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第一篇：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演进历史图解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演进历史图解

海丰县博物馆1927年的这面党旗被作为国家一级文物珍藏。

用万粒彩珠编织的党旗

沂蒙红嫂4个月绣制90平方米巨幅党旗赠送国旗护卫队

“全国最大党旗”——

依山就势飘展在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

对面的山梁上。党旗采用大型金属结构建造，面积960平方米，寓意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国土。

长11.62米，宽7.75米的巨幅湘绣党旗在湖南省长沙星沙湘绣城紫金绣庄制作完成。

党旗选用优质蚕丝绣制，由90名绣师历时两个月绣制完成，采用传统的平针绣法。我的更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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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锤头还是斧头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红色党旗上的唯一图案标识，是金黄色的党徽。写作本文前，笔者曾就这一课题作过专题或随机问卷调研，其中有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一是用语言简要描述党徽的组成部件；二是用简笔画出党徽。结果，出乎所料，发人深思！尊敬的读者，在您阅读下文前，请您能顺便先默写下这两个在十秒钟之内就能完成的问答，然后再看本文结尾的正确答案。您看后可能感到意外或惊奇，同时，您肯定已经有了新的知识增长和思想收获。

一、以俄为师，把“镰刀斧头”作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的主要标识 1920年6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于８月13日、９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并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对于时局之我见》，称“吾党”为“社会党”，后又改称为“共产党”。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有了名称后，组织也相继建立，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还顾不上党徽党旗的设计制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尚未制作统一的党徽和党旗。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徽标识不是在成立时就有的，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确定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由于有俄国共产党人帮助建党并参会，党的会议上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考虑周全，一切只能是顺从简便易行的原则。党组织开会，有时需要悬挂党旗，可自己的党旗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当时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旗自然要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一致起来，当时的“老大哥”也就是唯一建立政权的俄国（苏联）共产党，他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党旗的范本，这也就是在红旗左上角加黄色镰刀锤子图案的苏维埃旗帜（图01）。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打出的旗帜式样看，其雏形显然来源于列宁所创建的苏联的旗帜。这种旗帜的含义，普遍的解释是：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亦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

图01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党组织成立之后，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俄共（布）旗帜的式样自己制作，所以，具体规格式样也就不尽相同。即使如此克隆过来的红色旗帜，在当时的公开场合并没有正式举出。由于强调国共合作，出于形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是在“主义不变、旗帜不变、纲领不变、组织不变”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起义的准备比较仓促，没有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面旗帜来。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关于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论题，但支持者甚少。会议最后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国民党的旗帜。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毛泽东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在多次会议上反复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强调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

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出现在1927年9月毛泽东本人组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坚持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来，他向工农革命军中的参谋何长工部署了此项工作。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面新设计的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杆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04）。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先有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图04 1927年秋的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这时，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9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三册，第43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这是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旗上有“斧头镰刀”标志的正式决定。中共党旗图案“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范式，基本框定了党旗党徽的轮廓和构成要素（图06）。由此亦见“斧头镰刀”的式样，并非由中国共产党人独自发明，而是移植于俄共（布）或者说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

图06

二、党旗党徽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是锤头还是斧头？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党旗党徽图案设计上曾特意以“斧头”图案代表中国手工业者，以“镰刀”图案代表农民。从1921年7月到1942年4月长达21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及各级组织有过多次明确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的规定和决议。但在此期间，又由于受苏联国旗的影响，中共党旗党徽上的图案既出现过“镰刀斧头”，也出现过“镰刀锤头”。在战争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旗党徽图案一直处在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作中描述的情景。这首词，毛泽东在后来作过修改，将其中的“修铜”、“便”、“平浏”、“沉”分别改为“匡庐”、“要”、“潇湘”、“愁”，但对“镰刀斧头”的提法并未作修改，这说明毛泽东对“镰刀斧头”的记忆犹深，也说明当时旗帜上普遍以“镰刀斧头”为主要图案标识的历史事实（图08、09）。

图08

图09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令》：“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角星，五角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这一规定，使当时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所用的旗帜式样进一步正规化、规范化。这种“三○式”军旗，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范围最广的式样（图10）。由于战争在当时是全党的主要任务，军旗的广泛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党旗党徽式样的演进（图11、12）。

图10

图11

图12

有众多历史文献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镰刀斧头”可说是党徽的代名词，“镰刀斧头”的说法被普遍认可。著名的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最早出现在1933年9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三十军解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家地主宅院内。红军便在宅院门楼两旁的石柱上錾刻了这副气势恢宏、形象生动的名联（图13），把党徽中的主要元素“镰刀斧头”巧妙地镶嵌了进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描绘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后来，红军宣传工作者在长征沿途曾多次书写这副楹联及其他类似楹联（图14）。在四川兴文县，也有红军写的“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楹联，横批是“变！变！变！”这幅楹联，对广为宣传“镰刀斧头”的形象记忆，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从红四方面军留存的历史文献看，党徽图案也多为斧头镰刀（图15）。

图13

图14

图15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中央苏区相继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夏，中央苏区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始了多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由于党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从入党宣誓仪式上的党旗，到党员大会的会场布置，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关注党旗党徽的式样。这一时期，中央苏区主要传媒《红色中华》报的插图中，刊登有不同式样的“镰刀斧头”、“镰刀锤头”图案。这些在当时被誉为“国际徽”、“国际旗”的图案，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图腾随处可见，也随时即兴发挥的有些任意（图16、17）。在如此无法规范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党旗党徽中的“斧头”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应当改换为“锤头”，与苏联的旗帜相一致。1933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党旗党徽中的“斧头”图案调整成为“锤子”图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群众团体及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其中对军旗的式样做了详细的更改说明，并下发了军旗图式，规定旗的右上方为一五角星，旗中间为交叉的“镰刀锤子”，旗的三边有旗须，旗杆处有二寸三分的白布书写部队番号。同时规定五角星和“镰刀锤子”一律用金黄色。这种军旗一般称为“三三式”军旗（图19、20）。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旗帜，都相应地做了改变。

图16

图17

图19

图20 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不久，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党旗党徽中“斧头”变“锤子”的决定并未在全党全军得到贯彻执行。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在陕北等各根据地，“斧头”与“锤子”仍然混用；以至于在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然出现“镰刀斧头”的提法。从历史图片看，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军旗式样也多为“三○式”而少“三三式”，原因可能是“三三式”旗须的繁赘，不如“三○式”简捷明快。斯诺名著《西行漫记》中，收录有“三○式”军旗的照片。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等曾较长期使用“三○式”军旗。在1935年长征前后时期，从所举的旗帜式样可区别出红军部队建制的归属。

综合分析各种文献及图片，从总体上看这一历史时期的党旗党徽，是“镰刀斧头”或是“镰刀锤头”？有着三个明鲜的特点：（1）从形成文字的文献字面上看，在党的有关决议中，说明党旗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的占绝大多数，而在实际制作中又多以“镰刀锤头”图案为多；（2）从地域上看，中央根据地在许多会议等正式场合多使用“镰刀锤头”图案，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川陕、陕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党旗党徽图案则多设计为“镰刀斧头”；（3）从美工角度看，抽象时多用“镰刀锤头”，具象时多用“镰刀斧头”。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关于确定党旗党徽式样的议题，希望能有明确的、统一的规范。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对党旗式样作出决定：“中共党旗式样，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随即诞生。当时制作的标准党旗规定为红色，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四分之一处）为黄色“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黄色的“斧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红色象征革命，黄色象征光明。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象征工农联盟的“斧头镰刀”，去掉原来旗帜上的五角星，是为了与苏联的旗帜相区别。由此也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党旗式样的考虑十分慎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确定党旗的式样。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主席台幕布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在画像下方的图案中，中间缀有中国共产党党徽：铁锤镰刀，稻穗和麦穗围绕着它。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红色的缀有铁锤镰刀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图25）。当7000多名代表步进会场时，庄严肃穆的场面令与会代表们为之振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次竖立正式的党旗，从而结束了党从“一大”至“六大”无正式党旗的历史。

图2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年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式样所作出的“斧头镰刀”的决定，但在党的“七大”会场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据地所出现的中共党旗党徽图案，基本上都统一于“锤头镰刀”，已经鲜见“斧头镰刀”图案。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式样一直沿用至今。

图26 实际上，究竟是用“斧头”还是用“铁锤”，这不只是图案形式上不同，而是涉及到对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的理解，更涉及到对“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命题的理解。斧子和锤子，在相当程度上与不同的生产形态相联系，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斧子，主要用于手工业者，如木工、伐木工、消防员等，与大工业的联系不多；锤子，主要用于大工业中的工人，如钳工、锻工、扳金工等产业工人，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离不开锤子。所以，斧子是手工业的象征物，而锤子是大工业的象征物，锤子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铁锤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用铁锤和镰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徽应当采用“锤头镰刀”做标志才最为妥当。“锤头镰刀”的寓意，更符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旗党徽上的“斧头镰刀”改定为“铁锤镰刀”，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工农联盟的本义。

三、党旗党徽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是党的象征和形象标志，党旗党徽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党的制度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曾几次讨论研究党旗的规范化问题，考虑重新设计党旗式样，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图片文献看，尽管从“七大”之后就有了党旗的正规式样，但各地党组织使用的党旗党徽图案还存在着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

1949年9月，在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入党仪式所用党旗尺寸的规定》，其中对党旗的制作确定了暂时规范：“暂规定宽80厘米，横120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30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6.5厘米，亦即旗面横长1/18强。旗杆式样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函复军委总政治部：“同意在党旗未统一规定前按暂行规定之式样试用。”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30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连续的“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文革”十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红旗的海洋成为“革命运动”的独特景观，以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但那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大旗，而少见党徽闪耀的党旗。尽管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在逝世后的遗体上覆盖的是“镰刀锤头”的党旗，典型的如至今保存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堂内毛泽东遗体上的党旗（图27），但这些党旗却都不是经中共中央正式规定的党旗式样。人们不会想到，建党30周年时所说“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的时间会拖得这么长，直到改革开放后又是十多年之后，这个问题才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图27 为切实维护党旗党徽的尊严，使党旗党徽的制作、销售和使用规范化，加强管理，1995年4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党旗党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意见，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规定》（中办发［1996］25号），进一步规范了党旗党徽的式样和使用。《规定》共12条，它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至此，党旗党徽有了统一规范的标准式样。

《规定》指出，“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根据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党旗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通常分5种规格，其尺寸分别为：长288厘米，宽192厘米；长240厘米，宽160厘米；长192厘米，宽128厘米；长144厘米，宽96厘米；长96厘米，宽64厘米。党旗的制作法：（1）旗面长宽之比为3∶2，旗面左上方1/4部分缀党徽图案。（2）画旗面长与宽中线将旗分成4等分的长方形，左上方长方形内划出横18竖12等分的小方格。党徽图案切于8×8小方格的正方形内，正方形的上部与旗上边空3格，左侧与旗左边空4格。（3）旗杆套为白色。党旗上党徽两面相对。党徽则可按实际需要按比例放大缩小，并无一定大小规定。

《规定》中关于党徽“镰刀”的式样，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矩形“刀把”变成了圆形，这是党徽“镰刀把”的重大改变。至此，党徽上的“镰刀把”经历了四种式样：（1）“刀把”上部有凸出圆棱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苏联国旗中的“镰刀把”具象写实，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图28）。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地方党组织在自行制作党旗党徽或一些报刊插图中的党旗党徽，曾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有这一圈凸出圆棱，在图画中常以一短横线示意（图29）。

图28

图29（2）光杆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仍是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但“刀把”靠上部有的那一圈凸出圆棱被省略，“刀把”较长是这种样式“镰刀”图案的显著特点（图30、31）。

图30

图31

（3）由写实的长圆柱形到抽象的矩形“镰刀把”。约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后，由长“刀把”演变而来，形成标志是“刀把”尾端由圆变方（图32、33、34、35、36、37）。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4）由抽象矩形到更加抽象、艺术化的“镰刀把”。始于199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特别注明，“将一正方形分为32等分”画党徽，以左下角的五个方格画一小圆，在小圆右上部与“镰刀刀背”两个点相切，“构成镰刀把”（图38、39、40）。

图38

图39

图40 1996年11月19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别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供应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7月9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内部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规定“非定点企业一律不得生产党旗党徽及相关产品，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超越经营范围依法处理。”“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党旗党徽”。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具体分为三条：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增写“党徽党旗”一章，是自建党80多年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次。对于维护党徽党旗的严肃性，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图41），“党徽党旗”仍是第十一章，内容同于“十六大”。

图41

综上所述，党徽党旗的重大历史演变主要有：（1）党徽中代表工人阶级图案的变化，经历了从“斧头”到“锤头”的重大改变。（2）“镰刀把”有四种不同形状：一是具象写实的两端稍细、中间粗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并在“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二是光杆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去掉了“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三是演变为抽象示意的矩形；四是再艺术化为更加抽象的球形。（3）党徽党旗的象征含义：前期，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红色代表革命，黄色象征光明；而斧头（锤头）、镰刀为工农的劳动工具，象征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含义有了相关的解释：红色象征革命，金黄色的锤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章程》）。

此外，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从悬挂领袖像到党徽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演变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存资料图片未见主席台有专门的党旗党徽及领袖像布置。1945年的“七大”主席台，开幕式时的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画像下方图案中有党徽，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党旗（图42）；大会后期及闭幕时，主席台后部幕布中央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图43）。

图42

图43 1956年“八大”主席台后部没有任何宣传装饰，并排一列放的是十棵绿色的棕榈观赏树（图44）。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毛泽东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5、46）。1977年“十一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并排悬挂的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7）。

图44

图45

图46

图47

1982年“十二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镰刀把”为方形的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8）。这是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会场主席台上悬挂党徽。此后的“十三大”、“十四大”主席台后方布置同“十二大”（图49、50）。1997年“十五大”主席台后部幕布双中央悬挂的“镰刀把”改为为圆形的“九六式”新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51）。此后的“十六大”、“十七大”主席台后部布置同“十五大”（图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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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通过回望党旗党徽图案的演变历史，再看党章中关于党徽图案是“镰刀锤头”的解说定义，本文认为“锤头”二字的说法仍不够严谨和准确。从工艺学上讲，锤子由锤头和锤把两部分组成，锤头只是锤子的一部分，但党徽上的图案是整个锤子，并非仅是锤头。1996年《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中“锤头的画法”，即有特别注明“锤头”与“锤把”的各自画法。作为生产工具，锤子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因“锤头”的材质不同，又分为“铁锤”、“木锤”、“橡胶锤”等。所以，把党徽图案解说为“镰刀锤子”也不够准确，正确的解说应该是“镰刀铁锤”，建议今后修改党章时应将党徽图案的解说定义改为“镰刀铁锤”。

最后，话题回到本文开篇所说的那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参与本课题测试的有两百多人，95%是中共党员，其中党务、党史工作者和书籍、报刊编辑者占半数以上。（1）绝大多数人顺口而答的是：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然而，据最新党章，正确答案应为“镰刀锤头”（参见1996年、2007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绝大多数人简笔画出的党徽，误在“镰刀把”的长柄或短柄，那是1996年之前的党徽，甚至更早，正确应为圆形（图54、55）。这种错误，在目前的影视、报刊等传媒中也屡见不鲜。此现象当给我们提醒和警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郑重对待，能够准确理解、解说党旗党徽的图案和含义。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建党90周年之际，用心认真仰望党旗党徽，真正地牢记曾经面对党旗党徽宣誓时的誓言，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图54

图55

图56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

论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摘要]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我国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脉相承的民生观，这是我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集中体现。由于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阶段的民生问题存在差别，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形成的民生观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探究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历史演进轨迹，分析其内涵，把握其特色，对深刻理解党的宗旨，解决当代日益凸现的民生问题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生观；历史演进

关注民生、改善民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把解决民生问题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并结合时代特点，深入理解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民生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由此形成各具特色的民生观。

一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国家独立、人民解放是解决民生的政治前提与基础的信念，把关注民生、为民谋利、为民造福视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探索实践中，将改善民生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保障，作为重大战略任务来抓。

近代中国战乱不断，社会动荡，内忧外患。人们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多重剥削、压迫。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奋斗。最具代表性的是革命先驱孙中山”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为核心的民生观，由于历史和阶级局限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深刻剖析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主要矛盾，认为无产阶级，包括佃农、工人等，“失了生产手段”，“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是阻碍中国人民没有基本生存保障、无法解决民生的根本原因，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和国家的主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1]（P390）没有国家独立，人民解放，就没有人民幸福，号召“共产党、国民党、全国人民，应当共同一致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2]（P259）”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2](P139)因此，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赢得中华民族的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人民的彻底解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生问题。这也是革命的目的所在。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3]

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就必须本着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价值目标，高度重视民生，并始终把改善民生视为党的首要任务。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强调：“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1]（P292）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注重经济利益是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他还郑重指出：我们“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关注民生，就要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4](P222)1

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改善人民的生活，实现人民的幸福视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党的性质、宗旨的本质要求。

将改善民生视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物质保障，是其时代赋予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百废待兴，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如何在实践中极大的改善人民生活，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我党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出发，认识到“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立足于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国情，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以后，如果我们“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定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6](P1428)[5](P201)[2](P136—137)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民生问题，并把它提高到维持党和人民的关系，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等重大问题的认识上。1953年12月，毛泽东明确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任务，就是要“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

[7](P245)这一任务不仅明确了党在建设初期，改善民生的措施及目标，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物质的保障。

二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倡导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谋求解决民生的根本推动力，并在社会主义本质论中诠释民生，把“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提高到民生的最高价值追求。

改革开放前，经济的发展缓慢，严重制约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邓小平站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摆脱贫穷，就必须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民生，保障民生。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8](P28)。“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8](P264—265)深刻揭示了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改善民生，必须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否则，改善民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不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9](P316)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我国的生产力得到空前的发展，为解决民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8](P373)论断，实质就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民生。由此可见，邓小平不是单纯就“民生”而谈民生，而是从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角度去考察民生问题。他指出：”„„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9](P128)”„„生产力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8](P63)为了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中更深入地诠释民生，进而推动民生问题的解决，他还强调：“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8](P64)可见，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鲜明的贯穿于他解决民生问题的实践历程中。

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是邓小平在社会主义的本质论中深入理解民生的体现，更是其最高价值追求。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他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8](P166)邓小平也坚决反对两极分化，反对贫富差距悬殊，主张“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8](P255)为实现人民真正意义的共同富裕，邓小平高瞻远瞩，结合我国现实国情，首次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蕴含着”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的民生目标体系。每一步都与人民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步步落实到人民生活上。“三步走”战略，前瞻性的勾画未来我国经济发达、民生改善的社会主义美好图景。不仅是邓小平毕生改善民生的智慧结晶，更是其民生观的最直接体现。

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民生全局，认为解决民生问题是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基础，必须通过发展经济，以实现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党的先进性结合起来。认为“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全社会全民族的积极性创造性，对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始终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此，“全党同志心中始终都要装着人民群众，关心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地为他们谋利益，带领他们艰苦奋斗，创造幸福生活”[10](P122)。这就清楚地指出了新时期改善民生问题的迫切性，他还强调“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和‘三个代表’要求的最终体现，是处理好改革稳定关系的结合点。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就会得到更加广泛的支持，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就会更加巩固”[11](P569—570)江泽民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到执政层面，由此上升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战略高度，将关注民生作为巩固我党执政地位的基石，诠释了党的执政地位与改善民生的辩证统一关系；由此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民生问题新观点、新概括、新举措；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改善民生、怎样改善民生”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为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充分反映了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对解决民生与党的执政地位的深刻认识和理性把握，丰富、发展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民生观的内容。

围绕新时期如何改善民生的重大问题，江泽民始终认为发展对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发展生产、繁荣文化、建设民主政治都是为了实现人民幸福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服务的宗旨和发展最终落实到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上。并指出“经济是基础，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要靠经济的发展。”［12］(P514)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基础

［10］(P534)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由此可

见，经济的发展水平，在实践上决定民生的发展程度，脱离经济发展而谈民生，是虚幻的民生，更与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目的相违背的。“使全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并逐步向更高水平前进。努力增加城乡居民实际收入，拓宽消费领域，引导合理消费。在改善物质生活同时，充实精神生活，美化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13］(P27—28)所以，我们必须加快经济的发展。“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10］(P552)[10](P539)

四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承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提出在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以构建“和谐民生”为蓝图，以制度建设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根本保障，在实际工作中整体推进民生工程。

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既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当前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秉着“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提出的重大战略思维。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14]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没，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因此，在抓住发展机遇的同时，“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15] 充分体现了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为解决民生问题制定了系统而又具体的的举措。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之基。

构建“和谐民生”的蓝图，既是适应我国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形势，更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理解“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生动体现。胡锦涛认识到“‘后改革开放时代’更加突出地显露出教育作为民生之基、就业作为民生之本、收入分配作为民生之源、社会保障作为民生之安全网的重要性”。[16](P28)将民生问题与社会和谐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依据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的战略部署。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根本之策。”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14]的党的民生“五有”走创新性的和谐型民生之路；把民生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机地统一起来，实现”和谐社会构建”的民生蓝图，不仅顺应了各族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更是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民生问题的本质意涵。

推进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实现“和谐民生”的蓝图；需要健全的制度、完备的法律和有效的运行机制来保障。针对当前民生问题凸显与改善民生的制度缺失有关，胡锦涛强调：“要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长效机制，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温家宝指出：”解决民生问题，第一要有制度的保障，„„有了制度的话，就不会轻易改变，它不会因为政府的更替和领导人的变化而变化。”[19]党的十七大把“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正式写入“报告”，把构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和谐民生”蓝图写入了党章，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予以制度上的定格，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对改善民生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意义。彰显了民生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为切实解决好错综复杂的民生问题，在实际工作中整体推进民生工程。创造人民群众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提供坚实有力的制度保障。

总之，中国共产党人的民生观，以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为积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核心，结合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形成了富有鲜明时代气息的民生观。深入探求其演进规律，对于更好地理解民生观的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义义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5.[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 [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 / /本书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4]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5]陈云文选(1956-198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参考资料[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8](P496)[17][1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0]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2]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3]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4]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24日.[15]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16]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7]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8年2月27日.[18]胡锦涛.当前政治理论教育读本[C].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第3版.[19]温家宝.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问[N].新华日报,2007年3月16日.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

教学对象: 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及从事发展党员工作的党务工作者;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员对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有初步的了解，从而端正入党动机，严格要求自己，树立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教学提示: 教学过程中可适当引用教学参考之内容;教学时间: 1.5小时。

本节党课内容概要:

入党条件是申请加入党组织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是被吸收入党基础标准的综合体现。中国共产党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集中体现在.从一大到十七大历次党代会通过的党代会通过的党章中。本节党课将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新时期入党条件发展演进的轨迹，从而明确不同时期党员先进性的不同标准，用以指导今天的发展党员工作。

目前，我们党的党员总数8026万、全国每17个人中就有1名党员，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大政党。在我们党从53名党员发展到8026万名党员的历程中，一直坚持了严格入党条件、个别吸收、按程序发展、保证质的原则要求，尤其是突出强调与时俱进创新入党条件。入党条件是申加入党组织必须具备的基本要素，是被吸收入党基础标准的综合体现。我们党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其主体一直体现在党章的条文规定中。

入党申请书应包括哪些内容?

1..为什么要入党，即对党的认识和入党动机:对党的认识包括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最终目的的认识，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入党动机主要谈自己为什么要入党以及在要求入党的过程中有什么样的思想演变。

2.个人的自然情况及家庭成员、主要社会关系情况。个人简历一般从接受学校教育时写起，象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一般指直系亲属、直接抚养人及与自己有联系和一定影响的亲友。

3.明确表达自己的愿望，即对待入党的态度和决心。

4.在政治、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表现，主要优缺点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入党条件的探索(板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召开了从一大到七大的七次党代会.共制定、修订、出台了七个党章。在这些党章中，初步进行了党员入党年 件的探索。

(一)一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1年7月党的一大通过的相当于第一 个党章的《中国共产党纲领》，对于入党条件作出如下规定:“凡承认本党

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 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是在加人我们的队伍以 前，一必须与那些与我们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这是我们党对入党条件的第一次明文规定。同时，《中国共产党纲领》中 特别强调了在吸收党员时不分性别和国籍。

(二)二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我们党第一 个完整的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对于入党条件，明确指出:“本党党员 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 为本党党员。”这是在正式党章中对入党条件的第一次明确规定。其强调的入党条件主要是两条:第一承认党的宣言和章程;第二，愿意忠实 为党服务。对于任何正式党吸收党员而言，“承认党的宣言和章程”都是无 可厚非的。而要求入党人“愿意忠实为党服务”，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同样 无句厚非，但实质却隐藏了“党员工具论”的内容，意味着成为党员就应 该不折不扣地为党服务、充当党实现任务使命的工具。这在党的早期组 织发展中，不管是不是在入党条件中作出规定，都是一个始终隐含其中 的基调。同时，与一大党章规定符合条件的人“可以接收为党员”的带有 选择性的意思表示不同，二大党章明确指出符合条件的人“均得为本党 党员”，这在口吻和语气上有了更多的强制性要求。这表明，我们党在成 立初期为迅速发展壮大自己，在吸收党员上的心情是极为迫切的。

（三）三大、四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3年7月党的三大通过的党章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在关于入党条件的问题上强调:“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它与二大党章的区别之处只是在于:二大党章强调“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而三大党章则是规定“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这是因为党的二大制定了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这些内容加入二大党章中，只好在制定三大党章时将“承认党的纲领”的内容加入到入党条件中。1925年2月党的四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完个沿袭了三大党章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

（四）五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7年4月27日，在蒋介石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导致中国革命面临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党的五大召开。由于严峻的革命形势，五大结束时并没有制定和修订新的党章。五大结束后一段时间，中央政治局才有时间研究党章问题，并于1 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决案》关于入党条件，作出以下的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党纲及章程，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并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与修正前相比，五大党章增加了“服从党的决议”“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缴纳党费”等条件，但删去了”愿忠实为本党服务”的内容。五大党章在第八条还第一次对党员入党的年龄做出了规定，指出：“党员年龄须在十八岁以上，凡年龄在二十岁以内而愿意入党者，必须经过青年团；但青年军人不在此例。”

(五)六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28年6月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我们党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标志着我们党的“共产国际化”达

到高潮。六大闭幕时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六大党章特别突出了共产国际的角色与地位，强调“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此前提下，关于党员的入党条件和资格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一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有几个特点:一是共产国际色彩过于明显、突出，使我们党发展党员上的独立性大打折扣。二是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服从共产国际决议案的所谓“国际主义”要求，同时“服从一切决议案”与此前的“服从党的决议”相比，显然在要求的程度上更深更绝对了。三是与五大党章中单纯地提党员必须“缴纳党费”相比，六大党章中“经常缴纳党费”的规定对党员在缴纳党费方面的要求更迫切。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这一时期在国民境的疯狂打压之下，革命形势变得日益严峻与困顿，党生存发展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全面恶化。此外，与五大党章相比，六大党章中又删除了对党员入党年龄的规定。

（六)七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入党条件作了“去共产国际色彩”的简约表述，但仍然没有明确限定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为中国国籍。七大党章在第四条恢复并发展了五大党章关于入党年龄的规定，指出:“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

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入党条件的探索(板书)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起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领导人民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整个社会建设时期(包括“文革”时期)，我们党共召开了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三个党章。这三党章，对执政条件下发展党员的新要求和党员的入党条件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八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56年9月通过的八大党章关于党员的入党条件，作出了党执政后第一次全面理性的表述，其中有几个“第一次”。

1.第一次明确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员的国籍限制问题，即必须是“中国公民“。

2.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只有劳动者才有资格入党，剥削者没有资格入党的问题，即“任何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中国公民”才有资格人党。这就与八大党章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的党的性质完全对应起来。

3.第一次强调党员必须“按照规定交纳党费”，即党费的收缴要走制度之路。

4，第一次在吸收党员的语气表述上明确突出了入党人的选择性，摒弃了二大之后的“霸王条款”，第一次明确指出，凡是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重新回归到一大党章关于“可以接收为党员”的自然人性轨道上来。

(二)九大、十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69年4月通过的九大党章，与之 前的党章相比，关于党员入党条件的规定有几个突出的创新之处。

第一，五大、七大、八大党章都是对入党年龄与入党条件分开表述的，九大党章第一次将年龄条件规定正式，并载入入党条件的整体表述中。

第二，第一次明确界定了有资格入党的人群的范围，规定只有“工人、贫农、下中农_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才有资格被吸收入党。，第三，第一次提出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这与对“文革”时期党的纪律遭到严重破坏的反思有关。第四，将一直以来关于入党积极分子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党的章程的规定，代之以仅“承认党的章程”的规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文革”中所谓的“”踢开党委闹革命”提供了间接支持。1973年8月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由于同样是在“文革”进行期间，对党的建设的关注度严重不足，所以完全延续了九大党章关于入党条件的规定。

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入党条件的探索(板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上来，并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从此，我国经济社会 步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到目前为止，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共召开了

七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十一大到十七大)，通过了七个党章。这七个党章对入党条件进行了与时俱进的重大探索与创新。

（一）十一大党章与入党条件。因为是在“文革”后不久，所以1977年9月通过的十一大党章关于人党条件的规定，只是在标点符号、语句的表述上作了小的修改，强调了入党的自愿性以及“符合条件”和“被吸收入党”的因果逻辑。

(二)十二大、十三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82年9月通过的十二大党章是执政以后最健全完备的一部党章。它立足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入党条件作了开创性的设计，奠定了之后历次党代会党章关于入党条件的主体架构。

1.申请入党的基本条件。与之前党章在这方面的规定不同的是，十二大党章突出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在有资格入党人群的表述上，规定“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有资格入党，修正了之前“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军人和其他革命分子”才有资格入党的规定。淡化了阶级色彩，更加契合改革开放以来“重阶层、轻阶级”的基调。第二，在缴纳党费的问题上，提出“按期缴纳党费”的要求，这就促使对党的收缴工作日益走上规范化的轨道。第三，修正了以往符合入党条件的积极分子“均得”都可以成为本党党员的表述。首次提出“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就突出了“申请入党”的意思表示，预示党员发展必须走按程序发展之路。

2党员应有的政治定位。十二大党章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应有的政治定位，实际上是阐明了申请入党人要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具备的政治条件，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

觉悟的先锋战士。”

1987年11月党的十三大通过的党章，完全延续了十二大党章对党员条件的规定。

(三)十四大、十五大党章与入党条件。1992年10月通过的四大党章，在入党条件的规定上只在党员应有的政治定位上做了细小的修改，区别点只在于，在党员利益和职权的限定上，十三大党章强调“制度”规定，十四大党章则强调“法律”规定。这是因为党的十四大作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确定了以法治为基本约束力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法律的权威性得到了强化。1997年9月通过的十五大党章，对入党条件的规定完全延续了十四大党章的规定。

(四)十六大、十七大党章与入党条件。2002年11月通过的十六大党章，对入党条件作了一处修改，即在关于有资格入党人群的规定上，十六大党章将“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的提法修改为“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这就体现了三个方面的重大创新。

1党完成了角色的转变和历史方位的变化，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要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同时，当开始高度重视先进性建设，因此第一次将有资格申请入党的人明确清晰地界定为“先进分子“。

2.“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的提法意味着私营企业主中的先进分子也被允许入党。此前，江泽民在庆祝建党8o周年讲话中，提出了允许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其他新兴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入党的问题，十六大报告中他再次明确了这一问题，党章的修改正是对这一思想的体现。这样一来，就使得长期困扰我们的私营企业主以及其他新兴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人党的问题，在理论上、政策上有了权威的界定与解决。

3.对党的性质作出了新阐释。在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就必须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把全体党员锻炼成坚定的共产党人。”在这里，党的性质由“一个先锋队”发展为“两个先锋队”，由“一个代表”发展为“三个代表”。十六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对党的这一全新的性质表述进行确认，在入党条件上也理所当然地修正为“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先进分子”。

2007年1O月通过的十一七大党章，完全延续了十六大党章关于党员入党条件的基本规定。我们现在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人党条件，就是体现在十七大党章条文中的人党条件。

四、入党条件的历史演进带给我们的启示(板书)(一)入党条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发展的。从我们党关于入党条件的历史探索来看，入党条件始终处于不断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而不是一经确立就一劳永逸、一成不变。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形势下不同任务要求下，对党员素

质提出的要求也不同，客观上要求入党条件的变革创新必须及时跟进。

(二)申请入党人必须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我们党90年来关于入党条件的发展演进清晰地表明，能够被吸收加入党组织的入党人不应全是积极分子，同时必须是革命分子、先进分子、优秀分子，而且是从若干先进分子中通过“好中选优、优中拔尖”的过程筛选出来的最优秀分子；列宁指出，在吸收党员的问题上，我们“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二他指出:“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运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觉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当然，对于申请人党的人是不是先进分子、优秀分子的判定，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环境下，在党面临的不同历史任务条件下，其标准通常是有一定差异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能够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是先进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能够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讲奉献不求索取”，就是先进的;在改革开放时期、，能够做到服务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以进取的面貌建功立业”，就是先进的;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存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党员先进性的六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要坚持理想信念;二是要坚持勤奋学习;三是要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四是要坚持勤奋工作;五是要坚持遵守党的纪律;六是要坚持“两个务必”;2010年，二《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中深人开展创先争优活动的意见》中，对优秀共产党员提出的带头学习提高、带头争创佳绩、带头服务群众、带头遵纪守法、带头弘扬正气的“五带头”基本要求，对于新时期判定入党积极分子是不是同时是优秀分子、先进分子一也同样适用。

(三)申请入党人必须首先在思想上入党。申请入党的人，在组织上尚没有完成入党手续，尚不是党员身份。但根据毛泽东关于“思想入党是组织入党的前提，要实现组织入党首先解决思想入党问题”的基本精神，申请入党的人首先要问一问自己是不是真的在思想深处准备好要加入党组织了，其次要对加入党组织后所具备的党员身份有清晰的角色认知和思想准备，问一问自己今后是否愿意按照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入党的思想准备不充分、不成熟，就是对党尚存在模糊的认识或动机不纯的表现。这样的人加入党组织，对党的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推进，将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危害。

(四)党在执政的条件下，必须提高入党条件。早在1951年4月党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提出了“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他在以此为题所作的总结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全面的论述，指出:“在有些人看来，现在加入共产党，不但不要担负什么艰险，.而且可以获得个人的许多保障以及荣誉、地位等等。客观的自然的限制没有了，如果我们又不在主观上加强限制，就是说，不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不更加严格入党的手续，那就会有大批的落后分子、投机分子、反动分子混入到党内来。这对于我们党则是一种严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对自己党员的要求，是随着党的建设和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而越来越全面、越来越严格的。执政党的地位和成就，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吸引力，使抱着各种不同动机的人，都想加入到党里来。如果是为了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 群众的利益，那么党的事业就会不进反退。因此，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奋

斗，应该始终作为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