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练习题

第一篇：第2章 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练习题

第二章管理思想的历史演进练习题

一、单选题

1、著名的霍桑试验是采取（）法来研究组织中的人际关系。

A、归纳B、演绎C、案例D、试验

2、英国经济学家（）在其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及劳动分工理论。

A、亚当•斯密B、亨利•法约尔C、泰罗D、罗伯特•欧文

3、原为数学家，后在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专业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的是（）。

A、汤尼B、亨利•法约尔C、查尔斯•巴贝奇D、罗伯特•欧文

4、（）通过试验首先提出在生产中要重视人的因素，并被有的人认为是人事管理的创始人。

A、亨利•汤尼B、亨利•法约尔C、查尔斯•巴贝奇D、罗伯特•欧文

5、泰罗科学管理的假设前提认为人基本上是受经济利益所推动的（）。

A、经济人B、社会人C、复杂人D、自我实现人6、20世纪初，（）设计了一种用线条表示的计划图表，现在常用于编制进度计划。

A．泰罗B．甘特C．吉尔布雷思D．埃默森

7、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是（），他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

A、韦伯B、亨利•法约尔C、泰罗D、罗伯特•欧文

8、（）是第一个全面系统地提出管理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五项职能。

A、韦伯B、亨利•法约尔C、泰罗D、罗伯特•欧文

9、泰罗认为实施科学管理的核心是:工人和雇主双方都必须来一次()

A、管理培训B、管理实践C、劳动竞赛D、心理革命

10、霍桑试验表明（）。

A、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目标的达成是有害的B、非正式组织对组织目标的达成是有益的C、企业应采取一切措施来取缔非正式组织

D、企业应该正视非正式组织的存在11、霍桑实验的四个结论中对职工的定性是（）

A．经济人B．社会人C．自我实现人D．复杂人

12、群体行为学派最早的研究活动开始于（）。

A、铁锹试验B、霍桑试验C、搬运生铁试验D、金属切削试验

13、（）提出了“管理就是决策”。

A、赫伯特•西蒙B、亨利•法约尔C、彼得•德鲁克D泰罗

14、就管理的职能而言，法约尔认为（）。

A．管理就是决策。

B．管理就是要确切地知道要别人干什么，并注意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

C．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

D．管理就是经由他人去完成一定的工作

15．八十年代，面对日本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日本企业管理模式一时间引起了世界各国企业的关注和借鉴。但最近几年，特别是东南亚金融风暴出现之后，一方面显示了美国经济的强大活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日本经济脆弱的一面。此时，许多人又下结论，日本企业管理模式已经过时，美国企业管理模式更加有效。对于这种情况，你赞同以下那种说法？

A．对管理模式的评价必须随世界经济的发展而变

B．每种管理模式都有其自身的环境适应性与局限性

C．美国的管理模式长期以来都比日本的更优秀

D．日本的管理模式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需要

二、多选题

1、与泰罗同时代且对管理改革作出重要贡献的有（）。

A、马克思•韦伯B、亨利•法约尔C、亨利•甘特D、罗伯特•欧文E、杰布雷斯夫妇

2、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代表学派有（）。

A．“行为科学”学派B．“科学管理”学派C．“经验管理”学派D．“组织理论”学派E．“决策理论”学派

3、“决策理论”学派是以（）作为基础的。

A、实验科学B、数学模型C、统计学D、行为科学E、系统科学

4、以下属于法约尔管理十四原则的有（）。

A、分工B、统一指挥C、公正D、管理宽度E、职权和职责

5、赫茨伯格提出的双因素理论,其中的双因素是指（）。

A、满意因素B、需求因素C、激励因素D、保健因素E、环境因素

6、根据麦格雷戈的X理论的观点,进行管理要实施（）。

A、严格的控制B、激励和诱导C、松弛的组织D、强制方式E、严密的组织

三、填空题

1、法约尔提出了计划、组织、指挥、()与控制五项管理职能。

2、()把法约尔、穆尼和泰罗的管理思想加以归纳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管理理论。

3、()学派的理论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实属同一思想体系，但又在泰罗理论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

4、科学管理理论的创始人泰罗,他的代表作是1911年出版的()。

5、美国的福特对提高整个生产过程的生产效率进行了研究,创造出了世上第一条流水生产线-----()。

6、在()试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在正式组织中存在着非正式组织。

7、行为科学是一门研究()的科学。

四、判断题

1、泰罗的科学管理既重视技术因素，也重视人的社会因素。（）

2、梅奥认为，在共同的工作过程中，人们必然发生相互之间的联系，产生感情，自然形成一种行为准则或惯例，要求个人服从，这就形成了正式组织。（）

3、罗斯福曾说“要使人避免恐惧”，指的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生存需要。

4、根据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在一个企业中,为员工提供相当优越的工作条件会对员工产生激励作用、（）

5、在管理实践中,采用Y理论比采用X理论指导会获得更高的效率、（）

6、非正式群体的感情因素也是管理者在实施管理中可以利用的正面因素。（）

五、简答题

1、简述“管理科学”学派。

2、简述“决策理论”学派的主要观点。

3、简述法约尔对企业经营的理解。

4、简述梅奥的人群关系理论。

5、行为科学学派的主要论点是什么？

六、论述或案例分析题

1、论述泰罗的科学管理的基本观点，并分析其贡献与不足之处。

2、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各阶段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3、决策学派的主要观点是什么？与行为科学学派有何区别？

4、案例分析

联合邮包服务公司（UPS）雇佣了15万员工，平均每天将900万个包裹发送到美国各地和180个国家。为了实现他们的宗旨，“在邮运业中办理最快捷的运送”，UPS的管理当局系统地培训他们的员工，使他们以尽可能高的效率从事工作。让我们以送货司机的工作为例，介绍一下他们的管理风格。

UPS的工业工程师们对每一位司机的行驶路线进行了时间研究，并对每种送货、暂停和取货活动都设立了标准。这些工程师们记录了红灯、通行、按门铃、穿院子、上楼梯、中间休息喝咖啡时间，甚至上厕所时间，将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中，从而给出每一位发动机每天中工作的详细时间标准。

为了完成每天取送130件包裹的目标，司机们必须严格遵循工程师设定的程序。当他们接近发送站时，他们松开安全带，按喇叭，关发动机，拉起紧急制动，把变速器推到１档上，为送货车完毕的启动离开作好准备，这一系列动作严丝合缝。然后，司机从驾驶室 出溜到地面上，右臂夹着文件夹，左手拿着包裹，右手拿着车钥匙。他们看一眼包裹上的地址把他记在脑子里，然后以每秒３英尺的速度快步跑到顾客的门前，先敲一下门以免浪费时间找门铃。送完货后，他们回到卡车上的路途中完成登录工作。

这种刻板的时间表是不是看起来有点繁琐？也许是，它真能带来高效率吗？毫无疑问！生产率专家公认，UPS是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公司之一。举例来说吧，联邦捷运公司平均每人每天不过取送80件包裹，而UPS却是130件。在提高效率方面的不懈努力，看来对UPS的净利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这是一家未上市的公司，但人们普遍认为它是一家获利丰厚的公司。

1、结合联合邮包服务公司的实际分析该公司所运用到的科学管理的具体内容。

2、论述运用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第二篇：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历史演进

余 红

何 燕

提要：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建党85年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面临的不同任务，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对国内外形势及其发展趋向进行总结分析的基础上，借鉴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发展理论的成果，立足国情，经过辩证的扬弃和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而又互为联系的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本文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历程进行历史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下结论和启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程，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长久追求；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就会对发展的实践产生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影响。” [①]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发展问题，对中国如何实现发展目标、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深入探索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创新，先后形成4种各具特色、又密切联系的发展观，即生产力发展观、经济增长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伴随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足迹，经历了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经过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和曲折发展，逐步从片面走向全面，从幼稚走向成熟。考察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演进的历史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不懈努力，从而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认识，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紧迫感和历史使命感。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生产力发展观，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理论基石，开辟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中国共产党发展观萌芽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面临着发展中国的历史重任。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提出符合广大人民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使中国早日摆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剥削的命运，尽快发展起来、强盛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面临的重大课题。在苦苦求索中，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找到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金钥匙，即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考察，认识到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②]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衡量中国一切政党政策好坏、作用大小的标准的观点，体现了生产力发展观的核心内容。

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是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表着中国最落后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着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只有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变革旧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中国才能够得到较快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求索，寻找到一条经过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作了明确的阐释，强调：“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完成。”[③]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方向。

尽管革命和战争是民主革命时期的主题，然而革命的主题中已经孕育着发展的主题。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岁月，为了实现夺取民主革命胜利这一总的战略目标，在领导人民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根据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以生产力发展观为指导，在局部执政的环境下，在广大根据地制定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政策，进行了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实践，努力“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④]这些初步尝试，不但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宝贵的物质力量，而且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发展的主题凸显出来。然而，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不同，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中国的发展道路没有现成的经验值得借鉴。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⑤]，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打破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因而仍然把生产力的发展同生产关系的变革联系在一起。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做出的历史性重大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根据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路径设计，1953年，中国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主题是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⑥]。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引下，经过4年富有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这是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1956年前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始终把生产力发展同生产关系变革联系在一起。八大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表述为：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方面，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党中央首先确定了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为尽快改变中国现代工业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状况，毛泽东早在革命胜利前夜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郑重宣布，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重要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⑦]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将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心任务。毛泽东在八大开幕词中再次提出：“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⑧]。在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提出，相对于工业化来讲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一个包括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发展战略。在1975年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战略：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

在发展模式上，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仍然将变革生产关系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途径。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经济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强调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注意农轻重的比例关系，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经济建设方针；在文化上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由于受革命战争时期斗争方式和习惯思维的影响，在破除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在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过程中，不少时候仍沿用革命的手段和群众运动的方式。

生产力发展观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独立自主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民族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发展战略、选择发展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它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基本框架，为中国共产党发展观奠定了理论基石。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条主线，中国共产党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建国后27年的建设和发展，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政治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确立了大国地位；经济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科教文卫事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在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进行各方面的建设，其发展的历程都远比人们原先设想的更为复杂和艰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上，由于过于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注重从生产力自身特点及其要素上寻找规律，在所有制结构追求纯而又纯，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加上受革命战争时期思维习惯的影响，用政治运动的手段和形式进行各方面的变革和建设，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相统一的原则，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超越生产力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把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当作“唯生产力论”横加批判，给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的经济增长发展观，抛弃了用变革生产关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经济作为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核心内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重大转变和历史进步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后遗症使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一时难以走上正轨。随着真理标准的讨论及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人们思想空前活跃，加快中国发展步伐、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成为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也成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此时，西方发展理论根据对发达国家的经验总结，认为只有促进经济增长，落后国家才能加快追赶发达国家的步伐，形成了以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为核心的传统发展理念。许多发达国家再次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中国同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纵观世界大势，邓小平敏锐地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继承生产力发展观和借鉴西方发展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的领导集体，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攸关党和国家命运的根本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了经济增长发展观。

经济增长发展观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生产力发展观的基本观点，将生产力的发展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邓小平多次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⑨]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同时，对如何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尽快提高社会主义中国的综合实力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思考。在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的现实出发，明确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⑩]，告诫全党要排除干扰，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立足中国国情，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是党在新时期面临的首要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伟大创举。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并指出：“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11]。党的十二大再次明确：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总结了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共同认识，首次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12条有深远指导意义的原则。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是实现发展目标的路径要求。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基本国情出发，量力而行，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基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发展基点的准确定位，党的十三大充分表述了经济发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发展战略上路径选择不但适合中国国情，尊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解决了我国在发展观上长期存在的急于求成的问题。

在发展模式上，相比于毛泽东一再通过意识形态论争来追问经济建设手段的合法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更强调以经济发展的有效性来论证发展目标和发展的终极理想的科学性。经济增长发展观把经济建设作为发展的核心内容，第一次正式提出要走出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把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最大目标，将GDP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指标。为了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破除一大二公三纯的僵化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体制，允许国家、集体、个体、合资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在十三大上正式制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科学地总结了经济增长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提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发展观的再次升华，体现了发展经济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统一。

经济增长发展观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全面解答，从而使我国走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变革生产关系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唯一手段的误区，消除了人们在发展观点上的争论和疑虑，解决了长期困绕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在经济增长发展观的指引下，全党上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迅速积累了巨大财富和物质力量。到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达20059.5亿元，进出口总额达1359亿美元，进出口总额增长17.5%，综合国力上升为世界第十位，国家经济实力得到极大增强。但是，这种经济增长发展观是在整个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战略远未完成根本转型的条件下形成和实施的，它对发展理解多为物质层面，以单纯的GDP增长作为考核发展的重要指标，较少关注自然及人的发展，因此出现了高增长下的收入差距拉大，生态压力加大，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不协调同步的现象日益显现。

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突破了单纯依靠经济增长实现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念，将发展视野从经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深化和完善了经济增长发展观，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高新技术异军突起，然而，各国在获得经济空前繁荣时却遭遇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问题的挑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的发展关系。国际上在对工业文明所走过道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针对传统发展观和工业文明模式的局限性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将发展的内涵由经济、社会拓展到自然界，要求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面临着沉重的人口压力，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任务。与经济快速增长相比，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严重，权力腐败、道德失衡等现象滋生。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对单纯的经济增长发展观进行重新审视。沿着邓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基本思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2]，在世纪之交提出可持续发展观。“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13]要求在发展经济、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仍然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199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及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发展目标，充分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际需要。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原有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1995年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即：在“九五”期间，全面完成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一新的发展战略具体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各领域的阶段目标，在原“三步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在发展模式上，面对着我国发展进程中来自经济、社会、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可持续发展观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力图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调一致，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从而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协调发展。明确提出要实现经济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并在此基础上规划了新型工业化道路，即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大力推进科教兴国战略。新型工业化道路构成可持续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支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传统发展理念向现代发展观的重大转型。

可持续发展观强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突破了把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第一标志，把发展视线从经济与社会领域扩展到人与自然领域，确认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差异，解决了中国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这一发展观着眼于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考虑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更符合世界潮流和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到20世纪末，中国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总体到达小康水平。但是，可持续发展观更多强调的是经济发展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能涵盖人类发展观的全部，特别是社会层面的发展内涵；在实施过程中侧重论及在发展中如何解决环境保护问题，而未及构筑人口、社会、资源与环境统一于发展的复合系统。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可持续发展观的本质和内涵。

四、以胡锦涛为总书记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将经济社会的发展统一于人类自身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本质和目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发展观日趋成熟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社会进入新的发展阶段。200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3.6万亿元，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6.7%，达到了1.1万亿美元，综合国力跃居世界第六位。然而，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产生的一系列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资源、环境和技术瓶颈制约日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就业形势严峻，社会保障制度滞后，社会冲突频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一代党的领导集体认识到，单靠一般的政策调整，显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发展观的高度应对和处理中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树立对发展的全新认识。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确认了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提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为增长服务。在总结国内外发展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新世纪新阶段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发展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政治文化相协调的发展，是促进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第一次在中央文件中明确提出“发展观”的概念。

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标志着我们党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发展的要求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再次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沿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发展战略上，科学发展观延续了可持续发展观提出的“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本世纪头20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一五”又是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在发展模式上，确立了“循环经济”这一新的发展模式。党中央提出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强调自然资源也应该形成循环，在消费的同时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建立循环生产和消费的观念，改进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这一发展模式有助于遏制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经济泛滥；有助于制约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伪造数字的不良政风的蔓延；有助于从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建设。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这一新的发展理念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主题，它蕴涵着崇高的人文精神和深切的人文关怀，体现着世界观、真理观、价值观的有机统一。科学发展观的重要贡献是把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努力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表明经过85年的实践、探索和对丰富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对社会发展的领导更加成熟。

五、结论和启示

1、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进历史，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果断地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然而如何走好这条道路，经过了几代人的曲折探索和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先后经历了民主革命时期的萌芽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阶段、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深化和趋于成熟阶段。每一种发展观既继承了前一代人发展观的合理内核，又根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进行了创新发展，是一种不断扬弃的过程，最终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观与世界发展观逐步接轨，使中国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潮。因此，立足国情，实事求是，寻找适合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2、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中国共产党人孜孜以求的重大目标。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奋斗不懈的理想和目标。在85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发展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把发展作为实现国富民强的重要途径。几代中国共产党杰出领导人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思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发展观点，并将之切实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之中，为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在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任何国家如果不加快发展步伐，就要处于竞争劣势地位。因此，一心一意谋发展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3、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能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提出符合人民群众愿望和要求的发展观，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重要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原则问题。毛泽东把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作为终身的理想和追求，邓小平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内容，江泽民提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胡锦涛进一步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为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全过程。无论是革命时期、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以国家民族的发展为已任，谋求中国最快最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战略，尽管走了一些弯路，但其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强烈愿望和伟大实践可以光照日月，昭示世人。因此，提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发展观，既是共产党人追求的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4、生产关系的变革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革命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解放生产力，而建设时期的重点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不能仅仅依靠变革生产关系这一惟一的途径，当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提出进一步变革生产关系的要求时急于实行变革，其结果不但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反而破坏了劳动者的积极性，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内容，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离开经济增长空谈发展，只能是画饼充饥、望梅止渴；没有强大的物质技术力量作保障，发展只能是空中楼阁。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衡量我党政策措施的标准，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以经济的快速增长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精神生活的需求。

5、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发展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经过近百年来中国无数先进分子和几代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真理性结论。坚持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情况下，不管提出什么样的发展观，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只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选自《云南中共党史研究》

[①] 2004年2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

[②]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9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52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⑤]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7页。

[⑥]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⑧]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4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1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4页。

[12] 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3]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9页。

第三篇：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范文]

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主体，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但那时银行却是财政的附庸，无足轻重，甚至连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也不存在，更谈不上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以后，我国货币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计划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

第一阶段是1979～1983年。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仍然是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因为国家处于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和银行的作用被削弱了，直到1984年我国才成立中央银行并开始执行货币政策。因此，此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价格的制定货币投放量以及经济增长完全由政府控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无法充分表现出来。但由经济指标可以看出，政府对货币的政策是以稳定币值为主兼顾经济发展。

（二）宏观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

第二阶段是1984～1992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发展，最突出的是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开始使用，但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是主要的调控手段。1988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三）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经济经历了1990～1992年三年的低通货膨胀期，在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四）1998～2008年初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自1998年1月起取消了信贷规模管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度得到空前提高。1998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加大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的提法经历了“稳健的”、“努力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作用”等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相当明显。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以下货币政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遏制消费物价指数持续负增长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大幅度降低利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

2003年初，针对经济中出现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倾向明显加剧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政策措施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能力；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

适时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

三、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2008年至今）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到多方面严峻考验，克服了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等不利因素，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新增信贷资源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等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倾斜。同时，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改进外汇管理，维护总量平衡。

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流动性供应。一是优化操作工具组合和期限结构；二是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度下行；三是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四、对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日益加重。因此必须全面贯彻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一阶段，我国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开展政策操作，把握好重点、节奏、力度，着力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国际协作，提升市场信心

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二）继续适当放松货币政策

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积极支持扩大内需，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在近期要防止通货紧缩，由于大量的流动性注入在经济好转后可能转化为通胀压力，因此在长期要防止通货膨胀。

（三）可择机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为长期内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奠定基础。

（四）优化信贷结构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五）着重公开市场操作

均衡流动性。从目前数据和相关表态看，利率和准备金率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已经较小，应更多考虑在公开市场上的回笼操作，以均衡流动性在全年各月的分布。努力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我们要合理地制定货币政策，恰当地运用货币工具，有效地应用宏观调控，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地度过金融危机。

(一)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信贷手段处于从属地位。在“大一统”的金融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集中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诸多职能于一身，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综合信贷政策。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虽然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居主导地位，但间接金融工具已开始启用。这一期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超经济增长发行的货币导致商品供需失衡，物价持续上涨。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三次货币扩张，进行了三次货币紧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货币政策操作逐步向间接调控转变。从1993年到2005年，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二阶段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货币政策以适度放松为主要特征，旨在治理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货币政策调控的明显特征是为了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1.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由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势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中央开始推行从1993—1997年长达4年之久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交易行为，完善金融法规建设，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加强了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整顿金融秩序。第二，强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调整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采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央银行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第四，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加强利率监管。第五，实施汇率并轨，干预汇率形成，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通过以上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过4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也成功实现了“软着陆”.2.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形势，积极采用各种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1998年中央银行共下调3次利率水平，1999年6月10日和2002年2月21日又下调2次利率水平后，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为1.98%。第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首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恢复后，公开市场业务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债券操作成交7076亿元，净投放基础货币1919.7亿元；2000年为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稳定货币增长率，人民银行从前两年以投放基础货币为主转向收回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第三，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第四，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

3.2003--2005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这段时间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逐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增长。2003年开始我国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且每年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见表3)。第二，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02年2月21日最后一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利率。同时，本着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的指导思想，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第三，发挥信贷政策在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第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汇率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以此为契机，加快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力发展外汇市场。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会议指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第四篇：精油的演进和历史

精油的演进和历史

人类诞生以来就与植物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由植物而生的精油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植物精油的历史可追溯到前几个世纪及古老的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埃及、阿拉伯和希腊等，这几个文明古国为植物精油的神奇世界开启了序幕。

5000年前，古埃及人从草本植物、水果、蔬菜、禾木草类及花朵等植物中淬取出香精油治病、祭神，也应用在制造木乃伊的防腐剂。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埃及人将植物精华制成香料应用在医疗、祭祀及木乃伊上，技术很成熟，人们在金字塔里发现装有乳香、没药的香料容器，并在石碑上记有芳香植物精油配方，埃及艳后的美容秘方中就以蜂蜜、牛奶、花粉来调成面膜来 清洁皮肤保持肌肤柔软，并习惯于沐浴时加入玫瑰精油和檀香及橙花等，日常 用在身体按摩等方面，到今天，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各式植物精华油和香料。

埃及人也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开始使用香油香膏了。后来的人发现埃及的木乃伊能保存数千年不坏，就是添加了植物提炼的防腐剂。在金字塔的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常常发现一些压榨或蒸馏木头、植物的器具。尤其在胡夫法老建造的“大金字塔”中，发现不少化妆品、药品、按摩膏的记载；丝柏就是常被他们拿来驱魔的植物，眼睛发炎要用没药等。而芳香膏是他们献给神明的供品之一，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花岗岩石板上记载着，法老王以香膏献祭狮身神，而制作香膏的祭司们可说是最早的调香师了。

5000年前，古中国人，使用植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年，当时神农氏遍尝百草，并且详细的纪录下来，成为神农氏草药书（Shen Nung“s Herbal book），在这本书中涵盖了大约300种植物的相关知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书，当时神农氏所记述的几种精油的属性，直到今天基本上仍和我们所认识的相符。二千七百多年前出现药用植物经典《黄帝内经》，最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两千多种药用植物，奠定中国古代医学基础，也流传至西方。今天我们常用的白花油和各式药油都含有植物精华油成分。

在中国较富裕的年代─唐、宋，为了增进生活情趣，同时具有保健养生的作用，都会服用芳香的植物，包括玫瑰花、兰花、桂花以及茉莉，使身体散发出香味。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观点来看，皮肤的颜色和细致与否以及体味，都和遗传、所吃的食物、所处的环境，还有心情有关。这些因素，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密切关系；只要五脏真气充足，气血旺盛，肌肤自然晶莹剔透、光泽柔嫩而有自然的体香，所以要肌肤显现青春美丽，一定要先将五脏六腑调整好。

中国人使用芳香疗效的草药，并燃烧具有香气的木材、香料以表示对上天的崇敬。直至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整理编录了历代医学典籍中各种植物的药性疗效，至此，植物治疗法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环。

古希腊人师承埃及，将精油大量使用在化妆品、医疗及预防传染病。西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曾指出：让你的药物成为食物，让你的食物成为药物。雅典当时瘟疫蔓延时他主张市民通过焚烧芳香物以防止瘟疫流行，因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植物具有杀菌作用。泰奥弗拉斯托斯被称为植物学之父，两人奠定希腊药用植物基础。

古希腊的德尔菲神殿，为诱导预言者达到与神交谈的恍惚状态，而燃烧月桂树叶让人们吸入烟雾。因此有很多具有诱发兴奋或幻觉的植物被开发出来，用于用宗教信仰而陷进忘我的世界。古希腊人使用植物精华油的范围和方法更深更广。如皮肤护理和医学上。当时认识到---每日进行香氛浴和香氛按摩是步向健康的途径，香氛浴对医疗女性问题有较好效果。

在埃及人之后，希腊人也开始学会在医疗以及化妆保养上使用香精油。希腊的一位医师Pedacius Dioscorides，曾经写过一本有关于草药的书籍；而自当时起这本书至少成为西方医学的标准参考资料

达1200年之久。许多Pedacius Dioscorides在书中曾经提到过的疗法，仍然广泛的应用在今日的芳香疗法之中。

在距今二千多年前，被称为「医药之父」的希腊名医西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在古雅典遭受流行性瘟疫侵袭时，教导民众在街角燃烧有香味的植物，而得以抑制瘟疫的散布。西波克拉底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是：「保健之道是每日做一次芳香的沐浴及按摩。」在数百年后，苏俄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尤加利树的油是一种天然的抗病毒剂，用来治疗某些流行性感冒十分有效。

罗马人的奢华远胜于希腊人，帝国扩展的力量所及，也将芳香油膏带至西亚的君士坦丁堡。罗马时代的香品分为固态、液态及粉状；喜欢泡澡的罗马人，甚至以象牙制作容器，存放香膏；更不用说他们善长利用大理石、花岗岩以及玻璃等材料制作精美容器，来置放香膏。精致容器之外，他们使用香料的程度更令人咋舌，往往一磅重的香精就要用数十种植物混合而成，常见的有没药、蜂蜜、豆蔻、香蜂草、菖浦、肉桂等，无论是人体、衣物、床、墙壁甚至公共澡堂都充满了香气。

2100年前，罗马鼎盛时期，希腊医生到罗马担任军医，其中迪奥斯科里德（Pedanios Dioscorides）医生，使药用植物成为应用科学，他在《药材医学》中详细记载了六百种药用植物与使用方法，罗马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用精油按摩、沐浴等。罗马军队征战欧洲大陆,军队所到之处也将药用植物和医学知识传到欧洲大陆各地。

将精油应用在按摩。随十字军东征，将香料、精油知识传遍欧洲。十字军东征后，加上阿拉伯人通过贸易将东方药用植物更广泛的传到欧洲大陆，是现今法国英国德国等地香氛浴疗和其它自然治疗法的基础。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儿承继了许多医学知识，在罗马人征服了世界、罗马成为世界首都之后，罗马人更进一步地使用并增强了芳香植物的功效。罗马人也习惯在洗浴之后以香精油进行按摩，除此之外，在东西贸易交通大开后，罗马人也开始从东印度以及阿拉伯等地进口新品种的芳香植物产品。

古印度，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印度人很早就将植物精油应用在医疗等方面，印度最古老的医药典籍《吠陀经》是公元前由阿轮吠陀(Ayurvedic)所著，书中记载药方及对植物的祈祷文，还以八个层次来阐述病理，从医疗到养生保健等等，其书中详细阐述的印度药材远流至今，如具有独特香氛，有助冥想，广泛用于宗教仪式的檀香等。另有肉桂、没药、杜松等，主要来自印度。

古阿拉伯人，阿拉伯最伟大的医生，沙雷诺医院的创办人阿维西纳（Avcicenna）在一千年前出版著作《医学规范》（Canon of Medicine)中，收纳有八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他发明蒸馏法与萃取法提炼植物精华，阿拉伯人利用薄荷解毒，用杜松抗菌，发明的阿拉伯香水也是植物精油。善于科学发明的阿拉伯人将罗马传过去的蒸馏法改良，成功地萃取玫瑰花。除了科学发明，阿拉伯人也善于做生意，他们将发现的精油、油膏以及花水，卖到世界各地。让欧洲人对保健治疗的观念更为精进。

十四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当时盛传在身上佩带香药草或是焚烧香料，悬挂草包、花草，可以避免感染，即是杀菌、消毒、驱虫以防止感染的正确方法。十八世纪则是欧洲药草的全盛时期。十八世纪末当时的医疗还仍然使用精油，直到实验化学应用在药学上，合成药物取代了天然药草，从此芳香疗法走入没落之路，而被视为另类医疗，此时1806年德国药剂师助理史透纳（Friedrich Serturner）从婴粟花提炼出生鸦片，开始了医药化学的发展。

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凯萨琳女王从意大利引进穿戴另类手套的风尚，使得当时人们习惯带一种含有薰衣草及当地各种药草的香料手套，结果意外的发现，这些有带香料手套的人，对于当时一些流行役疾的抵抗力比一般人高。由于法国阿尔卑斯山盛产薰衣草和各种药草，格拉斯的商人很快就趁势崛起。随着时势转移，因为上等皮料被刻以相当高的禁制性关税，香料手套的风尚渐偃，格拉斯的商人于是

放弃制造皮革，专门生产精油，后来这类精油还曾经帮希腊人抵御了一场流行病。从此之后，以精油为中心的芳香疗法遂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并且流传到各地，这也使得法国人成为除了埃及，另一个和芳香疗法有关系的民族。

十七世纪是芳香疗法的最盛时期，1897年法国药学专家莫利斯.博格（Mr.Maurice Berger）以微氧素（Ozoalcod）、异丙醇、植物精油配合特殊触媒催化蕊头研发成独特的熏香疗法，并从病房、太平间、育婴室开始使用，而风行欧美地区。

1920年，法国人雷内.摩利斯.盖特佛塞（Rene-Maurice Gattefosse)发现精油的杀菌防病作用比化学药剂效果还要好，在一次意外中他用熏衣草精油治好自己严重灼伤的双手并且有很好的疗效，随后他对精油的疗效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1920年，由二个意大利医师合作写成了精神芳香疗法总论。

1920年代，法国化学家Rene Maurice Gattefosse，有一次在他父亲的香水工厂中不小心烧伤了手，因为他曾经看过关于薰衣草具有治疗功效的文章，于是立刻将受伤的手放入纯净的薰衣草精油中，受伤的部位两天后就痊愈了。薰衣草除了神奇的伤口愈合能力外，更缩短了复原的时间，也促使他开始研究薰衣草精油的功效。1928年，他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刊物上面，并首次用了romatherapie的名称；1937年，他再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精油抵抗细菌功效的医学书籍，从此之后将芳香植物技术独树一帜发展为一门「芳香疗法」。之后，他更进一步地创立企业，专门生产应用于化妆、以及芳香剂用途的精油。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法国人Albert Couvreur也曾经出版了一本有关精油医疗功效的书籍。

与此同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也利用于受战火烧灼的士兵们，减轻了伤者的痛苦。另外，经由Gattefoss“e的经验也证实了植物精油在科学上的立论根据，亦即“植物精油因其极佳的渗透性，而能达到肌肤的深层组织，进而被细小的脉管所吸收，最后经由血液循环，到达被治疗的器官”。

1928年，盖特佛塞首创芳香疗法（Aromatherapy 芳香疗法）这个名词。

1937年，出版《芳香疗法》开拓出芳香疗法的新纪元。

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医药的副作用和许多不明原因的文明病不断增加，芳香疗法对促进人类健康及赋活细胞，在精神和情绪层面的疗护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因此，近十年来，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再度兴起芳香植物疗法的研究。

1950年，法国的玛格丽特.摩（MargueriteMaury）夫人在将芳香疗法应用到更广泛、更实用的领域，通过她的丈夫在医疗方面完成了多种症状的天然植物精油疗法，摩利夫人本人更多的发展了特殊技巧的治疗在英国首次将芳香疗法带入美容与化妆品界。并开设芳香疗法中心教授学生，从此在英国逐渐发展下来。

1964年，法国Dr.Jean Vai杰恩.瓦芮特医生，继续研究植物精油，并大力推广于医疗用途上，证实了Gattefoss“e的诸多理论；继此，化学家Madame Maury玛达.莫瑞女士更加努力推广应用于：精神、生理、及皮肤上的疾病，并致力研究发明，将精油以完美的按摩手法应用于人体皮肤之上，来达到植物精油外用的最大功效，而使芳香疗法趋于完备且广为人知，并获得普遍肯定与认同。现今居住于伦敦，曾经追随Maury与Val进行研究的Micheline Arcier，结合了两位前辈所积累的知识技术，创立了一种进行芳香疗法的方式，至今风行全球。

第五篇：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分析公司治理演进必须通过研究其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影响公司治理演进的各种因素、推动其演进的动力与反对其变革的阻力，识别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才能明确公司治理进一步的演变方向。

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一）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演进阶段划分

公司治理模式分别经历了古典的私人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职业经理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阶段、投资者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创业型经济中的风险资本治理模式。

公司制度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11世纪欧洲经营海上运输业的康孟达契约组织，康孟达是劳资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康孟达对后来的公司制企业的影响在于这种契约形式首创了有限责任制的合伙形式，而这正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内容。古典的私人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份公司产生以后最早出现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模式。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出现了职业经理阶层，职业经理层的形成使企业成为现代化的科层制企业（石明虹，张喜民，2003）。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有若干美国大企业开始实行科学管理，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德鲁克，1989）。到60年代中期，美国大公司内部控制权由股东向经理人员转移的运动基本完成，经理革命基本结束（石明虹，张喜民，2003）。

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退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机构、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共同基金等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崛起，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交易者，公司治理由经理主导型向法人股东主导型模式转变（张清，严清华，2005）。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正在出现一个从传统管理型经济转为创业型经济的深刻变革，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创业精神和创业管理（德鲁克，1989）。创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风险资本，并在创业企业的公司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成立代表着创业经济中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一根本性变化。

（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型经济、管理型经济到创业型经济的不同阶段，而推动着变化的主要力量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公司治理模式随之而相应变化。创新为公司治理的演化创造了技术条件，产业革命的机器化生产催生了现代的公司组织，科学管理引起的管理创新产生了经理革命，使公司控制权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创新是影响公司治理演进的主要因素，一系列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推动形成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公司治理模式要致力于建立适合于创新的组织和制度、协调体制、信息处理模式，创新与公司治理模式有互适性，比如日本企业就强调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作人员在创新中的现场合作，创新也主要以生产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为主，因此其治理模式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而美国则强调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的专业化技术人才对创新的贡献，忽视对工人的技术投资，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管理层与普通工人距离较远，由此产生对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高额股票期权激励，而忽视工人的福利和奖励（拉让尼克，2005）。

当前公司治理的新趋势

（一）当前美国公司治理中的新变化

美国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限制，银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万俊毅，2004）。由此公司治理开始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接管对经理人的威胁减少，公司日益重视内部治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发展壮大，持股比例有所增加，并开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贾生华，2003）。

（二）日德公司治理中的新变化

日本和德国的法人交叉持股率下降，银行与企业的联系出现松散的变化。同时，鼓励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三）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演变的共同特征

随着政府对保险基金、养老金、金融机构进入股市的限制的降低，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企业股份增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增加。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要求公司提供准确真实的会计信息。强调股东利益保护原则。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外国投资者对本国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

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多样化理论与趋同论

关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演进方向的主要争执有多样化理论和趋同论两种观点。

1.坚持趋同论的学者认为推动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一体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作用，并且制度竞争会导致低效率的治理模式被高效率的治理模式替代。但是，关于公司治理将会趋同于哪一种具体模式却仍有不同观点：

趋同于市场控制的英美模式。这种观点认为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有效率，更加强调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和准确的信息披露制度，股权比较分散，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趋同于组织控制的日德模式。弗里曼、布莱尔等人认为公司制模式中更应该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公司的目标应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强调企业的共同治理，而日德模式更加强调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和权益。还有人认为，英美模式的治理对经理人偏重于短期利益，不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组织控制模式下经理人控制了创新所需的组织资源和财务资源，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拉让尼克，2005）。

趋同于混合模式。公司治理模式的融合论认为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未来的公司治理模式将会是一种这两种制模式的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混合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保留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优点。

趋同于未知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模式在未来必将走向趋同，但究竟趋同于何种模式，却仍然是未知的、不确定的。

2.反对趋同论的学者们则提出以下理由：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初始状态决定了其今后的发展路径，制度具有刚性。各国治理模式发展路径的不同决定了各种模式将按照其各自的发展路径演化变迁，不会走向趋同。

制度关联理论。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效应，即制度的互补性，公司治理制度适应着一国的制度环境。在其他制度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单纯改变公司治理模式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

制度的多重均衡特征。青木认为，以多重均衡观点为基础的多种制度存在的可能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多样性的体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个体制内部的各种制度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制下，也会因为内部的制度配置的不同而产生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需要经济体制内其他制度相应的变化以相互配合。

不同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是多个利益团体如银行、股东、政府、工会等不同利益主体长期博弈性的结果，治理模式的改变会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既得利益，因而会遭遇变革的阻力。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也会为公司治理的国际趋同造成障碍。

此外，反对趋同论的学者还认为，目前还不能判定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哪个更具效率。而且公司治理模式依赖于多种环境因素，同一模式在不同体制下具有不同的治理效率，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吉尔森认为，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体制可能会在形式上的差异仍然存在的同时出现功能上的趋同，比如对经理的监督和更换，而功能趋同也并不意味着公司治理的任何功能都会趋同。杰勒德•赫蒂希提出公司治理体制虽然有可能出现法律形式上的趋同，但由于法律实施机制的差异，公司治理体制有可能在更为普通的层面上存续（戈登等，2006）。

（二）影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与趋同的因素

实际上，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与趋同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外因包括经济全球化下外国企业的竞争威胁、跨国公司对他国公司治理的影响、来自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变革公司治理的压力，而内因则包括本国资本市场、法律、机构投资者、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正是内外动因的趋同推动着一国的公司治理的演变。讨论公司治理的演进有必要讨论其制度基础，公司治理的变迁是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基础共同演进的，比如俄国、日本、中国的治理模式都是受到了经济改革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使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下，法庭判例对以后类似的案件的裁决有重大影响。法庭对某一重大经济案件的裁决会很快被其他法庭在今后的裁决中所效仿，因而其法律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的适应性比较灵活，适应成本也低。而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律的改变和实施则相对困难，首先在立法过程中会受到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产生的寻租行为的阻碍，而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也可能不会顺利，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上的趋同也是很困难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信息存在方式和信息特征，而信息特征也影响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依据制度关联理论，公司治理模式与一国的法律、文化、金融等制度具有互补性，公司治理制度不能脱离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辅助性制度而孤立存在。在一国引进和移植他国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原有的模式未必湮灭，仍有其一定的生存环境，而新的模式会在与本地的文化、制度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变异，多种模式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多种形式共存。比如在照搬英美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资本市场、金融机制、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督机制，俄罗斯与中国产生了转轨治理模式，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日本产生了交叉持股和主银行制，治理模式与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相互影响，并产生治理模式的变异，导致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多样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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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俊毅，欧晓明.全球化与公司治理模式演进的新趋势.当代财经[J]，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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