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舍我其谁：胡适》有感

第一篇：读《舍我其谁：胡适》有感

读《舍我其谁：胡适》有感

要说起改革，首先想到的三个层面便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要论难度，经济最易，文化次之，政治确是最难的。若是能发展经济，解放思想，政治改革便也是水到渠成的事了。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大臣纷纷投身洋务，力求富国强兵，说起来这算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吧，虽然并没有抵挡住外国入侵的脚步，但算是开了实业之先河。待到公车上书，百日维新，废除科举，中国人的思想解放运动也算是拉开大幕。

我很早就知道胡适这个人，在历史教科书里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是白话文运动的发起人，除此之外，我对他知之甚少，偶然一个机会，听说他在台湾被称作是二十世纪最聪明的人，便发了心思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人，《舍我其谁：胡适》这本书是美国江成勇博士写的一本胡适的传记，我读的这一本写的是从1891年胡适出生到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的经历。书还没有读完，但也有几分感触，尤其看到中国发展了一百年有些当年的弊病人就没有解决，不免有些忧国，但想想虽然路途坎坷，但前途总是光明向上的，心中便安慰了许多。胡适十四岁便离开了安徽的家乡，只身来到上海进了新学堂，一个人的成功跟他的努力和天分是分不开的，有天才而不努力不行，没有天才只努力不行，没有天才又不努力那就更糟。胡适早年在上海学习的经历给我留下印象颇深，他常常读书至深夜，在卡片纸上写下某某日购得书多少卷，限几日读完，放在书桌显眼的位置，以此勉励自己。胡适在他的《四十自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就这样向着茫茫的人还里去寻求我的教育和生活，一个孩子，所有赖以防身的就只有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段话读来让人颇受感动，一个十四岁的孩子，为了求学背井离乡，想来要有多大的勇气呢。“一点点用功的习惯，一点点怀疑的倾向”这在那个深受封建思想毒害的年代又是怎样的难能可贵呀，我也把这两句拿来做了座右铭，对一个现代人来说，用功与怀疑哪有那么容易做到，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接受书本，媒体，还有长者们的观点言论，八零后九零后的我们甚至对最基本的中华民族的历史都知之甚少，又怎么能去怀疑，去创造呢? 说到胡适的怀疑精神，早年的胡适可算是一个革命分子了，胡适先后在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念书，却一张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都跟他不甘忍气吞声，敢为人先的气度导致的，从梅溪退学是因为写信骂了上海的道台，从澄衷退学是因为带领学生霸操罢课。在中国公学读书的时候因为不满学校成立董事会干涉学生事务，这帮学生竟然集体罢课，重选校址，自行成立了中国新公学，最后因为经费问题，被迫解散，胡适也没能从中国公学取得一张毕业证。不知道那时候的学生哪里来的如此魄力，有什么不满的可以写信骂人，敢罢课游行，更有人为了取得大家的重视杀身成仁，他们靠的难道是中国文人所推崇的君子之气？我怎么也想不明白。革命的成功必然是以无数人的性命为代价的，像是谭嗣同，像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我之前看那些先驱们的事迹，每每都感到热血沸腾，想到自己也该像他们那样，不要甘于现状，不要习惯了中庸，可是那也只是在我少年求学时候的想法，如今长大了，面对养家糊口的问题时，想的多是该多学些什么东西，等毕业时候能找份好工作，能比别人过的更舒服，哪里想过天下，想过国家呀。一百年前他们面对满目疮痍国家，痛心疾首，尙可以办报纸写读物，针砭时弊，现如今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最恨的就是平凡，是中庸”胡适这一句给了我当头一棒，我早已经忘记了当年的雄心壮志，变得庸庸碌碌，成为这亿万人口里平凡的一个。梁启超在他的著作里曾说，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种是盎格鲁撒逊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中国人最须采补的美德。这些美德是公德，是国家思想，是进去冒险，是权力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进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义务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一百年后的今天，这些美德我们有了吗？最可怕的便是不自知。所以我越发觉得，文化的改革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自由精神，人类怎么会抛开束缚，主动去尝试去探索那未知领域里的进步和发展。思想的觉醒必然带来民主的政治，只是这个过程太缓慢。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崛起是大势所趋，我虽成不了胡适，但也愿像胡适那样，多一点定努力，多一点点质疑，拒绝中庸，以期将来能为我国的发展做出贡献吧。

第二篇：读胡适有感

读胡适先生文字有感 Qingcheng Qingcheng 这两天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一点时间，把亚马逊上面的一本小书《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看完了，豆瓣里也收录了这本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书的选集，里面主要是胡适先生给自己或他人书籍所作的序，还有一些札记赠言等。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本是先生给书籍《胡适文选》作的自序，主要说明了先生所选文章的原因：为“少年朋友”选辑二十二篇文章大致介绍先生自己的思想。

先生言其思想受两个的人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先生怎样思想，教先生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些当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凡事求证据，记得要问为什么？不被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所淹没，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先生对五四精神的赞扬和怀念，对青年学生的的教导和期望，读来让人感到惭愧，想五四时青年大学生所思所想所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无明确长远目标不说，连当前学习之事也没有做好，多为应付考试而读书，浪费了大好时间，实属不该。

先生言“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即“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所以先生推荐记札记，这也是我写这篇日记的原因，以后坚持生活写日记，读书记笔记，尽量把印象变成自己的。

生在1960年的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送了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第一味药是说，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在身边，时时向你挑战，笑你奈何不了它，这样就不会懒惰。第二味药，是要我们进入社会后要多发展一点职业以外的兴趣，“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想自己从小到大，却没有一样这样的兴趣，或者说没有一样能坚持下来的兴趣，吉他，羽毛球，游泳，多是三分钟热情，未能坚持。勉强算上的，可能就读书了，少时书读的少，见识也浅，大学里有了图书馆，便想着多多利用，也算是读了一些书，只是少有记下读后感想，还是要像先生所言，以后无论读书还是观影，尽量把所思所想记下。其实游泳也一直在学，只是不能有规律的练习，想起才去，以致进展不大，算来学自由泳也近一年了，还是不能流畅的换气，20多米就不行了，还是多请教请教舍友。先生把第三味药叫信心汤，是要毕业生总得有点信心，“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先生当年所描述的对现在的我们也同样适用吧，每天看着微博里的社会人间百态，多半让人悲观和失望，正因如此既最好又最坏的时代，既智慧又愚昧的年头，既希望又失望的季节，才更需要培养信心，“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代，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先生举了福特和莱特兄弟两个例子来叫我们深信“努力不会白费”的人生观。自问，有这种信心没？

先生在文“大宇宙中谈博爱”中提到：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先生在文“青年人的苦闷”中提到：

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

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

自问，有没有充实自己？把自己弄好？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最后摘抄孙中山先生评论“五四运动”的话：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海外同志书》）

第三篇：读胡适自传有感

读《胡适传》有感

2008-07-30 00:08:40 来自: 百无一用(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读罗志田新版胡适传，上载胡适初到美国留学时，享受的是美国归还的庚款补贴，数额不菲，除接济家中外，甚至还雇了一个佣人。胡适常对人言，吾等留学生，在外代表炎黄子孙，不可只图省钱，而须处处注意吾等形象，免为西人歧视也！自己留学在外，对胡适当年此言有直接的体会。身边的一些中国学生，千方百计地省钱，自己衣食节省无可厚非，但寻机贪图小便宜，遭外人背后议论，实在令人为之汗颜！我是农村里走出来的孩子，当然不会挥金如土，但因对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一定要求，而且相信千金散尽还复来，决志不做金钱的奴隶，所以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只求称心，不图省钱，由此虽落下个“懂得享受”的恶名，也不以为意。但即便是如我这般消费，每个月的奖学金还是能颇有结余，而一些中国学生想着靠省下的奖学金将来买房买车，实在令人不解。且不说现在房价已涨，省下的钱实在杯水车薪，买不了几平米，就算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也应该是在学业上用功，将来谋个好差使，拿高工资，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胡适当年回国到北大任教的时候，也没听说兜里带了多少钱回来啊。活着应该享受每一天，年轻的时光更是弥足珍贵，为了三十岁之后的事情，亏待自己大好的年华不说，还养成个小器爱占便宜的毛病，甚至于有失国人脸面。两相衡量，实在觉得不值。

胡适被后人誉为一代大儒，社会导师，大学问家，学贯中西，但其实他的国学功底一部分是在出国前奠定的，另一部分则是回北大后“补课”的。在美国的几年，据罗织田推测，可能并没有认真读多少书。先是在康奈尔，书没读好，倒是成了校内小有名气的演说家。后来转学到哥大，应酬不减反增，平均每天要写好几封信。记得以前读胡适的留学日记，他常自责不安心读书，朋友来信中也常劝他好好读书。说胡适在美国没有读书自然不可能，但从日记中按图索骥，其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要是比起陈寅恪吴宓等来，就显得黯然了。胡适日记中记载其与友人打牌、喝酒，动辄半天，多不甚举。如此留学之胡适，后来竟能得享大名，成为引领时代潮流之人物，虽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胡适本身聪慧过人，又早怀做“社会之导师”之宏志，为此亦做了相当的准备。胡适读书博杂而不精，自己亦承认此为生平大过，但要成为一代之精神导师，必须是个通达之才，而不能只是一个专功之家，而胡适于专业学习之外尤关注现实政治，实为其归国后呼风唤雨奠定了基础，这些又是陈寅恪吴宓等所不及的。读至此，不禁想，“浪子回头金不换”，胡适虽在美国虚度了些时日，但后程发力，终成名山大业。但当年，中国虽处内忧外患之中，没拿学位的胡适尚可回北大任教，既而掀起一次影响深远的思想运动，且在其后的岁月中纵横议论，针砭时弊，还差点参选了总统，其一生可谓传奇而多彩。试想今日回国之留学生，虽有绝世之才干云之志如胡适当年者，安得成就如彼之洪业乎？思之不禁 “西北望长安”，一声叹息尔。

第四篇：读胡适文章有感

(一)近日翻看胡适的著作，读到了他的《我们走那条路？》（载《胡适论学近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30年《新月》二卷10号上。记得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样一个文化躁动不安的时候，我就读过这篇文章（大概收在台湾出版的一本胡适的文集上）。心境不同，感受也迥异。当年还是卤莽青年，一心想着反传统；如今已是身心俱老，愈加觉得传统的可爱。初读胡适文章，为其倾倒；今天再来读，倒更愿意保持距离了。自晚清以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萦绕国人心头的一个结。胡适的这篇文章就是想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至今也未过时，所以胡适提出的观点仍不失讨论的价值。

胡适提出：“究竟我们要一个怎样的社会国家”？“究竟我们应该走那一条路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他认为，这就需要解决两个问题：“我们第一要问，我们要铲除的是什么？这是消极目标。第二要问，我们要建立的是什么？这是积极的目标”。问题是胡适找的病根是否准确？开出的药方是否有效？胡适认为，我们要铲除打倒的是所谓“五大仇敌”，曰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不过这实在没有说到点子上。变革也罢，革命也罢，改良也罢，其目标都不是这些，因为它们的存废不过都是结果，而非根源。鲁迅当年学医改行，就是个例子。医术固然能够医好人身上的病，但医不好社会的病。而且这些社会痼疾不是哪个社会制度特有的，不同的制度下它们只是表现不同、程度各异而已。大同社会当然不在此列。胡适的社会改良思想是一种西医式的思路，即针对的是症状而非根本的原因。

未来的出路何在呢？胡适说：“我们一开始便得解决一个歧路的问题：还是取革命的路呢？还是走演进（evolution）的路呢？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呢？——这是我们的根本态度和方法问题。”他认为，所谓演进的路是自然而然的非人为的进化，其弱点一是不经济、过于缓慢，二是演进的结果总是保留下许多旧制度的残余。与此相比，革命的路则没有这个缺点，因为它借助于“人功促进”，人为的成分为多。但胡适把革命区分为两种：一是和平的人功促进，一是暴力的人功促进。他坚决反对后者，认为暴力革命只能带来以暴易暴的破坏，而不能造成建设性的后果。他说：“我们都是不满意于现状的人，我们都反对那懒惰的‘听其自然’的心理。然而„„我们也不能不反对现在所谓‘革命’的方法”。基于这种判断，胡适认为唯一能够接受的选择，既“不是懒惰的自然演进，也不是盲目的暴力革命，也不是盲目的口号标语式的革命，只是用自觉的努力作不断的改革”。这种所谓的“自觉的改革”，在胡适看来，“就是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其实，胡适的改良药方说到底仍然偏重于演进的路，只是加上了自觉的成分而已。这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背景和学术训练对其文化态度的影响。早年去美国留学，最初学的是农学，得了自然科学的训练，这种底色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方法和预设。再就是他的美式自由主义立场，也使其难以接受革命的路，只能选择改良的路。他的主张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哈耶克和波普尔的政治哲学。

中国的革命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后果，但是否因此就证伪了它的历史合法性呢？鄙人认为不能轻率地作肯定的回答。这不仅是由于历史不能假设，更是由于如何看待革命的历史真实性才恰当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告别革命”的观点是革命“幻灭”后向当年胡适立场的一种回归。但问题是，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可能有误，对革命的操作也可能不当，但这同革命本身有否理由，完全是两码事。试图把它们捆绑在一块，以历史的悲剧性后果来否定革命本身，在道理上是讲不通的。

(二)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的要他们负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忍不依据自己的经验，赠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做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做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亲居了。

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

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学非所用，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认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认胡乱混饭，混官吃。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实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的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和冷酷的社会接触, 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抛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势的俘虏。你在那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在社会的顺民了。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人生的追求。

有什么好方法子呢？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和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谓的求知识了。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二个值得解答的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保持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你无可奈何他——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缩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物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有疑难问题来逼你时时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知识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知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利略（GALIEO）和牛顿（NEWTON）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己。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

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是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的而和你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作往往成了苦工，就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做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的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

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也应该有他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成就怎样，往往靠他怎样利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个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弥儿（MILL）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SPENCER）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的性情，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

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你就做六个钟头抹桌子工作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个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法也只有一句话：“你得有一点信心。” 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眼中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民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

古人说：“信心（FAITH）可以移山。” 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教授叫做费希特（FICHTE）的，天天在讲堂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

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获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新因。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有的信心。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你不信吗？法国被普鲁士打败之后，割了两省地，赔了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这时候有一位刻苦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终日埋头在他的化学试验室里做他的化学试验和微菌学研究。他是一个最爱国的人然而他深信只有科学可以救国。他用一生的精力证明了三个科学问题：（1）每一种发酵作用都是由于一种微菌的发展；（2）每一种传染病都是一种微菌在生物体内的发展；（3）传染病的微菌，在特殊的培养之下可以减轻毒力，使他们从病菌变成防病的药苗。

这三个问题在表面上似乎都和救国大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然而从第一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定出做醋酿酒的新法，使全国的酒醋业每年减除极大的损失。从第二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教全国的蚕丝业怎样选种防病，教全国的畜牧农家怎样防止牛羊瘟疫，又教全世界怎样注重消毒以减少外科手术的死亡率。从第三个问题的证明，巴斯德发明了牲畜的脾热瘟的疗治药苗，每年替法国农家减除了二千万法朗的大损失；又发明了疯狗咬毒的治疗法，救济了无数的生命。所以英国的科学家赫胥黎（HUXLEY）在皇家学会里称颂巴斯德的功绩道：“法国给了德国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巴斯德先生一个人研究科学的成就足够还清这一笔赔款了。” 巴斯德对于科学有绝大的信心，所以他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他绝不想他有显微镜底下能偿还五十万万法朗的赔款，然而在他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他已收获了科学救国的奇迹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第五篇：读胡适先生有感

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当我反复读着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时，依据胡适先生的说法看来只能是非文学了，比如说：一篇文章，胡适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类文学，”胡适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学，正像胡适先生说的，甚至写的与胡适先生举得《老残游记》中的一段关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

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

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此言甚准确。他又说：“这文学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说：“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

当我反复读着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时，我确实敬佩他的思维清晰和敏锐，他的知识的博大与精深。当然，在读《什么是文学》时，我有一种不安和畏惧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学高山”，原因是文学有“三要件’。因为我不愿“一贯制”，这“一贯制”就是框框。我这人愿突发奇想或漫无边际。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据胡适先生的说法看来只能是非文学了。非文学就非文学吧，我这人不想勉强自己。反正文学因为与非文学的比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学的“比照”吧。因为我写的东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时甚至“一要件”都没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为文学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学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动人、美。”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与大千世界相比就显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动人”让我不安，让我思考：

一、文学本质上是创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对的，比如说：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没看明白；有人动情，有的人不动情；至于美就更难说了。十个人有十个看法十个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会动摇。所以说应该把“三要件”的“框框”展开，“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罢；只要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就好。

二、文学具有时代性

文学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别人的。写给自己的好办，只管写吧，按照“三要件”写吧。写给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写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说。要想让人说“够”文学了，你就得去认识社会，因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当你写时，你所面对的事物肯定具有时代特性，你必须去研究，包括语言、观念等等所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三、文学的进步或者说文学的发展变化

胡适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类文学，只有‘记账’的价值，绝不能‘动人’，绝没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学。大多数的中国‘旧文学’，如碑版文字，如平铺直叙的史传都属于这一类。”胡适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学。这类文学刻板、呆滞。今天文学确实在先辈的努力下进步了，可以说“百花齐放”了。但是，不能因为文学进步了，就不再论文学的发展，现在不敢说有很多，但我确实见到：奉承文学、华而不实文学、搅舌头文学······等等。这些是主体文学的补充，从社会需求看，此类文学颇有市场。读者群复杂，需要的种类就多。平心而论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这确实使文学的品质降格了，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为矫正。

四、文学的广泛性和艺术性

正像胡适先生说的，刻板不算文学，因为它不动人。文学的律条过严也会显得呆滞。那么放开文学的条框，让文学展翅自由飞翔，就具有意义了。比如：现在成长起来的电影电视文学、乡土文学、白领文学；还有荒诞文学、喝茶文学等等数

不胜数。我还捣鼓着绘画文学，借助于绘画性的语言去写文学，我想也可以有音乐文学，等等；文学与其它艺术结合可能更增强文学的艺术性。

五、品格与真

我有一次去书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书，看了之后很不舒服，为此我很苦恼，因为此书文笔不错，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写事叙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环套一环，让你看了也能信以为真，甚至让人为此故事有点感动。第三，描写的事和情确实美，甚至写的与胡适先生举得《老残游记》中的一段关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此问题在我脑子里困惑好长时间。是最近听一位朋友讲，此作家的经历：他拼命去适应社会，广交有用的朋友，人事关系搞得好，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职务，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个这样的人写人生最大主题之一“苦难”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难，他的那本以“苦难”为主题的书在字里行间，散发著一种愉快的“编”。这编正好说明他对苦难没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