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文章有感

第一篇：读胡适文章有感

(一)近日翻看胡适的著作，读到了他的《我们走那条路？》（载《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0年《新月》二卷10号上。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一个文化躁动不安的时候，我就读过这篇文章（大概收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胡适的文集上）。心境不同，感受也迥异。当年还是卤莽青年，一心想着反传统；如今已是身心俱老，愈加觉得传统的可爱。初读胡适文章，为其倾倒；今天再来读，倒更愿意保持距离了。自晚清以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萦绕国人心头的一个结。胡适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过时，所以胡适提出的观点仍不失讨论的价值。

胡适提出：“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他认为，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问题是胡适找的病根是否准确？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所谓“五大仇敌”，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不过这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变革也罢，革命也罢，改良也罢，其目标都不是这些，因为它们的存废不过都是结果，而非根源。鲁迅当年学医改行，就是个例子。医术固然能够医好人身上的病，但医不好社会的病。而且这些社会痼疾不是哪个社会制度特有的，不同的制度下它们只是表现不同、程度各异而已。大同社会当然不在此列。胡适的社会改良思想是一种西医式的思路，即针对的是症状而非根本的原因。

未来的出路何在呢？胡适说：“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问题。”他认为，所谓演进的路是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进化，其弱点一是不经济、过于缓慢，二是演进的结果总是保留下许多旧制度的残余。与此相比，革命的路则没有这个缺点，因为它借助于“人功促进”，人为的成分为多。但胡适把革命区分为两种：一是和平的人功促进，一是暴力的人功促进。他坚决反对后者，认为暴力革命只能带来以暴易暴的破坏，而不能造成建设性的后果。他说：“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基于这种判断，胡适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选择，既“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种所谓的“自觉的改革”，在胡适看来，“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其实，胡适的改良药方说到底仍然偏重于演进的路，只是加上了自觉的成分而已。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对其文化态度的影响。早年去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学，得了自然科学的训练，这种底色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方法和预设。再就是他的美式自由主义立场，也使其难以接受革命的路，只能选择改良的路。他的主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中国的革命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后果，但是否因此就证伪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呢？鄙人认为不能轻率地作肯定的回答。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更是由于如何看待革命的历史真实性才恰当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告别革命”的观点是革命“幻灭”后向当年胡适立场的一种回归。但问题是，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可能有误，对革命的操作也可能不当，但这同革命本身有否理由，完全是两码事。试图把它们捆绑在一块，以历史的悲剧性后果来否定革命本身，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二)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第二篇：读胡适文章有感汇总()

读胡适文章有感

原作者：何中华哲学

近日翻看胡适的著作，读到了他的《我们走那条路？》（载《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0年《新月》二卷10号上。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一个文化躁动不安的时候，我就读过这篇文章（大概收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胡适的文集上）。心境不同，感受也迥异。当年还是卤莽青年，一心想着反传统；如今已是身心俱老，愈加觉得传统的可爱。初读胡适文章，为其倾倒；今天再来读，倒更愿意保持距离了。自晚清以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萦绕国人心头的一个结。胡适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过时，所以胡适提出的观点仍不失讨论的价值。

胡适提出：“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他认为，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问题是胡适找的病根是否准确？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所谓“五大仇敌”，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不过这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变革也罢，革命也罢，改良也罢，其目标都不是这些，因为它们的存废不过都是结果，而非根源。鲁迅当年学医改行，就是个例子。医术固然能够医好人身上的病，但医不好社会的病。而且这些社会痼疾不是哪个社会制度特有的，不同的制度下它们只是表现不同、程度各异而已。大同社会当然不在此列。胡适的社会改良思想是一种西医式的思路，即针对的是症状而非根本的原因。

未来的出路何在呢？胡适说：“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问题。”他认为，所谓演进的路是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进化，其弱点一是不经济、过于缓慢，二是演进的结果总是保留下许多旧制度的残余。与此相比，革命的路则没有这个缺点，因为它借助于“人功促进”，人为的成分为多。但胡适把革命区分为两种：一是和平的人功促进，一是暴力的人功促进。他坚决反对后者，认为暴力革命只能带来以暴易暴的破坏，而不能造成建设性的后果。他说：“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基于这种判断，胡适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选择，既“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种所谓的“自觉的改革”，在胡适看来，“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其实，胡适的改良药方说到底仍然偏重于演进的路，只是加上了自觉的成分而已。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对其文化态度的影响。早年去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学，得了自然科学的训练，这种底色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方法和预设。再就是他的美式自由主义立场，也使其难以接受革命的路，只能选择改良的路。他的主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中国的革命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后果，但是否因此就证伪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呢？鄙人认为不能轻率地作肯定的回答。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更是由于如何看待革命的历史真实性才恰当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告别革命”的观点是革命“幻灭”后向当年胡适立场的一种回归。但问题是，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可能有误，对革命的操作也可能不当，但这同革命本身有否理由，完全是两码事。试图把它们捆绑在一块，以历史的悲剧性后果来否定革命本身，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读胡适先生《四十自述》有感

原作者：莫苟且先生

今年春节的最后三天，我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读完了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读罢，神清气爽，醍醐灌顶，心旷神怡，那真叫一个“过瘾”。鉴于刚刚制定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我便从小做起，从一点点的感悟谈起，学习胡适先生的杜绝“苟且”，从我做起。通读全篇，这本书是胡适先生记录的自己40多年来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时间、空间等碎片记忆，从零散的记忆里我们可以感触到胡适先生当年的风采，这里有几点小感悟：

一、胡适先生的文字。读罢此书，我越发的对中国文言文产生浓厚的兴趣，因为先生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你都不觉得多余，与当前时代背景下繁冗的文字游戏大相径庭，可以说先生的文字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特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语言艺术的上品。我虽然不懂得如何从专业角度去分析，但字里行间的感觉是当地文字所无可比拟的。感觉是文字无法形容的，还需要大家细细的去品味。

二、胡适先生的胆魄。胡适先生真可谓中国白话文字的先驱，本书有一大部分是在记述胡适对中国文学革命所做的贡献，这里倾注了胡适先生一生的心血，他用一己之力影响人，改变人，我甚是敬佩，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像他老人家这样，敢讲真话，敢动真格，敢直抒胸臆的人才，我斗胆命名为胆魄，胡先生的胆魄全中国人应为之敬也。

三、胡适先生的思想。胡老的思想是最难得的，本书的最后附录一部分都在写胡适的思想，读的酣畅淋漓。这里我佩服的一方面是胡适看问题的角度，直击要害，从不拐弯抹角，找的准，说的狠。比如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名族精神都瘟死了。别说当时，就在当下，“苟且”的瘟疫依然再继续，吾国吾民何时能够被唤醒？吾心之痛堪比亡国。再比如，他形容中国文学的病症，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呻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倾所作词，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句句如针扎，针针戳痛处。最后我想展示胡适思想的精髓，我认为的就是“透“，一个”透“字蕴含了多少哲理，我们暂且不论，看看胡适先生怎样评价”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思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能否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设（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言自明，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而且适合重复阅读，尤其是附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我认为很有比较重复阅读，并拜读胡适先生所列出的文章，例如《问题和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等。

停笔，闭目，尽是适之之思想。

韬奋，前行，满是适之之精髓。崛起，未眠，是时代呼唤适之。

读胡适先生关于治学的文章有感

原作者：Vida1998 偶获一本胡适先生谈治学的书籍，正在读中，颇有感慨。

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已经谈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材料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新材料及新工具的重要性。正如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用于治学，还可以用于解决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然而，为何如我，也算接受过中国的一流教育，九十年代初接受了一流大学本科的教育，后又读过一流大学的研究生，但，在处理事情时，却往往是提出假设，然后直接把假设当作结论呢？而在我周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这种现象可能是有以下原因所造成：

首先，原因可能还是在自己。虽好读书，但多喜欢读轻松的书。日常生活中，不爱思考，虽喜欢提出问题，但不爱深究答案。

其次，尚无法确定目前的教育体系如何，但九十年代我所受到的教育好像没有足够的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训练。教学课程往往还是以记忆类为多，思考训练类为少。这可能是教育界人士能力问题。民国时期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可惜这些大家或去了台湾，或留下来但无法再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右派、牛棚这些事情，留存下来的教育界人士或人云亦云，或有能力但不再发挥。当然，也可能是政治上的原因，或许并不希望高校培养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学生，因而在教材的设计上思考训练类的课程较少。

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做事情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公司中有一同事，很优秀，从小在美国受教育，虽然很年轻，但是适应环境能力很强，情商也很高，面对困境能够挣扎出一个新的局面。这位同事所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及应对挫折的能力又岂能与他从小所受的训练没有关系呢？

读胡适《我的母亲》有感

原作者：不详

“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母亲。”——现代著名学者胡适的那几句感人肺腑的话语，那种对母亲刻骨铭心的真情流露，一直回旋在我的脑海里。一气读罢胡适的《我的母亲》，我也不禁潸然泪下，深感它对每一个已为人父母的，还是那些即将为人父母的，或是那些将来为人父母的，都将是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胡适的母亲和胡适用他们的真爱和真情诠释了这样一个家庭教育的哲理——用真爱换取真情的一生。

胡适自幼失去了父亲，母亲用那瘦弱的身躯撑起了整个家。在家里，母亲一人担当起了慈母和严父两个角色——既要把母爱倾注给孩子，让他们感受家的温馨，又要严格管束孩子，让他们学会怎样去做人。事实证明，胡母的慈爱和严厉，实践了她作为家长的责职，也赢得了孩子对她的尊敬，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她肃然起敬，同时我们从中也悟到了成功的家庭教育的真谛：真爱等于爱而有度，严而有格。

人们常说，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是的，家庭教育既是启蒙教育，又是终身教育。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面对新世纪的教育，明确指出“教育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家庭环境内”、“改革教育应从家庭着手”、“家长作为第一任老师”的系统工程早已开始全面实施。由此可见，家庭教育在现代社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我国的家庭教育有着光荣的传统，孟母、岳母教育子女的故事家喻户晓，但是现代家庭，大多是独生子女，教育实实在在存在着这样一个误区：爱而无度，严而无格。对孩子的“溺爱”“宠爱”，使孩子从小失去了在艰苦环境和挫折中磨练的机会，形成任性、自私、自理能力差等；另外“棍棒教育”、“恨铁不成钢”，过高期望成泡影，使不少家长失去了教育方向，一种“看不见的灾难”，严重的扭曲了孩子幼小稚嫩的心灵。种种迹象表明，家庭教育的现状令人堪忧，因此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孟母”“岳母”“胡母”的出现，让更多的孩子在健康的家庭教育中得到真爱。胡适在《我的母亲》中是这样说到他的既是慈母又是严父的母亲的：她每天催我早起、早学，要我学父亲做一个完全的人；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在我犯错时，无论怎样重罚，母亲总不许我哭出声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母亲很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胡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的理念和做人原则堪称先进，母亲的言传身教影响了胡适的一生，母亲的人格魅力使胡适成为了一个大度、大气、大智的一代名人，胡母用真爱换得了胡适的真情。在这里，我期待着更多的“胡适现象”的出现，我更期待着成功的家庭教育不断出现新热点、新气象、新模版，我真切希望“岳母”“胡母”的故事催生一个又一个，一批又一批新时代的好家长的成长、成熟、成功。

转眼间,我们离开《我的母亲》所记载的那个年代已经很久了,但是“爱”这种教育的方式却永远不应该远离我们,特别是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又其是教师，既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又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我们要全身心的去爱我们的每一个学生,关心他们的成长,为他们的每一点进步而欣慰,用爱的泉水去滋润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让孩子们沐浴在爱的阳光中,自由,健康的成长!《我的母亲》中，把爱比成很多，确是这样又不仅仅是这些。我想，“爱是什么”不会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已经完成了对于爱的思考——爱是博大的，无穷的，伟大的力量，是教育中所不能缺少的。真情需要付出，真爱必有回报，有情的日子才是好日子，有爱的生活才是好生活。胡适用心、用情表露了自己对母亲的真情、真爱，同时他的作品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唯有真爱才能换来真情。愿全天下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从胡适母亲教育子女的启示中悟到家庭教育的真谛——真爱等于爱而有度，严而有格。

读胡适先生文字有感

原作者：Qingcheng 这两天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一点时间，把亚马逊上面的一本小书《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看完了，豆瓣里也收录了这本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书的选集，里面主要是胡适先生给自己或他人书籍所作的序，还有一些札记赠言等。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本是先生给书籍《胡适文选》作的自序，主要说明了先生所选文章的原因：为“少年朋友”选辑二十二篇文章大致介绍先生自己的思想。

先生言其思想受两个的人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先生怎样思想，教先生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些当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凡事求证据，记得要问为什么？不被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所淹没，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先生对五四精神的赞扬和怀念，对青年学生的教导和期望，读来让人感到惭愧，想五四时青年大学生所思所想所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无明确长远目标不说，连当前学习之事也没有做好，多为应付考试而读书，浪费了大好时间，实属不该。

先生言“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即“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所以先生推荐记札记，这也是我写这篇日记的原因，以后坚持生活写日记，读书记笔记，尽量把印象变成自己的。

先生在1960年的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送了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第一味药是说，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在身边，时时向你挑战，笑你奈何不了它，这样就不会懒惰。第二味药，是要我们进入社会后要多发展一点职业以外的兴趣，“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想自己从小到大，却没有一样这样的兴趣，或者说没有一样能坚持下来的兴趣，吉他，羽毛球，游泳，多是三分钟热情，未能坚持。勉强算上的，可能就读书了，少时书读的少，见识也浅，大学里有了图书馆，便想着多多利用，也算是读了一些书，只是少有记下读后感想，还是要像先生所言，以后无论读书还是观影，尽量把所思所想记下。其实游泳也一直在学，只是不能有规律的练习，想起才去，以致进展不大，算来学自由泳也近一年了，还是不能流畅的换气，20多米就不行了，还是多请教请教舍友。先生把第三味药叫信心汤，是要毕业生总得有点信心，“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

先生当年所描述的对现在的我们也同样适用吧，每天看着微博里的社会人间百态，多半让人悲观和失望，正因如此既最好又最坏的时代，既智慧又愚昧的年头，既希望又失望的季节，才更需要培养信心，“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代，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先生举了福特和莱特兄弟两个例子来叫我们深信“努力不会白费”的人生观。自问，有这种信心没？

先生在文“大宇宙中谈博爱”中提到：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先生在文“青年人的苦闷”中提到：

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自问，有没有充实自己？把自己弄好？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最后摘抄孙中山先生评论“五四运动”的话：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海外同志书》）

第三篇：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思想就是知识

作为一个破万卷的读书人，老先生对读书的态度是绝对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读书方法。最让我感触的一句话就是：“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这是我写了那么多读后感之后的感悟，也恰恰无法表达出来，直到看到这一句话。其实看的书越多其实觉的越可惜。看过的每本书都是好书。看的时候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刚看完的时候有如打了鸡血，觉得学到点什么，应该改变点什么，已经知道点什么；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去回忆，却什么都记不得了，当初的共鸣全部抛之脑后。当然这和记忆力有关，和理解能力有关，因此如此之笨鸟岂能不先飞呢。不管是札记，节选，读后感，心得等等，无论是几十字小感，几百字大感，还是几千字的深感，我觉得都应该留下点什么。作为这本书的一个阶段性的了解，和对自己时间付出、精力付出、思考付出的总结。这才是你真正从书中可以吸收的养分。

作为一个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老先生对大学生开的三个药方虽然当时是对应届大学生说的，而我等已经在社会上历练多年，但如果我们回头反省一下，或者深思下现今，都一直没有做到，是不是应该尝试用用这个药方来改善下自己的“病态”生活呢。第一味“问题丹”，在还没有迈入古稀之年之前，在还没有参透人生中那些不可不想的事情前，我们是不是不该放弃研究些问题。特别是近不惑之年，多些形而上的思考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惑。第二味“兴趣散”，有爱好是件好事情，让生活充满更多的色彩，虽然追逐欲望，痴迷事物不是一个智者应该做的事情，但把握好喜好的度，对些美好的事物有一定的追求，对于世俗之人来说还是必要的生活润滑剂。第三味“信心汤”，这味药还是很长效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都明白信心的意义，哪怕你很小众或很懦弱。这三味基本药方可以说是补品，如果缺少任意一条，那还是应该补补的。

作为一个严谨的哲学家，老先生对人生观也阐述一二。坦率的说，个人认为有点偏左，但的确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特别是认为如果要想为社会贡献，最好的做法是让自己先成器。不必考虑为社会做过点什么，成器才是最大的贡献。用在家庭教育上是不错的理念，当然还应该对“器”的定义做一定的时代化界定。如果只是单纯财权利的话，这种“器”则不一定会对社会有好的贡献。当然我认为偏左的还有一个观点是在学习西方思想上，隐约的觉得过分的崇洋媚外了，希望的是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的极力鄙视。可能现在的社会就是老先生期望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消弱，中国只剩下中国特色的经济，中国特色的政治，而中国特色的文化已经渐渐消隐起来。

当然，从我的能力，我的立场实在无权无力去评价胡老先生，只能说记录些自己的想法，作为日后的回顾，也许过了些许时间再来看这点文字又会有新的觉悟，以此来纪念胡老先生，也感谢胡老先生教我把他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知识。

读书会分享《胡适谈读书》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胡适谈读书—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本书是中国华侨出版社将胡适的一些文章集结成册，所以这本书的上写的是“胡适著”。这本书里收录了一些文章，文章前面有„引子‟，主要是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有助于我们了理解文章。每篇文章后还有不知道谁写的读后感悟，我觉得像教科书一样无聊。

我读胡适，如和一个绝世美女在一起谈情说爱一样舒服，惬意。胡适有很多名言，都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比如，“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再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但是分享时间有限，我想重点分享对我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对我的影响，渗入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句，胡适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这句话即使在五四时期呢，很少有人认同，但是我深表赞同。我一直觉得大部分人有一个问题，我称之为道德高尚论。就是张口闭口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为了孩子。这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也不问问对方是否需要。春秋战国有一个鲁王养鸟的故事，说鲁国飞来一只漂亮的鸟，鲁王很喜欢。鲁王给这只鸟听最好的宫廷音乐，喝酒，吃肉，最后这只鸟饿死了。所以，为了别人尽心尽力，很少问问别人是否需要。过去改革开放之前，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后只会饿死人。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价值，社会有一个无形的手，自然会做好最合理的资源分配，最后每个人和整个社会就都好了。所以，我学会了，在生活中，我从不道德绑架任何人，也谢绝一切道德绑架。

第二句，胡适说“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句话解决了我的读书困惑。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读书的过程中，总觉得读不完，就会羡慕一些读书达人。读书达人固然牛，但是我们做不到，可以学习胡适的法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把这句话从读书方面，拓展到我的整个人生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喜欢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比如我负责打扫卫生，总是攒着想一口气打扫干净，却越积攒越不想打扫。后来，我就听了胡适的话，打扫一点有一点的欢喜，从此家里再也不乱了。现在，在我所有的处理事情的指导思想上，深深的刻上了胡适的这句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第三句，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着问题。普通老百姓不喜欢动脑子，所以喜欢口号式的语言，喜欢非黑即白。奎哥分享过法国名著《乌合之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分享的很精彩，我就不赘述了有兴趣去看奎哥的分享笔记。我想分享这句话的另一面，我理解就是“要有就事论事的能力”。生活中，工作中，遇到事情，咱们遇到事情，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无限扩大，不要乱发脾气使性子，要有就事论事的能力。不要用老板就是看我不顺眼，他就是不爱我了，要是当初我就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社会就是腐败啊，就是不公平啊等。最后的建议，多读胡适，人生无忧。谢谢。

用心良苦译白话

开始读《胡适译文集》的第一感觉是在读《今古奇观》或者《三言》、《二拍》，第二感觉才是这是现代的短篇小说，第三才会真正感受到这是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原因无他，因为每一篇小说的文辞具有以上时段的特色风貌。

多年前，读胡适最著名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时，就知道他的文言文写得非常好，如今再次看见胡适译的这些小说，特别是读到他翻译的莫泊桑（文中为“莫泊三”）的《梅吕哀》，通篇的古文，承启规整，句法稳重，文辞端正，抑扬顿挫，收放自如，真是应了那句——提倡文学改良的人写了一手漂亮文言文。或可以这样说，这些小说如果不知道是译文，很可能会以为是一位明清时代演义作者、说书人或者弹词、评话作者的文字，就好比它们直接从英文译到了文言文，所有的句式整理都不在文面上，仿佛这一篇篇小说本来就是中文的；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对于当时的人们，这就是他们所熟悉的、林琴南成名的那种译文方式，完全可以与林琴南的那种中国式的讲述方式衔接上，甚至可以说很契合，即使没有林琴南那种追求雅致工整，却更能言简意赅，平易近人，也能令更多对外界好奇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胡适推介的这些小说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等读到了中、后期的翻译作品，日渐读到胡适更为清晰平顺的白话文，直抒明言地表达了西方小说名家的本意，娴熟畅快地阐述从民主思想到个性解放，从大方向到细微部，又再次证明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真正是一位白话文大家。胡适自己就曾言：“译作当然以明白为妙，我译了短篇小说，总的先给我的太太读，和我的孩子们读，他们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众所周知，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并不是一位与他比肩的文人，特别是不曾留洋，平素最爱的是“搓麻将”和读武侠小说。这也正可以看出，胡适一直都在努力做到让普通人都能接近“新文化”、新思想、“新语言”，他一直很贴近现世，更亲近现世的。

细看胡适选择的这些短篇小说作者，从都德、莫泊桑、吉卜林、欧亨利到高尔基、契科夫，都是近世的西方短篇小说大家，特别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胡适是此文中国的第一译者，可见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的独到眼光。编注者王新禧在序中说：“纵览胡适翻译小说的时间线，可以发现他选择小说的标准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以启蒙、教化民众为主，到中期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再到后期回归小说的文学性本身，这样的变化时胡适自身的境遇变动紧密相连的。”从头读尾，编注者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准确。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二十一篇，涉题宽广，情节生动，译言直白，内涵丰富，引人深思。不仅对当时，其实也对今世不同的读者，都有各种各样的启发。不仅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学大家笔下的西方社会，也能体会到他们对人类社会各种矛盾的思考，还能读到西方文化中对个性解放和人性本色的诠释，更能被胡适那明确的选题思想所打动，感受到胡适当年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为了中国，他实实在在地在一点一滴之中做事，而且，真的在做他说的“少谈主义，多做实事。” 本书里近半数以上的小说早在他写出《文化改良刍议》之前已经翻译发表（最早一篇是1906年发表），他已经很早从世人聊以消遣的“小说”入手，以白话文的平实，开始了文化启蒙。不得不说，胡适用心良苦。

而今回味他译成就的这些小说，绝大部分已经由后来的其他人从原文译出，而非英译之后再译，如果要说译文精准，恐怕仅就转译这点来说，胡适的译文便算不上，但胡适当年从事的这项翻译事业之时，他已经是先驱者，后人不能要求先驱者的全面，但一定能赞赏先驱者的大胆尝试。对于翻译外国小说来说，胡适何尝不在应证他自己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管胡适生前死后被褒贬不一，尽管胡适的各方尝试都有“点到为止”、“”浅尝而已“的不够深入，但胡适的所有尝试，都应该值得后人心怀赞赏去研读的，因为他就是上世纪中国无法抹去的一块丰碑之一。

听胡适讲掌故

曾托人给我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结果当时没有买到。越是没有心里越是难受，据说那可是一本充满八卦掌故的书呢。呵呵。

早先看过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觉得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适。唐德刚是胡适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书结尾处说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然而，看完《胡适杂忆》后，我个人却觉得这本小书却是了解胡适斯人的最好读物，难怪江湖会有言称：了解胡适“先读德刚，后看胡适”。

1949年，胡适离开北大前往美国，开始其一生中最为黯淡的一段岁月。没有生活开支来源，除了学术与写作，没有其他谋生之术，只得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以此“谋生糊口”，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适和唐德刚往来密切，唐德刚可说是胡适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叙述与评论交相辉映，作者把胡适的抱负、品行、学识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以杂忆形式随性讲述，皆是作者亲身感受，逼真贴切，活脱脱地再现了晚年时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适先生。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语言尖刻、风趣与超脱。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然而这些并不影响胡适在弟子眼中的光辉形象，“（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变态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变态开来”。

关于胡适的生活细节，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记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说到底，胡适毕竟一书生。他最为中意还是读书与学术。本书也记录了几件小事，说明适之先生的书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时值珍珠港事变前夕，中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当时此为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延请大使先生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察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位书谜，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把那些大员凉了个把钟头，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扑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和这批大员大谈其“善本”的经纬。

作为一个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适的一生曲折而又复杂，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我废话了一堆还是因为手头没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以下数语为转载）

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以下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摘，可与《胡适杂忆》互相参照，互为补充：

钱锺书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毛泽东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颂平吃午饭。先生谈起《碑传集补》里收的“吕佩芬家传”说：“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张荫麟等

1960年3月27日

先生今天对胡颂平说：“我昨夜一夜之间把五百多页的《张荫麟集》看了一遍，因为书内有许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张荫麟是广东人。广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边区。凡是边区地方都是守旧的。像梁廷柟、康有为，都是边区守旧思想的反动，因为边区先和外国文化沟通的关系。张荫麟是清华毕业的，很聪明，37岁就死了。集内的„尚书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还有一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传‟，也写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这个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种病，在他那个时代无法医治，在现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过的《张荫麟集》，上面都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张荫麟说他的译文是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对他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于是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字，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说：“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胡颂平因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者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序伦。马序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他只旁听了先生的几天课后，才丢了旧的来跟先生吗？”先生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

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冯友兰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这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1961年2月7日

“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印书的人不能有错字。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一生向人借的书从来没有人不借给我。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

丁文江和傅斯年 1961年6月30日

胡颂平因事出去半小时，回来经先生的书房门口。先生看见了，好像在书房里等他似的。笑着说：“秘书先生，刚才我想请你替我拟一个应酬的贺电，你出去了。我自己拟个白话的，你看这样说法可以吗？”这个电文是：

中央银行徐总裁柏园先生鉴：明天中央银行在吾兄领导之下复业，这是自由中国的一件大事。敬祝贵行前途无限的发展。胡适。

胡颂平看了之后，当然说很好。他因今天先生突然喊他“秘书先生”，于是接着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去了。”先生问：“他们指的是哪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一位是傅孟真。”先生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当我的老师。”

摹临及张大千等 1961年9月5日

下午，有一位客人郑君送来《大学衍义》（崇祯本）和《大学衍义补》全部二十四册，希望出售，还带来祝枝山的横幅及董其昌的册页。先生欣赏祝枝山的字，说他写得飞舞；董其昌的字，就不太喜欢，而这本册页恐怕不是真迹，更不欣赏了。又说他最讨厌赵孟頫的字。于是谈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的一位会作诗的同学汤昭（保民），“他说我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模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学什么人的画，就像什么人的画。有这样的本领，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张大千学八大山人，便可以乱真。他在美国博物院里发现有一张他的画，美国博物院是花了三千美金当作八大山人的真迹收进的。后来大千向美国博物院说明这张是他的画，被卖画商人当作真迹卖了。他承愿私人出三千美金把它赎回来，不愿有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迹留在美国博物院里。这件事，张大千这个人有可取的地方。”

胡颂平问：“当年汤保民说先生写字真笨，这大概先生天分特别高的缘故，不愿意摹临人家的字吗？”先生说：“不，你看我少年时候写的字多难看！”

梁启超及王国维 1961年9月20日

胡颂平问：“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谱长编。里面有他给先生的信，是谈„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事，不晓得后来有没有编成？”先生说：“他给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长的谈词的信，你没有看见吗？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给他的家属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国图书大辞典‟，后来好像没有编成？”

胡颂平又问：“任公先生只有57岁。看他50多岁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先生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李敖

1962年1月2日

这一期《文星杂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先生看见了。胡颂平问李敖的文章怎样？先生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

第四篇：读胡适先生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偶获一本胡适先生谈治学的书籍，正在读中，颇有感慨。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已经谈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材料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新材料及新工具的重要性。正如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用于治学，还可以用于解决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先生言其思想受两个的人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先生怎样思想，教先生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些当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凡事求证据，记得要问为什么？不被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所淹没，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先生对五四精神的赞扬和怀念，对青年学生的的教导和期望，读来让人感到惭愧，想五四时青年大学生所思所想所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无明确长远目标不说，连当前学习之事也没有做好，多为应付考试而读书，浪费了大好时间，实属不该。先生言“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即“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所以先生推荐记札记，这也是我写这篇日记的原因，以后坚持生活写日记，读书记笔记，尽量把印象变成自己的。

先生在1960年的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送了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第一味药是说，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在身边，时时向你挑战，笑你奈何不了它，这样就不会懒惰。第二味药，是要我们进入社会后要多发展一点职业以外的兴趣，“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 想自己从小到大，却没有一样这样的兴趣，或者说没有一样能坚持下来的兴趣，吉他，羽毛球，游泳，多是三分钟热情，未能坚持。勉强算上的，可能就读书了，少时书读的少，见识也浅，大学里有了图书馆，便想着多多利用，也算是读了一些书，只是少有记下读后感想，还是要像先生所言，以后无论读书还是观影，尽量把所思所想记下。其实游泳也一直在学，只是不能有规律的练习，想起才去，以致进展不大，算来学自由泳也近一年了，还是不能流畅的换气，20多米就不行了，还是多请教请教舍友。先生把第三味药叫信心汤，是要毕业生总得有点信心，“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 先生当年所描述的对现在的我们也同样适用吧，每天看着微博里的社会人间百态，多半让人悲观和失望，正因如此既最好又最坏的时代，既智慧又愚昧的年头，既希望又失望的季节，才更需要培养信心，“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代，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 先生举了福特和莱特兄弟两个例子来叫我们深信“努力不会白费”的人生观。自问，有这种信心没？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第五篇：读胡适先生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

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此言甚准确。他又说：“这文学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说：“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

当我反复读着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时，我确实敬佩他的思维清晰和敏锐，他的知识的博大与精深。当然，在读《什么是文学》时，我有一种不安和畏惧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学高山”，原因是文学有“三要件’。因为我不愿“一贯制”，这“一贯制”就是框框。我这人愿突发奇想或漫无边际。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据胡适先生的说法看来只能是非文学了。非文学就非文学吧，我这人不想勉强自己。反正文学因为与非文学的比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学的“比照”吧。因为我写的东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时甚至“一要件”都没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为文学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学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动人、美。”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与大千世界相比就显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动人”让我不安，让我思考：

一、文学本质上是创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对的，比如说：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没看明白；有人动情，有的人不动情；至于美就更难说了。十个人有十个看法十个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会动摇。所以说应该把“三要件”的“框框”展开，“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罢；只要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就好。

二、文学具有时代性

文学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别人的。写给自己的好办，只管写吧，按照“三要件”写吧。写给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写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说。要想让人说“够”文学了，你就得去认识社会，因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当你写时，你所面对的事物肯定具有时代特性，你必须去研究，包括语言、观念等等所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三、文学的进步或者说文学的发展变化 胡适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类文学，只有‘记账’的价值，绝不能‘动人’，绝没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学。大多数的中国‘旧文学’，如碑版文字，如平铺直叙的史传都属于这一类。”胡适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学。这类文学刻板、呆滞。今天文学确实在先辈的努力下进步了，可以说“百花齐放”了。但是，不能因为文学进步了，就不再论文学的发展，现在不敢说有很多，但我确实见到：奉承文学、华而不实文学、搅舌头文学······等等。这些是主体文学的补充，从社会需求看，此类文学颇有市场。读者群复杂，需要的种类就多。平心而论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这确实使文学的品质降格了，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为矫正。

四、文学的广泛性和艺术性

正像胡适先生说的，刻板不算文学，因为它不动人。文学的律条过严也会显得呆滞。那么放开文学的条框，让文学展翅自由飞翔，就具有意义了。比如：现在成长起来的电影电视文学、乡土文学、白领文学；还有荒诞文学、喝茶文学等等数

不胜数。我还捣鼓着绘画文学，借助于绘画性的语言去写文学，我想也可以有音乐文学，等等；文学与其它艺术结合可能更增强文学的艺术性。

五、品格与真

我有一次去书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书，看了之后很不舒服，为此我很苦恼，因为此书文笔不错，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写事叙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环套一环，让你看了也能信以为真，甚至让人为此故事有点感动。第三，描写的事和情确实美，甚至写的与胡适先生举得《老残游记》中的一段关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此问题在我脑子里困惑好长时间。是最近听一位朋友讲，此作家的经历：他拼命去适应社会，广交有用的朋友，人事关系搞得好，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职务，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个这样的人写人生最大主题之一“苦难”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难，他的那本以“苦难”为主题的书在字里行间，散发著一种愉快的“编”。这编正好说明他对苦难没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