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平衡演进的历史视角

第一篇：国际收支平衡演进的历史视角

国际收支平衡演进的历史视角

19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国际收支平衡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发生变化。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一直到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是逐渐看淡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性。因为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要高于国际收支平衡。进入21世纪以后，全球不平衡问题成为全球经济问题的焦点。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情况又有所变化。但全球不平衡问题依然是各国决策者必须面对的挑战。

国际收支平衡问题既是一个宏观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或资源跨境配置问题。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发生了畸变，从经常项目逆差变成了经常项目顺差。其原因之一是，防范危机的宏观政策目标压倒了经济发展的目标。

中国长期存在的“双顺差”说明中国的国际收支结构是高度不合理的。中国必须加快实现国际收支的合理平衡。但是，中国国际收支的不合理状态是一个长期形成的综合问题。而货币政策只能影响某些有关变量的某些方面。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第一步应该停止干预外汇市场，让人民币尽快升值到位，使中国能够首先把资源用于满足国内需求。与此同时，还应该出台一系列配套措施，以便最大限度减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四种定义

在讨论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首先要明确，国际收支不平衡到底指的是什么？一般而言，它有三个不同的定义。

一个是贸易平衡，另一个是经常项目平衡，还有一个是经常项目加上资本项目等于零的平衡。在文献中，一般来讲，所谓的国际收支平衡是指，经常项目加上狭义的资本项目（长期资本）之和等于零。它的差额就是外汇储值的变动（这里暂且忽略误差遗漏项目）。如果把短期资本的跨境流动也包括进去，我们还可以有第四种平衡，即经常项目加资本项目之和等于零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指某种既定状态可以长期维持下去。至于多长可以称为“长期”则只能就事论事了。

中国学者讨论国际收支平衡时往往指第三个定义。但是，西方学者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后所说的“全球不平衡”主要指的是经常项目不平衡，特别是指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长期共存，这一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长期贸易不平衡状况。经常项目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贸易项目和投资收入项目。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的投资收入

项目是逆差，而美国则始终是顺差。因而，全球不平衡主要又是指美国和中国之间的长期贸易不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的演进

19世纪以来，人们对于国际收支平衡重要性的认识就不断发生变化。各国政府在政策制定时，对国际收支平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不同的。

1820年以前，重商主义占支配地位，其核心思想是尽可能地保持贸易顺差。由于贸易差额是用黄金或其他贵金属支付的，尽可能地保持贸易顺差意味着尽可能多地积累黄金和其它贵金属。当时的统治者执行重商主义的贸易政策既有经济考虑，也有政治考虑。他们认为，本国对其他国家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意味着本国国力的增强和其他国家国力的衰败。这样，贸易顺差就成了一种政治武器。

当时有一个法国经济学家批评重商主义，他认为重商主义强调的顺差实际上就相当于把出关后的产品扔到大海。他认为，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贸易商将出关后的产品扔到海里，就无法换回进口品。而这样一来，出口国的财富就因顺差的增加而增加了。当然，这是非常荒唐的。所以他说重商主义是一种看似有理但实际很荒唐的经济学。我过去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我国出口的目的是为了积攒美元、增加外汇储备，还不如把产品扔到大海里，然后直接让中央银行发钞票给出口商。现在才知道，这种话人家一百五六十年前就说过了。

1820年以后是自由贸易时代。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思想占据了支配地位。从182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贸易保护主义依然有市场，但出发点不再是重商主义，而是保护“幼稚产业”。李斯特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自由贸易的核心理论是比较利益说。根据这种理论，自由贸易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贸易不应该以贸易顺差为目的。在金本位制度下，黄金和硬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跨境流动可以自动维持贸易平衡。贸易顺差导致顺差国流通手段的增加，并进而导致物价上涨。物价上涨反过来导致顺差国竞争力的下降，直至该国贸易实现平衡。对于贸易逆差国来说，相反的调节过程将导致该国贸易实现平衡。

1914年到1945年是去全球化时期，在这个时期，贸易顺差成为克服有效需求不足的重要手段，贸易摩擦非常严重。为了克服经济萧条，所有国家都拼命增加出口、抑制进口；力图把通货收缩、失业转嫁给别的国家。为了实现贸易顺差，各国就搞贸易保护主义和竞争性贬值。这种政策犯了合成推理的错误：全球作为一个整体，各国贸易差额之和必然等于零，不可能所有国家都保持贸易顺差。这种“以邻为壑”的政策加重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萧条，使所有国家都遭受了损失。凯恩斯甚至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和未能找到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有效办法是导致革命和战争的原因。基于战前的惨痛教训，于是就有了1945年到1971年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收支不平衡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持下，通过国际协调和逆差国的内部经济调整（如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实现的。由于汇率稳定和贸易壁垒逐渐降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由大家所熟知的“特里芬两难”导致的。同现在相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收支不平衡并不十分严重。美国在大多数年份保持了经常项目平衡。即便如此，由于贸易项目出现逆差，资本流出增加，公众对美元保持对黄金固定比例的信心迅速丧失。有一种说法，美国国际收支状况恶化同美国海外驻军有关，如果从西德撤出六个陆军师，美国的国际收支就可以迅速好转。不管怎么说，由于外国人持有的美元相对美国黄金储备的比例过高，投资者不再相信美国可以继续维持四十三美元对一盎司黄金美元的兑换比例，纷纷抛售美元换取黄金。非官方市场上黄金的美元价格飙升，美国黄金储备迅速流失。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对黄金贬值。此后，多种汇率制度并存、以浮动汇率制度为主的“无制度”代替了以美元－黄金为本位的固定汇率制度。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发达国家相继放弃资本管制。这样，一国出现的狭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经常项目逆差）就至少有三种手段加以解决：贬值、吸收资本流入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下的国际救援。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直到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特别是在上世纪70、80年代之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特别是通货膨胀）是各国政府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尽管发生过一系列国际收支危机，各国政府对于国际收支平衡的关注度并不很高。自第二次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抑制通胀，美国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利息率飙升创下战后历史最高记录。高息导致大量资本流入美国，导致美元升值；而美元升值进而导致贸易逆差的增加。从1982年开始直到今天，美国一直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在九十年代末期，美国的贸易项目一度出现顺差，经常项目逆差显著减少。但是在本世纪初，美国的贸易和经常项目开始急剧恶化。

应对“全球不平衡”

2012年，由于经常项目逆差的急剧增加，美元出现所谓“战略贬值”。美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开始把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但是，美国的经常项目为什么会急剧恶化呢？美国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将其归罪于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储蓄过剩”。他们的“逻辑”是：中国的储蓄过剩，导致中美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储蓄－投资＝经常项目顺差）；中国用经常项目顺差所得到的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导致美国利息率的下降和资产泡沫的膨胀，并进而导致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储蓄不足”；而美国的储蓄不足则是造

成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美国经济学家普遍担心：随着经常项目逆差累积所导致的外债积累，外部资金将停止流入美国。而一旦外部资金突然停止流入，美元就会大幅度贬值、美国利息率就会大幅度上升，从而造成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2008年，预期已久的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但这场危机并不是由国际收支不平衡、而是由美国次贷泡沫破灭引发的。危机爆发后，投资者为了避险，纷纷购买美国国库券。国际资本的流入导致美元不降反升；美联储为应付危机所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利息率下降为零。可以说，危机的实际发展进程同经济学家的事先估计几乎完全相反。

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和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同时减少。当前全球不平衡问题的受关注度有所减少。但这个问题并未从国际政治经济议题上消失。尽管对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责任的认识各不相同，世界上的大部分经济学家依然认为，“全球不平衡”是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全球不平衡问题得不到解决，全球经济就无法真正实现稳定。

第二篇：信托业历史演进的国际比较

内容提要：

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的信托业发展既有共性又有特性，这些性质是在漫长的信托业历史演进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其中以英国、美国、日本的进程最有代表性。对这些国家信托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分析比较，有利于理解不同的时代、实际情况对信托业的制度、特点和发展方向的影响，也有利于正确理解我国信托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和问题。

关键词：信托、历史演进、比较、制度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rust’s evolution

key words: trust evolution comparison system

一、引言

我国信托业自诞生之初就显得有些怪异，为数众多的信托公司有信托之名却无信托之实，打着信托公司的旗号经营着与银行相类似的业务，并孕育了大量的金融风险。但是一味指责信托公司的行为也有失公允，信托公司的金融风险大多是服从地方政府指令的结果，信托公司业务上的“出位”倒毋宁说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要解释当时我国信托公司的不规范行为，还要从培养信托公司的土壤中寻找滥觞。我国信托业发展中的许多问题曾经也在日本信托业发展的历史中出现过，比较两国的制度基点会发现许多相似之处。对比日本信托业如何度过当时的混乱阶段并确立自己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分析我国信托业的现状。另一方面世界信托业发源于英国成熟于美国，只有理解英美信托业演进的制度基点和发展方向，才能认清信托业的本来面目。本文以下就首先从英美信托业演进的制度基点谈起，分别按照时间和国别的顺序考察世界信托业的历史演进，希望对我国信托业的发展能够有所借鉴。

二、信托业演进的制度基点比较

各国的信托制度是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确立的，带有不同的时代特征。

英国和美国信托制度的确立过程是一条典型的制度需求引致制度供给的路径。信托最初起源于变相英国教徒馈赠教会土地这一特殊事件1，随后不断地被效仿，并扩散到一般的遗产继承及其他的财产管理方面。英国最早的信托是个人承办的，主要处理公益事务和私人财产事务。采用这一规则的人数逐渐增多，以至于达到了一定数量的临界点，信托成为社会的一种内在制度2。信托的业务量和业务范围不断增长，信托内部关系协调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也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政府感觉到有必要以规范的法律来协调信托的内部关系。随着有关法律的制定和执行，作为外在制度3的信托产生了。英国政府1893年颁布《受托人法》，开始对个人充当受托人承办的信托业进行管理。

美国信托业的开端则更加市场化，很少有英国式的官办信托局4等公营机构，基本上都是民办信托机构。美国一方面继承了公民间以信任为基础，以无偿为原则的非营业信托，另一方面一开始就创造性地把信托作为一种事业，用公司组织的形式大范围地经营起来。美国最早完成了个人受托向法人受托的过渡、民事信托向金融信托的转移，为现代信托制度奠定了基础。1853年在纽约成立了第一家专门的信托公司——美国联邦信托公司，在信托业发展历程中有里程碑的意义。英美的信托制度发展走的是一种渐进式反馈和调整路线，信托制度和信托业的发展都比较平稳。

日本的情况与英美有所不同。在日本，信托的制度供给并不是建立在制度需求充分发育的基础之上，而是以一种突发的制度供给方式建立起来的。日本最初建立信托制度，源于明治维新后全面学习西方的浪潮，随后为了解决工业化过程中资金缺乏的问题，迅速转化为一种资金筹集的工具。但是没有制度需求的基础，制度供给难免显得单薄，伴随着信托业表面上的快速发展，一系列的深层问题不断生长出来：信托活动极不规范，信托业务特征不明显，多从事中介、信贷、保险等非信托业务；信托公司的资本金不足，信用度低，容易造成对公众利益的损害，导致经济秩序的混乱。

我国信托业的开端与日本有相似之处，上世纪80年代我国的信托公司过多过滥却极少真正意义上的信托业务，成为孕育风险的温床，最主要的原因也在于制度需求的不足。信托的制度需求得以发生，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社会财产的分散所有，而且社会财富积累程度较高；二是财产所有人对自己财产的保值、增值需求非常强烈。在80年代我国仍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即使到了2002年底，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数据表明，居民储蓄存款已达8.7万亿元，但其分流方向主要集中在住房、消费、国债、股市等方面，基本没有对信托产生需求。在制度需求发育不足的情况下，一方面信托公司主业不明，作为替代的其他金融业务却很快生长起来。信托公司从事的所谓信托存贷款、信托投资与银行业务无本质差别；信托公司所从事的代理证券发行业务与券商主营业务相冲突；信托公司从事的融资租赁业务与租赁业的业务相重合，信托公司所从事的业务中基本没有真正体现信托本质的业务5。另一方面信托公司的投资倾向和方式体现了地方政府，企业主管部门或企业利益和意志，许多地方政府办的信托公司变成了地方政府的附属物，便利了地方政府自筹的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项目，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固定资产投资和贷款的行政干预，利润和经营绩效被置于次要地位。这些以前通过出卖政府声誉作抵押来获取国内外客户信任的机制一旦被打破，政府不在充当最后的贷款人时，信托业的信任危机就在所难免。

三、信托业演进方向的比较

不同的制度基点导致各国信托业步入了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其中英国的变迁路径比较保守，美国的变迁路径比较开放，日本的变迁路径则经历了剧烈的震荡。在各自路径依赖的背景下各国信托业逐渐确定了不同的模式作为发展方向。

英国信托业自建立之初就走向了以个人信托为主的模式，主要包括民事信托和公益信托。民事信托以承办遗嘱信托为主；公益信托指人们将捐赠或募集的款项交给受托人，指定受托人用受托资金或财物兴办学校、医院等公益事业。从个人信托的标的上来说又以土地信托居多。这种特点是与英国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分不开的。英国人一般比较绅士和保守，不愿意把财产进行较高风险的证券信托和金钱信托；英国的证券市场和资本市场也不如日美活跃，没有形成证券信托和金钱信托的氛围；另外，英国曾经是一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很多的殖民地，财产多以不动产表示。

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兴起建设的热潮，筑铁路、开矿山的公司纷纷成立，所需的巨额资金大部分通过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来筹集。同时随着产业资本的发展，社会上涌现出大批富人，股票和公司债券发行量也日渐增多，客观上需要有更多的代理经营机构。于是有价证券逐渐取代了原来以土地为主的信托对象，美国信托业渐渐确立了以证券信托为主的模式。美国证券信托的繁荣缘于美国的经济环境和风俗习惯：美国较盛行股权制，财产中转化为证券的比例很大，美国发达的资本市场和成熟完善的法制也为美国的证券信托提供了依据和空间。在美国几乎各种信托机构都办理证券信托业务，既为证券发行人服务也为证券购买人或持有人服务，特别是通过表决权信托代理股东执行股东的职能，并在董事会中占有董事的地位，从而参与控制企业。

英美的信托业是在内在制度充分发育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因此很自然地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日本的信托业制度需求先天发育不足，所以在发展的道路上难免要多经历一些波折。众多的小信托机构大量开展非信托业务，从微观上看符合公司的盈利要求，但从宏观上看不利于整体的金融秩序，迫切需要变更外在制度加以协调。特别是1920年后欧、美各国的经济衰退波及到了日本，使日本信托业初步发展时所形成的各种弊病暴露无遗，信托公司倒闭现象迭起。日本使用了分业经营6这一利器，并对信托机构的规模做出要求，淘汰了大量资金不足的小公司，信托业迅速摆脱了主业缺失、混乱竞争的困境。整顿后的信托公司资本雄厚，信誉良好。但是日本信托业的实际进程也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的模式发展：分业经营的政策确立之初，人们是希望日本的信托业能够回归“本业”，即回到英美模式的路子上去，但是实践中开创了金钱信托这一具有日本特色的业务品种，业务量迅速攀升，信托公司开始执行长期金融的职能。日本以金钱信托为主，是与日本的国情有关的。日本居民的财产以货币形态为主，证券及其它资产较少加之没有以其它财产形式交别人管理的习惯，信托机构经营的对象只能是货币形态的金钱信托；金钱信托的收益比商业银行的利息要高，对委托者很有吸引力；而且这种以长期形式存在的金钱信托，又通过贷款信托的方式运用于国家的基础产业项目，适应了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的需要。

我国信托业的起点与日本相似，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日本相似，解决问题的手段也与日本相似。2001年以《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实施为标志，中国信托业开始步入规范运行的轨道。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原则每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保留一至两家信托公司。截至2003年3月，全国239家信托公司，应彻底退出信托市场、摘去信托机构牌子的有160家左右，已对外公告摘牌的公司达118家；剩下的80家左右将合并保留为60家左右，其中80家中的44家已经经过重新审核登记，合并保留为42家7。分业经营、兼并重组能够更好地监控信托公司的资金投向，控制金融风险，保障委托人的利益，是整顿金融秩序、规范信托行为的有效手段，但是信托业下一步到底向何处去，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我国目前拥有大量财富的个人，往往也是一个成功的企业经营者，本身就是理财的强者，委托信托公司理财的愿望不强，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使得这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个人，本身处于资金需求者的地位，没有长期闲置的资金可供信托公司管理，我国仍然缺乏民事信托的基础；信托公司虽然可以从事证券的委托发行，也可以组织基金进入证券市场，但相对于一般的证券公司与基金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优势，短期内走英美模式比较困难；日本信托业兴起之初，银行业也是刚刚发展，因此信托业有可能从银行业手中分得长期金融这一蛋糕，但我国银行业的根基比信托业牢固的多，即使在长期金融方面信托业也很难占据优势地位，因此也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老路。我国信托业的突破口到底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从现实情况来看，全面整顿之后信托业的亮点主要集中公共项目上。这与我国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我国正处在政府职能转型的特殊时期，公共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正在逐渐脱钩。银行能够为公共项目融资却难以插手公共项目的具体管理，同时进行筹资和管理却正是信托公司的优势所在。并且这些项目一般都有政府信用做担保，较容易取得委托人的信任。目前我国发展势头旺盛的集合资金信托大部分集中于公共项目，如上海外环隧道项目、长春生态环保项目、长春基础设施项目、滨海新区管网设施、建设绍兴文化街开发等。

四、现代信托业演进特点的比较

在确立了各自的发展特色之后，世界信托业向更为成熟的方向发展。在这一阶段，各国信托业之间个性方面的发展逐渐停止，代之以共性方面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信托业出现了相似的演进趋向。我国信托业虽然还位于发展方向的初探阶段，但毕竟处在世界信托业的大环境之下，所以不可能不留下这种大趋势的印记。

1.共同趋向在信托业内部表现为信托财产的集中。英国信托业集中在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巴克莱银行，米特兰银行和劳埃德银行等四大银行所设立的信托部和信托公司中，这四家占了英国全部法人信托资产的90%。美国信托业基本上已为本国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商业银行所设立的信托部所垄断，专业信托公司很少。目前位居美国前100名的大银行管理的信托财产占全美国信托财产的80％左右，处于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1950年之后，由于政府严格信托业的审批，日本的信托业便一直集中在主要七家信托银行手中。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金融持续萧条，日本的信托业不断合并重组，有进一步集中的趋势，如东京三菱银行和三菱信托银行合并，合并后总资产达87万亿日元，成为世界第五大银行，2000年1月1日，td银行完成了对ct财团的收购，建立了道明财务集团。

由于我国信托公司历史上多数基本是由国家创办和经营的，许多地方政府办的信托公司甚至演变成地方政府的附属物，主要服务于地方政府自筹的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所以信托投资公司从一开始就承担了一部分政府的职能。政府职能强化的效应就是信托机构业务发展空间的条块分割，地域性极强，各信托机构之间基本没有合作，同时也较少竞争。通过清理整顿，我国信托公司由1998年的1000多家减少到60家，数量上有了大幅度缩减，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信托公司的数量还是明显偏多，行业的集中度较低。目前大多数信托机构对股本结构、企业模式、内控机制、管理体系按照现代企业管理要求和市场化标准进行了重大调整，基本消除了以前行政干预严重，按行政命令办事的现象，实现了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信托业的兼并重组正在由政府推动转变为市场导向，不分行政区域的全方位竞争态势初现雏形，新疆金新信托、新疆国投、厦门联合信托、青海庆泰大举入驻上海就是这种跨地区竞争信号之一。

2.共同趋向在信托业外部表现为信托机构与其它金融机构的同性化。现在国外信托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业务交叉，机构交叉，紧密融合，使信托机构这一独立的金融机构概念变得模糊了。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银行兼营信托业务和信托机构从事银行业务十分普遍，有的是银行内部有信托，有的是信托银行化。尽管在银行内部或信托机构内部，银行与信托的两个部门是明确分开的，二者在性质和业务重点上不同，内部结算也自成体系，但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而且信托所提供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与银行所提供的也无明显差别。在美国，几乎每家银行都有专门开展信托业务的分支机构，为人们提供多种多样的信托品种。此外，信托与证券的结合也是前所未有的紧密，两者之间在证券业务上表现为既竞争又合作。在日本，信托机构分担证券业务的倾向明显，证券投资业务日益扩大，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国民储蓄形式逐渐从存款和信托转向证券的趋势。不少国家在信托机构经营证券业务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法律限制。

金融混业经营是大势所趋，但在我国由于相关法规不健全，金融监管还缺乏力度，金融机构本身的风险意识不高，内部约束机制还未真正得以建立，所以目前实行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是必要的。但是经营上的分业并不阻碍业务上的合作，这种合作首先是体现在零售业务的互相配合上：从整个金融体系的效率来看，信托投资公司利用其他金融机构的零售渠道推销产品，在目前其他金融机构零售业务品种单

一、业务量小的情形下，将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营效率。其次，信托投资公司的信托业务特别是基金业务，需要有托管银行和推介机构的强力支撑，这就构成了信托与银行的深层次的合作，在信托公司开展业务的同时增加了银行的中间业务，进而形成优势互补，实现双赢。再次，信托投资公司投资于证券市场，必须要通过证券公司的经纪业务渠道，同时信托投资公司也是证券市场上的大型机构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在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信托公司的多元化手段与证券公司的专属性资质相结合，必然会形成强强联合的倍增效应。

五、结语

基于对英、美、日三个国家三个阶段信托业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分析，结合我国信托业改革开放以来信托业成长历程的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1.制度需求是推动信托业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制度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勉强推出制度供给，会使信托业偏离本来意义上的方向，这时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纠正原有的制度供给。

2.信托业的发展方向是在市场竞争中通过市场机制确定的，各国的传统、风俗、习惯则是决定信托业发展方向的深层次原因。

3.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混业经营和兼并重组已经成为潮流，我国信托业也已经表现出这方面的苗头。

根据比较分析，我国信托业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完善信托公司的市场准入和推出机制，使信托公司的规模和数量由信托的市场需求决定。

2.根据我国信托业的发展情况，相应地、及时地在制度上进行微调，让市场决定我国信托业的发展方向。

3.为信托公司间基于市场行为的兼并重组提供制度便利。

4.为信托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1、13世纪英国颁布了没收法，禁止将土地捐赠给教会，否则一概没收。为规避法律，13世纪中期英国教徒将其土地以转让为名而移交给社会上的某人，实际上却是委托该人为教会的利益而经营该土地，并将该土地所生收益全部交给教会。这种做法被称为use制，尽管不能使教会取得该被转让土地的所有权，却能使其享受由该土地所生的全部利益。

2、[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19页——130页

3、[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0页——142页

4、1908年英国成立“官营受托局”，实行以法人身份依靠国家经费来受理信托业务。

5、这与所谓的“金融百货公司”发展方向有所区别。“金融百货公司”表现为各金融部门充分发展基础上的混业经营；而我国当时的情况是主业缺失基础上的混乱经营。

6、日本政府于1922年制定了《信托法》和《信托业法》，谋求信托概念的明确和信托制度的健全，实现了信托业和银行业的分离。此后一直到90年代，除了二战期间和战后恢复的短暂时期外，日本金融业实行的都是信托业与银行业相分离的政策。

第三篇：中国应对国际收支平衡采取的财政政策

中国应对国际收支平衡采取的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和和其他管制措施：

2008年：在全球经济环境恶化的环境下，采取了如下措施，运用税收手段强化对服务贸易外汇资金流出入的真实性审核。外汇管制方面，强化个人携带外币现钞入境个人境内外币提钞管理。统一境外机构境内外汇账户管理。2009年：全球经济形势有所好转，政府增强了服务意识，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加便利的外汇管理政策。继续以拓宽资本流出渠道为重点，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改革。实行了加强跨境资金均衡管理的方法。进一步加强了外汇储备经营管理。

2010年:

国际收支趋向基本平衡是“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我国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经济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扩大内需，减少国际收支顺差，拓宽资金流出渠道，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同时密切关注国际资本流动，完善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与管理。纵观这3年来的相关政策，针对中国的双顺差政府扩大了政府开支、减少税收，扩大总需求，增加进口及非贸易支出，以减少国际收支顺差。因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基本上是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币值稳定、国际收支平衡，目前就应着力结构调整、产业转换及其技术革新，由被动的需求结构变化到主动的需求结构调整、由需求结构转变到供给结构的调整，把国际收支平衡放在首位，使国际收支差率控制在中、低顺差率区，财政除了对十分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优先扶持的主导产业投入外，应主要用于民生、刺激内需尤其是消费、促进内部循环。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在汇率方面，完善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基础，中国采取包括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在内的一揽子措施积极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目前，国际收支持续较大顺差是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不平衡的集中体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以达到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目标。

俄罗斯：经常项目数额缩小，资产与金融数额由顺差变为逆差，展示了俄罗斯为缩小顺差而采取措施的结果。应对国际收支平衡采取的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和和其他管制措施

第四篇：价值观视角下组织理论演进述评

价值观视角下组织理论演进述评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09-11-12 14:51:00 ]作者：蒲德祥

内容摘要:本文对组织理论进行了脉络梳理。笔者认为组织理论经历了一个从没有人的组织、没有组织的人,没有社会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的演变过程。并认为组织理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系统,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关键词:理性系统 自然系统 开放系统 生态系统 价值观

本文通过对组织理论的脉络梳理来考察组织中的价值面,为组织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意义。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

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认为组织是意图寻求具体目标并且结构形式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结构集合体,它具有两个方面的结构特征:组织是有意图地实现相对具体目标的集合体;组织是形式化程度较高的集合体。在理性古典组织理论中,组织结构是为了有效实现目标而专门设计的。从根本上说,组织模型是机械模型,这个模型把组织作为可操作部件的结构,每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改变,以提高整体的效能。理性古典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泰勒的科学管理,以及法约尔和韦伯的行政管理理论与科层制理论。泰勒提倡通过改变传统的经验管理来达到科学管理,其理论核心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它的重点放在计划、标准化和在作业层改进员工的努力方向,以便用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员工的生产效率,使劳资双方都能获得最大收益。行政管理理论提出了“自上而下”的理性化方案,主要阐述正式组织结构与一般管理过程的关系,其关注点是管理的行为和功能,以期通过协作与专门化寻求建立一个单一而有效的部门原则。韦伯则致力于对科层制结构特征的简要描述,以期能提高组织的效率。比较而言,泰勒主要是从微观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个体参与者的工作和决定予以考察,把结构特征作为影响行为的环境因素;而法约尔和韦伯则更多地是从结构角度出发,他们力图把组织形式的特征概念化并予以分析。

总之,该理论采纳了封闭系统战略:组织中的所有成分都是为特定目的而存在的,且都会对组织整体起到积极的甚至是最佳的作用;所有资源都是恰当有用的,且这些资源的配置都满足于组织计划;组织的所有行动都是合理的,组织的结果也是可预测的。由于理性系统强调的是结构特征而不是参与者的特征,因此,理性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人的组织”。

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集合体,其参与者寻求多种相同或者不同的利益。但是,它也认识到组织远不只是达成既定目标的工具,从其本质上说,组织是力图在特定环境中适应并生存下来的社会团体,因此,不应把组织看做主要是达成特定目标的手段,而应把它本身看成是目的。它强调个体参与者从来都不只是被雇佣的劳动力,他们投入的是他们的智慧和情感:他们加入组织时带着个人的观念、抱负和计划,他们带来了不同的价值观、兴趣和能力。通过相互作用,所有这些因素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非正式结构,Roethlisberger和Dickson(1939)称之为“感情的逻辑”。与些同时,该理论遵循了功能分析,系统如果要生存,就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需

求,而且所有研究都试图发现满足这些需求的机制。为此,该理论强调行为的结构,关注做了什么,责任和动机就成了更为突出的变量,这为理解组织行动提供了比正式结构更丰富和精确的指导。它的思想主要来源于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和巴纳德的协作体系和Likert的结构分析。人际关系理论主要研究员工在组织中的行为及其产生行为的原因,以便调节企业中的人际关系,提高生产率。而巴纳德的社会协作体系把组织作为有目标的沟通合作体系,将所有参与者整合到一起以使组织目的被成员接受的非物质性的、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的以及道德的行为基础。Likert通过对领导类型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第四系统组织。

总之,该理论认为参与者只有部分行为是与组织有关的,而只有这些与任务相关的行为才能作为问题来讨论;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则将与组织相关的行为界定扩展到个体活动和态度的方面。如果说理性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是结构机械模型,那么,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采用的就是有机模型。理性组织是设计出来的,而自然组织是演进出来的;前者是有意识地设计,后者顺其自然地发展;理性组织以精打细算为特征,而自然组织则以发自自然为特征。因此,自然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组织的人”。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与参与者之间不断变化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活动体系,该体系根植于其运作的环境之中,既依赖于与环境之间的交换,同时又由环境建构。它强调个体要素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及其相互之间的松散性。个体要素被看成是半自主行为的主体,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联系是松散的,个体和子群体之间的联合时而形成,时而解体,协作与控制变成了主要问题。同时,系统边界也似乎是无形的,行动者的任务和针对组织或环境的行动也似乎是武断的,并依据系统运作而变化。开放系统并不只是使组织结构特征的一致性变得松散,而是将其注意力从结构转向了过程,强调的都是组织行动而不是组织,过程不仅被看成是组织的内部运作,而且是作为系统的组织自身运作。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西蒙的决策行为理论以及系统理论和权变理论。决策行为理论考察组织的结构特征对个体决策者的影响,并由此提出了基于有限理性的满意原则的“管理人”。该理论认为决策贯穿于管理的整个过程中。系统理论认为组织是由各种子系统构成的完整系统且与环境系统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系统理论关注系统中的战略性部分及其相互依赖性,系统中把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并相互协调的主要过程及其所追求的目标。而权变理论所要研究的是组织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各分系统内与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确定关系模式即各变量的形态。权变观点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组织设计。

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是一个动态系统,组织与其环境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中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强调组织与其周围及渗透到组织的要素之间的联系的交互纽带,环境被看成是物质的、能量的、信息的终极资源,并成为系统延续的关键。作为组织与其环境相互依赖关系的开放系统,组织不仅要服务于人,建立和维护内部的运行机制,组织还必须建立基于价值的社会共同目标以服务于社会,维持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行,满足社会的需要。因此,开放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没有社会的组织”。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

该理论认为组织是致力于研究人类行为、组织结构与其环境互动性的社会体系,主张行为个体、组织只有在与环境、背景的关系中才能得以生存、定义、描述和认识。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是一个关系的、生成的、演进的实体或一个视野中的实体,即现代社会的运行是在“组织实体”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生产者”之间进行的。现代社会是由各类组

织机构组成的,组织机构是由全体成员共同构成的,而不是由各种生产资源要素构成的,组织就是社会中的一个社区,所谓“组织是社会的一个器官”。生态系统当代组织理论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演化理论以及组织生态学理论。演化理论主要是从组织内部的知识生产、传播和利用以及个体与组织的交互学习过程来解释组织异质性、持续竞争优势和多样化等问题。演化理论集中关注组织惯例、惯例的变体、环境选择以及成功惯例的累积性保留并认为惯例是有规律的、可预测的企业行为模式。而汉南和弗里曼的组织生态学致力于探讨组织种群的创造、成长及消亡的过程及其与环境转变的关系,该理论重点解释为什么会存在多种类型的组织,同时探讨了相同组织内的不同组织形式如何在长期的竞争环境压力下作出反应。http://www.studa.ne总之,该理论认为组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组织的目标是对个人和社会做某种贡献。组织是一个以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将人们联合起来的社会结构系统。组织不能只关心利润,不能把经济绩效理解为利润,利润是组织也不能把组织目的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把组织的性质或概念,理解为“生产者”或“经营者”,而应该理解为社会经济和人文活动的组织者,理解为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使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人格生态得到和谐发展以期人类本性得以真正体现。因此,生态系统视野的价值观是“社会的组织”。

述评及其启示

理性古典组织理论和自然新古典组织理论的错误在于坚持了对组织认识的这种两分法。从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来看,由于过于关注组织的规范结构,理性系统的分析家实际上忽略了组织的行为结构。在坚持劳动分工是组织基础的同时,理性的古典组织理论却从个人的经验和有限的观察出发,旨在寻找组织设计的先验假设。此外,理性系统中的理性概念是有局限性的。在组织的最上层,指导整个决策制定的价值前提是处于体系之外的。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放弃了理性的主张而代之于感情的逻辑,但是,在对非正式组织理论的重点研究中,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却放弃了对非常重要的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关系的认识。借用权变理念的术语来说,自然的新古典组织理论只是极端地关注了有机型的组织。

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由于坚持了开放系统的这一正确主张,从而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学组织理论的形成。但是,开放系统既没有按照统一的研究纲领来进行,也没有据以运作的分析单位及其关键维度。正是这些缺陷,使得开放系统的现代组织理论根本无法提出对组织结构和行为的统一观点,而始终处于组织研究两分法的艰难境地。此外,西蒙的决策理论虽然始终致力于微观分析,但是,作为分析单位的决策前提却从未被人予以操作化,以便使之得到广泛而一般的应用。由于关注了决策前提,西蒙主义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是薄弱的。而系统理论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分系统作为组织系统的子系统加以研究并认为组织的很多价值观来源于较为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通过该系统从外界社会文化环境中取得信息并确定组织的价值观,以便组织履行社会大系统所确定的目标和职能。但是,组织系统理论没有更为深入剖析组织的价值观也没有予以操作化。

生态系统的当代组织理论使用变异—选择—保留的基本环境机制作为解释工具。但是,演化理论和组织生态学理论过多地与生态学系统进行类比,导致它没有涉及人的决策和动机,致使价值观问题也被忽略了,而且整个过程都被视作不可避免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对组织理论的研究中围绕着组织管理系统的价值观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使得组织管理面临基点不稳的问题,即组织的价值观问题未能得到彻底解决。面对这些事实,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们深思的是一个具有“二律背反”意味的问题:强调个人的自主性与强调组织的制约性一般是互斥的,但为什么成功的企业组织能有一种综合协调的机制扬个人自主性、个人的发展之长而避其短,使企业组织趋向良性运转呢?当代组织理论研究者

们的回答是:建立一种以幸福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而这种具有终极性的价值观系统正是组织管理系统的核心所在,它的存在对个人行动和组织的行为产生的韧性约束,推动了组织成功地迈向卓越,使人的本性得以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1.(荷)杜玛,斯赖德著.原磊等译.组织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2006

2.罗珉.管理理论的新发展[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第五篇：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