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第一篇：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谈鲁迅对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反思与解构 ——以《故事新编》为例

09汉文一班 覃小婷 200900901124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编定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集，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全书包括他不同时期的八篇作品，共六万余字。整部作品集以远古神话和历史传说为题材，其中，属于神话题材的有《补天》、《奔月》，属于传说题材的有《理水》、《铸剑》、《起死》，属于历史题材的有《采薇》、《出关》、《非攻》。这些作品的语言秉承鲁迅先生一贯的风格，幽默风趣，婉而多讽，故事的内容虽然都来源于历史，但一经作者随意的点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是一副具有非凡情趣的画卷。《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显示出了鲁迅先生前所未有的从容、充裕、幽默和洒脱。尽管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先生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这表明鲁迅先生的思想与艺术都达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具有某种超前性。

关键字：故事新编；传统文化；反思；解构

一、历史的眼光和艺术的创作 鲁迅先生站在中国现实的土地上，用历史的眼光审视着远古年代祖先们留下灿烂的业绩。同时，他又跨越了历史的局限，突破了传统的俗套，用自己艺术的个性，把现代人的行为和言语穿插到作品中，使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达到了惟妙惟肖的艺术境界。

鲁迅先生用极其机智的叙述、富于穿透力的眼光将这种后现代的困惑织入文本内部。鲁迅先生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质疑渗透在《故事新编》的各个角落。比如《补天》取材于远古神话，以丰富的幻想和大胆的想象，创造出了既有原始洪荒的“奇异”场景，也有“造人”的“伟大”工程，更有“补天”的“辉煌“的业绩，甚至有禁将军在女娲的死尸的肚皮上扎了寨等让人匪夷所思的情节。《奔月》也取材于神话故事，但却打破了后羿嫦娥美妙爱情的一般情节和场面，而是富有深意地在现实困境中创造了后羿从“英雄”到“凡人”，从“辉煌”到“冷寂”乃至是学生的背叛，以及为生活苦恼而导致妻子离他而去的局面，自始至终都是一种极富“传奇性”的精神生存的考验和奇迹。《铸剑》取材于本身就有很强烈传奇色彩的传授故事，从眉间尺的复仇历程及行动上的不寻常，宴之敖神秘兮兮的举止，以及诡异的牺牲方式，都是典型的传奇要素，而当复仇的情节定格于鼎锅中的头颅的争斗的场面时，其诡异的传奇叙事达到了高潮。《非攻》和《理水》所取的人和事，更是一些“神话了的历史”，其塑造的“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等“中国的脊梁”，都是在“神化了的历史”中所创造的民间英雄形象，虽外在朴实但内里张扬，虽思想单纯却不失浪漫，整体叙事上都有鲜明的民间传奇性趣味。《出关》、《起死》与《采薇》中，小说叙事的奇异浪漫色彩更被一种“漫画式”的形式所取代，集中体现了鲁迅先生传奇叙事的另一种风格和色彩——以喜剧人物为中心，创造出了具有“荒诞性”的传奇故事。《出关》和《起死》中到处都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喜剧人物和荒诞的兴的场面，老子、庄子本是人们心目中的文质彬彬的大学者，而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却始终狼狈地处在一种极端不和谐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讽刺意味的“漫画化”的传奇叙事；《采薇》中的伯夷和叔齐二人因“义不食周栗”而饿死在首阳山的“史实”的背后，同样也是以一个“漫画化”的结尾给人们深刻的印象——“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张开白胡子的大口，拼命的吃鹿肉。”原本枯槁无味的历史故事，便增添了十分强烈的“故事色彩”，并因这种“作意好奇”的“另类”叙事，演化出了一段异常新颖的“新”的历史传奇。

鲁迅先生就是用历史的眼光，通过他个性的创作，透视出现代人的灵魂。尽管他写得是神话、传说和史实演义故事，但，我们从中不是常常能听到现代人的声音吗？比如在《理水》中，我们从哪些学者、政客身上，看到了国民党官僚以及御用文人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鲁迅现在所造了大禹这种民间的英雄形象，“面目黧黑，衣服奇旧”、“不穿袜子，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这都是人民大众的形象。鲁迅先生借传说中的人物来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民群众及其代表着的赞颂，他从眉间尺、宴之敖、大禹等平民身上看到了民族的精华与脊梁。他从历史的沉思和现实的斗争中，充分认识到了“为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因此，若说《呐喊》、《彷徨》以沉重和严肃体现了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洞察与冷峻剖析；那么《故事新编》正是以它略带“油滑”的戏说，表现出另外一种深刻。

二、世俗化的解构和深刻的重建

鲁迅先生塑造的《故事新编》里的人物，上去远古的女娲、大禹，下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化山”的学者、考察大员。故事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群雄争霸的史实演义，下到现代中国的军阀混战，日寇蚕食，民不聊生以及抗战的烽烟，可谓是数千年的历史风云。鲁迅先生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感觉和思想在数千年的时间内往返飞翔，他通过艺术形象，运用戏剧性的叙述模式，把读者的感受和思考既引向中国漫长的历史，又引向当时的现实，令人发省。他破坏了历史正常的秩序，史诗性全面解体，通过日常生活和精神的现代性转变，完成了历史的解构。

《补天》中的女娲不言而喻地被世俗化了，本来她是一位创造人类的“伟人”，然后在鲁迅先生的笔下，却是“我从来没有这么无聊过”这样寂寞无所事事的形象，她只好用补天这一神圣性的工程来排遣寂寞。鲁迅先生将女娲造人的过程进行了形象重建，意在将其重新解读成弗洛伊德的性转化为创造力的故事，打破了典籍中的“女娲”的神的形象。《奔月》英雄后羿成了为世俗婚姻而烦恼，当年射日神功也只能用来射麻雀乌鸦之类的连生计都不能维持的动物，而传说中美丽温柔的嫦娥也成了刁蛮任性的现代怨妇，连升天都是因为忍受不了和后羿生活的苦难。在这里的人物形象都变颠覆了，美丽善良变成了刁蛮任性，拥有神功英雄变成了懦弱的小男人。《理水》中的大禹，本是治水的能人，“三国家门而不入”，却成了妻子眼中“没良心的杀千刀”，使大禹圣贤的形象被世俗化了。《铸剑》以无聊的抓老鼠开头，进而转入严肃的复仇计划，尤其是宴之敖的出现，使复仇不再是伦理追求，而仅仅是为了复仇而复仇，复仇的意义被宿命解构了，结尾的人头鼎锅大战，更让人觉得有趣味性。它所表达的正是作者对儒家“温、良、恭、俭、让”的中庸思想的否定，鲁迅先生通过对《吴越春秋“、《列异传”等眉间尺复仇故事的重现，让读者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并不是“温、良、恭、俭、让”式的中庸士子，本来也有充满血性的“复仇”精神，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构。《采薇》中“义不食周栗”的伯夷和叔齐，却不知采薇也是周天下的食物，这就是他们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他们沉浸在自己营造的精神家园里，不断自我封闭。《出关》的老子出关是为了对抗这个荒诞的的世界，他的出走表明他对现存世界价值标准的人不同和批判，道标了他对于资深理想、个人价值的坚持，是一种新的理性标准的建立，同时也是他对新的世界的寻找。这种从个人独立的价值意义出发对理性重建的也正是对伟大、严肃、庄严进行结构的时代荒诞性的反驳。不管最后他有没有找到理想中的世界，但是他已经在开始寻找了，就会有找到希望的可能。《起死》所构建的其实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的缩影，楚王、庄子、警察局长、鬼魂、司命、巡士、杨大构成了这个等级社会里的关系图，鲁迅先生对历史的中国社会的整体解剖，以他特有的冷峻嘲讽了这个社会的人物，表现了他的生命之思和历史的忧患。《非攻》中的墨子提倡非攻，更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式的英雄人物，而结果却是“力乏”、“脚痛“、“到得难关外，又遭着大雨”，躲雨又被巡兵赶开，不受重视，这是何等心寒。

鲁迅先生对《故事新编》的构建，直指的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正如他在《狂人日记》里写到的一样，“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采薇》在保持整个故事的框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用丰富的故事细节，将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的“圣迹”诠释成一系列偶然性的结果。比如华山小穷奇、阿金嫂等的偶然出现改变了故事的发展结果，从而将伯夷、叔齐饿死一事所寄寓的“忠”“仁”精神和崇高得以彻底消解。《非攻》中塑造了一个实干的、为着兼爱的理想而奔走的墨子的形象，正是对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构。《出关》是对一直被道家奉为最高经典的《道德经》的重构。他对这些传统文化的重新构建，借古讽今，古为今用，虽采用的是真人假事、假人真事的方法来叙述和描写，但达到了使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和谐的完美统一，从而使揭露的现实更加深刻，更具启迪性。

所以说，《故事新编》从神话、传说与史实等具体典籍入手，实际利剑所指的乃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咋而则结构中，既有彻底的否定，也有怀疑、重估和建设。鲁迅先生所做的就是从这些“旧文本”中释放出新的能量，企图撬开中国传统文化早已“僵硬”的土地，让中国传统文化在改造中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故事新编》讲的是中国的故事，它的生命，是中国悠久的历史；它的灵魂，是鲁迅先生艺术个性；它的血液，是生活之水的喷泉。中国人们只有吸取了其中的精华，才能使中沉睡已久的中国觉醒过来！

第二篇：对面子的解构与重构

面子是中国人日常话语中使用频率很高的

一个词,它作为人们对社会关系的一个常识性理 解,规训了人们的社会行动方式。面子作为一种 主观的感觉和体验,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存在的, 它可以意会,但又很难确定其指代的对象。我们 认为任何从中华民族特殊性角度对面子的理解 都具有本质主义倾向,是我们反对的。任何试图 从脸面问题切入来解释社会结构性因素的企图 都会冒着简单化和颠倒解释顺序的风险。也就是 说,理解面子这个词语有助于理解社会关系,但 是不能立足于面子来解释社会结构,面子不是社 会结构关系的解释变量。面子研究的回顾

南京大学的翟学伟教授致力于中国本土社

会和心理研究,对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做过详细论 述。在《中国人脸面观的同质性与异质性》(翟学 伟,2006)一文中,他对面子如何进入学术视野以 及脸面研究的历史脉络有过很好地梳理。为了与 他的文献回顾加以区别,避免重述,我力图进一 步对前人的研究加以理解和归类,以便从我自己 的角度对面子问题加以探讨。

(1)面子的本质主义研究面子这个中国人 的日常用语进入文本的时间是19世纪末,由美 国传教士史密斯(A.H.Smith,1894)在其著作中首 次把它作为中国人的首要性格特征。由于面子这 个概念是在传统的本质主义研究大行其道的时 代进入文本的,因此,史密斯在当时的主流话语 环境中发展出自己的概念。他显然认为中国人本 质上具有某类共同的性格(智力)特征,并试图用 这些特征来解释社会结构性因素。今天看来,它 在理论上是有巨大缺陷的,所以这一类型的分析 对面子的解构与重构 吴凯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挑战传统的面子研究,指出它们具有本质主义和整体性的错误倾向。我们反对把面子作为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解释变量,认为它只是被社会建构的一种意识和行 为,具有片段性和多元性特征。我们认为权力等级是造成中国人面子意识和行为的根本原因,而

文化为之提供了传播的环境,语言又是其传播的渠道。关键词面子解构重构语言文化权力等级 吴凯,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师210093 本文系南京大学“985工程”二期项目“全球视野中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的部分成果 152社江会苏社学

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研究中已经很少了(当然也 不是没有,如Bell Curve一书)。在他之后,许多中 外学者也是从本质主义立场来理解中国人的面 子观的,例如鲁迅试图从中国人的性格本质上来 解释面子,林语堂认为面子统治了中国人的行为 方式,一些西方学者也把面子当作左右中国人行 为方式的价值观或者力量。他们的研究有一些共 同之处:首先都深受史密斯话语的影响;其次都 坚信中国人具有共同的民族性格(爱面子);第三 都把面子当作一个普遍共同的存在,对它的社会 和历史构建过程没有深入挖掘;第四都有意无意 地从民族性出发来解释中国的命运,面子被当作 一个社会结构的重要解释变量,但是对面子在社 会结构中被理解和构建的方式则不太涉及。鲁迅 在其杂文中就总是有意无意地从中国人的劣根 性出发,来切入社会结构,在他笔下似乎所有中 国人天生都具有同样的性格缺点(林语堂也差不 多)。所有这类有关面子的研究,我们都可以称之 为面子的本质主义研究,因为它们把爱面子看作 中国人固有的民族特性,并且用它来解释中国人 的行为甚至社会结构。社会理论研究发展到今 天,对普遍主义以及本质主义的叙事和解释方式 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批判。如果对这些批判有所 涉猎,我们会体会到这种研究的缺陷。这类研究 可以被看作面子研究的第一阶段,针对这种本质 主义倾向,我们的观点是:面子观在不同的社会 历史条件中是被重新构建并被个体重新解释的, 根本就不存在连续不变的、统一的中国人的面子 观(今天被推崇为有面子的事在过去可能是很没 有面子的)。面子这个概念应该被消解,被解析为 具体情境中的具体个体的主观感受和行为。(2)面子的社会建构研究之后,一些中外

学者对面子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 把面子置于社会互动关系中加以思考,它们不再 强调脸面观念源于中国人特殊的民族性格,而是 人类共有的某种心理感受。戈夫曼(Goffman,1955)对面子的定义是:“在特定的交往中,按照社会其 他成员对其社会价值的假设(期望),一个人有效 展示的(自身)正面的社会价值。面子是按照共同 接受的社会属性描绘的自我形象”。也就是说,一 个人在承担某种职位或者角色时,社会对他(她)的价值(作用、职责)必然产生某种期望,只有在行 动中满足这类期望时,他(她)才有社会价值(面 子)。这类研究摆脱了以前的民族性格取向,从社 会建构主义角度来分析人类对自我的评价和塑 造。它们试图从人类互动的客观情境中理解行动 者的主观心理感受,从而对面子作出科学的分

析。何友晖(Ho1974)基本上接受了戈夫曼的思想。他认为面子以个人地位为基础,在社会互动过程 中获得或者失去。占有某个社会位置的人如果不 能满足社会对他的要求或者期望,就是丢失面 子,同时就严重影响了他在社会中的有效作为。个体在与不同的社会主体互动时,对面子的体验 是各不相同的。他分析了赢得面子和丢失面子的 不同的社会机制和社会情境,认为面子行为不是 个人决定,而是在相互接触的人类群体中产生 的。所以爱面子是人类普遍的现象,“面子”应该 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对这一类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面子的社会

建构研究。它们试图在社会互动中寻找一些普遍 的规律,用来解释面子获得或者失去的机制。社 会建构研究的优点是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中来解 释面子,指出了不同社会主体在体会面子时的差 异性;它不再把面子观念归结为某个民族的特 性,而是力图从具体的人类行动中理解它。我们 认为,这类研究的缺点就在于它们寻找产生面子 行为的普遍统一的社会力量,认为在这种力量构 建的社会情境中,个体必然以同样的方式产生自 己的面子行为。这种传统的理性和科学的研究取 向忽视了二个问题:(1)个体对文化和所处环境的 主观解释(2)文化横向的高度多元化和纵向的不 连续性。我们可以发现,在一个非洲部落很有面 子的事在西方社会可能就是很没有面子的事,在 30年前的中国很有面子的事目前可能很没有面 子,在同一个社会中某个人感到有面子的事会让 另外一个人感到没有面子。所以,这种传统的社 会学研究方式———寻求建立面子(观念和行为)的 普遍和统一的解释模型---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 文化主导的信息社会(多元、片段、差异、信息快速 传播)中是困难重重的。

(3)面子的宏观结构研究如果说上面的研

究侧重于微观社会情境中的面子观念和行为,那 么另外一些学者则从社会的宏观层面切入面子 研究。例如,翟学伟试图论证中国的社会文化背 景对面子思想的塑造作用,又力图用中国人的面 子观来解释中国人的行为模式以及宏观社会运 行方式。他主要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俗中寻找 面子观念的源头(翟学伟,2006),又从脸面观念出 发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规律)。最终,他试图从 个体行为模式上切入,研究社会建构方式,他认 为:“真实社会的建构是社会个体运用行动策略 同现存的社会结构相权宜的产物。它在中国日常 153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社会中以个人权威(权力)、道德品质(人品)、礼尚 往来(人情)、连带关系(面子)为基础建构起来”(翟 学伟,2006)。他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带有 本质主义色彩的文化决定论研究,主要从中国传 统的文化习俗中推演出目前的面子观念(行为), 再推进到社会的结构层面。我们可以把这类研究 称作面子的宏观结构研究,它立足于宏观的社会 文化背景来探讨宏观的结构性问题。这类研究的优点在于探讨了宏观社会力量

对面子观念和行为的作用,不过它和上面的建构 研究有相似的问题。这类研究还没有充分注意到 个体对文化习俗在特定情境中的主观解释过程, 而是过于看重传统文化对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塑 造作用。它的另外一个不足之处是对社会的物质 性力量探讨不足,例如,面子感受是如何被地位 不平等、权力关系等等所塑造的。他的第三个问 题是对历史的间断性关注不足,似乎今天的社会 和100年前的社会还相差不大。按照斯瓦德勒尔(Swidler,1986)的观点,个体并不是被动地为文化 所控制和塑造,而是主动的理解和运用文化。符 号、习俗、传统、价值观等等都是个体在世界中行 动的工具,个体对这些文化工具加以选择,应用 到自己的社会行动之中。我们可以进一步说,个 体不停地对文化、制度、经济等社会力量加以解 释,并依靠自己的主观判断做出行动选择。因为 个体的主观解释,所以试图在相似的社会力量中 确定相似的面子观念和行为是困难的。我们在研 究面子的形成过程时,应该注意文化的多元性、历史的不连续性以及个体的主观性。我们应该更 多地在今天中国的社会权力关系中,而不是从文 化传统中,来理解中国人的面子观念和行为。面子观念和行为本质上属于微观人际互动

过程,但它又被宏观社会所制约。上面的归类并 不是绝对的区分,各种类型的研究之间其实有很 多相通之处,我们只是区分各个类型更倾向于强 调什么。例如翟学伟教授致力于微观行为研究, 但是他特别强调这种行为背后的文化力量以及 它对社会结构的影响力量,所以我们认为他更偏 向于宏观文化和社会结构研究。对面子的解构

传统上,对面子的社会学研究都试图发展某 种普适性的解释模式,挖掘出一些确定的规律。这种企图固然有其价值,但是也有很大的局限 性。我们更倾向于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讨 论面子观念和行为,我们认为面子本质上是一种 话语,反应了人们对日常生活(社会互动关系)的 理解;在不同的社会结构(环境)中,它又会被行动 者各自重新解释。面子观念和行为不能只是从文 化传统中寻找原因,它也是被社会现实所塑造的。(1)从语言角度理解面子意识的传播面子

这个词语能够长久流传,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表 达方式,必然有它让人印象深刻的特性。由于它 的出现让使用者用一个词语就能表达深刻的意 思。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面子这个词语是在某种 偶然的场合被提出来的,而在当时的社会中,它 应该很简洁又很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在社会互动 中关注的问题,有其社会文化背景。

我们可以用模因理论从语言传播角度来分 析面子这个词语的大众化过程。“模因(memes)”一 词由理查德.道金斯在其著作《自私的基因》

(Richard Dawkins,1976)中首次提出,它是基于基 因一词仿造得来的,意思是被模仿的东西。作为 语言的基本单位,模因象病毒一样,可以感染别 人的大脑,而且寄生于受感染者的大脑中,通过 受感染者在语言交流中向其他人传播。这种病毒 逐渐规训受传染者的行为,还推动他们去宣扬这 种行为模式,所以模因的核心能力是自我复制、传播和规训人的行为。简单说,模因被看作是大 脑里的信息单位,是存在于大脑中的一个复制因 子,它表现为曲调旋律、想法思潮、时髦用语、时 尚服饰、器具制造等的模式。模因不只是有语言 学上的意义,更有社会学上的意义,可以用来解 释文化的传播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训作用。我们说,面子一词是一个模因。它能够非常简 洁和形象地表达人们在社会互动中所关注的问 题,所以一进入语言就能满足交际、交流的需要, 因此作为语言模因而被广泛接纳和复制。模因理 论认为,模因作为文化的基因,通过模仿将一些思 想或意识加以传播,并代代相传下来。但是在不同 文化和社会环境中,模因在表现形态上会产生变 异,如受传播者往往只是了解这个词语,但是并不 能清晰的界定面子到底是什么。由于受到这个词 语的影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意识到面子问题,并 且站在个人角度对它不断的加以诠释,影响自己 的日常行为。如果说的确存在面子行为的话,不同 个体也是在不同的环境中以不同方式来表现这种 行为的。面子意识一方面影响人们对自我的评价, 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在目前这样一个 片段化,高度差异性的社会中,个体的行为和观念 是不可能被某种统一的民族文化思想所塑造的。所以,我们说,面子这个词语推动很多人意识到面 154社江会苏社学

子问题,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但是统一的中国人的 面子行为模式是不存在的。

受当代文化研究的影响,我们还可以从常识

知识的角度来理解面子。正如在没有清晰定义的 情况下,人们在交流中首先熟悉了这个词语,进 而获得了面子意识,这种意识反过来又影响了人 们的社会互动行为。面子最终成为人们对社会生 活的常识性理解,这种理解对人们的行为产生巨 大的驱动力和约束力。面子这个词语进入了几乎 所有中国人的脑海之中,变成人们的日常知识。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知识通过对人们行为的规 训而产生巨大的社会力量。但是后现代主义者又 认为,知识的力量是片断性和差异性的。面子常 识(知识)在目前的社会中仍然影响人们的意识, 但是这种影响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中,也 发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我们还认为,普遍确定 统一的面子行为模式是很难产生的,面子观念和 行为在特定环境中由特定个体加以诠释和选择。人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所 理解的面子可能根本不同,一部分人的面子意识 和另外一部分人可以完全不同。从历史过程中 看,社会环境的改变也影响了人们面子意识的强 弱,进而影响了人们的行为。

(2)从文化角度理解面子观念在前一部

分,我们从语言的角度来理解面子意识的产生和 传播。这种分析有其意义,但是它没有注意到面 子背后宏观的驱动和约束力量。话语传播对面子 意识的产生影响很大,但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 观和制度力量如果不能强化这种意识,它即使产 生也可能难以大面积流传。过去很多研究都涉及 到中国人特殊的文化思想对面子意识的决定作 用。我们并不赞同文化起到决定性作用,我们只 是认为它有一定的驱动作用。我们认为,面子起 源于社会互动中个体对自己社会价值的感受,失 去面子的感觉就是失去或缺少价值的感觉。这种 感受主要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但是和个体性 格和主观的理解也密切相关。西方文化让个体自 己去体验自身价值,而中国传统文化推动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通过他人的眼光来进行自我评价。由于西方的个人主义强调一切以人为中心, 社会是个人达到最大福利的手段,社会价值由个 人来体验判断,所有个体相互是平等的。它怀疑 权威,强调个人权利的同时也强调尊重别人的权 利。在强调个人自我依赖,自我判断,平等,尊重 别人权利的西方社会,虽然权力、身份和经济的 不平等把个体纳入不同社会阶层,但在个体之间 进行比较时,分出高下的意愿并不强烈。本质上, 人际互动中相互比较的是各自作为人的价值的 高下。因此导致西方文化中有二点决定了人们相 互比较的愿望不太强烈。其一就是我们讨论的个 人主义理念,它让个体自我体验和判断其个人价 值,而不是通过别人来判断自己存在的价值。其 二就是基督教的影响,它认为人的价值是在神的 世界中得到评价的,这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互动 中个体对他人评价的关注。

民族性格研究很难讲有什么科学价值,但是 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可以观察发现的,而这 种主流价值观又在特定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中形成的。正如思想启蒙运动时期,西方从封建 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中世纪的社会秩序 向自由-个人主义主导的社会秩序过渡,西方中 世纪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封建力量和宗教寺庙 力量双重控制之下的,其社会分化也远远落后于 同期的中国社会。表现为绝大部分个体同时依附 于领主和僧侣(神),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发展的 极为简单。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之后,社会的分化 把个体置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个人对自 己的价值评价也主要在现世的人际互动中完成。因此,正如何友晖所言,爱面子成为人类普遍的 现象。但是我们前面也论证过,西方价值取向弱 化了个体的面子观念。这就是西方人能够理解面 子,但是这种观念并没有在西方语境中作为模因 而大规模传播的原因。

在国家权力之外,中国农业社会“相对”高度

发展,士、农、工、商、兵等等构建了一个相互依赖、较为复杂的社会。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 是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为了维护其秩序而发展起 来的。在中国,复杂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价值 是在现世社会的人际互动中加以评价的。我们说, 中国文化推动了个体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他人的眼 光来进行自我评价。下面我们用中国儒家“礼”的 准则来说明这个论点。“礼”是社会按照每个人的 身份地位规定的行为准则(规范),是维持人与人之 间、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规则和道德秩序的需要。尊“礼”就是社会成员在自己的身份位置上表现出 恰当的行为方式。如何才能算恰当则是社会定义 的,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个人行为。所以,所有 社会成员(被主流文化所塑造)对特定个体的行为 方式都有某种期望,不符合这种期望就是失礼,会 让个体在社会群体的压力下感到羞愧。这其实就 是个人价值受到伤害,失去面子的感觉。在一个虽 然分化,但是思想并不是多元化的社会中,个体总 155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是在群体的(主流道德秩序)压力之下,做出适应性 反应,也就是在别人的眼光中判断自己的价值的 得失。整个儒家思想构建了一个监视性社会文化 环境,置于其中的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在现世别人 的注视下通过他人来评价自身价值。

儒家文化鼓励人们坚持操守(合天理),自强 自立。在社会关系中,它鼓励人们按照儒家的行 为准则行动,认为不符合准则的事就不能做,不 管压力或诱惑力有多大。儒家文化其实非常强调 个体在天理的指引下,寻求自我完善和社会成就(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的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 强调个体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和西方个人 主义的发育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又把个体置于 一个道德秩序之中,通过其他社会成员来对之加 以评价和监视。儒家个人主义[1]的另外一个陷阱 是,只强调个人责任,不推崇个人权利。我们发 现,中国文化价值观一方面推动个体追求成就, 另一方面又阻碍个体独立地发展自我。追求成就 会推动个体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为,不 能自我评价其价值会让人们渴望别人的认同。我 们说,中国文化为面子意识提供了一个文化环 境,即通过他人来自我评价,但是这个环境只是 为面子观念提供一个传播的土壤,因此我们认 为,中国人的面子意识是在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中产生并被强化的。

(3)社会权力结构中的面子我们前面谈

到,面子是一种感受和行为,它本质上是个体对 自己在社会中作为人的价值的体验和判断。中国 文化推动人们寻求成就,但是又没有发展出西方 式的个人主义,因此人们更加期望他人的认同。为了这种认同,很多人甚至做出极端非理性的行 动(不符合个人的最大利益)。面子感觉是在人与人的比较中产生的,如果 不让别人知道,一个人哪怕再做错事、再失败都 不会觉得没有面子。因此我们说,等级社会可以 强化人们的等级意识,等级意识驱动人们因为相 互之间的高下差异而体验价值的得失感。假设有 一个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由-个人主义成为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推测,在这 个社会中人们不会因为权力、收入和地位的不平等而感受到社会价值的差异。于是人们肯定都会 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或完成社会职责的好坏可 能会让人们产生价值上的得失感。所以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仍然会有何友晖所描述的面子意识, 但是不会有权力地位金钱带来的价值缺失或者 满足的感觉。前面提到,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对自 我有强烈的感受,严格的等级划分会让追求自我 成功却又处于劣势社会地位的人产生巨大的价 值缺失感。面子行为其实是人们弥补心理虚弱或 者获得心理优势的做作式行为,它并不一定给人 们带来实际利益的最大化,但是能够带来人们心 理的满足感。面子意识和行为在中国流行,本质 上是因为中国社会中权力意志构造了高度等级 化的社会,弱者在其中产生深深的价值缺失感。他们往往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求 得他人的认同,即使这些方式有时会损害其个人 物质利益,他们也在所不惜。社会中真正的强者 虽然也具有面子意识,但是对自己优势地位的自 信会让他们很少采取不计利益的面子行为。只有 在他们遇到更强者时,面子意识有时才会作怪。在今天的中国,权力等级制造了一个等级差 异无处不在的社会,连死后怎么称呼、怎么开追 悼会、怎么放骨灰盒都在权力安排下分出高下。它激发了中国人去攀登权力阶梯,分出高低。金 钱、社会地位和官职大小都能把人打入权力阶梯 的不同层级之中。这种强烈竞争的局面,加上中 国价值观中对个人成就的推崇,塑造了人们的面 子意识和行为。但是面子在一个社会被构建,在 另外一个社会也可能被消解或者重构。传统上,很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社会时,常常 把面子意识和行为看作这个社会中一股强大的 涌流,无处不在,规训和推动人们的社会行动,而 这些行动又影响了社会结构的建构。面子此时已 经成为一种解释变量,用来解释社会制度和文 化。面子被他们看作解释中国社会独特性的一个 重要因素。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面子本质上是 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相反),它是所有社会中 都存在的。我们的结论是,中国人片段性的面子 行为需要在中国的社会权力等级结构所构建的 社会情境中寻找源头,对面子的解释也应该是针 对个体的、片段性的。面子的重构

保罗·福塞尔在《格调》一书开头写道:“今 天,你只需要提及社会等级这个话题,就可以轻 易地激怒别人。„„最近有人问我正在写什么 书,我说正在写一本关于美国人的社会等级的 书。人们听后马上会先紧一紧自己的领带,再溜 一眼衬衫袖口看看有没有磨损开线。几分钟之 后,便悄悄地站起身来走开。”(保罗·福塞尔, 2002)按照作者的分析,中产阶级是美国最为虚荣 和势利的阶层,原因则是由于他们像螺丝钉一样 156社江会苏社学

可以被随意替换,因而最缺少安全感,生活也最 焦虑。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首要的事情就是必 须得到他人的承认,要在他人眼里看起来生活过 的既得体又安全。因此他们的爱虚荣和喜欢炫耀 在衣食住行和话语上必然体现出来。

面子不是价值观,它是由文化价值观和社会

权力关系构建的个体主观感受和行为。面子意识 不是中国人独有的,它在所有存在等级权力的社 会中都会产生,但是不同社会的主流价值理念会 推动或者弱化这种意识。语言文字的不同也会影 响这种意识的普及程度。在美国留学时,我接触 过不同国家的学生,感觉印度人的那种虚荣面子 心理也不比中国人弱,只是他们没有发展出一个 同样的词语来描述这种心理而已;受过理性主义 熏陶的西方人通常不会因为面子意识而采取非 理性的面子行为;日本人没有中国人那种强烈的 个人成就意识,不符合集体期望会让他们产生羞 愧感。面子观念在每个社会都存在,但是在中国 社会强烈的权力等级思想加上个人成就价值导 向对它有很高的强化作用,加上缺少西方式理性 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熏陶,中国人往往更喜欢相互 攀比,在比较中分出高下,找到面子感觉。进入现代工业社会(17世纪初),God,Nature, Reason成为了西方构建公民社会的三个基石(不 是权力技巧)。在自然法则(上帝的法则)之下,人类 通过理性来体验这些法则,依赖人的善心构建一 个共同生活的社会。洛克和弗格森的这种思想至 今影响西方人的思维,但是它被后来者所批判。休谟和亚当.斯密试图从市场交换关系形成的人 类互动网络中来定位社会的道德秩序,认为个体 在追求自身最大利益时自然带来社会的最大利 益,这个思想是西方传统的自由-个人主义思想 的源头。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发现了自由-个人主 义的本质问题,即追求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最大 化根本上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个人利益的 无限追求会产生阶级的分化,从而造成资本压迫 人,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对整个社会来说,公共利 益在个人利益追求中其实是受损的。黑格尔试图 通过国家权力来解决这个社会矛盾,而马克思则 认为这个国家完全是资产阶级国家,根本解决不 了这个社会矛盾,因此希望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 未来社会去解决问题。从这个简单的回顾中,我 们发现,西方的近代思想史是一个依靠理性思辩 而逐渐发展的思想史。理性和上帝的道德秩序控 制了西方文明,从这个文明中产生的个体往往会 精密计算个人的最大利益,在虚假的面子感觉和 真实的利益之间往往会抛弃前者。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一场 真正的文化和思想革命,而是在农业文明中形成 的价值理念和社会控制方式统治着中国社会。今 天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等级化的权力社会,权力观 念和行为深入社会每一个角落。社会的高度等级 化创造了一个人们相互攀比竞争的环境,个人成 就价值导向让人们产生超越他人,达到个人成功 的强烈欲望。个人成功在中国文化中不是由个体 自我评价和体验的,而是在和别人的比较中实现 的。这种对攀比的强烈兴趣本质上是中国人面子 意识和行为的源头,面子感觉其实就是攀比中产 生的失落或者满足的感觉。虽然个体感觉不同, 但是都是在比较中产生的,而且这些比较根本没 有统一的道德标准。

我们说,面子这个词语指代了某种意识和行 为,面子的重构就是面子意识和行为产生方式在 不同环境中的重建。例如传统上,人们会因为其 行为不符合社会规范并为人所知而产生丢面子 的感觉,但是在今天的差异和多元社会中,一些 社会成员会以违反传统和社会规范为有面子(我 们还会问,在信息社会中,通过电脑在家里办公, 面子如何产生?)。面子重构的根源是社会结构和 文化价值观的改变。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人是集体主义导向的民 族,其实西方文明中也存在强烈的集体主义传 统,例如基督教、自然法传统都强调人们的团结 和合作。在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这种 传统受到了修正(但从来没有被放弃,团结和合 作仍然是当代西方社会秩序的基础,不过这种团 结和合作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带来的相互依靠基 础之上的,而不是依赖传统的宗教、血缘和贵族 统治等等)。尤其是商品史无前例的丰富带来了 消费文化的兴起,在这种环境中人的欲望不断上 升,观念不断改变。结果就是自我意识和个体意 识的不断强化。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由社会生 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决定的,今天中国的大众消费 方式就在不断的革新和创造其文化和道德秩序。目前中国进入一个快速工业化时期,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关系和互动方式也在快速改变。这种改变 必然带来文化上的转型,也会带来社会权力安排 上的转型。我们可以预期,相比于过去,市场力量 会带来一个权力上更加平等的社会,自由-个人 主义也会在西方文明和自身市场力量的推动下 在中国逐步扎根。新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必然会让 个体以新的方式来理解面子这个词语,从而展现 157 出不同的面子意识和行为。同时,我们这个社会 在逐步分化,差异和多元化越来越成为这个社会 的基本特征。所以面子意识和行为也会展现出高 度的多元化,试图用普遍的面子(规律)来解释中 国人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显然是不可能的。若 干年后,面子这个词语很有可能在中国人的日常 话语中消失,因为它会失去滋生的土壤。即使还 有面子观念,也是个体在不同的情境中通过主观 理解而随时构建的。结论和讨论

研究面子的文字已经出现了很多,虽然角度 不同,但是本质上它们都试图发展普遍宏大的解 释模型,展示面子意识和行为发生的规律。这种 传统的社会解释模式对帮助人们理解社会现实 作用很大,但是它也把人们引入了一种整体化、简单化的思维定式之中。在文章中,我们试图说 明,面子是片段的,是由人类主体在特定社会文 化情境中构建的。我们还认为,面子意识和行为 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为它们产生的宏观环境 在不断变化。我们应该在社会现实的结构中解释 面子行为,而不是用面子行为来解释社会的结 构。就是说,面子观念是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观 的共同产物,而不是相反。微观上,面子观念是通 过语言传播的,并被社会环境所强化。面子观念 能被西方社会所理解,但是难以大规模传播,其 原因在于西方自由-个人主义价值理念以及宗教 思想对其具有制约作用。文章中我们没有讨论西 方的社会结构对面子意识和行为有什么影响,但 是我们可以假设西方社会中理性的市场运作模 式对面子具有某种弱化作用。中国的权力社会运 行模式加上中国世俗传统文化中“出人头地”的 个人主义思想对面子观念(行为)起到强化作用,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社会整体环境 的改变一定会弱化面子意识和行为。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想到另外一个问 题。笔者认为,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是在特定社会 中建构出来并持续变化的。因此在某些时期,研 究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种研 究极容易带有本质主义色彩,即往往从中国人的 民族性出发来解释中国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相 反。其实,中国不同于西方世界的是她的主流价 值观及其社会权力结构,这些决定了中国人的行 动系统。也就是说过多强调中国人行为的独特 性,对之进行描述,其实意义并不大。中国人很多 行为方式是人的本性决定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 化情境中发生的。其它社会的人和中国人有许多 相同的行为方式,例如爱面子;在找工作时社会 关系都极为重要;血亲关系在每个社会都是社会 关系的根基;自私自利的行为等等,但是制度力 量和主流价值观会影响人类这些本能行为倾向。所以,与其研究所谓的中国人的行动方式,还不 如研究中国人行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即制度和 文化价值观。制度和主流价值观共同决定人们的 思想和行为,但是人们自身的性格也会影响他们 对环境的理解,从而影响其行动。在今天这样一个 极其多元的社会中,差异才是最显著的,而共性 已经越来越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国 人的共同的行为特征也是意义不大的学术活动。注释

[1]儒家文化是中国农业社会的精英文化,它规训了大众, 但是普通大众也发展出自己的下层文化。我们这里所称的儒家个 人主义和费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国人的差序格局中所提到的自我 主义是有区别的。自我主义似乎是下层百姓在农业社会生产关系 中形成的一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自足自保文化,它远没有儒家提 倡的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气势。参考文献

[1]林语堂:《吾国与吾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2]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129页、第140页、第231页。

[3]戴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02年版。

[5〔]美〕保罗·福塞尔:《格调》,石涛译,〔南宁〕广西人民出 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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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A.H.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ew York:Fleming H.Revel Company 1984.[8]Dawkins,Richard The Selfish Ge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9]D.Y.F.Ho,On the Concept of Fa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81 1974.[10]E.Goffman On Face-work Psychiatry,Vol.18 1955.[11]Swidler,Ann Culture in action: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 1986.[12]Seligman,Adam B.The Idea of Civil Society The Free Press 1992.〔责任编辑:方心清〕 158

第三篇：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毕业论文 题目：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历层次：专升本 学号：209212082 姓名：张华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尤其是20世纪80～90年代，人们对以传统文化激烈批判者的形象即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联系有了新的研究和发现，这一研究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学术传统以及审美传统等三个重要关系方面，并且形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对这一研究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鲁迅； 中国传统文化； 关系； 研究综述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国人文知识之大成，更是中华文明的承载者、推动者[1]。如何科学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合各种最新先进理论与哲学思想，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化发展之路，提升中国人民大众的新型生命力与斗争力，顺利实现旧思想到新思想的转型，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鲁迅根据中国当代现实社会的恶现象，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部分精髓，精心撰写了大量批判旧社会给劳苦大众带来的身心摧残的文章，惊醒当时一大批民众，使这些人经历一次思想的涅槃，由奴役王国到自由王国，从封建走向开放，敢于同封建主义斗争的新生力量。

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当是指他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这一双重关系，前者人们非常关注并成为对鲁迅研究的重点，而对后者的认识与关注则有一个发展过程[2]。20世纪后期，随着传统文化意义的不断发现，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并且在80～90年代期间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对这20年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研究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为研究鲁迅大下坚实的基础。

一

80～90年代的研究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第一阶段(1976-1989)：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第二阶段（1990-2000）：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与深层关系，同时，这一研究也开始出现停滞。这两个阶段的研究虽然前后不同，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首先，就研究环境而言，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思想的解放，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直接影响在不断减小，学术研究不断突破“左”的束缚回归自身，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思想解放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海外各种思潮的不断涌入，尤其是美国的鲁迅研究也相继传入并从 方法论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了跨文化的交流与研究，同时，人们的思维方式不断调整，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对推动这一研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其次，就研究主体而言，这两个阶段的研究主体呈现新老交替状态，两代学人之间的知识结构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构成直接影响。老一辈学者从“文革”的噩梦中走出，他们的热情再度表现出来，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阶段并明显表现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优越性，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经典与学术方法的熟悉为后来年轻学者们所不及。但随着他们年龄的不断增高，第一阶段过去之后，许多老一辈学者相继停止他们的耕耘，从而使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新时期以来，轻一代学者不断成长起来，他们一开始就表现出自身的特点。由于思想的不断解放，西方各种文化思潮的传入，以及知识结构的不断调整和加宽，使他们的理论素养，表现出不同于前辈的理论思维的敏锐；同时，他们有前辈学者长久的学术研究成果积累，使得他们的研究一开始就能够在前辈的基础上走向深入；再就是，由于历史距离的不断拉开，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会更加冷静，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会更加深入。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批判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年轻一代学者明显表现出对传统文化的隔膜，传统文化知识修养不足；同时，因为时代的变化，更谈不上对传统文化氛围有所感受，从而与老一辈学者相比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仅仅从某种关于传统文化的理论出发来研究传统文化，与从对传统文化自身的感受与理解出发来研究传统当然存在巨大甚至是无法克服的局限，不仅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失落，而且有思维方式的不同。这是年轻一代学者面对传统文化时所最感困难的原因所在，也是鲁迅与传统文化关系研究很快走向停滞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第三，这两个阶段的研究呈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特征：一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研究不断走向自觉。这表现在学术研究从政治阴影中不断走出，向鲁迅与传统文化自身回归，人们明确认识到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问题是鲁迅研究不可或缺的课题。1987年6月16日郭志刚在《光明日报》发表《鲁迅与传统文化》一文，从理论上第一次明确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的必要性问题。文章非常明确地肯定鲁迅在批判、反抗传统文化的同时，“一直没有放弃对传统文化中那些优秀部分的研究与借鉴”。这是直接从文化角度提出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重要文章，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走出此前的自发状态而走向自觉。二 是出现了大规模集中的研究。由于这一研究不断走向自觉，从而出现了多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的活动。1981年与1991年纪念鲁迅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前后，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深入探讨，将研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尤其是1991年以“鲁迅与孔子”为主题集中讨论鲁迅与儒家文化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有史以来最为集中、意义最为重要的一次。三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进行了全面的整体的研究。这就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主流与非主流文化、官方文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四是研究成果丰硕，出现了大量的论文与专著。

二

具体研究而言,第一阶段的研究具有这样几个重要内容：

首先是海外鲁迅研究的传入。1977年，也就是思想解放刚刚开始的时候，美籍学者李欧梵出版《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书，运用“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来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鲁迅的‘反传统’的倾向与他对通俗故事、寓言、民间宗教仪式、神话社戏等‘小传统’的爱好密切相关”[3]。1979年，美籍学者林毓生在他的《中国意识的危机》 一书中说，“在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既全面否定中国传统，又在传统的中国文化和伦理道德中发现有些因素还有意义，两者都是出于理智和道德的考虑，而不是有一方面是出于感情或是其它方面的考虑。只可惜他对中国传统因素的那些积极看法尚未能引导他找到把中国的传统创造性转化的可能性，反而使他陷入困扰之中，面对自己深深信仰的‘全面反传统主义’产生了负疚感。”[3]这是说鲁迅在未能找到传统文化出路的时候对自己的反传统思想有所保留，认为自己反传统的行为是一种历史过失，从而产生自责的情感反应。这实际上是没有分清“反传统”与“反封建”的关系，后者是传统文化中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因素，对于此，鲁迅始终反对，看不出有什么“负疚感”。1985年前后，李欧梵在《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4]一文中，全面论述鲁迅的创作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及其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

海外研究所传入的一些概念在从思维方式上对国内鲁迅研究产生影响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使国内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常常出现定势现象，其重要表现就是对他们所运用的概念。我们往往缺乏足够的反思就直接沿用，从而使我们的研究常常在这些概念的规定下重复甚至是注解而不是突破。如“大传统”与“小传统”这一概念[5](P123-139)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中的 运用就存在着局限性。人们往往认为鲁迅对传统文化中的“大传统”即传统文化的主流与核心排斥而对“小传统”即主要是民间文化亲近，这恰恰是误解了鲁迅也误解了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的根本作用与影响。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其主流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所谓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固然有自己的独立创造，往往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之下并且常常是作为主流文化价值的表现者而存在，因此，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不同表现形式，很难说谁“大”谁“小”。作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对传统文化中作为主流的“大传统”更为重视，更为注意继承，对非主流文化的“小传统”的继承是在主流文化价值的影响下展开的，因为文化的核心问题是它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只有与价值观、思维方式发生关系才是与文化之间产生真正的关系。对于鲁迅而言，无论是显性批判还是隐性继承，其主要问题都是在主流文化之中展开。因此，对这些概念我们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分析，在它们面前要有所“矜持”。其次，国内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典常常是文史哲不分家，即文化主体关于自然与人自身及其关系的理性认识与审美想象，以及对理性与审美发展历程的记载常常聚集在一起，习惯于对文化作整体表现，具有综合性，因而对经典的研究常常是对文化的整体而不是某一单方面的认识，同样具有综合性。

1981年鲁迅诞辰100周年，出现了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第一次高潮，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作家和诗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孙昌熙在《吉林师大学报》 1979年第2 期发表的《鲁迅与<山海经>》，夏传才在《河北师院学报》1981年第3 期发表的《鲁迅论<诗经>》，蒋祖怡、韩泉欣在《杭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上发表的《略谈鲁迅对刘勰<文心雕龙>的批判继承》等文章，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鲁迅与陶渊明、李贺、钱起等诗人，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经典之间的关系也有人研究。1989 年，郑欣淼在《人文杂志》第3期发表《鲁迅与野史》一文，对何谓野史、野史的产生与发展、野史的内容以及鲁迅注重野史特别是重视宋明野史的原因作了全面的论述。

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由于经典所具有的文化综合意义与价值，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之间关系的研究能够揭示他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核心与关键环节，从而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整体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古籍整理作为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一阶段有了 更深入的研究，不仅范围继续拓展，对鲁迅整理传统文化经典的问题尤为注意。1981年，林辰在《文学遗产》第3期发表《略谈鲁迅辑录的几种古籍》一文，在指出鲁迅整理古籍重要性的同时，将鲁迅辑录的张隐《文士传》、《众家文章记录》、谢沉《后汉书》、虞预《晋书》等的辑录情况、内容、价值等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价。1985年，孙昌熙在《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2期上撰文，对鲁迅整理与研究古籍的方法、如何处理考据、思想和研究之间的关系作了研究。1986年，王士让在同一刊物第4期上撰写《鲁迅古籍整理研究概述》一文，对鲁迅的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历史作了全面介绍和较为深入的研究，是研究鲁迅古籍整理的重要文章。

这一阶段海外关于鲁迅古籍整理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斯坦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王靖宇的《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鲁迅》一文[6](P649-663)，对鲁迅整理古籍的历史作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评价，着重讨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古代小说整理与小说史撰写中的开创之功及其对后来的重要影响。

再就是，在经典研究的同时，宏观与综合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话题，围绕鲁迅是批判还是继承的问题一直有不同看法。1982年，敏泽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鲁迅对待民族文学传统的态度》一文，全面论述了这一问题，肯定鲁迅在对封建文化传统批判的同时，对民族文化、文学优秀传统有坚定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对这一争论不休的问题所作的一次总结性论述。

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的继承关系，周作人、苏雪林等人曾有研究但未能深入。1982年，许怀中出版《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一书，对鲁迅与中国古典小说之间从整理考据到审美继承与革新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研究。1985年王敬文在《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第1期发表的《鲁迅的小说与我国古典小说》，对鲁迅与古典小说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入的研究，对此前鲁迅与小说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些犹豫的看法作了肯定，认为“鲁迅的小说，虽然广泛吸取了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文学及欧洲被压迫民族文学的营养，但它的根基却深深扎在我国古典小说优良传统的土壤中。在题材、人物、艺术表现上，它同我国古典小说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他具体论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小说对鲁迅的影响，对鲁迅小说艺术与传统之间存在的联系作了毫不含糊的肯定，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很有启发。

1986年，金宏达出版了《鲁迅文化思想探索》一书，对鲁迅与中外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研究。作者特别在“代结语”中从文化接受的角度，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他说:“鲁迅早年所受的文化教育，使他与本 国文化传统建立了多方面的联系，对他以后的思想与事业具有相当长远的影响。”他具体分析了传统中“正统”和“非正统”文化对鲁迅的影响，认为鲁迅处理传统文化的态度是成熟的，即使在“五四”时期也是这样，“前期他固然发出一些‘偏激的声音’，但并不能说对传统作简单的全盘否定。他在理论上针对的是封建主义传统，而实践上则对传统是有抛弃，有择取的”。金宏达在这里实际上是从发生学和接受史的角度来探讨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一视角很有价值，直启下一阶段的研究。

从鲁迅与传统文化经典继承关系研究到对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宏观把握，表明鲁迅与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的研究探讨向更高阶段发展，它预示着这一研究整体突破时期的到来，这一突破在第二阶段明显表现出来。

三

第二阶段的研究表现出明显不同于第一研究阶段的特点: 首先，这一阶段研究者更为关注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思想源头与核心的接受，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对认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层关系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这一作用不仅在于他们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 更重要的是这些研究为这一问题探讨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林非于1990年出版“迅和中国文化”一书，从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角度出发立论，全面、系统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论述了鲁迅所受主流文化思想的影响以及鲁迅对主流文化思想的反思与批判。林非的研究是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主流文化之间关系最为集中的探讨。

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991年鲁迅诞辰110周年时，在曲阜召开的“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这是鲁迅研究史上第一次大规模集中研究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儒家文化之间的继承关系。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鲁迅与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及儒家文化思想的继承关系一直没有得到正视，因此，“鲁迅与孔子”学术研讨会的首要意义在于它突破这一长久存在并阻碍人们探讨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思维定势，明确指出这一关系的存在，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探讨被认为是反儒家思想的鲁迅与儒家思想之间存在的复杂关系，从而表明对鲁迅复杂思想认识的全面自觉、深化与突破，也标志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真正走向深入。只有当鲁迅与传统文化核心思想的关系理清之后，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得到合理 的解释。

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重新认识是对鲁迅以及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认识和认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一方面表明鲁迅与自己的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则表明传统自身的生命力。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那些看似有些矛盾的地方实则是个体与传统之间必然具有的关系，其原因在于文化传统自身意义的丰富性以及个体面对传统时选择的多重性。

这次研讨会围绕鲁迅对孔子评价的本质、内容及意义，孔子及儒家思想对鲁迅的影响等问题展开讨论，从建设新文化的角度论述“鲁迅与孔子”这一命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会者普遍认为鲁迅对孔子儒学中代表民族文化心理的优点有直接的肯定，并受积极方面的影响，如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坚韧精神等”。这是对此前关于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认识的一次历史性突破, 是对鲁迅与传统文化尤其是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的极大改变，这一认识的出现才使得对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接近鲁迅自身。

其次，对于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研究主体的思维方式有了很大调整，重要标志就是人们已经开始注意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个体的接受状态来研究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关系，也就是注意运用文化传播学与文化接受学的方法，开始努力消除此前形成的鲁迅是反封建、反传统“斗士”这一思维定势，重在探讨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思维方式的变化是已有研究推动的结果，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入的极为重要的表现，它表明人们在通过不同途径为不断接近对象的本质而努力。

1990年《天津社会科学》第1期发表沈光明、陈方竞两人撰写的《在断裂的深层—论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较为深入地论述了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的渊源关系及具体表现。文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从家族史和儒家文化地域传播的角度探求鲁迅与儒家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鲁迅“在开始自己的人生里程时，儒家文化因子已经深深地铸入他的深层心理结构了”。该文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深层即隐性关系的研究具有开启意义。

1991年，高远东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0、11期发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之一》一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发现，“在《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除了《补天》„„《奔月》„„其余小说则都与对所谓周季三大显学儒、墨、道的思想和价值的处理有关，鲁迅对它们 既有拒绝又有所承担。„„差不多可以说，《故事新编》小说人物与史籍原型的符合程度与鲁迅对传统思想和价值的承担度大致是成正比例的。”1995年王骏骥出版的《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和1999年高远东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 期发表的《论鲁迅与墨子的思想联系》等论著，对鲁迅与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墨之间的本质关系作了深层研究。这些研究从鲁迅与传统文化主流文化关系的整体出发，探讨鲁迅对主流文化的继承，也就是探讨鲁迅所受传统主流文化的影响。1999年底，冯光廉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发表《“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论质疑》一文，对鲁迅与传统主流文化之间关系问题进行辨析。应该说，关于“鲁迅全面彻底反传统”这一问题至此已不再是问题，但临近世纪末的这一研究不仅仅是鲁迅与传统文化问题的讨论,而是隐含着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

20世纪的最后一年，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研究的文章屈指可数，且主要集中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和学术传统关系问题的研究上。鲁迅与思想传统继承关系的研究主要有郑家建的《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7]，尹康庄的《鲁迅与魏晋》[8]，刘彦顺的《论鲁

[9]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袁盛勇的《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上、下)[10]等，然在鲁迅与思想传统关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上展开讨论。鲁迅与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则主要集中在鲁迅古籍整理尤其是小说古籍整理问题上，如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的《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11]一文认为，“鲁迅对所辑录的古小说只是做了初步的整理工作，还来不及精细校勘„„所辑录的几种整本的古小说„„其中讹误未订正，空格未补缺的地方实在不少。”王国良的《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12]，对鲁迅整理的中国古典小说如《古小说钩沉》、《小说备校》、《谈薮》等的具体情况、后人的评价等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重在“彰显鲁迅在校辑整治我国古典小说资料的功绩”。张杰的《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13]全面论述鲁迅与刘师培之间关系的发生及《中国中古文学史》对鲁迅的影响。鲁迅与审美传统之间关系的研究此时鲜有人问津,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继承关系问题的研究走向停滞的趋势。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思想与视野空前活跃、开阔，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使人们对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的认识不断向前推进，从而使鲁迅与传统文化之间关系所形成的“鲁迅形象”发生了重大改变，这就是面对传统文化时，鲁迅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受传统文化多方面的影响，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远比我 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广泛得多而不仅仅是批判这一单纯的关系，在与传统文化保持距离并使其成为反思与批判对象的同时，与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这一关系从他的童年时代开始贯穿他的整个人生历程。这是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继承关系研究对认识鲁迅心灵世界的重要贡献，从而在改变我们此前所形成的鲁迅面对传统文化时的那种单一的批判者形象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思维定势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那就是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不仅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在五四之后消失，相反，它的核心价值与思维方式依然在对现代社会构成影响，只有深深地意识到这些影响才能对其中的负面因素进行有效的回避与革除，从而才能真正理解鲁迅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刻意义，使人们真正从传统中走出，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9.[2]李城希.鲁迅与中国文化关系研究综述[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7.3(30):88-98.[3]乐黛云.国外鲁迅研究论集(1960-1981)[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4]李欧梵.鲁迅创作中的传统与现代性[A].乐黛云.当代英语世界鲁迅研究[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5]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乐黛云,陈珏.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海外中国研究丛书)[C].南京:江苏人民出版.1996.[7]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00(1).[8]尹康庄.鲁迅与魏晋[J].鲁迅研究月刊,2000(2).[9]刘彦顺.论鲁迅周作人与传统文化的关系[J].淮北煤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2).[10]袁盛勇.论鲁迅留日时期的复古倾向[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1]周楞伽遗著,周允中整理.试读鲁迅整理的《古小说钩沉》及其不足[J].鲁迅研究月刊,2000(6).[12]王国良.鲁迅辑录整理中国古典小说之成绩[J].鲁迅研究月刊,2000(10).[13张杰.鲁迅与刘师培的学术联系[J].鲁迅研究月刊,2000(6).

第四篇：历史与传统文化素养

一、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夏、商、周

约公元前21世纪，启继承了父亲禹的位置，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约公元前1600年，汤建立商朝。公元前11世纪中期，周武王灭商后建立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公元前771年灭亡。

2.春秋、战国

春秋五霸：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3.秦(公元前221年一公元前207年)

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秦朝统一度量衡、货币，车同轨，书同文，焚书坑儒加强思想统治，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4.汉

楚汉之争：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02年，刘邦、项羽进行了为期四年的楚汉战争，最终以项羽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而死，刘邦胜利而结束。丝绸之路：汉武帝于公元前139和公元前119年.两次任命张骞为使者，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

5.隋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定都长安，是为隋文帝。开凿大运河：隋炀帝时期，开凿了大运河，全长2500公里，南北贯穿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广大地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当时世界上的巨大工程之一。

6.唐

贞观之治：627年至649年，是李世民统治的贞观时期。在此期间，由于唐太宗君臣励精图治，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开创了唐代繁荣昌盛的局面.因而被誉为“贞观之治”。

武则天称帝：690年，武则天称帝.成为中国历史

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文成公主进藏：公元7世纪初，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与吐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7.北宋

陈桥兵变：960年，赵匡胤在东京(今河南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发动兵变，黄袍加身，取代后周，建立宋朝，定都东京，史称北宋。赵匡胤就是宋太祖。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以威胁利诱的方式，成功地使高级军官交出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8.明

1368年，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的朱元璋在应天称帝，建立明朝，他就是明太祖。明朝建立后。用了近20年的时间，扫平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

9.清

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以“自强”“求富”为口号，以巩固清朝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是参与和提倡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10.中华民国：1911年年底，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颁布了反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精神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权建立了。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化为直、皖、奉三大系。

12.中国共产党的诞生：1921年7月1日.中共一大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13.抗日战争：“七七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序幕，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组织了四大会战.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这四大会战为：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共同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4.人民解放战争：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经过三大战役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及渡江作战.1949年底全国大陆基本解放。1949年1o月1日.新中国成立。

二、外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1.文艺复兴

14世纪开始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文学、艺术、哲学与科学领域掀起的对封建主义、中世纪神学和哲学发动的一场革命。它在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是欧洲历史上的一次思想革新运动。

2.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也称产业革命，是指以手工业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手工场过渡到采用机器生产的资本主义工厂的过程。

3.美国独立战争与建国

1775年4月，北美独立战争开始。1776年7月4日，由资产阶级民主派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正式发布。

1789年1月，华盛顿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同年4月，华盛顿在纽约宣誓就职，组成联邦政府。

4.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举行起义，起义者冲向巴士底狱——专制统治的象征，揭开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

5.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谋杀事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11日，德国宣布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终。

6.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出动大军突然袭击波兰，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欧洲战场战争结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2日，日本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7.联合国的建立

1945年1o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

更多中外历史重大事件详见教材。

三、传统文化素养

1.传统思想文化

先秦代表思想流派：春秋战国，思想家辈出，学派纷起林立，形成“百家争鸣”，为中国思想文化之源。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在当时影响也很大，与儒家并称为“显学”。儒家说“爱人”，墨家说“兼爱”。思想看似相近，但有差别。儒家“爱人”是“有差等”的，墨家“兼爱”是“无差等”的。

2.汉代儒学

西汉时期，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新的儒学体系。

3.宋明理学

宋明理学(亦称道学)，起于宋，是宋以后影响中国社会数百年的儒家学术思想。

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守仁等。

4.神话故事与历史典故

(1)神话故事

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神农尝百草、百鸟朝凤、共工怒触不周山、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夸父逐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七仙女与董永、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嫦娥奔月、愚公移山、牛郎织女、吴刚伐桂、梁祝化蝶、白蛇传

(2)历史典故

战国：完璧归赵(蔺相如)、围魏救赵(孙膑)、退避三舍(重耳)、毛遂自荐(毛遂)、负荆请罪(廉颇)、纸上谈兵(赵括)、一鼓作气(曹刿)、千金买骨(郭隗)、讳疾忌医(蔡桓公)、卧薪尝胆(勾践)、杀妻求将(吴起)、惊弓之鸟(更赢)、高山流水(俞伯牙、钟子期)

秦：一字千金(吕不韦)、指鹿为马(赵高)、焚书坑儒(秦始皇)、图穷匕见(荆轲)、悬梁刺股(苏秦、孙敬)

汉：一饭千金(韩信)、四面楚歌(项羽)、约法三章(刘邦)、孺子可教(张良)、背水一战(韩信)、破釜沉舟(项羽)、手不释卷(刘秀)、金屋藏娇(刘彻)、暗度陈仓(韩信)、十面埋伏(项羽)、投笔从戎(班超)、马革裹尸(马援)、多多益善(韩信)、老当益壮(马援)、萧规曹随(萧何、曹参)、无颜见江东父老(项羽)、胯下受辱(韩信)、霸王别姬(项羽)、文姬归汉(蔡文姬)、鸿雁伟书(苏武)

三国：鞠躬尽瘁(诸葛亮)、三顾茅庐(刘备)、煮豆燃萁(曹植)、刮目相看(吕蒙)、初出茅庐(诸葛亮)、乐不思蜀(刘禅)、七步成诗(曹植)、言过其实(马谡)、七擒七纵(诸葛亮)、宝刀不老(黄忠)、才高八斗(曹植)、一身是胆(赵云)、封金挂印(关羽)、单刀赴会(关羽)、望梅止渴(曹操)、孔融让梨(孔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诸葛亮)

两晋：入木三分(王羲之)、闻鸡起舞(祖逖)、东山再起(谢安)、洛阳纸贵(左思)、草木皆兵(苻坚)、凿壁偷光(匡衡)、狗尾续貂(司马伦)

南北朝：画龙点睛(张僧繇)、江郎才尽(江淹)

宋：黄袍加身(赵匡胤)、精忠报国(岳飞)、东窗事发(秦桧)、胸有成竹(文与可)

5.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和顺序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传统节日

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秋;重阳。

文学素养

一、中国文学名家名篇

1.先秦文学：《诗经》《论语》《孟子》《道德经》《庄子》《尚书》《春秋》《左传》《战国策》《楚辞》等。

《诗经》：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楚辞》：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收录了屈原创作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名篇。

2.两汉文学

《史记》，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司马迁所著，记载了从中国上古传说到汉武帝时期上下3000多年的历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

《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东汉史学家班固著，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合成“前四史”。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标志，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

3.魏晋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汉献帝建安年间.北方逐步形成了以“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为领袖，“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场、刘桢)为代表的文学活动中心，史称“建安文学”。

陶渊明，田园诗人的鼻祖，代表作品中，散文以《桃花源记》最为著名，辞赋以《归去来兮辞》最为著名。

4.唐朝文学

5.宋朝文学

6.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马致远、白朴。

7.明清戏剧小说

8.现当代文学

鲁迅：短篇小说集《呐喊》(内有《狂人日记》《药》《阿Q正传》《故乡》等名篇)、《彷徨》(内有《祝福》《伤逝》等名篇)、《故事新编》，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朝花夕拾》，以及《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等16本杂文集和书信集《两地书》。

郭沫若：诗集《女神》《星空》等，历史剧本《屈原》《卓文君》《蔡文姬》等。

茅盾：主要作品：长篇小说《子夜》等，中篇小说“《蚀》三部曲”(《幻灭》《追求》《动摇》)等，短篇小说“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林家铺子》等。

巴金：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盐”(《雾》《雨》《电》)等，日记体小说《第四病室》等。

老舍：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等，中篇小说《月牙儿》《我这一辈子》等。

沈从文：小说集《边城》《老实人》《蜜柑》等，散文集《湘行散记》《湘西》等。

曹禺：戏剧《北京人》《雷雨》等，电影剧本《艳阳天》。

二、外国文学名家名篇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

塞万提：著名代表作是《堂吉诃德》。

雨果：主要作品有《海上劳工》《笑面人》《九三年》《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等。

福楼拜：主要代表作《包法利夫人》。巴尔扎克：主要作品有《人间喜剧》《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等。

高尔基：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长篇小说《母亲》。

第五篇：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鲁迅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以《故事新编》为例，开题报告

一、研究现状分析

《故事新编》作为鲁迅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个小说文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与《呐喊》《彷徨》不同的命运：研究者的态度，从开始的惊异、不解和观望，到后来的贬低、排斥与回避，直至今日的认同、褒奖与青睐，经历了这样一个研究态势由冷到热，评价定位由低到高的过程，而近十年以来，《故事新编》逐渐成为鲁迅研究界的热点研究对象。与之相伴，对《故事新编》的体裁类别、修辞方式、生命哲学和创作流派等问题的阐释和论争也愈演愈烈。

《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文本—文化向度的阐释可能。这一角度的研究文章还有钱振纲《对儒、道、墨三家‘显学’的扬弃—从文化角度解读鲁迅后期五篇历史小说》、韩云波《论鲁迅与中国侠文化的改造一一兼谈<故事新编)中的三篇小说》等，其中成绩卓越的是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他在《道德与事功:鲁迅对于儒家思想的批判与承担》文中指出《故事新编》中“隐含着一个轮廓清晰的文化批判的思想图式”，其文化批判“反映着他试图通过清理传统而从中寻找创造力的源泉，决心完成其‘立人’或改造国民性，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的价值取向。”‘”高文论述了鲁迅对作为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观念与作为文化事实的儒学的不同态度，解释了作品中对儒家思想拒绝与承担的复杂关系，高文同时彰显了《故事新编》研究的历史维度与现实旨归，但主要集中于儒、道、墨三家显学，对《故事新编》的整体阐释稍嫌不足。

二、立论依据

传统文化视角研究《故事新编》起步较晚，大体起步于八十年代，而且集中于以下两方面:一是对《故事新编》的文化寓意进行具体注释，二是以鲁迅杂文中的文化观念注解《故事新编》中的作品。前者往往忽略作品内在统一的整体性特点，后者则忽略鲁迅不同作品中文化批判与建设的不同态度。本文认为，《故事新编》是鲁迅有意打造和集中阐释传统文化的作品集，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应兼顾其整体性和独异性，立足于文本细读，梳理鲁迅通过《故事新编》的创作回到本土文化之根寻找文化再生资源的创作。

三、研究意义

中国有着深厚的重写传统。中国古典小说以《三国演义》为代表，在明清即呈现出历史题材的繁荣之象。余邵鱼编写的《列国志传》等列国系列小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等隋唐系列小说及明末历史演义小说等。然而处在古典小说创作阶段的写作主体往往在利用了这种文化心理积淀的同时自身也深陷其中，从而使作者对读者的引领滑向了正统的教化之渊，这时的作者主体意识实际是叙事意义上的主体意识，而思想观念上则缺乏主体的独立性。

大多数论者己经注意到了《故事新编》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并在其文化寓指与现实体验的遥遥呼应中各有心得，但《故事新编》毕竟与《呐喊》、《仿徨》不同，其游离时代主流的历史题材与洋溢其中的浪漫气质都明示了它是一个独异的个体：服从于现实斗争需要的对历史人物、事件的独特选择,对原有历史素材的现实性处理,别具一格的构思,以及能够同时反映双重社会生活(现代和古代)内容的古今交融独创手法的确立。

四、研究基础

（1）通过阅读传记和《鲁迅全集》，对鲁迅生平及创作有了一定了解。（2）通过阅读相关研究专著和论文，对《故事新编》有了总体上的把握，并选修过张霞老师的《鲁迅研究》更加深了对鲁迅及其研究的认识。

（3）尚待解决的问题：《故事新编》创作过程的时间跨度较大，蕴含的内容丰富而深刻，依然需要更加细致的考察，避免以偏概全。

五、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1-1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高远东《故事新编》与中国传统思想和价值批判研究系列论文。（3）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冯雪峰：《一九二八至一九三六年的鲁迅：冯雪峰回忆鲁迅全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

（5）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

（6）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7）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8）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9)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0）赵卓：《鲁迅小说叙述艺术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1）夏志清著，刘绍铭等译《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2）倪玉联：《对古老文化思想的深刻反思──<故事新编>本体意义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3期。

（13）张雪莲：《反讽的意义——<故事新编>的现代再评价》，《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7期。（14）郑家建：《传统的影响：在误读与契合之间——从文学史角度重识鲁迅与庄子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