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第三章 苏轼

第一篇：004第三章 苏轼

第三章

苏轼

第一节 苏轼的生平和思想

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苏轼，他诗、词、散文里所表现的豪迈气象、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欧阳修、梅尧臣等所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进一步发展的成果，表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长在号称“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诗文革新运动已取得胜利，社会文化在中唐以后又一次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同时由于豪强的兼并，边备的松弛，官僚机构的庞大而无能，北宋王朝的内外危机正在暗中滋长。苏轼少年时期就积极关心当时社会的人情风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继承范仲淹、欧阳修等的事业，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他出身于一个有文化修养的家庭，父亲苏洵早有文名，母亲能教他读《汉书》。由于家庭的教育，前辈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学习，青年时期的苏轼就具有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为欧阳修、梅尧臣等所称许。

同王安石一样，苏轼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仁宗末年，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教战守等主张，要求“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表现出一个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风度。然而由于他所处的中等地主阶层的地位，不愿意过多地触犯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时他三十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的是书房生活，对当时社会因豪强兼并而引起的危机，远没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从总结历史经验出发，强调“任人”而忽视变更“法制”，尤其反对急进的措施。当神宗初年王安石实行打击豪强地主的新法时，他就上书反对，并以此出任杭州通判，转知密、徐、湖三州。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责授黄州团练副使。苏轼这时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在文艺上的成就。他当时写的部分诗文就片面夸张了新法推行时的流弊，助长了旧党的声势，影响了新法的实施。贬官黄州以后，他在郡城旧营地的东面辟地耕种，有较多机会接近下层人民，政治态度有所改变。但是政治上的挫折，也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黄州是长江中游形势险要之地，武汉三镇即在它的西面，我国不少英雄人物曾经在这里展开军事上政治上的斗争。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英雄人物的激发之下，他写出一些著名的散文和词篇，如《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哲宗即位，旧党执政，苏轼被召还朝，任翰林学士。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旗鼓”等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的措施，却表示赞同(见《上神宗皇帝书》)。多年地方官吏的经历，也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的了解。这时司马光等旧党要废除一切新法，他“深虑数年之后，取吏之法渐宽，理财之政渐疏，备边之计渐弛”，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反对执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旧党里程颐一派的攻击，出知杭、颖、定三州。到他五十九岁时，新党再度执政，他先后被贬官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琼州。苏轼在历任地方官吏时，比较关心人民痛苦，在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等方面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这时的新党又只知利用新法加深对人民的剥削，他的处境就比较得到人民的同情。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养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和当地少数民族也能和睦相处，因此生活虽十分艰苦，还没有改变他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内徒，次年七月卒于常州。著作有《东坡全集》一百多卷，遗留二千七百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许多优美的散文。

苏轼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统一的。他平生倾慕贾谊、陆贽，在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然而老庄的“无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见《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的政治主张有其一致之处。他少年时就爱好《庄子》的文章，后来又喜和僧人来往，在生活上他认为“游于物之外”，则“无所往而不乐”(见《超然台记》)，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见《问养生》)，更多地表现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老庄的放逸有所警惕(注：苏轼《答毕仲举书》：“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以懒，达似放；学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为无害。”)；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在文艺创作上始终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苏辙说他谪居海南时“日馅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又说他当时写的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并见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这是他和前代得罪远谪的士大夫如韩愈、柳宗元等表现不同的地方。

第二节 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洞书》)。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何远《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由于苏轼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他的政治论文如《策略》、《策别》、《策断》里各篇，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精神上继承了贾谊、陆贽的传统；而文笔纵横恣肆，又显见《战国策》的影响。贾谊纵览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到北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丰富了。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他在仁宗末年所进策论，对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确有所见并提出自己的对策的。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见《策断二十三》)。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这同贾谊《陈政事疏》的精神一脉相承。他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政治论文的另一表现形式。《平王论》反对避寇迁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读书，专为应举，“不能晓习时事”(见《上韩太尉书》)，他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同时表现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劝亲睦》里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在《武王论》里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在《商鞅论》里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至于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说诸葛亮只要费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的君臣，举兵灭之，更是不审察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他这部分文章虽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可取，而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士子的敲门砖。“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后来他在实际政治中受过较多的锻炼，逐渐改变纵横家的习气。他在元佑、绍圣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陆贽。

苏轼集中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也表现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爱好，成就远在他的政治论文之上。他在《传神记》里记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后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于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他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画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艺术的规律，又要有创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为规律所束缚；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笔墨之外，表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说的“妙理”。这些见解虽是就绘画说的，其他艺术部门也可以相通，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的《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比较亲切有味，而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它不但摆脱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同时避免了韩愈以来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养，同时和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关。他的《员当谷偃竹记》写出了“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艺见解，回顾了他和文与可的往来唱和，表现他们的坦率而富有风趣的性格。在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诗、有赋、有书札、有叙事、有议论，好象随笔所至，漫无边际；然而它依然有个中心内容，一意贯注到底，那就是表现他们向来交情的亲厚，以及他见到这幅遗作时对文与可的深沉悼念。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又通过客与主的对答，水与月的譬喻，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哲理，表现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时的苦闷心情和当他从庄子、佛家思想出发观察宇宙人生时的洒脱态度。篇中的主客实际代表作者思想的两个方面，他仍然沿用赋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更象一首美妙的散文诗，完全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梁骈俪的作风。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问题。他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都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的内容，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见《又答王庠书》)(注：此书见《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第四十六卷。)。他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看出他这方面的工夫。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苏辙说他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见《东坡先生墓志铭》)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是年写的《中庸论》里已看出它的影响。后来他到汴京应试，在《刑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考取后他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此据《老学庵笔记》。苏轼《上曾两制书》：“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同样是出于想当然的。)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他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达意象的创作精神。谪官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的积累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广阔的境界里驰骋自由的联想和曲折无不尽意的笔力，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其显著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老泉，著有《嘉右集》，弟弟苏辙字子由，著有《栾城集》，也以散文著称，后人合称三苏。苏洵的散文以议论擅长，《权书》、《衡论》等篇，纵谈古今形势及治国用兵之道，带有战国纵横家的色彩。《权书》中的《六国》借六国割地事秦讽刺北宋王朝对辽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表现作者的爱国思想。苏辙的议论文不如父兄，记叙文却纡徐曲折，饶有情致，如《黄州快哉亭记》、《武昌九曲亭记》等。苏轼说他“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见《答张文潜书》)，是善于形容他文章的风格的。

第三节 苏轼的诗和词

苏轼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而且远至西北地区、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辈梅尧臣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学习，晚年更爱陶诗。比之散文和词，苏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他的“论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见《东坡先生墓志铭》)的创作思想指导之下，他曾写出一些反映民间疾苦、谴责官吏贪鄙、关心国家命运的作品。在《荔枝叹》中，他饱含热泪控诉了唐玄宗、杨贵妃的罪恶，并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愤怒，抨击了以人民血汗来“争新买宠”的当朝权贵。在《许州西湖》中，他指责地方官不顾连年饥荒，还为春游发动民工开湖，而对于一些比较关心人民疾苦的官吏，则热烈赞扬。他赠王庆源诗：“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使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出色地描绘了这个做了官还不失农民本色的人物。他在地方任官时，从儒家勤政爱民的思想出发，作了些对人民有利的事情。在《元修菜》、《秧马歌》、《河复》等诗里表现他对人民生活和生产的关心。后来屡经贬谪，在艰苦的生活中不得不为衣食而躬耕，从而进一步缩短了他与人民的距离，在谪官海南时和少数民族也相处得较融洽。“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华夷两尊合，醉笑一欢同”(《用过韵冬至与诸生饮酒》)，“决舌倘可学，化为黎母民”(《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合》)，正是在这些词句里表现了诗人可贵的思想感情。然而苏轼毕竟是生活在封建社会比较稳定时期的士大夫，他政治观点里还有比较保守的一面，因此不能更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痛苦，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他早期写的部分政治讽刺诗多少反映了新法推行时的流弊，但也有很多夸大失实之处，在政治上起了不良的影响，包括向来为人传诵的《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诗在内。

苏轼在军事上主张充实兵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并认为以金帛赂虏是最下之策。他的少数诗篇如《和子由苦寒见寄》、《祭常山回小猎》、《阳关曲》等，表现诗人要求为国破敌的雄心。而在《获鬼章二十韵》里，又主张以宽厚的态度对待被俘的西羌首领，并戒边将的倚胜骄矜，提出了“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的忠告，流露了他重视民族团结和关心国家命运的可贵思想。

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试看他的《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是苏轼因反对新法出任杭州通判经过镇江金山时写的。诗人从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从长江的到海不回暗伤自己的宦游不归，给读者一种深沉而豪迈的感觉。最后从江心炬火假托为江神的见怪，流露了他对宦游的厌倦情绪。他的《有美堂暴雨》：“游人脚底一声雷，满座顽云拨不开。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和子由中秋见月》：“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尽银阙涌，乱云脱坏如崩涛。”《大风留金山两日》：“塔上一铃独自语，明日颠风当断渡。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把寻常景物写得那么精警动人。他的《新城道中》：“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安国寺寻春》：“卧闻百舌呼春风，起寻花柳村村同。”《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桃花忽成荫，荞麦秀已繁。闭门春昼永，惟有黄蜂喧。”又把日常生活写得那么美好可爱。他在东坡开辟荒地时就想起在细雨中的秧针，稻叶上的露珠，秋收时的霜穗，象玉粒一样的新米饭(《东坡》)。他在博罗西山看到山下的溪水时就想起怎样利用水力来转动碓磨，于是更想起水磨上象雪一样散落的面粉，想起蒸饼熟透时的裂纹与芳香(《游博罗香积寺》)。这些诗表现了诗人联想的敏捷，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给读者一种“触处生春”的感觉。这首先由于作者生活在北宋中叶，劳动人民在暂时得到安定的环境中，创造了大量财富，社会上呈现繁荣的景象，使诗人在接触到生活中的一切时总容易引起美好的憧憬。其次是在尖锐的新旧党争中，诗人认识到仕途**的险恶，从而把他的生活理想寄托于江山风月和亲朋师友之间，诗化了他在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切。“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乡欹侧过，人间何处不谗岩。”(《慈湖峡阻风》)正是他最好的自白。当然，这里同时也流露了他在政治上逃避现实的消极态度和在生活上随缘自呆、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

苏轼的诗有时能结合生活中所接触的情景，表现他对事物的新颖见解，而不失诗的趣味，象下面两首小诗。

已外浮名更外身，区区雷电若为神。山头只作婴儿看，无限人间失箸人。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视雷雨，每大雷电，但闻云中如婴儿声，殊不闻雷震也》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题西林壁》

离开放电的云层越远，听到的雷声就越低；从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山的不同面目，这本是寻常生活中的现象。诗人却从此引伸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哲理：所谓“雷霆之威”对于一个不以个人的生命、浮名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局外人有时会比局中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这就是前人认为表现了宋诗特征的理趣。

苏诗里部分鉴赏评论文艺的作品，如《王维吴道子画》、《孙莘老求墨妙亭诗》、《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表现他以学问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殊作风，同时标志北宋时期社会文化所达到的新的高度。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抵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王维吴道子画》

这首诗实际上是替唐代吴、王两派画法作了总结，同时表现了作者对艺术的可贵见解：既重视意象的雄放，又要求于象外得事物之妙。由于作家在我们面前再现了这两幅风格截然不同的画面，并针对这不同的画境提出他的论点，这就依然使读者感到诗意盎然。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曾使北宋许多诗人的作品流于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到苏轼手里才以他丰富的生活内容、清新畅达的语言和深厚的文艺修养，基本上纠正了这种流弊。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阙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就苏诗的艺术成就看，这概括是相当准确而全面的。

苏诗各体皆工，七言各体尤其擅长。比之唐人，他的七律显得更为明快、动荡。下列二诗可见他成就的一斑。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他诗里有不少无聊应酬的作品，表现封建文人的共同习气。过分逞才使气，对诗歌意境的含蓄注意不够。这是他创作上贪多求快带来的结果。

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如〈江城子〉《密州出猎》，写他在射猎中所激发的要为国杀敌立功的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如〈浣溪沙〉《徐州石潭谢雨道上作》，写出了一幅充满浪漫气氛的农村生活的图景，都是他以前词家的作品里所少见的。下面二首词是向来认为最能表现他的风格的作品：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念奴娇〉《赤壁怀古》

在前首词里，作者幻想琼楼玉宇的“高处不胜寒”，从而转向现实，对人间生活寄与热爱。后一首描写了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给人以壮丽的感觉。作者写这些词时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沉重的苦闷和“人间如梦”的消极思想；然而依然掩盖不住他热爱生活的乐观态度和要求为国家建功立业的豪迈心情。

决定于词的内容，苏轼在语言上也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方面吸收陶潜、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然也运用当时的口语，给人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为了充分表达意境，有时还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缚。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这首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录》)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这话显然是对苏轼的一种讽刺，然而它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

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过于海舶得迈寄书酒，作诗远和之……》)，“当日何人送临贺，至今有庙祀潮州”(《过岭二首》)，文章事业上的自信，使他能以豪迈的态度对待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菊花开处乃重阳，凉天佳月即中秋”(《江月五首引》)，随缘自足的态度，又使他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可爱之处，经常保持一种乐观的开朗的襟怀。“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春畦雨过罗纨腻，夏陇风来饼饵香”(《南园》)，诗人丰富的联想常是向好处有成处生发。“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诗人的比喻总是那么贴切而生动。他的词也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寄托个人的怀抱，如〈定**〉《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等。所有这些，跟作家自由挥洒的写作态度和变化不测的篇章结构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他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他未能深入人民生活的底层，揭示生活的本质，也给他的诗词创作带来了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局限。

第四节 苏轼的影响

苏轼注意培养后进，吸引许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围，成为欧阳修以后北宋文坛的杰出领导者。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以及陈师道、李麋等，在他们还不大为人所知时就得到苏轼的热情鼓励和培养，在文艺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时期的“韩门弟子”后先辉映。

苏轼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继承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事业和成就，最后完成诗文革新运动，并把这运动的精神扩展到词的领域，创立豪放词派，为南宋爱国词人开先路。王灼在《碧鸡漫志》里说：“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胡寅在《酒边词序》里说他“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乎尘埃之外”，是善于形容他在词创作上的成就和在当时词坛上所起的影响的。

苏轼在文艺上的杰出成就，决定于当时的历史因素，他个人的抱负和经历，同时还由于他的善于学习。他特别重视智慧对于人生的指示作用，以为它象眼睛指示人们的行走一样。他又曾举南方人天天和水在一起，十五岁就识水性，来说明实践对于学习的重要性。基于这种认识，他除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外，还从实际生活里学到许多东西。他重视学问知识的积累，而反对“求精于数外，弃迹以求妙”的作法；但在掌握它的主要内容之后，一些过程的形迹的东西就不必那么重视。他注意较有系统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识；而又认为各种不同的学术或文艺可以互相沟通，互相启发(注：参看《日喻》、《大悲阁记》、《送钱塘僧思聪归孤山序》等篇。)。他的这种学习态度和方法对同时以及后来的学者都有较为明显的影响。

苏轼在北宋后期就以文采风流为学者文人所羡慕；南宋以后，他的诗文集更为流行。他一生执中持平、宇正不阿，虽屡遭贬谪，而处之泰然。这种政治态度也引起后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钦仰。他的策论、史论成为许多科举士子摹拟的对象，其他散文和诗歌又以其才华的丰茂，笔力的纵横恣肆，博得后人的爱好。由于他思想的复杂性和文艺上的多方面成就，他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远的。南宋陆游、辛弃疾，金元好问，明袁宏道，清陈维崧、查慎行等，有的爱好他的诗歌，有的继承他的词派，有的学习他议论的纵横，有的追摹他小品的清隽。他们的成就有大小，但都明显看出苏轼的影响。他作品的浪漫主义精神为后来许多在文艺上不满现状，要求创新的作者所喜爱；他的游戏人生、随缘自足的思想也带给后来文人以不良的影响。

第二篇：苏轼

说不尽的苏轼

苏轼是伟大的文学家。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苏轼说：“他一向被推为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在散文、诗、词各方面都有极高的成就。”苏轼在世时已经文名满天下。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云：“其为文章，才落笔，四海已传颂。下至闾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盖当时所未有。”

苏轼死后，根据他生前“葬我嵩山下”的遗愿，葬在汝州（今河南省郏县），其地被称为“苏坟”。苏轼的弟弟苏辙与苏轼手足情深，并且也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苏辙死后，苏辙之子为践苏轼和苏辙生前“夜雨对床之约”，把苏辙葬于苏轼墓旁，人称“二苏坟”。到了元代，有人又设苏洵的衣冠冢于苏轼坟和苏辙坟之旁，于是就有了“三苏坟”。苏氏父子三人在“唐宋八大家”中“占”了三个席位，三人死后，能够在嵩山下的古柏林中“无言”地“相视”、“相伴”，后人来到“三苏坟”前，抚今追昔，大概是会有许多感慨的。

白居易《李白墓》云：“采石江边李白坟，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但是诗人多薄命，就中沦落不过君。”苏轼一生经历坎坷，他和李白都可以说应了“诗人薄命”那句话，可是，他们都创作出了惊天动地的作品，后人忘不了他们的那些“惊风雨，泣鬼神”的作品，后世有无数读者在和他们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交流和思想对话。李白和苏轼都有无数的超越时空的欣赏者、对话者，有了这些数不胜数的欣赏者和对话者，他们在九泉之下是不会感到寂寞的。

苏轼不单是一个文学家

许多人都知道苏轼的诗好，词好，文章也好，所以人们说他是一个文学家。但苏轼并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家，他还是一个书法家和画家。

苏轼是著名的书法家，许多人都很喜欢苏轼的书法。苏轼在书法上造诣很高，他和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人被称为“北宋四大家”。黄庭坚在评论苏轼的书法时说：“东坡先生常自比于颜鲁公（按：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以余考之，绝长捕短，两公皆一代伟人也，至于行草正书，风气皆略相似。”他又说，东坡“中岁喜学颜鲁公”，“比来苏子瞻（苏轼）独近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风骨。”

喜欢书法自然也就会爱墨，爱砚。

《苏东坡全集》中有“砚铭”数十首，可以说，在这些“砚铭”中，苏轼对砚的无比喜爱之情已经跃然纸上了。

苏轼有《次韵答舒教授观余所藏墨》一诗，从此诗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的爱墨之心和爱墨之情。从诗中的“此墨足支三十年”一句，我们得知苏轼的藏墨甚丰；诗中又说“非人磨墨墨磨人”，全诗最后以“闻君此诗当大笑，寒窗冷砚冰生水”两句作结，耐人寻味。

可以断定，苏轼在写“非人磨墨墨磨人”这句诗时，他心中一定是感慨万千的——在这句诗中实在蕴涵了太多、太多的话内之意和话外之音！

所谓“磨”，可以和可能是“消磨”，也可以和可能是“磨练”。从这句“非人磨墨墨磨人”中，我们可以品味出：对于苏轼来说，练字书写，其目的和意义决不是单纯地提高书法技巧或书法技艺，而是“书法就是人生”！苏轼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几十年含辛茹苦的书法历程，也就是在“历练”和“铭记”他的人生的历程。

苏轼是一个“平生好诗仍好画”的人。黄庭坚有《题子瞻枯木》一诗。诗云：“折冲儒墨阵堂堂，书入颜（颜真卿）杨（书法家杨凝式）鸿雁行。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此诗前两句是称赞苏轼的书法，后两句是称赞苏轼的绘画。

在宋代画家中，文同（字与可）善画墨竹，闻名后世。苏轼与文同是好朋友，苏轼诗文中论及文同墨竹处甚多，且多精彩之论。《北宋文化史述论》云：“文同墨竹的真迹传世者极少，<中国绘画史图录>上册收有目前大陆上硕果仅存的一种，与苏轼的一幅枯木怪石图同裱一轴。”“与它同裱的东坡之作，全幅画面只有一块磷蹭奇兀的巨石和并排而生的秃树。那秃树既不画鳞斑条纹，也不显示明暗对比，只是从平面的形状上看去像一棵树而已，充分体现了文人画不重形似的特点，而怪石与枯木的并置„„正是与墨竹一样表现知识分子苏世独立（按：疑为“遗世独立”之误印）之节操的意象组合。”不知今存的这幅苏轼“枯木图”同黄庭坚《题子瞻枯木》诗中所说的那幅“枯木图”究竟是什么关系？ 说到苏轼和文与可的友情，还有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苏轼诗集中有《题文与可墨竹》，此诗前有“叙”，文曰：“故人文与可，为道士王执中作墨竹，且谓执中勿使他人题字，待苏子瞻来令作诗其侧。与可既没八年，而轼始还朝见之，乃赋一首。”苏轼在《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中称赞文与可的绘画“荒怪出象外”，造诣很高，又说：“举世知珍之，赏会独余最。”在诗的最后，苏轼说：“知音古难合，奄忽不少待。谁云死生隔，想见如龚隗。”从这首诗的记述中，我们得知，苏轼在文与可死后八年才得以完成文与可生前要苏轼为其所画墨竹题诗的愿望，虽然在生物学的意义上，二人已经死生相隔，但在苏轼写作《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从哲学和解释学的意义上看，他们又正在进行令后人感动的超越死生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苏轼在写《题文与可墨竹》这首诗时，他是在与文与可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同时，他也是在呼唤后人与他进行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从苏轼谈人的全面发展

苏轼不但是一位著名书法家和有一定地位的画家，而且是一个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时期是一个思想相当活跃的时期，在思想和学术界几乎同时涌现出了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苏氏兄弟（苏轼和苏辙）的“蜀学”，流派纷呈，蔚为大观。尤其是在嘉祐二年（公元1051年）程颢、张载、苏轼、苏辙同登进士第，更可谓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辙在为苏轼撰写的墓志铭中简要地叙述了苏轼问学的历程：“（苏轼）初好贾谊、陆挚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墨，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矣。”由此可知，苏轼走的是一条兼学百家（包括佛学）之长的道路。

苏轼著有《毗陵易传》，集中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苏轼哲学思想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关于“三教合一”的思想和观点。苏轼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交功。我见大海，有此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苏辙著有《老子解》，也力主三教（儒、释、道）合一，苏轼在《跋老子解后》说：“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使晋宋（南朝之刘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

苏轼不但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他还有宝贵的经济学思想和观点。关于苏轼的经济学思想，在赵靖主编的《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中有专节论述和分析，本文就不再饶舌了。

但还有一点，却是值得特别一提的——那就是苏轼还深谙医学。传世医书中，有一本《苏沈良方》，是后人把苏轼和沈括的医学方书汇编在一起而成书的。《四库全书总目》云：“此书以经效之方而集于博通物理者之手，固非他方所能及矣。”苏轼在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遇大旱饥疫，“多作饘（稠粥）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虽然我们不能由此而推断当时所用“药剂”必定是苏轼所定之方，但我们却有理由猜测当时在选定所用药剂时，苏轼应该是发挥了某种程度的作用的。由于这件事的性质，不是医生个体行医疗病，而是一件“政府”组织的“医政”活动，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在这项活动中，作为深谙医学的地方行政长官，苏轼发挥了令人称赞和大得民心的“领导”和“决策”作用。

如上所述，苏轼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在书法、绘画、哲学、经济学、医学等方面都可以卓然成家，他确实是一个少见的“多面手”，是令人钦佩的“全面发展的人”。

许多人都把苏轼当作一位文学家，这个看法当然是正确的，不能说有什么错误；但我更愿意把苏轼看作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把他看作一个值得效法的古代的“全面发展的人”的典范。

人的全面发展不但是古代先哲的理想，而且是许多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的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更有许多精辟而深刻的论述。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满怀景仰之情地赞赏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代军事著作家。”“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惟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

就时代而言，中国的北宋时期无疑地是无法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相比的，可是，就个人而言，苏轼却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与那些“巨人”相比拟的。

马克思也憧憬着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话是许多人都知道的：“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人们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心愿干事情，“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占有核心性的位置。本文由谈苏轼开始而最后“漫游”到了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很显然，本文已经不可能再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讨论了。

第三篇：苏轼（模版）

苏轼

1.苏轼的妻子：苏轼的三任妻子

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王弗与苏轼生活了十一年之后病逝。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在埋葬王弗的山头亲手种植了三万株松树以寄哀思。又过了十年，苏轼为王弗写下了被誉为悼亡词千古第一的《江城子·记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

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宦海浮沉中，与之同甘共苦。二十五年之后，王闰之也先于苏轼逝世。苏轼痛断肝肠，写祭文道：“我曰归哉，行返丘园。曾不少许，弃我而先。孰迎我门，孰馈我田？已矣奈何！泪尽目乾。旅殡国门，我少实恩。惟有同穴，尚蹈此言。呜呼哀哉！”在妻子死后百日，请他的朋友、大画家李龙眠画了十张罗汉像，在请和尚给她诵经超度往来生乐土时，将此十张足以传世的佛像献给了妻子的亡魂。苏轼死后，苏辙将其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惟有同穴”的愿望。

苏轼的第三任妻子叫王朝云，原是他的侍妾，比苏轼小二十六岁。在苏轼最困顿的时候，王朝云一直陪伴其左右。王朝云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天女维摩”。但不幸的是，朝云被扶正后过了十一年，即先于苏轼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此楹联有个著名的典故：“东坡一日退朝，食罢。扪腹徐行，顾谓侍儿曰：„汝辈且道是中有何物？‟一婢遽曰：„都是文章‟，坡不以为然。又一人曰：„满腹都是见识‟。坡亦未以为当。至朝云，乃曰：“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坡捧腹大笑。”朝云墓如今已成为海南名胜之地。

2.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首被誉为“千古绝唱”的名作，是宋词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豪放词最杰出的代表。它写于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是苏轼贬居黄州时游黄风城外的赤壁矶时所作。此词对于一度盛行缠绵悱恻之风的北宋词坛，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开篇即景抒情，时越古今，地跨万里，把倾注不尽的大江与名高累世的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布置了一个极为广阔而悠久的空间、时间背景。它既使人看到大江的汹涌奔腾，又使人想见风流人物的卓荦气概，并将读者带入历史的沉思之中，唤起人们对人生的思索，气势恢宏，笔大如橼。接着“故垒”两句，点出这里是传说中的古赤壁战场，借怀古以抒感。“人道是”，下笔极有分寸。“周郎赤壁”，既是拍合词题，又是为下阕缅怀公瑾预伏一笔。以下“乱石”三句，集中描写赤壁雄奇壮阔的景物：陡峭的山崖散乱地高插云霄，汹涌的骇浪猛烈搏击着江岸，滔滔的江流卷起千万堆澎湃的雪浪。这种从不同角度而又诉诸于不同感觉的浓墨健笔的生动描写，一扫平庸萎靡的气氛，把读者顿时带进一个奔马轰雷、惊心动魄的奇险境界，使人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煞拍二句，总束上文，带起下片。“江山如画”，这明白精切、脱口而出的赞美，是作者和读者从以上艺术地提供的大自然的雄伟画卷中自然得出的结论。以上写周郎活动的场所赤壁四周的景色，形声兼备，富于动感，以惊心动魄的奇伟景观，隐喻周瑜的非凡气概，并为众多英雄人物的出场渲染气氛，为下文的写人、抒情作好铺垫。上片重写景，下片则由“遥想”领起五句，集中笔力塑造青年将领周瑜的形象。作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挑选足以表现人物个性的素材，经过艺术集中、提炼和加工，从几个方面把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据史载，建安三年，东吴孙策亲自迎请二十四岁的周瑜，授予他“建威中郎将”的职衔，并同他一齐攻取皖城。周瑜娶小乔，正皖城战役胜利之时，其后十年他才指挥了有名的赤壁之战。此处把十年间的事集中到一起，写赤壁之战前，忽插入“小乔初嫁了”这一生活细节，以美人烘托英雄，更见出周瑜的丰姿潇洒、韶华似锦、年轻有为，足以令人艳羡；同时也使人联想到：赢得这次抗曹战争的胜利，乃是使东吴据有江东、发展胜利形势的保证，否则难免出现如杜牧《赤壁》诗中所写的“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严重后果。这可使人意识到这次战争的重要意义。“雄姿英发，羽扇纶巾”，是从肖像仪态上描写周瑜束装儒雅，风度翩翩。纶巾，青丝带头巾，“葛巾毛扇”，是三国以来儒将常有的打份，着力刻画其仪容装束，正反映出作为指挥官的周瑜临战潇洒从容，说明他对这次战争早已成竹胸、稳操胜券。“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抓住了火攻水战的特点，精切地概括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场景。词中只用“灰飞烟灭”四字，就将曹军的惨败情景形容殆尽。以下三句，由凭吊周郎而联想到作者自身，表达了词人壮志未酬的郁愤和感慨。“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为倒装句，实为“应笑我多情，早生华发”。此句感慨身世，言生命短促，人生无常，深沉、痛切地发出了年华虚掷的悲叹。“人间如梦”，抑郁沉挫地表达了词人对坎坷身世的无限感慨。“一尊还酹江月”，借酒抒情，思接古今，感情沉郁，是全词余音袅袅的尾声。“酹”，即以酒洒地之意。

这首词感慨古今，雄浑苍凉，大气磅礴，昂扬郁勃，把人们带入江山如画、奇伟雄壮的景色和深邃无比的历史沉思中，唤起读者对人生的无限感慨和思索，融景物、人事感叹、哲理于一体，给人以撼魂荡魄的艺术力量。

3.东坡辞世二十二年后，公元1123出生的洪迈绝对是东坡的一个铁杆粉丝。在给东坡无上赞誉的人群中，他是较为突出的一个。洪迈在他所著的《容斋随笔》中，多篇文章都提到了东坡，其中一篇《东坡不随人后》对他的偶像给予了极大的褒扬。

“自从屈原开创了赋这种文学体裁，给后代一个竞相模仿的机会。后世人写的词赋语言不能说不工整，但所有这些人都相互蹈袭沿用屈原的模式，没有人刻意去改变它突破这个俗套，创造出一些新意来，仿佛不这样文章就无法写下去了。等到东坡公出现后，作《后杞菊赋》，开篇就平地起波澜：„哎，先生，谁使你坐在厅堂上妄称太守？‟这就几乎像飞腾的蛟龙搏击的大鹏，高高翻飞在九霄之上万里之空，难道是那些林中小鸟能够企及的吗？”“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殆如飞龙搏鹏，骞翔扶摇于烟霄九万里之外，不可搏诘……”洪迈老夫子从东坡的《后杞菊赋》入手，把东坡比喻作鸿鹄他人则是“区区巢林翾羽者”。洪迈还把东坡的诗句和白居易、杜甫等人的诗句进行了对比，说：“妙用前人诗意，而手法焕然一新，前无古人，到东坡这里算是到了极点。”白居易说：“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的诗则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杜甫云：“休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东坡则曰：“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郑谷的《十日菊》诗云：“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坡则曰：“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对洪迈的这般评点，宋朝的范仲淹认为他的话是经得住推敲。与东坡同朝代人的评价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宋史东坡先生传》。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宋史东坡先生传》。

丞相欧阳修评价东坡，惊呼：“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丞相王安石称赞东坡说：“不知更几百年，方有此人物。”大词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答傅彬老简》，“中书（苏轼）之道如日月星辰，经纬天地，有生之类，皆知仰其高明。”楚辞专家、苏门四学士之一晁补之评点《屈原庙赋》说：“……赋也不是都仿效《离骚》。尽管如此，却不是不如《离骚》的。”他还说，“东坡居士的词，纵横天地，自是曲中条条框框所禁锢不住的，如绝世美人洗净脂粉任人去看。他的赋也是这样的。”东坡的赋如抒情诗，却常有《赤壁赋》那样的纵横议论，真正做到了“赋者古诗之流”。宋朝郎晔认为晁补之对坡赋的评论是精到的。诗人、苏门六君子之一的陈师道在《后人诗话》当中提及；“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李廌在祭文中写道：“道大不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胡元任《苕溪渔隐丛话》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皆废。”这句话盖棺之论太要命了，把东坡捧上了九天，而将后世写词的人打入了地狱。真不知道那些再写中秋之词的看了这句话是如何面对的。嫉妒东坡？没有用，相信也没人这样做；憎恨胡元仁？我想，那是一定的了。他将后世写词的道给堵死了，一点夹缝都不给留。别说憎恨他，就是砸偏了他的心都有。朱弁的《风月堂诗话》云：“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是时朝廷虽尝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坡诗，便自觉气索。”不让人读东坡诗文，这不无疑要了人家的命。李涂《文章精义》：“韩如海，栁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范温评价说:“老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许岂页更直言认为“东坡海南诗，超然迈伦，能追李、杜、陶、谢。”诗人陆游《题东坡贴》有句，“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诗人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宋朝之后人们的评价金朝著名学者赵秉文《滏水集》，“东坡先生人之麟凤也，其文似战国策，间之以谈道如庄周；其诗似李太白；而辅之以明理似乐天；其书似颜鲁公，而飞扬韵胜，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窃尝以为书仙。”明朝礼部尚书、画家董其昌评点苏轼的《赤壁赋》及其书法作过一段著名的跋语:“东坡先生此赋，楚骚之一变也；此书，„兰亭‟之一变也。宋人文字俱以此为极则。”这是对东坡赋最为贴切而崇高的评价。明朝文坛盟主、史学巨匠王世贞《书苏诗后》观点，“其缺乏权变，故坎坷终生，此苏子之大不幸也。然其生前死后，宋代文士之争事东坡，却又宛如众派归江，百川汇海，„天下争趣之，如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明末清初著名诗人、戏曲家尤侗《西堂杂俎二集》有句，“坡公《大江东去》卓绝千古，而六一婉丽实妙于苏。”清初著名文学家、史学家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清初杰出诗人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当中，更以南北两宋，豪放派之宗，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作，与史迁作品比肩。“东坡、稼轩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可谓振奇矣。”清朝画家、词人徐釚：《词苑丛谈》：“然仆谓东坡词，自有横槊气慨，固是英雄本色；柳纤艳处，亦丽以净耳。”清朝文学家刘熙载《艺概·词概》：“太白《忆秦娥》声情悲壮，晚唐、五代惟趋婉丽，至东坡始能复古。后世论词者，或转以东坡为变调，不知晚唐、五代乃变调也。”在他的《艺概》中说：“词至东坡，其境益大，其体始尊，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人宋荦甚至把自己画在苏轼像侧，以示向往。他在《施注苏诗序》中说：“予自龆齿时，闻长老言苏文忠公之为人，心窃慕之，及就傅(跟着老师)读公传，向往愈挚，尝图公像悬座右，而貌(画)予侍其侧；稍长，遍诵公集，然嗜有韵之言尤深。”晚清著名词家陈廷焯于《白雨斋词话》说：“东坡词豪宕感激，忠厚缠绵，后人学之，徒形粗鲁。故东坡词不能学，亦不必学。”“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词之右。”“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玉田追踪于白石，格调亦近之，而逊其空灵，逊其浑雅。故知东坡、白石具有天授，非人力所可到。”清末国学大师王国维《文学小言》第六则云：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屈子、渊明（陶潜）、子美（杜甫）、子瞻（苏轼字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第十二则云：“宋以后之能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类言者，其惟东坡乎！”其实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的诗人，也应首推苏轼。《人间词话》：“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国维也说：“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为最工。”清末经学大师、湘学泰斗王闿运《相绮楼说》：“通首(指《念奴娇赤壁怀古》)出韵，然自是豪语，不必以格律求之。”民国近代人的观点民国画家薛瑞年《论苏东坡及其词》有言，“以苏门相尚相矜者亦不乏人，此又苏子之大幸也。政治之党争与文士之争党，构成奇特之苏东坡现象。”民国教育家、学者王国宪在《重修儋县志叙》中评价苏轼，“以诗书礼乐之教转化其风俗，变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不独‘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辟南荒之诗境也。”近代著名词人蔡嵩云《柯亭词论》：“东坡词，胸有万卷，笔无点尘。其阔大处，不在能作豪放语，而在其襟怀有涵盖一切气象。若徒袭其外貌，何异东施效颦。东坡小令，清丽纡徐，雅人深致，另辟一境。设非胸襟高旷，焉能有此吐属。”近代诗人、词人夏敬观《宋人词集跋尾》：“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著迹象，”此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学者陈匪石《宋词举》：“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东坡词如天马行空，其用意、用笔及取神遗貌，最不可及。”当代人的观点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一书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研究宋代文学、苏轼的王水照教授说：“苏东坡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罕见的全才，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他还在《苏诗研究史稿序》提出，“几乎从苏轼生活的时代开始，就自然形成了一部长达九百年的苏轼接受史„„”这样说来，你不接受也得接受。长期从事苏东坡研究的饶学刚在《苏东坡在黄州》写道：“当我一旦认识了东坡先生之后，就将他作为偶像加以崇拜。他是中国的一位天才和通才，也是宋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艺家和科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说：“苏东坡诗之伟大，因他一辈子没有在政治上得意过。他一生奔走潦倒，波澜曲折都在诗里见。但苏东坡的儒学境界并不高，但在他处艰难的环境中，他的人格是伟大的，像他在黄州和后来在惠州、琼州的一段。那个时候诗都好，可是一安逸下来，就有些不行，诗境未免有时落俗套。东坡诗之长处，在有豪情，有逸趣。其恬静不如王摩诘，其忠恳不如杜工部。”学者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我最喜欢的文学家是苏东坡。最喜欢的是东坡在黄州写赤壁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中国几千年间有几个像苏东坡那样可爱、高贵而有魅力的人呢？”刘小川语，“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窃以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他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外国人的观点日本诗人、苏轼研究家山上次郎观点，“古代中国在世界上数得着的政治家、文学家为数甚多，但最受民众所敬爱的要算苏东坡，其原因在于苏东坡具有崇高的人格和优美的诗歌、并兼仙风道骨。就其一生来说，又是具有伟大的悲剧性的人物，因而更加征服了人们的心。”日本学者村上哲见在《唐五代北宋词研究》中指出，“唐末以来，词有沉溺于伤感的倾向。东坡词却以悠然静观之姿，以及对人生达观的态度，组成其作品的基调。东坡词的豪放，与苏轼的人生观有着紧密的关系。豪、雄、放，是其情感、思想的自然流露。”苏轼作品开始影响韩国从高丽国文宗三十四年开始，九百多年间，韩国人都称东坡先生为“苏仙”。苏轼是韩国文学史上，地位最高的中国文人，比李白、杜甫、陶渊明都要高。在韩国中学校、大学校的课本上，自古至今，都收有苏轼的前后《赤壁赋》、《三槐堂铭》等。法国《世界报》在全球范围内评选十二位“千年英雄”，涉及政治、军事、文化、宗教诸领域，苏东坡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没有尾声正像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对这种人的人品个性做解释，一般而论，总是徒劳无功的。”“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诙谐，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正如耶稣所说具有蟒蛇的智慧，兼有鸽子的温柔敦厚，在苏东坡这些方面，其他诗人是不能望其项背的。这些品质之荟萃于一身，是天地间的凤毛麟角，不可数见的。而苏东坡正是此等人！”呜呼，这种文字实在是做不下去了，对东坡的评点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不舍昼夜，安有穷尽？金庸的武侠小说达到了“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余秋雨在《东坡突围》中说：“东坡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中国古代，苏东坡这样的个体生命，可能绝无仅有。”我以为不是可能，而是毫无疑问，东坡做到了“前无古人”。“没人比他更丰富。他似乎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要想再见到东坡这样“不可救药的乐天派”，这“后面来者”不知还要等上几千年。还是以林语堂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尾吧。“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王 伟）

4.苏堤(1090)，诗人苏轼(东坡)任杭州知州时，疏浚西湖，利用浚挖的淤泥构筑并历经后世演变而形成的，杭州人民为纪念苏东坡治理西湖的功绩，把它命名为“苏堤”。南宋以来，苏堤春晓一直居“西湖十景”之首。

苏堤南起南屏山麓，北到栖霞岭下，全长近三公里，堤宽平均36米。沿堤栽植杨柳、碧桃等观赏树木以及大批花草，还建有六座单孔石拱桥，桥名自南而北依次为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束）浦、跨虹。

每当春风吹拂，苏堤上杨柳吐翠，艳桃灼灼，长堤延伸，六桥起伏。晨曦初露时，湖波如镜，桥影照水，鸟语啁啾，柳丝舒卷飘忽，桃花笑脸相迎。置身堤上，湖山胜景如画图般展开，多方神采，万种风情，任人领略。

苏东坡曾有诗云：“我来钱塘拓湖绿，大堤士女争昌丰。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始与南屏通。”堤旁遍种花木，有垂柳、碧桃、海棠、芙蓉、紫藤等四十多个品种。漫步在堤上，新柳如烟，春风骀荡，好鸟和鸣，意境动人，故称之为“苏堤春晓”。杭州西湖苏东坡纪念馆，位于杭州西湖苏堤南端的映波桥旁，毗邻雷峰塔、净寺、花港观鱼，与章太炎纪念馆、张苍水祠、太子湾公园隔路相望。占地面积4200平方米，建筑面积550平方米，建成于1988年12月28日。2004年重整开放。纪念馆是开放式的。

馆区由主楼展厅、碑廊、百坡亭、酹月轩等组成。纪念馆主建筑为一幢翘角飞檐的二层仿清楼阁式建筑。红窗白墙，清凌方正。楼前广场玉兰树下屹立着苏东坡的全身塑像，高3米，用花岗岩雕刻而成。苏东坡纪念馆由庭院、两层楼展厅、东坡世苑三部分组成。一楼展出了苏东坡家谱、年表和生平介绍，突出反映了苏东坡两次来杭担任地方官的政绩及其在杭的文学艺术成就；二楼展出了苏东坡的诗文著作、书画手迹复制品及当代书画名家以苏东坡诗为题材而创作的书画作品等。整座展厅融书画、楹联、像碑为一体、并配以古筝弹唱。后院的东坡艺苑内，陈列着苏东坡书画的拓片、复制品及诗意画等，可供游人参观与选购。5.《苏东坡传》被誉为“20世纪四大传记”之一。《苏东坡传》记载了文学家、政治家、书画家苏东坡的一生。苏轼文章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害，而终不改其乐观的天性。书中写了他的幽默诙谐、人格魅力，他的快乐的思想、喜悦的心灵。史料详尽，气势恢宏。

在林语堂笔下的苏东坡，可谓是几千年来才一出的奇人，他曾这样评价过文坛的巨子：“李白，一个文坛上的流星，再刹那之间壮观惊人的闪耀之后，而自行燃烧消灭，正与雪莱，拜伦相似。杜甫则酷似弥尔顿，既是虔敬的哲人，又是仁厚的长者，学富而文工，以古朴之笔墨，写丰厚之情思。苏东坡则始终富有青春活力。” “苏东坡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纵观苏轼的一生，在才华毕露的背后，几度升迁的辛酸却只有他独自品尝。他一生为官，一生清廉，一生都在和大文豪，大政治家王安石斗智斗法。至于王安石的变法究竟是对是错，我们暂且不管，但要和当朝的得宠人物，位高权重的宰相相逆而行，用一颗博大的心斗那种善于剪除异己，心胸狭窄的小人，在封建的宋朝，也许真的是需要一番勇气的。类比苏子由——苏东坡的同胞亲弟，在才华上，可能不及苏轼的十分之一，更或是百分之一。但是他一生平平安安，妥妥当当，官职也扶摇直上，最终也能够安享晚年。说道底，在于苏轼面对邪恶，面对错误，有敢于提出，敢于批评的态度。也许是富贵荣华，安宠荣辱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一己的私欲，这是十分卑微的事情，他的人生，他的奋斗目标是定位在百姓生上的，他的双眼，更多关注的是他们的愉悦或是疾苦。只要他认为变法脱离了实际，与救百姓于水火发生了抵触，他就要反对到底，甚至于在他管辖的州府里，这些所谓的强国措施他概不搭理。作者曾经也这样描述过：“一个高明的政客必然要精通一条艺术手法：那就是要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这很好理解，如果你的存在不会对那些带头人物有所威胁，那你就不会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高明的官员永远不说出什么，但只要否认。高明的官员必须深有休养，长于说‘无可奉告’‘阁下听说，诚然不错！’这样便大有前途了。第二条，他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条，当特别提防开罪他人。守口如瓶，低声而斯文，使人高兴的窃窃私语，早晚会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者说这就是朋党之争时政治之中的规则。显然，苏轼已一一犯规了，但这并不是他不明白这些“秘诀”，实是因为他的本性就是如此，他的本性就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更何况这些本性是值得歌颂的。苏轼就是要做到说话做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当朝云产下一个男婴之时，苏轼也曾写到：“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也许他知道，这许许多多的灾祸，全是由于他的才智。但我想，这更是因为他本性中的明辨是非，实事求是到死都未曾泯灭呀！

虽然苏轼的人生道路上有许多的泥泞，可从他的诗篇，他的文章，以及他的生活见闻中能够发现，他的人生态度是乐观，是积极向上的。即使是双足深陷的时候，他依旧能唱着小调，邀上三五个知心的朋友，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为妓女提诗，他和和尚趣谈，他为百姓求雨，他四处游历。苏东坡的诗词良篇里，他即能写出赤壁赋这样恢弘的文章，也能写出“天涯何处无芳草”这样富有深远意义的诗句。

拿林语堂做结时的话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用我自己的话说就是：苏东坡已去，其浩然之正气，必当永存。

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6.吟诗赏月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 “莲萍拨开，游鱼出来，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 “船板拨开，佛印出来，憋煞人哉！憋煞人哉！”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 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9.三潭印月是西湖三岛之一，历来人们将这里比作神话传说中的仙岛，故有“小瀛洲”之称。三潭印月是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以湖泥堆积而成，周围环形堤埂筑于万历三十九年。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南北连以曲桥，东西系以柳堤。面积7公顷，俯视呈田字形，素以“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水上园林而著称。洲上有“开网”、“亭亭”、“迎翠”、“闲放”、“我心相印”等亭、榭、楼、台，石桥曲折有致，漏窗空灵深远，花木扶疏，倒影迷离，置身其间，有一步一景，步移景异之趣。在中秋月明之夜，到杭州西湖泛舟，您可领略“烟笼秋水月笼纱”的美境。西湖上的三潭印月，是自古以来的赏月胜地。三个石塔，亭亭玉立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中秋月夜，在塔里点上灯烛，洞口蒙上薄纸，灯光从纸中透出，宛如一轮轮明月，倒影在湖中。等到皓月当空时，月光、灯光和湖光交相辉映，月影、塔影、云影相互映衬，画出一幅“一湖金水欲溶秋”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三潭印月的三个石塔始建于宋元四年（公元1089年），宋苏轼任官杭州时，开浚西湖，于湖中立塔为标志，禁止在三塔以内植菱种芡，以防湖泥淤积。原塔已在元代毁去，现存石塔为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补立。塔形如瓶，高2米许，塔身中空，周有五个圆孔。每当皓月当空，塔内烛光从圆孔中透出，宛如一个个小月亮，与天空倒映湖中的明月相衬，出现“天上月一轮，湖中影成三”的奇丽景色。更有巧妙之处在于三塔位置是一个等边三角形，三角形的中心线是岸上的“我心相印”亭和曲桥的中心线的延伸。站在这条线上，视线可以同时穿过三个塔上的洞孔，见到塔外的水面，因此当月光在某一角度射到水面时，在岸上就可以穿过洞口看到反衬的月光，仿佛每一个塔上都有一个小小的月亮。明人张宁诗云：“片月生沧海，三潭处处明。夜船歌舞处，人在镜中行。”

10.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疏浚西湖，替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杭州居民答谢他，送来不少猪肉美酒。他把这些猪肉切成一块块，用他的烹调方法烧制，连酒一起去慰问疏浚的民工，但他的厨师把“连酒一起适”错领会成“连酒一起烧”，结果烧成带有酒味的红烧肉，却出奇地更加香酥味美。从此“东坡肉”遂广为流传，成为杭州的名菜。当时，老百姓赞颂苏东坡为地方办了这件好事，听说他喜欢吃红烧肉，到了春节，都不约而同地给他送猪肉，来表示自己的心意。苏东坡收到那么多的猪肉，觉得应该同数万疏浚西湖的民工共享才对，就叫家人把肉切成方块块，用他的烹调方法烧制，连酒一起，按照民工花名册分送到每家每户。他的家人在烧制时，把“连酒一起送”领会成“连酒一起烧”结果烧制出来的红烧肉，更加香酥味美，食者盛赞苏东坡送来的肉烧法别致，可口好吃。众口赞扬，趣闻传开，当时向苏东坡求师就教的人中，除了来学书法的、学写文章的外，也有人来学烧“东坡肉”。楼外楼菜馆效法他的方法烹制这个菜，供应于世，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遂流传至今。他叫府上厨师把肉切成方块，用自己的家乡四川眉山炖肘子的方法，结合杭州人的口味特点，加入姜、葱、红糖、料酒、酱油，用文火焖得香嫩酥烂，然后再按疏浚西湖的民工花名册，每户一块，将肉分送出去。民工们品尝着苏太守送来的红烧肉，顿感味道不同寻常，纷纷称其为“东坡肉”。把肉皮烤到焦黄，再用水浸泡以后，用刀刮去焦皮，洗干净，切成4厘米厚，6.5厘米宽的小方块，并且在肉皮上划出十字刀 将沙锅洗干净后（洗 净 锅），用姜片和葱铺在锅底，再把切好的肉块摆放在锅里，注意是摆放，不是倒，肉上面放上冬笋，冬笋要切成柏叶片，然后加上料酒、酱油、白糖和少许的水（少 著 水）现在，盖上盖子，用旺火烧开后，改为文火慢慢焖烧（柴 火 罨 烟 焰 不 起），差不多1小时以后，每隔10分钟把肉翻一次，直到酥软透味（待 他 自 熟 莫 催 他，火 候 足 时 他 自 美），这时候，汤是油芡状的，盛到盘子里就可以叫我了。另外，在旺火上用猪油把菠菜炒一下，一断生就放盐，出锅，放在盘子两边。这时候我应该就到了，端起来打包回家正好，你可以再复习一遍，重新做一个，多练习才可以提高。这道菜里加冬笋和菠菜，一是为了味美色佳，二是因为谐音，冬笋的“冬”和菠菜的“菠”合在一起是东坡的谐音，再加上肉，正好是东坡肉

8.（1）杭州，杭州后来几乎变成了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他初到杭州便写出下面的诗句： 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杭州像是苏东坡的第二故乡，不只是杭州的山林湖海之美，也非只是由于杭州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也是由于他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由于他一生最快活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人有南方的轻松愉快，有诗歌，有美女，他们喜爱苏东坡这位年轻的名诗人，喜爱他的朝气冲力，他那潇洒的神韵，他那不拘小节的胸襟。杭州的美丽赋予他灵感，杭州温柔的魁力浸润他的心神。杭州赢取了苏东坡的心，苏东坡赢取了杭州人的心。」他对地方建树良多，遗爱难忘，杭州人爱之不舍，以为与杭州不可分割。今天，去此伟大诗人居住于杭州，歌咏于杭州，已经一千余年，在你泛舟于西湖之上，或攀登上孤山岛或凤凰山上，或品茗于湖滨酒馆中，你会听到杭州本地的主人嘴边常挂着“苏东坡，苏东坡。”你若指出苏东坡是四川人，他会不高兴听。他心里认为苏东坡生于杭州，除去到京都之外，何尝离开过杭州！」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等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尽其才。一个城市，能得诗人发现其生活上复杂的地方性，并不容易；而诗人能在寥寥四行诗句中表现此地的精粹、气象、美丽，也颇不简单。杭州却给予了苏东坡特殊的待遇。濒临西湖边两条最繁华的街道,一条叫“东坡路”,另一条叫“学士路”(苏东坡曾任翰林大学士)。似乎不这样就不能表 达杭州人对苏东坡的感情。历史上出任过杭州知州的何止百人,可是能有几人留下姓名？苏东坡两度出任杭州,前后大约5年。从时间来说不算很长。然而他在任期间,体查民生疾苦,带领百姓疏浚西湖、修筑苏堤;清淤治河、防治水患;挖井引水、为民解决饮用咸水之苦。他走遍了杭州的山山水水,直到现在杭州城还烙印着他的足迹。沿着南山路南行,经过“柳浪闻莺”不远是“学士港”。港湾上有一座开闭式木桥,这就是有名的“学士桥”。桥旁有一间两层楼的饭店,称“学士居”。不知此处当年是否就是东坡大学士的故居遗址。通过“学士桥”便到了“学士公园”。公园如半岛状伸入湖中,与雷峰塔遥遥相对。站在湖岸边近处柳枝低垂,远处白堤隐秀。日出时湖面涌金,雨色中烟雾空蒙。杭州人感念苏东坡,在于他给西湖的山水赋予了那么多的灵性,流传下歌颂西湖山水的千古绝唱。还在于他给西湖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道美景---苏堤春晓我爱苏堤。它是最有江南味和最有西湖味的地方。不仅是春天可以欣赏到桃红柳绿的美景。沿着苏堤散步,你还可以获得别处无法得到的惊喜。你可以领略到西湖三面环山、一面临城的姿容。可以见到湖中孤山峙立、三堤纵横湖间,把西湖分隔成几片湖面。往东看,小瀛洲等三岛鼎立湖中,波光潋影,明媚秀丽。苏堤,真个如西子美人“淡妆浓抹总相宜”。此外,苏东坡和杭州的市井文化、饮食文化也有诸多渊源。“东坡肉”和“吴山酥油饼”就是其中的代表。传说当年苏东坡为了犒劳筑堤民工,将猪肉用酒烧好送往工地。百姓为了感念他的功绩,把这种肉取名为东坡肉。至于“吴山酥油饼”说的是,一天苏东坡去吴山游玩,腹中饥饿。正值一位大嫂在卖点心。苏东坡买了一只并询问:这种点心叫什么名字？大嫂答：并无名字。苏东坡见点心一层层、一丝丝,很像蓑衣,说：就叫它蓑衣饼吧！我想大概是苏东坡的四川话让这位杭州大嫂听成了酥油饼。从此吴山酥油饼流传开来,并成为了杭州的著名小吃。

（2）.复旦大学王水照，王水照，男，1934年7月生，浙江余姚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即进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78年3月调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80年11月任副教授，1985年9月晋升为教授。1990年10月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唐宋文学方向）的博士生导师。92年10月获“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称号。1998年9月当选为复旦大学首席教授。现任中文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筹）会长、全国苏轼学会副会长、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上海作家协会理事、《文学遗产》编委等职。长期从事宋代文学的研究，尤着力于从中国文化--文学史的整体背景上探求宋代文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定位。在苏轼研究、宋词研究、宋代散文研究、文人集团研究上取得了颇为突出的成绩。努力提出并解决“真问题”与“新问题”，不求“宏大叙事”与“庞大体系”，但所着重阐明的“宋型文化”、“文学群体”、“文化性格”、“破体为文”以及“中唐--北宋枢纽论“等命题，已产生较广泛的学术影响，并得到好评。《宋代文学通论》 1998年获上海市哲学社学科学优秀成果奖（1996-1997）；

《苏轼论稿》 1996年获上海市哲学社学科学优秀成果奖（1994-1995）； 1998又获全国普通高校第二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著作奖二等奖）； 1999年又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著作类三等奖）。在教学工作中也取得了一定成绩，1993年曾以“唐宋文学教学体系的建立和深化”获上海市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1997年又以“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体系的更新与完善”（集体，本人为第一申报人）获上海市高等教学成果一等奖，国家级二等奖。

苏轼创作的发展阶段《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1期 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性格《文学遗产》1985年第5期 苏、辛退居时期的心态平议《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 论苏轼的高丽观《文史》第46辑 苏轼临终的“终极关怀” “苏门”的形成与人才网络的特点 走近“苏海” ——苏轼研究的几点反思 《文学评论》1999年第3期（摘录自《王水照自选集》）

(3).宋词鉴赏专业，酿酒专业，书法专业，国画专业，古文学专业，艺术赏析专业，宋饮食文化研究与制作专业，古琴专业，唐宋八大家人物学习专业，宋代风俗讲解专业。

酿酒专业。“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他在《行香子》词中又写道：“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苏轼的许多名篇，都是酒后之作。“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固然如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等，他多少借了酒的灵气，流传千古。他在惠州，为当地酒取过很多名字：家酿酒叫“万户春”，糯米酒叫“罗浮春”，龙眼酒叫“桂酒”（龙眼又名桂圆故也），荔枝酒叫“紫罗衣酒”（荔枝壳为紫红色）„„他自己也自酿酒浆，招人同饮。他写道：“余家近酿，名之曰‘万家春’，盖岭南万户酒也。”这酒是“雪花浮动万家春”，好像是上面飘有酒粕的糯米酒。他搜集民间的酒方，埋在罗浮山一座桥下，说将来有缘者，喝了此酒能够升仙。他赞惠州酒好，写信给家乡四川眉山的陆续忠道士，邀他到惠州同饮同乐，说往返跋涉千里也是值得的。说饮了此地的酒，不但补血健体，还能飘飘欲仙，陆道士果真到惠州找他。酒的力量之大，酒的浓香之烈，由此可见。

史料记载北宋时期的名酒有蒲中酒、香泉酒、黄柑酒等五、六十种之多，其中尤以江浙和山东莱州一带的黄酒为最佳。用现在的标准看，应该说苏轼是一位很讲究生活品味的时尚人物，据说他刚到密州任上就把古称“醪酒”的莱州美酒定为公务用酒，在三年任内天天都有醪酒相伴。因此，丙辰中秋之夜与友欢娱，想必醪酒是他饮宴时的首选了。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不仅会鉴别酒，而且会酿酒，会制作药酒。在《超然台记》中他说：“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煮)，脱粟而食之。”在黄州他制过蜜酒，在汴京制过洞庭春色酒，在定州制过中山松醪。若将苏轼称为酿酒师，是名副其实的。在《东坡志林》中，他详细地记下了蜜酒的制作过程，对后人酿酒，必有裨益。他晚年被贬到惠州，见到岭南的百姓自行酿酒。当时岭南尚未有效开发，瘴气威胁着人们的健康，当地人便制作了一种桂酒，饮之可以抵御瘴毒。苏轼向当地人学习制作桂酒，并以他广博的学识，对桂酒的配方和制作方法进行了改进，使桂酒色香味俱全，疗效更好。

宋食研究与制作专业，苏轼是大文豪，却以好吃的人自居，自称是“老饕”。对饮食和饮食文化非常热爱，堪称美食家和烹饪高手。他留下的宝贵的饮食文化值得我们珍视。苏轼喜欢制作饮食。他是一代名人，吃过很多佳肴名菜，也吃过民间的很多特色土菜土食，有着丰富的感性知识。在吃到美味食品时，他不耻下问，了解其制作方法。苏轼对饮食材料的细微差别有很深的了解，这对于饮食原料的选取非常有好处，可以帮助选取最合适的制作原料来制作饮食。比如水，苏轼就认为长江边的水和江心的水有区别，各地的泉水水性不同，烹出的茶味道不一样。他还认为，水有止水和活水的区别，鱼又有生于止水和生于活水的区别。他说：“孙思邈《千金方·人参汤》言：须用流水，用止水即不验。人多疑流水、止水无别。予尝见丞相荆公喜放生。每日就市买活鱼，纵之江中，莫不浮。然唯鰌蛆入扛中辄死，乃知鰌(鱼且)但可居止水。则流水与止水果不同，不可不信。又鲫鱼生流水中，则背鳞白；生于止水中，则背鳞黑而味恶。此亦—验也。”(《止水活鱼说》，《苏轼文集》卷七十三)苏轼还认为不同地域的同一种作物，品质不同，做出的饮食质量也不同。比如用北方的麦子作曲子和南方的米酿酒，质量往往超过用南方的麦子作曲子和北方的米酿的酒。可见苏轼为了制作精美食品，非常重视选取最佳的原材料。苏轼制作食品，注重色香味的结合。他赞美儿子苏过用山芋做的玉糁羹说：“色香味皆奇绝”。他制作食品注重营养与美味结合，注重突出食品材料本身的特质。这说明他的食品制作理念是非常高的。苏轼又是—个极为聪明博学的人，饮食制作也喜欢别出心裁，大胆创新，因而他创造出很多饮食制作方法，制作出很多不同寻常的饮食精品。

（4）。正大门朝东，面积2000亩，两条东西南北方向主干道，路名，图书馆名，食堂名，宿舍名，就餐东坡肉

.尺寸:高度1米;宽度24.8厘米 厚度2.3厘米 2.此为文房挂屏,螺钿工艺全是手工,木质为白酸花梨木.3.螺钿包浆好,木质原有油漆,已经脱掉(原以为材质是黄花梨木)4.名句“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为魂”,展示了文人的铮铮铁骨,节身自好,以梅花托思,表现自己逆境中,临寒独自开的傲气和气魄,给人产生由生的敬意,此对挂屏陈设书房办公品味很高.擎苍（顶天立地，男儿本色）（出自宋代诗人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左牵黄,右擎苍...”）

真正落实和充分体现“以人文本”与“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理念，创建人性化、生态化、信息化与开放性的大学校园空间，本文在广泛收集、阅读、总结、归纳与整理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资料的基础上，以西安部分大学校园为例，运用需要层次理论、环境心理学、城市规划学、城市设计等相关学科的理论，明确空间功能，空间形式服从功能和突出道路系统便捷性”的校园空间规划设计三项基本原则，从而达到使不同行为者能够“择地所用，欣然前往，享用空间，自得其乐”的空间设计效用和目标此外，在行走空间设计中，巧妙、合理地运用途中与尽端吸引元素，达到强化行走空间的引导性和提高吸引空间有效利用率之目的研究成果对现阶段大学校园空间宏观布局和微观设计

书院座落在风景胜地岳麓山清风峡口，三面环山，层峦叠翠；前临湘江，碧波荡漾。名山美水，前依后托，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高度协调。从湘江西岸的牌楼口，直往山巅，早有古道联通，形成一条风景中轴线，岳麓书院就建在此中轴线上的中点。书院海拨约100米，现占地2.5万余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院前有天马、凤凰二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古代其前后有朱张渡、柳堤、梅堤、咏归桥、翠微亭等景点相伴；院后沿中轴线而上，有爱晚亭、舍利塔、古麓山寺、白鹤泉及近代修建的蔡锷墓、黄兴墓等著名景点相托，其它景点星布于中轴线的两侧。书院的前门、赫曦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依次居中轴线而建。文庙、专祠及半学斋分建中轴线的北侧；教学斋、白泉轩、园林、碑廊等分建于中轴线的南侧。整个院内，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这充分体现了古书院攻读经史、求索问道、赋诗作联、舞文弄墨的特色。岳麓书院现存建筑有山长居室、师生斋舍、授业讲堂、藏书楼阁、圣庙专祠、园林碑廊,再加一院前的二亭（风雩亭、吹香亭）二池（饮马池、黉门池）及院后的参天古木、茂林修竹，堪称当今海内外保存得最完好、规模最大的书院文物。若将清人所辟的书院八景（柳塘烟晓、桃坞烘霞、风荷晚香、桐荫别径、曲涧鸣泉、碧沼观鱼、花墩坐月、竹林冬翠）进一步修整完善，具体体现其佳景妙处，则更美不胜收。

第四篇：苏轼

苏轼经历了从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迹几乎遍及当时中国的重要州郡，而且远至西北地区、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辈梅尧臣一样，他把写诗当作日常的功课，一直坚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等学习，晚年更爱陶诗。比之散文和词，苏诗的题材更广阔，风格也更多样。

苏轼终身从政，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苏轼在军事上主张充实兵力，巩固边防，抵抗辽和西夏的侵扰，并认为以金帛赂虏是最下之策。在苏诗里数量最多对后人影响也最大的是许多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篇。苏轼的词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它进一步冲破了晚唐五代以来专写男女恋情、离愁别绪的旧框子，扩大词的题材，提高词的意境，把诗文革新运动扩展到词的领域里去，举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向来诗人所惯用的题材，他都可以用词来表达，这就使词摆脱了仅仅作为乐曲的歌词而存在的状态，成为可以独立发展的新诗体

苏轼改变了晚唐五代词家婉约的作风，成为后来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先决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变和诗文革新运动的影响。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较远大的抱负，他们不满晚唐五代以来卑靡的文风，掀起了诗文革新运动，余波所及，不能不在词坛上起影响。在范仲淹、欧阳修的词里已有一些风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对依声填词的作法。苏轼继承他们的作风，加以恢宏变化，从而开创了词坛上一个重要流派。其次，决定于苏轼一生丰富的经历，他在当时文坛上的领袖地位和他在诗文方面的杰出成就，使他不能满足于前代词人的成就，也反对曾经风靡一时的柳永词风。相传苏轼官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士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见俞文豹《吹剑录》)词在当时不是由关西大汉来唱的，这话显然是对苏轼的一种讽刺，然而它却生动地说明了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豪迈奔放的感情，坦率开朗的胸怀，是苏诗苏词浪漫主义的基调。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他的家庭富有文学传统，祖父苏序好读书，善作诗。父亲苏洵是古文名家，曾对苏轼和其弟苏辙悉心指导。母亲程氏有知识且深明大义，曾为幼年的苏轼讲述《后汉书•范滂传》，以古代志士的事迹勉励儿子砥砺名节。当苏轼21岁出蜀进京时，他的学识修养已经相当成熟了。

苏轼学识渊博，思想通达，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如鱼得水。苏辙记述苏轼的读书过程是：“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不仅对儒、道、释三种思想都欣然接受，而且认为它们本来就是相通的。他曾说“庄子盖助孔子者”，庄子对孔学的态度是“阳挤而阴助之”（《庄子祠堂记》）。他又认为“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南华长老题名记》）。这种以儒学体系为根本而浸染释、道的思想是苏轼人生观的哲学基础。

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他22岁中进士，26岁又中制科优入三等（宋代的最高等），入仕后奋厉有用世之志。他为人坦荡，讲究风节，有志于改革朝政且勇于进言。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他在外任时勤于政事，尽力为地方上多做实事。他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任地方官，灭蝗救灾，抗洪筑堤，政绩卓著。甚至在贬到惠州后，他还捐助修桥二座。只要环境允许，苏轼总是尽力有所作为。然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才干。他44岁时遭遇“乌台诗案”，险遭不测。晚年更被一贬再贬，直到荒远的海南，食芋饮水，与黎族人民一起过着艰苦的生活。苏轼对苦难并非麻木不仁，对加诸其身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人生态度来对待接踵而至的不幸，把儒家固穷的坚毅精神、老庄轻视有限时空和物质环境的超越态度以及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的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做到了蔑视丑恶，消解痛苦。这种执着于人生而又

超然物外的生命范式蕴含着坚定、沉着、乐观、旷达的精神，因而苏轼在逆境中照样能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旺盛的创作活力。

苏轼平生受到两次严重的政治迫害，第一次是45岁那年因“乌台诗案”而被贬至黄州，一住四年。第二次是在59岁时被贬往惠州，62岁时贬至儋州，到65岁才遇赦北归，前后在贬所六年。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就其政治事业而言，这话当然是自嘲。但对文学家的苏轼来说，他的盖世功业确实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虽说苏轼早就名震文坛，贬至黄州后且因畏祸而不敢多写诗文，但黄州时期仍是他创作中的一个高峰。散文如前、后《赤壁赋》，诗如《寒食雨二首》，词如《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于此时。苏轼被贬至惠州、儋州时，已是饱经忧患的垂暮之人，但创作激情仍未衰退，而且在艺术上进入了精深华妙的新境界。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在宋代就有人认为贬至海南并不是苏轼的不幸，逆境是时代对这位文学天才的玉成。

自然与雄放 兼收并蓄的艺术气魄 善于翻新出奇的议论文 叙事、抒情、说理三种功能的完美结合 辞赋和四六

苏轼的文学思想是文、道并重。他推崇韩愈和欧阳修对古文的贡献，认为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又认为欧阳修 “论大道似韩愈”、“记事似司马迁”（《六一居士集叙》），都是兼从文、道两方面着眼的。但是苏轼的文道观在北宋具有很大的独特性。首先，苏轼认为文章的艺术具有独立的价值，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文章并不仅仅是载道的工具，其自身的表现功能便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高级形态：“物固有是理，患不知之，知之患不能达之于口与手。”（《答虔倅俞括》）其次，苏轼心目中的 “道”不限于儒家之道，而是泛指事物的规律，例如“日与水居”的人“有得于水之道”（《日喻》）。所以苏轼主张文章应像客观世界一样，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认为那样会造成文坛“弥望皆黄茅白苇”般的荒芜。

正是在这种独特的文学思想指导下，苏轼的散文呈现出多姿多采的艺术风貌。他广泛地从前代的作品中汲取艺术营养，其中最重要的渊源是孟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放气势、庄子的丰富联想和自然恣肆的行文风格。苏轼自谓：“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自评文》）他的自我评价与读者的感受是相吻合的，苏轼确实具有极高的表现力，在他笔下几乎没有不能表现的客观事物或内心情思。苏文的风格则随着表现对象的不同而变化自如，像行云流水一样的自然、畅达。韩愈的古文依靠雄辩和布局、蓄势等手段来取得气势的雄放，而苏文却依靠挥洒如意、思绪泉涌的方式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苏文气势雄放，语言却平易自然，这正是宋文异于唐文的特征之一。

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苏轼早年的政论文也有类似的风格特点，但随着阅历的加深，纵横家的习气遂逐渐减弱，例如元佑以后所写的一些奏议，内容上有的放矢，言词则剀切沉着，接近于贾谊、陆贽的文风。

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

由于苏轼作文以“辞达”为准则，所以当行即行，当止就止，很少有芜词累句，这在他的笔记小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记承天夜游》：

苏轼的辞赋和四六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的辞赋继承了欧阳修的传统，但更多地融入了古文的疏宕萧散之气，吸收了诗歌的抒情意味，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创作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的名篇。《赤壁赋》沿用赋体主客问答、抑客伸主的传统格局，抒写了自己的人生哲学，同时也描写了长江月夜的幽美景色。全文骈散并用，情景兼备，堪称优美的散文诗。

苏轼甚至在四六中也同样体现出行云流水的风格，他在翰林院任职时所拟的制诰曲赡高华，浑厚雄大，为台阁文字中所罕见。他遭受贬谪后写的表启更是真切感人，是四六体中难得的性情之作。如《谢量移汝州表》：

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林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馀生。

苏轼的散文在宋代与欧阳修、王安石齐名，但如果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苏文无疑是宋文中成就最高的一家。

对社会的干预和对人生的思考 乐观旷达的精神 对艺术技巧的娴熟运用和超越 有必达之隐而无难显之情刚柔相济的艺术风格 宋诗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秉性正直，为人坦率，曾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思堂记》）所以苏轼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

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他在许多州郡做过地方官，了解民情，常把耳闻目见的民间疾苦写进诗中，如写北方遭受蝗旱之灾的农民：“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欹栋。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雪复作》）又写南方水灾侵袭下的百姓：“哀哉吴越人，久为江湖吞。官自倒帑廪，饱不及黎元。”（《送黄师是赴两浙宪》）当时赋税沉重，谷贱伤农，对外岁币的负担也都压在农民身上，他们千辛万苦收获了粮食，也难以对付官府的征敛：“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吴中田妇叹》）

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如晚年所作的《荔支叹》：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从唐代的进贡荔枝写到宋代的贡茶献花，对官吏的媚上取宠、宫廷的穷奢极欲予以尖锐的讥刺。苏轼在屡遭贬谪的晚年仍然如此敢怒敢骂，可见他的批判精神是何等执着！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如在黄州作的《寒食雨二首》，写“空疱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生活困境和“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的心态，语极沉痛。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黄州这座山环水绕的荒城在他笔下是“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多石崎岖的坡路则被写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岭南荒远，古人莫不视为畏途。韩愈贬潮州，柳宗元

贬柳州，作诗多为凄苦之音。然而当苏轼被贬至惠州时，却作诗说：“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二首》之二）及贬儋州，又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这种乐观旷达的核心是坚毅的人生信念和不向厄运屈服的斗争精神，所以苏轼在逆境中的诗作依然是笔势飞腾，辞采壮丽，并无衰疲颓唐之病，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这是苏轼从儋州遇赦北归时所作，流露出战胜黑暗的自豪心情和宠辱不惊的阔怀，气势雄放。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苏诗中的比喻生动新奇，层出不穷，例如“春畦雨过罗纨腻”（《南园》）、“相排竞进头如鼋”（《王维吴道子画》）、“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守岁》），都脍炙人口。又如《百步洪》中连用七喻描摹奔水：“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真正做到了妙喻连生。苏轼读书破万卷，用典时信手拈来，左右逢源。因用典过多，他有时也遭致后人的批评，但在多数情况下，苏诗的用典稳妥精当，且浑然天成，达到了如水中着盐的妙境。例如他作诗安慰落第的李廌说：“平生谩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 就堪称用典精妙的范例。苏诗中的对仗则既精工又活泼流动，构思打破常规。例如：“山忆喜欢劳远梦，地名惶恐泣孤臣”（《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过永乐文长老已卒》），对法生新，不落俗套。正因为苏轼对比喻、用典、对仗等技巧的掌握已臻化境，所以他能够超越技巧，作诗挥洒如意，丝毫看不出锻炼之痕。如《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

我行日夜向江海，枫叶芦花秋兴长。长淮忽迷天远近，青山久与船低昂。寿州已见白石塔，短棹未转黄茅冈。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

看似平淡实则奇警，看似松散实则精练，诗中几乎不复可睹具体的技巧，因为它的艺术追求是从整体上着眼的。

清人赵翼评苏诗说：“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的确，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首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临流照影，汲水煎茶，都是极其平常之事，但苏轼写成“忽然生鳞甲，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泛颍》）；“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汲江煎茶》），就格外生动有趣。又如他只用“三尺长胫阁瘦躯”一句，便活画出病鹤无精打采的清癯之态。他叙写“惠州有潭，潭有潜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的传说，也只用“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十字即写尽其情状。即使是十分难于处理的题材，在苏轼笔下往往能化难为易，举重若轻。比如《续丽人行》咏唐代画家周昉的一幅“背面欠伸内人”，对一个背面的美人如何描写？苏轼先从虚处落笔，推想画中人之美貌：“若教回首却嫣然”，再把此美人想象为杜甫当年在曲江头远远望见的一个背影，最后又以民间夫妻相敬如宾的故事作为反衬，慨叹美人深闭宫内的不幸。想落天外，却又非常切题，显示出驾驭题材的非凡能力。

就像其文论一样，苏轼对诗歌风格也主张兼收并蓄。他曾模仿过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孟郊乃至同时诗友黄庭坚的诗风，无不维妙维肖。“短长肥瘦各有志，玉环飞燕谁敢僧”（《孙莘老求墨妙亭诗》）的多元化审美情趣使他能欣赏各种不同的风格倾向。苏轼尤其重视两种互相对立的风格的融合，所以在评论他人诗文时提出了“清远雄丽”、“清雄绝俗”的术语。苏轼在创作中十分注意使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互相渗透，互相调节。毫无疑问，苏诗的主导风格是雄放，有些作品甚至有粗豪而缺少馀蕴的缺点。然而苏诗中许多佳作已经做

到了刚柔相济，从而呈现出“清雄”的风格，例如《游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

描写细致，层次分明，但又笔势骞腾，兴象超妙。惆怅的心情与潇洒的风度融于一体，且流露出豪迈之气，典型地体现出苏诗的风格特征。

以“元佑”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躁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诗词一体的词学观 对词境的开拓 以诗为词的手法 苏词风格的多样性

苏诗在词的创作上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就一种文体自身的发展而言，苏词的历史性贡献又超过了苏文和苏诗。苏轼继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苏轼对词的变革，基于他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

自晚唐五代以来，词一直被视为“小道”。诗人墨客只是以写诗的馀力和游戏态度来填词，写成之后“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胡寅《酒边集序》，见向子諲《酒边集》卷首）。词在宋初文人心目中的地位，是“方之曲艺，犹不逮焉”（同上），不能与“载道”、“言志”的诗歌等量齐观。虽然柳永一生专力写词，推进了词体的发展，但他未能提高词的文学地位。这个任务有待于苏轼来完成。

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 “为诗之苗裔”，诗与词虽有外在形式上的差别，但它们的艺术本质和表现功能应是一致的。因此他常常将诗与词相提并论，说柳永《八声甘州》中的名句： “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见赵令畦《侯鲭录》卷七），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的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位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还提出了词须“自是一家” 的创作主张。他在《与鲜于子骏》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颇为壮观也。”此处的“自是一家”之说，是针对不同于柳永词的“风味”而提出的，其内涵包括：追求壮美的风格和阔大的意境，词品应与人品相一致，作词应像写诗一样，抒发自我的真实性情和独特的人生感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其文如其为人”（《答张文潜县丞书》），在词的创作上自成一家。苏轼一向以文章气节并重，在文学上则反对步人后尘，因而他不满意秦观“学柳七作词”而缺乏“气格”。

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开拓词境，是苏轼改革词体的主要方向。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为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扩展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诗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宋杨湜《古今词话》即说苏轼“凡赋诗缀，必写其所怀”，金人元好问更认为东坡词是“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

例如他在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写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既表现了他“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也流露出中年经历仕途挫折之后复杂的人生感慨。稍后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现实中的“射虎”太守和理想中“挽雕弓”、“射天狼”的壮士形象，继范仲淹《渔家傲》词后进一步改变了以红粉佳人、绮筳公子为主要抒情主人公的词坛格局。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

与苏诗一样，苏词中也常常表现对人生的思考。苏轼在徐州时就感悟到“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永遇乐》“明月如霜”）。“乌台诗案” 以后，人生命运的倏然变化使他更加真切而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他不止一次地浩叹“人生如梦”（《念奴娇•赤壁怀古》）、“笑劳生一梦”（《醉蓬莱》）、“万事到头都是梦”（《南乡子•重九涵辉楼呈徐君猷》）、“世事一场大梦”（《西江月》）。所谓“人生如梦”，既指人生的有限短暂和命运的虚幻易变，也指命运如梦般地难以自我把握，即《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词所说的“长恨此身非我有”。这种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增强了词境的哲理意蕴。

苏轼虽然深切地感到人生如梦，但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脱，始终保持着顽强乐观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

【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

【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注释】

【注释】

1、孟昶：五代量后蜀国君，生活奢侈，爱好文学，工声曲，后兵败降宋，封秦国公。

2、花蕊夫人：陶宗仪《辍耕录》：“蜀主孟昶纳徐匡璋女，拜贵妃，别号花蕊夫人，意花不足拟其色，似花蕊之翾轻也。或以为姓费氏，则误矣。”

3、作一词：苏轼词序云词已失传，只记其首二句，后世所传孟昶《玉楼春》词乃“东京士人隐括东坡《洞仙歌》（沈雄《古今词话》）。赵闻礼《阳春白雪》引潘叔明云：“蜀帅谢元明因开摩诃池，得古石刻，遂见全篇（指原《洞仙歌》），词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则阙琳宫恨初远。玉阑干倚遍，怯尽朝寒；回首处，何必留连穆满。芙蓉开过也，楼阁香融，千片红英泛波面。洞房深深锁，莫放轻舟。瑶台去，甘与尘寰路断。与日俱增莫遣流红到人间，怕一似当时误他刘阮。‟”宋翔风《乐府余论》评此词为伪托。

4、冰肌玉骨：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

5、水殿：指筑于成都摩诃池上的宫殿。暗香：指梅、兰、荷、菊一类花清幽的香气。

6、素手：美人白皙的手。

7、河汉：天河，银河。

8、金波：月光。《汉书·礼乐志·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日华耀以宣明。”注：“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玉绳，两星名，在北斗第五星玉衡的北面。谢胱《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诗：“金波丽鳷鹊，玉绳低建章。”

9、不道：不觉。

这首词描述了五代时后蜀国君孟昶与其妃花蕊夫人夏夜在摩河池上纳凉的情景，着意刻绘了花蕊夫人姿质与心灵的美好、高洁，表达了词人对时光流逝的深深惋惜和感叹。

上片写花蕊夫人帘内欹枕。首二句写她的绰约风姿：丽质天生，有冰之肌、玉之骨，本自清凉无汗。接下来，词人用水、风、香、月等清澈的环境要素烘托女主人公的冰清玉润，创造出境佳人美、人境双绝的意境。其后，词人借月之眼以窥美人欹枕的情景，以美人不加修饰的残妆——“钗横鬓乱”，来反衬她姿质的美好。上片所写，是从旁观者角度对女主人公所作出的观察。

下片直接描写人物自身，通过女主人公与爱侣夏夜偕行的活动，展示她美好、高洁的内心世界。“起来携素手，”写女主人公已由室内独自倚枕，起而与爱侣户外携手纳凉闲行。“庭户无声”，制造出一个夜深人静的氛围，暗寓时光在不知不觉中流逝。“时见疏星渡河汉”，写二人静夜望星。以下四句写月下徘徊的情意，为纳凉人的细语温存进行气氛上的渲染。以上，作者通过写环境之静谧和斗转星移之运动，表现了时光的推移变化，为写女主人公纳凉时的思想活动作好铺垫。结尾三句是全词点睛之笔，传神地揭示出时光变换之速，表现了女主人公对时光流逝的深深婉惜。

这首词写古代帝王后妃的生活，艳羡、赞美中附着作者自身深沉的人生感慨。全词清空灵隽，语意高妙，想象奇特，波澜起伏，余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岁。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纳凉摩河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久矣，人无知此词者，但记其首两句。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题解】

《洞仙歌》，唐教坊曲名，后用为词调。此调欧阳修词，名《洞仙令》，潘 词，名《羽仙歌》，《宋史·乐志》名《洞中仙。始见于郭煌词。

本词是苏轼的名篇之一，作者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写作之由作者词序中已讲得十分清楚，篇中所友谊赛情景，纯由想像生发。上片记人物、环境之清凉，人物则“冰肌玉骨”，具不同凡响的神仙资质，环境则水殿、清风、暗香、月光，如置身月殿瑶台的清虚之境，无一毫尘俗气。“绣帘开”几句绘闺房情景宛然如见，“一点明月窥人”句，“一点”与“窥”字灵动奇妙，为本词增添许多情致。下片描写蜀主孟昶和花蕊夫人留连月下纳凉所见以及因纳凉而思秋风，因思秋风而感念流光飞逝的怅惋之情，其间融入作者对人生的深深感慨，自然流丽。整首词奇逸疏隽，如空山鸣泉，清响绝伦。“清空中有意趣，无笔力者未易到”（张炎《词源》卷下）。【原词】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第五篇：苏轼

苏轼（1037－1101），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又字和仲，又称大苏，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他在文学艺术方面堪称全才。其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擅长行书、楷书，能自创新意，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画学文同，喜作枯木怪石，论画主张神似。著有《苏东坡全集》和《东坡乐府》等。中文名： 苏轼 出生日期： 1037年1月8日 外文名： Su shi 逝世日期： 1101年8月24日 别名： 苏子瞻、苏东坡 职业： 官员、文学家、画家、书法家 国籍： 中国北宋 主要成就： 诗、词、赋、散文、书法、绘画 民族： 汉 《赤壁赋》《石钟山记》《饮湖上初晴后雨》《念奴娇·赤壁代表作品：

出生地： 四川眉山 怀古》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又字和仲，自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北宋时为眉山城）人，祖籍栾城。北宋著名散文家、书画家、文学家、词人、诗人，是豪放派词人的主要代表。他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苏轼是苏洵的次子（苏洵长子夭折）。1057年（嘉祐二年），苏轼与弟弟苏辙同登进士。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在立新法中与王安石发生不快，被罢免官职。《饮湖上初晴后雨》是描写西湖的古诗中无人能超越的。世人说：“门下三父子，都是大文豪。”但在父子三人中，苏轼的成就是最高的，胜过苏洵和苏辙。

代表作品：《水调歌头》《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江城子·密州出猎》《饮湖上初晴后雨》等

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宋词豪放派创始人

公元1037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轼生于眉州眉山。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1056年（嘉祐元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他只得第二。

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母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1069年（熙宁二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又因其政治思想保守，很不同意参知政事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从此，苏轼终其一生都对王安石等变法派存有某种误解。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山东诸城）、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县令。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1079年（元丰二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网罗罪名，被捕入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次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时期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并无实权，而此时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苏轼到任后，心情郁闷，曾多次到黄州城外的赤壁山游览，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作，以此来寄托他谪居时的思想感情。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1084年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要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年幼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以王安石为首新党被打压，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

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莱）。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为皇帝起草诏书的秘书，三品），知礼部贡举。

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1091年（元祐六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今安徽阜阳市治)。1093年（元祐八年）高太后去世，哲宗执政，新党再度执政，第二年6月，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再次被贬至惠阳（今广东惠州市）。1097年，苏轼又被再贬至更远的海南(九死蛮荒吾不悔,兹游奇绝慰平生)。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1101年（元符三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于1101年8月24日（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享年六十四岁，御赐号文忠（公）。故有“历典八州，行程万里。”的荣誉之称。

编辑本段艺术成就 文论

苏轼书法赏析(20张)

《李白仙诗帖》 《次韵秦太虚诗帖》 《渡海帖》 《祭黄几道文卷》 《梅花诗帖》 《前赤壁赋》 《东武帖》 《北游帖》 《新岁展庆帖》 《宝月帖》 《令子帖》 《致南圭使君帖》 《次辩才韵诗》

《一夜帖》 《宸奎阁碑》 《致若虚总管尺牍》 《怀素自序》 《近人帖》 《与范子丰》

苏轼书法(19张)

9.欲寄相思千点泪，流不到，楚江东。《江城子》

10.天涯流落思无穷！既相逢，却匆匆。《江城子》

11.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

12.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八声甘州》

13.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西江月》

14.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西江月》

15.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西江月》

16.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 《临江仙》

17.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

18.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 《阳关曲》

19.人间有味是清欢。《浣溪沙》

20.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浣溪沙》

21.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浣溪沙》

22.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

23.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水龙吟》

24.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

25.人生如梦，一尊（通“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

26.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

27.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西江月》

28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

诗句

1.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

2.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春夜》

3.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陌上花》

4.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陌上花》

5.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吉祥寺赏牡丹》

6.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游金山寺》

7.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8.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惠崇春江晓景》

9.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0.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11.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澄迈驿通潮阁》

12.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庐山烟雨》

13.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有美堂暴雨》

14.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一绝》

15.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东栏梨花》

16.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

17.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

18.尽见西山遮岱岭，迥分东野隔新罗。《登表海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