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与反思.doc

第一篇：对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与反思.doc

龙源期刊网 http://.cn

对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作者：刘永春 郑亚男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2010年第06期

[摘要]文章考察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背景下所走过的德育路径,反思其运行机理,对于推动中国德育健康发展,减少经济发展的道德成本,实现道德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西方国家 德育 历史

[作者简介]刘永春(1976-),男,山东胶南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德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郑亚男(1979-),女,吉林长春人,河北工业大学人文与法律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政治文化、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天津 300400)

[中图分类号]G40-0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0)09-0176-02

道德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难题。在追赶型现代化的征程中,中国赢得了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时间和空间,但是又必须面对由于这种跨越和追赶所造成的传统与现代的巨大张力、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排斥力。中国道德建设和教育的任务要远比西方来得紧迫,这种道德教育问题的解决必然是一种集约式的。一方面,由于传统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新道德之间的隔阂与断裂,不能直接为中国的道德现代化提供资源;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相似背景又使中国的道德问题同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所生长出的道德问题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因此,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德育历史,对于我国避免现代化的道德陷阱,减少现代化的道德成本,推动现代化的全面实现有一定意义。

一、西方国家德育的历史考察

总体来看,“现代西方德育建构的标志是从宗教型德育跃迁为世俗的道德型德育,德育经历了从服务宗教到服务世俗的转变”。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改变和科学文化背景转换,在德育的发展中经历了曲折、痛苦和重构,前后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宗教冲动力”时期。伦理与宗教教育相结合一向是西方国家道德教育的特点,西方传统宗教教育即道德教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解构之后,作为主导中世纪的精神武器的宗教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的奴仆。虽然洛克、裴斯泰洛齐、第斯多惠的民主教育理论及斯宾塞的实用主义理论对宗教教育冲击巨大。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那样:“禁欲苦行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和“贪婪的攫取性”的“经济冲动力”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在上升时期的两大精神支柱。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中叶,“这两种原始冲动的交织混合形成了现代理性观念。而这两者间的紧张关系又产生出一种道德约束,它曾导致早期征服过程中对奢华风气严加镇压的传统。”②

与此同时,古希腊对思想道德教育重视的传统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时期,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思想道德教育在欧洲学校中的重要的或核心的地位基本上没有动摇。因此,这时的新社会在西方传统道德力量惯性推动下实现了稳定发展。

2.道德教育的震荡时期。19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是西方资产阶级由争取统治到维护统治、由进步走向保守、资本主义由自由发展模式转向垄断发展模式的大转折时代。德育理论开始从理性主义走向非理性主义;从传统的经验主义走向形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道德教育就是以反对宗教教育,促进道德教育世俗化为特征的。伴随着资本主义早期的革命性和进步性的丧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突出表现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耗尽了能量。经济冲动力成为社会前进的唯一主宰后,发展成为一切,世上万物都被剥去了神圣色彩”。③而道德世俗化却没有发展到胜任这种角色的地步。

尽管近代西方道德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为逐渐摆脱宗教的束缚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在道德教育方面却并不乐观。如赫尔伯特·斯宾塞提出教育“主导思想在于提高科学在整个普通教育中的地位,确认智育固有的价值,摆脱‘道德主义’的缠绕”。④因此,在他的学校课程内容中,大大提升了智育课地位的同时,使得德育从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下降为具体的教学科目。学者们认为:“各种道德规则和价值和由此而来的品性应通过教育的而非法律的途径灌输给个人,那些教育途径不仅诉诸说理,也求助于培养习惯、运用褒贬手段、采用规劝、榜样和问答教学等不同形式的灌输性方法。”⑤学校德育变得越来越艰难。企业中强制性管束,学校中道德灌输,使西方德育逐渐演化成一种“关于道德”的教育。

3.道德教育的荒凉时期。20世纪伊始,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世界性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民族矛盾上升和激化,两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至,经济危机横行肆虐。“情感主义的主张已为社会所隐然接受,道德陷入无序状态,道德变成了不可通约的存在。从20世纪初至今,普遍性道德已变得不可诠释”,“道德相对主义取代了传统的绝对主义而成为伦理思潮的一种普遍趋势”。这使得道德教育理论和实践在20世纪初到五六十年代,陷入“荒凉的时代”。这一时期,杜威的实用主义德育理论、皮亚杰的道德发展理论等从不同学科角度提出了道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他们对德育模式的构建是以对传统直接道德课的反叛作为起点的,但却造成了一系列问题。“一是传统直接德育课程被取消或轻视,道德教育主要靠间接渗透的方式进行;二是传统直接德育课程所倡导的价值观念受到忽视,道德相对主义的观念开始上升。”⑥

“二战”期间,道德教育沦为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提供了合法性的工具。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震动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学者认为,“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和军事的前沿与苏联展开有力的竞争,学校就应该在像道德教育这样的‘软’领域中少花些时间,而在学术性主题上多花些时间。民主更多的是依靠国家产品的多少和核弹头的数量,而不是个人的道德自律”。⑦道德教育因战争的结束随之而提出的经济恢复和对社会主义的遏制,而不再显得重要了。到20世纪中期思想道德教育在学校,特别在高校中实际消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学校道德教育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4.道德教育的复兴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末70 年代初至今,西方出现了道德教育回归学校和社会的趋势。面对寻求新的刺激,寻求绝对自由,纵欲、吸毒、沉沦,以此向体面的传统价值标准进行挑战的“垮掉的一代”,构建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一致的道德规范,从源头上培养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道德人”。(1)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在教育改革中把德育改革提高到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重视优等教育》一文中指出,学校不能仅仅发展学生智力,智力加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2)道德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进行公民教育。

(3)成立道德教育研究机构和道德教育实验室。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把对大学生的伦理道德、道德心理分析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第1号项目来规划。巨大的社会关注和投入,使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道德教育现象进行微观研究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理论,如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阶段理论,拉思斯等人的价值澄清道德教育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反对灌输的教育方式,人本主义被普遍接受,相对主义和极权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否定等。最突出的特点是注重微观操作和道德教育形式。”⑧(4)伦理道德课成为各大学本科生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行政伦理学、生命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成为相关专业必修的课程。还有一些国家采取道德立法,把一些道德准则和要求用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使道德规范能够在国家强制力的保证下对人们的行为起到更好的调节作用。

二、西方国家德育嬗变的历史反思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德育,从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出发,注重道德教育的实践性、时代性、社会性、渗透性,从而使西方德育获得了现代性。但是,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精神生产落后于物质生产,理性主义的异化趋势、相对主义和形式主义等构成西方德育常态发展的沉重的文化障碍。道德教育与道德虚无共生、相伴。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1.市场经济规则的恶性蔓延。西方伦理道德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根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它与资本主义法治思想相配合,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市场主体追求各自的理性,个体“经济人”追求各自的经济利益,造成社会整体上的理性,并在向社会深处侵略。这种个人主义导致在西方伦理道德思想主张个性的伦理价值观,强调个人的自主自立,强调自己选择、自己决定、自己设计、自己创造的价值观促进了西方的思想启蒙和市场发育,使竞争、冒险等成为西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中的突出因素。但是,这种伦理价值观在经济生活中过分强调个人经济行为自由,反对政府干预的观点发展到后来使得道德规范日益被市场规则所俘虏、奴役和吞并,最终受害的是市场经济主体,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大厦,成为造成资本主义社会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

2.个人价值的过分张扬葬送了社会价值。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民群众合力”的结果。每个人对社会的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但在个人主义指导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团体和个人往往倡导价值中立,不干预私人领域,个人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的感受和快乐为价值。政府和社会团体在价值导向上的严重缺位,导致个人在过分张扬自我中迷失了自我,从而也造成了整个社会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支持。据美国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美国大多数研究生入学的主要动机是赚钱发财,扬名天下,统治他人,而贡献社会、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种族关

系等关系社会发展的社会价值被关注的却寥寥无几。事实证明,社会的发展有赖于每个公民的积极进取,但社会的发展更离不开社会对发展特别是人的发展的设计和规划。

3.道德相对主义引发道德虚无主义。道德作为一种“必要的恶”,作为价值追求,是一种规范,是对人们某些需要欲望目的的压抑。而个人主义认为“人的价值观念是自身内在的一种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源于个体经验,而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经验,不同的经验则产生不同的价值观”。因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每个人的价值观对于自己来说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于市场主体自由、价值单方面的强调,使道德规范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和引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导致道德虚无主义。

4.法律是手段,离不开对价值的追求。法治确实有其内在的价值。(1)公正性。法律是超越于个体与团体之上的客观的行为准则,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确定不移的准则,从而排斥了人为的、偶然因素的干扰;(2)普世性。在法律面前,所有人一律平等;(3)有效性。法律以国家暴力为物质后盾,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它既为人们维护和实现个人天赋权利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明确标准,又为评判人们行为提供了一个明确参照。但是西方的法治也有其缺点:一是表面性。法律作为社会控制的唯一手段,它建立的只是一个单面的社会控制体系,抽去了法治的道德基础和情理因素,僵硬的法规强制性使社会控制缺乏深度,其直接的结果必然是治标不治本。二是缺乏人文关怀。由于法律的客观性和唯一性,把人的行为诉诸僵硬的法律,排斥社会生活中最基本、最朴素的生活情理的作用,造成许多合法不合理的现象,使社会对一般的道德生活丧失了干预能力。事实证明,法律可以唤醒人的理性,却不能代替理性,法律可以规范人们的实现价值的行为,却不能成为更不能代替价值。实际上,道德是立法的基础,道德是执法的基础,道德是守法的基础。⑨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的主要来源之一。先进的道德规范是法律规范要达成的价值目标之一。良好的道德规范是评价法律规范善恶的主要标准之一。

从学理上讲,在实在法中,法律只是一个科学实证、社会技术、具体的规范体系问题,而不是一个价值问题,是一种工具性存在。然而,法律首先不是一种技术性、实证性、工具性的存在,从逻辑上讲,它是一种价值性存在,从根本上是服务于人类趋利避苦的本能和需求。“如果没有了这种价值追求,法律规范就不能内化进而落实到行动之中,主体的自由和社会的强制这一现代法的矛盾就会显示出来,并造成精神上的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法的效力只有仰仗强制命令才能维持,从而导致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名存实亡。法律不仅要研究‘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而且应关注‘应当是这样的法律’,以回答法律作为社会工具的‘何以存在’的价值问题。”⑩

5.宗教教规不能代替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在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历来重视以拯救灵魂和培养良好行为为目的宗教教育,并把它看做为维护国家统治,进行道德教育的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只要西方社会精神危机、道德混乱依旧存在,人们精神无所依傍,宗教教育就会继续下去。伴随着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教派间的冲突,世俗道德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宗教禁锢及其道德观产生了怀疑、批评甚至否定,这大大压缩了宗教的活动空间,宗教的教育和治理功能也被削弱。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构建又迫切要求新的世俗道德规范的介入,与此相反,学校道德教育、社会道德教育却被西方国家所忽视以至走向衰弱。

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难题,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个人主义的固执,对于理性主义的迷信,用个人主义裁剪现实的一切,否定道德规范的作用,最终使西方走向道德虚无主义。事实证明,经济发展代替不了道德的发展,道德是人自己给自己的立法,因此道德进步也必然是人类自觉能动的过程。

[注释]

①③郭凤志,张澍军.现代文化精神观照下的西方德育模式探析[J].社会科学战

线,2008(9):214,216.②(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9.④陈桂生.教育原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27.⑤魏贤超.现代德育理论与实践[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14.⑥佘双好.西方德育课程思想演变的基本理路[J].伦理学研究,2003(4):80.⑦戚万学.冲突与整合——20世纪西方道德教育理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15.⑧罗石.现代西方德育理论综述[J].比较教育研究,1999(1):42.⑨郝铁川.依法治国需以以德治国为基础[N].人民日报,2001-02-21.⑩董红亚.论道德与法律的三重关系[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2(1):83.

第二篇：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及借鉴

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及借鉴

一、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特征

1.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在德国，1965年颁布了《股份公司法》，明确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无论是国有股份公司，还是其他类型股份公司，都依照这个法律设立和运行。为了保护竞争，限制垄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德国制定了相应的竞争法规，包括《反限制竞争法》、《监督联合法》等。德国要求职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颁布了多种关于职工参与企业管理的法律，如《共同决定法》、《共同决定权修改法》、《企业法》和《雇员参预决定法》。德国对国有资产监管也有相关法律。

2.科学的管理机制。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密科学的内控机制，监事会、董事会和经营班子，各自发挥了监督、管理和资本运营职能。作为世界级“百年老店”--西门子公司至今仍运转有序，发展健康，主要依靠的就是严密的内控制度。

3.推行股份制，完善企业内部治理。德国1998年修订的《德国股份公司法》规定了股份公司治理结构基本框架为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德国的股份公司，以分工分权为基本原则，股东大会、监事会、董事会互相分工分权并互相监督制衡，形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治理体系。再如，整个澳大利亚虽然国有企业的数量不多，其经济总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也不高，但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比较健全的，而且真正形成了有序运营与相互制衡的制度。

美国的市场经济发达，政府对公司治理原则制定的直接参与程度较低，其公司治理原则是在《修订的标准商业公司法》和法学会推出的《公司治理原则》总的框架下，由非官方的各相关利益群体发起并制定。例如，从董事会的角度有全美公司董事协会制定的《NACD董事准则》；另外还有证券交易所、证券商协会、会计师协会，甚至著名企业制定的相关规则。由于多个利益相关主体的介入，使公司治理原则更加细化、深入，也省去了政府部门的直接监管。

4.设立股权署，行使国家股东职能。法国设有股权署，它的前身是国家股权局，隶属于财政部国库司，其职责是部分行使国家股东职能。2003年3月，财政部国库司下属国家股权局升格为股权署，代表国家行使

对国有企业的股东权利，不再像以前那样仅仅局限于对困难企业的拯救，而是对国有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二、西方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

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各国都非常重视，但由于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不同，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不一样，因此表现在监督管理方式及手段上不尽相似，各具特色。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监督管理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一）议会监督

美国国有企业的监督工作主要由议会审计委员会负责。政府相关机构也行使部分监督职能。监督内容主要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范围、市场准入、销售领域及价格等。监督对象主要为董事长、董事和首席执行官。英国议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关系，这种关系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的。任何国有企业的建立、改组或私有化，都必须由议会通过立法程序来决定，否则不具备法律效力，国有企业改变经营方向或改组、撤销，必须征得议会同意。议会经常就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针、经营管理状况等听取汇报并进行辩论。英国议会内设有许多与国有企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其中最主要的是国有化工业委员会。这些专门委员会定期或不定期向议会提交国有企业营运的书面报告，对政府有关部门或国有企业提出质询，并认真监察它们所承诺事项的落实情况。

在法国，国有企业的设立、撤销、所有权处置由议会行使，其产权能否出售由议会立法确定或授权政府部门决定。对于国家股份在90%以上的国有企业，其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任命由主管部长提名，经议会内阁会议讨论通过后以法令形式直接任命。

（二）国家审计法院监督

在法国，一般情况下，国家审计法院每隔两年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经济效益进行一次审计评估。国家审计法院有权对国有企业的账目进行事后稽核，有权查阅会计档案和有关信息资料，随时召见企业领导人和财务主管人员，而且可以对违反财务管理规定的行政机关公务员和企业职员执行罚款或审判。国家审

计法院每两年提供一份有关国有企业的审计报告，分析其财务管理和经营状况。审计报告呈送财政经济部、国民议会和参议员负责国有企业监督的议员。

在意大利，审计法院依法对国有全资企业实施审计监督，其中对数十家重要的大型企业各派一名资历较深、业务熟悉的审计法官，常驻企业进行审计监督；对包括上市的含有国有股份的企业进行审计，并有权要求企业内部审计机构协助审计。

在德国，联邦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主要由联邦审计法院负责，审计的依据是联邦预算法。根据该法规定，股权比例在25%以上的联邦和州政府股权投资，以及联邦和州政府拨款或兴建的项目，都要列入联邦和州政府审计法院的审计范围。审计结论不必取得被审计者同意，但被审计者可以提出不同建议。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审计法院无权处置，只有报告权和披露权。

美国审计署具有庞大的审计力量，监督国有企业财务收支及公众财产。审计署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控制通常有三种机制：一是企业内部审核机制，要求企业按规定定期报送报表，说明财务经营状况，审计署对这些报表进行审查复核；二是各级行政当局，包括联邦政府有关部门和州市镇政府，也设有一定的机构对国有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核；三是任何公民认为国有企业存在舞弊行为，均可以给议员写信，议员将信批转给审计署，由审计署进行调查并做出结论。

（三）政府监督

1． 技术主管部门监督。英国是一个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享有极大的自主经营权和决策权，政府一般只通过法律手段辅以必要的经济手段来规范市场秩序及企业行为。但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的决策和管理仍然具有极大的影响力，有关部门甚至直接参与某些特大型企业的决策与管理。英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同样由议会行使，经营管理权则由内阁相关部门行使。公司董事会成员及董事长均由政府主管大臣任命，国有企业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方向由政府主管部门的大臣决定。

在西方国家中，法国的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由于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比较特殊，因此法国政府十分重视国有企业的管理。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充分行使所有权、领导权和监督权。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是

全方位的，但重要的是财务监督。法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事前和事后监督机制。事前监督是指由财政经济部向国有企业派出国家监督员，由主管部门派出政府专员，监督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并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事后监督是指由财政经济部派出代表（财务稽查员），负责监督国有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

2． 财政部监督。英国政府的财政部通过预算确定对国有企业的资助额度，具体审批由各主管部门决定。国有企业必须按规定，及时向主管部门报告财政拨款的执行情况。对财政拨款的使用，财政部和主管部门都负有监督责任，且财政大臣有权对企业剩余物品以及董事会成员的薪金等提出建议。国有企业发行股票亦须征得财政大臣的同意。

在德国，联邦财政部在管理国有企业方面设有三个司，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某些国有企业管理政策和经济发展目标；了解掌握国有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推荐监事会主席并通过监事会确定董事会人选；批准国有企业的设立、解散、合并、增资、出售以及国家参股企业的股份买卖；选择审计机构及审计人员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对国有企业财务状况进行监督检查；国有资产的处置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造等。

意大利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分为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两种方式。对企业的外部监督，主要是通过证券委、法律仲裁委员会、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以及政府派出的“金股份”代表分别实施。其中，证券委隶属于经济财政部，其主要职责是：审批企业上市资格；审查上市公司要披露的企业信息报告；从多方面了解企业的各种信息，根据具体情况对企业进行相应的干预。

（四）企业内部监督

1． 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对企业实施监管。实行独立董事制度是英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国企的监管往往也是通过它来实现的。企业董事会中有一半以上的董事都是独立于公司以外、有管理经验、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负责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决定主要经营者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标准和关键部门人选的提名。独立董事在董事会的提名委员会、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居主导地位，在英国企业的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通过“金股”模式对企业实施监管。在英国，国家对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企业，不是一改

了之，撒手不管，而是设立了若干行业监管办公室，并根据“公司法”中有关“特权股”的原则，持有“金股”。国家设置“金股”，有权任命董事会中的1～2名董事。该董事根据政府部门的指令可以行使“金股”权力，拥有一票否决权，有权阻止外国投资者的恶意收购和董事会的重大不当行为。

在意大利，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政府派出的“金股份”代表，在企业做出的决策有损国家和公司整体利益时，有权阻止，行使否决权，直至召开股东大会撤换董事会和监事会。对一般生产型企业保留3年“金股份”权力，以后逐步退出，但对从事公共事业的企业，政府将长期保留“金股份”。

三、可借鉴的方法

1.政府以股东身份对国有企业进行监管。目前我国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没有实行资本金管理，没有行使按股份分红的权利，企业实现的税后利润仍然留在企业，作为未分配利润由企业支配，大股东没有行使实质性资本收益。随着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健全，国家作为所有者对国有企业的资本金管理应列入议事日程，政府应以股东的身份参与对企业的监督管理并应取得股权收益，成为实实在在的股东。

2.国有企业经营信息与决策应尽可能公开透明。西方国家的政府要求企业信息公开透明，社会各方都能够从自己的角度参与管理。我国国有企业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厂务公开等，收到了一些成效，但距离信息公开、决策透明仍有较大差距。现在我国的审计署实行的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社会反响很大，效果不错。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作方式，有的也可以借鉴使用。

3.对国有企业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建立在权、责、利相结合基础上的内部各责任单位的预算体系，通过其监督、激励及分配功能，对企业进行综合的、全面的控制、监督、考核与管理可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目前，国资委在国有企业大力推行全面预算管理方面已取得初步成效，如宝钢集团实施了以现金流量为核心的全面预算管理，又如中国新兴铸管股份有限公司自1994年开始推行全面预算管理。但从整体情况来看，还没有建立全面预算管理体系。督促和引导企业切实建立以预算目标为中心的各级权责体系，完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加强企业成本管理，做好财务监督、业绩考核等对出资人监管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规范和充分利用社会审计机构。英国具有发达的社会监督机制，拥有世界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其审计

结果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监督主要通过中介机构的审计进行，企业经营情况必须由社会中介机构进行审计，并独立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审计后的会计报表在政府部门备案，同时向社会公布，按受包括政府在内的各方面的监督。国家审计署一般不直接参加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同时为防范风险，近些年来对审计的相关问题也进行了调整，包括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应对制度，以确保审计的真实性和公正性，实现有效监管，以便降低企业经营风险，促进企业发展。

法国监察员很多做法类似我国的外派监事会，但也有所区别，如一般情况下法国监察员不亲自查账，而是利用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结果，并对事务所的聘请发表意见。

按现行条例规定，我国国有企业监事会的监督检查也是以查账为主要手段，造成与企业审计重复查账，浪费了有限的监督资源，同时监事会因人员力量有限，实际上只能是“抽查”，监督风险很大。借鉴国外有益的做法，可以考虑由监事会选定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审计，监事会进行复核性检查，利用审计结果进行综合分析，提高监事会的监督工作效率、质量和层次。

5.加强对企业决策过程的监督。法国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具有悠久的历史，形成了多层次的、完备的监督体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方式。凡是使用国家资金的单位和事项都有要受到监督，凡是国家持股50%以上的企业，都要派驻国家稽察员同时接受各监督机构的监督。不同的监督机构，根据不同的侧重点，以不同的监督方式对企业进行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监督范围及内容涵盖了所有的国有企业及企业经营的全过程，虽看似繁琐，实际上每一种监督都非常有效。过去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监事会的监督还是以事后监督为主，监督的时效性明显滞后，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国有企业监管的需要。现已向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相结合的方向在发展，这必将极大提高监事会监督的时效性。

第三篇：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历史演进

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的历史演进和发展趋势分析

一、西方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高潮。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

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三、贸易保护给我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理论上发展和实践中的推行是大相径庭的。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自由主义，而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斯密自由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凯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我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有利于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业放之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政府应尽快掌握驾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整体协调能力。

第四篇：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考察与反思

作者：《政治学…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 点击数：8481 更新时间：2006-5-18 17:33:29

政府职能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建国以来，为适应客观环境的变化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我国政府职能几经改革与调整。

一、改革开放前政府职能变化与调整的主要特征

从建国到改革开放前，我国政府职能曾数度变化与调整。这一时期，政府职能的变化与调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政府职能的变化与调整受到传统经济—行政体制的制约和影响。我国传统的经济—行政体制是在建国初期，依据当时苏联的理论和实践，逐步建立起来的以计划管理、高度集权、部门管理为主要特征的体制。这种体制，在计划管理上，国家把国民经济的绝大多数成分都不同程度地纳入计划轨道，或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或实行间接计划。在财政管理上，实行中央、大区、省(后为中央、省、县)三级财政，统收统支，中央统一领导，地方分级负责。在工业企业管理上，对国营工业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的管理，由中央各部直接管理，实行按“条条”的自上而下的直接控制和调节，企业生产所需的物资和资金，由其主管部委根据计划统一分配和调拨。在投资管理上，投资由中央政府各主管部门按不同的“条条”进行管理，统一计划。在物资分配上，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通用物资由国家计划平衡分配，即“统配物资”；对专用物资由各主管部门平衡分配，即“部管物资”。在就业与工资管理上，强调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在物价管理上，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①这样一种经济—行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政府职能事无巨细，大包大揽，政府作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政府的职能范围和内容十分广泛。从建国到1978年，我国政府职能经历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改革，但政府职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是这一时期政府职能变化与调整的一个根本性特征。

(二)政府职能的调整主要是在政府系统内部进行。一是纵向职能调整，即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调整配置。这种调整大致有：1956年至1958年，进行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调整。调整的标志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56年向各地发送《国务院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调整的措施是依照职权划分的七条原则，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力，把以中央部门为“头”的条条管理为主，改为以地方的块块管理为主。1960年至1965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调整。1960年秋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中共中央做出《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规定的重点是强调集中统一，管理权限上收。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上收在1958年下放给地方的权力。1970年至1974年，进行了第三次大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中央向地方下放管理经济、企业的权力。从1970年开始，先后将2400多个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下放给地方管理。1975年至1977年，进行了第四次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中央上收部分经济管理权限。二是横向职能配置，即在政府各部门之间调整配置。如1955年在中央一级机关开展的机构精简中，对政府各部门的业务范围进行了初步划清，确定了“管什么，如何管”，拟定了部门的组织简则和工作细则。在此基础上，对一些不合理的机构进行了调整。

(三)政府职能的变化主要是通过政府机构的变动与政府职权的调整及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探索体现出来。首先，政府职能的变化体现在政府机构的变动上。据统计，从建国到1978年前的29年中，我国政府机构只有断续的5个年头基本稳定，其余的24年每年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动。在总的变动中，变动幅度最大、最频繁的是经济管理部门，这些部门的职责权限，迭经变迁。以国务院为例。1954年设经济管理部门35个，1956年增加到50个，1959年减为36个，1965年增加到53个，1970年减为21个，从1977年—1978年3月又开始逐渐增加，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务院部门增设了20多个，其中经济管理部门就有16个之多。其次，政府职能的变化体现在政府的职权调整上。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的30年间，政府的职权调整经历了多次反复，主要是调整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当管理权限过于集中时，就进行职权的分解、转移，当管理权限过于分散时，就进行职权的合并和集中。这种集权与分权是在不同层级政府之间进行的。再次，政府职能的变化体现在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探索上。为消除用单一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所产生的各种弊端，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了组织托拉斯的改革尝试，试图按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管理企业。与此同时，在商业、物资供应体制方面以及教育制度、劳动制度方面，也作了改革的尝试。相应地设想将国务院工交部门的职能，从管理生产、建设的日常具体业务，逐步转向加强检查方针政策的执行，负责长远规划、计划的制订和综合平衡，组织协作，协调各托拉斯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在转变职能的基础上调整合并国务院管理工交的部门和精简人员。②可惜，所有这些探索和设想都因“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而中断。

二、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职能改革与调整的内容和特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二十多年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国政府职能进行了重大改革与调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位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做出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在这一战略决策指引下，各级政府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了政府职能重心的根本转变，即由原来重阶级统治职能转向重经济管理职能。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政府都把发展经济置于中心地位，政府工作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可从历届政府的工作报告中看出。197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就指出：“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此后7年中，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强调政府经济建设的核心责任。1987年以来的10年中，每次《政府工作报告》都反复强调政府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199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政府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各项工作都应当服从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199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过去的五年，党和国家在处理国内外一系列复杂问题时，始终坚持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这是顺乎潮流，合乎国情，深得民心的。天下事错综复杂，风云变幻，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能偏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③

(二)改变政府管理方式。这种改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改变行政审批方式。审批是传统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基本手段和方式。自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通过“三定”取消了一大批行政审批事项以来，不少省、市政府也着手清理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审批制度。如广东省政府于1999年7月制定《广东省政府审批制度改革工作方案》，对省直机关68个部门和单位的审批事项逐一进行重新论证。通过清理，省政府各部门原有审批、核准事项1972项减为1205项，减幅39%，其中审批事项由1392项减为514项，减幅63%。这一改革有利于政府从繁忙的审批事务中解脱出来，使政府管理方式真正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各部门的分割管理转变到宏观管理、间接管理、大行业管理上来。2)改变单纯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用单一的以纵向垂直和指令性为特征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是传统经济体制的产物。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为辅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发展，又由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本转变，这种传统的经济管理方式开始发生改变。一方面，行政手段还在相当程度上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手段得到更多、更广泛的运用。具体表现为：指令性计划已减少到极低限度，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逐步发挥基础性的调节作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正在建立、健全。

(三)划分管理权限，调整政府行政权力结构。包括对政府系统内部和外部关系进行调整。(1)调整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针对经济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上级政府的问题，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进行以分权为导向的改革。如实行以“简政放权”或“放权让利”为思路的改革，实行计划单列体制等。针对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集中于上级党委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进行以党政分开为导向的改革。这些改革使地方与下级政府在财政、行政和政治上都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2)调整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调整的基本原则是政企分开。其一，把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经过多年的承包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政府直接插手生产经营的权力受到极大削弱，生产经营权基本下放给企业。其二，把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行政权分开。通过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对国有资产进行监管。(3)调整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关系。包括综合经济部门之间、综合经济部门与专业经济部门之间、非经济部门之间的权力调整。如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对各部门的管理权限进行了重新划分，涉及相互之间的职权调整有100多项，解决了一批部门间关系长期不顺的问题。④

(四)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把转变政府经济职能放在突出位置。1978年到党的十四大前，我国经济体制处在产品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过渡时期。与之相适应，传统经济体制下的政府经济职能无所不包的状况开始发生改变。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实现政企职责分开、转变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对政府管理经济的主要职能作了具体规定。198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及1989年以后的地方机构改革试点，就是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为中心进行的。199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今后十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国家经济管理的主要任务，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规划和宏观调控目标，制定正确的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做好综合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综合配套地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运行。党的十四大后，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按照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对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进行了多次改革探索。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政府的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199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好宏观调控、综合协调和社会管理。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要把政府职能切实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

三、目前政府职能转变面临的问题

第一，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严重滞后于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政府职能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职能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从其范围看，有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管理职能的转变，还有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经济管理领域的改革，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而对社会管理领域的改革未予以应有的重视。以国务院机构改革为例。1982年为配合经济体制改革，政府机构进行了第一次改革。这次改革根据重叠的机构撤销，业务相近的机构合并的原则，较大幅度地撤并了经济管理部门，并将其中一些条件成熟的单位改成了经济实体，加强了经济综合协调部门。此时，社会管理部门的改革还未提上日程。1988年为顺应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要求，政府机构进行了第二次改革。这次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中心，改革的重点仍是经济管理部门，加强了宏观经济调控部门，精简和弱化了专业经济部门。而社会管理部门未作大的变动。1993年为适应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要求，政府机构进行了第三次改革。这次改革以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兵简政、提高效率为原则，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部门，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一部分专业经济部门转变为行业管理机构或经济实体；大力精简某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行业部门的内设机构，不再直接管理企业。在此次机构改革中，首次出现强化社会管理职能部门的提法，但从改革结果看，社会管理部门的总体设置格局基本未变。1998年进行的第四次机构改革，是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等一系列原则进行的。这次改革采取一系列措施，使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有了实质性突破。如政府不再直接管理企业，使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加强，微观经济干预减弱；政府行政审批事项减少，工作方式发生转变等。在社会事务管理改革方面，这次改革与前三次机构改革相比可谓迈出了开创性步伐。一是新组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二是新成立药品监督管理局，三是国家环保局升格为总局，四是教育、体育等部门职能下放有新的进展。⑤但从总体上看，政府在社会管理职能方面的转变步伐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第二，对政府职能转变缺乏系统认知。这些内容和问题可归为两部分：一是政府职能转变本身的内容，包括经济职能的转变和职能结构的调整等；二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问题，包括权力的配置、管理方式的改变和机构的改革等。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从整体到部分、从部分到整体加以认知，进行系统设计。但冷静地分析以往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践，特别是1998年之前的改革，我们发现情况并非如此。一是对政府职能转变本身的内容缺乏系统认知，表现在：按照经济发展的需要与最终模式，究竟哪些职能需要保留或转移，哪些职能需要增加或减少，哪些职能需要转为重点或非重点，哪些职能需要强化或弱化等缺乏系统观，出现把转变政府职能理解为弱化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就是着力于投资经济建设和市场建设等诸如此类的看法和做法。二是把政府职能转变本身的内容与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问题相混淆。如认为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转变政府管理方式，就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调整，把政府职能的转变等同于政府权力的转移，以为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政企分开。同时，以往的政府职能转变实践也反映出我们在理论上的准备和反思不足。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如政府职能转变的内涵；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和条件；政府职能转变的途径与方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都缺乏系统的理论认知。政府职能转变理论的滞后，制约着改革战略和政策的选择，影响着政府职能转变的实践。

四、若干思考

首先，全面把握政府职能转变本身的内容，按照系统的观念进行规划和设计改革的内容。根据社会需要来判断、选择和确定原有政府行政职责哪些需要保留或转移，哪些需要增加或减少，哪些需要转为重点或非重点，哪些需要强化或弱化。具体而言，我国现阶段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是，增加界定和保护产权的职责；强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功能，同时履行对微观经济的规制职责(如保护和促进竞争，质量规制，劳动保护等)；政府的文化教育管理职能在政府办与政府管相结合的基础上，由原来直接“办事业”为主，转变到“管事业”为主，强化对文化教育事业的宏观管理功能，重点履行指导、监督、协调职责；强化公共服务功能，重点履行人口控制平衡、社会保障、社会收入分配调节、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重点转变经济管理职能的同时，要重视转变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职能，并把这几方面的职能转变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推动政府职能的总体转变，最终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政府职能体系。

其次，理清与政府职能转变相关的几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走出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误区。1.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政府权力的转移。政府职能的转变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做什么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保证政府履行的职责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有利于取得较好的行政效果。政府权力的转移则主要解决的是政府如何做的问题，主要目的是保证政府的职责实现，完成政府的使命。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明确政府权力转移的基础和前提，政府权力的转移是保障政府行政机关实现其职能转变的必备条件；政府权力转移的领域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范围是相适应的。2.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其行政人员为执行政府职能，以达到行政目标的措施、手段、办法的改变。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政府行政机关所承担的职责的变化、转换与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决定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直接关系到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3.政府职能的转变与政府机构的改革。职能是机构设置的依据，机构是职能的载体。一方面，政府机构的增减是以政府职能的调整为前提和基础的。另一方面，政府机构的改革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组织保证。两者的区别表现在：政府职能的转变以职责调整为主要内容，政府机构的改革以机构调整为主要内容；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政府内部协调运转，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目的是保证政府履行的职责符合社会发展变化的要求，有利于取得较好的行政效果。⑥

再次，加快对传统事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步伐，切实转变政府的社会事业管理职能。对社会事业进行管理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目前政府在社会事业管理方面仍带有浓厚的传统事业管理体制特征，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体制下所形成的政事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许多政府机构还在忙于直接举办一些“事业”，导致政府行政事业机构日益膨胀，财政负担不断加重，微观事业单位缺乏活力，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因此，对现行的社会事业管理模式亟待加大改革步伐。我们认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政府在社会事业管理方面的职能转变的总体目标应当是：实现政事分离，使事业单位成为独立的事业法人；明确政府的事业管理职责权限，推动社会力量建设、经营和管理社会事业，实现资金来源多元化、约束多元化、管理科学化。⑦

第五篇：西方国家选举制度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

摘 要 选举制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更是一个国家民主是否得到有效发挥的重要衡量指标。本文在对西方国家的多数当选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选举制进行比较的基础上，结合国情，对我国的选举制度进行思考，得出我国选举制度发展的一些启示。

关键词 选举制度 比较 启示

中图分类号：d750 24 文献标识码：a

“选举”作为政治制度的一种表现形式，自古都有，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各个国家历史的原因以及它们所处的社会、地理环境和民主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国家都产生了与各自国家发展相适应的选举制度。但从选举制度对促进国家的发展和政治稳定的作用分析，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明显要优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因此，总结西方先进的选举制度，对于广大的发展国家有积极的启示作用，尤其对于我们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通过研究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并借鉴他们在选举中所创造出来的优秀成果，对我国选举制度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一、选举制度的界定

对于选举制度的界定，存在以下几种说法，皮纯协从集合概念角度给选举制度下了定义，他认为选举制度是“选举政权代表机关的成员(代表、议员)和国家机关工职人员时应遵循的各项原则、制度和程序的总称”①；张友渔从法律制定的角度出发，将选举定义为“法律规定的选举国家代议机关代表和某些国家工职人员的制度”②；唐晓等学者从法学的角度对选举制度下了如下定义“选举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选举国家代表机关和国家工职人员的原则、程序和方法，是各种选举法律规则的总称”③；罗豪才和吴撷英从公民民主的角度出发，认为“近代意义上选举制度的概念是指公民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选出代表、组成代议机关来决定国家政治事务”④。综合以上学者对选举制度界定，笔者认为：选举制度是一国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公民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按照民主的程序选出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为行使自己各种权力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些列原则、制度和程序的总称。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这个概念，首先从核心和内涵来说，选举制度是一国政治制度的主要表现形式，选举制度的优劣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优劣，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民主文明程度；其次选举制度包括公民在选举代表组成代议机关代为行使自己的权力的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的原则、制度和程序。最后，选举制度必须依照法律规定和遵从民主的要求进行选举，使民主权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二、西方国家采取的三种主要选举制度

经过对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的考察，我们发现当前西方国家主要存三种选举制度形式，分别是：多数当选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选举制。三种选举制度各有优劣，是各个国家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并经过长期的实践得以确认的。随着时代的发展，部分国家虽然对自己的选举制度作了修改，但是根本的选举制度形式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一些选举范围或程序上作了一些修补。下面分别介绍一下这三种选举制度：

（一）多数当选制。

三种选举制度中，多数当选制出现的时间最早，具有易操作、简单明了等特点。所谓多数当选制就是根据获得选票的多寡决定是否当选的一种选举制度形式，主要表现为相对多数制和绝对多数制两种形式。这两种选举形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候选人是否需要超过半数以上的票数。相对多数制是指候选人只需要得到选区内多数票无须超过半数即可当选；而绝对多数制则要求候选人的所获得的选票必须在全部选票的半数以上才可当选。相对多数制是目前最为流行的一种选举形式。据统计，全世界150个具有选举资料的国家中，有43个国家采取相对多数制。⑤美国是这种选举制度运用最广泛的国家之一，在美国，从总统、国会参议员、州长、州议会议员到县行政长官、市长、市议员等都是通过这种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相对多数制经一轮选举即可得出结果，选举过程简单明了，选举效率较高。但这种选举制度的明显不足就在于当选者的代表性不足。这种选举制度的优点在于有助于两党制的巩固，从而保证政治的稳定性。与相对多数制相比，绝对多数制要显得复杂一些，一般存在选择投票制和两轮投票制两种形式。选择投票制的代表国家是澳大利亚，自1918年以来，澳大利亚众议员的选举就采用这种制度，爱尔兰和斯里兰卡的总统选举也是通过此种方式选出来的。法国是两轮投票制的代表性国家，这种选举制度是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开始采用并实施的。目前，世界上91个实行总统直选的国家中，有49个国家采用这种选举制度，从数量上要稍高于相对多数制的国家。但法国的选举制度与其它国家又有不同，它采取的单选区两轮投票制，这种选举制度的形成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为避免第四共和国党派林立、反复无常的弊端而设计的，这种选举制度有助多党制下左右翼政党联盟的形成，更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性。但相对多数制和绝对多数制都存在相同的缺陷，那就是选举结果容易受选取的的操纵，从而又被操纵的风险，这主要源于多数当选制采用单选制的缘故。

（二）比例代表制。

比例代表制产生要晚于多数当选制，这种选举制度一定程度了克服了多数当选制代表性不足问题。其核心意思是通过计算各党派在选举中所获得的票数占总选票的比例多少分配议席的一种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考虑到了“少数人”的正当利益，为少数人利益的实现进行了很好的制度设计。正如密尔在其《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所说：“少数应当有适当的代表，这是民主制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没有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制，只不过是民主制的虚伪装潢罢了。”目前，欧洲大陆国家是比例代表制最有流行的地方，丹麦是欧洲最早使用比例代表值的国家。⑦但比例代表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议员和选民之间缺乏良好的沟通，因为这种选举制度选民选票主要是针对政党而非候选人，选民关注的多是政党未来的施政方针政策，缺乏对候选人的了解；二是这种制度使得政党有选择自己政党领袖的权力，而选民对此也无能为力。综上所述，这种制度虽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多数当选制的一些问题，并关注到了“少数人群”的正当权利，但它也强化了政党分立的局面，对政治的稳定也埋下隐患。典型的代表就是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战后意大利，出现多党林立、政府频繁倒阁的不稳定政治局面。因此，在一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共识性民主因素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制度，还是存在较大的风险的。

（三）混合选举制。

混合选举制是二战后产生的一种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首先在联邦德国被采用。该制度是在对多数当选制和比例代表制融合而成的，是联邦德国政府为防止魏玛共和国时期采用比例代表制带来的消极结果采用的一种选举制度。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他们采用5%的政党门槛及多数当选制和比例代表制相结合的新的选举方式，这两种制度的结合能够发挥它们在原有制度优势的基础上，互为补充，使选举制度为政治的稳定以及各个利益集团权益的公平表达发挥最大的作用。这种选举制度在联邦德国获得巨大的成功，使民主精神在选举过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先后被其他国家所认可。据统计，自1993年至2004年十年间，世界上共有27个国家的选举制度发生了变化，其中，有12个国家是由其他选举制度改为混合选举制，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日本、意大利、新西兰、菲律宾等。但这种选举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与前两种选举制度相比，这种选举制度程序较多，操作比较麻烦。另外，多数当选制和比例代表制的固有缺陷也被保留了下来，因此，选用这种选举制度之前应该综合考虑本国实际情况。

三、西方国家选举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一）中外选举制度存在本质上的区别。

通过介绍西方国家主流的三种选举制度，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各国在选取相应的选举制度的时候，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从根本上说，任何选举制度最终还是为其统治阶级服务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的选举制度和西方各国的选举制度是存在根本区别的，西方各国选举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我国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二）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适应”的选举制度。

从普适性的角度来说，并不存“放之四海而皆适应”的选举制度，只存在适合本国国情的选举制度。即使一些国家采取相似的选举制度，但在选举的具体操作和权限规定上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在对一国选举制度界定的时候，既要看到这种制度与其他国家选举的共同之处，也要有所区别，不能一概而论。这就告诉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选举的时候，既不能盲目崇拜，也不能全盘否定，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西方选举制度中优秀的部分，参照我国的具体国情，对于那些适合我国国情的、优秀的成果，敢于用“拿来主义”，大胆借鉴，另一方面我们要将那些与我国国情、国家体制以及人民利益相违背的制度，坚决拒之门外。

（三）任何选举制度的发展都是缓慢的过程。

在对以上三种选举制度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也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得以形成现在较为成熟的体系，从多数当选制到比例代表制以及到最年轻的混合选举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发展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产生到现在还不到六十年的时间，存在一定的问题是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冷静地看待其成长过程中的一些不足。同时，也告诫我们，选举制度的完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一蹴而就，这与我国的国情也是相违背的。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借鉴和吸收西方国家选举制度中优秀的成果，另一方面应客观面对当前选举制度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努力改进，不断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使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