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方法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

第一篇：审计方法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

审计方法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

一、审计方法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上看，审计方法经历了从详细审计向抽样审计、从顺查法向逆查法、从单一检查方式向系统检查方式、从手工审计向计算机审计、从账项导向审计向系统导向审计再向风险导向审计等演进的几种不同阶段或层面。

（一）从详细审计向抽样审计演进

详细审计就是对全部资产进行清查，对全部账目进行检查。早期的审计普遍采用这种形式，这是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的。早期的经济组织，其经济规模小，经济活动的内容单一，会计业务量较少，从而审计对象的数量较少，种类单一，这为详细审计提供了可能。同时，由于早期的科学管理的程度较低，在经济组织内部存在许多管理缺陷，加之会计体系本身尚不完善，如平行登记、试算平衡等会计数据的保真控制功能较弱，财产的流失和会计数据失真发生的机率较高。因此，审计目标主要是查错防弊，审计人员在做出有把握的审计结论之前，必须对审计对象进行全面的验证。

详细审计实际上是重复会计人员的全部工作，即审计人员按照会计人员做账的程序和方法重新独立复核。因此该阶段的审计程序基本上等同于会计记账程序，从原始凭证的取得、记账凭证的编制、账簿的登记、收益的确定到会计报表的编制，逐一进行全面检查。详细审计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时间，要进行大量的重复劳动，审计成本高，审计效率低。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规模越来越大，会计业务也越来越多，详细审计的适用范围也就越来越受到限制，抽样审计随之产生。

抽样审计是将客户的全部经济活动作为一个总体，从中抽取一部分，依会计凭证、账簿到报表进行逐一核对，并依据样本审核的结果推断总体的情况，对客户的财务报表提出意见。本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经济组织的规模和经营范围也不断扩大，会计记录的数量不断增加、内容日趋复杂，不仅审计人员无法承受对会计记录进行全面验证的巨额成本，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也无法接受全面审计的低下效率。同时，随着管理理论的现代化和管理手段的科学化，经济组织的内部控制制度日趋完善，能够起到保护财产安全完整和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可靠的作用。因此，不对经济业务进行全面验证，而是进行抽样审计，在实践中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抽样审计的程序基本上仍然遵循会计的记账程序，同样要运用复核、核对、盘点、询问等基本的审计方法，只是审核的范围相对缩小。抽样审计方法有经历了从任意抽样法到判断抽样法再到统计抽样法发展过程。

任意抽样法是审计人员在确定抽取样本规模、取样方式和处理样本过程上没有可遵循的原则和标准，皆体现出任意性，故其审查结果缺乏科学性和可靠性，审计人员也承担较大的审计风险。因此，该方法不久就被判断抽样法所替代。

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乃致大众化和分散化，此时，“听”这一检查方式便演进为对科学的会计核算过程和内容进行全面审查。这需要运用审阅、核对、复核、分析、比较、询证等方式方法。

从单一听审发展为运用各种方式审查会计资料，还不能说已形成系统的审查方式。系统审查除了需要运用上述几种方式方法对会计资料进行审查以确认资产的账存数以外，还需要运用监盘、观察、鉴定等方法对被审计单位的资产进行清查以核实存数，并在此基础上确定账实是否相符。

（四）从账项导向审计思路向制度导向审计思路演进再向风险导向审计思路发展

审计方法的历史演进从整体思路上分析，经过了账项导向审计、制度导向审计和风险导向审计三个阶段。

账项导向审计是审计人员为了查错防弊，以审查被审计单位会计事项为主要审计内容和过程的审计思路。在这种思路下，审计基本没有重点或重点环节。显然，审计工作的早期，这种思路是行得通的。与上述道理一样，随着审计对象和内容的不断复杂化，这种思路便越来越显现出其局限性，取而代之的是系统导向审计。

系统导向审计通过确定经济组织内部控制制度的缺陷，进而判明财产保全和会计记录真实性上可能存在的缺陷，并对此进行详细考证、分析，以查明错弊。在现代经济环境中，电子技术与科学管理方法的融合，使得经济组织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作用机制更趋完善，内容控制制度与财产和会计记录错弊发生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相关关系：内部控制健全并有效运行的相关财产变动业务和会计记录所发生错弊的可能性极小，反之亦然。同时，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审计职业界进入了所谓的“诉讼爆炸”时代，针对注册会计师的频繁诉讼，不仅给注册会计师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也对审计职业界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威胁，审计风险成为审计人员关注的核心。抽样审计方法的随机性与主观性的缺点，使审计风险难以控制。这就需要寻求一种新的审计方法，既能有效控制审计风险，又能全面提高审计效率。审计人员把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和有效实行，做为发现财产和会计记录存在错弊的基础，恰好能满足这样的要求。

系统导向审计是审计技术的一大突破，主要表现在：一是通过了解并评价内部控制制度的完整、健全及是否得到有效实施，确定审计的重点，以提高审计效率；二是对内部控制制度的遵循情况进行测试，即实施“符合性测试”程序，评价控制风险，对审计风险进行系统规划和控制；三是对改善企业管理制度和业务处理程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通常的做法是向管理当局提交管理建议书。

系统导向审计固然有其先进性，但是作为审计思路还未从风险角度进行科学规范和运用，风险导向审计正好弥补了这一不足。

风险导向审计是审计人员以规避、控制和防范审计风险为出发点，确定审计性质、范围和时间的一种审计思路。它要求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的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进行评价，还要对形成风险的各种因素进行分析。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理论界对审计风险进行了系统研究。但人们对其作为审计人手方法进行探讨，还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风险导向审计能更有效地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控制和防范审计风险与责任。

审计方法还经历了从手工审计向计算机审计演进的阶段或层面。这一演进同样是一个渐进的反映审计方法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综上分析，审计方法经历了不同阶段和层面的演进过程，这一过程综合反映出审计对象和内容不断复杂，反映出整个社会对会计信息的时效性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促使审计方法演进的内在动因便存于其中了。

二、审计方法历史演进的动因

上已述及，审计方法的历史演进有其内在动因。概括讲，这就是基于提高审计效率与质量、规避审计风险和责任、满足所有权监督的需要及其所形成的相互制约关系。审计人员要在审计效率、质量、风险、责任之间不断进行权衡，选择既能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又能规避审计风险与责任，进而满足所有权监督需要的的审计方法，从而实现审计目标。正是这种综合影响，才促动了审计方法不断从简单向科学、从随意向规范、从单一向系统等方向发展和演进。

（一）基于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需要

基于提高审计效率和质量的需要是审计方法演进的基本动因。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导致了庞杂的审计业务与有限的审计资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对被审计业务进行全面详细的审查已不能适应审计事业发展的要求。这样，审计方法由简单向科学、由单一向系统等发展与演进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运用科学、规范的审计方法，以有限的审计资源担当社会所赋予审计的历史使命，最大限度地提高审计效率，就成为促进审计事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审计方法不断向着科学化、规范化演进和发展已成为世界审计发展的规律和趋势。

审计方法逐渐演进体现出审计实质性测试工作的性质、时间和范围的变化、选择与转移的动态过程。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审计质量观正在为新的相对质量观所替代。所谓相对质量观，即依据一定的参照物来决定审计工作的质量要求和水平高低，而不是以审计结论的百分之百地可靠和精确来作为判定审计质量高低的标准。审计人员为了以较少的资源耗费取得较好的审计结果，就不能实施全面细致的审查，而应代之以抽样审计；不能实施顺查法，而应运用逆查法；不应遵循账项导向审计思路，而应按照系统导向审计以至风险导向审计思路等。于是，审计方法便不断演进与发展。

审计效率和审计质量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改善对另一方面可能形成正面影响，也可能形成负面影响。两方面影响需要求得一种最佳平衡状态，这种平衡状态又反过来进一步促动审计方法的演进和发展。

（二）基于规避审计风险和责任的需要

审计风险是审计组织和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受主体、客体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影响而形成的致使审计意见和结论与客观实际不符的可能性，其中主体因素主要是审计主体不当或过失行为，客体因素主要是被审计单位的经营、决策失误和造假违规行为，环境因素主要是政-45

第二篇：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

一、发达国家金融产品创新的历史演进及其动因分析

（一）20世纪50、60年代——避管性金融创新

50年代末、60年代期间，各国经济处于战后恢复增长阶段，西方发达国家遵守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体的国际金融秩序，实行比较严格的金融管制严格的金融管制阻碍了微观金融机构利润目标的实现，致使大量以逃避管制为目的金融创新产品得以涌现，其中具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有欧洲美元（1958，国际银行机构）、欧洲债券（1959，国际银行机构）、平行贷款（1959，国际银行机构）、自动转账（1961，英国）和混合账户(60年代末、英国）能够较好解释该时期金融产品创新的理论主要有约束诱导理论、规避管制理论、财富增长理论和制度改革理论。

约束诱致型创新理论主要从供给方面探讨金融产品创新，认为引发创新的根本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存在的对金融业的约束因素。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西尔伯（Silber，1983），他从微观角度对企业行为分析入手，侧重于金融企业与市场拓展相关联的金融产品创新，解释金融企业的“逆境创新”他通过实证证明约束诱导理论可以解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金融产品创新。规避管制理论认为，诱发金融机构进行创新的主要动因是政府的管制，它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卡恩（Kane，1984）提出的。卡恩认为规避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就是指回避各种金融管制的行为。卡恩的规避管制理论确实能够适当解释与描述大多数金融产品创新，但它还不足以解释所有金融产品的出现，比如：票据发行便利NFIS的出现。

财富增长理论从金融需求角度出发，认为财富的增长加大了人们对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的需求，促发了金融创新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从而得出经济的高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的迅速增长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代表人物有格林包姆（S.LGreenbum）和海沃德（C.F.Haywood)，他们在研究美国金融业发展史时，得出财富的增长是决定对金融资产和金融创新需求的主要因素的结论。

制度改革理论认为，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改革。据此观点，金融领域内发生的任何因制度改革而引起的适应性改变都可以视为金融创新。而这种互为因果的金融创新或是为创新金融产品创造有利条件的，或是当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对货币政策构成威胁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制度创新，因此，它也是金融产品创新动因理论的一部分。这一理论代表人物诺斯（D.North）、戴维斯（LIE.Davies）、韦思特（R.west）提出：全方位的金融创新只能在受管制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出现。

（二）20世纪70年代——转嫁风险的金融创新

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完全崩溃与两次石油危机促成防范和转嫁风险是此时期金融创新的主旋律，电子计算机技术进步以及在金融行业迅速推广也构成该时期的背景的一部分。70年代金融创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转嫁市场风险，具有代表性的金融产品创新有浮动利率票据（1970，国际银行机构）、联邦住宅抵押贷款（1970，美国）、外汇期货（1972，美国）、外汇远期（1973，国际银行机构）、浮动利率债券（1974，美国）和利率期货（1975，美国）等。针对这段时期的特点发展而来的金融创新动因理论有货币促成理论、技术推进理论与需求推动理论。

货币理论认为，金融创新的出现，主要是由货币方面因素的变化促成，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汇率、利率反复无常的波动构成金融创新的重要成因。货币促成理论可以解释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出现的多种转嫁汇率、利率、通胀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一般而言，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不必然导致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但多数的理论和实证分析支持金融衍生产品创新有助于降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的假说，即金融资产的价格波动是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技术推进理论认为技术革命与进步，特别是电脑、电讯业技术和设备在金融业的应用是促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经济学家韩农（T.H.Hannon）和麦道威（M.McDowell）通过实证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美国银行业新技术的采用和扩散与市场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从而认为新技术的采用是导致金融创新的主要因素。高科技在金融业的广泛应用为金融创新提供了物质上和技术上的保证促进了金融电子化和现代化的出现与发展，对70年代以及至今的许多金融产品创新起到推动作用，但它是这些金融产品创新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需求推动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环境的剧烈变化提出的，金融风险的急剧增加，产生了能够减少与转移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需求。正如米什金所说，“需求是创新之母”，不同的时期与不同的经济形势下，需求的特征及其变化导致了相应类型的金融创新的产生。

（三）20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的自由化

80年代初，世界爆发了债务危机，西欧各国普遍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金融产品创新类型多样化，除承接70年代的转嫁风险创新外，更多的体现为融资方式的创新，此外，还有创造信用和产生股权的创新此阶段金融创新产品大多以银行表外业务的形式出现，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有货币互换（1980，美国）、利率互换(1981，美国）、票据发行便利（1981，美国）、期权交易（1982，美国）、期货交易（1982，美国）、可变期限债券（1985，美国）、汽车贷款证券化（1985，美国）等。

这一阶段适用的金融创新理论有约束诱导、规避管制和技术推进、货币促成理论，制度改革理论等。

由于金融当局对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限制，以及《巴塞尔协议》对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迫使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业务以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维持进而提高其资产利润率，使160多年前就有的银行表外业务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创新与发展，成为继传统资产、负债业务之后的第三大业务支柱，因此约束诱导理论无疑是这时期的动因理论之一。

西方许多学者用规避管制理论来解释这段时期表外业务创新的繁荣。他们认为监管当局对银行的准备金要求，资本充足性要求以及存款保险费都是一种隐含税收，因此，银行就要想方设法采取诸如贷款出售（证券化）、备用信用证、互换交易等表外业务形式将资产转移至表外，以减轻资本充足性的压力并获得较高的收入。

技术进步使计算机的广泛运用、庞大的信息资源网络和数据分析处理系统的建立提高了金融系统资金运用和调度的效率，使从前无法实现的表外业务得以实现并为表外业务达到规模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技术推动理论对此阶段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因解释很容易得到了认可。

另外，由于80年代的金融产品创新延续了70年代的转嫁风险创新，货币促成理论虽然不能解释创造信用和产生股权的创新，但对80年代大多数金融创新产品还是适用的。而《巴塞尔协议》的推出与金融机构采取的适应性金融产品创新能很好的诠释制度改革理论。

（四）20世纪90至今——金融创新的空前繁荣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世界经济发展方向呈现区域化、集团化和国际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金融创新产品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持续发展，使创新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此阶段发展的重点是80年代金融创新产品的进一步推广和运用。具有代表性的金融创新产品是金融产品的组合创新、金融产品与非金融产品的组合创新和银证、银保、银证保业务资产证券化。

此时期主要适用的动因理论有制度改革理论、技术推进理论、需求推动理论。

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积极顺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大胆进行金融制度改革，放松金融管制以产生更多新的金融产品来应对全球化的竞争，从而为金融产品创新起到了推动作用。制度改革带来的金融产品创新成为了这时期的主流。

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在这一时期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使得技术因素不仅成为金融产品创新的手段，而且成为金融创新的强大压力和巨大动力。网上银行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它在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出与进一步发展中起的重要作用，使技术推动理论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面对金融市场竞争的全球化，各金融机构为增强自身实力，提高竞争力，扩大市场份额，为特定客户提供个性化服务以迎合客户需求而进行金融创新产品也成为90年代金融产品创新的一大动因。需求推动理论至今依然适用于金融产品创新的动因分析。

综上分析，金融产品创新是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金融环境、技术条件、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因变量，受到了上述因素的制约或驱动，在不同的外部因素制约或诱使下，表现出不同的内在动力机制。政府管制的放松、制度创新、技术发展、市场需求拉动等因素为90年代金融产品的空前繁荣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不难看出，金融产品的创新不管是出于规避管制、转嫁风险的目的，还是技术推动、需求推动或制度创新所致，其内在根本动因是金融企业的逐利动机。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第四篇：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范文]

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主体，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但那时银行却是财政的附庸，无足轻重，甚至连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也不存在，更谈不上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以后，我国货币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计划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

第一阶段是1979～1983年。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仍然是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因为国家处于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和银行的作用被削弱了，直到1984年我国才成立中央银行并开始执行货币政策。因此，此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价格的制定货币投放量以及经济增长完全由政府控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无法充分表现出来。但由经济指标可以看出，政府对货币的政策是以稳定币值为主兼顾经济发展。

（二）宏观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

第二阶段是1984～1992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发展，最突出的是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开始使用，但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是主要的调控手段。1988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三）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经济经历了1990～1992年三年的低通货膨胀期，在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四）1998～2008年初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自1998年1月起取消了信贷规模管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度得到空前提高。1998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加大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的提法经历了“稳健的”、“努力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作用”等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相当明显。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以下货币政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遏制消费物价指数持续负增长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大幅度降低利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

2003年初，针对经济中出现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倾向明显加剧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政策措施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能力；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

适时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

三、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2008年至今）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到多方面严峻考验，克服了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等不利因素，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新增信贷资源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等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倾斜。同时，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改进外汇管理，维护总量平衡。

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流动性供应。一是优化操作工具组合和期限结构；二是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度下行；三是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四、对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日益加重。因此必须全面贯彻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一阶段，我国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开展政策操作，把握好重点、节奏、力度，着力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国际协作，提升市场信心

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二）继续适当放松货币政策

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积极支持扩大内需，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在近期要防止通货紧缩，由于大量的流动性注入在经济好转后可能转化为通胀压力，因此在长期要防止通货膨胀。

（三）可择机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为长期内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奠定基础。

（四）优化信贷结构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五）着重公开市场操作

均衡流动性。从目前数据和相关表态看，利率和准备金率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已经较小，应更多考虑在公开市场上的回笼操作，以均衡流动性在全年各月的分布。努力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我们要合理地制定货币政策，恰当地运用货币工具，有效地应用宏观调控，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地度过金融危机。

(一)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信贷手段处于从属地位。在“大一统”的金融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集中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诸多职能于一身，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综合信贷政策。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虽然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居主导地位，但间接金融工具已开始启用。这一期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超经济增长发行的货币导致商品供需失衡，物价持续上涨。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三次货币扩张，进行了三次货币紧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货币政策操作逐步向间接调控转变。从1993年到2005年，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二阶段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货币政策以适度放松为主要特征，旨在治理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货币政策调控的明显特征是为了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1.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由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势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中央开始推行从1993—1997年长达4年之久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交易行为，完善金融法规建设，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加强了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整顿金融秩序。第二，强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调整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采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央银行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第四，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加强利率监管。第五，实施汇率并轨，干预汇率形成，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通过以上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过4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也成功实现了“软着陆”.2.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形势，积极采用各种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1998年中央银行共下调3次利率水平，1999年6月10日和2002年2月21日又下调2次利率水平后，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为1.98%。第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首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恢复后，公开市场业务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债券操作成交7076亿元，净投放基础货币1919.7亿元；2000年为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稳定货币增长率，人民银行从前两年以投放基础货币为主转向收回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第三，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第四，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

3.2003--2005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这段时间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逐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增长。2003年开始我国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且每年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见表3)。第二，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02年2月21日最后一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利率。同时，本着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的指导思想，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第三，发挥信贷政策在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第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汇率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以此为契机，加快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力发展外汇市场。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会议指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第五篇：精油的演进和历史

精油的演进和历史

人类诞生以来就与植物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由植物而生的精油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植物精油的历史可追溯到前几个世纪及古老的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埃及、阿拉伯和希腊等，这几个文明古国为植物精油的神奇世界开启了序幕。

5000年前，古埃及人从草本植物、水果、蔬菜、禾木草类及花朵等植物中淬取出香精油治病、祭神，也应用在制造木乃伊的防腐剂。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埃及人将植物精华制成香料应用在医疗、祭祀及木乃伊上，技术很成熟，人们在金字塔里发现装有乳香、没药的香料容器，并在石碑上记有芳香植物精油配方，埃及艳后的美容秘方中就以蜂蜜、牛奶、花粉来调成面膜来 清洁皮肤保持肌肤柔软，并习惯于沐浴时加入玫瑰精油和檀香及橙花等，日常 用在身体按摩等方面，到今天，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各式植物精华油和香料。

埃及人也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开始使用香油香膏了。后来的人发现埃及的木乃伊能保存数千年不坏，就是添加了植物提炼的防腐剂。在金字塔的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常常发现一些压榨或蒸馏木头、植物的器具。尤其在胡夫法老建造的“大金字塔”中，发现不少化妆品、药品、按摩膏的记载；丝柏就是常被他们拿来驱魔的植物，眼睛发炎要用没药等。而芳香膏是他们献给神明的供品之一，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花岗岩石板上记载着，法老王以香膏献祭狮身神，而制作香膏的祭司们可说是最早的调香师了。

5000年前，古中国人，使用植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年，当时神农氏遍尝百草，并且详细的纪录下来，成为神农氏草药书（Shen Nung“s Herbal book），在这本书中涵盖了大约300种植物的相关知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书，当时神农氏所记述的几种精油的属性，直到今天基本上仍和我们所认识的相符。二千七百多年前出现药用植物经典《黄帝内经》，最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两千多种药用植物，奠定中国古代医学基础，也流传至西方。今天我们常用的白花油和各式药油都含有植物精华油成分。

在中国较富裕的年代─唐、宋，为了增进生活情趣，同时具有保健养生的作用，都会服用芳香的植物，包括玫瑰花、兰花、桂花以及茉莉，使身体散发出香味。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观点来看，皮肤的颜色和细致与否以及体味，都和遗传、所吃的食物、所处的环境，还有心情有关。这些因素，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密切关系；只要五脏真气充足，气血旺盛，肌肤自然晶莹剔透、光泽柔嫩而有自然的体香，所以要肌肤显现青春美丽，一定要先将五脏六腑调整好。

中国人使用芳香疗效的草药，并燃烧具有香气的木材、香料以表示对上天的崇敬。直至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整理编录了历代医学典籍中各种植物的药性疗效，至此，植物治疗法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环。

古希腊人师承埃及，将精油大量使用在化妆品、医疗及预防传染病。西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曾指出：让你的药物成为食物，让你的食物成为药物。雅典当时瘟疫蔓延时他主张市民通过焚烧芳香物以防止瘟疫流行，因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植物具有杀菌作用。泰奥弗拉斯托斯被称为植物学之父，两人奠定希腊药用植物基础。

古希腊的德尔菲神殿，为诱导预言者达到与神交谈的恍惚状态，而燃烧月桂树叶让人们吸入烟雾。因此有很多具有诱发兴奋或幻觉的植物被开发出来，用于用宗教信仰而陷进忘我的世界。古希腊人使用植物精华油的范围和方法更深更广。如皮肤护理和医学上。当时认识到---每日进行香氛浴和香氛按摩是步向健康的途径，香氛浴对医疗女性问题有较好效果。

在埃及人之后，希腊人也开始学会在医疗以及化妆保养上使用香精油。希腊的一位医师Pedacius Dioscorides，曾经写过一本有关于草药的书籍；而自当时起这本书至少成为西方医学的标准参考资料

达1200年之久。许多Pedacius Dioscorides在书中曾经提到过的疗法，仍然广泛的应用在今日的芳香疗法之中。

在距今二千多年前，被称为「医药之父」的希腊名医西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在古雅典遭受流行性瘟疫侵袭时，教导民众在街角燃烧有香味的植物，而得以抑制瘟疫的散布。西波克拉底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是：「保健之道是每日做一次芳香的沐浴及按摩。」在数百年后，苏俄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尤加利树的油是一种天然的抗病毒剂，用来治疗某些流行性感冒十分有效。

罗马人的奢华远胜于希腊人，帝国扩展的力量所及，也将芳香油膏带至西亚的君士坦丁堡。罗马时代的香品分为固态、液态及粉状；喜欢泡澡的罗马人，甚至以象牙制作容器，存放香膏；更不用说他们善长利用大理石、花岗岩以及玻璃等材料制作精美容器，来置放香膏。精致容器之外，他们使用香料的程度更令人咋舌，往往一磅重的香精就要用数十种植物混合而成，常见的有没药、蜂蜜、豆蔻、香蜂草、菖浦、肉桂等，无论是人体、衣物、床、墙壁甚至公共澡堂都充满了香气。

2100年前，罗马鼎盛时期，希腊医生到罗马担任军医，其中迪奥斯科里德（Pedanios Dioscorides）医生，使药用植物成为应用科学，他在《药材医学》中详细记载了六百种药用植物与使用方法，罗马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用精油按摩、沐浴等。罗马军队征战欧洲大陆,军队所到之处也将药用植物和医学知识传到欧洲大陆各地。

将精油应用在按摩。随十字军东征，将香料、精油知识传遍欧洲。十字军东征后，加上阿拉伯人通过贸易将东方药用植物更广泛的传到欧洲大陆，是现今法国英国德国等地香氛浴疗和其它自然治疗法的基础。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儿承继了许多医学知识，在罗马人征服了世界、罗马成为世界首都之后，罗马人更进一步地使用并增强了芳香植物的功效。罗马人也习惯在洗浴之后以香精油进行按摩，除此之外，在东西贸易交通大开后，罗马人也开始从东印度以及阿拉伯等地进口新品种的芳香植物产品。

古印度，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印度人很早就将植物精油应用在医疗等方面，印度最古老的医药典籍《吠陀经》是公元前由阿轮吠陀(Ayurvedic)所著，书中记载药方及对植物的祈祷文，还以八个层次来阐述病理，从医疗到养生保健等等，其书中详细阐述的印度药材远流至今，如具有独特香氛，有助冥想，广泛用于宗教仪式的檀香等。另有肉桂、没药、杜松等，主要来自印度。

古阿拉伯人，阿拉伯最伟大的医生，沙雷诺医院的创办人阿维西纳（Avcicenna）在一千年前出版著作《医学规范》（Canon of Medicine)中，收纳有八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他发明蒸馏法与萃取法提炼植物精华，阿拉伯人利用薄荷解毒，用杜松抗菌，发明的阿拉伯香水也是植物精油。善于科学发明的阿拉伯人将罗马传过去的蒸馏法改良，成功地萃取玫瑰花。除了科学发明，阿拉伯人也善于做生意，他们将发现的精油、油膏以及花水，卖到世界各地。让欧洲人对保健治疗的观念更为精进。

十四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当时盛传在身上佩带香药草或是焚烧香料，悬挂草包、花草，可以避免感染，即是杀菌、消毒、驱虫以防止感染的正确方法。十八世纪则是欧洲药草的全盛时期。十八世纪末当时的医疗还仍然使用精油，直到实验化学应用在药学上，合成药物取代了天然药草，从此芳香疗法走入没落之路，而被视为另类医疗，此时1806年德国药剂师助理史透纳（Friedrich Serturner）从婴粟花提炼出生鸦片，开始了医药化学的发展。

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凯萨琳女王从意大利引进穿戴另类手套的风尚，使得当时人们习惯带一种含有薰衣草及当地各种药草的香料手套，结果意外的发现，这些有带香料手套的人，对于当时一些流行役疾的抵抗力比一般人高。由于法国阿尔卑斯山盛产薰衣草和各种药草，格拉斯的商人很快就趁势崛起。随着时势转移，因为上等皮料被刻以相当高的禁制性关税，香料手套的风尚渐偃，格拉斯的商人于是

放弃制造皮革，专门生产精油，后来这类精油还曾经帮希腊人抵御了一场流行病。从此之后，以精油为中心的芳香疗法遂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并且流传到各地，这也使得法国人成为除了埃及，另一个和芳香疗法有关系的民族。

十七世纪是芳香疗法的最盛时期，1897年法国药学专家莫利斯.博格（Mr.Maurice Berger）以微氧素（Ozoalcod）、异丙醇、植物精油配合特殊触媒催化蕊头研发成独特的熏香疗法，并从病房、太平间、育婴室开始使用，而风行欧美地区。

1920年，法国人雷内.摩利斯.盖特佛塞（Rene-Maurice Gattefosse)发现精油的杀菌防病作用比化学药剂效果还要好，在一次意外中他用熏衣草精油治好自己严重灼伤的双手并且有很好的疗效，随后他对精油的疗效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1920年，由二个意大利医师合作写成了精神芳香疗法总论。

1920年代，法国化学家Rene Maurice Gattefosse，有一次在他父亲的香水工厂中不小心烧伤了手，因为他曾经看过关于薰衣草具有治疗功效的文章，于是立刻将受伤的手放入纯净的薰衣草精油中，受伤的部位两天后就痊愈了。薰衣草除了神奇的伤口愈合能力外，更缩短了复原的时间，也促使他开始研究薰衣草精油的功效。1928年，他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刊物上面，并首次用了romatherapie的名称；1937年，他再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精油抵抗细菌功效的医学书籍，从此之后将芳香植物技术独树一帜发展为一门「芳香疗法」。之后，他更进一步地创立企业，专门生产应用于化妆、以及芳香剂用途的精油。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法国人Albert Couvreur也曾经出版了一本有关精油医疗功效的书籍。

与此同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也利用于受战火烧灼的士兵们，减轻了伤者的痛苦。另外，经由Gattefoss“e的经验也证实了植物精油在科学上的立论根据，亦即“植物精油因其极佳的渗透性，而能达到肌肤的深层组织，进而被细小的脉管所吸收，最后经由血液循环，到达被治疗的器官”。

1928年，盖特佛塞首创芳香疗法（Aromatherapy 芳香疗法）这个名词。

1937年，出版《芳香疗法》开拓出芳香疗法的新纪元。

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医药的副作用和许多不明原因的文明病不断增加，芳香疗法对促进人类健康及赋活细胞，在精神和情绪层面的疗护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因此，近十年来，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再度兴起芳香植物疗法的研究。

1950年，法国的玛格丽特.摩（MargueriteMaury）夫人在将芳香疗法应用到更广泛、更实用的领域，通过她的丈夫在医疗方面完成了多种症状的天然植物精油疗法，摩利夫人本人更多的发展了特殊技巧的治疗在英国首次将芳香疗法带入美容与化妆品界。并开设芳香疗法中心教授学生，从此在英国逐渐发展下来。

1964年，法国Dr.Jean Vai杰恩.瓦芮特医生，继续研究植物精油，并大力推广于医疗用途上，证实了Gattefoss“e的诸多理论；继此，化学家Madame Maury玛达.莫瑞女士更加努力推广应用于：精神、生理、及皮肤上的疾病，并致力研究发明，将精油以完美的按摩手法应用于人体皮肤之上，来达到植物精油外用的最大功效，而使芳香疗法趋于完备且广为人知，并获得普遍肯定与认同。现今居住于伦敦，曾经追随Maury与Val进行研究的Micheline Arcier，结合了两位前辈所积累的知识技术，创立了一种进行芳香疗法的方式，至今风行全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