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8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
8个关于“中国梦”的故事
袁隆平—易中天
易中天：您解决了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您自己挨过饿吗? 袁隆平：挨过。1960年前后，全国由于自然灾害和一些人为的因素，造成了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处于半饥饿状态，我本人也尝到了没有吃饱的苦头。
易中天：那时好像有一个科学发明叫双蒸饭。
袁隆平：对，双蒸饭就是蒸两次，就像发酵的馒头一样，很大。但是食物就那么多，吃下去就消化掉了，更饿一些。
易中天：我们知道吃饭是全人类的头等大事，民以食为天，但是怎么种粮食的人老被人瞧不起?我记得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一个省有两个学院，一个叫农学院，一个叫林学院，后来并校变成农林大学。结果这个学校的人就很有意见，你叫我们农林大学，眼睛不好的一看就成农村大学，耳朵不好的听成农民大学，好像沾着农字不怎么地，为什么? 袁隆平：为什么他们瞧不起农业呢?因为原来中国的农村很落后很贫穷，所以他们瞧不起农民。但是现在要刮目相看，现代的农民不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老一辈的农民了。现代农民很多东西都是机械化、电气化、电脑化，非常先进，像水稻现在可以一亩地900公斤以上，再隔几年可以上1000公斤，这是现代农民。比如说病虫害，过去都是趴在田里找，现在那个装置在田里面，我们在电脑里看虫子活动，很先进的。那个施肥，营养仪备好在那里，都是现代的，与过去原始的农民有天壤之别，所以说现在应该刮目相看现代的农民，不是过去古老的农民，现在学农的也开始多了些。
易中天：您觉得有什么办法能让农民富起来呢? 袁隆平：单纯种水稻粮食是富不起来的，但是我有一个曲线致富的建议，就是我们通过大幅度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让3亩地产现有4亩地的粮，我们叫种三产四丰产工程，种三亩地产四亩地粮食，我们就省出一块地来搞其他效益高的经济作物，蔬菜、水果，养鱼、养螃蟹等等。
易中天：您自认为是精神首富，精神富翁的感觉是什么? 袁隆平：精神很满足啊，比物质首富还好些，钱多了没用的，穿衣服就那么几件，你吃饭就那么多，钱多有什么用呢? 易中天：钱多了可以捐出去嘛。
袁隆平：钱能捐出去，做好事。但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比物质上的安慰更值得我们追求的幸福。
易中天：您的中国梦叫禾下乘凉梦，禾下怎么乘凉? 袁隆平：对，我真做过这样的中国梦，还做过两次。我梦见四年前研究的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穗子比扫帚还长，穗粒有花生籽那么大，我就跟我的助手在稻穗下乘凉，叫禾下乘凉梦，我现在愿意让我这个美梦早日成真。
易中天：您的美梦要是成真了，我们的粮食都吃不完了，全体中国人民都富起来了，那时候干吗呢? 袁隆平：搞文化娱乐，搞精神文明。白岩松—易中天
易中天：你刚才不是说欢迎全民都成为记者嘛?我先来问个问题，全民都成为记者，新闻真实性怎么保证? 白岩松：我觉得正是在全民都成为记者的前提下，真实性才在做完加减乘除之后被更大范围地体现出来，所以今年我们思考最多的问题是：在全民皆记者的时代里，记者该怎么当记者。
易中天：那谁来做这个加减乘除? 白岩松：我觉得，永远要相信群体的力量，也许看某个个体在网络上、微博、生活中都有可能犯错误，甚至没有带来真相，但是当构成一个群体的时候要相信最后的得分是真相。
易中天：群体的一定是正确的? 白岩松：最后加减乘除之后，有可能是正确的。因为过去我们试验了很多不把权利交给群体的时候，不也没有得到我们期待的结果吗? 易中天：你说过，要说出真话来是需要勇气的，有时候是需要忍受委屈的，你有忍无可忍的时候吗? 白岩松：我首先必须承认，在所有被致敬者里边，我是惟一必须感到不好意思和脸红的。别人都在推动某一个事情不断向前进步，但作为一个媒体人来说，我不觉得我多做了一些什么。我不过是在做二十多年前老师教给我的底线。有人说你被致敬了，我说为什么把致敬杯给我，他说因为你说真话。后来我意识到不对，就像生活中你夸奖一个人，你这个人真好，为什么?因为你从来不偷东西。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说真话是底线，不是上限。现在我们生活中不由自主的有很多底线变成上限了，比如食品现在没有人追究是不是好吃，而是说没放其他东西。我也不希望拥有这样忍无可忍的机会。我觉得人都是为希望向前走的，我觉得希望还在。
易中天：那你认为这个高标重要还是底线重要? 白岩松：从目前的中国来看，如果离开新闻去看，很多行当，很多标准。我们谈梦想，就像这个大殿堂一样，太高了，但是要一步一步去靠近它。我觉得首要任务是制止底线不断下滑。第二步是夯实底线。第三步，慢慢抬高底线。然后第四步，站在不断提高的底线上，靠近梦想。
陈道明—白岩松
白岩松：你说三个职业你都没有选上，最后做了演员，我说你幸亏做了演员，因为别人齐步走的时候你在散步。想过没有，在军队里边你怎么样? 陈道明：在军队里面我不会，因为我认为任何自由主义都是在一种制约下，成为一种心愿的时候，才能达到自由。自由主义不是想干什么干什么，是有底线的，是有秩序的，从理论上理解的自由主义往往和现实中传说的自由主义完全是两个概念。
白岩松：以你的性格在军队里可能是个特棒的好兵。陈道明：也可能是一个特别让人头疼的兵。
白岩松：你说你很大愿望是想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也有人说在这个圈儿里陈道明不那么正常，不是见到谁都是笑脸，不太好接近，怎么理解别人认为你不正常? 陈道明：“正常”为什么是我在这个年代、这个社会里最原始的愿望呢?正常就是说社会、国家、家庭以及职业都在一个有序的情况下进行，我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安全的，这一点点的正常现在都有点儿悬。现在社会缺乏一种安全感，包括我们这个职业。其实作为一个演员，是个戏子，我们没有太多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识形态，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说法。我们一般都是在完成作者、完成导演派给我们的指令。到了现在，我不愿意了。所以我在选剧本的时候，我会选我能够跟社会对话的一部分的内容和人物。因为我觉得来这一世，不能只取悦别人。
白岩松：得取悦自己。
陈道明：这是关键，就是说你自己能正常地抒发你自己的愉快和不愉快、看法和对问题的批判性。我是一个不太爱说话的人，这次给我致敬，我也跟南方周末的人说，我没有这么大的作用，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职业体系，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事情的看法。说好听了，我只是一个演员。娱乐奖我不太爱参加，但是这个致敬，如果给我，我倒是可以来。因为我觉得它不同于那些奖。假的成分少。白岩松：从你这个行当来说，远了说奥斯卡说金马奖，近了说金鸡百花，但是这个致敬偏偏是给陈道明，掂量起来的时候不太一样。
陈道明：有点奇怪，对于我来讲有点重。但是呢，我刚才跟南方周末的总编在后台说了一句话：无论我们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只要我们的底线，只要是牢记一句话，我们都可以去做，都可以去说。这句话就是：我们都是爱国者。
贾平凹—张立宪
张立宪：近20年来，只要贾老师一出手，就是各出版社争夺的对象。您今年的新作《古炉》的责任编辑是我师妹，她跟我说贾平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跟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多年的感情了，只要出了书，不管有多少家来抢，他不会考虑别的家，是这样吗? 贾平凹：应该是这样吧。
张立宪：万一别家给的条件，在陕西都够买好几套房子了呢? 贾平凹：创作吧，严格的来说靠写作赚不了多少钱;出版单位吧，我平时也是没有多少瞧不起的。关系熟了，有感情了。就像串门一样，到谁家去得多了，就熟了，就经常去。
张立宪：好像是和现代商业社会完全不太合拍的一种观念。
贾平凹：靠写作，在中国现实的条件下，挣不了多少钱，现在是我自己搞书画作品，书画可以养活文学。
张立宪：《古炉》有67万字，您认为现在的读者还能读这么长的文学小说吗? 贾平凹：现在是娱乐消费时代，但是文学应该是不会消亡的。总有一部分人要读书，不管是电脑上阅读也好，用一句老话来说，文学的神圣性依然是存在的。
张立宪：上海有一个“古炉研讨会”，陈思和先生说《古炉》完成了中国叙述。您怎么理解中国叙述? 贾平凹：严格来说，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无法谈，我在上海见过陈思和教授，他是大评论家，他当时说《古炉》完成了中国叙述，30年代以来中国的小说从翻译开始慢慢过来的。但是一直对中国叙述„„更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这是我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
张立宪：《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说：“对中国农民的遗忘是这个时代做得最彻底的事情。”我看对“文革”的遗忘，也是我们做得最彻底的一件事儿。您这部小说写了“文革”和农民。
贾平凹：写“文革”的作品相当多，但是从社会角度来写这个，就像《古炉》的写法，也是一种写法，以前也有这种写法。张立宪：刚才我说“文革”题材和农民题材现在已经很少触及了，但是他很谦虚，他说写这一类的小说很多，但是《古炉》仍然是很独特的小说，据我看，他大概是写出了“文革”的内因，在那片土地上，“文革”是肯定要产生的，只要稍微有一点外因推动，我这样解读不知道正不正确。
贾平凹：是这样的。谢谢你的解读。姚晨—易中天
易中天：我沾你的光，成为电视观众。我已经十年不看电视剧了，就那一部电视剧我守在电视机前，就是你的《潜伏》。印象最深刻的是你去踩点，在汽车里边杀那些恶心的什么来的，你把手这么比了一下，一枪就够了，印象特别深刻。可是现在你在微博上放多少枪，砰砰砰砰„„放多少枪? 姚晨：不知道，每天都在放。
易中天：媒体送你两个头衔，一个叫微博女王，一个叫明星公民，你愿意做女王还是愿意做公民? 姚晨：女王也应该是公民的一分子吧。
易中天：女王和公民挑什么，不要都当，当女王还是公民? 姚晨：当然当公民，当公民自由。易中天：真正的公民的标准是什么? 姚晨：我今天来到这我都特别感慨，因为我是一名女性，女人都是爱做梦的。女人的梦很简单，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每天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跟自己爱的人在一起逛逛街、聊聊天，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也不例外。梦在我的理解中应该是五彩缤纷的，应该是轻柔缥缈的，突然在前面加上中国两个字，这个梦变得和这个杯一样，很沉。
易中天：但你发微博干什么? 姚晨：微博也是一个做梦的平台，人人在这个平台上聊自己的白日梦。这些梦想有大有小，有难有易，有破灭的也有实现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五彩缤纷的梦想都在照亮着前行的路，让每一个人都变成很生动的人。
易中天：你愿不愿意对我们的观众描述一下你做得最多的梦。姚晨：拯救地球。我喜欢看科幻电影，经常在梦里梦见自己可以飞翔，拯救地球，今天早上看到被致敬嘉宾名单的时候，脑子里突然出现科幻电影的场景，就像是一群素不相识、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的人，突然被一股力量召唤到一起，告诉他们你们有这样那样的超能力，你们把这些力量汇总，拯救地球。但是，我想我们其实没有超能力，地球也不需要我们来拯救。但是，这个世界是需要梦想，也需要造梦者的。
任志强、冯仑—白岩松
白岩松：冯仑单个的时候在写书当哲学家，在文字里边野蛮生长;任志强在微博上和潘石屹玩二人转，当青年老师。凑一块呢，也不盖楼，跑到阿拉善治理荒漠去了。第一个问题先问冯仑，一大帮富一代凑一块，谁说话算数，这事可不大好摆平，你们是怎么办的，谁的企业营业额高谁算数? 冯仑：其实是“沙”算数，因为沙说话最大。到阿拉善以后，面对自然环境你才知道，人确实不能太牛X，坐到帐篷里边开会首先管住一把手，一个组织管理好，最主要是管理好一把手，谁当大哥，我们就治谁，这是我们的原则。
白岩松：首任是刘晓光，应该没少被你们治。
冯仑：我们“修理”他，主要就两件事。一件事他不能永远当一把手，第二件事就是我们按照我们集体制定的规则来做这个机构，他得在里边变成一个普通人，他不能说我背着手撒尿，不服，那可不行。
白岩松：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有几个冒出头，习惯要当老大，就真叫你们把威风煞下去的人? 任志强：我就是。我前几次选举都被他们罢免了，没当上。现在当了，既当了监事长，又当了章程委员会主席。也许他们都当过爷爷了，就剩下我了。
白岩松：《修身老课本》里边有一句话，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人群凑一块就得定规则。可是这帮人凑一块，标准的富一代，谁的资产不过亿?只许阿拉不许善，怎么订这个章程?吵不吵架? 任志强：就是因为修改章程，重新定了个规矩，我这届才当了章程委员会主席。冯仑：我是上一任。我们非常重要的是有这个章程委员会，制定交通规则，交管局不能直接开罚单。制定交通规则是交通委员会的事，罚单是谁开?我们有专门的一个会员代表大会或者理事会处理这个事情。
任志强：章程制定的时候吵架，到后头还吵。冯仑当上一届章程委员会主席，提议两条要修改，第一，其中一条，还没有到提出修改的时候自己就退回去了。为什么?大家都反对，提上去也没有用，干脆自己撤了吧，这就是我们的规则。我前两天发了好几篇东西告诉大家要修改章程了，第一件事，先征求大家意见，你不能说我想修改就修改，征求完大家意见，还得冯仑他们研究行不行。
白岩松：互相制约。
任志强：章程委员会实际上是宪法法庭，权力永远是腐败的，要治理这个腐败的权力，就得靠宪法法庭和规则来约束它，我们上午讨论提到了，必须把会长关到笼子里，这样他才能遵守规矩。
冯仑：让权力服务、服从于集体、众人的意志。白岩松：那每个人是否真的很尊重自己那一票? 任志强：很尊重，我们连委托票都只能委托一个，不能代表两票。我们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你刚才说的反面，不是谁的企业大谁就能当选，马蔚华的企业够大吧，招商银行多大啊，我们一选就把他选回家了。虽然他是前一任监事长，第二任坚持给他弄没了，这就是平等。有的人只有一百万元，但是他作为会员和有几千亿的人是同一样的票，所以大家都很尊重这个票。
白岩松：冯仑，会不会出现另外的问题：有人想拉票。
冯仑：这个是允许的。比如像运动场上，有的运动员这么表现跑得好一点，另外运动员可能另有特点，观众选择谁，是观众的自由;运动员也可以有啦啦队，也是他的自由。问题不在于拉不拉，而在于按照什么规则来做这件事情。进入运动场看奥运会，别人坐着鼓掌，你光着屁股对人鼓掌那就犯规;你穿着裤子鼓掌，没问题。就是要按规则来。
白岩松：最后这个问题特别大，就两位在阿拉善这样的生态协会的体会来说，民主是什么? 任志强：民主就是保证游戏规则的一个方法，它绝不是目的。如果把民主当成目的，这个民主可能就错了。但如果一个游戏规则，没有相互监督、人人平等——权利平等，没有自由权利，结果常常就是错误的。
白岩松：民主就一定好吗?如果一直让你干，可能比他们这帮人天天内耗、没有效率干得还要好。
冯仑：民主这个事情确实挺好玩的，就决策机制来说，民主决策的正确概率应该是60—80分。所以，它是保证了最差的——不低于60分;但它不是追求99分。集权呢，有可能是99分，有可能是负分。所以我们选择这样一个治理方式，我们避免最坏，而不是追求极端的超人的优秀。
易玛、阿克曼—陈丹青 陈丹青：我很想让阿克曼描述一下，见到晚年周恩来的情形，他是很漂亮的一个人。阿克曼：比较帅的一个老先生。那时候他身体不好了，我真佩服他，那是1975年11月一个晚会，他好像跟500个人握了手，跟我也握了手，1秒钟。我觉得他那个时候还这么认真的、耐心地跟500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人握手，我确实心里非常佩服。
陈丹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跟500个人握手，1976年1月8日，几个月后周恩来就去世了。易玛，你说说看，你刚到中国来晚上到哪里去?没有夜总会，只有友谊商店。
易玛：我们有时候只能自己组织Party，在国际俱乐部、民族饭店。晚一点是去日坛公园。只有那些地方能去，喝酒啊、听音乐啊，特别特别孤单。
陈丹青：在座的50后、60后可能还记得改革开放初，北京到晚上七八点一片漆黑，没有地方去，没有酒吧，那时候北京出现了身份不明的留学生，还有一些真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来干什么的，这些人就是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非常重要的构成。他们两位老同志目击整个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不是? 阿克曼：基本上是这样，我实际上是1978年离开中国，1982年回中国的时候，你老家上海刚刚开始变成一个开放的城市，不过基本上非常难接触中国的女孩子，她们都害怕。
易玛：你来自这么遥远的地方就是为了多了解中国，多了解中国人，结果变成你生活在一个气泡里面，非常可怕。
陈丹青：他们还涉及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涉外婚姻，涉外婚姻当时在中国学生里边是很严重的事情。易玛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西班牙小姑娘，阿克曼来的时候也是一个小伙子，一大堆乱头发。所以其实他们到处在找女孩子和男孩子。其实中国男孩子也在找你们。我在上美院的时候，最大胆的同学其实都躲在你们宿舍里。
崔健乐队里的一个干将就是易玛的丈夫。他们不但见证了“文化大革命”结束、改革开放开始，而且很快介入这个过程，搅动这个过程。1980年代，你们做的这些事情其实是有一点危险：最早带来摇滚乐，最早带来外国的电影，最早关心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张晓刚他们在宋庄还在被追捕。你们当时是一群可疑的人，不受欢迎的人，为什么你们不走? 阿克曼：其实1980年代后期，气氛已经有大变化了。当时我住在圆明园旁边，跟圆明园住的那些画家都很熟。那时候生活条件非常差，我们就是跟他们在朋友家里有一个单纯的聚会，对他们来讲已经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你知道方力钧那时候一幅画，几百美元，遗憾的是我没有买到。晚了一步。
陈丹青：改革开放有很多宏大的叙述，可是在这个西班牙丫头那里，在一个中国的摇滚乐歌手那里，其实就是两个录音带的事情，一个是邓丽君的，一个是迈克尔·杰克逊的。其实很多磁带组成了整个时代的潮流，然后再一张一张画带出去，一个一个拿出去展览。我相信这是改革开放很伟大的组成部分，外国人能进来，我们能出去，最后洋人和中国人可以结婚，是不是? 阿克曼：确实是这样，我们1988年成立的歌德学院，是在中国的第一个外国文化机构，十六年之内没有第二个。所以可以看到，那时候中国对外国文化的印象还是有一点害怕，怕我们做文化侵略。那时中国人对西方特别好奇，旅游也没有那么简单，网络也还不存在，我们就是给他们一个认识西方文化的机会。当然现在我们也不需要做这种窗户，今天需要做一个平等的让两个文化互相认识、互相合作的舞台。
陈丹青：我现在听他说话特别像听一个文化部官员在说话。易玛昨天的语言让我非常惊讶，她问了我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她说，你告诉我明天应该用什么口气在上面说话。我说你好像有好几种口气?因为她说，我不知道台下的观众是谁。
易玛：我知道你肯定要说的。这个词是我来了中国以后学的，这个词特别不容易把它变成西班牙语，变成其他国的语言。有一些中国的、桌面的词特别不容易翻译。像“口气”，你怎么翻?还有很有意思，有意思、小意思、没意思、有意思、不好意思„„
陈丹青：我这一辈1980年代出去的，今天绝大部分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仍然非常愿意回来。我相信你们都不想回去了，是不是这样? 阿克曼：我刚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去德国有一点放假的感觉，回中国的时候是正常的生活，真正就上班、做事情。对我们来讲，中国确实变成我们的祖国。
易玛：自己的家。
陈丹青：南方周末能给这两位“洋鬼子”致敬，是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一百多年前我们见了一个传教士，是让我们屈辱的事情，我们恨不得杀了他;一百年后，一帮年轻人，西班牙丫头、德国小伙子、美国小伙子，英国小伙„„到这来，他们呆得不想走了。看到他们我们真的，有些民族自卑会转化成一种骄傲。这帮“洋鬼子”愿意呆在中国跟中国人过日子，给他们个致敬他们还紧张。
阿克曼：没那么简单，你在中国呆一辈子你还是一个老外，在中国就是你改不了老外的这个身份。所以我实际上坐在两张椅子之间，我的家在欧洲和中国之间。德国已经不是老家了，北京还不是老家，所以我现在是全球性的这种生活，是在两个文化之间，我觉得非常舒服。
第二篇：中国梦故事演讲稿
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有一个七彩的梦，那梦的名字叫中国梦！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老木小学一年级一班的（），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名字叫《妈妈和鸡蛋》。
一说到鸡蛋，同学们可能会说“鸡蛋有什么故事可讲啊”？可是啊，就有这么一个怪人，一直对鸡蛋有着特殊的感情，这个怪人就是我的妈妈。为什么呢？这其中有个不为人知的故事，嘘……现在就请静静地听我道来。
妈妈姐弟三人，从小生活在农村，在家里他排行最大。那时家里的条件特别差，因为外公在一次意外中残疾了，家里全靠外婆支撑着。当时三姊妹都正在上学，三个孩子的学费加起来四五百块呢！外婆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不会别的手艺，但她很勤劳，每年家里都会养许多鸡，盼望着这些鸡每天下蛋，三个孩子的学费就指望着鸡蛋的收入。为了能让鸡快速下蛋，每天放学，妈妈都会迫不及待的把鸡群赶到山坡上，自己还到处找蜗牛带回去喂鸡，每隔三五天就会有人来家买蛋，所以对妈妈来说，买蛋人的到来，就意味着会有钱了。有时候买蛋的人因为有事延误了，过几天才来买蛋，妈妈总会把鸡蛋数了又数，因为只要有一百个鸡蛋的时候买蛋的人就准会来买蛋。就这样，妈妈在捡蛋、数蛋和卖蛋的岁月里，艰难的读完了小学、初中，幸运的是妈妈通过努力，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现在每当妈妈谈起小时候读书的事。她总会感叹地说：“真的是鸡蛋帮了我的大忙啊！”其实我明白，妈妈心底是在感激外婆呢！说到这里，大家一定知道我妈妈为什么对鸡蛋那么有感情了吧？
听完了《妈妈和鸡蛋》的故事，我不禁感叹我们现在的生活。虽然现在村里也有人养鸡，但根本就不是为了卖钱，仅仅是为了吃到土鸡蛋！
我们现在上学读书，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吃穿从来不愁，学习用品五花八门，想买啥就买啥。而且，现在我们读书已经不用交学费了。再来看看家我们乡人民的生活吧：公路条条宽敞，家家洋房，电脑、手机、彩电、冰箱……应有尽有。这两年，许多家庭都已经开上了小轿车呢！他们有的养殖，有的办厂，有的上班，生活地有滋有味。村里还建起了农民文化广场，闲暇之余，搭台唱戏，引吭高歌，真的是大展风采！
看到现在的变化，妈妈总会说：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使我们有机会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和价值。尽管我们的梦想实现未必尽如人意，但与妈妈的过去相比，梦想的旅程早已离开原点，梦想的花朵已然绽放。
来吧，让我们大家从今天做起，一起努力学习吧！来实现我们自己心中美丽中国梦！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第三篇：中国梦——365个故事
梦想与舞台——观纪录片《中国梦 365个故事》有感
小时候，都写过这样一篇作文——《我的梦想》，有的人想成为科学家，有的要成为记者，有的要当老师……每个人也都有梦想，有的很简单，有的很远大，儿时的一个棒棒糖，工作后的大展拳脚，成家后的幸福温馨……随着时间的推移，梦想在也在不断的变换，但是追求梦想的脚步没有停止，对梦想的期待没有变化。每个人都有梦想和追求，每个人都有难以忘却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每个人都会有实现梦想的舞台。
现在已经播出了200集的系列微纪录片《中国梦365个故事》：《在水边》、《红舞鞋》、《新青年》、《老照片》……等，以现代社会最流行、最受欢迎的微纪录片的方式，记录了一个个普通中国人追梦的不平凡历程。他们，都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人，有着自己平凡的梦想和精彩的追梦过程：
84岁的谢云奶奶是一名退休的大学老师，四十多年的教师生涯，她一路虔诚用爱与责任守护，伫立成学生内心的灯塔。退休后本应放松休息的她却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个决定——成立老山社区“红蜡烛”教育研讨小组！免费为社区里的孩子辅导功课，并且提供青少年心理咨询。同为发起人的77岁的退休干部邵誉培更是亲历亲为，不但主动承担活动组长一职，而且还定期对孩子进行家访，实时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如今的“红蜡烛”不仅有一群热心的退休老人，还吸引了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社区里的孩子在他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更加快乐了！即使已是暮年，谢云奶奶和她的“老伙伴们”仍旧不放弃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梦想与追求不仅仅属于年轻人，只要有目标并心怀希望与热血，人人都是梦想家！实干家！
54岁的李振军是北京市怀柔区的一名农民，在过去的35里，他白天种地、干瓦匠，晚上则坚持写作。从小就爱好文学的他，高考失利后，没有走出大山，但他从没放弃过写作，一年一年的坚持着。直到有一天，在北京怀柔政协“满怀柔情杯”诗联征集大赛颁奖总结会上，李振军成为了现代诗歌一等奖获得者，他的获奖感言朴实亲切，他激动地说：“我来自怀柔的深山沟，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泥瓦匠，年初时，我得知怀柔区政协举办“满怀柔情杯”诗联大赛，我就试着投了一首赞美汤河川山水的小诗，居然获得了一等奖，这对我的鼓舞太大了，今后，我还要拿起笔，用手中的笔赞美家乡，用心中的诗感悟生活。”这就是我们中国新时期农民的代表！
还有很多这样的故事：任训田，93岁，抗战老兵，义务为抗日战争纪念馆担任讲解员；袁宝军，80岁，退休高级工程师，义务为群众修补老照片20年，共修补3000余张老照片；刘可欣，35岁，动画电影导演，一心想让现在的孩子们从欧美、日本的动画片“铁桶阵”中“突围”出来，喜欢上“中国创造”的动画片，《摩尔庄园》终获成功……
这里的每一个梦想都让我觉得真实，每一个坚持都让我感动，每一个成功都振奋人心。也许对于这些，有些人都不屑一顾，因为他们拥有了太多，富足的物质，奢华的生活，让人羡慕的一切……但是这不是人生的全部，与这些有梦想有故事的比起来，甚至这些可以不是生活中的必需品。
在梦想的面前，物质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享受更不是生活所需；在梦想面前，努力和坚持是永恒的主旋律；在梦想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暂时的拥有的多与少，贫穷还是富足，地位高还是低；在梦想面前，生活就是他们的舞台，不需要聚光灯和欢呼声，在生活中，展现自我，实现自我。
我们看到了这些人的故事，会感动会大笑甚至会感到忧伤，然而最重要的并不仅仅只是洗涤心灵，而是我们看到的这些能不能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一个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的人！而不是表面上感动，内心也在呐喊但始终不迈开双脚的“行动上的矮子”！
当梦想的小船驶出生活的码头，前面有艰难险阻，有狂风暴雨，亦或有神秘未知……但，小船扬风破浪，不畏艰辛，才能收获别人看不到的美景，找到别人找不到的宝藏。人生亦是如此，也许旁人看来，生活充满荆棘与坎坷，通往梦想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但，只要坚持梦想，坚守希望，坚信生活，必将收获喜悦与成功。
第四篇：中国梦故事稿
美丽中国 环保梦
张淑萍
尊敬的各位评委、老师、同学们：
大家好！
梦，一个普通却又充满无限含义的字眼。梦，伴随着中国，伴随着每一个人。
习爷爷对我们说：中国梦是一个宏大的梦想。青山、绿水、干净的空气，也是中国梦。那我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新编的环保小故事《小马过河》。
小马的外公生病了，小马的妈妈让它给外公送点药，听话的小马背上药就向外公家走去。刚出门，妈妈就叫住了它，说：“你忘了戴口罩和防风眼镜了，最重要的还是这件长袍。这件长袍不仅防尘而且防酸雨，现在几乎都穿这个，别弄破了。”小马穿上以后，妈妈才放心地让它出去。
一出门，小马就惊呆了：道路两旁堆满了垃圾，无数的“白色精灵”在空中飞舞，远处的烟囱正冒着黑烟„„不知不觉小马已经来到了河边，突然，一个黑色的怪物出现在了小马面前。小马大叫：“你„„你是谁？”那个黑色的怪物说：“小马，别怕，我是你的黄牛伯伯。” “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啦？”黄牛说：“唉，真是一言难尽啊！现在环境这么差，污水横流，空气污染„„唉，都说不过来了，正是因为这些，我才变成这个样子。”小马看见黄牛伯伯的尾巴耷拉着，问他原因，黄牛伯伯感叹着说：“苍蝇现在都搬到垃圾山上去住了，早就不来骚扰我了。它们还把人当成了守护神，正是因为人类乱捕滥杀各种野生动物，乱砍滥伐树木，乱倒垃圾，不仅为它们消灭了天敌，还给它们提供了生存住所，它们别提多高兴了！我的尾巴也失去了作用。”
小马再看看河，这所谓的“河”黑糊糊的，再也看不见可爱的小鱼在翠绿的水草间嬉戏的场景。上面漂的是什么？发霉的果皮、丢弃的废纸、工厂排放的油污„„小马胆战心惊地过了河。
青山、绿水、干净的空气，“美丽中国”——我的家！同学们，作为祖国大家庭的一个小主人，我们要让自己的家更漂亮、更美好，我们要用心妆扮她，为她增光添彩！
一个人的良好行为像一朵小花，可能好不出众，却能使花园增添绚丽。一个人的不良行为像一块污秽，也许微不足道，却会成为阳光下的一个黑点。我们要做一个有责任感的小主人，管好自己，从身边的小事做起，集聚我们小主人的力量，让环保梦托起中国梦！让“中国梦”在我们这些“合格小主人”的脚下延伸！
第五篇：中国梦故事演讲稿
尊敬的领导、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午好，我是龙都街道沙戈庄小学的王梓飞，我今天所讲故事的名字叫——
一位科学巨人的中国梦
“流在心里的血，澎湃着中华的声音，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这是《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但此刻我觉得它却是一位科学巨人心理的真实写照。
他，是我国著名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为中国的航空和国防事业付出了毕生的精力；他，从不放弃每一次机会，也从不放弃每一个人。即便是失败了，都不会有任何的埋怨和指责；他，被美国人软禁，即使已经失去了教授的职位和地位，被无数的美国间谍监视着他的私人生活，也倔强的没有向恶势力低头，依然坚持着自己回国的信念和执着。他就是我们杰出的爱国科学家——钱学森。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加州理工学院出身的教授钱学森，在美国拥有优越的研究环境和资源，但他却心系祖国，归心似箭，一心想利用自己的毕生所学，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而意识到钱学森巨大价值的美方又对其归国设置了重重障碍，甚至以间谍罪逮捕钱学森。1950年，钱学森刚踏上港口时，被美国官员拦住，并关进监狱，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同志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于是钱学森开始了长达五年的被软禁时间。当他身在异国、羁縻难归时，在美国法庭上以黄钟大吕般的恢宏声音宣告：“我是大唐的后代，我的一腔热血只图报国。我的根在中国。”他被指控是共产党，被关进监狱，夫人蒋英去探监，看守的人
说你们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蒋英见到丈夫之后一直问“你还好吗？”“他们打你了吗？”钱学森却一句话都没说。旁边的人说“请讲英语！”而蒋英回应的却很犀利，“难道你没看出来吗？我们都是中国人！”钱学森要离开的时候，杜布里奇校长很不解地问他：“你回去能做什么呢？”钱学森回答：“回到我的祖国，我总是能做些什么，也许，我还可以种苹果。”他在经历了长达五年的囚禁，终于踏上了祖国的热土后，顾不上洗去一路的风尘就投身到了新中国的科技建设中，这位享有国际威望的大科学家，以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的姿态，穿行在风沙弥漫的西北荒漠，成功领导研发了“两弹一星”，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钱学森出国时的志向是：把最先进的外国东西给学会，然后带入中国，为国建设作出贡献。这种高尚的情怀，是作为少年学子的我们应该学习的，我想起了周总理说过的一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从这位科学巨人身上，我学到了志向，进取，钻研，拼搏，奉献！为了祖国！
钱学森心里“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五年归国路，十年两弹成。” 钱老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帜，是伟大的人民科学家。他是所有中国人应该尊敬的科学巨人，他教会了中国人很多，也教会了很多中国人！让我们踏着他的足迹，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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