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讲稿：略论党的领导演进的历史逻辑（合集五篇）

第一篇：党课讲稿：略论党的领导演进的历史逻辑

略论党的领导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密不可分。随着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伟大飞跃”的实现和展开，中国共产党领导清晰地展现了从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再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

实现和巩固党的领导

这一时期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从革命向现代化建设转变辉煌而曲折的历程。

中国共产党作为民族复兴的领导者，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治集团，都曾先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但都没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中国共产党建立并成为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领导者，中华民族的悲惨境遇才开始发生根本改变。

中国共产党成为民族复兴领导者经历了一个渐次演进的过程。随着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特别在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后，党的领导逐步从内部走向外部、从部分走向全面、从局部走向全国、从建立政权到全面巩固政权。

党在抗战时期就提出了党领导一切的思想，毛泽东多次对其阐发，并在治党治军治国的实践中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发展。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后，在充分保证人民民主权利的基础上，党的领导覆盖到全社会思想、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基层各个组织;广袤的神州大地，哪里有人烟，哪里必有党的组织及党的领导;哪里有国家民族利益存在和拓展，哪里必有党的领导力量的守卫和投射。党的这一坚强领导，使过去一盘散沙、四分五裂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民众，重新凝聚起来，汇集成一股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这是历史上任何剥削阶级统治者做不到的，也是世界其他社会制度国家的执政集团做不到的。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中华民族实现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保证。党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逐步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所有这一切，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毋庸讳言，在这一时期的后期，党的领导出现了失误、错误，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这是党在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出现的问题，是前进中发生的曲折，决不能因此否定党的领导。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深刻指出：“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是党和人民的亲密团结必定能够纠正这种错误，任何人都不能用党曾犯过错误作为削弱、摆脱甚至破坏党的领导的理由。削弱、摆脱和破坏党的领导，只会犯更大的错误，并且招致严重的灾难。”(《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167页)这一科学论断被10年后即1991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活生生事实所证明，苏共垮台的惨痛教训非常深刻，同时也深深证明了我们党重视加强党的领导的重大胜利及其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重大历史意义。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这段时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其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邓小平文选》，第2卷，268页)重大政治要求，其后党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断重申这一问题。其根本指向，就是为了纠正之前党的领导出现的重大失误、错误，避免重犯这些重大失误、错误;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新任务，必须以新的思路审视党的领导一些重大问题，努力把党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由此，党提出了许多新决策、新举措，如在党的思想领导上，重新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的理论引领上，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党的政治领导上，确立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在党的执政目标上，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党的领导制度上，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上，按照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规范党委与人大、政府、政协以及人民团体的关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党的执政能力上，把执政能力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线，等等。党领导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也取得了新进展。这些重大成果，保证了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和领导作用的有效发挥。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伟大飞跃的根本前提。这一时期，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改旗易帜，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先后丢掉执政地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长期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在改革开放中引领改革开放，在发展市场经济中驾驭市场经济，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取得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快速赶上了时代步伐。

但不能不看到，这段时间党的领导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一个时期以来”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和管党治党的宽松软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针对出现的党的领导被忽视、党内混乱的状况，邓小平严肃警告：“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314页)党曾下大力气解决，但不可能一蹴而就。随着历史的惯性延续，党的领导被弱化及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一度又突出起来。社会思想严重混乱，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的错误思潮一时甚嚣尘上。有的人把西方多党制、“宪政”等当做“普世价值”，企图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拉入西方所希望的轨道。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不同程度存在;有的人在一些事关党的领导重大原则问题上讳莫如深、语焉不详甚至搞包装，如没有前提地搞党政分开。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种状况如任其蔓延，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不堪设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势在必行。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自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在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条件下，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这注定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着力解决一个时期以来党的领导弱化虚化边缘化和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凝聚、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和行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着手，改革和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由此纠正了一个时期以来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出现的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认识，扭转了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的党的领导弱化和党的建设缺失现象，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上一致，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和领导力、号召力。与此同时，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也得到加强。党中央果断作出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大工作部署，就意识形态领域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阐明立场，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宣传舆论阵地管理，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对错误思想敢于亮剑、敢于斗争，坚决遏制各种错误思想炒作和蔓延，这大大增强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回顾党的领导在党的十八大后发生的明显改变，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从来都是充满自信、决不回避退让，系列重要讲话万变不离其宗，根本是坚持党的领导;无论哪个领域、哪方面工作，无一不是从加强党的领导抓起，最终落脚在强化党的建设上;澄清了模糊认识，夺回丢失的阵地，把走弯了的路调直，树立起党中央的权威，弱化党的领导的状况得到根本性扭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得以解决，许多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得以办成，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发生深层次、根本性历史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当然，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其他任何工作任务一样，到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党面临的多重考验和危险将长期存在，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交互影响，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形成新的挑战。比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一些党员、干部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四个自信”“四个意识”不强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影响党的形象、削弱党的领导不良现象反弹回潮的隐患和压力犹存，新的隐形变异问题时有发生，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充分，等等。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也永远在路上。必须按照党中央的要求部署，切实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要求落到实处。

党的领导演进的历史逻辑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高度一致。尽管党的领导在不同历史时期表现不同，但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复兴整个历史进程的红线主线。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的十九大报告鲜明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华民族将是一盘散沙。对此必须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新时代提出的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重大政治课题，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领导历史逻辑发展的必然归宿;既是党的领导升华的新境界，也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具体体现。它既继承了改革开放前历史时期的合理内核，又继承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思路，把坚持与发展、继承与扬弃统一起来，实现了更高层次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第二篇：村民自治演进的历史逻辑

村民自治演进的历史逻辑

今年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二十周年，此前它的发端孕育已近十年，此后结束试行、正式实施又十年了。在这三十年中，尽管农村的政治发展风雨多多、歧路多多，但依稀仍可以辨认出那条路径——村民自治，农村社会始终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艰难地却是坚定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着。从它演进的轨迹中，能看到某些阶段特征和由此构成的历史的逻辑关系，这对把握其内在规律可能是有益的。

一、“闹事”——村民自治意识的觉醒

如果把第一个村委会的产生当成村民自治的发端，那么，它始于广西省宜州市合寨、果地、果作等村。1978年改革开放的前夜农村已经自发的“分田到户”了，原来包揽农村公共事务的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管委会和党支部不适应这种新的格局，一度管理废弛，村民滥砍滥伐和偷盗赌博现象成风。主要为了维护农村治安，在一些老党员、老干部的倡导之下，村民自发选举出并命名了一个“村民委员会”组织，管理自己的事情。村民的做法得到了上边的认可和推广。后来，八二《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八七年颁布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又对此做了比较具体的制度安排。

宣布农村实行村民自治的宪法文本颁布之后，很快“大队管委会”统统变成了“村民委员会”，“大队干部”纷纷变成了“村干部”。而“村民自治”的真正到来却还很遥远。首先，农村干部对“村民自治”有一个不认识到逐步认识的过程。过去村干部习惯地认为“村班子”是一级政权组织，所以开始相当多的人对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体制外，沦为“基层群众自治性组织”颇感失落。而乡镇以及县级以上地方党政干部，也习惯于把村级组织作为自己领导的下属单位，对实行“村民自治”大多缺乏心理准备，尤其对《村组法》关于政府仅仅是“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而不是领导；村民委员会不是服从领导，而仅仅是“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等规定大为不解，认为这样会导致农村的无政府状态，影响自己的组织动员能力。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地方党政组织并没有把“村民自治”当成一回事，在实际工作中对农村依旧是“领导”而不是“指导”关系。而村级组织对各级党政组织，依旧“下级服从上级”。

与各级干部的主观认知状况相比，体制衔接和政策环境因素对农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更大、更具不可选择性。由于我国人力、土地、矿藏等资源大多在农村，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政府，所做出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任何规划安排，大多要依靠或通过农村来实现。而这些安排当时很多与农民意愿是有冲突的，比如粮食征购、计划生育、税收提留、征占土地等，一时很难得到农民群众的赞同或认可。在这种情况下，要“贯彻落实”上边的任务目标，仅靠乡镇的“指导”和“村民自治”显然力不从心，只能把压力型体制下的工作模式延伸、贯穿到农村，把政府对农村的“指导”矫正为强有力的“领导”关系。这并不需要正式改变“村民自治”原则，现成的政策、法律预先设定了如此这般的空间：《村组法》第三条就有关于农村党支部“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更进一步明确，农村党支部“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并对党支部的职责和权力做了宽泛而具体的描述，而“下级服从上级”就是党的组织原则之一。通过这样的过渡，村委会就被吸纳到党支部的“一元化”领导之中，自上而下的统一领导就穿越了“村民自治”的体制壁垒，许多地方正是这样做的。

虽然地方党政组织和官员们仍然钟情于“一元化”领导模式，人们在感情和习惯上也愿意接受党的领导，问题在于农村的生产方式及由此决定的社会意识却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可能村民创造“村委会”这一组织形式时并没有系统的自治意识，而当“大包干”作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巩固确立之后，经济上的自主、自立逐步唤醒了他们的主体意识，他们不仅要自主经营、自谋生存，而且还要在与此相关的各个方面当家做主，因为这一切都是他们生计的一部分。传统的“党支部一班人”“说了算，定了干”的“为民做主”的领导体制、领导方法，显然与这一切不是完全匹配甚至是相冲突的。这样的冲突由少到多、由小到大，一些地方甚至频频演生集体上访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事件，以致于因农民“闹事”形成的农村不稳

定成了赫赫有名的“三农”问题之一。被冠以“闹事”之名的农民事件，显然是不值得赞赏的。但透过这些非理性的、不同个性的、体制之外的举动，却可以理性地看到共性的和体制内的问题：自主、自立的农民不再心甘情愿、别无选择地接受领导了，他们自信自己有条件也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务，而传统的领导方法并没有给他们留足这样的空间。“闹事”的方式尽管不值得赞赏，但它所表明的追求却是无可挑剔的。这应该看作是村民自治意识的真正觉醒。

二、“海选”——村民自治质的突破

分析农民“闹事”的演变过程，开始还是零星的、就事论事的“有事说事”，对直接伤害他们利益的个别事情、个别村干部提意见、搞对抗。后来则越来越带有普遍性和系统性，变成对以村党支部书记为代表的村班子及其所实行的“一元化”领导模式的失望、厌烦和抵触，变成无直接利益冲突的“没事找事”。其实农民“闹事”并不是自觉的针对体制、针对党的领导，他们只是经过就事论事的反复抗争之后，逐步发现事的根源在于人，只有选自己的人当家，才可能有更大的改变，使自己的利益更大化。这确实是一个要害环节。历来被称为“村干部”的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名义上党员选举实际上多是由乡镇党委任命的党支部成员，一部分是名义上村民选举实际上由党支部物色的村委会成员。这样选用干部，更多是为了对上级负责，完成上级党委政府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对这样的村干部村民不满意是可想而知的。他们无力改变前者，于是便争取直接民主选举村委会，而不是经由党支部提名后走过场似的选举，试图通过此举把事实上被党支部收编了的村民委员会，真正变成他们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和代理人，进一步使自己真正成为村民自治的主体，成为村庄的主人。

面对农民愈演愈烈的抗争，基层干部不只是无奈的应付。他们逐步认识到，“大包干”之后，土地等生产资料分到农民手中，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的管理、控制手段就不再那么名正言顺、一抓就灵了。实践中他们对村民自治有了重新审视，从扩大民主、寻求合法性上有了新的认识和探索。应该指出，这期间农村的政策环境有了很大改善，自上而下与农民利益相冲突的任务压力逐渐减少，中央利农、惠农政策越来越多，“三农”问题越来越受到各级和各方面的关怀，这在客观上为村民自治的扎实推进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农村治理实践的成果很快在国家立法上得到了体现，1998年正式颁布实施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原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出”基础上，又特别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指定、委派或者撤换村民委员会成员”（第十一条），并且进一步强调“选举村民委员会，由本村有选举权的村民直接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的名额应当多于应选名额”（第十四条）。这样严密的规定，在制度设计上堵塞了违背民意、虚假选举的任何可能性。几乎同时，吉林省梨树县就拿出了现成而鲜活的经验——“海选”，这个做法迅速得到自上而下的强力推广。从此，村民自治位居四项民主权利（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之首的“民主选举”很快普遍得到落实。嗣后，民选的“村委会”不再仅是一个名分，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得到正视和尊重。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巨大进步，村民自治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但是，毕竟我们的农村有着太多的历史积淀，它既蕴涵着强大的潜力和能量，同时也沉重拖累着自己前进的步伐。人们在欢呼农村“民主选举”时代到来的同时，很快发现新的矛盾早已经等在那里了——“两委”冲突，一些地方“支”（党支部）“村”（村委会）“两委”各执一辞，前者说自己是“核心”，后者说自己有“民心”，具体的摩擦在用工、掌印、签字等人、财、事权上无处不有。认真分析起来，这些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问题，表面上看是村委会与党支部两个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之争，实际上是迁延多年的“党群”、“干群”矛盾的继续；进一步看，虽说“两委”矛盾反映的是“党群”、“干群”、“核心”“民心”之争，但究其根本还是村民要求自己当家作主的老问题，农民并不天然地有亲疏、远近之分，他们只是从自己的利益上判断是非。事实正是如此，被寄予厚望的民主选举之后，村民并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相反却产生了更多的抱怨：“你选你的人，我掌我的权”、“‘两委’争权，事没人管”、“民选的官不为民做主”、“村民自治成了‘村委会自治’”„„ 这不得不让人感叹：习惯势力竟然如此之强大，以至于靠剖腹产式的“海选”都无法接生他们期盼的真正的村民自治。民主选举竟然如此之羸

弱，单靠它根本无力承担起村民当家做主的愿望。于是，人们的目光不再仅仅关注权力本身，而是开始把目光投向权力的具体运作。从此，关于农村治理的“变法”的探索开始了。

三、“变法”——村民自治从此走向成熟

在各地的变法探索中，有三种方法至少可以留下印记：一是山西省河曲等地的“两票制”。基本做法是，选举党支部书记和支部成员时，先由全体有选举权的村民对村内党员投信任票，获得50%以上信任票的党员才有资格被确定为支部成员的候选人；然后召开村党员大会，由党员对候选人投选举票，选举产生党支部。有人形象地列成一个公式：群众1票+党员1票=村支书。二是山东、广东等地的“一肩挑”，就是村支书、村主任由一人兼任，同时实行其他两委成员交叉任职。三是河北武安市的“一制三化”，所谓“一制三化”即：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支部工作规范化、村民自治法制化、民主监督程序化。当地领导将其概括为“六会议事”、“财务三审”、“公章双签”、“四制监督”。“六会议事”是指支委会、村委会、两委联席会、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村民会议，按照职责权限划分议决村中事务。在这六会中最重要的是两委联席会，它首先由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碰头确定议题，随后由书记召集两委联席会议集体研究形成决议并表决通过后由村委会加以实施。“财务三审”是指村财务开支票据、凭证经村委会主任审查、村民理财小组审核和党支部书记审批方可入帐。“公章双签”是指村委会公章要经过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分别签批同意后方可使用。“四制监督”是指村务公开制度、民主议政日制度、民主评议村干部制度、会计委托代理制度等。三种方法共同的特点是试图通过一定方式，使党支部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获取合法地位，重新强化党支部领导权威，并籍此约束村委会、消解村委会的对立以平息“两委”矛盾。所不同的是前两者比较重视取得权力的运做，而后者更加重视实施权力的运做过程。三种方法在强化党支部领导的过程中，显然较以前都增加了民主政治的元素，但同时也对村民自治这一重要原则有所规避。这样的政治技巧，虽然可以一时平息矛盾，但由于没有厘清党的领导和村民自治关系，建立有效的机制，以铲除矛盾的根源，所以，问题最终可能还是绕不过去。

相比之下，另一种“变法”的尝试——河北“青县模式”可能更趋向于成熟。他们认为农村治理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工作方法因素是表面现象，根本原因在于领导体制。所以青县的“变法”是从调整体制架构开始的。他们改变了过去党支部或“两委”“议行合一”、“为民作主”的组织结构，提升和明确村民会议及其代表会议在村庄和村庄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并以推进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当家作主为主旨，重新调整村庄各组织的职能和职权。规定村民会议是村庄的权力组织，对村庄重大事务拥有最终决定权；村代会是议事组织，由10―15户村民推选一名代表组成，经授权代村民会议负责日常的决策、监督；村委会是办事组织，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负责执行村民会议和村代会决议和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对村代会的决议有权提出复议，或提请村民会议公决；党支部是领导核心，负责组织、协调村代会和村委会在村民自治框架内正常运行。积极支持帮助共产党员依法竞选村代会主席和村民代表，发挥党员的影响力、带动力，以村代会为载体，组织和带领村民和村民代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种体制架构的调整，带来了村庄各组织运作方式及其内在机制的改变——“党支部领导，村代会做主，村委会办事。”这种“领导”，不再是全权、全能、全责的包揽，而是本来意义上的“领路”，领路人的价值取决于自己的识途水平和说服能力；“做主”开始可能仅仅是一种权利的象征和宣示，嗣后的结果却会把它演变为实际责任，这最终会使得主人变得更会当家作主；“办事”更多的意义不再是干部的权力，而成了村民购买的服务。这种关系的简单化、明晰化，有助于选择更加廉价高效的办事人和办事方式。

透过上述“变法”特别是“青县模式”的实践，可以看到，在我国农村已开始由单一的民主选举向全面的民主参与迈进。而且，各地对民主的实现方式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使民主逐步由理论变为实践，由原则变成规则，由尝试变为习惯的生活方式。更为可喜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没有对农村秩序赖以保障的党的领导造成不应有的冲击和伤害，相反却使它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正在成为领导、推动和保障村民自治，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有力的政治力量。所以，有理由相信村民自治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成熟，任何力量都无法逆转它的方向和进程。其意义亦不止于村治。

第三篇：“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的逻辑演进

“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的逻辑演进

摘 要]：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经济因素的大量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关键词：城乡一体化；农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改革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我国农村改革必须要有新突破，这是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最关键的环节。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首先着手解决农村“外部性”问题，主要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相互作用的影响和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新的三元结构整体转型。其中，彻底打破城乡对立的经济利益格局，改革城乡分割的行政管理体制，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下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关节点和前提条件。

一、“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史考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农业社会，封建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始终是“三位一体”的客观地存在着；历史上几乎每一次较大规模地变革土地制度、赋税制度和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都是同步配套进行的，有其相互关联性和一般规律性。

中国是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土地始终是广大农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主要生活来源，农业生产始终是支撑国家政权延续的经济基础。从战国到明清，田赋一直是历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统治者都是从巩固国家政权、加重赋税剥削，维护统治者阶级利益出发，制定土地法律制度，加强对农村人口的严格控制，从而实现其对农民超经济强制，长久维持着超稳定型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随着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把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带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但同时也抑制了新型生产方式成长和壮大。纵观古代历史，我国早在封建领主制时代，就逐步形成和建立了户籍—地籍—赋役三位一体的农村系统管理模式。而建立在其上的农村基层乡里制度，是为了维护这个管理系统正常运转和延续的政治手段[1]。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封建土地私有权开始确立。之后，自秦汉一直到清末的2000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私有→国有→私有之间的不断反复中变化着，先后经历了三轮大的循环。每一次由私有向国有转化，都强化了国家对土地的控制，它既限制豪强贵族抢占私有耕地，又限制民间土地自由买卖；而每一次由国有向私有分配，则促进了市场机制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弱化了封建政权干预，使农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并促使封建王朝逐渐强大起来[2]。与封建土地制度变迁相联系，历代政府在处理土地收益分配关系、调整租税和赋役制度方面，始终是采取“加”或“减”的办法。一般情况下，每当封建政权初建，国泰民安的升平盛世，均以轻徭薄赋、安邦抚民为立国之本，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然后，随着封建统治阶级没落，上层社会腐败，土地兼并加剧，苛政重负又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尽管我国

历史上也曾经进行过多次重要的税费改革，如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等等；但是，这种历史周期性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告终结[3]。中国封建社会的乡里组织，仅属于历代县制向下延伸的“民间自治”，并不构成独立一级的行政建制，但它对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自秦朝确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政权和地方行政管理体制以后，它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正如近代名人谭嗣同所说，中国“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在中国历史上，比较典型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恢复元末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元气大伤，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确保赋税和徭役征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户籍“黄册”（1370年）—地籍“鱼鳞册”（1378年）—基层行政组织“里甲”（1381年）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模式，成为迄今为止最浩繁的一项系统工程[1]。这对于巩固明朝初期的统治，发展农业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然属性和封建剥削阶级的社会性质，以及人治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封建社会土地兼并、租税赋役滥收乱征、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种痼疾[4]。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无论中国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结构却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社会发展的一个“怪圈”。总之，“土地、政权、赋税交织在一起，勾画出中国历史的基本轮廓”[5]（p6）。

从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外国列强相继入侵中国，国内战争连年不断，破坏了中国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同时，也中断了我国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来，农地制度、赋税制度、乡里制度三位一体、时稳时乱的历史循环。中国近代农村经历了100多年的无序混乱状态，其后果是严重的。“无论是没落的清王朝，还是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军阀统治，还是四大家族垄断；无论是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还是经济掠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以掠夺农村和农民为财源。把„吸盘‟紧紧地叮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身上，对农民进行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剥削和掠夺，致使农村经济遭受了空前的破坏和浩劫。农民成为近代中外世界史上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品。”[5](p38)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统计看，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合计占70%—80%的土地；而占总人口90%的中农和贫雇农及其他人口，只占有20%—30%的土地[6]。清朝后期和末期，一直到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中央政府将田赋收入逐步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农民除了实际负担高额田赋正税之外，还要被迫交纳更为繁重的附加税，其名目繁多，不胜枚举。到“四大家族”统治时，田赋附加征收额往往超过正税的几倍到几十倍。所以郭沫若感叹而又气愤地吟出“自古未有屎上税，如今只剩屁无税”的诙谐诗句[3](p50-51)。从清王朝一直到民国结束，在长达300多年里，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基层组织是保甲。但是，清代保甲制度不同于明代的里甲，主要职能不是催征赋税，而是防范人民的“不轨”。这反映了在封建社会晚期，阶级矛盾尖锐，民族矛盾加深，皇权专制加强，对庶民百姓的控制更加严密[1](p819-820)。尽管后来保甲组织进一步演化为准军事组织,它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控制和对农民的管制更加严厉；但是，上层建筑一旦失去其经济基础，也只能是一座空中楼阁，其作用发挥总是十分有限的。

二、新中国“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模式及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在城乡对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农村集体土地制度、农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农村行政管理体制自成一体，封闭运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同时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外部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7年），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第一次农村土地大革命，彻底打破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的枷锁，建立了土地分配上的机会均等的农民土地私有制，构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微

观基础，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到1953年春，全国约有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多亩耕地和大量的农具、牲畜、房屋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被国家免除了350亿公斤的粮食地租[7]（p29）。据统计，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粮食产量增长44.8%，棉花产量增长193.7%，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1.4%[8](p95-96)。经过土地改革，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对所拥有的土地“有权自由经营、买卖和出租”[9]。农村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也带来了农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很大变化。实际上，我国土地改革后，在农民之间自然形成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分配形式。

土改结束后，我国农村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1953年春开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改造时期，全国农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经过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合作社等环节，共产党新政权在较短的时间内，把中国千百年来长期处于分散状态的个体农民强有力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农民收入按劳分配—农村基层党组织统一领导的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新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我国古代历史上旧的三位一体管理模式相比，有根本性质上的区别。但经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它并不适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种主观上的“理想”的制度设计。从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村经过长期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所谓的“纯社会主义”不断进行升级，使广大农村逐步形成了“一大、二公、三纯”的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和农村土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工分制、党的一元化领导三位一体的农村管理僵化模式。再加上全国开展“大跃进”运动，国家为了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与此相关的配套政策措施，实行城乡差别极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导致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严重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人民公社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在农村基层地方政权组织，按照毛泽东的话说，“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但在10年“文革”期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大背景下，它基本上成为管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政治工具，服务于各种政治运动和政治活动，完全窒息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自主创造性，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到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仍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最基本的温饱问题，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崩溃。另据专家测算，从1952～1990年，我国农民向国家贡献了6000-8000亿元的资金，支援了全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剩余积累中，其中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方式占75.1%[10]。这实际上是强加给广大农民的一种隐形税收。农村“外部性”问题的产生和日益固化，给我国的城乡改革与发展遗留下了一笔沉重的历史负担。旧的城乡利益格局在短期内难以打破，已成为当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道“硬坎”，是跨世纪的一道难题。

三、“三位一体”的农村改革新模式的合理替代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新的农村政策导向和农村新的经济因素产生，正在促使中国经济社会结构由农村农业、城市工业的二元结构向城市、小城镇、乡村多种产业组合和多样化生活方式并存的三元结构转换，并且最终将会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新的发展格局。农村土地制度、国民收入分配制度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要求，进行彻底的整体性的配套改革。

主义制度的框架内，第二次构建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随着全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必然要求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不论是在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上，还是在机构设置、工作职能、干部数量、人员素质等方面，都要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重大转变。但是，迄今为止，尽管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传统的农村行政管理体制，除了在村、组名称上作了改变，除了在村、组两个管理层次上对“干部”数量进行了精简之外，其他方面基本上维持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原貌。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这已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深层次的重要根源。目前，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1）党群组织系统机构设置繁杂，队伍过于庞大，工作职能定位不清，人员结构不合理和干部素质低下等。而多数乡镇党委和农村党支部，长期习惯于党的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习惯于搞普遍号召、大轰大嗡，大包大揽。这与其自身拥有的经济实力和组织能力，以及当前的农村实际情况是很不相符合的。（2）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基本上是沿袭我国古代社会的乡里组织建立起来的，它与农村基层党群组织系统平行运作，相互交叉，造成党政不分。这既不利于提高农村工作效率，也不利于乡镇政府依法独立地开展工作。（3）乡镇“七所、八站”和企业管理组织条块分割，肢解了乡镇政府统一管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职能，形成了乡镇政府责任大、权利小，农村工作难协调的被动局面。（4）近年来，农村新产生的市场中介组织和民间自治组织，既存在准行政化倾向，也存在松散化倾向，又缺乏法律规范和制度约束，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秩序。特别是在民间滋生的非法宗教组织和黑社会势力，一直处于自生自灭、放任自流、自由发展的状态，对农村社会秩序稳定构成了严重危害。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制约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制度性障碍，必须进行全面彻底地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民收入分配制度方面，至今仍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法律制度。概括起来，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1）农村集体土地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农民对农产品初次分配以承包土地数量和劳动投入为主，并辅之以资金投入和技术投入。这是农民收入分配方式顺其自然的一种过渡形式，并不需要政府过多地干预和法律制度规范。而我国对农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国家法律却始终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所以，我们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村实行“大包干”以来，农民负担多次出现“反弹现象”以及国家对农业投入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等都与此有关。（2）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经营制度，以劳动所得为主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在这个基础上，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农村改革。”在这里，农民收入 “以劳动所得为主”，拓宽了传统的“以按劳分配为主”原则的内涵，更加符合农村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所形成的新的农民收入分配格局。而新时期的农民收入“按生产要素分配”，也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在国家法律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不变，承包地不得买卖”[11] 的法律制度约束条件下，农地产权不准流动，让农村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就十分困难。所谓“按生产要素分配”，要想在农业生产领域里充分体现出来，很显然是难以真正做到的。总之，目前农村出现的新的农民收益分配关系，与我国现行的农地所有制度和农地经营制度发生了十分突出的矛盾，存在着农村生产关系与农民收入分配关系严重脱节现象，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3）进入新世纪，在我国已经正式加入WTO和加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中农业剩余和非农业剩余相比，重要性下降，农业作为工业化积累主要来源的地位应发生变化。既有的行政性社区组

织不应该再担负„将农业剩余向非农业剩余转移的广义征税‟职能，而应该以„作为政府常规职能的狭义征税‟组织”[12]。而目前我国农村正在进行农民“费改税”试点，仍然是在旧的城乡利益格局严重存在，传统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大的改变的环境下，以“减负”作为第一要旨，试图单项突破的农村分配制度改革。如果它不能与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同步协调进行，那么，农村“费改税”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地解决多年来困扰中央高层决策者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的农民负担问题，而且也很难从制度上理顺和规范城乡之间已经出现的新的收入分配关系。毋庸讳言，我国理论学术界和决策研究机构，当务之急是要跳出对传统农村观念认识的狭窄视野，站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社会进步的高度，来研究制定下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社会的政治组织、文化制度、组织制度、管理制度以及国家对城乡收入分配关系的利益调整问题，等等。现在，我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已经对全国整体性改革与发展，产生了一种“滞后”效应，单项突破的农村改革思路，也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必须坚持农地制度、分配制度、管理体制三位一体，综合配套，整体推进，协调运作。试图寻找折中的办法是徒劳的，也是毫无用处的。参考文献：

[1] 黄崇岳.中国历朝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 江平。中国土地立法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 李 文.中国土地制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M].吉林：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4] 王 军.历史上的税费改革及其启示[N].人民日报,2000-05-16(9).[5] 李茂岚.中国农民负担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7.[6]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 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8] 董辅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9]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参考资料汇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57.[10]李 溦.农业剩余与工业化资本积累[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1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N].人民日报，2002-08-30(7).[12]蔡 昉.合作与不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发展阶段与农民社区组织[J].中国农村观察,1999,(5).

第四篇：（党课讲稿）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内在逻辑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勇于和善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百炼成钢、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一个根本原因。对此可以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有机统一中来理解和把握。

理论逻辑：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政治属性是政党第一位的属性。一个政党能否不断发展壮大，能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能否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关键看它的政治属性是否先进，它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是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在对待自身错误时能否保持刀刃向内、革故鼎新的自我革命态度和精神。

资产阶级政党在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中曾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指向自身的“自我革命”是无从谈起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从事如此雄伟壮丽的事业，进行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是必然的，敢于直面自身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也是必然的。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革命与其他革命不同之处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壮大起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对的、改正错的。勇于坚持真理、坚持自我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必然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干成其他政党干不成的事业，在历史洪流中始终充满生机、具有强大创造力的主要原因所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次次走出困境、浴火重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主要原因所在。马克思主义政党要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实现崇高理想，必须一刻不放松地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坚决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勇于自我革命。

历史逻辑：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近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结晶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近百年的风雨沧桑中，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都用实际行动坚守勇于自我革命的品格、践行勇于自我革命的誓言。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1927年8月紧急召开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紧急关头及时为全党全国人民指明了斗争方向。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从1942年开始、历时3年多的整风运动取得了巨大成效，党的七大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统一和团结。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毛泽东同志强调“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要求全党在执政条件下继续保持和发扬自我革命精神。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重新确立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98年的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勇于自我革命的历史，每个重要转折点之所以能成为推动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不断前进的新起点，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自我革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直面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把管党治党要求落细落实，都贯穿着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体现着我们党进行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坚强意志。从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转变作风到通过科学管理、严格监督和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切实管住权力，从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到扎紧不能腐的笼子、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从全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到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中国共产党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刹住了一些过去被认为不容易刹住的歪风邪气，消除了党和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显著增强，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正如毛泽东同志形象地指出的：“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历史不断证明，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永葆生机活力的动力源泉，是我们党在挫折和失误面前能够力挽狂澜、化险为夷、转危为安的奥秘所在。

实践逻辑：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当前，我们党自身及党所面临的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应对内外形势变化的必然要求。

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党和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发生了变化：当前，国际形势波谲云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在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等领域存在一系列重大风险，党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严峻复杂。

我们党自身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9059.4万名，基层组织为461.0万个，是世界第一大党。党组织的结构要素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等都与过去有了很大不同。比如，党员学历更高、年轻党员数量增多、党员思想状况更加复杂。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从领导革命到开始执政再到长期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知其然而然。”对于党内外形势发生的这些变化必须高度重视、正确认识、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和纯洁不等于现在先进和纯洁，现在先进和纯洁不等于永远先进和纯洁。从我们党所面临的外部形势看，所处的历史方位发生了变化、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发生了变化，我们党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就会落后于时代，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削弱。从党的内部形势看，我们党的规模发生了变化、党组织的结构要素发生了变化、党的领导方式发生了变化。只有因势利导引领变化，有效克服思想理念、体制机制僵化等问题，自觉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敢斗争、贪图享乐的现象作斗争，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

党内外形势变化越复杂、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有没有善于自我净化的过硬特质，能不能坚持不懈同自身存在的问题作斗争，是决定党兴衰成败的关键因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但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一些老问题仍存在反弹回潮的可能，同时在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些问题都会严重侵蚀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勇于自我革命。

在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其涵盖领域的广泛性、触及利益格局调整的深刻性、涉及矛盾和问题的尖锐性、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的艰巨性，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必须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使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始终为人民衷心拥护，始终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第五篇：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学习党课讲稿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学习党课讲稿

一、改革开放的业绩与成就

——经济质量显著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民生改革阔步前进。

二、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分析

(一)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

(二)市场改革取向的坚持

(三)经济重心工作的发展

(四)全球开放化进程的融入

三、改革开放的未来思考

第一，中国要向国人、世界表明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决心。

第二，中国要通过新一轮扩大开放来为全球经济化树立“中国榜样”。

第三，中国要勇于打破国际固守保护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的“零和思维”战略桎梏。

改革开放新时期历史学习党课讲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在座的老师、同学：

你们好!

今天能够站在这里讲一堂改革开放史党课，我感到很荣幸。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历经千难成就的一番伟业。在此期间我们涉过无数险滩、啃下无数硬骨头，这其中无不闪现着“敢想、敢做、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和特殊时代意义。借此授课机会，恳请该领域领导、专家、学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对我党改革开放史进行再探讨、再研究、再阐释。那么，接下来我将围绕三个方面来讲授我们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史。如有不当之处，希望各位多多批评指正。

一、改革开放的业绩与成就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依旧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当时，农村人口占国家总人口的比重高达83%，并且这些人口可以说是属于绝对贫困人口。再加上社会主义经历了艰难的曲折探索阶段，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势不容乐观。正是在这样一种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中国领导和人民开始冷静地反思国家的命运及前途。

1978年，一套全新的发展模式应运而生。由此，中国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探索之路，那便是改革开放之路。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风雨兼程，砥砺前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此前提下，依据国情新变化不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与完善，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纵深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跃居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凭借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二的身份，改变了世界对我国古老的看法和态度。

——经济质量显著提升。

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我国经济以创新、创造、创业联动模式，实现了再升级。在技术创新引擎推动下，已经拥有更多自主知识产权，并成为全球互联网应用业态的领先国家。创新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我国经历了从“触电”“触网”到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新基建的巨大变化。

——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

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砥砺奋进中，我们党充分调动全国各族人民干事创业的热情和积极性，既把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合理分配，以此解决了亿万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可以说，国民生活水平由贫穷到温饱再到整体小康，实现了质的飞跃。

——社会生产力高速发展。

如今，社会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是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已改变社会矛盾的层次，基础性社会矛盾得以破解。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

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此后，我国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行动计划，统筹谋划、加强组织，优化科技事业发展总体布局，不断打造出具有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科技产品，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和速度日益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现有科技水平。在材料学、计算机、通信、制造业等方面，已经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通过成功研制航母、无人机、隐形战机等，我国已在世界上成为不可忽视的科技大国。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改革开放助力推动思想文化的开放，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得到极大繁荣和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人民精神层面和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充实，社会思想文化包容性与日俱增，国家文化软实力得以极大提升。中国文化在多元多彩的世界文化大舞台上传递出好声音，绽放出华丽色彩。

——民生改革阔步前进。

国家进行教育改革，全面普及义务教育。不断加大医疗投入,实施新医疗政策。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施行精准扶贫，彻底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四十多年来的民生改革，实现了人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助推人民幸福指数不断攀升。

同志们，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中国人民今天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改革开放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跻身世界发展圈层。不得不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找到的适合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道路选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的伟大历史性创造。同时，改革开放也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实践一再证明，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是党和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二、改革开放成功的原因分析

四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多项经济指标跃居世界第一。总体上来说，中国已从一个农业国转型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大国，也基本完成了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的转型。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成绩的取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建立在扎扎实实的基础之上。下面，我就改革开放的成功，主要讲四点原因。

(一)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适合我国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同时兼备中国特色。

其一，在社会主义方向的指引下，中国走共同富裕的发展路子。即使政府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起来，但最终的奋斗目标依旧是实现共同富裕。由此，国家在扶贫工作上下了很大功夫，制定出台相关政策，采取实施很多举措。旨在通过精准脱贫措施，把中国建成一个没有绝对贫困人口的国家。四十多年来，扶贫工作取得巨大成绩。新增就业岗位和受教育机会、改善社会保障、缩小城乡差距等，都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利好结果。

其二，中国的发展道路显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发展、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等方面，国家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另一方面坚持一定程度的调控力。同样是采用民主政治模式，但不同于外国的是，中国从自身历史、文化、传统出发，并未照抄照搬三权分立，而是打造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三位一体民主政治模式。在经济领域，中国始终坚持宏观调控，却也给与市场经济极大宽松发展空间。因而既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又能够发挥市场独特的魅力。

另外，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源远流长，流传下来的治国学说在当前德治与法治的融合治理矩阵中起到了协调平衡的功效，对秩序与规则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使得中国制度约束和道德规范呈现出地域特色、国家特征。

(二)市场改革取向的坚持

在经济发展道路上的高速度，取决于中国对市场改革取向的坚持。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的见证和决策。从1978年开始，中国就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一条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路线。

起初，中国积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努力搞活商品经济。随之，在意识到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后，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与制度。当然，中国并未彻底将计划体制与制度的东西全盘否定。政府一方面推进市场经济，另一方面也极力促使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新旧两种经济体制和制度共存，进一步发挥融合经济模式的相互补充作用。如此，通过推行渐进式改革，既推进了改革，又得以在动态过程中使计划与市场达到一种比较均衡的状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经济社会稳定秩序。

当前，中国市场取向改革不断进行深化，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经济发展格局。随着中国总体的经济自由度逐步提高，国家的经济改革事业同步向好。而且，国人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已经没有异议了。

(三)经济重心工作的发展

改革开放的重要决策就是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到经济发展工作上来，实现了国家工作重点的特大转移。这明确了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是中国的各级政府，都要狠抓经济发展工作。而且，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重心工作。

面对全国上下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中国积极研判海外投资形势，主动寻找投资机会。通过引入大量外资，中国当地税收大幅度增加，新增就业机会不计其数。尤其是沿海地区城市，当地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相应地也同步提升了消费水平和档次。当中国各地掀起争相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热潮之后，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都极为明显，GDP增速很少有在10%以下的。即使在广大城郊地区，基础设施也很快建设起来。随后，中国的制造业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得到了快速发展。

(四)全球开放化进程的融入

在中国改革开放期间，全球的交融程度与日俱增。我国就此不断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积极融入全球开放化的进程之中。

第一融入阶段，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积极引进外来投资，加强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项目。其中，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条件，中国沿海的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发展最快。伴随着工业开发区的大量建立，许多村庄很快就转变为全球的制造基地。较为显著的例子是，东莞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生产基地。直到90年代末，中国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达到高峰，基本确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第二融入阶段，对接世界贸易规则与产业链。从2001年加入WTO开始，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中国完成了世界贸易圈层的接纳和就位过程。中国通过将自身贸易规则与世贸规则相接洽和融通，赢得了西方发达国家贸易规则的接纳。这对于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贸易圈是极为有利的。同时，中国同世界在价值链上实现了对接，成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让世界贸易越来越离不开中国。在全球贸易圈中，中国制造业的真实价值得到了验证和体现。制造业的增加值超过了美国，GDP总量也同时超过了日本。中国终而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大国。

第三融入阶段，借助“一带一路”战略主动开放。从2013年开始，中国凭借资金、实用技术和专业人才等方面的优势，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战略体系和机制，促进全球在基础设施、贸易投资、金融财经、人文社会等方面的互联互通，实现相互支持与相互促进的联动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的开放、创新、包容发展，加强文明对话，最终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进程开局良好，效果不错。

三、改革开放的未来思考

世界的发展形势是波谲云诡的。在座的很多人听到课程这个进度的时候，不禁会想“中国的改革开放下一步如何发展?”当然，这个问题我也不止一次地扪心自问过自己。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只能继续深化，开放的大门也绝对不能关闭，而应越开越大。

第一，中国要向国人、世界表明改革开放的坚定意志决心。

中国已不再是近代史上唯唯诺诺、受人摆布的“东亚病夫”，已然是巨型世界发展中大国。我们有理由自豪和骄傲，但也更要有相应的底气和行动。中国要进一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出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不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主动增加并扩大进口渠道与途径。中国要以实际行动打开全新升级的对外开放格局，用高度的民族自信推动经济全球化并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第二，中国要通过新一轮扩大开放来为全球经济化树立“中国榜样”。

面临世界保护主义“逆流”冲击和封锁，全球经济化和自由贸易亟需国际社会共同坚守。对此，中国要采取高效手段和措施，创造更加开放的条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在实施扩大开放重大举措时，要秉持“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精神尽快落实。须知，扩大开放的举措都由中国自主决定，绝不能受第三方因素影响。那么，中国务必要尽快使开放政策“落地开花”，为世界各国升级开放“打样儿”。

第三，中国要勇于打破国际固守保护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的“零和思维”战略桎梏。

中国基于自身发展需要，自主作出这样的战略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不单单是中国针对自我发展的声音，更是对全球经济化的威胁元素发出的呐喊和警告。针对某些将一国利益凌驾于世界利益之上的竞争对手，乃至敌人或破坏者，中国要敢于发声，呼吁世界他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对话，增进相互了解，实现文明交流互鉴，千方百计地杜绝对抗与损害。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要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坚持开放融通、互利共赢，造福各国人民。

同志们，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就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对我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需要我们国人为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重大课题提供“中国方案”;需要我们国人把握和平合作，变革创新的时代潮流;需要我们国人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同志们，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我们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在新时期新时代，我们要推动对外开放再扩大、深化改革再出发。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影响力日益上升的新兴国家，需要打开国门进入世界。同样，庞大的世界市场也需要中国的加入与经营。我们要向世界宣示新时代中国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意志和重大举措。

同志们，新时代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与世界交融发展的新画卷已经展开。我们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我们改革开放的发展永不止步;我们需要同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分享改革开放成果，共同推动世界大家庭发展进步，共同谱写新时期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篇章。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