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史学习心得[大全]

第一篇：法制史学习心得[大全]

学习心得

本学期就要结束了，本课程的学习也接近了尾声，请你读读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心得体会。此学习心得范围很广泛，可以总结学习本课程的方法技巧，可以是对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新认识，也可以是对某一问题的思考，等等。自学习心得强调个人的观点，严禁雷同，字数不少于600字。

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我深深体会到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精神。

西周的法律制度的特点是礼法一元化，礼就是法，法律的精神就是儒家的，尽管此时儒家并未真正出现。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法律的精神主要在这一时段主要是法家。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始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化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的官方地位，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而其后的引经注律更是以儒家经典注释律文，使法律儒家化。

从魏晋至唐，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这个时期通过立法行为，儒家思想进入了法典，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议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和一在唐律中正式形成，形成了“一准乎礼”的《唐律疏议》。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法制的进一步深化，此时儒家精神在中国法律中已经定型，法律的演进也就限于形式上的演化，直至清末近代化才开始引发新的变化，打破原有“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结构，引入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的基础学科，它阐明了法学各个分科历史发展的源流关系，因而较之法学分科的内容更加丰富。中国法制史又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属专门史，因而较之一般的历史学尤为深邃。因此决定了研究中国法制史不仅需要文史哲方面的知识还需具备法学的功底，因而是一门艰深的学问。从古到今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学者代有人出，相关的文献、著作汗牛充栋。

自汉以来正史中大多列有刑法志专章。《汉书》刑法志阐述的中国法律起源论，尽管不够科学，但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成书于唐代盛世的《晋书》刑法志，不仅记载了针对汉末律例杂乱无章所进行的带有总结性的立法工作，并且阐述了律学的成就，及其对立法、司法的重要指导作用。尤其是在论证“画一之法”与君主“临事以制”二者的关系上着墨颇多，反映了汉魏以来“法者，天子与天下共之”的理念。历代刑法志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含法制通史与断代法制史；法制史与法律思想史于一体的法律史学专著。由于中国古代“刑”与“法”通，所谓“刑，法也”，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无论是上溯法律的沿革，还是叙述本朝的立法过程，都以刑法为中心。这种将刑法史与法律史等同起来的叙史方式，无疑是不全面的，不符合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历代刑法志的这个根本缺陷，向我们提出了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课题。目前，我承担的编写《清史刑法志》课题便将“刑法志”改为“法律志”，并得到清史典志组专家的的认同。

进入20世纪以后，日本法学家以中国法制历史为研究对象，创造了内容较为

宽泛的中国法制史的框架、体例，对于此后半个世纪的中国法制史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国家观、法律观为指导，着手创建新的法制史学。1950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招收第一批四位法制史学研究生（外法史二位：胡大展，厦门大学教授，关子健，已经过世；中法史二位，孙炳珠改教宪法，只有我固守中国法制史，在第二批研究生中，留在人大的是张希坡，第三批研究生，留在人大的是高树荫，不久改行外调，留在人大的第四批研究生是邱远猷，不久外调，此后除1962年招收法制史研究生刘海年等四人外，迄至改革开放前，人大再未招收法制史研究生），1951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成立了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当时在“一面倒”学习苏联的历史背景下，以苏联学者编写的国家与法权通史、苏维埃国家与法权历史为基本教材，和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范式。苏联学者认为没有国家就没有法权，所以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不应分割，只讲法权史是不科学的。基此，清末以来法律学堂开设的中国法制史的课程，一律改为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至于30—40年代的中国法制史著作均被视为资产阶级的法学著作，而在图书馆尘封起来。1956年有人提出改国家与法权的历史为中国法制史，由是在小范围内讨论，究竟采用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还是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即所谓定名之争。但在当时也只能采用前者，这次争论没有引起重视和影响，最后不了了之。

经过整风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后，1961年初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稳定教学秩序，这时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开始编写《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并于1963年出版了《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讲义》，共三卷，我负责编写第一卷“古代部分”，曾宪义、范明辛（已故）编写第二卷“近代部分”；张希坡编写第三卷“解放区部分”。这套讲义在名称上虽仍沿袭中国国家与法权历史的名称，但在体例上却有显著的改进。按苏联教材的结构分为四部分：

一、历史概况；

二、阶级结构；

三、国家制度；

四、法权，通称为“四段论法”，（61年以前，我们编写的教材大多仿此），但在这次编写的讲义中，我们打破了四段论的机械排列，较大地加重了法律部分。这部教材在文革前曾起了相当的作用。

1979年在法学研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成立了中国法律史学会。在这个会上集中讨论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我提出“要严格审定研究的对象和研究的范围，改进过去存在的对象不清，内容庞杂的倾向”。经过讨论，明确了法制史学的研究对象只能是法制而不是国家与法，并与此同时恢复中国法制史的名称。在研究方法上我提出：“不仅要从典章文献入手研究法制史，而且要从国家活动中去把握法制的本质与规律……中国法制史也要见人、见思想。” 在这里反映了我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改变静态研究的传统，使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既见人物、见思想；也见事件、见活动，还法制历史生动的本来面貌。

在法制史料问题上，我提出：“须要大力发掘、整理、编纂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使文献资料、地下文物、社会调查、历史档案、私家笔记等等结合起来，其中也应包括农民起义中发布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檄文、告示、口号、规约、教义、军律

等。在浩瀚的中国法制史的史料中，有些需要重新辨伪审定，有些需要酌加注释，因而也是一项不可等闲视之的科研工作。如果从甲骨文中有关法律问题编起，可以想见其卷帙的繁博。因此，必须组织力量，通盘规划，分工合作，积极落实。这项工作对于推动中国法制史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始终认为不以丰富的史料为依据的法史研究是空的，但是徒有史料缺乏正确的理论加以分析、运用，也难以发挥史料的价值。

在编写《中国法制史》多卷本的问题上，我提出：“要以坚实的专题研究为基础”，并设计了十个专题：“（1）中国国家和法起源的具体途径；（2）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二千多年来螺旋上升的基础、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3）儒家（包括宋明理学家）提倡的纲常名教对于立法与司法的影响；（4）以保障家长统治权为中心的家法、族规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5）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成因与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6）法治、人治、礼治、德治的相互为用；（7）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管辖的深入，对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作用；（8）明清刑名书吏对诉讼的操纵；（9）西方资产阶级法制的影响及其在中国的变种；（10）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的道路和特点；等等。”

为了编成《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我呼吁法史界同仁，以历史的使命感来对待。“如果说三十年代汉学的中心在德国，那么今天研究中国法制历史，其中包括断代史、专史最活跃的是日本。外国学者热心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值得欢迎的，对他们的成果应予重视。但我们自己更应感到肩上担子的份量，激起奋发图强的雄心。三十年代我国爱国的历史学家为了夺回汉学中心，曾经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造就了一代卓越的史学家。今天面对尖锐的挑战，如果我们只满足于前人的成果，甚至让我们的后代向外国学者学习中国法制史，那岂不是一种罪过！因此，编写出中国法制史多卷本，是时代的需要，斗争的需要，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的这个呼吁是有感而发的，1978年美国教授兰德彰告诉我：“此前，世界召开过三次中国法制史国际研讨会，但都未请大陆学者，因为我们只知道杨鸿烈，可是他已过世了。”

以上就是七十年代末我对于中国法制史研究对象、方法、资料、前景的反思。这个反思是经过文革之后痛定思痛的结果，也是在法学春天到来时，在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一种经历。1981年我撰写出版了《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和1982年我主编的《中国法制史》统编教材，就是当时认识的产物。与此同时，我感到还没有完全摆脱以刑法涵盖诸法的束缚。

1983年8月在西安召开了法史学会第一届年会，我对中国古代法律体系作了发言，提出“民刑不分，诸法合体的提法应改为„民刑有分，诸法并用‟……过去梅因的„古代中国无民法‟的观点影响很大，实际上，古代统治者对财产关系是很重视的，这在立法上也有表现，至少从西周就是这样，到了宋代则更为重视。清朝的户部则例就是民法性质的单行法。过去说民事用刑法解决，但许多问题事实上不用刑法，而是用调处解决。然而也应看到，中国古代的确没有独立的民法典。”“……中国古代法律体系，到唐代已形成以律为主，并与格、令、式、典、敕、例等形式互相结合，反映了法律调整的多样性，标志着封建法制的成熟。但我们过去对这方面研究还很不够……法制史研究要开创新的领域，如行政法史、经济法史都应研究，道家与释家对法律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对少数民族的法制史，也应重视。”

西安年会上我的发言有的还不够准确，更不充分，但它反映了我要根据中国古代法律体系来研究法制史的想法，力图打破传统的“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思想束缚。此后，我在一系列论著中，详细分析了法律体系与法典体例的不同，并在实践中致力于法律体系的研究。1992年出版了由我撰写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一书，就是体现这一认识的成果。此外，还组织撰写了《中国刑法史稿》、《中国刑法史新论》、《中国行政法史》、《中国民法史》、《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民事诉讼制度史》、《中国司法制度史》等专著。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一时找不到确切的词语来概括中国古代的部门法史，因而，只能借用现代部门法的名称，难免给人以削足适履之感，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最近在编写清史法律志时，我将清代民法改为“民事制定法与民事习惯”；经济法改为“经济体制与运行管理法”，行政法改为“行政管理与职官法”等等。这种改变也不一定科学，但觉得更能贴近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实际。这可以说是我在认识上又一次否定之否定的经历。

近二十年来，法制史界一批新秀成长成熟，他们的著作体现了新的思路、新的方法，达到了新的水平，是法律史进一步发展的希望所在 下面谈谈我对于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制史学的几点看法：

一、法制史研究需要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法制史的是非常复杂的、深邃的，不能简单化。恩格斯曾经说过：“历史好像是一个圆，但截取每一段都可能是直线。” 直线只是历史的一部分，不是整体，不是真实的全部的发展历程。历史又像是一座大厦，任何光源也不可能照彻每个角落，所以需要从多角度进行研究。只有总体把握与多角度相结合没，才有可能揭示中国法制史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

二、注意历史上法律调整功能的多样性。法制历史是复杂的，它所反映的社会关系也是复杂的，因此，法律调整的功能、方式也是多样的。在阶级社会中，法制自然拥有对敌对阶级反抗进行专政的功能，否则法典中对反、逆、叛等大罪的严厉制裁就成为无对象的了。过去，把阶级社会法制的功能唯一归结为阶级专政是不全面的，忽略了法律对社会的调整功能，但不能因此把阶级社会的法制史说成人类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法制史学的任务在于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科学的总结历史经验。中华法文化是悠久的，内容是丰富的。其中不乏跨越时空的民族性因素，需要从正面加以肯定、阐发，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文化内涵。而为现实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是法制史学生命力之所在。1986年我在为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律课，题目就是《谈谈中国法制历史的借鉴问题》，1995、1998年我为人大常委所作的法学讲座中也都贯穿这一主线。提供历史借鉴，绝不是简单庸俗的古为

今用，关键是在“科学”二字狠下工夫。比如“依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中国法制历史是有丰富历史经验可循的。

四、凡能揭示中国法制历史真实进程和规律性的方法，都可以采用。1987年第2期《科研信息》发表了我撰写的《谈谈法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其中第一次提出用比较的方法研究中国法制史。稍后我在1987年10月27日《光明日报》上发表《开展比较法制史的研究》，1988年《政法论坛》第六期和1989年《政法论坛》第一期连续发表《中外法制历史比较研究刍议》，意在推动比较法制史研究，为此还进行了长期的组织工作。须要指出：比较的研究方法，建国初期是受到批判的方法，因为最高类型的社会主义法制同西方法制是没有可比性的。所以我在1987年把比较的方法引入法史研究是认识上的再一次否定之否定。当然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唯物辩证方法，仍然是我多年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依循。目前，许多学者运用各种历史的、社会的、系统的、比较的方法去研究中国法制史，是可喜的现象，并且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

五、注意理论与史料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已不再一枝独秀，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这是可喜的，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应有的理论深度。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也是需要发展的，而理论分析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有的放矢，揭示本质和其规律性。西方的理论，也值得学习，但要弄懂弄通，真正发挥它的作用。理论要与史料统一，重视史料但不“唯史料论”而是发挥它在实证法制历史中的价值。

六、使命感与开拓进取。发展中国法制史学，使中国法制史学的中心牢固地建立在中国，仍是法制史科研队伍应负的历史使命，当然不因此而漠视外国学者的贡献。为了实现这一历史使命，七十几位学者用了十九年的时间编出了《中国法制史》多卷本。为了推进法史学的研究水平，需要积极开拓法制史学的研究领域，保持旺盛的活力和进取心。

七、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才有可能前进。当然谦虚谨慎绝不等于缺乏自信，而是更加理性地对待已有的成就和持之以恒地进取。更不因此而忽略对中青年学者成就的充分肯定。目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制史学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有不同程度被边缘化的迹象，这就须要总结我们已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更加努力创造新的成就。所谓中心绝不是一枝独秀，而是要发挥法史界整体研究力量的作用，使法律史这门基础学科在培养年轻学子和司法干部中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精简成600以上的就好

第二篇：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后，使我对中华法系的理解有了更深的认识：在法治思想方面，中国古代法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法律分类方面，则是“民刑不分，以刑治民”的特点。而中国法制的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历程： 一．产生时期：西周至汉代的法律制度

西周至汉代的法律制度特点是：礼法合一，礼就是法。而至春秋战国，由于法家思想更符合现实需要，因此法家实际上取得了立法主导思想的地位。中国古代的法律儒家化肇如于汉代，汉武帝之前的法律是法家华的法律以及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法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通过春秋决狱，将儒家思想引入了司法领域。二．发展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法律制度

从魏晋开始，是儒家思想进入法典的时期。具体表现有曹魏新律的八义制度，西晋的“准五服以制罪”，南北朝的官当、重罪十条以及存留养亲（亲亲得相匿首）制度的形成，这种礼法合一制度，成为以后隋唐法律制度的模版。

三．鼎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法律制度

隋朝虽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封建王朝，但去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朝代，特别是在法制建设和司法实践上为后代提供了许多宝贵经验。其法制完比较完备，尤其是著名的《开皇律》充分体现了“明法慎刑，刑罚宽缓”的法制特点。为唐律提供的蓝本。唐朝是中国古代最鼎盛的朝代，其法律文化也受到当时国际社会的重视，《唐律疏议》其影响及于国外，成为世界法律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四．极至时期：宋元明清的法律制度

宋以后至清末是中国封建法制进一步深化时期。由于处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统治者为加强王权将封建法制发展到极至。直至清末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才开始引主民主宪政理念，逐步去除了法律中的儒家精神，并开始将法律分门别类。

由于中国古刑与法通，民刑不分，而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又重刑轻民、重公权轻私权，因此历代的法律都是刑法为中心。

第三篇：外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外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历史。人们常说，读历史可以明智。学习历史，我们就像是以一个“局外人”或者“外行人”的身份和眼光对某些事物进行了解和认识，虽然难免见解浅陋，但是因为旁观者的身份，所以往往能揭示出些许事物的实质和特点。学习外国法制史也是同样的感受。作为一个法学专业的学生，我们了解、学习外国的法制史，不仅仅是需要知道在那个我们未曾经历过的时代各个不同国家、地区或者不同年代的法律制度，我们更需要做的，是从这些制度中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至今都闪耀光芒的那些优秀的法治思想或制度，从而得出这些制度中值得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部分。

纵观法制史发展至今，我们步履蹒跚地走到现代，回头看时，汉谟拉比的石头字迹清晰，雅典的广场人头云集，罗马的市井繁华如梦，中世纪“异端”运动沉渣泛起，大革命的烽火颓然熄灭，法西斯的幽灵若隐若现，《独立宣言》的光芒强劲而寂寞，每一个脚印都带着血色。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外国法制史就是外国先人们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历史。这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类对自我的认识不断升华的过程。一部外国法制史同时也是一部人类弱肉强食的历史。那些负载在古老文明上的法系无一例外地被消亡或异化，身不由己地走进了欧美架构的世界中。强法取代弱法，强权统治弱势，即而今，无论我们愿意与否，我们都不得不与世界“接轨”，因为制定规则的不是我们。为了生存与发展，我们不得不去适应。

对于外国法制史包括资产阶级立法思想，其正确性与科学性是我们不得不心生敬佩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权力制衡”、“宪法至上”，这与中国先明哲人的思想极具相似，光辉灿烂。但是目前在我国，我们总说要借鉴这些优秀的思想制度，却只是流于形式，未涉及到根本。要改革，宪法必须崇高，法官必须独立，不参与任何党派，人民的监督不能流于形式。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不顾及任何组织和个人的利益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权力才不能随心所欲。而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正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后劲。中国共产党曾经带领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争取到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现在，党作为执政党，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应有此胸怀和胆略接受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只有这样，我们的法治建设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外国法制史的内容中，罗马法的内容最让我印象深刻。罗马法的博大精深是迄今任何一个法系都难以企及的。罗马法是近两千年前古罗马奴隶制国家的法律制度,在世界法制史上堪称鸿篇巨制,一直处于一种独特的地位,迄今绵延两千载,依然不失为古代法的佼佼者。

走进罗马法世界，在领略其悠久的历史，赞叹其独特的风格之时，更要阅读其丰富的内容，从第一部《十二铜表法》到集大成者《国法大全》，从宏大的成文法典到浩瀚的法学论著。罗马法的内容既充实又丰富，对其的借鉴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都可以看到。例如自由人在私法范围内权利平等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财产权不受限制原则、遗嘱自由原则、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诉讼中的不告不理原则等；权利主体中的法人制度，物权中有关所有权的取得与转让制度、他物权中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制度；债权中的契约制度、侵权行为的责任原则；以及诉讼制度中的委托代理、抗辩等，这些制度和原则在近现代各国的法典中随处可见。我国民事立法应该借鉴罗马法的精华。在民法法典化、物权法、债法、继承法等方面罗马法都有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地方。例如，罗马法的自然法精神在他的私法立法中罗马法更加注重的是规律而非人的意思，而民法作为私法他就更应该尊重自然法的精神，从而使法能切合现实，体现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经济的发展。罗马法对公法与私法的划分界限明确，其将公法的调整范围与私法明确的区分开来，从而使法在公法领域能更好的为保护集体利益，而在司法领域能够更好的保护私人利益，从而达到了集体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完美结合，有利于人民对法的信任和守法。罗马法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为民事立法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有力的促进了民法的发展，这一划分方法为后来各国所借鉴。罗马法把对个人利益的保护作为私法立法的最高准则，从而实现了在司法领域里对公民利益的更有利的保护，提高了公民生产的积极性和对法的崇拜度，从而既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繁荣又有利于发展的稳定和社会的稳定。罗马法对权力的救济和辅助方式的多样实现了对公民受损权利的多样的平衡和保障有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开创了对受损权利的救济的先河为我国民事立法所借鉴。罗马法将一定的浪费人规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通过保佐人的监督使第三方的利益不至于因为该浪费人的挥霍行为等而受到侵犯的做法值得我国民事立法的借鉴。罗马法对遗嘱方式的多样的设立，有利于保护不同群体公民的意思表示的执行，从而达到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的目的。

此外，在制度方面,罗马法周密的物权制度真正起到了保护私人财产权的作用。我国《民法通则》还远远不够完善。物权部分在《民法通则》用13条加以规定。它的缺点有两方面:其一,物权概念不完善,《民法通则》仅注意到所有权,很少涉及他物权。13条规定中属于所有权的有12条,而涉及他物权的仅1条。其二,仅注意保护国有资产所有权,而对公民私人及社团财产权注意很少。在所有权的规定中,关于其定义、取得方式共有3条,而关于国家及集体所有权的规定为6条,关于个人所有权只有2条,社团所有权只有1条,仅以法条篇幅规定已看出前述两缺点。物的分类根本未提及,那么构成财产的要素便不明确。这种物权法的明显不完善使得它的现实操作意义大受影响。我们希望将来制定的物权法应考虑很有影响的罗马物权法的完整体系,使我国的新物权法能符合真正起到保护私人财产权的作用。

罗马法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别具一格的特色和充实丰富的内容影响了世界法制发展的进程，它不但成为大陆法系的基石，而且对英美法系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参照作用。毫无疑问，借鉴罗马法以及其他优秀法律，有利于完善我国法制的建设。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看到，在对罗马法以及外国法制史中各种闪光点的借鉴的基础之上，我国的各项法律建设，特别是民法建设能攀上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叶秋华：《外国法制史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年。何勤华：《外国法制史》，法律出版社 于贵信：《古代罗马史》，吉林大学出版社 江平：《罗马精神在中国的复兴》载于《中国法学》，1995年 周枏：《罗马法提要》北京大学出版社。

第四篇：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初学《中国法制史》时，我认为这门课是所有法学课程里面最枯燥、最不实用的一门。但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我对中国法制史有了一个新的全面认识。中华法史的博大精深深深吸引了我，学习兴趣油然而生。虽然学习的时间不长，但是学习感触亦颇多。

中国法制史是法学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具体的说就是研究我国有史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本质、内容、体系、原则、特点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及其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和基本规律。《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的特点就在于：它既是法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属于交叉学科；时间从约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1949年，上下几千年，跨度较大，历代的统治者为了治国安邦，制定法律，完善法制，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学习中国法制史就像一面镜子，我们能从中审视自己，找出不足，对前人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法制文化遗产进行科学的总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作为全国法学学科本科生十四门必修课之一，中国法制史的地位十分重要。学习中国法制史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利于吸收和借鉴中国历代法律中的一切有

益的精华，进一步完善我国法制。

二、有利于提高对社会主义法制优越性的认识，增强自觉遵守法纪的观念。

三、有利于了解部门法学的渊源，为学好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

结合自身的学习过程，我主要是将中国法制史当做一本普通的历史书来读，首先让自己保持浓厚的兴趣，对一些未知或者知而不详的问题先列下来，然后带着问题去读，从教材中找出自己满意的结论。这样既学到了知识，又怎强了动手能力和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还得到了成就感和满足感。避免单纯学习法律条文和历史事件的单调、枯燥、乏味。

我认为要学好中国法制史，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努力： 一，掌握中国法制史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中国法制史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奴隶制法阶段、封建制法阶段、半殖民地半封建法阶段、革命根据地法阶段四个阶段。从更大的发展阶段来说，奴隶制法、封建制法是古代法，1840年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和革命根据地的法是近代法。这是我们学习《中国法制史》这门课首先应该搞清楚的。接着要进一步掌握：在这四个发展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又包括哪几个朝代、时期，各自属于什么历史类型的法。课本上的内容经过梳理、整合、归纳后不再纷繁复杂，我们就会学习到一部脉络清晰、重点明确的中国法律制度发展史。

二，掌握法律制度本身的连续性和因革关系。在我们对

这门课程有了初步的认识并且培养了浓厚的兴趣以后，还需要在理论上作更深层次的分析，要掌握每个阶段、每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也就是要进一步把握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的，是代表哪个阶级利益的，是在什么法制指导思想指引下形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够进一步掌握这一阶段或这一时期法律制度的阶级本质，并进而把握其特点。

三，谦虚谨慎，自强不息。古人说：“一谦而四益”。面对博大 精深的法制史，确实需要谦虚谨慎，实事求是，自强不息。并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真实的历史借鉴，这是中国法制史学生命力的所在。

焦四虎

第五篇：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中国法制史学习心得

通过本人认真地学习中国法制史的全部课程，让我懂得中国法制史课程主要讲述的是中国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法制史课程讲述的是我国有史以来各个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演变的过程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更让我认识到学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利于为学好其他部门法打下坚实的历史知识基础。每一个部门法学都有各自的历史源流，作为法学专业的学生，如果只了解现行的各部门法学，而不知其历史发展的来龙去脉，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学习中国法制史，就是要为学好其他部门法学打下历史知识的基础。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可以了解中国历史上具体的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从而有利于加深对一些抽象法学命题的理解。同时，对我们研究现行法中的一些问题，能够进一步开阔思路，得到启迪。

（二）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利于了解中国的法律文化。通过中国法制史学习，使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法律对人民所规定的权利是不同。如不管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都不能当家作主，在法律面前也不能人人平等的，有些人还享有特权，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不是权利主体，而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是会说话的工具，法律允许奴隶主可以将他们随意买卖、赠予。而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法律强调人人平等，不能搞特权主义，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法制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人民大众意志的体

现，它代表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优越性。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可以从中受到教育，了解爱国与守法是统一的，从而增强自觉遵守法律的观念。

（二）学习中国法制史，有利于为我们提供以资借鉴的法制历史资源。我国是一个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又是一个法律文化没有中断的国家，法学遗产非常丰富。这些遗产有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完善现行法制可资借鉴的内容，我们可以从中受到启迪。同时，通过中国法制史的学习，也可以让我们除去一些糟粕，避免今后在工作中犯同样的错误。

总之，中国法制史课程是法学学科的一门基础课。通过学习中国法制史，不仅可以让我们增加法学基本常识，了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而且提供给我们以资借鉴的法制历史资源。为此，我们必须全面、认真、系统地学习好中国法制史这门课程，重温与反思历史上的法制建设，从中得到一些启发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