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历史演进

第一篇：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历史演进

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西方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

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三、贸易保护给我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理论上发展和实践中的推行是大相径庭的。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自由主义，而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斯密自由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凯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有利于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业放之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政府应尽快掌握驾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整体协调能力。

第二篇：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锤头还是斧头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红色党旗上的唯一图案标识，是金黄色的党徽。写作本文前，笔者曾就这一课题作过专题或随机问卷调研，其中有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一是用语言简要描述党徽的组成部件；二是用简笔画出党徽。结果，出乎所料，发人深思！尊敬的读者，在您阅读下文前，请您能顺便先默写下这两个在十秒钟之内就能完成的问答，然后再看本文结尾的正确答案。您看后可能感到意外或惊奇，同时，您肯定已经有了新的知识增长和思想收获。

一、以俄为师，把“镰刀斧头”作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的主要标识

1920年6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于８月13日、９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并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对于时局之我见》，称“吾党”为“社会党”，后又改称为“共产党”。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有了名称后，组织也相继建立，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还顾不上党徽党旗的设计制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尚未制作统一的党徽和党旗。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徽标识不是在成立时就有的，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确定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由于有俄国共产党人帮助建党并参会，党的会议上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考虑周全，一切只能是顺从简便易行的原则。党组织开会，有时需要悬挂党旗，可自己的党旗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当时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旗自然要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一致起来，当时的“老大哥”也就是唯一建立政权的俄国（苏联）共产党，他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党旗的范本，这也就是在红旗左上角加黄色镰刀锤子图案的苏维埃旗帜（图01）。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打出的旗帜式样看，其雏形显然来源于列宁所创建的苏联的旗帜。这种旗帜的含义，普遍的解释是：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亦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

图01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党组织成立之后，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俄共（布）旗帜的式样自己制作，所以，具体规格式样也就不尽相同。即使如此克隆过来的红色旗帜，在当时的公开场合并没有正式举出。由于强调国共合作，出于形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是在“主义不变、旗帜不变、纲领不变、组织不变”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起义的准备比较仓促，没有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面旗帜来。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关于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论题，但支持者甚少。会议最后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国民党的旗帜。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毛泽东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在多次会议上反复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强调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

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出现在1927年9月毛泽东本人组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坚持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来，他向工农革命军中的参谋何长工部署了此项工作。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面新设计的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杆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04）。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先有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图04

1927年秋的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这时，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9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三册，第43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这是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旗上有“斧头镰刀”标志的正式决定。中共党旗图案“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范式，基本框定了党旗党徽的轮廓和构成要素（图06）。由此亦见“斧头镰刀”的式样，并非由中国共产党人独自发明，而是移植于俄共（布）或者说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

图06

二、党旗党徽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是锤头还是斧头？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党旗党徽图案设计上曾特意以“斧头”图案代表中国手工业者，以“镰刀”图案代表农民。从1921年7月到1942年4月长达21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及各级组织有过多次明确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的规定和决议。但在此期间，又由于受苏联国旗的影响，中共党旗党徽上的图案既出现过“镰刀斧头”，也出现过“镰刀锤头”。在战争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旗党徽图案一直处在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作中描述的情景。这首词，毛泽东在后来作过修改，但对“镰刀斧头”的提法并未作修改，这说明毛泽东对“镰刀斧头”的记忆犹深，也说明当时旗帜上普遍以“镰刀斧头”为主要图案标识的历史事实（图08、09）。

图08

图09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令》：“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角星，五角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这一规定，使当时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所用的旗帜式样进一步正规化、规范化。这种“三○式”军旗，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范围最广的式样（图10）。由于战争在当时是全党的主要任务，军旗的广泛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党旗党徽式样的演进（图11、12）。

图10

图11

图12

有众多历史文献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镰刀斧头”可说是党徽的代名词，“镰刀斧头”的说法被普遍认可。著名的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最早出现在1933年9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三十军解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家地主宅院内。红军便在宅院门楼两旁的石柱上錾刻了这副气势恢宏、形象生动的名联（图13），把党徽中的主要元素“镰刀斧头”巧妙地镶嵌了进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描绘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后来，红军宣传工作者在长征沿途曾多次书写这副楹联及其他类似楹联（图14）。在四川兴文县，也有红军写的“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楹联，横批是“变！变！变！”这幅楹联，对广为宣传“镰刀斧头”的形象记忆，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从红四方面军留存的历史文献看，党徽图案也多为斧头镰刀（图15）。

图13

图14

图15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中央苏区相继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夏，中央苏区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始了多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由于党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从入党宣誓仪式上的党旗，到党员大会的会场布置，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关注党旗党徽的式样。这一时期，中央苏区主要传媒《红色中华》报的插图中，刊登有不同式样的“镰刀斧头”、“镰刀锤头”图案。这些在当时被誉为“国际徽”、“国际旗”的图案，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图腾随处可见，也随时即兴发挥的有些任意（图16、17）。在如此无法规范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党旗党徽中的“斧头”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应当改换为“锤头”，与苏联的旗帜相一致。1933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党旗党徽中的“斧头”图案调整成为“锤子”图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群众团体及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其中对军旗的式样做了详细的更改说明，并下发了军旗图式，规定旗的右上方为一五角星，旗中间为交叉的“镰刀锤子”，旗的三边有旗须，旗杆处有二寸三分的白布书写部队番号。同时规定五角星和“镰刀锤子”一律用金黄色。这种军旗一般称为“三三式”军旗（图19、20）。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旗帜，都相应地做了改变。

图16

图17

图19

图20

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不久，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党旗党徽中“斧头”变“锤子”的决定并未在全党全军得到贯彻执行。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在陕北等各根据地，“斧头”与“锤子”仍然混用；以至于在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然出现“镰刀斧头”的提法。从历史图片看，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军旗式样也多为“三○式”而少“三三式”，原因可能是“三三式”旗须的繁赘，不如“三○式”简捷明快。斯诺名著《西行漫记》中，收录有“三○式”军旗的照片。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等曾较长期使用“三○式”军旗。在1935年长征前后时期，从所举的旗帜式样可区别出红军部队建制的归属。

综合分析各种文献及图片，从总体上看这一历史时期的党旗党徽，是“镰刀斧头”或是“镰刀锤头”？有着三个明鲜的特点：（1）从形成文字的文献字面上看，在党的有关决议中，说明党旗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的占绝大多数，而在实际制作中又多以“镰刀锤头”图案为多；（2）从地域上看，中央根据地在许多会议等正式场合多使用“镰刀锤头”图案，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川陕、陕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党旗党徽图案则多设计为“镰刀斧头”；（3）从美工角度看，抽象时多用“镰刀锤头”，具象时多用“镰刀斧头”。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关于确定党旗党徽式样的议题，希望能有明确的、统一的规范。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对党旗式样作出决定：“中共党旗式样，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随即诞生。当时制作的标准党旗规定为红色，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四分之一处）为黄色“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黄色的“斧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红色象征革命，黄色象征光明。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象征工农联盟的“斧头镰刀”，去掉原来旗帜上的五角星，是为了与苏联的旗帜相区别。由此也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党旗式样的考虑十分慎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确定党旗的式样。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主席台幕布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在画像下方的图案中，中间缀有中国共产党党徽：铁锤镰刀，稻穗和麦穗围绕着它。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红色的缀有铁锤镰刀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图25）。当7000多名代表步进会场时，庄严肃穆的场面令与会代表们为之振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次竖立正式的党旗，从而结束了党从“一大”至“六大”无正式党旗的历史。

图2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年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式样所作出的“斧头镰刀”的决定，但在党的“七大”会场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据地所出现的中共党旗党徽图案，基本上都统一于“锤头镰刀”，已经鲜见“斧头镰刀”图案。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式样一直沿用至今。

图26

实际上，究竟是用“斧头”还是用“铁锤”，这不只是图案形式上不同，而是涉及到对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的理解，更涉及到对“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命题的理解。斧子和锤子，在相当程度上与不同的生产形态相联系，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斧子，主要用于手工业者，如木工、伐木工、消防员等，与大工业的联系不多；锤子，主要用于大工业中的工人，如钳工、锻工、扳金工等产业工人，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离不开锤子。所以，斧子是手工业的象征物，而锤子是大工业的象征物，锤子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铁锤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用铁锤和镰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徽应当采用“锤头镰刀”做标志才最为妥当。“锤头镰刀”的寓意，更符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旗党徽上的“斧头镰刀”改定为“铁锤镰刀”，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工农联盟的本义。

三、党旗党徽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是党的象征和形象标志，党旗党徽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党的制度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曾几次讨论研究党旗的规范化问题，考虑重新设计党旗式样，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图片文献看，尽管从“七大”之后就有了党旗的正规式样，但各地党组织使用的党旗党徽图案还存在着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1949年9月，在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入党仪式所用党旗尺寸的规定》，其中对党旗的制作确定了暂时规范：“暂规定宽80厘米，横120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30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6.5厘米，亦即旗面横长1/18强。旗杆式样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函复军委总政治部：“同意在党旗未统一规定前按暂行规定之式样试用。”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30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连续的“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文革”十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红旗的海洋成为“革命运动”的独特景观，以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但那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大旗，而少见党徽闪耀的党旗。尽管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在逝世后的遗体上覆盖的是“镰刀锤头”的党旗，典型的如至今保存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堂内毛泽东遗体上的党旗（图27），但这些党旗却都不是经中共中央正式规定的党旗式样。人们不会想到，建党30周年时所说“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的时间会拖得这么长，直到改革开放后又是十多年之后，这个问题才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图27 为切实维护党旗党徽的尊严，使党旗党徽的制作、销售和使用规范化，加强管理，1995年4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党旗党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意见，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规定》（中办发［1996］25号），进一步规范了党旗党徽的式样和使用。《规定》共12条，它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至此，党旗党徽有了统一规范的标准式样。

《规定》指出，“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根据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党旗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规定》中关于党徽“镰刀”的式样，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矩形“刀把”变成了圆形，这是党徽“镰刀把”的重大改变。至此，党徽上的“镰刀把”经历了四种式样：（1）“刀把”上部有凸出圆棱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苏联国旗中的“镰刀把”具象写实，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图28）。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地方党组织在自行制作党旗党徽或一些报刊插图中的党旗党徽，曾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有这一圈凸出圆棱，在图画中常以一短横线示意（图29）。

图28

图29（2）光杆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仍是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但“刀把”靠上部有的那一圈凸出圆棱被省略，“刀把”较长是这种样式“镰刀”图案的显著特点（图30、31）。

图30

图31

（3）由写实的长圆柱形到抽象的矩形“镰刀把”。约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后，由长“刀把”演变而来，形成标志是“刀把”尾端由圆变方（图32、33、34、35、36、37）。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4）由抽象矩形到更加抽象、艺术化的“镰刀把”。始于199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特别注明，“将一正方形分为32等分”画党徽，以左下角的五个方格画一小圆，在小圆右上部与“镰刀刀背”两个点相切，“构成镰刀把”（图38、39、40）。

图38

图39

图40

1996年11月19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别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供应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7月9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内部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规定“非定点企业一律不得生产党旗党徽及相关产品，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超越经营范围依法处理。”“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党旗党徽”。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具体分为三条：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增写“党徽党旗”一章，是自建党80多年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次。对于维护党徽党旗的严肃性，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图41），“党徽党旗”仍是第十一章，内容同于“十六大”。

图41 综上所述，党徽党旗的重大历史演变主要有：（1）党徽中代表工人阶级图案的变化，经历了从“斧头”到“锤头”的重大改变。（2）“镰刀把”有四种不同形状：一是具象写实的两端稍细、中间粗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并在“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二是光杆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去掉了“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三是演变为抽象示意的矩形；四是再艺术化为更加抽象的球形。（3）党徽党旗的象征含义：前期，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红色代表革命，黄色象征光明；而斧头（锤头）、镰刀为工农的劳动工具，象征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含义有了相关的解释：红色象征革命，金黄色的锤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章程》）。

此外，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从悬挂领袖像到党徽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演变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存资料图片未见主席台有专门的党旗党徽及领袖像布置。1945年的“七大”主席台，开幕式时的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画像下方图案中有党徽，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党旗（图42）；大会后期及闭幕时，主席台后部幕布中央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图43）。

图42

图43 1956年“八大”主席台后部没有任何宣传装饰，并排一列放的是十棵绿色的棕榈观赏树（图44）。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毛泽东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5、46）。1977年“十一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并排悬挂的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7）。

图44

图45

图46 图47

1982年“十二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镰刀把”为方形的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8）。这是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会场主席台上悬挂党徽。此后的“十三大”、“十四大”主席台后方布置同“十二大”（图49、50）。1997年“十五大”主席台后部幕布双中央悬挂的“镰刀把”改为为圆形的“九六式”新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51）。此后的“十六大”、“十七大”主席台后部布置同“十五大”（图52、53）。

图48

图49

图50

图51

图52

图53

通过回望党旗党徽图案的演变历史，再看党章中关于党徽图案是“镰刀锤头”的解说定义，本文认为“锤头”二字的说法仍不够严谨和准确。从工艺学上讲，锤子由锤头和锤把两部分组成，锤头只是锤子的一部分，但党徽上的图案是整个锤子，并非仅是锤头。1996年《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中“锤头的画法”，即有特别注明“锤头”与“锤把”的各自画法。作为生产工具，锤子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因“锤头”的材质不同，又分为“铁锤”、“木锤”、“橡胶锤”等。所以，把党徽图案解说为“镰刀锤子”也不够准确，正确的解说应该是“镰刀铁锤”，建议今后修改党章时应将党徽图案的解说定义改为“镰刀铁锤”。

最后，话题回到本文开篇所说的那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参与本课题测试的有两百多人，95%是中共党员，其中党务、党史工作者和书籍、报刊编辑者占半数以上。（1）绝大多数人顺口而答的是：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然而，据最新党章，正确答案应为“镰刀锤头”（参见1996年、2007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绝大多数人简笔画出的党徽，误在“镰刀把”的长柄或短柄，那是1996年之前的党徽，甚至更早，正确应为圆形（图54、55）。这种错误，在目前的影视、报刊等传媒中也屡见不鲜。此现象当给我们提醒和警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郑重对待，能够准确理解、解说党旗党徽的图案和含义。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建党90周年之际，用心认真仰望党旗党徽，真正地牢记曾经面对党旗党徽宣誓时的誓言，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三篇：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分析公司治理演进必须通过研究其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影响公司治理演进的各种因素、推动其演进的动力与反对其变革的阻力，识别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才能明确公司治理进一步的演变方向。

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一）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演进阶段划分

公司治理模式分别经历了古典的私人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职业经理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阶段、投资者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创业型经济中的风险资本治理模式。

公司制度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11世纪欧洲经营海上运输业的康孟达契约组织，康孟达是劳资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康孟达对后来的公司制企业的影响在于这种契约形式首创了有限责任制的合伙形式，而这正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内容。古典的私人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份公司产生以后最早出现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模式。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出现了职业经理阶层，职业经理层的形成使企业成为现代化的科层制企业（石明虹，张喜民，2003）。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有若干美国大企业开始实行科学管理，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德鲁克，1989）。到60年代中期，美国大公司内部控制权由股东向经理人员转移的运动基本完成，经理革命基本结束（石明虹，张喜民，2003）。

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退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机构、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共同基金等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崛起，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交易者，公司治理由经理主导型向法人股东主导型模式转变（张清，严清华，2005）。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正在出现一个从传统管理型经济转为创业型经济的深刻变革，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创业精神和创业管理（德鲁克，1989）。创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风险资本，并在创业企业的公司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成立代表着创业经济中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一根本性变化。

（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型经济、管理型经济到创业型经济的不同阶段，而推动着变化的主要力量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公司治理模式随之而相应变化。创新为公司治理的演化创造了技术条件，产业革命的机器化生产催生了现代的公司组织，科学管理引起的管理创新产生了经理革命，使公司控制权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创新是影响公司治理演进的主要因素，一系列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推动形成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公司治理模式要致力于建立适合于创新的组织和制度、协调体制、信息处理模式，创新与公司治理模式有互适性，比如日本企业就强调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作人员在创新中的现场合作，创新也主要以生产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为主，因此其治理模式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而美国则强调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的专业化技术人才对创新的贡献，忽视对工人的技术投资，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管理层与普通工人距离较远，由此产生对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高额股票期权激励，而忽视工人的福利和奖励（拉让尼克，2005）。

当前公司治理的新趋势

（一）当前美国公司治理中的新变化

美国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限制，银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万俊毅，2004）。由此公司治理开始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接管对经理人的威胁减少，公司日益重视内部治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发展壮大，持股比例有所增加，并开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贾生华，2003）。

（二）日德公司治理中的新变化

日本和德国的法人交叉持股率下降，银行与企业的联系出现松散的变化。同时，鼓励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三）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演变的共同特征

随着政府对保险基金、养老金、金融机构进入股市的限制的降低，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企业股份增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增加。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要求公司提供准确真实的会计信息。强调股东利益保护原则。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外国投资者对本国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

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多样化理论与趋同论

关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演进方向的主要争执有多样化理论和趋同论两种观点。

1.坚持趋同论的学者认为推动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一体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作用，并且制度竞争会导致低效率的治理模式被高效率的治理模式替代。但是，关于公司治理将会趋同于哪一种具体模式却仍有不同观点：

趋同于市场控制的英美模式。这种观点认为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有效率，更加强调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和准确的信息披露制度，股权比较分散，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趋同于组织控制的日德模式。弗里曼、布莱尔等人认为公司制模式中更应该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公司的目标应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强调企业的共同治理，而日德模式更加强调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和权益。还有人认为，英美模式的治理对经理人偏重于短期利益，不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组织控制模式下经理人控制了创新所需的组织资源和财务资源，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拉让尼克，2005）。

趋同于混合模式。公司治理模式的融合论认为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未来的公司治理模式将会是一种这两种制模式的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混合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保留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优点。

趋同于未知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模式在未来必将走向趋同，但究竟趋同于何种模式，却仍然是未知的、不确定的。

2.反对趋同论的学者们则提出以下理由：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初始状态决定了其今后的发展路径，制度具有刚性。各国治理模式发展路径的不同决定了各种模式将按照其各自的发展路径演化变迁，不会走向趋同。

制度关联理论。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效应，即制度的互补性，公司治理制度适应着一国的制度环境。在其他制度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单纯改变公司治理模式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

制度的多重均衡特征。青木认为，以多重均衡观点为基础的多种制度存在的可能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多样性的体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个体制内部的各种制度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制下，也会因为内部的制度配置的不同而产生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需要经济体制内其他制度相应的变化以相互配合。

不同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是多个利益团体如银行、股东、政府、工会等不同利益主体长期博弈性的结果，治理模式的改变会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既得利益，因而会遭遇变革的阻力。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也会为公司治理的国际趋同造成障碍。

此外，反对趋同论的学者还认为，目前还不能判定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哪个更具效率。而且公司治理模式依赖于多种环境因素，同一模式在不同体制下具有不同的治理效率，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吉尔森认为，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体制可能会在形式上的差异仍然存在的同时出现功能上的趋同，比如对经理的监督和更换，而功能趋同也并不意味着公司治理的任何功能都会趋同。杰勒德•赫蒂希提出公司治理体制虽然有可能出现法律形式上的趋同，但由于法律实施机制的差异，公司治理体制有可能在更为普通的层面上存续（戈登等，2006）。

（二）影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与趋同的因素

实际上，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与趋同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外因包括经济全球化下外国企业的竞争威胁、跨国公司对他国公司治理的影响、来自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变革公司治理的压力，而内因则包括本国资本市场、法律、机构投资者、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正是内外动因的趋同推动着一国的公司治理的演变。讨论公司治理的演进有必要讨论其制度基础，公司治理的变迁是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基础共同演进的，比如俄国、日本、中国的治理模式都是受到了经济改革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使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下，法庭判例对以后类似的案件的裁决有重大影响。法庭对某一重大经济案件的裁决会很快被其他法庭在今后的裁决中所效仿，因而其法律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的适应性比较灵活，适应成本也低。而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律的改变和实施则相对困难，首先在立法过程中会受到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产生的寻租行为的阻碍，而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也可能不会顺利，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上的趋同也是很困难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信息存在方式和信息特征，而信息特征也影响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依据制度关联理论，公司治理模式与一国的法律、文化、金融等制度具有互补性，公司治理制度不能脱离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辅助性制度而孤立存在。在一国引进和移植他国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原有的模式未必湮灭，仍有其一定的生存环境，而新的模式会在与本地的文化、制度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变异，多种模式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多种形式共存。比如在照搬英美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资本市场、金融机制、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督机制，俄罗斯与中国产生了转轨治理模式，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日本产生了交叉持股和主银行制，治理模式与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相互影响，并产生治理模式的变异，导致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多样性。

参考文献：

1.石明虹，张喜民.日、美家族企业制度演变及对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革的启示.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3（1）

2.彼得•德鲁克.创业精神与创新——变革时代的管理原则与实践[M].工人出版社，1989

3.张清，严清华.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与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与趋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2005（1）

4.（美）威廉•拉让尼克，玛丽•奥苏丽文著.黄一义等译.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一种基于创新的治理理论及其经验依据[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5.万俊毅，欧晓明.全球化与公司治理模式演进的新趋势.当代财经[J]，2004（5）

6.贾生华，陈宏辉.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分析.中国工业经济[J]，2003

（1）

7.（美）杰弗里•N•戈登，马克•J•罗编.赵玲刘凯译.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四篇：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第五篇：学前教育学的历史演进

学前教育学的历史演进

一、学前教育思想的孕育和萌芽阶段（远古至19世纪初期）

1.在西方，在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已有丰富的学前教育思想。

（1）柏拉图在西方学前教育史上第一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学前儿童的教育问题。他主张儿童公育，并论述了学前儿童的游戏和故事材料的选择等问题。

（2）亚里士多德，在人类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育要遵循自然”的论点，为人类研究儿童、教育儿童指出了正确方向。

2.近代是学前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学前教育思想较集中地反映在众多教育家的教育论著中。

（1）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是一位教育理论家，又是一位教育实践家。他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学前教育纳入其具有民主色彩的单轨学制，并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学前教育专著《母育学校》以及世界上第一本图文并茂的儿童读物《世界图解》，构建了学前家庭教育的完整体系。他提出的学前教育必须遵循儿童的自然、感观教育是学前儿童学习的基础等教育思想对近代学前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2）英国的哲学家洛克在《教育漫话》一书中根据培根的“经验论”论证了“白板说”，并提出了儿童体育、美育、德育和智育的具体建议。

（3）卢梭的近代儿童观为学前教育找到了出发点。他在其教育代表作《爱弥尔》中强调教育回归自然，主张按照儿童的自然发展历程来进行教育。同时，他关于生来具有学习能力的婴幼儿不是通过语言文字，而是通过经验并利用自己尚未成熟的器官进行学习的教育思想成为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分水岭，对后世学前教育思想的发展有极其重要影响。至此，教育从封闭走向开放，强调教育要适合于儿童，而不是使儿童去适应教育机构。

（4）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继承了前人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的思想，并以比重的教育实践证明：一切教育都应以感官教育为基础，儿童学习的最好方式是操作，母亲是儿童的最好教师等原则和方法。他著有《林哈德和葛笃德》、《母亲读物》等，还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教学心理学化的思想，强调教育必须考虑儿童的心理特点，并最早提出了“儿童年龄越小越需要心理学知识的指导”的见解，为学前教育理论步入科学化铺平了道路。

3.我国最初的儿童教育思想散见在谚语中。如“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教儿婴孩，教妇初来”等。

（1）我国一些古书中很早就有关于学前教育的记载。如西汉贾谊在《新书》中记载了公元前11世纪周成王母注意胎教之说，《大戴礼》与《礼记》记载有一些学前教育思想，《大戴礼》、《本命》篇中有关于出生后年龄特点的记载，《礼记》的《内则》篇中提出关于小儿出生后选择保姆的要求及从儿童能食能言时便进行教育，从小教儿童日常生活的习惯、礼节和常识等。

（2）从魏晋南北朝时，颜之推著有《颜氏家训》，南宋朱熹编《童蒙须知》和《小学》等。虽然这些著作中有一些“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糟粕，但也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学前教育思想。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出应注意胎教，应从小教育儿童，他赞同孔子“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及俗谚“教儿婴孩”的说法，重视学前教育的作用。又如朱熹重视胎教，认为孕妇应注意审慎自己的行为，还认为婴儿出生后，乳母必须有“宽裕、慈、惠、温、良、恭、敬”等道德品质，主张对儿童“教之以事”，“从小便养成德行”。

二、学前教育的行成和发展阶段（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叶）

学前教育学是德国教育家福禄倍尔开始创立的。以福禄倍尔为标志，学前教育理论才从普通教育学中分化出来，出笼统地认识到建立起独立的范畴与体系，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一）西方学前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1.福禄倍尔

德国学前教育家福禄倍尔继承和发展了夸美纽斯和裴斯泰洛齐的主张，1840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撰写了《人的教育》、《幼儿园教育学》等著作，系统地提出了幼儿园教育理论，他对于学前教育学从普通教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对现今幼儿教育实践仍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主要有：

（1）教育应当追随儿童发展之自然。福禄倍尔继承了前人关于“教育适应自然的探索”。他认为，对儿童的教学和训练在根本原则上必须是被动的、顺应的，而不是命令的、绝对的、干涉的，因此，应当谨慎地遵循儿童的本能。他认为儿童有四种本能：活动的、认识的、艺术的、宗教的本能，其中活动的本能是最重要的本能，因此主张幼儿园开展各种活动，让儿童的身心都获得发展。

（2）自我活动是儿童教育的基础。福禄倍尔认为，幼儿的行为是其内在生命形式的表现，是由内在的动机支配的。通过这些行为，幼儿才可以成长发展。保育者的任务是帮助幼儿除去生命发展的障碍，让自我得到发展。命令式的、强调式的、干涉式的教育方法对幼儿的发展是无效的，而必须尊重儿童的自主性，重视幼儿的自我活动。

（3）强调游戏的教育价值。福禄倍尔是教育史上第一位阐明游戏教育价值的人。他认为幼儿是通过游戏将内在的精神活动表现出来的，“游戏是生命的镜子”：他强调游戏对幼儿人格发展、智慧发展有重要意义，“游戏会产生喜悦、自由、满足，以及内在的平安、和谐”，游戏是幼儿“起于快乐而终于智慧的学习”，“能自动自发、用心认真地玩到累了为止的孩子，将来必是个健壮、坚韧、能够牺牲、奉献的人”；他还认为游戏中玩具是必需的，幼儿通过玩具“可直觉到不可观的世界”。他根据儿童的特点，将玩具、教具、教材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操作物——“恩物”，现在仍有很多幼儿园在使用。

2.杜威

美国的杜威是20世纪对幼儿教育理论影响极大的教育家。他的著作主要有《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等。尽管杜威没有专门论及幼儿教育和从事幼儿教育实践，但他的教育理念，实际上成为20世纪上半叶学前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幼儿教育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1）杜威宣扬“儿童中心论”，认为教育就是促进儿童的自然生长，教育就是促进儿童经验的改组与改造，教育的过程就是儿童的生活过程。

（2）杜威强调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中的重大作用，主张儿童在生活和活动中学习，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当今美国开放式幼儿园的教学方法就是杜威教育理论的产物。

（3）他有过分夸大儿童自身的学习能力，忽视教师的主导作用的倾向。3.蒙台梭利

蒙台梭得是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的儿童教育家。1907年创办了“儿童之家”，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把教育缺陷儿童的方法用于教育正常儿童”的教育实验，创造了教育的奇迹。1909年发表了代表作《蒙台梭利教育法》，1933年出版了《童年的秘密》，较全面地论述了她关于学前教育的独特观点，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教育方法——蒙台梭利教育法传遍了全世界。今天世界又重新掀起了新的蒙台梭利热，很多幼儿园用她的教育思想、方法以及教具进行教育。

蒙台梭利学前教育理论的要点是：

（1）幼儿自我学习法则。蒙台梭利在教育过程中发现，受生命本能的驱使，所有儿童天生具有一种“吸收”文化的心理，儿童能够自己教自己。她认为，这一发现带来一场革命：第一，儿童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幼小的生物，而被赋予巨大的创造力；第二，这种能力属于无意识心理，而只有通过活动、通过生活经验才能变为意识。因此，她视教育为促进幼儿内在力量自然发展的过程，强调幼儿的自由活动，反对以成人为中心的教育，反对传统的班级统一教学，允许幼儿个别学习。

（2）重视环境和教师的作用。在蒙台梭利教育中，一个有准备的环境是关键。她认为，儿童的发展离开适宜的环境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教育就是给幼儿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这个环境是一个有秩序的、充满生机的、愉快的和自由发展的，有助于儿童创造自我和自我实现的环境，那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为儿童设置的，适合于儿童的年龄特点，对儿童有极大吸引力。在教育中，教师不是传统的灌输知识的机器，而是一个环境的创造者、观察者、指导者。教师为幼儿精心设计环境和学习材料，提供必要的发展手段，保证幼儿能展开自由的学习。教师通过“全神贯注地观察”去发现幼儿巨大的个别差异，对幼儿的不同需要作出恰当的反应，提供必要的帮助。蒙台梭利明确指出，幼儿自由学习的质量是由教师的质量决定的，正是教师才使幼儿的自由得以实现。

（3）强调感觉训练。在蒙台梭利教育中，感觉教育是重要内容。她认为3～6岁是儿童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幼儿的各种感觉先后处于敏感期，因此必须对幼儿进行系统的和多方面的感官训练，使他们通过与外部世界的直接接触发展敏锐的感觉和观察力，为高级的智力活动和思维发展奠定基础。她认为，感觉教育主要是一个儿童依据教具进行自我教育的过程。“感觉隔离”是蒙台梭利感觉训练的一个重要技术特点，其目的是要借此方法有效地保持儿童的注意，以增强儿童对物体特殊性的感受。感觉隔离主要有两种方法：蒙眼和暗室。为此，她专门设计了一套感觉训练教具，如用以辨别各种形状的镶嵌板，辨别粗细、高低、长短的圆柱插板、长短棒，辨别不同声音和音色的音筒，辨别不同气味的瓶子，练习小肌肉活动的纽扣板，等等。这些教具的特点是简单，幼儿能自我纠正错误，教师容易掌握指导时机。幼儿常常自由地选择教具，并专注地和独立地反复进行操作练习，获得自我学习和提高。

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也受到不少批评，主要是指责她的教育偏重智能而较忽视幼儿情感的陶冶，忽视幼儿的社会化活动，其感觉教育教具脱离幼儿的实际生活，过于狭隘、呆板，操作方法过于机械等等。然而，尽管如此，蒙台梭利教育对世界幼儿教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她的理论的基本精神，特别是重视幼儿身心发展特点、重视幼儿的自主操作练习和学习，重视环境的作用，以及她对教师作用的观点等等，对今天的学前教育改革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学前教育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自己的道路。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传人，传统的封建教育远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要求，一大批进步的政治家和教育家提出了改革教育制度，提倡西学，设立学校，也提出了实施学前社会教育的思想，并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幼儿园。他们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丰富了幼儿教育理论，并对探讨具有民族特色的学前教育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在这个时期，比较著名的教育家有： 1.康有为（1）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了一个体系完整、前后衔接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一次提出在我国实施学前社会教育。

（2）强调早期教育、学前教育，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主张实行德、智、体、美诸方面发展教育，反映了改良主义教育者的良好愿望。

2.陶行知

陶行知是我国人民教育家，他在学前教育方面提出了很多进步的教育主张。（1）他强调6岁前教育的重要性，“儿童学者告诉我们凡人生所需要的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

（2）他的办园思想是“中国化”、“平民化”，主张在工农中普及学前教育，并创办了我国第一所乡村幼稚园和劳工幼稚园。

（3）他提出幼稚园实施和谐的生活教育，反对束缚儿童个性的传统的教学法。主张通过“艺友制”来解决幼教师资的培养问题等。他在学前教育方面著有《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幼稚园之新大陆》、《如何使幼稚教育普及》等论文。

3.陈鹤琴

陈鹤琴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在他为中国幼儿教育事业走向现代化而不懈努力的一生中，从理论创立和实践躬行两方面，对儿童成长与发展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实验室探索研究。

（1）他指出学前教育对于儿童一生的发展至关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他对自己的子女进行三年跟踪观察实验研究，记录了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总结出家庭教育的原则和方法。1923年又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并以此作为幼教实验中心，进行课程、故事、读法、设备等项实验，以探索幼儿教育的规律，促进儿童的成长发展。

（2）他强调学前教育要考虑儿童的特点。幼儿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儿童不是小大人，对儿童的培养与成人不同，不能给他们成人化的东西，而要适应儿童好游戏、好奇、好模仿、喜欢户外生活、喜欢成功的生理与心理特点，做到儿童化，杜绝中小学化、成人化；即使是同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在生活经验、个性、兴趣以及学习能力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他倡导要了解每个儿童的个性，多采用小团体的教学法，因材施教，使儿童得到健康的成长；同时，儿童有独立的人格，教师要热爱儿童，公平地对待儿童，做儿童的朋友和伴侣，同游同乐地去玩去教，要启发、诱导儿童，要绝对尊重儿童的人格，不能任意恐吓、打骂儿童，以免阻碍儿童身心的正常发展。

（3）他指出要对儿童进行全面发展的教育，使儿童成为“体魄强壮、品德良好和智力发达”的祖国幼苗。主张幼稚园：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培养儿童卫生习惯，为儿童提供必要的营养，矫正儿童身体缺陷，预防传染疾病，发展儿童各种活动动作，锻炼儿童体格，重视开展课外活动、娱乐和游戏等；二要重视培养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教导儿童互相谦让、敬爱父母、尊敬师长、遵守纪律，有毅力、勤劳、勇敢，爱祖国、爱人民、爱大自然；三要培养儿童对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的认识，发展艺术才能；四要重视儿童的感觉训练和智力发展，特别是观察力的提高等。

（4）他提出幼儿教育要注意多样性。儿童是在游戏、作业、劳动生活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中等到成长和发展的。教师要竭尽全力为儿童创造良好游戏的环境，并组织儿童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随时随地向大自然、社会获取教育资源。为了充分发挥游戏环境的教育价值，陈鹤琴指出游戏设备要合乎儿童化、坚固耐用、卫生安全、艺术多变等标准，游戏用具要达到使用国货、坚固耐用、式样美观、大小合度、没有危险性等要求。在室内、园内的各种活动中，陈鹤琴最重视的是儿童的室外、园外活动。（5）陈鹤琴坚决反对以教师为中心或儿童中心主义的倾向，强调教师要对幼儿加以指导。而教师指导作用的发挥要和儿童主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发展有机结合，倡议要让儿童自由集合、自由合作。为了较好地发挥教师的指导作用，陈鹤琴指出，必须从政治思想、业务修养、教学技术、优良品质等方面加强对教师的培养和提高工作，他曾创建江西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实践自己的教育理论。

（6）幼儿园要和家庭紧密配合。陈先生认为儿童教育是幼稚园与家庭共同的责任。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教育场所，父母是孩子的首任教师，应尽到教育好孩子的责任，幼稚园可以通过恳谈会、报告会、探访家庭等形式，向家长宣传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重要意义，宣传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普及儿童心理学、学前教育学的知识，使广大家长都能对自己的子女有个正确的培养目标和教育方法，取得家长在教育上的密切配合，使家庭教育与幼稚园教育步调一致，保证儿童得到合理的教养而得生动活泼。

三、学前教育学发展的新阶段

（一）20世纪中叶以后学前教育学的新发展

20世纪中叶以后，学前教育学的发展进入到了提高理论化和科学化水平的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为学前教育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学前教育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学前教育学和其他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必须以一定的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的产生和传播为进一步探索学前教育学的科学规律准备了条件，又对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根本问题作了科学的回答。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了教育与社会的生产方式密切联系，为学前教育的目的、任务、内容的研究提供了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是社会总和的诊断，以及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的内部矛盾的观点，使人们对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能作出科学的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文科学地说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原则指导着学前教育学的研究、学习和应用。以上这些对科学的学前教育学的建立起了重大作用。

其次，邻近学科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学前教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提高了学前教育的科学水平。

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对象是学前儿童的教育，必须在了解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认识教育的规律。本世纪中叶以来，生理学及神经生理学、心理学，特别是儿童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人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为学前教育理论提供了科学依据。如心理学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动力研究，对学前儿童认知能力发展、情感和意志的发展的研究，对学前儿童个性形成的研究，为建立和提高学前儿童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道德教育理论，提供了心理学的基础。

（二）当前教育流派

各国具体国情和教育目的、任务不同，因而当前国外有种种不同的学前教育流派。（1）苏联学前教育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是在人掌握间接的社会文化经验中产生和发展的，有明确目的的教育和教学在学前儿童发展中起决定作用，主张有计划、有系统地向儿童进行全面发展教育。

（2）强调外部刺激的教育理论。这是以行为主义心理学为指导思想的一种理论，认为儿童的行为是由外部刺激决定的，通过控制外部刺激和强化作用，就可以形成或改变儿童的形为。在教育中则主张有明确的目的和实施的原则，选择适当的内容直接教给儿童，并给以强化，儿童的活动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

（3）西方开放教育理念。该理论认为儿童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自己决定要学什么，如何学，教育的任务在于帮助儿童进行学习，发展他们的智力、情感，以及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方法上大都采用发现法。

（4）认知心理学的教育理论。这种理论主要运用皮亚杰关于儿童思维和学习的认知理论，认为儿童的学习是一种主动的过程，知识是从儿童内部构成的，重视儿童主动探索和主动操作。教育的任务是促进儿童的主动学习，使儿童能够产生最佳的认知不平衡，而成为重新组织认知结构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