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胡适先生文章有感5篇范文

第一篇：读胡适先生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有感

胡适先生说：“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达意表情的工具；达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此言甚准确。他又说：“这文学有三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他在此文最后说：“无论什么文（纯文与杂文、韵文与非韵文）都可分作‘文学的’与‘非文学的’两项。”

当我反复读着胡适先生《什么是文学》时，我确实敬佩他的思维清晰和敏锐，他的知识的博大与精深。当然，在读《什么是文学》时，我有一种不安和畏惧感。以至不敢去爬此“文学高山”，原因是文学有“三要件’。因为我不愿“一贯制”，这“一贯制”就是框框。我这人愿突发奇想或漫无边际。如果我只做了“二要件”或“一要件”，依据胡适先生的说法看来只能是非文学了。非文学就非文学吧，我这人不想勉强自己。反正文学因为与非文学的比较而存在，那我就做文学的“比照”吧。因为我写的东西不能符合“三要件”，有时甚至“一要件”都没有做好。我不是因“三要件”而又想法，而是因为文学有了固定模式而有所后怕。比如，大家都按照“三要件”去做，文学一律：“明白清楚、有力动人、美。”这有健康向上之感。但是，与大千世界相比就显得呆板、局限，千篇一律。

他的“清楚明白、有力动人”让我不安，让我思考：

一、文学本质上是创造精神世界，理想的精神世界

由于“三要件”是相对的，比如说：一篇文章，有人看明白了，而有的人没看明白；有人动情，有的人不动情；至于美就更难说了。十个人有十个看法十个想法，不可能是完全一致。那么“三要件”就会动摇。所以说应该把“三要件”的“框框”展开，“二要件”也好，“十要件”也罢；只要创造了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觉得就好。

二、文学具有时代性

文学是写给自己的，也是写给别人的。写给自己的好办，只管写吧，按照“三要件”写吧。写给他人的就不那么容易了，是否写出“三要件”要有他人说。要想让人说“够”文学了，你就得去认识社会，因为社会是发展变化的。当你写时，你所面对的事物肯定具有时代特性，你必须去研究，包括语言、观念等等所有与此相关的内容。

三、文学的进步或者说文学的发展变化 胡适先生在文中指出：“······这一类文学，只有‘记账’的价值，绝不能‘动人’，绝没有‘逼人’的力量，故也不能算文学。大多数的中国‘旧文学’，如碑版文字，如平铺直叙的史传都属于这一类。”胡适先生批判了“碑版”文学。这类文学刻板、呆滞。今天文学确实在先辈的努力下进步了，可以说“百花齐放”了。但是，不能因为文学进步了，就不再论文学的发展，现在不敢说有很多，但我确实见到：奉承文学、华而不实文学、搅舌头文学······等等。这些是主体文学的补充，从社会需求看，此类文学颇有市场。读者群复杂，需要的种类就多。平心而论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现象，当然这确实使文学的品质降格了，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妨也可人为矫正。

四、文学的广泛性和艺术性

正像胡适先生说的，刻板不算文学，因为它不动人。文学的律条过严也会显得呆滞。那么放开文学的条框，让文学展翅自由飞翔，就具有意义了。比如：现在成长起来的电影电视文学、乡土文学、白领文学；还有荒诞文学、喝茶文学等等数

不胜数。我还捣鼓着绘画文学，借助于绘画性的语言去写文学，我想也可以有音乐文学，等等；文学与其它艺术结合可能更增强文学的艺术性。

五、品格与真

我有一次去书店，拿起一本外地知名作家的书，看了之后很不舒服，为此我很苦恼，因为此书文笔不错，又符合“三要件”；第一，写事叙情很清楚明白，第二，其中的故事一环套一环，让你看了也能信以为真，甚至让人为此故事有点感动。第三，描写的事和情确实美，甚至写的与胡适先生举得《老残游记》中的一段关于美的例子不差上下，但是，就是让人有不舒服的感觉，此问题在我脑子里困惑好长时间。是最近听一位朋友讲，此作家的经历：他拼命去适应社会，广交有用的朋友，人事关系搞得好，有一个非常轻松的职务，怪不得呀！

到此我方明白，一个这样的人写人生最大主题之一“苦难”怎么能行呢？他害怕苦难，他的那本以“苦难”为主题的书在字里行间，散发著一种愉快的“编”。这编正好说明他对苦难没有切身感受，是假的，那美又是什么呢？

第二篇：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思想就是知识

作为一个破万卷的读书人，老先生对读书的态度是绝对值得我们学习的，而且更重要的是读书方法。最让我感触的一句话就是：“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这是我写了那么多读后感之后的感悟，也恰恰无法表达出来，直到看到这一句话。其实看的书越多其实觉的越可惜。看过的每本书都是好书。看的时候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刚看完的时候有如打了鸡血，觉得学到点什么，应该改变点什么，已经知道点什么；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再去回忆，却什么都记不得了，当初的共鸣全部抛之脑后。当然这和记忆力有关，和理解能力有关，因此如此之笨鸟岂能不先飞呢。不管是札记，节选，读后感，心得等等，无论是几十字小感，几百字大感，还是几千字的深感，我觉得都应该留下点什么。作为这本书的一个阶段性的了解，和对自己时间付出、精力付出、思考付出的总结。这才是你真正从书中可以吸收的养分。

作为一个专业的教育工作者，老先生对大学生开的三个药方虽然当时是对应届大学生说的，而我等已经在社会上历练多年，但如果我们回头反省一下，或者深思下现今，都一直没有做到，是不是应该尝试用用这个药方来改善下自己的“病态”生活呢。第一味“问题丹”，在还没有迈入古稀之年之前，在还没有参透人生中那些不可不想的事情前，我们是不是不该放弃研究些问题。特别是近不惑之年，多些形而上的思考才能做到真正的不惑。第二味“兴趣散”，有爱好是件好事情，让生活充满更多的色彩，虽然追逐欲望，痴迷事物不是一个智者应该做的事情，但把握好喜好的度，对些美好的事物有一定的追求，对于世俗之人来说还是必要的生活润滑剂。第三味“信心汤”，这味药还是很长效的，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都明白信心的意义，哪怕你很小众或很懦弱。这三味基本药方可以说是补品，如果缺少任意一条，那还是应该补补的。

作为一个严谨的哲学家，老先生对人生观也阐述一二。坦率的说，个人认为有点偏左，但的确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特别是认为如果要想为社会贡献，最好的做法是让自己先成器。不必考虑为社会做过点什么，成器才是最大的贡献。用在家庭教育上是不错的理念，当然还应该对“器”的定义做一定的时代化界定。如果只是单纯财权利的话，这种“器”则不一定会对社会有好的贡献。当然我认为偏左的还有一个观点是在学习西方思想上，隐约的觉得过分的崇洋媚外了，希望的是全盘西化，对传统文化的极力鄙视。可能现在的社会就是老先生期望的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被一代又一代的消弱，中国只剩下中国特色的经济，中国特色的政治，而中国特色的文化已经渐渐消隐起来。

当然，从我的能力，我的立场实在无权无力去评价胡老先生，只能说记录些自己的想法，作为日后的回顾，也许过了些许时间再来看这点文字又会有新的觉悟，以此来纪念胡老先生，也感谢胡老先生教我把他的思想变成自己的知识。

读书会分享《胡适谈读书》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胡适谈读书—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本书是中国华侨出版社将胡适的一些文章集结成册，所以这本书的上写的是“胡适著”。这本书里收录了一些文章，文章前面有„引子‟，主要是介绍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我觉得这个设计不错，有助于我们了理解文章。每篇文章后还有不知道谁写的读后感悟，我觉得像教科书一样无聊。

我读胡适，如和一个绝世美女在一起谈情说爱一样舒服，惬意。胡适有很多名言，都让我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比如，“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追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再比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但是分享时间有限，我想重点分享对我人生具有重要意义的三句话，这三句话对我的影响，渗入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一句，胡适说，真实的为我，便是最有益的为人。这句话即使在五四时期呢，很少有人认同，但是我深表赞同。我一直觉得大部分人有一个问题，我称之为道德高尚论。就是张口闭口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社会，为了家庭，为了父母，为了孩子。这是赤裸裸的道德绑架，也不问问对方是否需要。春秋战国有一个鲁王养鸟的故事，说鲁国飞来一只漂亮的鸟，鲁王很喜欢。鲁王给这只鸟听最好的宫廷音乐，喝酒，吃肉，最后这只鸟饿死了。所以，为了别人尽心尽力，很少问问别人是否需要。过去改革开放之前，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最后只会饿死人。而健康的社会，应该是每个人都去追求自己的价值，社会有一个无形的手，自然会做好最合理的资源分配，最后每个人和整个社会就都好了。所以，我学会了，在生活中，我从不道德绑架任何人，也谢绝一切道德绑架。

第二句，胡适说“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这句话解决了我的读书困惑。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逐无涯，殆已。读书的过程中，总觉得读不完，就会羡慕一些读书达人。读书达人固然牛，但是我们做不到，可以学习胡适的法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把这句话从读书方面，拓展到我的整个人生中。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喜欢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比如我负责打扫卫生，总是攒着想一口气打扫干净，却越积攒越不想打扫。后来，我就听了胡适的话，打扫一点有一点的欢喜，从此家里再也不乱了。现在，在我所有的处理事情的指导思想上，深深的刻上了胡适的这句话：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第三句，胡适说，少谈些主义，多谈着问题。普通老百姓不喜欢动脑子，所以喜欢口号式的语言，喜欢非黑即白。奎哥分享过法国名著《乌合之众》，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分享的很精彩，我就不赘述了有兴趣去看奎哥的分享笔记。我想分享这句话的另一面，我理解就是“要有就事论事的能力”。生活中，工作中，遇到事情，咱们遇到事情，不要怨天尤人，不要无限扩大，不要乱发脾气使性子，要有就事论事的能力。不要用老板就是看我不顺眼，他就是不爱我了，要是当初我就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社会就是腐败啊，就是不公平啊等。最后的建议，多读胡适，人生无忧。谢谢。

用心良苦译白话

开始读《胡适译文集》的第一感觉是在读《今古奇观》或者《三言》、《二拍》，第二感觉才是这是现代的短篇小说，第三才会真正感受到这是翻译的外国短篇小说。原因无他，因为每一篇小说的文辞具有以上时段的特色风貌。

多年前，读胡适最著名的那篇《文学改良刍议》时，就知道他的文言文写得非常好，如今再次看见胡适译的这些小说，特别是读到他翻译的莫泊桑（文中为“莫泊三”）的《梅吕哀》，通篇的古文，承启规整，句法稳重，文辞端正，抑扬顿挫，收放自如，真是应了那句——提倡文学改良的人写了一手漂亮文言文。或可以这样说，这些小说如果不知道是译文，很可能会以为是一位明清时代演义作者、说书人或者弹词、评话作者的文字，就好比它们直接从英文译到了文言文，所有的句式整理都不在文面上，仿佛这一篇篇小说本来就是中文的；甚至还可以这样说，对于当时的人们，这就是他们所熟悉的、林琴南成名的那种译文方式，完全可以与林琴南的那种中国式的讲述方式衔接上，甚至可以说很契合，即使没有林琴南那种追求雅致工整，却更能言简意赅，平易近人，也能令更多对外界好奇的人们更容易接受胡适推介的这些小说中的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等读到了中、后期的翻译作品，日渐读到胡适更为清晰平顺的白话文，直抒明言地表达了西方小说名家的本意，娴熟畅快地阐述从民主思想到个性解放，从大方向到细微部，又再次证明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真正是一位白话文大家。胡适自己就曾言：“译作当然以明白为妙，我译了短篇小说，总的先给我的太太读，和我的孩子们读，他们倘能明白，那就不怕人家不明白咧。”众所周知，胡适的太太江冬秀并不是一位与他比肩的文人，特别是不曾留洋，平素最爱的是“搓麻将”和读武侠小说。这也正可以看出，胡适一直都在努力做到让普通人都能接近“新文化”、新思想、“新语言”，他一直很贴近现世，更亲近现世的。

细看胡适选择的这些短篇小说作者，从都德、莫泊桑、吉卜林、欧亨利到高尔基、契科夫，都是近世的西方短篇小说大家，特别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胡适是此文中国的第一译者，可见胡适作为新文化先驱的独到眼光。编注者王新禧在序中说：“纵览胡适翻译小说的时间线，可以发现他选择小说的标准一直在变化。从一开始以启蒙、教化民众为主，到中期注重内心情感的抒发，再到后期回归小说的文学性本身，这样的变化时胡适自身的境遇变动紧密相连的。”从头读尾，编注者这句话概括得非常准确。

全书共有短篇小说二十一篇，涉题宽广，情节生动，译言直白，内涵丰富，引人深思。不仅对当时，其实也对今世不同的读者，都有各种各样的启发。不仅可以感受到西方文学大家笔下的西方社会，也能体会到他们对人类社会各种矛盾的思考，还能读到西方文化中对个性解放和人性本色的诠释，更能被胡适那明确的选题思想所打动，感受到胡适当年拳拳之心，殷殷之情。为了中国，他实实在在地在一点一滴之中做事，而且，真的在做他说的“少谈主义，多做实事。” 本书里近半数以上的小说早在他写出《文化改良刍议》之前已经翻译发表（最早一篇是1906年发表），他已经很早从世人聊以消遣的“小说”入手，以白话文的平实，开始了文化启蒙。不得不说，胡适用心良苦。

而今回味他译成就的这些小说，绝大部分已经由后来的其他人从原文译出，而非英译之后再译，如果要说译文精准，恐怕仅就转译这点来说，胡适的译文便算不上，但胡适当年从事的这项翻译事业之时，他已经是先驱者，后人不能要求先驱者的全面，但一定能赞赏先驱者的大胆尝试。对于翻译外国小说来说，胡适何尝不在应证他自己的话——“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管胡适生前死后被褒贬不一，尽管胡适的各方尝试都有“点到为止”、“”浅尝而已“的不够深入，但胡适的所有尝试，都应该值得后人心怀赞赏去研读的，因为他就是上世纪中国无法抹去的一块丰碑之一。

听胡适讲掌故

曾托人给我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结果当时没有买到。越是没有心里越是难受，据说那可是一本充满八卦掌故的书呢。呵呵。

早先看过唐德刚的《胡适杂忆》，觉得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胡适。唐德刚是胡适之先生的入室弟子，曾亲自录制、并译注《胡适口述自传》，被公认为海外论胡允当者。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书结尾处说到：“关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然而，看完《胡适杂忆》后，我个人却觉得这本小书却是了解胡适斯人的最好读物，难怪江湖会有言称：了解胡适“先读德刚，后看胡适”。

1949年，胡适离开北大前往美国，开始其一生中最为黯淡的一段岁月。没有生活开支来源，除了学术与写作，没有其他谋生之术，只得就职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管理员，以此“谋生糊口”，也就是这个时候，胡适和唐德刚往来密切，唐德刚可说是胡适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陪伴者之一。唐德刚的《胡适杂忆》叙述与评论交相辉映，作者把胡适的抱负、品行、学识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之中，以杂忆形式随性讲述，皆是作者亲身感受，逼真贴切，活脱脱地再现了晚年时期日常生活中的胡适先生。

在杂忆胡适时，唐德刚语言尖刻、风趣与超脱。谈到胡适与政治，唐德刚说，胡适是“不要儿子，儿子来了”；胡适容忍，是“爱惜羽毛”、“畏首畏尾”（借李宗仁语）；搞政治胡适后天不足，“在主观条件上，胡先生所缺乏的是：他没有大政治家的肩膀、中上级官僚的脸皮和政客与外交家的手腕；他甚至也没有足够作政论家的眼光”；“胡适被杜威老师牵了一辈子鼻子，做了几十年齐天大圣，最后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癞和尚的保镖”；老顽童甚至向读者回忆起胡老师挤上公共汽车时的情景，“一个瘦骨嶙峋的脊椎动物”。

然而这些并不影响胡适在弟子眼中的光辉形象，“（胡适是）近代中国，唯一没有枪杆子作后盾而思想言论能风靡一时，在意识形态上能颠倒众生的思想家。”胡适的确是个圣人，在他身上，全然没有两千年来无数乡愿、学究、家天下帝王及其臣仆们自阉精神的“变态继往”，更没有红色革命时期极端的革命党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狂阉他人的“变态开来”。

关于胡适的生活细节，书中有一些精彩的记述：

一次在背后看他打麻将，我忽有所悟。胡氏抓了一手杂牌，连呼“不成气候，不成气候！”，可是“好张子”却不断地来，他东拼西凑，手忙脚乱，结果还是和不了牌。原来胡适之这位启蒙大师就是这样东拼西凑，手忙脚乱。再看他下家，那位女士慢条斯理，运筹帷幄，指挥若定。她正在摸“清一色”，所以不管“好张子，坏张子”，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其实“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又岂只胡家这位女客。在胡氏有生之年里，各党派、各学派、各宗师……哪一个不是只要颜色不同，就打掉再说呢？！胸有成竹，取舍分明，所以他们没有胡适之那样博学多才，他们也就没有胡适之那样手忙脚乱了！

说到底，胡适毕竟一书生。他最为中意还是读书与学术。本书也记录了几件小事，说明适之先生的书生本色。其中一例便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时值珍珠港事变前夕，中国北平图书馆有数百部善本书运至华盛顿托美国国会图书馆代为保存。当时此为文化大事，所以当该批书籍在图书馆开箱时，美国国务院和该馆馆长延请大使先生并派大员相陪，同往书库察看。谁知这位大使是位书谜，他一进书库，便如入宝山，情不自禁地席地而坐，旁若无人地看起书来，把那些大员凉了个把钟头，最后大使才从书堆里提扑着上衣，笑嘻嘻地走出来，和这批大员大谈其“善本”的经纬。

作为一个曾经站在时代风口浪尖的大人物，胡适的一生曲折而又复杂，有过坚守也有过转变。他有他的光荣，也有他的悲哀。

我废话了一堆还是因为手头没有《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这本书收录了胡适之先生晚年的言谈。（以下数语为转载）

胡颂平先生在他随侍胡适之先生的岁月里，把胡适之先生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他们谈话的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一首诗词的字句，大到国际局势的演变，社会背景的探索，无所不包。或茶余饭后，娓娓道来，逸趣横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跃然纸上。不仅呈示了胡适之先生幽默风趣的谈吐，忧国忧民的情怀，更足以代表他晚年的智慧。

一生倡导自由的胡适，在晚年却有“我年纪越大，越觉得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之语。事实上，无论是为人为学，胡适身上所体现的中正平和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定义的君子标准。在对待批评时总不乏有一种平和理性的风度，“有些人真聪明，可惜把聪明用得不得当，他们能够记得二三十年前朋友谈天的一句话，或是某人骂某人的一句话。我总觉得他们的聪明是太无聊了。人家骂我的话，我统统都记不起了，并且要把它忘记得更快更好！”

以下为《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书摘，可与《胡适杂忆》互相参照，互为补充：

钱锺书

1959年4月29日

一位香港的朋友托人带来一本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给先生。先生对胡颂平说：“钱锺书是个年轻有天才的人，我没见过他。你知道他吗？”胡颂平说：“十年前在南京，蒋慰堂（复璁）同他到教育部来，匆匆见过一面。他是钱基博的儿子，英文很好。”先生说：“英文好，中文也好。他大概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先生约略翻了一翻，说：“黄山谷的诗只选四首，王荆公苏东坡的略多一些。我不太爱读黄山谷的诗。钱锺书没有用经济史观来解释，听说要清算他了。”过了一天，先生看了此书后又说：“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看的。”

毛泽东

1959年12月26日

中午，留胡颂平吃午饭。先生谈起《碑传集补》里收的“吕佩芬家传”说：“这是我的太太的外公。”又谈起杨昌济，他是毛泽东的丈人，在北大当过教授，教伦理学的。胡颂平因问：“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的丈人带进去的吗？”先生说：“不是。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垚生保管的。在抗战期间，放在上海，竹垚生怕生事，把它烧掉了。——当时北京有个工读辅助会，他先在辅助会工读，很苦。”胡颂平问：“是否先生介绍他进图书馆？”先生说：“不。当时章行严当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当主任。章行严是湖南人，大概是章和李大钊两人把他介绍进去的。他管理报纸阅览室，每月八块钱，那时八块钱也可以过活的。”

张荫麟等

1960年3月27日

先生今天对胡颂平说：“我昨夜一夜之间把五百多页的《张荫麟集》看了一遍，因为书内有许多事情我是知道的，所以看得很快。张荫麟是广东人。广东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边区。凡是边区地方都是守旧的。像梁廷柟、康有为，都是边区守旧思想的反动，因为边区先和外国文化沟通的关系。张荫麟是清华毕业的，很聪明，37岁就死了。集内的„尚书考‟一篇，他的方法和我的《„易林》判归崔篆‟的方法一样，算是全集中最好的一篇。还有一篇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材料写的„沈括传‟，也写得很好。此外好的文章很少。这个人可惜死得太早了！那种病，在他那个时代无法医治，在现在是可得救的。”

先生看过的《张荫麟集》，上面都有红色原子笔的批语。张荫麟说他的译文是受林琴南翻译的影响，这话不确切，还有一些句子不通的。先生对他译笔不通的地方，都划上了红杠。于是又对胡颂平说：“你们做文，先要把句子做通。像某君„天道循环之‟的„之‟字，无论如何是不通的。”先生又说：“张荫麟以前的文章都发表于《学衡》上。《学衡》是吴宓这班人办的，是一个反对我的刊物。我想把他的文章作一个发表时间先后的表来看——大概他在清华时已经露头角了。人是聪明的，他与他们那一班人相处，并没有成熟。”胡颂平因问：“倘使他不入清华而入北大，能在先生旁边作研究工作，那他一定会有特殊的成就。”先生说：“不，北大里边也有守旧派，就是入了北大，也不一定会跟我学。他是广东人，或者出于守旧的家庭；如果他有好的师友，造就当然不同了。你不要以为北大全是新的，那时还有温州学派，你知道吗？陈介石、林损都是。他们舅甥两人没有什么东西，值不得一击的。后来还有马序伦。马序伦大概是陈介石的学生。”胡颂平又问：“傅斯年当初不是很守旧吗？他只旁听了先生的几天课后，才丢了旧的来跟先生吗？”先生笑着说：“是的，孟真是很守旧的。那时穿上大袍褂，拿着大葵扇的。”

郭沫若

1960年6月2日

今天先生说起“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间，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请我吃饭，还请郭沫若作陪。吃饭的中间，徐志摩说：„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谈古代思想问题，题目忘了），胡先生很赏识。‟郭沫若听到我赏识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来，抱住我，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我恭维了他一句，他就跳起来了。”

冯友兰等

1961年4月30日

晚饭后，钱思亮夫妇来，大家就在客厅里随便谈天。先生说“翁文灏的父亲是个大少爷，他本人也是个大少爷出身。后来在比利时进一个修士办的学校，又受了这些修士的训练，养成一种非常刻薄的性格，人家很难做他的下属的。据说翁文灏已经死了，李仲揆（四光）也病了。”后来谈到陈寅恪，又谈到姜立夫。“在天主教办的一个刊物上，知道冯友兰在那边认过130次的错，自己承认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带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此外，现在三反五反之后的钱端升、朱光潜、沈从文、华罗庚等人，听说过得非常的苦。”先生也谈起“思杜1958年上半年之后就没有信来过，恐怕是不免了。”

张元济与商务印书馆 1961年2月7日

“书，是要它流通出去给人看的。印书的人不能有错字。在从前的读书人想借阅一部宋版的或善本的是很困难的，自己没有财力买得起，借看也不容易。不过我这一生向人借的书从来没有人不借给我。商务印书馆，名字叫做商务，其实做了很大的贡献。像张元济先生为了影印《四部丛刊》，都是选用最好最早的版本，里面有许多宋版的书。读书人花了并不太大的钱，买有这部书，就可以看到了。这部书对中国、日本的贡献之大，也可以说对全世界都有贡献的。像《百衲本廿四史》，都是顶好的书。当时想征求一部善本的《五代史》，在报上以重价征求，始终没有出来。商务的确替国家学术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张元济当选院士之后，全国没有一个人说话。”

丁文江和傅斯年 1961年6月30日

胡颂平因事出去半小时，回来经先生的书房门口。先生看见了，好像在书房里等他似的。笑着说：“秘书先生，刚才我想请你替我拟一个应酬的贺电，你出去了。我自己拟个白话的，你看这样说法可以吗？”这个电文是：

中央银行徐总裁柏园先生鉴：明天中央银行在吾兄领导之下复业，这是自由中国的一件大事。敬祝贵行前途无限的发展。胡适。

胡颂平看了之后，当然说很好。他因今天先生突然喊他“秘书先生”，于是接着说：“先生：一般人都这样说，真正够得上当先生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可惜这两个人都已过去了。”先生问：“他们指的是哪两位？”胡颂平说：“一位是丁在君，一位是傅孟真。”先生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都可当我的老师。”

摹临及张大千等 1961年9月5日

下午，有一位客人郑君送来《大学衍义》（崇祯本）和《大学衍义补》全部二十四册，希望出售，还带来祝枝山的横幅及董其昌的册页。先生欣赏祝枝山的字，说他写得飞舞；董其昌的字，就不太喜欢，而这本册页恐怕不是真迹，更不欣赏了。又说他最讨厌赵孟頫的字。于是谈起当年在中国公学的一位会作诗的同学汤昭（保民），“他说我样样都聪明，就是写字真笨。写字的、学画的，必须先有模拟的本领；学什么人的字，就像什么人的字；学什么人的画，就像什么人的画。有这样的本领，然后熟能生巧，写出他自己的个性来。张大千学八大山人，便可以乱真。他在美国博物院里发现有一张他的画，美国博物院是花了三千美金当作八大山人的真迹收进的。后来大千向美国博物院说明这张是他的画，被卖画商人当作真迹卖了。他承愿私人出三千美金把它赎回来，不愿有不是八大山人的真迹留在美国博物院里。这件事，张大千这个人有可取的地方。”

胡颂平问：“当年汤保民说先生写字真笨，这大概先生天分特别高的缘故，不愿意摹临人家的字吗？”先生说：“不，你看我少年时候写的字多难看！”

梁启超及王国维 1961年9月20日

胡颂平问：“我昨夜看了梁任公先生的年谱长编。里面有他给先生的信，是谈„中国图书大辞典‟的事，不晓得后来有没有编成？”先生说：“他给我的信很多，有封很长的谈词的信，你没有看见吗？他的信，我都照了照片给他的家属了，我保留的是原稿。„中国图书大辞典‟，后来好像没有编成？”

胡颂平又问：“任公先生只有57岁。看他50多岁的信札，他的心境好像已经很老的样子？”先生说：“那时他很怕，他曾计划出逃。他的门生故旧多少人，他是可以不怕的。王国维的死，是看了任公的惊惶才自杀的。王国维以为任公可以逃得了；而他没有这么多的门生故旧，逃哪里去呢，所以自杀了。任公先生就因心里害怕的关系，又因身体不好，心境就不同了。” 李敖

1962年1月2日

这一期《文星杂志》的封面是用先生的照片，其中有一篇李敖的“播种者胡适”，先生看见了。胡颂平问李敖的文章怎样？先生说：“在我的年纪看起来，总感得不够……他喜欢借题发挥。他对科学会不够了解，何必谈它。你要记得，作文章切莫要借题发挥！”

第三篇：读胡适先生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偶获一本胡适先生谈治学的书籍，正在读中，颇有感慨。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已经谈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在材料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新材料及新工具的重要性。正如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用于治学，还可以用于解决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先生言其思想受两个的人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先生怎样思想，教先生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些当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凡事求证据，记得要问为什么？不被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所淹没，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先生对五四精神的赞扬和怀念，对青年学生的的教导和期望，读来让人感到惭愧，想五四时青年大学生所思所想所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无明确长远目标不说，连当前学习之事也没有做好，多为应付考试而读书，浪费了大好时间，实属不该。先生言“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即“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所以先生推荐记札记，这也是我写这篇日记的原因，以后坚持生活写日记，读书记笔记，尽量把印象变成自己的。

先生在1960年的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送了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第一味药是说，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在身边，时时向你挑战，笑你奈何不了它，这样就不会懒惰。第二味药，是要我们进入社会后要多发展一点职业以外的兴趣，“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 想自己从小到大，却没有一样这样的兴趣，或者说没有一样能坚持下来的兴趣，吉他，羽毛球，游泳，多是三分钟热情，未能坚持。勉强算上的，可能就读书了，少时书读的少，见识也浅，大学里有了图书馆，便想着多多利用，也算是读了一些书，只是少有记下读后感想，还是要像先生所言，以后无论读书还是观影，尽量把所思所想记下。其实游泳也一直在学，只是不能有规律的练习，想起才去，以致进展不大，算来学自由泳也近一年了，还是不能流畅的换气，20多米就不行了，还是多请教请教舍友。先生把第三味药叫信心汤，是要毕业生总得有点信心，“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 先生当年所描述的对现在的我们也同样适用吧，每天看着微博里的社会人间百态，多半让人悲观和失望，正因如此既最好又最坏的时代，既智慧又愚昧的年头，既希望又失望的季节，才更需要培养信心，“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代，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 先生举了福特和莱特兄弟两个例子来叫我们深信“努力不会白费”的人生观。自问，有这种信心没？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第四篇：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写过一则短文《多看鲁迅的伟大》，2500字。没曾想，这则短文竟很让一些人“费解”，公开发表文章对我那则短文进行批评和质疑的就有两位，而表示不满，只是没有公开发表文章批评的就更多了，我本人就知道一些。当然像严秀先生在《杂文月刊》上撰文对我的批评，我觉得是真的误解。我随后也在这家杂志上做了解释。这里不再说什么。我要说的是另一位作者对我的批评，你怎么看他那文章都知道作者不是误解而是反对我说要多看鲁迅的伟大。那么不去多看鲁迅的伟大，难道要我们多看鲁迅的缺点毛病吗？我真的不理解这位作者的良苦用心。不管怎么说，只要不是狂妄之辈，像苏雪林像王朔像南京那几位写小说的“新秀”，我想，即便是鲁迅的政敌也知道鲁迅的伟大之处，更不会像这位作者在别人提到鲁迅时他却是一脸地不屑。

大约是有人相信“风水轮流转”，还有人天生地对一切世事有着“逆反心理”，你说这人伟大，我偏说这人不怎么样，甚至不顾事实地去挑这人的不伟大来。在对待鲁迅这个历史人物上，这种“心理”就一直存在着。但这些天我始终在想，就中国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而言，鲁迅与胡适这两个伟大人物，真的就不能作一比较吗？到底是鲁迅更伟大些，还是胡适更伟大些，抑或鲁迅与胡适同样伟大？现在就我所知，在对待这两个人物，有人“谨慎”地说是鲁迅与胡适都伟大，还说他们两个的伟大“不可比”。但且慢，这“谨慎”之人若是“不谨慎”地说，或说是放开来说，他就要说：我觉得胡适比鲁迅更伟大。至于理由嘛，那就是鲁迅只是“批判”，而胡适是“建设”。且不说即使这样说的是事实，也不能说“批判”就一定不如“建设”，而况事实好像并非如此呢？

我想关于鲁迅文章的“建设性”，已经有很多人说了，印象中较深的就有严秀先生在鲁迅诞辰110周年那年发表在广东一家杂志上的文章《鲁迅与中国的现代化》。严秀在这篇文章中说：“由于鲁迅对旧社会，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中的残忍和极不合理的部分认识得远比别人深刻，所以他终其一生都是以致力于抨击这些坏东西为多。”[1]（1991年第1期《随笔》杂志第19页）又说，“鲁迅一生的劳作确实是用在扫除旧制度、旧传统、旧文化、旧道德、旧风习的反动、野蛮、腐朽、愚昧的艰巨斗争上。但是，这一重要工程正是建设新社会、新道德、新风尚，新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绝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他一个人终生都在为我们打扫战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同上）并认为“鲁迅生前对推动我们民族前进固然有很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更伟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价值则是在他的身后，在今后中华民族长远的历史进程中……”[3]（同上，第15页）

其实并非鲁迅如此，胡适亦如此。这一点，我们在读胡适的著作时是能感受得到的，并且觉得严秀先生上面说的话与胡适大半个世纪前所言简直就是一个“腔调”。

不说别的，你只要翻翻199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7巻本《胡适文集》，就能感觉到胡适对中国的旧传统旧道德旧文化的批判是何等地猛烈，并且不仅自己批判，还特别赞扬那些对腐朽、野蛮、非人性的传统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人，如当时的吴又陵、陈独秀等，甚至还十分欣赏在这方面进行批判的外国人，如挪威的易卜生等。你只要读读他的《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吴虞之录〉序》、《易卜生主义》、《答室伏高信》、《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东西文化之比较》、《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致陶希圣》等文章和书信，就知道胡适先生对我们的“传统”是在怎样地进行批判，甚至有些批判的语调简直就如鲁迅。例如他在《易卜生主义》里说：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赃官污吏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病，我们偏说一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胡适在批判中国传统的道德时也是一针见血，他说：“据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正如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很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5]（同上，第22页）

在答当时《日本评论》杂志社的室伏高信的信中，胡适先生为日本人能谅解胡适们“偶像破坏”的立场感到是“最可喜的一件事，因为我常觉得贵国现时的学人往往不懂得我们为什么要做这种排斥古文化的努力”。并向这位日本人表明：“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少数先知先觉的思想家，如果他们看清了‘去腐’和‘革新’的必要，应该站到屋顶上去大声疾呼，不必顾虑破坏之太多，更不必顾虑祖宗遗产有毁灭的危险。‘真金不怕火’，这是我们祖宗的一句名言。真有价值的东西是毁不掉的。”[6]（见《胡适文集?3》第548第549页）

最巧的是，胡适先生似乎是先知，早在上个世纪初就像是知道今天有人要谈论“破坏”“批判”“建设”之类的话题，他在上面说的《易卜生主义》这篇文章中就认为“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实完全是建设的。”并紧接着打了一个比喻：“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坏的手续吗？”他又在文章中引用易卜生的话：“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7]（见《胡适文集?2》第28第32页）

在《〈吴虞文录〉序》中，胡适高度赞扬吴又陵先生是一个“四川省双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是一个打扫旧礼教的“清道夫”：“深深挑着一担辛辛苦苦挑来的水，一勺一勺的洒向那孔尘迷漫的大街上。他洒他的水，不但拿不着工钱，还时时被那无数吃惯孔尘的老头子们跳着脚痛骂，怪他不识货，怪他不认得这种孔渣孔滓的美味，怪他挑着水拿着勺子在大路上妨碍行人！他们常常用石头掷他，他们哭求那些吃孔尘羹饭的大人老爷们，禁止他挑水，禁止他清道。但他毫不在意，他仍旧做他清道的事。有时候，他洒的疲乏了，失望了，忽然远远的觑见那望不尽头的大路的那一头，好像也有几个人在那里洒水清道，他的心里又高兴起来了，他的精神又鼓舞起来了。于是他们仍旧挑了水来，一勺一勺的洒向那旋洒旋干的长街上去。”[8]（见《胡适文集?2》第72—73页）

胡适在批判的大胆上绝不逊于鲁迅，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指出：“人们常说东方文明是精神的文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文明，或唯物的文明。这是有夸大狂的妄人捏造出来的谣言，用来遮掩我们的羞脸的。其实一切文明都有物质和精神的两部分：材料都是物质的，而动用材料的心思才智都是精神的。木头是物质；而刳木为舟，构木为屋，都靠人的智力，那便是精神的部分。器物越完备复杂，精神的因子越多。一只蒸汽锅炉，一辆摩托车，一部有声电影机器，其中所含的精神因子比我们老祖宗的瓦罐，大车，毛笔多的多了。我们不能坐在舢板船上自夸精神文明，而嘲笑五万吨大汽船是物质文明。”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希望国人有更深刻的反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9]（同上，第170页第171页）

我们从他的《信心与反省》中可以看到胡适更猛烈的批判：“……我们所有的，欧洲也都有；我们所没有的，人家所独有的，人家都比我们强。试举一个例子：欧洲有三个一千年的大学，有许多个五百年以上的大学，至今继续存在，继续发展：我们有没有？至于我们所独有的宝贝，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虽然‘丰富’，虽然‘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究竟都是使我们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即如寿生先生指出的‘那更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说起来也真正可怜！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为，只见大家崇信‘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吃人礼教：请问那万丈光辉究竟照耀到那里去了？”“我们要指出：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罪孽的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要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灭罪。寿生先生引了一句‘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悲叹词句，他也许不知道这句伤心的话是我十三四年前在中央公园后面柏树下对孙伏园先生说的，第二天被他记在《晨报》上，就流传至今。”又说：“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接着历数我们的耻辱，这里只摘录一二：“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四十年的大学，甚至于没有一个真正完备的大学，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能养三百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计划任何区域的国民义务教育，这是最大的耻辱。”而“反省的结果应该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蜡枪头”。[10]（《胡适文集?3》第490、491、492页）

当胡适发表了《信心与反省》之后，遭到了一些守旧者的批评，于是胡适又写下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进行反驳，没有作丝毫妥协。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里针对自己“很不合时宜”的论调“引起严厉的抗议”说道：“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于是他在这后两篇里又继续大放有些守旧者不爱听的“厥词”。他在《再论信心与反省》里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了。”又“十分诚挚的对全国人说：我们今日还要反省，还要闭门思过，还要认清祖宗和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他在《三论信心与反省》里说：“……诗人颂为香钩，文人尊为金莲的小脚。我们走遍世界，研究过初民社会，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或野蛮的民族把他们的女人的脚裹小到三四寸，裹到骨节断折残废，而一千年公认为‘美’的！也没有看见过一个文明的民族的智识阶级有话不肯老实的说，必须凑成对子，做成骈文律诗律赋八股，历一千几百年之久，公认为‘美’的！”他针对有些人并不实事求是地在那夸大我们的优处长处，认为中国所谓的优处长处不过三点，这就是：“最简易的文法，平民化的社会构造，薄弱的宗教心。此外，我想了二十年，实在想不出别的优长之点了。”其实就是对那三点所谓的“优长之点”，胡适也认为“然而这三项都夹杂着不少的有害的成分，都不是纯粹的长处。文法是最合理的简易的，可是文字的形体太繁难，太不合理了。社会组织是平民化了，同时也因为没有中坚的主力，所以缺乏领袖，又不容易组织，弄成一个一盘散沙的国家；又因为社会没有重心，所以一切风气都起于最下层而不出于最优秀的分子，所以小脚起于舞女，鸦片起于游民，一切赌博皆出于民间，小说戏曲也皆起于街头弹唱的小民。至于宗教，因为古代的宗教太简单了，所以中间全国投降了印度宗教，造成了一个长期的黑暗迷信的时代，至今还留下了不少的非人生活的遗痕。”[11]（此段所引同上第493、496、498、499、501、502、503、504页）

胡适在他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论”中不仅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常夸的什么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并且给我们说得“一无是处”。可你读了这几篇文章，再了解胡适的人品，再纵观他的一生，可知他与鲁迅一样是最爱国的。他在1935年6月12日夜《致陶希圣》的信中就说：“民族抬头，我岂不想？”而“我们今日所以不能抬头，当然是因为祖宗罪孽深重。我深信救国之法在于深自谴责，深自愧耻。自责的结果，也许有一个深自振聋发聩而湔除旧污，创造新国的日子。”他还向写信的对方表白：“请你注意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只不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者而已。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12]（《胡适文集?7》第132、133页）

一些人总是攻击鲁迅反传统，不该看不起中国文化。殊不知，在这一点上，胡适先生比鲁迅毫不逊色，甚而有过之。他在《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的要结尾处说：“我所以要整理国故，只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13]（《胡适文集?3》第434页）胡适曾在写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后期的《东西文化之比较》中说：“科学之最精神的处所，是抱定怀疑的态度；对于一切事物，都敢于怀疑，凡无真凭确据的，都不相信。这种态度虽然是消极的。然而有很大的功劳，因为这态度可以使我们不为迷信与威权的奴隶。怀疑的态度是建设的，创造的，是寻求真理的惟一途径。怀疑的目的，是要胜过疑惑，而建立一个新的信仰。”[14]（《胡适文集?3》第445页）连“怀疑的态度”尚是“建设”的，而况“批判”乎？在同一篇中胡适还嘲笑了我们的宗教信仰，并说：“‘……用一种假的信仰，去欺哄一个贫困的叫化子，使她愿意在困苦的生活中生存或死亡，这叫做道德文明精神文明吗？如果她生在另一种文化里，会到这种困苦的地步吗？’”[15]（同上，第439页）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更是对先进的文化下了“定义”，我恐怕那些特别是近年来心血来潮又是一厢情愿地在那鼓吹宣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认定新的世纪就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就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人（不管他是学者还是教授之类）看了之后要“皱眉”的。胡适说：“如果某种文化能够利用智力，征服自然，脱离迷信蒙昧，改进一切社会制度，以为人类最多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精神文明。这种文化将来还要继续增长进步，不过它的进步，不会转向东方精神文明的途径，而是照着它已往所走的途径，继续进行。”[16]（同上，第448页）

不厌其烦地摘录胡适这么多文字，简直就成了“胡适语录汇编”（这也是我之所以在这则拙文的题目下面又拟了那样一个副标题的缘故）。可这有一个好处，就是给那有些既不读鲁迅也不读胡适，或说只读胡适的“建设”而不读胡适的“批判”的人看看，胡适到底是“建设”还是“批判”，抑或像鲁迅一样有建设有批判，或可说他们的“批判”都正是为了“建设”。按说，批判里原本就包涵有建设，这已经是很小儿科了，然而我发现在一些人那里，把这小儿科弄得像“煞有介事”似的，仿佛三人成虎，有几个人在那说鲁迅只是批判，鲁迅就只是批判了；说胡适是建设，胡适就是建设了。我想，别的不说，当这些人读了我上面摘录的这几千言，便知他言大谬。如果要说胡适的这些批判正是建设的话，那么鲁迅的那些批判自然也就是建设了。而若说胡适希望建立一个“好政府”是“建设”的话，这又恰恰是胡适当年的糊涂。换句话说，胡适的这种“建设”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而最终证明这种理想是一厢情愿，在中国的当时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如果你说这是胡适善良的操守是胡适的人格魅力，我是赞成的。他在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说自己：“生平自称为‘多神信徒’，我的神龛里，有三位大神，一位是孔仲尼，取其‘知其不可而为之’……”[17]（《胡适文集?7》第144－145页）这里且不去说胡适那么卖力地批孔而在这里又尊孔的矛盾之处，只说由此可知，胡适明知在当时没有建成“好政府”的可能，也还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并且时至今日，可“盖棺定论”，说这几字是胡适一生的写照（还可令人想到他之所以是那样地推崇鹦鹉用翅蘸水救火之举），也并不为过。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虽令人感动，但实在是与空想相差无几，故让鲁迅很不以为然。

另外，关于胡适对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也确实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在这一点上，公认他是逊于鲁迅的，甚至在严秀先生看来，他连孙中山也不如：

“在中国近代史上，在马克思主义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全心全意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家，前后有两个最伟大的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孙中山要学西方，但他决不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他对西方的社会弊病批判揭露得很深，孙中山已经基本上是一个‘拿来主义’者了，而不是一个照搬西方的人。不过孙中山的国粹思想似乎稍微多一点，他对中国封建伦理道德批判得少一点，对封建势力的严重危害性似乎认识得也很不足，他的‘五权宪法’理论既表现了他不照搬西方的思想，也表现了他对封建中国上层建筑和统治法术的认识似乎有欠深刻，他过多的估计了它们的‘好’的方面，而形成为一种很难实现而又比较肤浅的东西。另有一个胡适，也是毕生在为中国的现代化奋斗的，但他恐怕基本上是一个‘全盘西化’派，他对封建主义有严重妥协的一面，而且根本问题是不信任人民群众，因此他的学问虽然比孙中山好，但他的思想则比孙中山浅薄得多，庸俗得多，落后得多，所以，在为中国现代化奋斗的历史地位上，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太重要的人，虽然我们也决不应当否认胡适的重大历史功绩。只有鲁迅才是一个最彻底、最伟大，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而奋斗终生、至死不懈、从未妥协过的巨人，一个真正的中华各族人民的普罗米修斯。”[18]（见严秀的《鲁迅与中国的现代化》，1991年第1期《随笔》杂志第15页）

当然，依我读胡适之后的看法，虽大体赞成严秀先生在上面这段话中对胡适的评价，但也不能不指出我与严秀先生略有不同的认识。这就是，严秀先生没有注意到，胡适之所以在表面上让人看来他是要“全盘西化”，当时也还说过一句“我是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的”[19]（见《胡适文集?7》第355页），原因是他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很大。对此，胡适说：“文化自有一种惰性，全盘西化的结果自然会有一种折衷的倾向”（同上），而这个意思，我在上面已经引用过的他给那位日本人的信中就已经提到：“我和我的朋友的立场是这样的：凡文化都有他的隋性，都会自己保守自己的。”也就是说，即使你想全盘西化也“全盘”不了。他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我的愚见是这样的：中国的旧文化的惰性实在大得可怕，我们正可以不必替‘中国本位’担忧。我们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动的结晶品，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可疑的。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20]（《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胡适文集?3》第528－529页）胡适还在那《答室伏高信》的信中说：“我个人决不愁东方遗产与东方文明的失坠。我所焦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刚开始同世界人类的最新文化接触，就害怕他的诱惑，就赶快退缩回到抱残守阙或自夸自大的老路上去。更可虑的是我们东方民族也许在那‘拥护东方的遗产’的大旗下做出一种自相残害的丑戏来，贻笑于全世界”[21]（同上，第549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所说的“全盘西化”，并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全盘照搬西方。关于这一点，他在1935年7月9日《答陈序经先生》的信中说得明明白白：“我当日提议用‘充分世界化’来替代‘全盘西化’，正是因为‘充分’，‘尽量’等字稍有伸缩力，而‘全盘’一字（原文如此，下同——引者注）太呆板了，反容易引起无谓的纷争。如今陈序经先生说：‘在所谓百分之九十九或九十五的情形之下，还可以叫做全盘’。那就是说他也承认‘全盘’一字可作活用，也可以稍有伸缩余地了。但我的愚见以为‘全盘’是个硬性字，还是让它保存本来的硬性为妙；如要把它弹性化，不如改用‘充分’，‘全力’等字。”[22]（同上，第546页）并在此大半个月之前的6月22日写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发表于1935年6月30日天津《大公报》）这篇文章中谈了他所说的“全盘西化”的由来：“那一年（一九二九年）《中国基督教年鉴》（Christian year－book）请我做一篇文章，我的题目是《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我指出中国人对于这个问题，曾有三派的主张：一是抵抗西洋文化，二是选择折衷，三是充分西化。我说，抗拒西化在今日已成过去，没有人主张了。但所谓‘选择折衷’的议论，看去非常有理，其实骨子里只是一种变相的保守论。所以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23]（同上，第542页）又说“其实陈序经先生的原意并不是这样，至少我可以说我自己的原意并不是这样。我赞成‘全盘西化’，原意只是因为这个口号最近于我十几年来‘充分’世界化的主张；我一时忘了潘光旦先生在几年前指出我用字的疏忽，所以我不曾特别声明‘全盘’的意义不过是‘充分’而已，不应该拘泥作百分之百的数量的解释。”[24]（同上，543页）紧接着还说：“所以我现在很诚恳的向各位文化讨论者提议：为免除许多无谓的文字上或名词上的争论起见，与其说‘全盘西化’，不如说‘充分世界化’。‘充分’在数量上即是‘尽量’的意思，在精神上即是‘用全力’的意思。”[25]（同上）在这篇文章的要结尾处，胡适还指出了任谁想“全盘西化”也很难的“不可能”：“我们不能不承认，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文化只是人民生活的方式，处处都不能不受人民的经济状况和历史习惯的限制，这就是我从前说过的文化惰性。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的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26]（同上，张544一545页）也正因有我摘录的上面这样一些话，我认为对胡适提倡要“全盘西化”应该有个客观的评价，不应一味且又不解其意地批判他的这种思想。

其实说到底，我现在明白了，有些人说胡适是建设，鲁迅只是批判，一是不读鲁迅不读胡适，二是源于自己的某种逆反心理，这正如我在前不久的一则短文《故意唱反调》的结尾说的几句话：

至于在评价鲁迅、胡适等历史人物上，有些人其实也还是故意唱反调的心理在作怪。胡适是很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的思想他的人格都是值得赞美的。在大陆这多年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胡适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我们现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胡适以公正，都是情理之中的事。事实上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胡适先生的著作在大陆也是大量地出版，文集、全集出了很多种，并不像有人在那想当然地说什么“现在替胡适说话的文章还是发不出来”。这且不说。我奇怪的是有些人，一说到让胡适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历史地位，似乎就要贬低鲁迅，就要说鲁迅这不好那不好。在有些人看来好像是不把鲁迅打倒，胡适就难以得到公正，就不能获得他应该得到的的历史地位似的。这真让人糊涂起来。胡适的历史地位是历史造成的，胡适的伟大也自有历史记载着。我们只要还原历史，就可得到一个真实的胡适，而不必煞费苦心地故意去唱反调。在这个事情上并不是什么“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更不是什么不是鲁迅压倒胡适，就是胡适压倒鲁迅。至于有人总想证明胡适与鲁迅同样伟大甚至胡适比鲁迅更伟大，其实也还是一种有意唱反调的心理使然（连“一厢情愿”都算不上）。我想就像现在有些人那样故意唱反调地来贬低鲁迅，别说不符合历史真实，就是胡适在世，以他那种“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胡适文集?7》第188页）的求实精神，也会是坚决反对的。如此说来，我们有些人的“反调”不是唱得没来由吗？

附言：

在电脑上敲于近一年前的这则文字没有哪个地方愿意发表它，大概觉得我不过是个“文抄公”吧。好来这则文字有个副题，说明我就是在摘抄胡适的著作，并非自己在这儿要发表什么高论。近万字的摘抄都不过是想证明胡适并不如有人在那儿甚至要蹦着跳着说的他只是“建设”，而鲁迅却是“批判”，不，是“破坏”——谁都知道，批判与破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批判绝不等同于破坏。我们可以说“批判地吸收”、“批判地继承”，但绝不可以说“破坏地吸收”、“破坏地继承”，这就是有些人之所以连鲁迅的“批判”也不想承认而只说他是“破坏”的用心所在。然而鲁迅又偏偏有一篇《拿来主义》，其中真的不仅有批判还有破坏，可好像他文章的主旨却是“拿来”却是建设。其实，鲁迅一生又何不想“建设”呢？然而在当时的社会，在一片尚是瓦砾的废墟上，不清除掉垃圾，又何以谈得上建设？而况，就我所读鲁迅所得的一点感受，在鲁迅的心中，即便是建设，也决不是有些人说的那种建设，而要像鲁迅心中那样的建设，当时的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答应的，也更不会让鲁迅这样的人参加那样的建设。更何况，鲁迅是何等的眼光，不清除掉瓦砾，不将废墟打扫干净，是不能建设也是建设不好的。并且他已经意识到：“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又说：“瓦砾场上还不足悲，在瓦砾场上修补老例是可悲的。我们要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里有理想的光。”（同上）这些也还是不说吧。现在可好，我把胡适先生的“批判”抄到这里，就是除了想说胡适的骨子里其实也有“批判”的“骨髓”之外，同时提醒有些人，如果把鲁迅的批判非要看作是破坏的话，那么，你也就不能不承认，胡适也常常是在“破坏”，或者说也有不少“破坏”——说到这里，连我自己都有些想发笑了……

第五篇：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3071字）

最近在看蒋经国的传记，想起了蒋家偏安台湾后，胡适每次回台湾蒋经国必去机场迎接，名曰“代表父亲欢迎你”。于是就想写些关于胡适的东西。

胡适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建国前，在学术上，我对胡适是及其崇拜的，胡适及其时代的人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和他们的教育水，胡适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当然胡适先生还是国民党政府有头，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最近在看蒋经国的传记，想起了蒋家偏安台湾后，胡适每次回台湾蒋经国必去机场迎接，名曰“代表父亲欢迎你”。于是就想写些关于胡适的东西。

胡适无疑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建国前他应该是中国学术界当之无愧的领袖之一。但胡适究竟是学术明星呢，还是政治明星呢？我想胡先生肯定坚持他是前者，而且是不承认后者。其实我很想知道美国人是怎么想的，胡适在美国留学工作多年，对美国应该是有很亲近的感情，属于我们所说的“亲美派”。但我想如果他被美国普通人熟知的话，应该是在八年抗战期间作为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影响力吧。那么，在美国普通人眼里应该是政治人物吧。我所读的胡适传总的来说，就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中立的。但是我还是有点疑问，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有没有遭受到钱学森等人遭受到的那样的白眼呢？作者没有说。别处也没找到。但我不认为胡适有什么不同于当时其他的在美中国人，那么胡适后来及其推崇美国的做法就让我有点费解了，人性使然吗？言归正传，对胡适一生的总结，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学术和政治了。

在学术上，我对胡适是及其崇拜的。胡适回国后曾担任北大的教授，有人说胡适每开一门课，其上课的讲义就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这一点我是很相信的，这从他的治学态度上是可以看出来的。胡适当时在中国学术界的朋友，笔友，随便拿出一个到现在应该都是“国宝级”的人物吧。那时候，貌似又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有时候我在想，物以类聚，难道天才也是一样的吗？先秦的百家，唐代的诗人，宋代的词人，明代的小说家哲学家，近现代的学者，随便那个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但凑巧的是都生在一个时代。我想这不是巧合吧。这需要历史条件，也需要政治文化氛围的。现在中国，我想再过一百年也出不了这样的时代的。胡适这样的学术天才依然在大陆被很少人知道就是佐证。钱学森去世前发问“为什么中国培养不出一流的人才？”。我想钱老心里应该有答案吧。想想那个时候，蔡元培，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等等，在北大任教时，即使生活再拮据，也是认真做学术研究，认真教授学生的。现在呢，教授们都在干什么呢？我想起可笑的一件事，我在上西

方经济学课程时，老师讲解中国每年由于偷税漏税而损失大量的税收，举了一个例子。说是中国法律规定，年薪12万以上的实行个人所得税自动申报制。而现在不说别的，就大学的教授，除了正常的工资，所赚的外快超过12万很多很多，但是有几个傻了去申报啊。（老师的原话）。真是可笑。不是现在的学生不尊重老师了，而是老师自己在透支自己本来就不多的可尊重的东西。这样的教授能拿到诺贝尔奖，鬼才相信。拿到福布斯奖，我看到有可能的。

胡适及其时代的人能取得那样的成就，和他们的教育水平和教育条件是分不开的。我前面所说的，胡适随便一个讲义都是一个重要的学术著作，那下面听课的人呢。在接受大师教导的学生，能不优秀吗？至少比现在只教怎么赚钱，怎么考试的优秀吧。人家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而我们是恶性循环，会点算数的代数加减一下，就知道差距了。我在看邹韬奋的日记时，看到邹韬奋的一点小愤慨时我笑了。他在教授学生英语的时候抱怨说“现在很多老师，只知道照着课本逐字逐句的翻译，这种几十年前的教育方式怎么能教好学生”。哈哈。他说这就话可是差不多一百年前的事了吧，可我们现在用的还是他所说的几十年前的教育方式在教。真他妈讽刺。中央刚刚承诺说，到2012年，教育经费投入将达到GDP的4%。我希望这些钱不只是让那些老师，学校多捞了些钱，而是真真正正的用到了学生和提高中国教学质量上来。

胡适一生坚持做无党派人士。就是在国民党逃到台湾后，有人请胡适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组织一个强大的反对党，来建立一个更民主的“国家”时，胡适也是说，我年轻是无心政治，也没有组织政党，现在更不会了。不知胡适先生是不想，还是“蒋总统”不同意。胡适虽然口口声声说着什么不热衷政治，可他的一生始终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胡适在学术上绝对是走在时代的最前沿的，他的《文学改良刍议》绝对是里程碑的著作，即使在大陆被封杀，他的这部书依然在历史课本上有一席之地。可是他在国家政治的认识上，我怎么总感觉他是，不能说是后知后觉了，因为他到死都是不觉的。他在美国多年，推崇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可是当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时候，他也没说什么啊。在他的意识里，国民党政府是正统的政府，那么政府说谁是贼，谁就是贼了。胡适认为，组织政党，你当然可以了。但是你不能有武装。可是你这有武装的政党实在是让人指望不上啊。我们和你合作，你却残酷的镇压。日本打进来了，你却“壤内必先安外”。胡适在政治上很有攀附蒋介石的嫌疑。蒋介石让你闭嘴，你就会“为了缓和压力”闭嘴。但当你的好朋友陈独秀被抓时，老蒋也没给你面子，放了他啊。最多就是让你探望探望。在政治上，我认为蒋介石比胡适强不知多少倍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从民族大义出发，发动了西安事变。而我们胡适先生这时的民族精神来了，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你张学良居然发动兵变，如果蒋委员长有什么闪失，你就是民

族的罪人。当然，国民党高兴了，胡适是名人，是有影响力的人。他们不会错过这个好几会，于是他这篇文章就被国民党飞机空撒在西安上空。可是胡适先生，你过得是很舒服，但难道你没看到东北三省的人们是怎么在水生火热中挣扎的吗？而且张学良的要求很简单，只是每个正常中国人都应该有的想法------打日本人，打侵略者。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当然胡适先生还是国民党政府有头有脸的人物，但在大陆已被毛泽东定位蒋介石的头号帮凶。所以他肯定跟拥护蒋介石了。当然可能这只是他的政治策略，但就这在思想上，他已经和历史上那些大师相差甚远了。中国建国后，他曾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用我的道义支持“蒋总统”。我不知道他所说的道义是什么。胡适也应该算是历史学家了吧。他就没有用历史的眼光分析分析为什么日本刚投降时，共产党的人数不如国民党，武器不如国民党，威望不如国民党，可就在短短的三四年间打败了他。最近我在看中国的南北朝历史，那是一段朝代更迭频繁的历史，但是有一点相似，就是更善待人民的朝代，生存时间更长。而国民党就败在了这一点。当然，我所知道的共产党更爱民，都是从共产党人编的书中看到的。可能有一些虚假成分。但是历史反证了，共产党肯定比国民党表现得好。日本投降后，执政党应该是国民党，可战后，国民党不是积极建设国家，而是不顾国人反对发动内战，这在开头他已经输给了共产党。得人民者得天下！这是铁的定律。这在今天也是一样的。人民是国家的主体，在中国这个人民有时可狭义的指农民。人们常说，民福国安。可中国现在是国富民穷，这样是很难安定的。现在的中国不仅，经济总量在一个一个国家的赶超，贫富差距也是在一个一个国家的赶超。当富二代在开着名车撞死一个又一个人的时候，农民工也是在由于经济的压力一个又一个的跳楼。我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十分的爱国，可是当农民为没钱治病而绝望时，当大学生工作后，每月看着自己连一平方房子也买不到的工资时，我想他们很难在脑子中想到爱国两字。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的努力，但我们也希望政府努力的步伐能不能再大些。每年借给美国让美国人享受高额福利的钱能不能抽一部分给自己的国人也享受一下，每年用纳税人的钱公款消费的钱能不能挪用一点让贫穷的纳税人生存一下。让胡适梦想的自由民主，能够真正在中国实现。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1956字)孔子说：“修己，先生在文“青年人的苦闷”中提到：，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这两天利用中午和晚上睡前的一点时间，把亚马逊上面的一本小书《介绍我自己的思想》看完了，豆瓣里也收录了这本严格意义上来说算不上书的选集，里面主要是胡适先生给自己或他人书籍所作的序，还有一些札记赠言等。文“介绍我自己的思想”本是先生给书籍《胡适文选》作的自序，主要说明了先生所选文章的原因：为“少年朋友”选辑二十二篇文章大致介绍先生自己的思想。先生言其思想受两个的人的影响最大：赫胥黎和杜威。前者教先生怎样怀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后者教先生怎样思想，教先生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是我们这些当代青年应该学习的，凡事求证据，记得要问为什么？不被网络上纷繁复杂的信息所淹没，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先生对五四精神的赞扬和怀念，对青年学生的的教导和期望，读来让人感到惭愧，想五四时青年大学生所思所想所为，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再反思自己的大学生活，无明确长远目标不说，连当前学习之事也没有做好，多为应付考试而读书，浪费了大好时间，实属不该。

先生言“Expression is the most effective means of appropriating impressions”，即“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是记录或表现成文章。” 所以先生推荐记札记，这也是我写这篇日记的原因，以后坚持生活写日记，读书记笔记，尽量把印象变成自己的。先生在1960年的毕业典礼上给毕业生送了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问题丹，兴趣散和信心汤。第一味药是说，离开学校，总得带一两个麻烦而有趣的问题在身边，时时向你挑战，笑你奈何不了它，这样就不会懒惰。第二味药，是要我们进入社会后要多发展一点职业以外的兴趣，“这种非职业的玩意儿，可以使他的生活更有趣，更快乐，更有意思” 想自己从小到大，却没有一样这样的兴趣，或者说没有一样能坚持下来的兴趣，吉他，羽毛球，游泳，多是三分钟热情，未能坚持。勉强算上的，可能就读书了，少时书读的少，见识也浅，大学里有了图书馆，便想着多多利用，也算是读了一些书，只是少有记下读后感想，还是要像先生所言，以后无论读书还是观影，尽量把所思所想记下。其实游泳也一直在学，只是不能有规律的练习，想起才去，以致进展不大，算来学自由泳也近一年了，还是不能流畅的换气，20多米就不行了，还是多请教请教舍友。先生把第三味药叫信心汤，是要毕业生总得有点信心，“我们生存在这个年头，看见的，听见的，往往都是可以叫我们悲观，失望的----有时候竟可叫我们伤心，叫我们发疯。” 先生当年所描述的对现在的我们也同样适用吧，每天看着微博里的社会人间百态，多半让人悲观和失望，正因如此既最好又最坏的时代，既智慧又愚昧的年头，既希望又失望的季节，才更需要培养信心，“这个时代，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代，没有信心，我们真要发狂自杀了。” 先生举了福特和莱特兄弟两个例子

来叫我们深信“努力不会白费”的人生观。自问，有这种信心没？

先生在文 “大宇宙中谈博爱” 中提到： 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把自己弄好。我们应当先把自己弄好，然后帮助别人，独善其身然后能兼善天下。同学们，现在我们读书的时候，不要空谈高唱博 爱，但应先努力学习，充实自己，到我们有充分能力的时候才谈博爱，仍不算迟。

先生在文 “青年人的苦闷” 中提到：悲观是不能救国的，呐喊是不能救国的，口号标语是不能救国的，责人而自己不努力是不能救国的。我在二十多年前最爱引易卜生对他的青年朋友说的一句话：“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我现

在还要把这句话赠送给一切悲观苦闷的青年朋友。社会国家需要你们作最大的努力，所以你们必须先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方才有资格为社会国家努力。自问，有没有充实自己？把自己弄好？把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有用的东西？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最后摘抄孙中山先生评论 “五四运动” 的话：

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推原其故，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从事提倡，遂至舆论放大异彩，**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与海外同志书》）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1191字)最近读完了胡适先生的《四十自述》。为了养成写读书笔记的好习惯，我便写写自己的读后感悟，学习他的杜绝“苟且”，从我做起。通读全篇，这本书是胡适先生记录的自己40多年来生命中比较重要的时间、空间等碎片记忆，从零散的记忆里我们可以感触到胡适先生当年的风采，这里有几点小感悟：

一、胡适先生的文字。尽情感受中国文言文的魅力，他的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你都不觉得多余，与当前时代背景下繁冗的文字游戏大相径庭，可以说他的文字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特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中国语言艺术的上品。我虽然不太懂得如何从专业角度去分析，但字里行间的感觉是当地文字所无可比拟的。感觉是文字无法形容的，还需要大家细细的去品味。

二、胡适先生的胆魄。先生真可谓中国白话文字的先驱，本书有一大部分是在记述胡适对中国文学革命所做的贡献，这里倾注了胡适先生一生的心血，他用一己之力影响人，改变人，我甚是敬佩，当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像他老人家这样，敢讲真话，敢动真格，敢直抒胸臆的

人才，我斗胆命名为胆魄，胡先生的胆魄全中国人应为之敬也。

三、胡适先生的思想。胡老的思想是最难得的，本书的最后附录一部分都在写胡适的思想，读的酣畅淋漓。这里我佩服的一方面是胡适看问题的角度，直击要害，从不拐弯抹角，找的准，说的狠。比如在《旬报》第三十六期上发表一篇《苟且》，痛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思想的毛病，说“苟且”二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把几千年的名族

精神都瘟死了。别说当时，就在当下，“苟且”的瘟疫依然再继续，吾国吾民何时能够被唤醒？吾心之痛堪比亡国。再比如，他形容中国文学的病症，吾国文学大病有三：一曰无病呻吟，二曰摹仿古人，三曰言之无物。倾所作词，专攻此三弊，岂徒责人，亦以自誓耳。句句如针扎，针针戳痛处。最后我想展示胡适思想的精髓，我认为的就是“透“，一个”透“字蕴含了多少哲理，我们暂且不论，看看胡适先生怎样评价”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种种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功夫。然后根据一生的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功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思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应该可以有什么样的效果，更推想这种效果能否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设（最满意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

不言自明，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而且适合重复阅读，尤其是附录《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章是本书的精华所在，我认为很有比较重复阅读，并拜读胡适先生所列出的文章，例如《问题和主义》、《新思潮的意义》等等。

从我个人性格角度，更应该学习并学会运用他在看问题的角度，直击要害，从不拐弯抹角，找的准，说的狠，弥补自己在某一些处事方面的不足，让自己更快的成长起来。

《胡适散文选集》读后感

(772字)

大家对胡适此人一定比较熟悉，他1891年12月17日生于安徽绩溪，卒于1962年2月24日，是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其中，适与适之之名与字，乃取自当时盛行的达尔文学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典故。他是一位敢于挑战权威言论的文学家，他对孔子和儒家思想等各种言论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和理解，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中标新立异人物的许多特别之处，不管是写作手法，还是事件人物选材上都与众不同，他用那朴实无华、简单真实的语言文字，真正诠释了平等、民主、自由的共和理念，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白话诗集，且提出写文章“不作无病之呻吟”、“须言之有物”等新主张，为新文学形式作出了初步设想，开出了一条新的道路。

书中我最喜欢的文章是《差不多先生传》，作者用极其新颖、幽默的语言，从侧面真实讽刺了当时中国的阴暗面，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叫差不多的人的故事，“差不多”认为“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他在学堂时认为山西同陕西；在钱铺认为千字差不多就是十字；就是在临死前依旧认为活人同死人差不多，不必太认真??这个故事着实令人吃惊，但这确实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人们的思想，作者胡适只是用特别的语言真实有力的抨击讽刺了这些，他的言论当时遭到许多人的回击，但他却从未停止过对中国社会思想的改变，虽然这种改变只是微不足道，但其实大大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他着实是一位令人敬佩的作家。

对胡适和他的文章有了一定了解后，我对写作文的方法又有了新的理解，写文章时首先要注重的就是真实，一定要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这样的文章才有意义，接着还要做到新颖，这样才能让读者有阅读兴趣，能够去看自己的文章，还要有自己的思想，不能总是去模仿别人，当文章真正做到这几点是，我们也一样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令人敬佩的作家。

读胡适先生的文章有感

（654字）

偶获一本胡适先生谈治学的书籍，正在读中，颇有感慨。民国时期，胡适先生已经谈到“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 法。在材料与方法一文中，提到新材料及新工具的重要性。正如先生所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个方法不仅仅可以用于治学，还可 以用于解决工作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然而，为何如我，也算接受过中国的一流教育，九十年代初接受 了一流大学本科的教育，后又读过一流大学的研究生，但，在处理事情时，却往往是提出假设，然后直接把假设当作结论呢？而在我周围，像我这样的人很多。这种现象可能是有以下原因所造成：首先，原因

可能还是在自己。虽好读书，但多喜欢读轻松的书。日常生活中，不爱思考，虽喜欢提出问题，但不爱深究答案。其次，尚无法确定目前的教育体系如何，但九十年代我所受 到的教育好像没有足够的培养学生思考能力的训练。

教学课程往往还是以记忆类为多，思考训练类为少。这可能是教育界人士能力问题。民国时期有不少学贯中西的大家，可惜这些大家或去了台湾，或留下来但无法再发挥应有的作用。经过右派、牛棚这些事情，留存下来的教育界人士或人云亦云，或有能力但不再发挥。当然，也可能是政治 上的原因，或许并不希望高校培养出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学生，因而在教材的设计上思考训练类的课程较少。

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导致做事情的结果有很大差异。公司中有一同事，很优秀，从小在美国受教育，虽然很年轻，但是适应环境 能力很强，情商也很高，面对困境能够挣扎出一个新的局面。这位同 事所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的能力及应对挫折的能力又岂能与他从小 所受的训练没有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