粗制滥造的结果，则是后代阶级社会中命中注定天生贵贱观念的附会之说。

有关女娲的神话主要应是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女娲补天和造人的不朽功绩，既反映了人们对女性延续种族作用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认可。

除了人类共同的始祖外，各部族又有自己的始祖神话。商民族始祖契是简狄 吞食燕卵而生，周民族始祖后稷的诞生和经历更具传奇色彩。后稷神话记录在《 诗经·大雅·生民》中：姜嫄因踩到天帝的足拇指印而受孕，顺利的产下稷姜 嫄觉得不祥，便把他丢弃在窄巷、树林、寒冰等处，但稷分别得到牛羊、樵夫、鸟的奇迹般的救助，成活下来，并迅速表现出种植农作物的天赋，最终成为周人 的始祖。这类神话几乎各部族皆有，而且不少在情节或结构上有相似之处。它们 反映了部族成员对自己祖先的追念，表现出民族自豪感。

(三)洪水神话

以洪水为主题或背景的神话，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学术界对洪水神话的成 因也提出了种种解释。曾经有过的洪水灾害是如此的惨烈，在人类心灵中留下不 可磨灭的印记，成为一种集体表象，伴随着神话一代一代地流传下来，提醒人们 对自然灾害保持戒惧的态度。

国外的洪水神话，大多是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天帝对人类堕落的失望，洪 水是对人类的惩罚，而洪水之后人类的再造，反映了对人性的反省和批判。而保 留在中国汉民族古代文献中的洪水神话，则主要把洪水看作是一种自然灾害，所 揭示的是与洪水抗争、拯救生民的积极意义，看重人的智慧及斗争精神。在这些 洪水神话中最杰出的英雄当数鲧禹父子。

鲧为了止住人间水灾，而不惜盗窃天帝的息壤，引起了天帝的震怒而被杀。他的悲惨遭遇也赢得了后人深切的同情和尊敬，如屈原作《离骚》就为他鸣不平： “鲧婞直以亡身兮，终然殀乎羽之野。”鲧由于志向未竟，死不暝目，终于破腹以生禹，新一代的治水英雄由此诞生了。洪水神话集中反映了先民在同大自 然作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和表现出的智慧。

(四)战争神话

黄帝和炎帝是活跃在中原的两个大部族的首领，分别兴起于相距不远的姬水 和姜水，他们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之中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这一则神话中所言“诸侯”、“修德”等，很明显是出于后世儒者的附会。但黄帝和炎帝在阪泉之野确实发生过一次残酷的战争，《新书·益壤》称当时的 战场是“流血漂杵”。而黄帝居然能驱使熊、罴等猛兽参加战斗，为这次战争增 添了神奇的色彩。这些猛兽可能是某些部落的图腾，它们分别代表不同的部落跟 随着黄帝参加战斗。阪泉之战以黄帝的胜利而告终，它导致了炎黄两大部族的融 合，华夏民族由此而正式形成，并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分。这则神话实际 是对一次历史事件的记录和解释。

炎黄汇合后，另一次著名的大战是发生在黄帝和蚩尤之间：

蚩尤属于南方的苗蛮部族，他有八十一个铜头铁额的兄弟，这可能是暗示他们 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金属盔甲，一些文献上提及蚩尤冶炼金属作兵器，这与当时冶 金术的发展程度是相适应的。这场战斗十分激烈，涉及风伯、雨师等天神，而风、雨、旱、雾等气象也成了相互进攻的利器。这两则神话不仅涉及古代的祈雨、止 雨巫术，还涉及一些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发明，内涵较为丰富。

黄帝正是在对内兼并和对外抗御的两场战争之中，大显神威，确立了他作为 中华民族始祖的形象。出于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爱戴，后世又把许多文化史上的发 明创造，如车、陶器、井、鼎、音乐、铜镜、鼓等，归功于黄帝，或是黄帝的臣 子。黄帝在神话中又成了一个善于发明创造的文化英雄。

（五）发明创造神话

黄帝之后，神话进入了一个英雄的时代。人们把自身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各 类重大发明，以及对各种自然、社会障碍的克服，都加在一个个神话英雄身上，并把他们看作是本部族的理想的象征。自然神从而被人类自己的神所代替。它标 志着人类自身的主体性突出了，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历史上相继出现了大量有 关文化英雄的神话，这些神话的主人公通常是人的形象，他们都有着神异的经历 或本领，他们的业绩在于创造和征服，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 等等。

后羿是神话传说中弓箭的发明者，也是一个神射手。弓箭的发明是初民生活 中的大事，因此人们把无上的勇力和荣誉都赋予了这个弓箭的发明者。而后羿正 是凭着自己发明的弓箭和神技，为民除害，造福人类。羿最为辉煌的业绩，要数射落九个太阳。据《山海经·大荒南经》和《大荒东经》载：“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这十个太阳住在树上，轮流出现，“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楚辞·天问》王逸注引《淮南子》云：“尧时十日并出，草木焦枯”。于是 羿弯弓搭箭，“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乌皆死，堕其羽翼，故留其一日也。” 人间的秩序又得到了恢复。十个太阳都是天帝俊的兒子，羿要射落九日，不仅需 要神技，还要有超人的胆略。

除了以上这些类型的神话外，还有一些神话显示了人类英雄突出的个性、勇 气，显示了人类对自身不可动摇的信念，如：

夸父为何要与日逐走，已不得而知了，但他那强烈的自信心，那奋力拼搏的 勇气，以及他那溶入太阳光芒之中的高大形象，构成了一幅气势磅礴的画面，反 映了古代先民壮丽的理想。而他渴死道中的结局，又为整个故事涂上了一层浓厚 的悲剧色彩。

三、古代神话蕴涵的民族精神

中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神话，是远古历史的回音，它真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在 它童年时代的瑰丽的幻想、顽强的抗争以及步履蹒跚的足印。同样，它作为中华 民族的文化源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

首先，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深重的忧患意识。从《山海经》 中那些能带来灾异甚至能食人的半人半兽或半禽半兽的描述中，我们能看到先民 对生存环境的警惧之情。比如在女娲、羿和禹的神话中，无 不以相当的份量描绘了人类的恶劣处境，神性主人公们都能正视现实的灾难，并 通过锲而不舍的辛勤劳作和斗争，战胜自然灾难。神话特别强调诸神不辞辛劳的 现实精神，反映了先民对现实的苦难有着深刻的体验。这与奥林匹斯诸神的享乐 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

其次，中国古代神话具有明确的厚生爱民意识。对百姓民众生命的爱护和尊 重，是中国文化的一贯精神，中国古代神 话在展示人类恶劣的生存境遇的同时，还为人类塑造了一些保护神，如前所说之 女娲、后羿等。此外，还有一些神话形象如龙、凤等，“见则天下安宁”（《山 海经·南山经》），它们的出现给人带来了祥瑞和安慰。这些都体现了人们对和自 然和谐相处的愿望，在本质上是对保护和发展生命的希冀。

再次，中国古代神话体现了先民们的反抗精神。生存环境的艰苦，激发了先 民不屈的奋斗精神，这种奋斗精神本身就意味着对于命运的抗争，由此而孕育出 一大批反抗自然，反抗天帝的神话英雄。前者如精卫以顽强的生命力，面对着难 以征服的自然，作顽强的拼搏。后者如《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所载的刑天：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 干戚以舞。

即使断首以死，也要对着天帝大舞干戚，这种顽强的抗争精神是何等的壮烈！他所象征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性格，成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长河中的 巨浪。

二、上古神话的散失和演化

（一）神话历史化

中国古代神话的原始状态是十分丰富多彩的，但经过历史潮水的冲刷，如今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大多只是一些零碎的片段。中国古代神话之所以散失，除了它没有受到文人的重视之外，神话的历史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所谓神话历史化，就是把神话看成是历史传说，通常的 做法是把天神下降为人的祖神，并把神话故事当做史实看待，构成了一些虚幻的 始祖以及它的发展谱系。这一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史中或多或少都出 现过。

我国东方部族中很多是以鸟作为图腾的，其中也必然流行着不少有关鸟的神 话。而在这里，这些有关图腾鸟的神话则被改造为一系列的官名，并按照后世的 社会官僚系统组织起来。

（二）神话发展为仙话

中国古代神话发展变化的另一条道路，是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的一个来源。仙话一般讲述的是通过修炼或仙人导引，以达到长生不老或幻化成仙的故事。在 仙话中，我们能发现不少古代神话人物。神话转变为仙话是有限的，它一般 集中在特定的几个人物身上，且有类似于修炼、服药、升天不死的情节。但仙话 的文化意蕴要比神话淡薄得多，在仙话中，那些神话人物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审 美品质，都被严重地削弱了。

（三）古代神话的影响

神话对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神话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中国神话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生动活泼的表现力，为后世文学奠定了基础。神话除了被后人直接载录之外，还为各类文学作品提供素材。在先秦散文中，《 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神话。如《逍遥游》之 鲲鹏变化，《应帝王》之“凿破混沌”，这两则神话为全文抹上了变幻奇诡的浪 漫色彩。至于曹植采用洛水女神宓妃的形象，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洛神赋》，更 是利用神话素材进行的一次成功的创作。

用神话入诗的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比 比皆是，如《诗经·大雅·生民》描述了后稷的种种神迹，楚辞《离骚》中各种 神灵纷至沓来。此后的诗人，尤其是浪漫主义诗人常常以神话入诗，如李商隐《 瑶池》诗云：“瑶池阿母绮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 何事不重来。”就是对神话意象的妙用。

小说、戏曲采用神话作素材的也很多，它主要是借助于神话的奇特的想象，利用神话形象或神话情节进行再创作。如唐 代李朝威的小说《柳毅》，创造了一个优美的爱情神话。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 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其代表作为《西游记》，孙悟空、猪八 戒以及他们的腾云驾雾、七十二般变化成了中国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故事之一。从 孙悟空身上，我们不难看到“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 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影响。此外，如《聊斋志异》、《镜花缘》、《封神演义》、《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可以说，古代神话 作为素材，遍布在中国古典文学的每一个角落，它经文学家的发掘、改造，在新 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第二、直接影响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欣赏效果等。神话作为原始先民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先民对自身和外界的思考和 感受，包孕着浓郁的情感因素。这些神话意象在历史中固定下来，通过文化积淀，在一代代人的心底流淌，并总是不失时机地通过各种形式，在后代文学作品中表 现出来。也就是说，神话对于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是文学家的素材，更为 重要的是，那些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了神话原型的作品，都可以把作者或读者领 入先民曾经有过的那种深厚的情感体验之中，从而缓释现实的压力，超越平凡的 世俗。

神话作为原型的意义要比它作为素材的意义更为重要。当屈原在现实世界 中屡遭打击而悲苦无依的时候，他就毅然地转向古老的神话：龙凤结驷，巡游天 界，四方求女。是神话世界巨大的力量，使他从现实世界中超越出来，支持他的 人格，抚慰他心灵的创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则不仅是将神话看作素 材，而是当成全部的精神寄托，是对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厌弃和对神话感情、神 话世界的皈依。正如荣格所说的那样，“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 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把我们个人的命运转变为人类的命运，他在我们身 上唤醒所有那些仁慈的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保证了人类能够随时摆脱危难，度 过漫漫的长夜。”可以说，屈原、蒲松龄等作品都体现了神话原型的精髓和力量。

《诗经》

一、名称

《诗经》原名《诗》，或称“《诗》三百”。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置五经博士”（《汉书·武帝纪》），崇《诗》为经，称《诗经》。

二、篇数

《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乃所谓“笙诗”，有目无辞，故实有305篇。《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都说明《诗经》是可以配乐演唱的乐歌总集。

三、作者

《诗经》只有少数篇目可知作者，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所谓“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只能是一种臆测。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诗经》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有上层的公卿大夫，也有中下层的“士”，“风”类诗歌的作者大多是下层的平民百姓，同时这类诗歌大多是集体创作的。

四、产生的地域

《诗经》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诗经》产生的地域甚广，大抵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向南扩展到江汉流域，延及当时的中国大部。

五、产生的时代

确切年代已难一一确考。可大致确定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至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三颂”最早，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国风中，豳风全部是西周作品，其他除少数产生于西周外，大部分是东周作品。“雅”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是西周的作品，大部分作于西周初期，小部分作于西周末期，小雅共74篇，除少数篇目可能是东周作品外，其余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周颂不同于其他诗的体例，不是由数章构成，每篇只有一章。鲁 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泮水》、《閟宫》 体裁近乎雅诗，《有駜》、《駉》则近于国风。可见颂诗演变之迹。

六、《诗经》的分类

《诗经》中的诗歌均为曾经入乐的歌曲，按音乐性质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

“风”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区的乐调。《风》诗共有160篇。

“雅”即正，指朝廷正乐，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音乐。《雅》诗共105篇，按音乐的不同分为《大雅》和《小雅》，他们大多是宫廷宴享的乐歌,大部分是西周时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颂》诗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共40篇。

八、用诗和传诗

诗三百最初主要用于典礼、讽谏和娱乐，是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行教化的重要工具。编辑成书后，广泛流行于诸侯各国，运用于祭祀、朝聘、宴饮等各种场合。在当时的政治外交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诗经》内容广泛，形象深刻的反映了西周至春秋中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世态人情、民俗风习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既是中国古典诗歌之祖，又是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的珍贵数据，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婚姻爱情诗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的诗作，在《诗经》中占有很大比重，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十分丰富，既有反映男女相慕相恋，相思相爱的情歌，也有反映婚嫁场面，家庭生活等婚姻家庭诗，还有表现不幸婚姻给妇女带来痛苦的弃妇诗。这些作品 主要集中在“国风”之中，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精彩动人的篇章。《诗经》中的情诗，从单相思至初恋、热恋、成婚或分手，广泛反映了那个时代男女爱情生活的幸福欢乐和挫折痛苦，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如写单相思的《周南·关睢》，前三章表现了一个贵族青年对淑女的追求，和他“求之不得”的痛苦心情。末二章，想象若能和她在一起，将要“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又如写热恋中情人的约会。如 《邶风·静女》描写男女幽会：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一个男子在城之一隅等待情人，心情竟至急躁而搔首徘徊。情人既来，并以 彤管、茅荑相赠，他珍惜玩摩，爱不释手，并不是这礼物有什么特别，而是因为 美人所赠。主人公的感情表现得细腻真挚。《郑风·子衿》则写女子对男子的思 念，这个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终未见来，便独自踟躇徘徊，“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的咏叹，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这种对爱情的执著专一，在《郑风·出其东门》中，则由男子直接说出：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缟衣綦巾，聊乐我员。尽管在东门之外，有众多的美女，诗人却并不动心，想到的仍是自己所爱的 那个素衣女子。

正是由于《诗经》中抒情主人公对爱情如此热烈执著，因而一旦爱情遇到挫 折，就感到特别痛苦。在《诗经》时代，男女爱情虽还不像后代那样深受封建礼 教的压制束缚，但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了。有时对婚姻自由的追求，也会受到父母的干涉。如《鄘 风·柏舟》即是写一个女子要求婚姻自主遭到父母干涉时所发出的誓辞： “髧彼两髦，实维我仪。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谅人只。”这个女子如 此顽强地追求婚姻爱情自由，宁肯以死殉情，呼母喊天的激烈情感，表现出她在 爱情受到阻挠时的极端痛苦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诗经》中反映结婚和夫妻家庭生活的诗，虽不如情诗丰富，但也很有特色，如《周南·桃夭》，诗人由柔嫩的桃枝、鲜艳耀眼的桃花，联想到新娘的年轻美貌，祝愿她出嫁后要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而《郑风·女曰鸡鸣》则写了一对 夫妻之间美好和乐的生活。诗以温情脉脉的对话，写出这对夫妻互相警戒，互相 尊重，互相体贴的感情，并相期以白头偕老的愿望。

在婚姻生活方面，《诗经》表现婚姻不幸的哀歌，为数不少。《邶风·绿衣》中那位“心之忧矣，曷维其已”的妇女，因妾得宠而失位，无可告诉，只能在痛苦中煎熬。这类诗反映的是还维持着婚姻的形式和夫妻的名义，处于失宠、幽闭状态的不幸妇女的命运。

另一类则表现婚姻破裂后妇女被夫家休弃的悲惨结局，抒发弃妇的愤懑不平。《卫风·氓》和《邶风·谷风》，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是《诗经》弃妇诗的代表作。《谷风》 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家境贫困，经过辛勤劳作，逐渐富裕起来，而其丈夫却 变了心，另有所娶，竟将其赶走。《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到被弃的过程。全篇叙事和抒情相结合，巧妙地将事件过程和弃妇的思想情 感融为一体，在女主人公悔恨地叙述自己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中，表现出刚强自爱、果断坚决的性格。

二、颂歌和怨刺诗

古诗素有“美刺”传统，具有鲜明的功利性和实用性。《诗经》首开其端。其中庙堂和宫廷乐歌多歌功颂德之作，出自公卿列士和乐工之手，在《颂》诗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有的颂扬文王之德。在《雅》诗和《国风》中，与颂歌异调的，是怨刺诗。亦即前人所谓“变风”、“变雅”。《毛诗序》指出：“至于王道衰，礼仪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汉书·礼乐志》也说：“周道始缺，怨刺之诗起。”这些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怨刺诗产生的社会背景和伦理因素。如揭露和嘲讽统治者丑恶行径的《新台》：

新台有泚，新台倒影好鲜明，河水瀰瀰，河水洋洋流不停。燕婉之求，本想嫁个美少年。籧篨不鲜。

不料嫁了癞蛤蟆。

这首诗是卫国人讽刺卫宣公荒淫乱伦而作。卫宣公曾与其后母夷姜乱伦，生子名伋。伋长大后，卫宣公为他聘娶齐女，只因新娘子是个大美人，卫宣公便改变主意，在河上高筑新台，把齐女截留下来，霸为己有，就是后来的宣姜。卫国人对宣公的所作所为实在看不惯，便编了这首歌挖苦他。

三、农事诗

《豳风·七月》这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豳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公刘时代周之先民还是一个农业部落。这首诗就反映了这个部落一年四季的农业劳动生活，涉及到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从各个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的风俗画。《七月》：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 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于公。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全诗8章，首章总写农业社会的两大主题：织与耕，即衣与食。前半写“衣之始”，后半写“食之始”（朱熹语）；2—5章承写衣，6—8章承写食，在结构上如此安排，确是相当严谨。

中国古典诗歌一向以抒情诗为主，叙事诗较少。这首诗却以叙事为主，首创“四季歌”的形式。在叙事中写景、抒情。通过诗人的娓娓动听的叙述，真实的再现了当时的劳动场面、生活图景和各种人物的面貌，以及农夫与公家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西周早期社会一幅男耕女织的风俗画。

四、感伤诗

因诗人感时伤世而作。《王风·黍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诗写一位东周大夫的故国之思。长于心理描写。全诗用赋的手法，直赋胸臆，写主人公看到过去曾经是繁华的都市现在是一片满目的荒凉与破败而内心极度忧伤的情状。开头“彼黍离离，彼稷之苗”是比、兴兼用，荒凉破败的景象即烘托了抒情主人公悲怆的心情，又比拟王室的衰败。那种“中心摇摇”、“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以及呼天喊地的神情，历历在目，感人至深。后世据《诗序》所言，称故国之思、亡国之痛为“黍离之悲”。

这一节课，我们讲授《诗经》的艺术特点。综合起来看，《诗经》主要有以下主要艺术成就：

第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是前人总结的《诗经》的三种表现手法或是艺术技巧。与风、雅、颂合称“六义”。赋就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 来作比喻。兴则是触物兴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起诗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诗歌的发端。对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不同。朱熹的解释比较准确。他说：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序》）

其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手法。明谢榛说：“予尝考之三百篇，赋七百二十，兴三百七十，比一百二十”（《四溟诗话》卷二）可见用赋之广。当然，在《诗经》中更为出色的还是比兴。

先说比。在《诗经》中，有的通篇用比，如《硕鼠》；有时单用比，有时用博喻，如《卫风·硕人》写庄姜之美：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这里用了一连串的比喻。这种写法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并为后世文人多仿效，如曹植《洛神赋》中用了“惊鸿”、“游龙”、“秋菊”“春松”之喻写洛神体态之轻盈，盖借鉴于此。

再说兴。“兴”的本意是“起”，在诗歌创作中，常常表现为托物起兴。它是一种借对自然界的事物描写，如鸟兽虫鱼、风云雨雪、星辰日月等，先开个头，然后藉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情感的表现手法。兴句多放在一首诗的开头，也有放在句中的。在《诗经》中，兴的运用大致有两种情况：

（1）、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以雎鸟成双成对和鸣，相依相恋的情景，引起诗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联想；《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年轻貌美。

（2）、起创设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开头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描绘了一幅清秋凄清的意境，渲染烘托了主人公求偶不得的失望心情。

在《诗经》中，又常常是比兴兼用。这一点在讲具体作品时再详细了解。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第二、句式和章法。

《诗经》以四言为主，其间杂有二言之八言不等。四言节奏感强，是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基本单位。《诗经》多重章迭句。《诗经》中的重章，许多为整篇中同一诗章重迭，每章只更换相应的几个字。也有一篇之中有两种迭章，或是一篇之中既有重章，也有非重章。《诗经》中多用迭句、迭字、双声迭韵。《诗经》的重章迭句的复沓结构，造成反复咏叹，回环往复，增强了抒情效果，而迭字、双声迭韵的使用又增强了音乐美和形象美。《诗经》中的诗歌大多押韵。常见的 也是我国后世最常用的是一章之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的押韵方式。还有句句用韵的方式。

第三、多种修辞手段的成功运用。

《诗经》中对各种修辞手法的运用已相当成熟。对偶，如《谷风》“就其深兮，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河广》“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文字变化多姿，声音和谐美妙，语句婉转流畅。夸张，正如刘勰所说：“是以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刀，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文心雕龙·夸饰》）指出《崧高》、《河广》、《云汉》等诗恰当地运用夸张，更富于表现力和感染力，产生了让人感觉更真切、更强烈、更深刻的艺术效果。其它手法如对比、排比、设问、顶真、呼告、拟人、借代等灵活运用，表情状物，不胜枚举。

第四、风、雅、颂不同的语言风格。

雅、颂多是严整的四言，极少杂言，国风中杂言较多；小雅和国风中重章迭句较多，大雅和颂中则较少；国风中有许多语气词，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生动性，而雅、颂中则较少。这些差异说明雅、颂多出自贵族之手，体现“雅乐”的威仪典重。国风多来自民间，更体现了新声的自由奔放，比较接近当时口语。

这一节课，我们向大家介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我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

一、现实主义精神与面向现实的传统

总而言之，《诗经》 的内容十分广泛丰富。它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与怪诞，极少超自然的 神话，祭祀、宴饮、农事是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的产物，其他诗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开了当时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的形象 画卷。《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要是抒情言志之作。《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 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 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曹 操、嵇康、陶渊明等人的四言诗创作直接继承《诗经》的四言句式。《诗经》其 他各种句式当时只是单句，后世演之，遂以成篇。同时，后世箴、铭、诵、赞等 文 14 体的四方言句和辞赋、骈文以四六句为基本句式，也可以追溯到《诗经》。总 之，《诗经》牢笼千载，衣被后世，不愧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光辉起点。

《左传》等先秦叙事散文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讲授殷商至春秋时代的散文。

一、散文的萌芽：甲骨卜辞和商周铜器铭文

1898年，在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了大量的刻有文字的龟甲和兽骨，这些文字就是记载商代人占卜情况的卜辞，甲骨卜辞就是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历代出土的商周铜器铭文，人们称之为“金文”，又因其大多铭刻在礼器（如鼎）和乐器（如钟）上，故旧称其为“钟鼎文”，内容多为锡命、征伐、约契、祀典的记录。商周代铜器铭文比甲骨文更多地表现了统治者意志和历史的人生的主题意识，主要表现在铜器是统治阶级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在铜器上镂刻铭文，目的是纪念统治阶级的祖先，歌功颂德，记载人生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求永远传世。

二、记事叙事文之祖：《尚书》《春秋》

（一）《尚书》

《尚书》亦称《书》，西汉以后称为《尚书》。汉儒尊之为经，故又称《书经》。“尚”即“上”，《尚书》是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尚书》主要内容是记录帝王或执政大臣的誓词、讲话、文告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尚书》据传为孔子编定，原为一百篇，《尚书》是我国第一部历史散文集。《尚书》的内容时间上与甲骨文、铜器铭文相近，却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文章结构和规模，更具散文的特征。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点明《尚书》为上古时王者之言的汇编，揭示《尚书》主要是记言的特点。故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其《史通·六家》中概括了《尚书》记言的六种主要文体，“盖《书》之所主，本于号命，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尚书》是记言文之祖。《尚书》文字古奥，语言技巧超过甲骨卜辞和铜器铭文。《尚书》都是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影响。

（二）《春秋》

《春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采用“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序》）纲目式的记事方式，仅以一万 六千余字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722-前481），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

《春秋》的内容为周王室及各诸侯国政治、军事活动如朝聘、会盟、战争及日食、地震、水旱灾等自然现象。

它只是标题式记述时、地、人、事，缺少对人物性格、行为、事件前因后果具体的描述，却将对人物、事件褒贬评判寓于记事之中，在修辞技巧上，表现出很深的功夫，一字之用竟会“寓褒贬，别善恶”，（如“天王狩于河阳”，“宋人弑其君杵臼”，“莒弑其君庶其”。同样是“弑”，“人”与“国”又有区别，“人”是少数人，“国”是国人）在谨严的措辞中表现出作者的爱憎，被人称作“春秋笔法”。司马迁曾指出 “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史记·孔子世家》）《左传·成公十四年》举君子曰云：“《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被后人指为《春秋》义法的五条标准。“春秋笔法”被后人无限夸大为字字寓褒贬，处处有大义。但也遭到了后代有识之士的谴责，“凡说《春秋》者，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此之谓欺人之学。”（宋郑樵《通志·灾祥略》）。“春秋大义”成为后世政治原则和伦理规范的理论依据，对后代的政治伦理思想和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春秋》文句过于简短且语义隐晦，因此出现了一些解释《春秋》的著作，较著名的有先秦时产生的《左传》和汉代写定的《公羊传》和《谷梁传》，被人称作“《春秋》三传”。《公羊传》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至汉景帝时由公羊高后人公羊寿及其弟子胡母生写定。《谷梁传》为战国时鲁人谷梁赤撰，至西汉时，传其学之人将它写定。公羊高与谷梁赤皆为孔子学生子夏的弟子。《公羊》《谷梁》主要从不同角度阐述《春秋》的“微言大义”，即所谓“书法”，也即“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发。”对《春秋》史实增补不多。《左传》则是叙事生动，史实丰富的以《春秋》为纲的编年史。

《春秋》记事文字简略，长的不过四十多字，短的仅有一字，所以，其记事虽简而有法，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有的仿佛一则新闻标题。比《尚书》明白易晓，文字表达力有很大进步，标志着散文发展的重大变化。

《左传》的文学成就。

一、《左传》的成书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左传》为传 述《春秋》而作，作者是左丘明，后人对此颇多疑义。

《左传》记事，起于鲁隐 公元年（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468），并附记灭智伯之事（前454）。全书分六十卷，共十八万多字。

《左传》以详细丰赡的史料记叙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的重大事件和各方面历史人物的活动，反映春秋时期的社会现实。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

三、《左传》的叙事特征

《左传》虽是一部编年体史书，却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左传》的文学成就体现在它的叙事、写人和记言上。《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 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 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 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 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 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第一，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 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

第二，《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

第三，《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

第四，《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 颇具戏剧性。

《左传》的写人特点

第一，《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 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第二，《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 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第三，《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 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

第四，《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 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

我们讲授《国语》的文学成就。

一、《国语》的成书及体制

《国语》是一部国别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是各国史料的汇编。《国语》以记言为主，也记载这八国的史事，记事起于周穆王征犬戎，迄于赵、韩、魏灭智伯（约前967～前453年）。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曾在《报任安书》中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认为是《左传》的作者左丘明。然后人多有异议，一般人认为《国语》是汇编之书，非一时一人所作，约编定于战国时期。

三、《国语》的记言

《国语》以记言为主，所记多为朝聘、飨宴、讽谏、辩诘、应对之辞。《国 语》记言文字在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方面都很缜密，又有通俗化、口语化的特点，生动活泼而富于形象性。当然，由于《国语》是各国史料的汇编，素材来源不一，编者亦未作统一润色，其记言水平参差不一，风格也颇有差异

四、《国语》的记事

《国语》虽然记言多于记事，但《国语》没有单纯的议论文或语录，有一系 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因此表现出叙事技巧和情节构思上的特点，有时也能写出 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总的说来，《国语》也有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但 不及《左传》普遍、完整。《国语》中许多事件的前因后果及经过都是一笔带过，而把重点放在大段的议论文字上。但《国语》也有情节生动曲折，极富戏剧性的 叙事，如《晋语》前四卷写晋献公诸子争位的故事，献公宠妃骊姬的阴谋，太子 申生的被谗冤死，公子重耳的流亡等，都写得波澜起伏，精彩纷呈。其中有虚拟 的情节，如骊姬夜半而泣（《晋语一》），谗太子申生，骊姬夜泣及其谗言，非 第三者能知，显然是作者援情度理的虚构，刻画出一个口蜜腹剑，阴险狠毒的人 物形象。其中也有精彩的描写，如为分化朝中大臣，骊姬宠幸的优施与朝中重臣 里克饮酒，以歌舞暗示里克，将杀太子申生立骊姬子奚齐，里克夜半召优施，欲 中立以自保等（《晋语二》），描写细致入微，具体生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 点。更有一些滑稽的小插曲，写得生动活泼，如重耳流亡到齐国后，安于寄人篱 下的生活，其妻姜氏及从亡之臣子犯将其灌醉载之而行（《晋语四》），《左传》 只写到重耳桓，“以戈逐子犯”，《国语》中还写了重耳子犯相骂的对话，幽默 有趣，写出了重耳流亡集团的内部冲突。对晋献公诸子争位的叙述，展示了春秋 时期一场复杂政治斗争的生动画卷，描绘出一系列生动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国 语》叙事的成就。

由于国别史的特点，《国语》有时的记叙某一国事件时，集中在一定篇幅写 某个人的言行，如《晋语三》写惠公、《晋语四》专写晋文公、《晋语七》专记 悼公事，《吴语》主要写夫差、《越语上》主要写勾践等等。这种集中篇幅写一 人的方式，有向纪传体过渡的趋势。但尚未把一个人的事迹有机结合为一篇完整 的传记，而仅仅是材料的汇集，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小故事的组合，而不是独立的 人物传记。总之，由于《国语》以记言为主，虽然叙事和刻画人物有一定特色，但文学成就比《左传》还是稍逊一筹。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一、《战国策》成书过程和纵横家思想

《战国策》凡三十三卷，杂记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军政大事。时代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国。主要记载了谋臣策 士游说诸侯或进行谋议论辩时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战国后期纵横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汉间人所作。最后由西汉刘 向编校整理成书，定名为《战国策》。

二、《战国策》的文学成就

第一、《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首先表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全书对战国时期社会各阶层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鲜明生动的描写，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写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纵横之士如苏秦、张仪，勇毅之士如聂政、荆轲、高节之士如鲁仲连、颜 等等，都个性鲜明，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代表了士的不同类型。

第二、《战国策》还以波澜起伏的情节，个性化的言行，传神的形态和细节来描写人物。作者不满足于平铺直叙，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惊人，如《燕策三》记燕太子使荆轲刺秦王；《秦策一》中《苏秦始将连横》记苏秦落魄而归后的刺股和喟叹，荣归故里时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等，都反映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第三、《战国策》在写人上，一方面继承了《国语》相对集中编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发展，出现了一个人物的事迹有机集中在一篇的文章，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的成立开创了先例。如《齐策四·冯谖客孟尝君》，冯谖一生的主要事迹尽在一篇中，人物形象和性格得到了充分的展示。这类作品，显示了由《左传》编年体向《史记》纪传体的过渡。

第四、《战国策》的“文辞之胜”，在语言艺术上取得了空前成功。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到此时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其文章艺术风格 “辩丽横肆”，铺张扬厉，气势纵横。

第五、多用譬喻。借动物、植物或人们生活中习见的其他事物为喻，循序渐进地达到辩说的目的。还用大量的寓言故事、佚闻掌故来增强辩辞的说服力。寓言的巧妙运用，成为《战国策》文章的一大特点。

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叙事散文，对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它们的叙事传统和语言艺术对史传文学、散文和小说创作的滋养，尤为明显。

第一，先秦叙事散文的体例、思想、写作艺术等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有直接启发。《史记》体例是在先秦编年史、国别史的基础上的创新和发展，而《汉纪》、《 资治通鉴》等，则是《春秋》、《左传》编年体史书的直接继承。先秦叙事散文 记述历史事件时直书其事、褒贬鲜明的特点，《左传》、《战国策》高超的写作 艺术，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史传文学著作《史记》 就吸收了《左传》、《战国策》的写作技巧，对其中的一些史实略加改动便加以 运用。少数特别精彩的篇目，甚至不加改动就直接录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晔等继承了《左传》开创的既叙述故事，又描写人物的形象生动的写史传统，他们不仅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其作品 既是历史著作，又是文学作品。《左传》的叙事艺术，如对历史事件因果关系、发展过程的重视，对历史事件故 事化的描写，历史事件的叙述条理井然而又富于变化等等特点，在后代史传文学 中都有充分体现。《左传》简练蕴藉的语言风格，为后代史家所继承，而《史记》 的奇谲文风，显然与《战国策》的辩丽恣肆有直接的关系。总之，先秦叙事散文 是我国史传文学最初成就，其沾溉于后世，不言而喻。

第二，《左传》、《国语》、《战国策》 等，成为后世散文写作的楷模。秦汉以后，《左传》的文章一直为人们所喜爱，尤其是唐宋以来的古文家，都非常推崇《左传》，并把它作为学习对象。韩愈《 进学解》说他“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的古代作品中，就包括《左传》。宋人把 《左传》与《史记》、韩文、杜诗相提并论，同作为文学范本。情韵丰富的《左 传》散文，也深为清代桐城派散文家所推崇。对《国语》语言艺术的赞誉，历来 甚多。柳宗元尽管曾作《非国语》批评《国语》的某些思想，但在其“序”中还 是认为“其文深闳杰异”，其为文即以《国语》为法。汉初散文，尚有战国遗风，贾谊，邹阳等西汉前期散文家的作品中，更是可以明显看出《战国策》文风的余 绪。这种影响持续不断，在苏洵、苏轼等后代作家的散文中，还可以体味到先秦 叙事散文的神韵。《战国策》的文章，对汉赋的产生也起过促进作用。汉赋主客 问答的形式，铺张扬厉的风格，都可以看出对《战国策》的借鉴。

第三，先秦叙事散文的叙事艺术，对我国古代小说的产生发展及其独特的艺术个性 的形成，都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首先，先秦叙事散文叙述历史事件中表现出的褒 贬分明的倾向性，对我国古代小说注重教化作用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左传》、《国语》等作品中用“君子曰”等对事件进行的评述，在文言小说如唐宋传奇、《聊斋志异》等书中被直接借鉴，就是在明清白话小说中，也有明显的痕迹。

其 次，先秦叙事散文奠定了我国古代小说基本的叙事结构。我国古代小说常按时间 顺序安排结构，串联情节，特别重视对故事起因、过程、结果的完整描写，并以 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追叙事件的起因，以预叙的方式暗示故事的结局。这些 都是《左传》等散文中就已形成的叙事传统。

第三，我国古代小说写人的基本手 法在先秦叙事散文中已初具规模。我国古代小说主要通过描写人物个性化的言行，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表现人物性格，而较少长篇的外貌描写、心理 描写，而这正是《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写人的共同特点。

第四，我 国古代小说和戏曲作品对历史题材的重视，也是受先秦叙事散文的启示。这不仅 是指诸如《东周列国志》之类以先秦叙事散文为题材的作品，同时，古代小说大 量采用历史题材，也和我国叙事文学最初成果是产生在历史著述中不无关系。

《孟子》《庄子》等先秦说理散文

《论语》的文学成就。

一、孔子生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中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二、《论语》

《论语》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反映孔子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和教育思想，是研究孔子学说的重要文献。《论语》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孔门后学辑录而成的，成书于战国初年。《论语》是语录体散文的典范之作，书中对话说理的形式已具有说理文的一些文体特征。《论语》短小简约，还没构成单篇的、形式完整的篇章。

三、《论语》的文学价值表现在：

（一）表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性格；

（二）以形象的语言表达深刻的道理，富有启发性、哲理性，流传于后世，许多成为格言、成语；

（三）语言精炼平实，含蓄隽永，概括力强，且长于用各种语气词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

本节介绍《老子》、《墨子》的文学成就

（一）韵散结合体——《老子》

1、老子生平。老子是道家学说的创始人。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姓李，名耳，又名老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约生活于前571年至471年之 间 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老子幼年牧牛耕读，聪颖勤快。晚年在故里陈国居住，后出关赴秦讲学，死于扶风。约与孔子同时，但年长于孔子，孔子曾向他请教过周礼。老子平素“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后来看到周室衰落，就离周西去。出函谷关的时候，在关令尹喜的强求下，“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所终。”老子是隐士一类人物，神龙见首不见尾，汉代时人们对他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所以司马迁又说，当时有人认为，与孔子同时的楚国人老莱子，还有战国时的周太史也是老子。

2、《老子》。老子所著之书，世称《道德经》，也叫作《老子》，分上下两篇，共八十一章，五千余言。其最主要的内容是对“道”及其规律的论述。“道”是老子提出的一个哲学概念，它是宇宙的本原，也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此外在《老子》中，老子还以其道的学说为理论依据，提出了他的独具特色的治国之道、用兵之道和修身之道。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对于中国的思想文化发展至为深远，对于世界思想文化也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极大的影响。

3、老子的哲学思想 《道德经》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它宣扬自然 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 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 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意志有目的的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 规律。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 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 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4、从文学角度而言，《老子》一书主要是老子自撰，是一部以韵文为主、韵散结合的语录体著作。《老子》的文学性，主要源于哲学表述中反映的情感和具有诗意的语言。表现在：

它是以韵文为主，散韵结合的诗体散文，这是我国哲理性著作《易经》的文体的嬗变，也蕴含着《诗经》的风韵，是老子独创的一种文体。

作为议论文，《老子》采用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相结合的方法，显示出独特的魅力。例如：“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子》十一章）这段论述运用了归纳推理的方法，但却借助物象来表述，不仅说理透彻，而且鲜明的物象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以引起丰富的联想。

（二）对话体——《墨子》

先秦说理散文在语录体的发展变化中逐步成熟。战国中期的《孟子》也是语录体，但《孟子》中有一些章节就一个中心论点反复论述，形成了对话体的论辩文。时代在孟子之前的《墨子》，和《孟子》同时代的《庄子》，显示出由语录体向专论体过渡的迹象。

墨子，名翟（约前468—376），相传原为宋国人，后长期住在鲁国，墨家学派的创始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春秋战国之际，战乱频仍，兼并激烈，社会**，民生困苦。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墨子，对此感受尤深，救世之心，更为迫切，他怀着“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的理想，奔走于列国之间，宣传“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反对大国进攻小国，谋求制止战争。并且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名鬼、节葬、节用、非乐、非命等主张作为救世之策，同主张厚葬崇礼，亲亲疏疏，爱有差等的儒家张开了激烈的争论。与儒家学派同为战国时的显学。墨子不仅是个思想家，而且是个社会活动家。他把自己的门徒组织成民间团体，实践着艰苦的生活，也为制止战争而奔波。

墨子的思想体现在《墨子》一书中。此书是墨子与他的门人后学所著，《汉书•艺文志》载：“《墨子》七十一篇”，今存五十三篇。墨子尚俭务实，反对浮华，为文旨在说理，不事文饰。墨子的文章虽不华丽，但是，他注重说理，精研逻辑，为议论文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首先，墨子奠定了我国议论文的基础。墨子创制了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墨子之前，论说性散文体制短小，一般是些简单的说明式、论断式的文字，而墨子首先创制了围绕一个主题，结构完整，条理清晰，推理严密的论说文。例如《辞 过》，围绕着指责当时的人主生活奢侈这一主题，文章分别从宫室、衣服、饮食、舟车、蓄私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然后指出了节俭的必要性和过分的危害性。文章结构谨严，观点明确，论述清晰，是一篇独立的完整的议论文。再如，《兼爱上》、《非攻》、《节用上》等都是结构完整的专论体议论文。这种文体后来成为我国议论文的主要形式。

《墨子》中运用了多种议论文的体制。《墨子》既有专论体，如前面提到的文章，也有论难式的体制。所谓论难式，就是设为主客二人，一问一答来讨论问题。这种体式肇始于《尚书》，盛行于战国、秦汉时期，如《孟子》、《黄帝内经》、《太平经》以及汉代的大赋都主要用的是这种文体。《尚书》中的论难比较简单，是一个求教者和一个讲解者在对话。而在《墨子》中，提问者所提的问题，已经含有驳难的成分，对话具有辩论的性质，从而使得文章更具辩论性。如《三辩》、就是这样。《墨子》还运用了自问自答的议论体式，如《尚贤上》、《尚贤中》、《尚贤下》就是自问自答式的议论文。自问自答的议论体式，后人也经常应用。例如，中医的《难经》就是如此。《墨子》中还有散论体论文。所谓散论，就是一篇文章所论述的不是一个中心，而是把对于不同问题的不同讨论收集在一篇文章中。例如《耕柱》就是这样的文章。

其次，《墨子》的议论文具有逻辑谨严，推论清晰，语言质朴，简洁明快的特点。

第三，墨子对于不同对象，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辩论。对于门人弟子，循循善诱，旨在使其提高认识。对于一般的认识不明者，或正面施教；或设喻启发，使其自己省悟。

第四，《墨子》尚质，不求文饰，但是，他也常常借助形象说理，某些语词、篇章也显得生动有趣。

《墨子》中议论文的体制尚不统一，这说明了当时的议论文体制正在发展阶段，还没有成熟，但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墨子善于用多种方法来讨论问题，因而对我国议论文的发展，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而议论文的进一步发展，则有待于来者。

《孟子》散文的艺术成就。

一、孟子及其思想

1、孟子的生平。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市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死于公元前289年。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相传，孟子的母亲十分贤惠，辛劳地抚养他长大成人，为了给孟子创造一个好的邻里环境，孟母曾三迁其家，最后找到一个读书人作邻居，使孟子终成大器，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晚年时回到故乡，与万章等亲密的学生一起，“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一方面整理阐发儒家典籍，一方面把自己的言论、事迹编著成书。至今，我们了解、研究孟 子的思想，最主要的依据就是《孟子》一书。孟子是我国古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他生于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时代，是继承和发展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新儒家代表，是儒家第二大宗师，后世尊号亚圣。

孟子站在儒家立场加以激烈抨击。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被尊奉为仅次于孔子的“亚圣”。

是继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儒学大师。

2、《孟子》七篇主要记录了孟子的言行和学说，是孟子和其弟子共同所著，是《论语》之后儒家的重要著作。《孟子》是通过对话展开论辩的说理文章，比论语篇幅加长、议论增多，有较强的文学性。

二、巧设机辟，善于辩论。

孟子不仅好辩，而且善辩。他的文章非常重视辩论技巧。他惯用的手法是预设机辟，欲擒故纵，诱敌深入，使对方不知不觉入其彀中，被迫就范。

三、长于譬喻，形象生动。

孟子还常常借助形象来说理，使抽象的道理变得触手可及。

四、多方修辞，表现力强。

五、语言晓畅，警策动人。

《庄子》文学成就。

一、庄子的生平及思想

庄子，名周，战国时宋之蒙（今河南省商丘县东北）人，据《史记》与《庄子》得知，他生活在齐宣王、梁惠王时代，与孟子同时而稍晚。

《庄子》一书反映了庄子的哲学思想，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 庄子》哲学思想源于老子，而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道”也是其哲学的基础和 最高范畴，既是关于世界起源和本质的观念，又是至人的认识境界。庄子人生就 是体认“道”的人生。“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精 神上冲出渺小的个体，短暂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间，翱翔于“无何有之乡”（《逍遥游》），穿越时空的局限，进入无古今、无死生超越感知的“坐忘”境 界（《大宗师》）。庄子的体道人生，实为一种艺术 24 的人生，与艺术家所达到的 精神状态有相通之处。这种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

《庄子》本是学术著作，书中广泛地探讨了人生、社会、自然的各种基本问题，可是庄子才极高、学极博，思想博大精深，想象奇特宏丽，语言华美生动，使得《庄子》成为我国先秦诸子中文学成就最高的一部著作。鲁迅在《中国文学史纲》中说庄子：“著书十万馀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则汪洋辟阖，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

二、《庄子》的艺术特征

《庄子》最具文学性的特点是它的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作为一个思想家，庄子在讨论严肃的学术问题，阐述自己的看法时，并没有像大多数学者那样，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用缜密的思维，严谨的推理，明晰的语言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而是带着强烈的感情，运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自己的思想，这就使得《庄子》一书具有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一、用寓言连缀成篇，以形象直接说理。

二、想象奇特，形象新奇。三，拟容取心，善用比喻。

四、感情强烈，爱憎分明。

五，辞章华美自然，文风浩荡恣肆。

《庄子》代表作品《逍遥游》。

1、庄子天才卓绝，聪明勤奋，他追求自由的心灵只好在幻想的天地里翱翔，在绝对自由的境界里寻求解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苦闷心灵的追求之歌《逍遥游》。

《逍遥游》的题意：“逍遥游”就是自由自在、毫无牵挂、不受任何约束的一种精神遨游。庄子的人生理想是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和对现实社会的彻底超脱。他从齐物我、齐死生的观念出发，幻想出一个不受任何条件限制而绝对自由的精神境界，臆造出所谓“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典型，声称“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他把无人无我、效法自然、毫无人间烟火气的所谓“真人”，奉为堪称师表的“大宗师”，藉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沉浸在虚构的精神世界里，自我体验超脱世界的“逍遥”之乐，即所谓“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当然，庄子的这种“逍遥游”，一方面是自己的理想追求，又隐现着耻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心态。

《荀子》的文学成就

一、荀子生平及思想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生活于战国晚期，赵国人。五十岁时，到齐国游学，于同侪中齿尊学高，“最为老师”，曾“三为祭酒焉”。后来有人向齐王进谗迫害，他就到楚国去了，曾担任过兰陵令。后来终老于兰陵。

战国晚期，兼并战争激烈异常，亡国乱君接连不断，面临国家安危存亡，大多数诸侯国的国君不去寻求富民强国治世的正道，而是“营於巫祝，信禨祥”，乞灵于鬼神。儒家学派的流裔鄙陋无能，只知墨守成规，对于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束手无策，而庄周这样的学者又无志于政治，对社会不负责任，“猾稽乱俗”。荀子对于这种情况非常痛心，“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系统地研究总结了各家学派的学说，吸取了它们的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从而成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博大学者。

二、《荀子》的文学成就

荀子的著作，汉时称为《孙卿子》，三十三篇。唐代杨倞为之作注，改称《荀子》。今存三十二篇，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学说。荀子是我国先秦各个学术流派学说的集大成者，他的著作内容涉及哲学教育、道德伦理，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在文学方面，他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首先，荀子对于文学的作用的认识，比起前人，大大进了一步。他提出，文学对于人的成长，具有养成作用。其次，荀子使议论文的写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荀子》中的议论文论点明确，推论清晰，逻辑严密，结构谨严，说理透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例如《劝学》，中心议题是鼓励学习，全文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素质，全身远祸。第二部分论述了学习的根本态度应该是持恒专一。第三部分讲述了学习的方法、步骤和对待求教者的态度。第四部分进一步指出学习应该完全彻底，取得真正的成就。文章紧紧围绕中心论题，层层递进，次第展开，说理全面而又透彻，议论精辟而又生动，论据充分，气势雄宏，充分展现了荀子议论文的特色。

不仅单篇文章是这样，而且，文章中相对独立的部分也是这样。例如：《劝学》第一部分提出的分论点是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素质，全身远祸。这一部分又分为五层进行论述，每一层都能围绕这个分论点，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同样表现出了绵密严谨，全面透彻，详尽清晰的特点。

第三，使用譬喻，形象生动。

第四，荀子还大量地使用排比句，对偶句，以增强文章的气势。注意句子的音节结构，使得文章便于诵读；遣词用语更是千锤百炼，极具匠心。例如：

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蹞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螾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蟹八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无可寄托者，用心躁也。是故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技而穷。诗曰：“尸鸠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故君子结于 一也。

这段话气势充沛，语句精炼，排偶工整，形象生动，节奏明快，简直是诗一般的语言。

《韩非子》的议论文

一、韩非生平及思想

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是韩之诸公子。曾师事儒学大师荀况，与李斯是同学。战国末年，韩国屡遭强秦侵凌，丧师失地，韩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之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万余言。”这些阐释法治理论的文章传至秦国，深受秦王政的赞赏。韩非至秦，上书秦王，主张率韩伐赵。李斯、姚贾出于嫉妒，在秦王面前谗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因将韩非下吏治罪，后被李斯害死在监狱中。

韩非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他的学说对整个中国古代统治和传统文化有着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从积极方面说，他站在法家的立场上，适应着历史的发展趋势，完成了专制集权的法治理论体系，成为中国专制的重要政治思想工具。韩非思想中的历史进化论观念、严刑峻法的主张、循名责实的思想，成为秦王统一天下以及历代君主励精图治、改革变法的思想武器，具有进步意义。从消极方面看，他的理论崇尚暴力，不讲怀柔，主张对下层百姓实行残酷镇压，则是反动的，容易激化矛盾，引起下层百姓的反抗，秦王朝的灭亡就是明证。汉代以后的统治者在确立封建伦理纲常和儒学为统治思想以后，韩非学说失去其显赫地位。有些统治者只能引用其术，韩非的学说被视为异端。

韩非的著作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载韩非子55篇，今本《韩非子》也是55篇。综合历代学者考证，《初见秦》、《有度》、《饰邪》3篇确非韩非所作。

四、韩非的文学成就

韩非对于文学的贡献首推议论文的写作。

（一）、议论文的成就

第一，他的议论文，逻辑谨严，议论透彻，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第二，韩非子的议论文，思想敏锐，辩锋犀利，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第三，韩非的文章描写细致，剖析深刻，具有很强的表现力第四，韩非的散文具有冷峻的风格。

五、先秦诸子散文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先秦散文确立了说理文的体制，尤其是成书于战国后期的专论体说理 文，在说理文的模式上、体制上、说理方法上，都对后代说理文有深远影响。先秦说理文主要是哲理散文和政论散文，他们都不仅依靠逻辑推理和抽象思辨来完成，还在文中贯注了浓烈的情感，运用了生动的感性形象。先秦说理散文中，寄寓深刻的寓言、譬喻，常有抒情因素。这种形象性和抒情性，是先秦说理散文自身具有了文学意味，对后代散文的发展有积极意义。

第二、先秦说理散文大多分析透彻，议论纵横，而不同的作品又各具特色，风格各异，直接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如韩愈、苏轼的散文受孟子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仙诗、玄言诗、山水田园诗，与庄子散文艺术有渊源关系；李白、苏轼、曹雪芹都受庄子影响；贾谊晁错刘禹锡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中，也不乏荀子文章的风格；《韩非子》的风格在后代许多作家的议论文中也有表现如柳宗元、王安石的文章。

第三、先秦说理散文在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为我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常见的语言修辞手法，如比喻、夸张、排比、对偶等，在先秦说理散文中都已有成熟表现，直接影响了后世的语言修辞。先秦说理散文还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大量的词汇和丰富的成语，其中有些还活在现代语言之中。

屈原与楚辞

本节讲授楚辞含义、结集及楚辞产生的原因

一、楚辞的含义

“楚辞”一词，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说明这一名称形成于西汉初年。在漫长的传播过程中，它已具有三重涵义：

第一，诗体。指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的一种新的诗体。

第二，作品。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人用上述诗体所创作的一批作品。

第三，书名。指汉人对楚国人、汉人所写诗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

二、《楚辞》的结集

《楚辞》一书，既非出自一人之手，也不出于一个时代，它是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人们逐渐纂辑增补而成的，自战国至东汉，历三、四百年，共分五个阶段：

一、先秦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辩

第二

宋玉

纂辑者可能是宋玉。此为《楚辞》雏形。

二、西汉武帝时（前140前后）。增辑作品七篇：

九歌

第三

屈原

天问

第四

屈原

九章

第五

屈原

远游

第六

屈原 卜居

第七

屈原

渔父

第八

屈原

招隐士

第九

淮南小山

增辑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或即淮南王刘安本人。以上九篇作品的合集，是淮南王刘安以后、刘向以前的《楚辞》通行本。

三、西汉元帝、成帝时（前48～前8年间），增辑作品四篇：

招魂

第十

宋玉

九怀

第十一

王褒

七谏

第十二

东方朔

九叹

第十三

刘向

增辑者为刘向。

四、班固以后、王逸以前（100年前后），增辑作品三篇：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惜誓

第十五

贾谊

大招

第十六

屈原或景差

增辑者已不可考，既不出于一人之手，也不在一个时期，而是在较长的时期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陆续增辑而成。以上十六篇作品的合集，就是王逸作《楚辞章句》时所据的十六卷《楚辞》本。

五、东汉后期（100～150年左右），增辑作品一篇：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增辑者为王逸。王逸撰《楚辞章句》，并附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卷，即后世流传的十七卷本《楚辞》。

逮及宋代，因其篇第混併，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第，即：

离骚

第一

屈原

九歌

第二

屈原

天问

第三

屈原

九章

第四

屈原

远游

第五

屈原

卜居

第六

屈原

渔父

第七

屈原

九辩

第八

宋玉

招魂

第九

宋玉

大招

第十

屈原或景差

惜誓

第十一

贾谊

招隐士

第十二

淮南小山

七谏

第十三

东方朔

哀时命

第十四

严忌

九怀

第十五

王褒

九叹

第十六

刘向

九思

第十七

王逸

这就是宋代以后通行的《楚辞》版本。而《楚辞》一书的纂辑过程与篇目内容，也透露了“楚辞”二字的意义：即屈原辞赋以及宋玉以下汉人的伤悼屈原、以事名篇的拟骚辞赋（或骚体赋）。

三、楚辞产生的原因

楚辞，是战国时以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西汉末年，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及汉代一些文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编成《楚辞》一书，这是继《诗经》之后我国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楚辞》与《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史的源头。在诗歌史上都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

楚辞的产生，既是楚文化与中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楚文化自身发展的产物。

第一、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兴起之后，成为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秦汉大一统，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化的汇融，也由此形成了伟大的汉族。

处于南方长江、汉水流域的楚国，在文化渊源上和政治思想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与中原文化有一定的一致性。

第二、楚国的地理因素。楚国的经济条件要比北方优越，物产丰富（举《重耳之亡》中重耳与楚成王的对话为例），人们谋生比较容易，不必像北方人整天从事单纯维持生存的活动，有时间和精力从事更复杂的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南方秀美的奇山异水也能陶冶人们浪漫的情思。和北方人比，较少受生活和礼教的压抑，这样，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较少压抑而显得活跃的生活情趣，造成了楚国艺术的高度发展，在审美趣味上表现出不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

第三、楚国风俗习惯的因素。当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显消退以后，在楚国，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觋，重淫祠”（《汉书·地理志》）楚怀王曾“隆祭礼，事鬼神”，并且企图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师（《汉书·郊祀志》）。民间的巫风更为盛行。可见在屈原的时代，楚人还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生活于这一文化氛围中的屈原，不仅创作出祭神的组诗——《九歌》和根据民间招魂词写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时，大量运用神话材料，驰骋想象，上天入地，给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离骚》中，也有“陈词”、“占卜”、“降神”，也借用了民间巫术的方式。

第四、楚地歌谣的影响。楚辞的形成，从直接因素来看，首先同楚地的歌谣有密切关系。楚国是一个音乐舞蹈发达的地区。《楚辞》等书中的《九歌》、《九辩》、《阳春》、《白雪》都是当时楚地的乐曲名目。它的体式与中原歌谣不同，不是整齐的四言诗，每句可长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语气词“兮”。另外，楚辞虽脱胎于楚地歌谣，却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歌谣是配曲歌唱的，但楚辞有的篇目如《九歌》、《离骚》、《天问》等都很长，显然不适宜歌唱。汉朝人称楚辞为赋，取义是“不歌而诵谓之赋”（《汉书·艺文志》）表明读楚辞不象散文那样的读法，据古籍记载，需要用一种特别的声调来诵读。这大约类似于古希腊史 30 诗中的“吟唱” 形式。楚辞正是摆脱了歌谣的形式，才能使用繁丽的文辞，容纳复杂的内涵，表现丰富的思想感情。

第五、屈原的贡献。“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文心雕龙》）。楚辞是楚文化的产物，具体说来，又离不开伟大诗人屈原的创造。

屈原的生平、思想和作品

一、屈原的生平

屈原，名平。生活于楚怀王、楚顷襄王时代，顷襄王三年（前296），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楚人怜之，如悲亲戚”，楚人由是怪子兰劝怀王入秦，客观上则肯定了屈原判断之准确。子兰乃唆使上官大夫向顷襄王诽谤屈原，顷襄王怒而将屈原从汉北放逐到江南地区。屈原“上洞庭而下江”，辗转沅、湘一带，故都日远，长年不复，“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无可奈何之际，自沉于汨罗江中。

二、屈原的思想

第一、忠君爱国。他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绪，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

第二、独立不迁。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

第三、上下求索。对理想、对真理、对美政的追求，执著不懈，不屈不挠。第四、好修为常。屈原说过，“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一篇《离骚》，言修者凡十一，志行高洁，仍不断磨炼、提高、完善。与众不同的是，屈原汲汲以求的是以上四项的“全能”，力图将执著不舍的深切眷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坚韧不拔的求索精神、好修不懈的崇高品质，“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完人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亦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因为根据当时的环境、条件、气氛、屈原是无法进行“全能”操作的；若要操作，必有舍弃；若不舍弃其中一部分，则不仅不能实现、实施、尝试，而且连自身也难以保全，所以就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难以解脱。屈原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面临的已不是“进与退”、“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选择，而是“玉碎与瓦全”的选择。屈原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全能”，决不轻易舍弃其中任何一项。因此以其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屈原的悲剧，正源于自身无法解决的矛盾，而他的矛盾，正是他的人格的体现、他的“美”的张扬，而他，也就成了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三、屈原的作品

《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夫》，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对这些作品的真伪，历来说法很多。现在一般认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招魂》等二十三篇为屈原所作，《远游》、《卜居》、《渔夫》伪托的可能性大。

关于屈原作品的分类，姜亮夫分为三类解读：《离骚》、《九章》等为一组，大多有事可据，是屈原创作重心，带有自传性，乃情愫与事实之纠合而成篇；《天问》为一组，是屈原思想与学术造诣、批判精神的表现；《九歌》为一组，从民间祀神乐曲整理加工而来，是代人或代神表述，更多地显示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而《离骚》、《九歌》两组，构成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离骚》题旨与内容

一、创作时间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全诗372句，2400余字，是中国古代最为恢宏的抒情诗篇。其写作年代，一般认为是在屈原离开郢都往汉北之时。《史记·屈原贾 生列传》说屈原因遭上官大夫靳尚之谗而被怀王疏远，“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也 认为《离骚》创作于楚怀王疏远屈原之时。

三、《离骚》的内容

尽管对《离骚》的写作年代和题旨有不同说法，一时难下定论，但仍可以这样明确的概括：这是屈原在政治上遭到严重挫折，面临个人的厄运和国家的厄运，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思考，是屈原心灵历史的记载，是一篇崇高而痛苦的灵魂的自传。

首先从自叙平生着笔，历数内美，论修明志。他有众多的“内美”，如出身，姓同楚王；降生，幸逢大吉；得名，名嘉字懿。但“又重之修能”，通过江蓠、辟芷、秋兰、木兰、宿莽等香草的采集、佩带，说明后天的努力，博采众善，自我约束，锻炼与完善。同时，在汲汲自修的过程中，还带有春秋代序、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季节更替，日来月往，激发了诗人的敏锐感受力，乃至于一草一木的细微变化，也会引起诗人的时间忧虑，故《离骚》一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再则曰：“及荣华之未落兮”，三则曰：“恐鹈鴂之先鸣兮”，四则曰：“及余饰之方壮兮”，五则曰：“及年岁之未晏兮”，这比兴与直陈的交互表现，凝聚着诗人人生追求的可贵的时间意识。

其次，诗人全力揭露群小丑态。而其目的又是以明其节，以申其志，冀君明辨，所以对楚怀王的表白是通过对群小的抨击来实现的。屈原因信而见疑，忠而被谤，则自然会埋怨君王糊涂，听信谗言，不辨曲直，前后不一，变化难定。而

抨击群小，既历举其罪过：竞进贪婪，不厌贪求；投机取巧，违背法度；背直追曲，苟合取容；嫉妒贤良，造谣中伤——这就是屈原所处的溷浊环境，他手指着群小，眼看着君王，既表白自己，又求君明鉴：美德善行，反而成了牵累；博采众善，反成罪过！自伤自叹之余，又将哲学视野从狭小的空间——楚国宫廷斗争飞越到悠久的时间：道不同，岂止不相为谋，简直冰炭不能相容；正直与邪曲怎能和平相处？小人得志，贤良受气，自古以来，不乏其例，有什么不能理解呢？既然为了理想与人格，受到打击与诬蔑，付出沉重的代价，也就不应该半途而废。所以再次表示：余心所善，九死不悔！即使忍尤攘垢、溘死流亡，即使郁邑侘傺、穷困失路，也在所不惜！因为为清白、为正义而死，正是前代圣人所嘉许的！这震憾人心的独白，是屈原用自己的生命、乃至自己的一切铸就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宣言。

接着，《离骚》则从“为臣”的角度，转到“为君”的角度，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平民很少涉及的“君王世界”。为了使怀王醒悟，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从而构成了古代统治者正反人物形象系列。正面有：汤、禹、周文王、周武王，三代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为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为：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有：启、羿、浇、桀、纣等，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为：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在两个系列中，屈原写正面人物虚而简，写反面人物实而详，有利于劝戒、开导怀王：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身上，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自我约束、自我节制、严格要求自己上。《离骚》还反复叙述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文王、齐桓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原的苦衷与渴求，于此可见。

再次，《离骚》通过上下求索抒发了自己“进”与“退”的激烈思想斗争。诗人虚拟了一个“知音” ——女嬃劝导自己，希望自己随和顺从，作一些让步，正所谓“退后一步，海阔天空”。但诗人不能接受劝告，故到古圣大舜那儿陈词，结果意气风发，驾龙乘凤，凭风飞行，寻求理想。这次行程声势浩大，仪从颇盛，有白龙、凤凰、日御羲和、月御望舒、风神飞廉、雷神雨师相助，不仅浩浩荡荡，堂堂正正，而且日夜兼行，风驰电掣。“纷总总其离合兮，斑陆离其上下”，天庭云霞的美好景观令人神往激动，但等待诗人的却是毫无精神准备的冷遇：天庭守门人漠然而视，不予理会，无法与上帝沟通相见。所以诗人再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慨：为什么天上人间都是这样混乱污浊，压制贤良，嫉妒高才，贤愚不分，是非颠倒？气愤之余，又决不愿轻易放弃：“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下文“三求女”来看，从“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之表喻与本旨对应来看，求女，即求君，求理想的实现。若从深层思考，屈原追求的，正是他的人生选择与价值取向：深固难徙的国家观念，君臣相得的美政标准，独立不迁的人格准则，好修为常的道德规范。

最后，《离骚》抒发了“去”与“留”的矛盾与斗争。诗人在求女失败、上天入地无路可走的时候，请灵氛占卜，其结论为：出必有合，于楚无望；诗人怀疑，又请巫咸降神，结论为：远逝择君，速去可成。诗人因“恋楚情结”而生犹疑，继而自念，感到恋楚有祸，国无知音。三层推进，如出一辙，反复渲染“必去”之理念，正是势在必行——于是诗人“历吉日乎吾将行”，诗人充分描写了

这次出行的准备、原因、路线、地点，尤其渲染其行色：车马之盛，仪从之众，山川之广，心情之怡，而末四句则如苦人得喜梦，乍然惊醒，写出行的结果：“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因留恋楚国、行而复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屈原作出去楚决定是他保美质、为美政的唯一出路；但强烈的乡国之恋始终使他狐疑犹豫，不忍去楚；在“势在必行”这个理论基础上作出的“行而复止”的伟大举动，是诗人剖明心迹、感悟其君的深刻而独特的一种方式，更是他的“恋楚情结”的必然表现。

本节讲授《离骚》的思想、艺术成就

一、《离骚》反映的思想

第一、存君兴国的美政理想

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

对屈原所说的“美政”，如果冷静的看，我们只能说这是超越现实的理想。诗人所推崇的“三王”之政，“尧舜”之治，实际上是儒家虚构的产物；他一再提出的以民为本、修明法度、举贤授能等政治主张，在春秋战国时代作为一般的原则虽然已经得到普遍赞同，但在实际统治中，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实行。而屈原却始终要求以他理想中的“美政”改造楚国，并以此照出楚国政治的黑暗，批判楚国君臣的昏庸和贪鄙。当他认识到美政不可能实现时，就宁可怀抱理想而死。我们决没有理由指责屈原的“偏激”，指责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因为理想本身是照耀人类前进的光芒，为理想而奋斗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得以摆脱平庸苟生的伟大精神。

第二、深沉执着的爱国情感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临睨夫旧乡，蜷局顾而不行。对屈原的爱国精神，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屈原的爱国和忠君连在一起，二者密不可分，楚怀王已经昏庸胡涂，楚国已经毫无希望，所以屈原没必要那么深深地爱着他的楚国；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的爱国是一种狭隘的观念。当时秦统一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屈原要“存君兴国”，是不现实的，只能是悲剧的结局。这两种看法都有一些片面性。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只能把屈原的爱国精神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去考察。在那个时代，君国一体，屈原也只能把振兴楚国的希望寄托于楚王身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无可厚非。而且他的爱国还有爱民的因素在内，面对着“虎狼之国”的秦国的侵略，屈原对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前途忧心如焚，如果像苏秦、张仪之流那样“朝秦暮楚”，屈原完全可以名利双收。所以屈原的爱国，没有一点为自己的私家利益的因素，完全建立在为国家、为人民（包括楚王）的基础上，而且为了祖国和人民以死殉国，如此深沉执着的爱国感情，何等坚贞！何等纯洁！因此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第三、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

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改度。

屈原在作品中满怀忧愤，责数楚王之昏惑，揭露世俗之混浊，痛斥群小之邪僻，表现出可贵的批判精神。对此，班固评价说他“露才扬己”，“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北朝颜之推说“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他们是站在封建正统和儒教的立场上评价屈原的，这正好从反面说明了屈原的批判精神之可贵。如果当时屈原面对不幸的遭遇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也就没有后世人们心目中伟大的屈原的形象和不朽的诗篇《离骚》了。应该说，屈原的那种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在中国古代奴气十足的专制社会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它对后世一些正直的文人有很大的影响，如司马迁、李白、韩愈等。他们正像鲁迅所说的，是“中国的脊梁”。

第四、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

屈原的独立不迁的峻洁人格，与他高贵的出身、不断的品德修养等因素分不开。诗人在《离骚》中抒写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对假、丑、恶的无情鞭挞，倾诉了坚持操守、九死不悔的坚定意志，表达了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顽强决心。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当诗人意识到自己和他所属的群体——楚国贵族集团——完全处于对立状态时，不仅没有恐惧感，反而产生了一种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他在孤立中看到自己的高大，而对孤立他的社会投以蔑视。其峻洁人格，“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但还应该看到，屈原的峻洁人格在当时的楚国是超前的。超群意识与忠君意识的结合，不能不说是酿成诗人悲剧的一大心理因素。而从根本上说，诗人的悲剧乃是其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其人格依附于君主的矛盾冲突的必然结局。

五、《离骚》的艺术成就

第一、灵均形象的塑造。在屈原作《离骚》之前，文学作品多属集体创作。《诗经》中虽有个别作品可知作者，但他们只是因时感时偶一为之，并非自觉专心致力于文学创作者。至于诸子之文，多系一家一派学说之荟萃，且大多不出于个人之手。屈原的出现，则意味着我国文坛上第一个自觉的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的产生。诗人以自我为原型，成功的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的高大形象。这位名曰“正则”、字曰“灵均”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自己。这位主人公有高贵的家世，奇特的诞生，非凡的气度，美好的品格，高尚的志趣，缤纷的服饰，独特的爱好，有高洁的人格，有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有九死不悔的无畏精神，有深挚的爱国感情和与邪恶势力绝不妥协的斗争意识。诗人用满腔的心血所塑造的这一主人公的形象，成为后世人们所景仰、敬慕的崇高形象。

第二、创作方法的突破。《诗经》奠定了我国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的基础，古代神话则是浪漫主义传统的源头。屈原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其《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而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二者的完美结合，不仅标志着创作方法的突破和发展，而且证明了屈原无愧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诗

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的揭示了战国后期那一特定历史时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通过灵均这一典型形象的塑造，真率的抒发了自己的理想和感情。而更令人赞叹的成就则是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火样的激情，飞腾的想象，奇幻的意境，瑰丽的文采。这在诗中上下求索，四方神游的描写中，表现尤为突出。

朝发轫于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极。凤凰翼其承旗兮，高翱翔之翼翼。真所谓“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刘熙载《艺概·赋概》）任想象展开翅膀，飞腾于九霄云外，与风雷结伴，共凤凰翱翔，忽东忽西，变幻无穷；而一颗赤子之心深深眷恋着满目疮痍的祖国永不改变。

第三、表现手法的开拓。屈原继承并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手法，对比兴手法的运用作出了重大开拓，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增添了异彩。诗人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这就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点的比兴手法的局限。《离骚》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诗人创造出两类意象：美人、香草。美人的意象一般被解释为比喻，或是比喻君王，或是自喻。香草意象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总之，《离骚》中香草美人意象构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使得诗歌蕴藉而且生动。正如司马迁所评价的：“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实开后世诗人以情寄物，托物以讽的先河，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发展。

第四、形式和语言的创新。《离骚》打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较之《诗经》，扩大了结构，增加了容量，有利于表达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和热烈奔放的感情。大量采用楚地方言（如：羌、蹇等）和联绵词（如：陆离、婵媛、逍遥、相羊、委蛇等）、迭词（如：冉冉、岌岌、邈邈等）以及对偶等语言形式，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音乐美，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至于“兮”字的运用，则更令人注目。多置于句尾，隔句一用，切合感叹抒发幽愤感情的语气。极富抒情味和感染力。这一特点，可说是“骚体”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