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

第一篇：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

生态伦理学是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的关系一样，它不解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生态伦理学是关于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的研究，是人与自然协同发展的道德学说。它要求改变传统伦理的两个决定性概念:伦理学正当行为的概念必须扩大到对生命和自然界本身的关心，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道德权利概念应当扩大到生命和自然界，赋予它们按照生态规律永续存在的权利。

一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

在20世纪，人类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与此同时，地球的生态环境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恶化。据统计，近十年全世界制造业每年约产生55亿吨无害废物和7亿吨有害废物，这些废物有的具有对人体直接造成危害的毒素，有的通过对环境的破坏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物质文明的发展带来的损害令人们反省过去漠视环境的保护，从宏观到微观，环境保护意识己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

始创于20世纪初的生态伦理学，便是直接针对现代化的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生态平衡被严重破坏的恶果而提出的。最早以科学形态提出生态伦理学思想的是法国哲学家、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史怀泽(AlbertSchweizer)其发表于1923年的著作《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中提出了“尊重生命的伦理学”，认为生命是大自然的伟大创造，“生命本身是神圣的”人类对一切生命都要给予极大的尊重;应将“崇拜生命”作为伦理的核心和基本原则，“保护、完善和发展生命”应是“人类与自然的准则”和“善”的观念的重要内容，“善就是保护生命和发展生命，恶就是毁灭生命和妨害生命”121。美国哲学家利奥波德(AldoLeopold)于1933年写成、1949年出版的《沙乡年鉴》被誉为‘拓宽道德研究的范围，实现伦理观念的变革”的著作，作者在书中主张：扩大伦理学的边界;改变人类的地位;确立新的伦理价值尺度。他提出“大地共同体”的概念，认为人类不是大自然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不是大自然的主人，大自然的一切生物也不是仅为人类而生存的奴隶，人和一切生命都是大自然这个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和公民”人类“应当尊重他的生物同伴”“以同样的态度尊重大地社会”13。其他的生态伦理学的代表人物如罗尔斯顿、史托斯、特来普等，也都主张“尊重生物的生存权利”和反对以人类为中心的“人类沙文主义”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这种以平等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和以“协调”为宗旨的道德目的，创建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一-生态伦理学，把伦理学从人与人关系的领域扩大到人与自然关系的领域。

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与同时出现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运动等，是在20世纪60年代于发达国家兴起，对20世纪晚期西方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环境主义者向哲学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人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人是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非人类存在物是否具有对人类的工具价值以外的价值?如果有，这类价值的性质如何?人对自然的正当权利和必要义务是什么?最后，自然的本质是什么?人是什么?如今，关于此类问题的探讨被归于“生态伦理学”或“环境哲学这些并不太确切的名称之下。生态伦理学，按照多数人勉强接受的定义，是指研究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应用伦理学科。在生态伦理学界，由于理论倾向不同，对于学科性质的理解存在着分歧。一般地说，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只有人拥有道德价值，人与自然以及自然中的动植物之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伦理关系，人对自然的义务是人与人之间义务的间接形式14，因此所谓“生态伦理学”(如果有的话)研究的是与环境有关的人际伦理问题。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则认为，非人类存在物，如生命个体、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人对它们负有直接的义务，生态伦理学是研究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自然的责任或义务的新的伦理学分支;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生态伦理学目前不妨归入应用伦理学范围，但从发展看，该学科的成立关乎整个伦理学基础的改造，因而通向一种新伦理学。在西方生态伦理学领域非人类中心主义居于主流。

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学，无论就著作、学说、派别的数量或争论的激烈程度而言，在当代西方人文学界都可算得上是一门显学。与此种热闹场面形成对比的是，这门学科在短短的历史中己陷于实践和理论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在几乎所有的重要问题上各派观点都相持不下，能够开出一长串处方，但无处去找药店和熬药的人。各种非人类中心主义学说主要为一些激进环境组织所遵奉，难以对主流社会的环境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非人类中心主义者把注意力集中于伦理问题，但是，不管是德性伦理学还是规范伦理学，总体来说，都处在哲学的末端。一种全新的伦理学说的成立，必定是和形而上学、认识论和元伦理学等更基础的哲学领域的改造联系着的。尽管他们对此作了种种努力，从结果看明显准备不足。这两方面的困难看似各自独立，其实是相互关联的。

二、生态伦理学的特点与研究的基本问题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它是伦理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新的伦理学。西方生态伦理学家认为，它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雷根1981年的观点认为，一是必须承认人以外的生命和自然界拥有道德地位;二是必须主张拥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不仅限于有意识的存在物。16两者主要区别是，在道德对象和道德目标上，罗尔斯顿1987年的观点认为，“旧伦理学仅强调一个物种即人的福利;新伦理学必须关注构成地球进化着的生命的几百万物种的福利”。

“过去，人类是惟一得到道德待遇的物种，他只依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并以自身的利益对待其他事物;一种新伦理学，増加了对植物(和动物)的尊重。”171因此，“生态伦理学超越了康德伦理学，超越了人本主义伦理学，因为它把其他存在物也当作与人并列的目的来对待”。在道德学说上，“康德仍然是残留的利己主义者„„因为他认为只有自我’(个人)才与道德有关;他还没有足够的道德想象力，从道德上关心真正的‘它者(非人类存在物)一树木、物种、生态系统。他只是一个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还不是一个环境主义意义上的利他主义者”。

生态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在理论上，第一，要求确认自然价值的理论，认为不仅人有价值，而且生命和自然界也有价值，包括它的内在价值;第二，要求确认自然权利的理论，承认不仅人拥有权利，生命和自然界也拥有权利。在实践上，它要求保护地球上的生命和自然界，保护地球上基本生态过程和生命维持系统，保护生物物种、生物遗传物质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态伦理学经过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一个世纪的孕育和思想准备，在20世纪中叶的一场轰轰烈烈的环境保护运动中，从人们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思中产生，逐渐提出一种新的区别于传统伦理的道德理论、原则和规范。

国际生态伦理学会会长，来自美国的Jamieson先生曾经举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来解释生态伦理学所研究的问题。这是一个真实的事件:在某个小岛上，盛产海参，居住在这里的贫困的居民，大量地捕携，以供给富裕的日本居民食用。捕捞海参成了当地人唯一的致富手段，而过度地捕捞，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Jamieson先生说，从表面看，是当地居民破坏了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从生态伦理学角度看，是富裕的日本人的需求真正导致了并不断助长这种破坏。他说，贫困的当地居民即使意识到了严重的后果，也不可能单靠自己的力量另谋出路。生态伦理学就是要为解决这种人与人之间因环境而产生的矛盾提供理论的支撑。

Jamieson先生承认，生态伦理学是一个受哲学、文化支撑的学科，因文化背景不同，不同地区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核心观点，而环境问题是一个全球的问题。作为一个对全球化持乐观态度的学者，他认为尽管存在着区域性的文化差异，环境问题还是必须也有可能以全球化的观点来解决。他认为，存异求同，把所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人统一起来的焦点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一改善我们的环境。他说，不同的部族对森林有不同的信仰，有的部族认为森林中生长着精灵，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他们的祖先，有的部族认为森林是受魔鬼保护的，等等，其后果是一样的，这些部族保护了他们的森林。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拥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并对自然界施加更加巨大的影响，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己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在这样的条件下，人类角色的转换就成为更加紧迫的课题。我们必须尽快从大自然的征服者、主宰者和统治者的角色转换为自然界的“普通一员和公民”，自觉地承担保护自然的责任，通过主动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来适应自然，以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所面临且必须解决的最基本的基础性问题。今天，随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和环境危机的日益加深，人们己愈来愈清楚地意识到，对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问题的解决，不能仅仅依赖经济和法律手段，还必须同时诉诸伦理信念。只有以伦理信念为基础，环境保护运动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肤浅走向深沉。这种伦理信念就是生态伦理学的基本理念。当代的生态伦理学家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四种不同的伦理理念，即开明的人类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生物平等主义、生态整体主义。

人应该有一种伟大的情怀:对动物的关心，对生命的爱护和对大自然的感激之情。这种伟大的情感有助于稀释和冲淡人们对个人自我利益的过分关注，有助于把人们从对人际利益的永无休止的算计和纠纷中解救出来。只有当人们与某种永恒的东西“照面”、把生活的意义与某种比人类更宏大的过程联系起来时，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人类内部为争夺权势和财富而进行的争斗是多么的琐碎丨人与人之间过分精明的尔虞我诈和斤斤计较是多么的卑微!因此，我们认为，关于环境的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只有当我们不仅仅把环境保护理解为人的一种“聪明的自利”，而且还理解为一种需要用生命来承担的道德义务，承认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可靠的保护。

三、生态伦理学的走向与未来

从关注‘环境”到关注“生态”，意味着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认识实现了从微观向宏观的转变。181生态伦理的建构，是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是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近代以来，发明和应用科技，创造了人类前所未有的物质文明，特别是20世纪高科技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人类的物质文明己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然而，与此同时存在的负面效应则是:人类正面临着极大的全球性危机，如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环境污染、资源匮乏、能源枯竭，以及部分地区的贫困、暴力、战争、核威胁、恐怖活动，等等。地球正在遭到严重破坏，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矛盾尖锐化，这一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临危机，人们在反思中认识到，工业化时代，由于“利”的驱动以及“人类中心主义”的影响，人类对自然界的粗暴掠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残酷剥削，人类使自己陷入了危机。

如何走出困境，在21世纪实现健康有序的发展?关键是人类必须转变价值观念，确立新的文明观和新的道德伦理观。20世纪末，全球掀起了一股“绿色浪潮”。“绿色浪潮”起源于“绿色消费”，主要针对与人们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消费品。1978年联邦德国最早实行了绿色产品制度，由国家权威部门对产品实行审查评定，并贴上绿色标志。从绿色食品、绿色日用品到绿色服务、绿色设计、绿色制造„„“绿色浪潮”正在改变人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全球《21世纪议程》，要求各国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随后，我国政府出台《中国21世纪议程》，并制定了《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章程》和《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文件。

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而确立于80年代的一种新文明观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其理论实质同生态伦理学一样，也是以新的价值伦理观去审视人类的行为，以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再次揭开人们对人类与自然共同生存问题关注的序幕。19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次人类环境保护会议，全球性的保护环境运动由此开始。继而，1980年国际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明确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对该概念的明确界定则是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世界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它满足当代的需求，而不损害后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

1991年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共同提出实现可持续发展应遵循的九大原则:各种生命社团都应受到尊重和爱护;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样性;减缓非可再生资源的衰竭;保持地球的负荷能力;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习惯，建立人的行为规范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使各社团能参与其自身的环境保护;建立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与秩序，建立一个全球联盟。

可见，可持续发展理论不再是单纯以经济的増长为人类发展的目标，而是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共荣，追求一种不同于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生态文明。有学者指出，生态文明的主要标志体现在三大转变:生产技术的大转变、经济观念与行为的大转变、自然观的大转变。其实，三大转变的同时，必须有第四个大转变，即道德观的转变。人类的新道德观以及相应的生态伦理的建立，是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客观必然。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伦理学几乎同时提出，是人类在经历了反生态性、不可持续性的工业文明的发展所带来的极大危机一“人类究竟能否还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之后，在对工业文明进行重新审视、反思、检讨以至否定之后的一次思想飞跃。

可以预料，未来的人类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而可持续发展则必然要求构建新的关系与秩序一生态伦理，也就是说，21世纪的生态伦理问题，必将是全人类关注的热点。未来人类生态伦理的基本内涵，是建立真正平等的、公正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共荣共存。它建立在两个道德原则基础之上:一是人类平等原则;二是人与自然平等原则。

人类平等原则，具体包括“代内平等’与“代际平等”，前者体现的是全球共同利益，后者体现的是社会未来利益。“代内平等”原则是说，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享有平等的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任何人、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以损害别人、别国的发展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发展，而必须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两极分化，实现同舟共济。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具有联系性和整体性，同样地，地球也具有整体性和联系性。大量的事实证明，人类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贫困和污染也越来越社会化、国际化，损害他人必然危及人类整体。因而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就必须确立代内平等的道德原则，即公平、平等地对待代内间的人际关系，注重维护弱者的发展。这样，建立新的生态伦理秩序的一个重要方面便必然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倡导人与人、国与国之间，患难与共，唇齿相依。

代际平等，是生态伦理所要求的人类平等原则的另一个内容。代际平等原则要求社会的发展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要考虑下一代以及子孙后代的需要，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为代价。也就是说，生态伦理在人类内部关系上，不仅着眼于建立同代人的人际伦理关系，即人类横向的伦理关系，而且还注意建立当代与后代间的代际伦理关系，即人类纵向的伦理关系。当前出现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对生态环境不负责任的毁弃，对自然资源的透支，“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110，对后代欠债，违反了代际平等原则，危害他人而必将危害甚至毁灭自己的“类”的生存。

马克思认为“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联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11。人与自然的平等，以及“人一自然”共同体的协同进化与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把伦理关系扩大到自然，赋予自然应有的道德地位。这就必然要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不再以人为唯一尺度，不再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人是有目的、有理想的存在物，人对自身利益的关心所产生的“人类中心”意识，是对人类价值的信仰和对人的伟大创造力的理解，但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的利益看成是唯一的、绝对的，把自然看成人类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可以任意使用，由此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对自然的肆无忌惮的索取和掠夺，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污染就是“人类意识的污染”1121。鉴于此，生态伦理的建构，必然以人与自然平等的道德原则为基础。

生态伦理自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传播以来，它所宣扬的价值观念、道德理想和道德境界，以及崭新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正在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它己经不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道德学说，而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逐渐渗透到人的实际行动中。

例如，政治生态伦理，要求公正平等地分配社会和生态资源;自然生态伦理，要求尊重生命和自然界;森林生态伦理、土地生态伦理和资源生态伦理，要求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企业生态伦理，以新的伦理理念推动企业的经济转变，发展循环经济;人口生态伦理，主张适度人口、尊敬老人、爱护儿童等;消费生态伦理，崇尚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和公正消费;科学生态伦理，科学和科学家承担对自然的责任;战争生态伦理，高扬“自然主义一人道主义一共产主义”统一的伟大旗峴，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等等。在所有这些实践应用领域它都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生态伦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在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积极力量。那么未来时代的生态伦理，呼吁的是建立新的道德原则、扩大道德对象范围，在注重人与人平等的同时，注重人与自然的平等，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共存共荣。

第二篇：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

走向制度化的伦理学

来源：新华文摘 作者： 时间：2007-06-2

5内容提要： 在社会转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正在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制度伦理成了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制度伦理的提出，是由于已有的道德资源不能对改革开放以后

关键词： 伦理学 制度化 走向 道德 社会 人们 制度 伦理 个人 传统

在社会转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正在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制度伦理成了当前社会道德建设的主题。制度伦理的提出，是由于已有的道德资源不能对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中出现的所谓“道德失范”现象做出有效的回应，人们为了克服道德危机、恢复道德权威所做的一种努力。所以，制度伦理的提出是变化了的社会生活的要求，是社会变迁在道德理论上的反映。

一

制度伦理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即指社会体制的道德性，表现为内在于一定体制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所分配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伦理制度化即以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明文化了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

这两方面的含义看似两个对立的问题：制度伦理化是社会成员对于国家或政府的道德要求；伦理的制度化是国家对于社会成员个人的普遍要求。二者所规范的对象或者说所指向的道德主体不同，前者是国家、政府组织，后者则是指组织中的个人；二者的形成方式不同，前者表现为一种内容的建构，促使对已有的制度加以道德上的矫正，促使道德观念、意识在新制度中的渗透以成为新制度赖以建立的价值基础，后者则是形式上的改变，是要将既有的道德规范由社会的倡导、个体的认同变为具有强制效力的社会性法典。传统社会中则不存在这种对立。一方面，人们把国家、政府作为个人必须服从的权威，视为一种最高的权力主体，是个人尽义务的对象，并不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国家、政府应该如何，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如此；另一方面，传统社会中凸显的是国家主导道德的支配性话语，人们的道德自觉、个人良心的机制，是对社会主导道德的尊重、对道德传统习惯的因袭，因此，国家的意志和道德的规约是一致的，道德对人的行为的规约是国家的主导道德的规约，这就使人们的行为取向往往表现出一致性，不必诉诸制度的强制。现代社会的情况则不同了。一方面，社会制度只有被不同的社会个体成员认为是对自己有利即被认为是公正的，政府的权力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制度也才能有效地实施；另一方面，一种道德主导社会道德、社会道德高度一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已成为社会的现实，传统、习惯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其结果必然导致人们行为方式的多元化。

那么，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何在?很显然，其直接原因是社会成员的自我独立意

识和个人自由、权利要求的增强。一方面，自我独立意识、自由意识越强，个人拒绝社会规范的倾向越强烈，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会最先遭到拒绝，但拒绝一种道德并不等于不要道德，所以各种不同的道德会同时在社会中存在，对人的行为产生影响，这就势必会导致社会主导道德约束力的弱化，从而使社会的无序现象增加，正常的生活秩序受到影响。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人们需要将道德法典化，借助于制度的强制将人们的行为统一到对社会秩序有益的规范上来。另一方面，制度作为“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在人们有着充分的自我意识、强烈的个人权利要求的情况下，其权威性决定于它的合法性，即取决于社会成员对它的自觉认同和服从，而人们对它的认同和服从的程度取决于它协调各方面利益、满足社会普遍利益需要的程度，这取决于制度的价值追求、内在的道德性。可以说，制度伦理的两方面含义是社会秩序所要求的道德的两种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二者是一致的。问题在于，个人的自我意识、权利要求并不能直接地表现为一种社会性的观念、意识，并不能直接地引起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个人的自我意识要成为一种社会性的观念、意识，个人的权利要求要引起社会性的行为，需要借助于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组织，人们可以交流思想，相互传达各自的观点和意见，使原本个别的、零散的见解成为具有一般意义的、集体性的观念，使原本微小的、容易被忽略的声音成为强大的、具有震撼效果的声音，从而成为社会性的意识和观念。通过组织，个人的权利要求就会凝聚成群体的力量，成为一种“民意”，使原本不被关注的个人要求成为不解决就会危及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这种组织在哈贝马斯那里是“公共领域”，当今被人们表达为“社会中介组织”或“非营利的”、“自愿性的”、“第三的”、“独立的”、“公民社会的”组织。

从根本上说，市民社会是具有自我独立意识和个人自由、权利要求的个体不得不被强力维系在政治国家中生活时，所寻求的可以在其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实现自己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同政治国家相抗衡、从国家权威中争取更多的个人自由发展空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这样的社会组织所需要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呢?是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二

要形成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首先，社会要能够与国家相分离。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作为一种权力主体对政府的权力形成制约，才能够在机制上对国家的决策发挥积极影响，参与国家决策及其实施过程。其次，个人要有经济上的独立。这是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的基础，也是社会得以独立于国家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有可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争取自己的利益。第三，要有利益和目标上相同的个人的聚集。人们聚集在一起，信息传播得快，容易沟通和交流，有利于人们价值观的统一，也容易在目标上形成共识，在行为上协调一致，获得一种群体的力量。这样的前提条件只能在现代社会中形成。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现代化的特征”，是“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层面”。这就决定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不同的特点：

第一，经济上独立的个人是现代社会的结构基础。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经济

上的依赖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在家庭，财产由父家长掌握，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土地由父亲支配，子女在经济上依赖家庭；在社会上，皇帝或国王是整个国家的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将土地分封给臣属，后者又向自己的封臣进行分封，依次而行，形成了臣属对皇帝经济上的依赖关系。而在现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社会在其当代形式中，作为其构成特征的商业和手工业的从业者就是一些拥有自己的产品和货币、对他人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经济上的独立个体。在今天，随着城市的发展，这种个人经济上的独立则成了现代社会的结构基础。

第二，现代城市社会具有吸纳大量的聚集人口的结构能力。人口聚集的前提是人口的流动，而刺激人口经常地、大规模地流动的因素是人口流动的聚集地能够给人们提供谋生的条件，这就需要有广泛的分工、有众多的可以容纳有着不同选择的个人的生产和工作部门。所以，在城市社会形成了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生产组织，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不同的生产单位使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对人口的吸纳能力大大增强，使人口的密度增大，人口相对集中。一方面，专业化和职业化生产本身将人们高度地组织在一起；另一方面，专业化和职业化生产使社会服务业相应地发展起来，使城市居民的生活高度社会化，为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价值观念的人们提供了聚集的空间，创造了社会文化环境。

第三，城市社会具有自治的结构要求和传统。生产和交换的发展使职业分工日益深化和多样化，生产日益专门化，结果使人们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职业联系越来越多、职业关系越来越密切，职业群体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支撑着城市社会生活。人们的职业活动和职业行为直接构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秩序。工商业发展、职业分化和生产专门化使城市成为工商业者的聚居地，不断出现了不同于乡村的新的社会结构——具有业缘关系的工商业者，造就出了新的社会阶层(如经理人)；为了调节职业内部和职业、行业间的关系，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行业组织和管理机构——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独立组织。

我们看到，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关于国家制度、政治权力的价值内涵、合法性问题越来越为市民所关注，以至于在今天它成了一种社会性的话语。

人们在诉求制度的道德性的同时，现代社会结构所具有的开放性对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念的包容，使国家主导的价值观念即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丧失了独尊的地位，其权威性受到了挑战，不再是人们行为必须的价值取向。开放的社会结构，高度流动的人口，人口的高度异质性，使道德传统、习惯已无法保全，它再也无法像在乡村社会那样对社会实行有效的控制了。亨廷顿认为，乡村“锁在传统的桎梏里”为传统制约和塑造，但反过来传统也只有在乡村中才能形成、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封闭的环境、稳定的人口、有限的交往、简单的生活方式等等都使社会难以发生明显的变迁，因此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就有重复和沿袭的特点，那些在生活中指导或约束人的行为的规则、规范也就世代沿用，成为人的行为必须遵守的传统。同时，由于在一个有限、固定的空间中生活，由于缺少流动，导致人们的交往和活动往往局限于熟人的圈子里，人们相熟相知，便于相互间行为的监督，使人违背传统的行为受到了制约，这就保证了传统的效力，使传统成为乡村社会的重要控制力量。在乡村中，传统是人们对自己生活的共同体文化的一种认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尊重使得人们愿意自觉地服从它。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人们的行为彼此利害相关，对传统习惯、对人们之间契约的遵守会使人们免受危害，所以功利的考虑是使传统能够有效控制人的行为的基础，因为人们担心“不遵守契约要求的结果会给整个社区招来天谴”。

城市则不同。在城市中，人们交往的肤浅、表面、匆忙使舆论对人的行为的控制能力比较在人们朝夕相处的乡村已经大大减弱。在城市，人口的高度流动往往使一个地方只是人的居住地，而不是人的生活的家园，不是人们寄托理想和希望的所在，人们对它缺少因共生而产生的依恋，地方的规范往往外在于个人，地方规范由于缺少人们的情感支持而失去了对人的行为的制约作用。城市中居住的是一些阶级、阶层、职业各不相同的人，分属于不同的世界，相互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所以对统一道德规范的自觉失去了直接的利益基础，人们会出于各自的利益而表现出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当一种道德准则无法造就一种舆论环境、无法激起人们情感上的认同、不能协调人的利益关系时，当与此相关的人的多样性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已经危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秩序时，为了把人们的行为统一到社会秩序上来，原本诉诸人的自觉的道德准则，就会被赋予制度的强制性。“原来基于道德的社会控制，将被基于成文法律的社会控制所取代。这种变化趋势是与城市环境中人与人的交往相联系，与次级关系取代首属关系的趋势并行不悖的。”

三

由上述分析审视中国当前的道德建设中提出的制度伦理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是道德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表现。

农业生产是传统的乡村社会主要的生产形式，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制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所以，典型的乡村社会实质上就是封建社会。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从历史上看，虽然在春秋时城市就已经出现，但由于“城内的居民还不能脱离农业生产，不能单纯靠交换来维持一种城市生活”，城市不过是有围墙的农村，因此农业生产依然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这种情况虽然到明清时有所改变，但从总体上说城市依然依附于乡村。总的说来，中国是一个由乡村社会结构所支配的社会，乡村社会主导着整个社会生活。维系着这一社会结构稳定、延续的是与之相应的传统道德。中国的传统道德是乡村社会结构的产物，从根本上说它不能适应城市社会的要求，无法作为城市社会结构的功能条件。所以，在改革开放、中国开始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情况下，社会出现了所谓的道德危机，这就使得建立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道德秩序成为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了协调现代社会中的多元利益主体因多元价值观念而导致的多元行为，为克服因多元行为而必然出现的社会的无序状态，具有价值整合性、强制性的制度伦理便应运而生。

制度化伦理构建的意义是多方面的，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其积

极的方面如：

首先，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具有了可操作性和直接性、可预期性和确定性。在以往的道德理论中，占据主要地位的是个人美德和人际伦理，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具有一定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规范自觉的个人，对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制度或文化现象的道德判断以一种情绪、情感、态度表明赞成还是反对、肯定还是否定。这样的作用实施起来不仅难以把握，而且是非常间接的，其作用的结果也是无法预期和无法确定的。但是，制度伦理通过一定的制度、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公平和合理地分配权利和义务，通过以强制性力量为后盾的明文化了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使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或影响不仅变得可以操作、可以预期，而且变得确定和直接了。例如，以诚信为道德支持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必将在社会生活层面上使人们的诚信行为可以预期、可以把握，使以信用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秩序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

其次，丰富了伦理学研究的内容，推动了伦理学理论的发展。道德是与人类共始终的社会现象，道德理论的形成也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长期以来，道德理论所关心的是人的美德及美德的形成和培养机制，是人际伦理和人际关系的协调机制，是科学的道德知识体系的构建。直到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问世，才使制度伦理的研究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性的课题。所以，国内有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现代性道德知识增长的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的生长点”。制度化伦理构建的消极方面主要表现在：

首先，制度伦理不关心人生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容易将道德工具化。人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所以人有个人利益也有社会责任，道德的行为不仅是对个人有利的，也是对社会有利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个人而言，道德具有工具的价值，同时也是目的本身。而制度伦理基于个人利益，关注的是个人权利和义务分配的公平，其作用主要表现为实现和保证个人权利的工具，其结果是使道德缺少了理想的高度。其次，制度伦理容易弱化人们的道德主体意识，使道德面临着失去存在的合理性的危险。道德同法律、政治等共同构成了社会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同属社会的规范文化，它们各因其特殊性无法彼此替代而显示其存在的合理性。道德和法律、政治相比，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主体的自律，是非强制性的。而人们之所以选择制度伦理，是因为它前提性地被赋予了制度的强制性，并借助于这种强制性保证人们对道德规范的遵守。这样一来，在制度伦理的框架内人失去了主体的地位，这就在根本上模糊了道德同法律和政治的界限，让人们有理由怀疑道德存在的必要性。再次，制度伦理排除了传统道德的影响，使道德失去了历史的根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道德传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的意义不可避免地有着传统道德的构成因素，因而历史的语境是我们理解现实道德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制度伦理着力于现实道德的制度化而脱离了道德的历史传统，使道德无法得到反思性的理解和自觉。制度化伦理的提出是现代化条件下的社会生活的必然，但是制度化伦理绝不是现代社会道德发展的唯一的、终极的走向。现代化是一个不断地超越现有、反思历史并以这种反思为动力对社会进行新的建构、趋向完善的现代性的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现代性不同于西方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现代性的发展必然要超越和扬弃资本主义而向未来开放。从这样的视角放眼现代化的发展，道德建设就

应该是多维度的。

现代性具有人类性。现代性与大工业、市场经济相联系，分工的扩大和深化、交换的普遍化使人们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了世界意义。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是现代性的构成因素，但是，现代性的拓展和完善却要求超越个体主体性和自我意识，构建起合理的共同体，形成共同体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不仅要有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且要有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现代社会的共同体是全社会、人类性的。个人、共同体、人类的共同发展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目标，对共同体利益的关注是现代性道德应有的理想维度。

现代性道德建设需要人们的道德自律，也需要人们的道德理想，需要借助于对传统道德资源的解释来获得自身的确切意义。我们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利用传统的道德资源以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需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规范给人们以价值的引导，需要注重人的美德的培养以使社会的道德获得坚实的基础。所以，当前中国的道德建设不应仅仅局限于制度伦理的层面，而应该是上述各个方面的有机构成。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

(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第三篇：精油的演进和历史

精油的演进和历史

人类诞生以来就与植物息息相关，在某种意义，由植物而生的精油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植物精油的历史可追溯到前几个世纪及古老的文明古国，包括中国、埃及、阿拉伯和希腊等，这几个文明古国为植物精油的神奇世界开启了序幕。

5000年前，古埃及人从草本植物、水果、蔬菜、禾木草类及花朵等植物中淬取出香精油治病、祭神，也应用在制造木乃伊的防腐剂。四千五百年前的古埃及人将植物精华制成香料应用在医疗、祭祀及木乃伊上，技术很成熟，人们在金字塔里发现装有乳香、没药的香料容器，并在石碑上记有芳香植物精油配方，埃及艳后的美容秘方中就以蜂蜜、牛奶、花粉来调成面膜来 清洁皮肤保持肌肤柔软，并习惯于沐浴时加入玫瑰精油和檀香及橙花等，日常 用在身体按摩等方面，到今天，埃及人在日常生活中仍然使用各式植物精华油和香料。

埃及人也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前就开始使用香油香膏了。后来的人发现埃及的木乃伊能保存数千年不坏，就是添加了植物提炼的防腐剂。在金字塔的挖掘过程中，考古学家常常发现一些压榨或蒸馏木头、植物的器具。尤其在胡夫法老建造的“大金字塔”中，发现不少化妆品、药品、按摩膏的记载；丝柏就是常被他们拿来驱魔的植物，眼睛发炎要用没药等。而芳香膏是他们献给神明的供品之一，在一千三百多年前的花岗岩石板上记载着，法老王以香膏献祭狮身神，而制作香膏的祭司们可说是最早的调香师了。

5000年前，古中国人，使用植物的历史，可追溯至公元前2700年，当时神农氏遍尝百草，并且详细的纪录下来，成为神农氏草药书（Shen Nung“s Herbal book），在这本书中涵盖了大约300种植物的相关知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医书，当时神农氏所记述的几种精油的属性，直到今天基本上仍和我们所认识的相符。二千七百多年前出现药用植物经典《黄帝内经》，最著名的《本草纲目》中记载两千多种药用植物，奠定中国古代医学基础，也流传至西方。今天我们常用的白花油和各式药油都含有植物精华油成分。

在中国较富裕的年代─唐、宋，为了增进生活情趣，同时具有保健养生的作用，都会服用芳香的植物，包括玫瑰花、兰花、桂花以及茉莉，使身体散发出香味。以中国传统医学的观点来看，皮肤的颜色和细致与否以及体味，都和遗传、所吃的食物、所处的环境，还有心情有关。这些因素，都是和五脏六腑有密切关系；只要五脏真气充足，气血旺盛，肌肤自然晶莹剔透、光泽柔嫩而有自然的体香，所以要肌肤显现青春美丽，一定要先将五脏六腑调整好。

中国人使用芳香疗效的草药，并燃烧具有香气的木材、香料以表示对上天的崇敬。直至明朝，李时珍编撰的本草纲目，整理编录了历代医学典籍中各种植物的药性疗效，至此，植物治疗法早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环。

古希腊人师承埃及，将精油大量使用在化妆品、医疗及预防传染病。西波克拉底被称为医学之父，他曾指出：让你的药物成为食物，让你的食物成为药物。雅典当时瘟疫蔓延时他主张市民通过焚烧芳香物以防止瘟疫流行，因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人已经知道植物具有杀菌作用。泰奥弗拉斯托斯被称为植物学之父，两人奠定希腊药用植物基础。

古希腊的德尔菲神殿，为诱导预言者达到与神交谈的恍惚状态，而燃烧月桂树叶让人们吸入烟雾。因此有很多具有诱发兴奋或幻觉的植物被开发出来，用于用宗教信仰而陷进忘我的世界。古希腊人使用植物精华油的范围和方法更深更广。如皮肤护理和医学上。当时认识到---每日进行香氛浴和香氛按摩是步向健康的途径，香氛浴对医疗女性问题有较好效果。

在埃及人之后，希腊人也开始学会在医疗以及化妆保养上使用香精油。希腊的一位医师Pedacius Dioscorides，曾经写过一本有关于草药的书籍；而自当时起这本书至少成为西方医学的标准参考资料

达1200年之久。许多Pedacius Dioscorides在书中曾经提到过的疗法，仍然广泛的应用在今日的芳香疗法之中。

在距今二千多年前，被称为「医药之父」的希腊名医西波克拉底(Hippocrates)，曾在古雅典遭受流行性瘟疫侵袭时，教导民众在街角燃烧有香味的植物，而得以抑制瘟疫的散布。西波克拉底有一句流传至今的名言是：「保健之道是每日做一次芳香的沐浴及按摩。」在数百年后，苏俄的研究人员也发现尤加利树的油是一种天然的抗病毒剂，用来治疗某些流行性感冒十分有效。

罗马人的奢华远胜于希腊人，帝国扩展的力量所及，也将芳香油膏带至西亚的君士坦丁堡。罗马时代的香品分为固态、液态及粉状；喜欢泡澡的罗马人，甚至以象牙制作容器，存放香膏；更不用说他们善长利用大理石、花岗岩以及玻璃等材料制作精美容器，来置放香膏。精致容器之外，他们使用香料的程度更令人咋舌，往往一磅重的香精就要用数十种植物混合而成，常见的有没药、蜂蜜、豆蔻、香蜂草、菖浦、肉桂等，无论是人体、衣物、床、墙壁甚至公共澡堂都充满了香气。

2100年前，罗马鼎盛时期，希腊医生到罗马担任军医，其中迪奥斯科里德（Pedanios Dioscorides）医生，使药用植物成为应用科学，他在《药材医学》中详细记载了六百种药用植物与使用方法，罗马人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用精油按摩、沐浴等。罗马军队征战欧洲大陆,军队所到之处也将药用植物和医学知识传到欧洲大陆各地。

将精油应用在按摩。随十字军东征，将香料、精油知识传遍欧洲。十字军东征后，加上阿拉伯人通过贸易将东方药用植物更广泛的传到欧洲大陆，是现今法国英国德国等地香氛浴疗和其它自然治疗法的基础。

罗马人从希腊人那儿承继了许多医学知识，在罗马人征服了世界、罗马成为世界首都之后，罗马人更进一步地使用并增强了芳香植物的功效。罗马人也习惯在洗浴之后以香精油进行按摩，除此之外，在东西贸易交通大开后，罗马人也开始从东印度以及阿拉伯等地进口新品种的芳香植物产品。

古印度，古文明发源地之一的印度人很早就将植物精油应用在医疗等方面，印度最古老的医药典籍《吠陀经》是公元前由阿轮吠陀(Ayurvedic)所著，书中记载药方及对植物的祈祷文，还以八个层次来阐述病理，从医疗到养生保健等等，其书中详细阐述的印度药材远流至今，如具有独特香氛，有助冥想，广泛用于宗教仪式的檀香等。另有肉桂、没药、杜松等，主要来自印度。

古阿拉伯人，阿拉伯最伟大的医生，沙雷诺医院的创办人阿维西纳（Avcicenna）在一千年前出版著作《医学规范》（Canon of Medicine)中，收纳有八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他发明蒸馏法与萃取法提炼植物精华，阿拉伯人利用薄荷解毒，用杜松抗菌，发明的阿拉伯香水也是植物精油。善于科学发明的阿拉伯人将罗马传过去的蒸馏法改良，成功地萃取玫瑰花。除了科学发明，阿拉伯人也善于做生意，他们将发现的精油、油膏以及花水，卖到世界各地。让欧洲人对保健治疗的观念更为精进。

十四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当时盛传在身上佩带香药草或是焚烧香料，悬挂草包、花草，可以避免感染，即是杀菌、消毒、驱虫以防止感染的正确方法。十八世纪则是欧洲药草的全盛时期。十八世纪末当时的医疗还仍然使用精油，直到实验化学应用在药学上，合成药物取代了天然药草，从此芳香疗法走入没落之路，而被视为另类医疗，此时1806年德国药剂师助理史透纳（Friedrich Serturner）从婴粟花提炼出生鸦片，开始了医药化学的发展。

十六世纪中叶，法国凯萨琳女王从意大利引进穿戴另类手套的风尚，使得当时人们习惯带一种含有薰衣草及当地各种药草的香料手套，结果意外的发现，这些有带香料手套的人，对于当时一些流行役疾的抵抗力比一般人高。由于法国阿尔卑斯山盛产薰衣草和各种药草，格拉斯的商人很快就趁势崛起。随着时势转移，因为上等皮料被刻以相当高的禁制性关税，香料手套的风尚渐偃，格拉斯的商人于是

放弃制造皮革，专门生产精油，后来这类精油还曾经帮希腊人抵御了一场流行病。从此之后，以精油为中心的芳香疗法遂引起了许多学者的研究，并且流传到各地，这也使得法国人成为除了埃及，另一个和芳香疗法有关系的民族。

十七世纪是芳香疗法的最盛时期，1897年法国药学专家莫利斯.博格（Mr.Maurice Berger）以微氧素（Ozoalcod）、异丙醇、植物精油配合特殊触媒催化蕊头研发成独特的熏香疗法，并从病房、太平间、育婴室开始使用，而风行欧美地区。

1920年，法国人雷内.摩利斯.盖特佛塞（Rene-Maurice Gattefosse)发现精油的杀菌防病作用比化学药剂效果还要好，在一次意外中他用熏衣草精油治好自己严重灼伤的双手并且有很好的疗效，随后他对精油的疗效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

1920年，由二个意大利医师合作写成了精神芳香疗法总论。

1920年代，法国化学家Rene Maurice Gattefosse，有一次在他父亲的香水工厂中不小心烧伤了手，因为他曾经看过关于薰衣草具有治疗功效的文章，于是立刻将受伤的手放入纯净的薰衣草精油中，受伤的部位两天后就痊愈了。薰衣草除了神奇的伤口愈合能力外，更缩短了复原的时间，也促使他开始研究薰衣草精油的功效。1928年，他将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刊物上面，并首次用了romatherapie的名称；1937年，他再出版了一本专门论述精油抵抗细菌功效的医学书籍，从此之后将芳香植物技术独树一帜发展为一门「芳香疗法」。之后，他更进一步地创立企业，专门生产应用于化妆、以及芳香剂用途的精油。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位法国人Albert Couvreur也曾经出版了一本有关精油医疗功效的书籍。

与此同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此这些研究成果也利用于受战火烧灼的士兵们，减轻了伤者的痛苦。另外，经由Gattefoss“e的经验也证实了植物精油在科学上的立论根据，亦即“植物精油因其极佳的渗透性，而能达到肌肤的深层组织，进而被细小的脉管所吸收，最后经由血液循环，到达被治疗的器官”。

1928年，盖特佛塞首创芳香疗法（Aromatherapy 芳香疗法）这个名词。

1937年，出版《芳香疗法》开拓出芳香疗法的新纪元。

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医药的副作用和许多不明原因的文明病不断增加，芳香疗法对促进人类健康及赋活细胞，在精神和情绪层面的疗护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因此，近十年来，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再度兴起芳香植物疗法的研究。

1950年，法国的玛格丽特.摩（MargueriteMaury）夫人在将芳香疗法应用到更广泛、更实用的领域，通过她的丈夫在医疗方面完成了多种症状的天然植物精油疗法，摩利夫人本人更多的发展了特殊技巧的治疗在英国首次将芳香疗法带入美容与化妆品界。并开设芳香疗法中心教授学生，从此在英国逐渐发展下来。

1964年，法国Dr.Jean Vai杰恩.瓦芮特医生，继续研究植物精油，并大力推广于医疗用途上，证实了Gattefoss“e的诸多理论；继此，化学家Madame Maury玛达.莫瑞女士更加努力推广应用于：精神、生理、及皮肤上的疾病，并致力研究发明，将精油以完美的按摩手法应用于人体皮肤之上，来达到植物精油外用的最大功效，而使芳香疗法趋于完备且广为人知，并获得普遍肯定与认同。现今居住于伦敦，曾经追随Maury与Val进行研究的Micheline Arcier，结合了两位前辈所积累的知识技术，创立了一种进行芳香疗法的方式，至今风行全球。

第四篇：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历史演进

——锤头还是斧头

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红色党旗上的唯一图案标识，是金黄色的党徽。写作本文前，笔者曾就这一课题作过专题或随机问卷调研，其中有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一是用语言简要描述党徽的组成部件；二是用简笔画出党徽。结果，出乎所料，发人深思！尊敬的读者，在您阅读下文前，请您能顺便先默写下这两个在十秒钟之内就能完成的问答，然后再看本文结尾的正确答案。您看后可能感到意外或惊奇，同时，您肯定已经有了新的知识增长和思想收获。

一、以俄为师，把“镰刀斧头”作为中国共产党旗帜上的主要标识

1920年6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取名“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正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在对西欧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俄国共产党考察的基础上，于８月13日、９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它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并提出了具体的建党步骤。9月1日，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发表《对于时局之我见》，称“吾党”为“社会党”，后又改称为“共产党”。在此前后，陈独秀在上海，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通过信函讨论了党的名称问题，决定采用“共产党”作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名称。有了名称后，组织也相继建立，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初期还顾不上党徽党旗的设计制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前期这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尚未制作统一的党徽和党旗。

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旗徽标识不是在成立时就有的，是随着革命斗争的发展和需要，逐步形成和确定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由于有俄国共产党人帮助建党并参会，党的会议上多用俄共（布）的苏维埃旗帜或马克思、列宁画像。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们，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考虑周全，一切只能是顺从简便易行的原则。党组织开会，有时需要悬挂党旗，可自己的党旗又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在当时顺理成章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旗自然要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一致起来，当时的“老大哥”也就是唯一建立政权的俄国（苏联）共产党，他们的旗帜理所当然地成了中共党旗的范本，这也就是在红旗左上角加黄色镰刀锤子图案的苏维埃旗帜（图01）。因此，从中国共产党早期所打出的旗帜式样看，其雏形显然来源于列宁所创建的苏联的旗帜。这种旗帜的含义，普遍的解释是：锤子象征工人阶级，镰刀象征农民阶级，两者组合，是工农联盟的标志，也是共产党的标志。五角星既象征工、农每一只手的五指（劳动力），亦代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红色是革命的颜色，黄色则是革命光芒的颜色。

图01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党组织成立之后，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俄共（布）旗帜的式样自己制作，所以，具体规格式样也就不尽相同。即使如此克隆过来的红色旗帜，在当时的公开场合并没有正式举出。由于强调国共合作，出于形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打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次起义是在“主义不变、旗帜不变、纲领不变、组织不变”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由于起义的准备比较仓促，没有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一面旗帜来。在著名的“八七会议”上，关于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的旗帜，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论题，但支持者甚少。会议最后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国民党的旗帜。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毛泽东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在多次会议上反复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写道：“国民党的旗帜已成军阀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帜才是人民的旗帜。”强调指出：“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

中国共产党真正亮出自己的第一面旗帜，出现在1927年9月毛泽东本人组织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当时，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坚持应该打出一面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来，他向工农革命军中的参谋何长工部署了此项工作。何长工后来回忆说：“第一师成立后，我和杨立三同志负责筹办部队的印章、旗帜。这样，我们第一次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何长工：《难忘的岁月》第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面新设计的旗帜用一大块鲜红的布制作，旗帜两面的中央各缝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角星的中心位置，画着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杆套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图04）。由此我们看到，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先有工农革命军的军旗，后有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图04

1927年秋的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这时，国民党右派反革命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9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7）》，第三册，第431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这是中共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旗上有“斧头镰刀”标志的正式决定。中共党旗图案“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范式，基本框定了党旗党徽的轮廓和构成要素（图06）。由此亦见“斧头镰刀”的式样，并非由中国共产党人独自发明，而是移植于俄共（布）或者说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

图06

二、党旗党徽上代表工人阶级的是锤头还是斧头？

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国情出发，在党旗党徽图案设计上曾特意以“斧头”图案代表中国手工业者，以“镰刀”图案代表农民。从1921年7月到1942年4月长达21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及各级组织有过多次明确党徽图案为“镰刀斧头”的规定和决议。但在此期间，又由于受苏联国旗的影响，中共党旗党徽上的图案既出现过“镰刀斧头”，也出现过“镰刀锤头”。在战争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党旗党徽图案一直处在变动的、不规范的状态中。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义》词作中描述的情景。这首词，毛泽东在后来作过修改，但对“镰刀斧头”的提法并未作修改，这说明毛泽东对“镰刀斧头”的记忆犹深，也说明当时旗帜上普遍以“镰刀斧头”为主要图案标识的历史事实（图08、09）。

图08

图09

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令》：“各级军旗一律用五角星红旗，星内排列镰刀斧头之国际徽，旗用大红色旗，中央为五角星，五角星为白色，中为镰刀斧头交叉排列，镰刀斧头用黑色，旗之右边镶白布长条书写番号。”这一规定，使当时分散作战的红军部队所用的旗帜式样进一步正规化、规范化。这种“三○式”军旗，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范围最广的式样（图10）。由于战争在当时是全党的主要任务，军旗的广泛使用，也深刻影响了党旗党徽式样的演进（图11、12）。

图10

图11

图12

有众多历史文献表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镰刀斧头”可说是党徽的代名词，“镰刀斧头”的说法被普遍认可。著名的楹联“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最早出现在1933年9月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红三十军解放四川达县后，军政治部设在一家地主宅院内。红军便在宅院门楼两旁的石柱上錾刻了这副气势恢宏、形象生动的名联（图13），把党徽中的主要元素“镰刀斧头”巧妙地镶嵌了进去，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宗旨，描绘了红军的英雄气概。后来，红军宣传工作者在长征沿途曾多次书写这副楹联及其他类似楹联（图14）。在四川兴文县，也有红军写的“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的楹联，横批是“变！变！变！”这幅楹联，对广为宣传“镰刀斧头”的形象记忆，有着深刻的历史影响。从红四方面军留存的历史文献看，党徽图案也多为斧头镰刀（图15）。

图13

图14

图15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大发展，中央苏区相继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夏，中央苏区在根据地范围内开始了多次突击发展党员运动。由于党组织建设的迫切需要，从入党宣誓仪式上的党旗，到党员大会的会场布置，党的组织工作者开始关注党旗党徽的式样。这一时期，中央苏区主要传媒《红色中华》报的插图中，刊登有不同式样的“镰刀斧头”、“镰刀锤头”图案。这些在当时被誉为“国际徽”、“国际旗”的图案，成为各革命根据地军民的图腾随处可见，也随时即兴发挥的有些任意（图16、17）。在如此无法规范的情况下，有人提出党旗党徽中的“斧头”不能足以代表工人阶级，应当改换为“锤头”，与苏联的旗帜相一致。1933年4月，中共中央研究决定，把党旗党徽中的“斧头”图案调整成为“锤子”图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群众团体及红军旗帜印信式样》，其中对军旗的式样做了详细的更改说明，并下发了军旗图式，规定旗的右上方为一五角星，旗中间为交叉的“镰刀锤子”，旗的三边有旗须，旗杆处有二寸三分的白布书写部队番号。同时规定五角星和“镰刀锤子”一律用金黄色。这种军旗一般称为“三三式”军旗（图19、20）。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各级政府的旗帜，都相应地做了改变。

图16

图17

图19

图20

由于当时战争频繁，不久，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遭到惨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大转移，党旗党徽中“斧头”变“锤子”的决定并未在全党全军得到贯彻执行。以至于在长征路上、在陕北等各根据地，“斧头”与“锤子”仍然混用；以至于在后来的中共中央文件中仍然出现“镰刀斧头”的提法。从历史图片看，在这一时期使用的军旗式样也多为“三○式”而少“三三式”，原因可能是“三三式”旗须的繁赘，不如“三○式”简捷明快。斯诺名著《西行漫记》中，收录有“三○式”军旗的照片。红四方面军、陕北红军等曾较长期使用“三○式”军旗。在1935年长征前后时期，从所举的旗帜式样可区别出红军部队建制的归属。

综合分析各种文献及图片，从总体上看这一历史时期的党旗党徽，是“镰刀斧头”或是“镰刀锤头”？有着三个明鲜的特点：（1）从形成文字的文献字面上看，在党的有关决议中，说明党旗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的占绝大多数，而在实际制作中又多以“镰刀锤头”图案为多；（2）从地域上看，中央根据地在许多会议等正式场合多使用“镰刀锤头”图案，闽西、湘鄂西、鄂豫皖、川陕、陕北等革命根据地的党旗党徽图案则多设计为“镰刀斧头”；（3）从美工角度看，抽象时多用“镰刀锤头”，具象时多用“镰刀斧头”。

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后，中共中央曾多次提出关于确定党旗党徽式样的议题，希望能有明确的、统一的规范。1942年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对党旗式样作出决定：“中共党旗式样，宽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制式党旗随即诞生。当时制作的标准党旗规定为红色，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四分之一处）为黄色“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黄色的“斧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红色象征革命，黄色象征光明。决定中特别指出，保留象征工农联盟的“斧头镰刀”，去掉原来旗帜上的五角星，是为了与苏联的旗帜相区别。由此也说明，当时中共中央对党旗式样的考虑十分慎重。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正式确定党旗的式样。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主席台幕布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在画像下方的图案中，中间缀有中国共产党党徽：铁锤镰刀，稻穗和麦穗围绕着它。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红色的缀有铁锤镰刀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图25）。当7000多名代表步进会场时，庄严肃穆的场面令与会代表们为之振奋。这是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上第一次竖立正式的党旗，从而结束了党从“一大”至“六大”无正式党旗的历史。

图25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年前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式样所作出的“斧头镰刀”的决定，但在党的“七大”会场上及在此前后各抗日根据地所出现的中共党旗党徽图案，基本上都统一于“锤头镰刀”，已经鲜见“斧头镰刀”图案。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式样一直沿用至今。

图26

实际上，究竟是用“斧头”还是用“铁锤”，这不只是图案形式上不同，而是涉及到对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性质的理解，更涉及到对“共产党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这个命题的理解。斧子和锤子，在相当程度上与不同的生产形态相联系，各自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斧子，主要用于手工业者，如木工、伐木工、消防员等，与大工业的联系不多；锤子，主要用于大工业中的工人，如钳工、锻工、扳金工等产业工人，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都离不开锤子。所以，斧子是手工业的象征物，而锤子是大工业的象征物，锤子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工人阶级是与大工业相联系的。铁锤代表工人，镰刀代表农民。用铁锤和镰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因此，共产党的党徽应当采用“锤头镰刀”做标志才最为妥当。“锤头镰刀”的寓意，更符合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随着时间的推移，党旗党徽上的“斧头镰刀”改定为“铁锤镰刀”，更加准确地代表了工农联盟的本义。

三、党旗党徽进一步规范化、标准化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是党的象征和形象标志，党旗党徽的规范化、标准化是党的制度建设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党的“七大”之后，中共中央及有关部门曾几次讨论研究党旗的规范化问题，考虑重新设计党旗式样，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落实。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间的图片文献看，尽管从“七大”之后就有了党旗的正规式样，但各地党组织使用的党旗党徽图案还存在着差异，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和标准化。1949年9月，在全国解放战争接近取得全面胜利的时候，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入党仪式所用党旗尺寸的规定》，其中对党旗的制作确定了暂时规范：“暂规定宽80厘米，横120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30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6.5厘米，亦即旗面横长1/18强。旗杆式样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函复军委总政治部：“同意在党旗未统一规定前按暂行规定之式样试用。”

1951年6月17日，中共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30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由于连续的“阶级斗争”等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特别是“文革”十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红旗的海洋成为“革命运动”的独特景观，以至于“全国山河一片红”，但那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大旗，而少见党徽闪耀的党旗。尽管这一时期党的领导人在逝世后的遗体上覆盖的是“镰刀锤头”的党旗，典型的如至今保存在天安门广场上纪念堂内毛泽东遗体上的党旗（图27），但这些党旗却都不是经中共中央正式规定的党旗式样。人们不会想到，建党30周年时所说“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的时间会拖得这么长，直到改革开放后又是十多年之后，这个问题才被提上中央的议事日程。

图27 为切实维护党旗党徽的尊严，使党旗党徽的制作、销售和使用规范化，加强管理，1995年4月，中共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党旗党徽的制作和使用的规范化问题提出意见，并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规定》（中办发［1996］25号），进一步规范了党旗党徽的式样和使用。《规定》共12条，它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至此，党旗党徽有了统一规范的标准式样。

《规定》指出，“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根据实际需要，中国共产党党旗可按比例放大或缩小，《规定》中关于党徽“镰刀”的式样，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矩形“刀把”变成了圆形，这是党徽“镰刀把”的重大改变。至此，党徽上的“镰刀把”经历了四种式样：（1）“刀把”上部有凸出圆棱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苏联国旗中的“镰刀把”具象写实，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图28）。中国共产党初建时，地方党组织在自行制作党旗党徽或一些报刊插图中的党旗党徽，曾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有这一圈凸出圆棱，在图画中常以一短横线示意（图29）。

图28

图29（2）光杆的长圆柱体写实长“镰刀把”。仍是模仿苏联国旗“镰刀把”图案，但“刀把”靠上部有的那一圈凸出圆棱被省略，“刀把”较长是这种样式“镰刀”图案的显著特点（图30、31）。

图30

图31

（3）由写实的长圆柱形到抽象的矩形“镰刀把”。约始于上世纪30年代之后，由长“刀把”演变而来，形成标志是“刀把”尾端由圆变方（图32、33、34、35、36、37）。

图32

图33

图34

图35

图36

图37（4）由抽象矩形到更加抽象、艺术化的“镰刀把”。始于199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特别注明，“将一正方形分为32等分”画党徽，以左下角的五个方格画一小圆，在小圆右上部与“镰刀刀背”两个点相切，“构成镰刀把”（图38、39、40）。

图38

图39

图40

1996年11月19日、12月12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分别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供应销售有关问题的通知》。1997年7月9日，中央组织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发文《关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定点生产、内部销售和使用管理的通知》，规定“非定点企业一律不得生产党旗党徽及相关产品，违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按超越经营范围依法处理。”“禁止在市场上销售党旗党徽”。

2002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写了“党徽党旗”一章，作为第十一章。具体分为三条：第五十一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第五十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第五十三条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9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增写“党徽党旗”一章，是自建党80多年以来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第一次。对于维护党徽党旗的严肃性，发挥党徽党旗的感召力，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增强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2007年10月21日党的“十七大”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图41），“党徽党旗”仍是第十一章，内容同于“十六大”。

图41 综上所述，党徽党旗的重大历史演变主要有：（1）党徽中代表工人阶级图案的变化，经历了从“斧头”到“锤头”的重大改变。（2）“镰刀把”有四种不同形状：一是具象写实的两端稍细、中间粗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并在“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二是光杆的纺锤形长圆柱体，去掉了“刀把”靠上部有一圈凸出圆棱；三是演变为抽象示意的矩形；四是再艺术化为更加抽象的球形。（3）党徽党旗的象征含义：前期，中国共产党党旗的红色代表革命，黄色象征光明；而斧头（锤头）、镰刀为工农的劳动工具，象征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含义有了相关的解释：红色象征革命，金黄色的锤头、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版《中国共产党章程》）。

此外，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台从悬挂领袖像到党徽也有着耐人寻味的演变过程。从中国共产党第一至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存资料图片未见主席台有专门的党旗党徽及领袖像布置。1945年的“七大”主席台，开幕式时的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画像下方图案中有党徽，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六面党旗（图42）；大会后期及闭幕时，主席台后部幕布中央悬挂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并肩头部黑白素描画像（图43）。

图42

图43 1956年“八大”主席台后部没有任何宣传装饰，并排一列放的是十棵绿色的棕榈观赏树（图44）。1969年“九大”、1973年“十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毛泽东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5、46）。1977年“十一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并排悬挂的是毛泽东和华国锋的彩色头部画像，画像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7）。

图44

图45

图46 图47

1982年“十二大”主席台后部，幕布上方中央悬挂的是“镰刀把”为方形的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48）。这是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会场主席台上悬挂党徽。此后的“十三大”、“十四大”主席台后方布置同“十二大”（图49、50）。1997年“十五大”主席台后部幕布双中央悬挂的“镰刀把”改为为圆形的“九六式”新党徽，党徽两边分别斜插着十面红旗（图51）。此后的“十六大”、“十七大”主席台后部布置同“十五大”（图52、53）。

图48

图49

图50

图51

图52

图53

通过回望党旗党徽图案的演变历史，再看党章中关于党徽图案是“镰刀锤头”的解说定义，本文认为“锤头”二字的说法仍不够严谨和准确。从工艺学上讲，锤子由锤头和锤把两部分组成，锤头只是锤子的一部分，但党徽上的图案是整个锤子，并非仅是锤头。1996年《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中“锤头的画法”，即有特别注明“锤头”与“锤把”的各自画法。作为生产工具，锤子在现代生产生活中因“锤头”的材质不同，又分为“铁锤”、“木锤”、“橡胶锤”等。所以，把党徽图案解说为“镰刀锤子”也不够准确，正确的解说应该是“镰刀铁锤”，建议今后修改党章时应将党徽图案的解说定义改为“镰刀铁锤”。

最后，话题回到本文开篇所说的那两个最简单的测试题，参与本课题测试的有两百多人，95%是中共党员，其中党务、党史工作者和书籍、报刊编辑者占半数以上。（1）绝大多数人顺口而答的是：党徽图案是“镰刀斧头”。然而，据最新党章，正确答案应为“镰刀锤头”（参见1996年、2007年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2）绝大多数人简笔画出的党徽，误在“镰刀把”的长柄或短柄，那是1996年之前的党徽，甚至更早，正确应为圆形（图54、55）。这种错误，在目前的影视、报刊等传媒中也屡见不鲜。此现象当给我们提醒和警示。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郑重对待，能够准确理解、解说党旗党徽的图案和含义。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在建党90周年之际，用心认真仰望党旗党徽，真正地牢记曾经面对党旗党徽宣誓时的誓言，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五篇：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公司治理模式的发展演进是一个动态渐进的过程，分析公司治理演进必须通过研究其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影响公司治理演进的各种因素、推动其演进的动力与反对其变革的阻力，识别推动制度变迁的主体，才能明确公司治理进一步的演变方向。

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

（一）公司治理模式的不同演进阶段划分

公司治理模式分别经历了古典的私人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职业经理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阶段、投资者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和创业型经济中的风险资本治理模式。

公司制度的最早形态可以追溯到11世纪欧洲经营海上运输业的康孟达契约组织，康孟达是劳资合伙经营的一种商事契约，它是最早的一种商业合伙形式。康孟达对后来的公司制企业的影响在于这种契约形式首创了有限责任制的合伙形式，而这正是现代公司制度的重要内容。古典的私人股东主导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股份公司产生以后最早出现的公司治理模式，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主流模式。此后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扩大，出现了职业经理阶层，职业经理层的形成使企业成为现代化的科层制企业（石明虹，张喜民，2003）。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已有若干美国大企业开始实行科学管理，如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德鲁克，1989）。到60年代中期，美国大公司内部控制权由股东向经理人员转移的运动基本完成，经理革命基本结束（石明虹，张喜民，2003）。

自二战结束以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退休基金、商业银行信托机构、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共同基金等为主体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崛起，成为股票市场的主要交易者，公司治理由经理主导型向法人股东主导型模式转变（张清，严清华，2005）。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正在出现一个从传统管理型经济转为创业型经济的深刻变革，创业经济的发展需要创业精神和创业管理（德鲁克，1989）。创业经济的发展催生了风险资本，并在创业企业的公司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成立代表着创业经济中公司治理模式的这一根本性变化。

（二）公司治理的历史演进影响因素分析

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从古典型经济、管理型经济到创业型经济的不同阶段，而推动着变化的主要力量就是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组织创新，公司治理模式随之而相应变化。创新为公司治理的演化创造了技术条件，产业革命的机器化生产催生了现代的公司组织，科学管理引起的管理创新产生了经理革命，使公司控制权转移到职业经理手中。创新是影响公司治理演进的主要因素，一系列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推动形成公司治理的制度基础，公司治理模式要致力于建立适合于创新的组织和制度、协调体制、信息处理模式，创新与公司治理模式有互适性，比如日本企业就强调管理人员和车间工作人员在创新中的现场合作，创新也主要以生产技术创新和工艺创新为主，因此其治理模式为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而美国则强调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的专业化技术人才对创新的贡献，忽视对工人的技术投资，创新以产品创新为主，管理层与普通工人距离较远，由此产生对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的高额股票期权激励，而忽视工人的福利和奖励（拉让尼克，2005）。

当前公司治理的新趋势

（一）当前美国公司治理中的新变化

美国放松了对金融机构从事证券业务的限制，银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治理（万俊毅，2004）。由此公司治理开始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作为外部治理机制的接管对经理人的威胁减少，公司日益重视内部治理的作用。机构投资者发展壮大，持股比例有所增加，并开始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主要作用（贾生华，2003）。

（二）日德公司治理中的新变化

日本和德国的法人交叉持股率下降，银行与企业的联系出现松散的变化。同时，鼓励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

（三）各国公司治理模式演变的共同特征

随着政府对保险基金、养老金、金融机构进入股市的限制的降低，机构投资者拥有的企业股份增多，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增加。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要求公司提供准确真实的会计信息。强调股东利益保护原则。经济全球化导致的外国投资者对本国公司治理的影响越来越大。

公司治理的发展趋势

（一）多样化理论与趋同论

关于公司治理的进一步演进方向的主要争执有多样化理论和趋同论两种观点。

1.坚持趋同论的学者认为推动公司治理模式的趋同化的主要因素包括以下方面：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经济一体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和OEC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盟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作用，并且制度竞争会导致低效率的治理模式被高效率的治理模式替代。但是，关于公司治理将会趋同于哪一种具体模式却仍有不同观点：

趋同于市场控制的英美模式。这种观点认为英美模式比其他模式更有效率，更加强调对股东利益的保护和准确的信息披露制度，股权比较分散，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公司治理效率。

趋同于组织控制的日德模式。弗里曼、布莱尔等人认为公司制模式中更应该强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也承担着企业经营的风险，公司的目标应该满足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强调企业的共同治理，而日德模式更加强调对利益相关者的保护和权益。还有人认为，英美模式的治理对经理人偏重于短期利益，不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而组织控制模式下经理人控制了创新所需的组织资源和财务资源，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拉让尼克，2005）。

趋同于混合模式。公司治理模式的融合论认为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各有其优缺点，未来的公司治理模式将会是一种这两种制模式的相互融合而产生的混合治理模式，这种模式能够保留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的优点。

趋同于未知模式。这种观点认为，公司治理模式在未来必将走向趋同，但究竟趋同于何种模式，却仍然是未知的、不确定的。

2.反对趋同论的学者们则提出以下理由：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制度的变迁具有路径依赖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初始状态决定了其今后的发展路径，制度具有刚性。各国治理模式发展路径的不同决定了各种模式将按照其各自的发展路径演化变迁，不会走向趋同。

制度关联理论。一个国家的公司治理制度与其法律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强的关联效应，即制度的互补性，公司治理制度适应着一国的制度环境。在其他制度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单纯改变公司治理模式反而会降低经济效率。

制度的多重均衡特征。青木认为，以多重均衡观点为基础的多种制度存在的可能决定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多样性的体制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一个体制内部的各种制度之间是互为补充的。即使在同一经济体制下，也会因为内部的制度配置的不同而产生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需要经济体制内其他制度相应的变化以相互配合。

不同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公司治理模式的形成是多个利益团体如银行、股东、政府、工会等不同利益主体长期博弈性的结果，治理模式的改变会损害相关利益主体的既得利益，因而会遭遇变革的阻力。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也会为公司治理的国际趋同造成障碍。

此外，反对趋同论的学者还认为，目前还不能判定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哪个更具效率。而且公司治理模式依赖于多种环境因素，同一模式在不同体制下具有不同的治理效率，不能简单照搬他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吉尔森认为，不同国家的公司治理体制可能会在形式上的差异仍然存在的同时出现功能上的趋同，比如对经理的监督和更换，而功能趋同也并不意味着公司治理的任何功能都会趋同。杰勒德•赫蒂希提出公司治理体制虽然有可能出现法律形式上的趋同，但由于法律实施机制的差异，公司治理体制有可能在更为普通的层面上存续（戈登等，2006）。

（二）影响公司治理模式演进与趋同的因素

实际上，影响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与趋同的因素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外部动因和内部动因。外因包括经济全球化下外国企业的竞争威胁、跨国公司对他国公司治理的影响、来自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变革公司治理的压力，而内因则包括本国资本市场、法律、机构投资者、企业所有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正是内外动因的趋同推动着一国的公司治理的演变。讨论公司治理的演进有必要讨论其制度基础，公司治理的变迁是与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基础共同演进的，比如俄国、日本、中国的治理模式都是受到了经济改革或政治因素的影响。在使用判例法的英美法系下，法庭判例对以后类似的案件的裁决有重大影响。法庭对某一重大经济案件的裁决会很快被其他法庭在今后的裁决中所效仿，因而其法律对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的适应性比较灵活，适应成本也低。而采用大陆法系的国家法律的改变和实施则相对困难，首先在立法过程中会受到各利益主体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产生的寻租行为的阻碍，而在法律的具体实施中也可能不会顺利，因此公司治理的法律上的趋同也是很困难的。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会产生不同的关于公司治理的信息存在方式和信息特征，而信息特征也影响着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

依据制度关联理论，公司治理模式与一国的法律、文化、金融等制度具有互补性，公司治理制度不能脱离与之相关联的其他辅助性制度而孤立存在。在一国引进和移植他国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原有的模式未必湮灭，仍有其一定的生存环境，而新的模式会在与本地的文化、制度相适应的过程中，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变异，多种模式在一定的范围内长期存在，多种形式共存。比如在照搬英美的治理模式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制度、资本市场、金融机制、职业经理人市场和监督机制，俄罗斯与中国产生了转轨治理模式，出现了内部人控制问题，日本产生了交叉持股和主银行制，治理模式与本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基础和制度环境相互影响，并产生治理模式的变异，导致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多样性。

参考文献：

1.石明虹，张喜民.日、美家族企业制度演变及对中国民营企业制度变革的启示.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3（1）

2.彼得•德鲁克.创业精神与创新——变革时代的管理原则与实践[M].工人出版社，1989

3.张清，严清华.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与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与趋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J]，2005（1）

4.（美）威廉•拉让尼克，玛丽•奥苏丽文著.黄一义等译.公司治理与产业发展：一种基于创新的治理理论及其经验依据[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5.万俊毅，欧晓明.全球化与公司治理模式演进的新趋势.当代财经[J]，2004（5）

6.贾生华，陈宏辉.全球化背景下公司治理模式的演进趋势分析.中国工业经济[J]，2003

（1）

7.（美）杰弗里•N•戈登，马克•J•罗编.赵玲刘凯译.公司治理：趋同与存续[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