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五篇材料]

第一篇：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党课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2021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我们先谈一谈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得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调整。世界大环境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从全球经济、贸易、投资、产业布局，还有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来看，“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将呈现以下发展态势：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2020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30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2008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5.5%。但是除去2020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2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10%。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2015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1.5万亿美元左右。但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42%，仅有8590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2290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6000亿美元以上的增速。2020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2020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1444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2021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2021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5.5%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二是国际分工深刻变革，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快。一方面，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国际分工发生深刻变革。特别是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为引领，生命健康、先进制造、新材料、新能源等相互促进、交叉融合，科技创新进入了大融通时代，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迅猛发展。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发生了深刻重组。

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使得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更加凸显，各国内顾倾向增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向多元化、区域化方向发展，世界各国更加重视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和安全可靠。以往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时期，以效率优先为导向而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在加速向以安全可控优先方向调整，所以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格局在我国“十四五”时期将发生更加深刻复杂的变化。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发展的内部条件也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

一是我国仍处在成长的上升期，但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在加大。我国仍处在新兴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发展的内生动力依然强劲，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与此同时，我国也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以往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都有很大的改变，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再加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难度加大，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进入了中高速增长区间。其中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结构调整、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压力和需要前所未有。所以，未来一个时期，经济潜在增速仍有可能继续有所回落。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年度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年度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2007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10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二是我国已经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我国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方面已经取得了积极进展。过去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追求经济总量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逐渐被摒弃。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有机统一，已经成为新发展导向。但是，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我们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的改革任务依然艰巨。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不意味我们已经实现了高质量发展，而是意味我们已经到了必须要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来推动经济发展的阶段，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本身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54.5%。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40%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10%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50%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60%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60%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从贡献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分解来看，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最大的。由于这种变化，我国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服务业占比的提升，使得服务业成为过去几年吸纳就业唯一保持增长的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我们吸纳就业的最主要的渠道。从就业方面来看，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的服务业来创造就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1300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国内要素条件的变化，这种两头在外，也就是市场和资源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近年来明显减弱，特别是关键核心技术受限带来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加凸显，经济安全的风险增大。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8.7%，接近10%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2020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3000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2.0%。2020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101.6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14.7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50%。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60%。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60%。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既应对了国际环境深刻变化，也是我国在当前阶段的主动选择，更是对“十四五”时期，乃至更长时期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战略部署。因此，必须深刻理解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准确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决策部署，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14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14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70%。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1.2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4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2019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40万亿人民币。2020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39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6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当前，我国还处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的阶段。产业升级、城镇化建设、中西部地区的建设都将不断释放出投资需求潜力。强大的国内市场是我国最大的竞争力。我们完全有条件依托强大的国内市场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当今世界，市场是最稀缺的资源。我国有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也是我们能够实现扩大内需，支撑国内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底气。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2019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14%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8%。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当前，我们的金融、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发展也不均衡，这均妨碍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流通，同时，我们的体制机制问题也较多。这些现象不仅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循环，也制约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潜力的释放。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改革问题。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潜力。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任务是继续深化改革，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有效释放国内市场的需求潜力。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十四五”时期，我们在落实扩大内需方面有一系列的举措，除了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一些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以外，我们在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的举措。扩大消费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提高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50%，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40%。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二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将不断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持续推动经济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关键还是要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从而让国内大循环有效运转起来。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首先，在国内大循环中，供给和需求必须循环起来。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整的配套能力。但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特别是一些传统低端领域的产能和供给持续过剩，而很多新兴的高品质服务供不应求。所以，在居民消费加速升级的态势下，我们的供给体系大而不强、大而不优，供给结构难以适应消费需求变化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我们国内循环之所以存在很多堵点和断点，最主要的方面是我国有很多个性化的需求。有时，国内的商品难以满足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到国外去采购。

要解决国内经济循环不畅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果我们的供给体系能适应国内需求的需要，那么庞大的国内需求就会刺激我们的供给不断创新，我们的工业、服务业也就会更好地发展起来。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矛盾既有供给侧的，也有需求侧的。但深入分析后，我们的判断是，矛盾主要还是在供给侧。供给体系不能适应需求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是扩大内需，而不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那内需供给就很难能支撑经济增长。所以，我们必须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着力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不断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和品种，提高它们的质量和品类。“十四五”时期，我们还要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着力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要用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来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端跃升的阶段。关键技术、核心零部件、高端设备“卡脖子”问题还比较严重，所以，断供风险难以完全排除，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已成为重大课题。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候不掉链子是一个大国经济必须具备的重要特征，也是大国经济循环畅通的关键。所以，我们必须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

“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战略支撑，依托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的核心技术，强化对关键领域、关键技术、关键产品的保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我们还可以依托国家超大规模的市场和完备的产业体系，创造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的独特优势。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在加强科技创新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的部署。

从“十三五”以来，我国在科技投入方面不断加大投入，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高。科技进步贡献率在一定程度上也等于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剔除资本和劳动的贡献以外，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的贡献是来自科技进步方面的。我国科技的不断提升，与我们加大研发投入经费有关。

此外，无论在加强国家科技创新力量，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还是市场引导企业创新主体以及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等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

四是要发展壮大战略新兴产业。“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既面临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加快向各产业渗透和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也面临碳排放达峰和碳中和约束强化的巨大挑战。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是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在加快发展，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将进入大规模产业化、商业化应用阶段，成为驱动产业变革和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加快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装备、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力。

“十四五”时期将坚持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发展战略，推进数字化转型行动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各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促进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发展，大力培育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以提升竞争力和产业集中度为导向，把推动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与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结合起来，依托产业园区和自贸区等平台，推动企业、科研单位、金融机构等有效集聚，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

五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十四五”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会进一步增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机构如果脱离实体经济去搞以钱生钱的自我循环，就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是金融危机，最终也会危及到金融自身发展。因此，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也是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在新发展阶段，金融工作要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动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形势，把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薄弱环节，具有现实和长远的指导意义。2020年，从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过程中，我们看得很清楚，普惠金融大量发展，引导更多金融信贷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不断降低实体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严控资金流向房地产、股市。“十四五”时期，我们将从体制机制建设入手，综合施策，引导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从宏观层面看，重点做好金融领域跨周期政策设计，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使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深化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健全市场化利率形成机制，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

从微观层面看，我们要进一步创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引入激励相容机制，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更多投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进一步疏通金融体系流动性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支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从支持创新层面看，我们要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建设，围绕创新链和产业链打造资金链，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形成金融、科技和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

从优化结构层面看，我们要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原则，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更好服务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从完善货币、监管、税收等制度入手，支持中小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政策性业务和商业业务分账管理，提升支持国家战略的能力；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和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统筹规划建设管理适应金融双向开放的金融基础设施体系，确保金融基础设施安全运行。

从防控风险层面看，我们要健全金融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方针及时处置各类风险隐患，加快构建宏观审慎加微观审慎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管理体系，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六是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制度型开放特征更加鲜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要搞封闭的内循环，畅通国内循环与参与国际循环是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而不是割裂或对立的。

国内大循环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畅通国内大循环就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有利于我们更好参与国际循环。

坚持开放合作、主动参与国际循环，可以更好地联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深同世界经济的联系互动，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效率和水平，为国内大循环注入新动力。

因此，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必须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制度型开放水平，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多的“中国机遇”，形成更加紧密稳定的全球经济循环体系，促进各国共享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和成果。“十四五”时期将以完善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为方向，健全制定内外贸、内外资统一的维护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制定新的外资基础性法律，清理涉及外资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限期废止或修订同对外开放大方向和大原则不符的法律法规或条款，加快推动从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制度保障。

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探索实践更高水平更高标准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措施，加快金融等服务领域开放，促进制度型开放。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统筹推进“五通”合作，健全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扩大西部和沿边地区开放，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特别是世贸组织改革，开展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中国方案。

第二篇：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专题讲稿：“十四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xxxx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xxxx年远景目标纲要》，这个规划纲要确定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擘画了未来五年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是指导经济社会工作的纲领性的文件。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讲，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在“十四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同时也是根据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做出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无论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xxxx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都明确提出“十四五”时期我们要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一、“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的变化

一是世界经济有可能持续低迷，国际贸易和投资增速放缓。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深度调整期，增速显著放缓，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世界经济增速，跨国直接投资也趋于回落。xxxx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得世界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陷入最严重的衰退，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下降。xxxx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全球经济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改善有所回升，但未来的走势在很大程度上还将受到疫情防控形势的影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因此，未来几年，特别是“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有可能处在持续低迷的态势，出现强劲复苏的可能性较低。

从近xx年来世界经济的增速看，世界经济在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尽管常有一些波动，但总体是向上增长的态势。xxxx年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落。此后，随着应对危机的刺激政策效应逐步减退，世界经济在这次疫情之前也处在疲弱的复苏状态，走势并不强劲。从目前看，今年世界经济有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增速有可能达到x.x%。但是除去xxxx年的负增长，今年世界经济总量仍然很难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从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走势的相互关系看，金融危机之前和金融危机之后也呈现出明显不同的特征。金融危机之前，在经济全球化高速增长时期，国际贸易增速持续快于经济增长，可以说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平均来看，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贸易增速应是世界经济增速的x倍以上。但金融危机之后，在多数的年份国际贸易增速低于世界经济增长。这反映出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退潮，逆全球化的趋势增强，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使得贸易的增速低于经济的增速。受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国际贸易的回落幅度较大，接近xx%。

从全球跨国直接投资的流入量看，xxxx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曾经达到了历史峰值，此后逐年回落。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基本上稳定在x.x万亿美元左右。但xxxx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总量下降了xx%，仅有xxxx亿美元。其中发达经济体只有xxxx亿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基本保持在xxxx亿美元以上的增速。xxxx年中国也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由此可见，xxxx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发达经济体的投资，特别是企业并购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全球跨国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低迷期。未来要想重新恢复到比较快的增长态势，仍然需要很长时间。

从我国的情况看，近年来我们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持续保持较快增长。尽管xxxx年我们也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我国利用外资仍然达到了xxxx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一。xxxx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冲击很大，美国吸收外资大幅度回落。同时，我们的对外投资仍然保持在xxxx亿美元以上的稳定水平。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和项目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xxxx年关于世界经济最新的预测。根据最新预测，xxxx年世界经济有望出现x.x%的恢复性增长，但前提是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就目前的全球大环境而言，在“十四五”时期，世界经济的增速与历史比，应该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三是经济全球化势头继续减弱，国际治理体系呈现“碎片化”。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在经济增长放缓、全球化收益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出现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盛行，对外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凌主义，经济、贸易、投资问题政治化。在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较量依旧激烈，经济全球化的势头仍有可能减弱。围绕着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应对公共卫生领域挑战等方面的博弈和斗争可能更趋激烈，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达成共识的难度在上升。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势必要在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自身的发展和推动同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

《纲要》没有像以往对整个未来五年提出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而是强调每根据形势变化决定增长目标，这也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环境有很大不确定性。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充分的信心和条件保持经济适度的发展。

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经济增长从xxxx年达到峰值以后逐渐回落。特别是过去xx年，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平稳，增速比以往波动的幅度越来越小。当然这反映了我们的经济结构有重大变化，经济增长目的在转换。所以，“十四五”时期，我国仍将保持中速到中高速的增长态势。

从过去几年我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绩看，我们的经济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从三次产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看，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去年已经达到xx.x%。包括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现在在经济中占比已在xx%以下，农业总体维持在接近xx%的水平。这种结构变化，与世界各国工业化发展路径的一般规律是相符的。从一定程度上讲，我国经济已经由过去工业主导型的经济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

由于服务业的占比上升，也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更加稳固。过去在工业主导时期，工业周期性比较强，所以，往往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波动。现在服务业占比提升到xx%以上以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xx%以上，这也使得我们的经济运行比以往更加稳定。这种结构变化，也使得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的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总体趋势是有所减弱的。另一方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增加。过去几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基本上是xx%以上，也就是说经济增长的xx%现在都来源于服务业。

近几年，我国每年新增就业超xxxx万人，去年受疫情冲击影响，我们的城镇新增就业有所回落，但也实现了目标。这说明，我国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为保持就业稳定增长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三是“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难以维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紧迫性在上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xxxx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发挥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低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大循环，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工厂，这种发展模式有力带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我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全球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配套齐全的完整产业体系。我们本身具备内部循环的大国经济优势。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所以，在“十四五”时期，我们要继续顺势而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加快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新发展模式。

xxxx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对外贸易，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是两位数增长。但是xxxx年金融危机以后，由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复苏缓慢、外需减弱，我国的外贸出口增速也在减弱。个别年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总体看，我们的对外贸易增长潜力已经被挖掘得差不多了，和以往相比，再出现高速增长的机会也不是很多了。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内外需占GDP的比重也明显回落。xxxx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最高达到过x.x%，接近xx%的水平。因此，外需对我们经济增长拉动作用是非常大的。xxxx年我们经常项目顺差仍然接近xxxx亿美元，但是占GDP比重只有x.x%。xxxx年，我们的GDP按照人民币计算是xxx.x万亿元，折合成美元是xx.x万亿美元。

现在我们基本上实现了内外的均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现在被提出来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做这个事情。从需求方面看，消费、投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也反映出经济结构在持续优化。与此同时，我们的最终消费占GDP比重比过去在持续提升，已经超过xx%。但是同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消费占比仍相对偏低。

从生产角度看，我们的服务业占比超过一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xx%。从支出角度，或者从需求角度看，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接近xx%。所以，这两方面的变化，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跟以往相比有很大变化，我们不再过分依靠投资、工业。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与新特征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呈现以下新趋势和新特征：

一是更加注重扩大国内需求。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更加明显。新发展格局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是要求我们坚持扩大内需，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各个环节，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完善内需主导、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我们经济发展的立足点，从以往看重国际市场为主，转向以满足国内需求为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我们有这方面的条件。首先我国有xx亿人口，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连续多年超过xx万亿美元，大概是美国的xx%。按照目前的发展态势，“十四五”期间，按照世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可能最终达到x.x万美元以上，进入高收入国家行业。

同时我国还有x亿多的中等收入群体。xxxx年，我们的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了xx万亿人民币。xxxx年，由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出现了负增长，大概是xx万亿元人民币。但总体来讲，我们国内消费品市场规模大概是x万亿美元左右，可以说和美国现在的市场规模相当。但和美国相比，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没有完成，所以，我们的市场是全球最有潜力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

但是当前，我们的国内大循环还不够通畅，突出表现在国内统一的大市场尚未形成，地区之间、行业之间还有很多门槛，要素商品流动还受很多因素影响。另外，我们流动体系的现代化程度不高，交易成本也较高。虽然近年来，我国的物流成本持续下降，但是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较高。xxxx年，我们的物流成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仍高达xx%以上。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只有x%。所以，我们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还有很多空间。现在我们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流通费用。

“十四五”期间，我们将坚定不移扩大内需，更加注重和加强需求侧的管理，构建扩大内需的有效机制，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在稳定汽车、家电等传统大宗消费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进一步扩大养老、健康、家政等服务消费，进一步净化我们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提量升级。同时，我们还要加强像x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一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推进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积极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和市政设施升级。

近年来，我们的最终消费比重已经超过xx%，呈现上升的态势。但剔除政府消费后，我们居民的最终消费还低于xx%。也就是说，我们在扩大内需方面，除了稳投资外，重要的一点还是要扩大消费。扩大消费除了从营造消费环境入手外，更重要的是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切实有效提升消费在经济中的比重。

近年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虽然居民收入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但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xxxx年有明显回落。所以，这既不利于当期经济可持续的恢复，也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三是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保障将进一步强化。当前，国际上围绕着优质要素资源的争夺在不断加剧，我国正处在由产业链中低端向中高......

第三篇：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3篇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1

“为政贵在行，以实则治，以文则不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崇尚实干、狠抓落实是我反复强调的。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敢说敢做敢担当”是梁家河的乡亲们对青年习近平的真实评价，正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号召全党要求真务实、创业实干、久久为功，勉励各级干部“谋事要实、干事要实、做人要实”。总书记言传身教，为广大党员干部做人做事划出实干底线。

四川安坪村“第一书记”师玉容，于蓬草路、泥泞村道上留下了走村入户的扶贫身影，从2015年的省定贫困村到2017年的整村脱贫，再到2019年的省级“四好村”，和村民们共同努力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湖北宜昌“80后”韩沂妗，从事防汛抗旱工作，每当出现橙色红色预警，无论是否是她值班，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值班室，保障群众安全转移;江西余干桂河标，凭实干、不啰嗦，用生命守护大坝，守护圩堤后方三千百姓两万良田，帮助229人全部实现脱贫……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近日评选出的这32名“最美公务员”，绝大多数都来自基层一线，特别是在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复工复产、防汛救灾等重大工作一线扛重活、打硬仗，用心用情用力帮助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他们以实干兴邦、以实干履职、以实干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向党和人民提交了“最美”答卷，树立了“知难事、迎难事、做难事”的时代风标。

2021年极不平凡，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脱贫攻坚收官、“十四五”开新局、“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国际形势激荡交错，在多因素深刻调整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运筹帷幄，在逆风破浪中开新局、育新机，交出一份沉甸甸的中国答卷，推动党和国家事业从“极不平凡”走来，向“重大机遇”驶去，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之不懈努力，每一位党员干部都应该是实干家。实干，就得有实事求是的准劲，从人民群众实际需求出发，直奔问题制定方案，为民生事业发展精准定位;就得有艰苦奋斗的干劲，像总书记一样不惧“住窑洞”“睡土炕”，深扎群众，与群众一块苦干、一块奋斗;就得有坚持不懈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干事业，钉牢一颗再钉下一颗，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就得有为民谋利的实劲，将“实干”体现在推动“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和惠及全社会的“大事”、落实于与老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家门口的“小事”，千方百计为人民谋利益。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100年历史，正是和人民群众一道艰苦奋斗的历史，是务实求真的历史。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的，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向“最美公务员”对标看齐，把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作为人生追求，以扎实业绩托举中国梦，推动我国“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再展新画卷，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2

1月2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方针，充分发挥全面从严治党引领保障作用，坚定政治方向，保持政治定力，做到态度不能变、决心不能减、尺度不能松，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今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对于全国人民来说都是极其重要、关键的一年，广大党员干部要保持“态度不能变”的政治定力、坚定“决心不能减”的执着信念、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谋好篇。

保持“态度不能变”的政治定力，用敢于担当诠释对党忠诚。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严肃查处了不少腐败分子，落马的高官也不在少数，从不少的反腐纪录片里不难发现，究其根本，主要是“老虎苍蝇们”的党性发生了动摇，从而促使其态度发生了变化。俗话说，态度决定一切。一个人的思想堤坝溃烂，首先从其做事态度就可观一二，例如，工作上推诿扯皮绕弯子、生活上官僚主义耍威风，这样的行为显然是缺失党性的、不敢担当的。党员干部作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率先垂范是根本，敢于担当是首要，敢于担当才会向组织说真话道实情，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坚持原则，才能在面对金钱诱惑时敢于说不，保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和坚实如磐的初心，以“态度不能变”的政治定力，诠释对党的忠诚。

坚定“决心不能减”的执着信念，用恪尽职守诠释对党尽责。决心是什么?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信心动力、是党员干部勇往直前、砥砺前行的无畏勇气、是党员干部听党话跟党走的执着信念。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要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战略目标。”这无疑是党中央对反腐工作最好的表态、最大的决心，不仅震慑了腐败侥幸思想的党员干部，更给予了那些守初心担使命的党员干部最大底气。恪尽职守、廉洁自律从来都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基本素养，时刻保持对腐败工作的高度警觉也是一名党员干部远离腐败的基本途径。坚定“决心不能减”的执着信念，就是将腐败之心扼杀在摇篮里，不给那些腐败分子可乘之机，不给那些“苍蝇”滋生的环境，防患于未然。

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用清正廉洁诠释对党敬畏。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就是要懂得讲规矩、守纪律，不越政治底线，不碰纪律红线。古人云，“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党员干部亦是如此，要在日常小事中约束自己的行为，做到慎独、慎微。要随时随地保持清醒的头脑，对纪律心存敬畏，对人民心存敬畏，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不忘权力的背后是人民的利益，尺度的背后是共产党人的党性修养。要坚持清正廉洁的工作作风，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把准正确的政治方向，主动作为、严于律己、干净做人、干净做事、带头守则，绷紧“尺度不能松”的纪律之弦，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确保“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十四五规划新征程党课讲稿3

1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正式召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得感。要坚决整治政坚法战线违纪违法问题，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诚然，作为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前端“战场”，基层面临的作风与腐败问题是必须清除、不容忽视的。基层党员干部在基层面临“深水区”“硬骨头”，必须善于自省、勤于实干、勇于奉献，迎难而上、不畏艰险，向着“十四五”胜利矢志不渝地前进。

善于自省，做“十四五”道路上的“维修工”。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格是一个人精神修养的集中体现。光明磊落、坦荡无私，是共产党人的光辉品格，也是干部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基层党员干部作为基层攻坚的“生力军”“排头兵”，要摒弃心中的不端正思想，扼守清廉自律的道德底线，克服浮躁拖延的不良风气，坚决把政治规矩、纪律意识牢记胸前、刻在心上。“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基层党员干部要积极学习法律法规、方针政策，持续转变自身的工作作风，杜绝“假大空”的行为，切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确保基层工作务实有效，过程实际、结果真实。

勤于实干，做“十四五”道路上的“拓荒人”。习近平总书记曾说，“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落脚点在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学懂弄通做实，落脚点在做实。要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道理，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的确，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基层党员干部要带头干、抢着干，恪守服务群众的责任，谋划利民便民的策略，放下面子、迈开步子、转动脑子，发扬“钉钉子”精神，处理基层事务要有决心、有毅力。正所谓“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要做狮子型干部，真抓实干、勤于落实，善做善为、勇于担当，不负人民的期望。

勇于奉献，做“十四五”道路上的“守夜人”。“奋斗是曲折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们要始终发扬大无畏精神和无私奉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句话言简意赅、亮点纷呈，警醒我们基层党员干部在基层纷繁复杂的环境中，要以“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的态度，时刻关注群众利益，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看待问题、解决问题;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为人民服务当作自己的人生信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走出“空调房”，深入田间地头，为群众排忧解难、脱贫致富;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觉悟，把惠民政策、利民措施“一掴一掌血”“一棒一条痕”地落实到位，一步一个脚印地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美好现实。

第四篇：关于“十四五”时期工会维权服务的变化与走向初判专题党课讲稿

关于“十四五”时期工会维权服务的变化与走向初判专题党课讲稿范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劳模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原则和主要目标，明确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这对工会更好地履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竭诚服务职工群众的基本职责，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要求。

“十四五”时期工会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的重要意义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进入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构建新发展格局，履行好工会的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

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是立足新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任务更加繁重艰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从重视经济规模的高增速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特别是生产方式转型、产业结构升级、社会关系重塑将给劳动关系领域带来深刻变革，劳动力市场极化、用工方式灵活化、就业需求高技能化日趋明显，给工会维权服务带来新课题，要求工会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履行好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不断提升广大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新发展理念中，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五中全会第一次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包括广大职工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当前，我国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民生领域存在诸多短板，职工利益的实现还有一些难点和堵点。贯彻新发展理念，要求工会做好维权服务工作，这既是工会基本职责的题中应有之义，更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职工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的重要切入点和着力点。

履行好工会维权服务基本职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最关键的是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关键连接点。构建新发展格局，工会必须做好维权服务工作，推动构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收入分配新格局，在发展基础上努力提高职工收入水平，提高消费意愿和能力，让职工群众的日子越过越好，进一步为扩大内需、促进双循环特别是国内经济大循环奠定厚实基础。

“十四五”时期工会维权服务的变化与走向

“十四五”期间，为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工会履行维权服务基本职责也将出现新的变化和走向。

在内容上，从重点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权益向改善职工生活品质拓展。长期以来，工会把维护职工劳动经济权益作为重点，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着重关注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职工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将不断增加、日益广泛，从追求生存权益向追求发展权益转变，从追求物质权益向追求民主权利、精神权益转变，从利益诉求一体化、同质化向差异化、多元化转变，对工会的要求将不仅限于维护其劳动经济权益，也期盼工会能够在推动改善职工生活品质上下更大功夫。

工会要积极构建以精准帮扶为重点，覆盖广泛、快捷有效的服务职工工作体系，打造工会特色的职工服务系列品牌，培育一批职工群体受益面广、改善职工生活品质的服务项目。健全完善常态化送温暖机制，推动职工服务中心（困难职工帮扶中心）转型升级并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巩固和拓展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成果，建立健全防止返贫监测机制和困难职工家庭常态化帮扶机制，大力支持和组织开展职工互助保障活动。进一步做好司机之家、劳动者港湾、爱心驿站、暖心驿站、爱心接力站等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工作，更好发挥工人疗休养院、工人文化宫、职工互助保障组织等服务职工的作用。实施提升职工生活品质行动，培育一批以满足职工需求为导向的服务项目，健全职工需求与政策帮扶、制度保障、社会服务相结合的制度机制，在做好物质服务、生活服务的同时，提供更高水平的精神和文化服务，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打造健康文明、昂扬向上、全员参与的职工文化，更好促进职工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

在对象上，从重视普遍群体向“三新”领域就业群体聚焦。近年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迅猛发展，“三新”领域成为吸纳就业的重要蓄水池。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共享经济服务提供者约为8400万人。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三新”领域就业群体的发展。新就业形态优点是灵活性、成长性强，不足是确定性、稳定性差，“三新”领域就业群体也面临权益维护方面的困境，现有劳动保障体系尚不能完全涵盖“三新”就业群体，有些就业人员与平台企业关系没有被认定为标准劳动关系，其劳动权益未能得到有效保障。这对工会做好包括“三新”领域就业群体在内的维权服务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各级工会要积极推动出台规范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的法规政策，健全共享用工方式，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劳动用工、社会保险制度，推动灵活用工集中的行业制定劳动定额指导标准，推动平台企业、关联企业与就业者就劳动报酬、支付周期、休息休假和职业安全保障等事项开展协商，推动政府部门加强劳动保障监察，为就业者提供更加贴合、便捷的服务。工会组织要拓展“三新”领域就业群体入会渠道，持续开展货车司机、快递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保安员等八大群体会员入会行动，推行网上申请入会、集中入会仪式等行动，把他们有效地吸引过来、组织起来、稳固下来，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不断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在方式上，从线下为主向线上线下相融合延伸。伴随着5G、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应用，互联网和手机应用已深度渗透到职工生活的方方面面。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网民群体中职工占69.7%。职工通过网络进行生活娱乐、获取服务已经是一种常态。互联网深刻改变人类交往方式，职工的社会观念、社会心理、社会行为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工会维权服务工作要与时俱进、乘“网”而上，加强“互联网+”工会建设，打造工会工作升级版。

各级工会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加快推进智慧工会建设，通过线上线下的深度融合，对职工“大数据”的深入挖掘和分析，使职工可以通过网络随时与工会组织互动，掌握职工群众所需所急所盼，不仅做到面对面，而且做到“键对键”，拉近工会与职工之间的距离，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推进“互联网+”工会普惠性服务工作，以就业服务、技能提升、法律维权、困难帮扶等为重点，建设工会网上服务职工平台，拓展网上服务渠道，为职工提供全天候全覆盖全方位的普惠性服务。积极开展项目化服务，推动线下服务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发展，促进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相互补充、有效衔接。

在格局上，从发挥自身优势向整合社会资源推进。职工权益的实现是一个系统工程，党委和政府的重视支持是根本保证，法律制度的健全落实是重要保障，社会各界的参与配合是有力支撑。做好维权服务工作，既需要工会组织切实履行基本职责，将已有的工作载体、工作方式、工作手段、工作品牌运用好、发挥好，同时也需要工会主动向党委汇报，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建立健全党政主导的维权服务机制，使职工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要加大工会源头参与力度，积极推动涉及职工利益的法律法规政策制定和修改，完善劳动法律制度体系。推动出台工会源头参与的政策法规，明确工会源头参与地位、作用、方式，形成有制度、有保障、有落实的工会源头参与体系和工作机制。健全劳动关系协商协调制度、政府与同级工会联席（联系）会议制度、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集体协商制度。深化“法院+工会”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工作，加强与司法、律师事务所等相关单位合作，联系引导社会组织为职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加强与新闻媒体及新媒体的合作，对侵害职工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发声，对维权服务的先进典型总结宣传，营造尊重职工、关爱职工、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

第五篇：党课讲稿-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

党课讲稿--中国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方针、总政策。是强国之路，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即对内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自觉地调整和改革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开放，即对外开放，是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选择，符合当今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改革开放的内涵和意义

（一）改革开放的背景

1.国内背景：

20年“左”的错误特别是十年“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文革”结束时的中国，在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在经济上，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铁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文化上，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收到残酷迫害。在思想上，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2.国际背景：新科技革命，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军事技术运用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运用。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欧洲、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期间，中国周边一些原来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文革结束后，中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的感受是：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

（二）改革开放的提出

1.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是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党的指导思想没有根本改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支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观点，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冲破了个人迷信的精神枷锁，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推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2.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停止使用“阶级斗阵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3.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起步

我们知道，改革要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改革开放之初，最薄弱的环节在哪里？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经过学术界反复研究，最后认为是农村。因为农村跟城市不同，无论经济怎么困难，票据能够给城市一些优惠，但农民是没有粮票的，一旦粮食短缺就只有挨饿。所以，改革从哪儿开始？就从这儿突破。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大功绩在哪里？就是在改革问题上听从农民的意见，农民希望做什么就尊重他们的意愿。所以，农业承包制出现了，这是农村中最大的变化。从这个时候开始，农民的积极性增加了，除了种田，还养猪、养鸡、养鸭了，农贸市场一天比一天丰富了。粮票、肉票、棉花票，各种票证逐渐地消失，证明改革是有效的。

更重要的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富余了，开始投入到乡镇企业。办乡镇企业的资金最初是农民自己筹集的。没有技术人员，就到城里去聘用已经退休的工人。当时最时髦的方向是建筑材料，经济要发展，各地都想修房子。乡镇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建筑材料，从砖瓦到各式设备乃至一些小五金。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市场慢慢也起来了，农民有了自己投资的地方，经济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在计划经济之外，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产生了。光有承包制不够，光有乡镇企业不够，必须有乡镇企业市场，这就在计划市场之外多了一个东西，中国改革走上了一条新路。

这些还不够，还在靠近香港的深圳设立了经济特区。在经济特区里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香港在这里投资，深圳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起来。

4.改革开放的具体进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1979年，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厦门、汕头试办经济特区，福建省和广东省成为全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1979年9月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允许农民在国家统一计划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的经营自主权，发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新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1980年9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到1983年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广。

1984年4月，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逐步兴办起经济技术开发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政治体制的改革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

80年代中期，中国的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也开始启动。

从1985年起，又相继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和环渤海地区开辟经济开放区。

1988年增辟了海南经济特区，海南成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经济特区。

1990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战略着眼，又做出了开发与开放上海浦东新区的决定。中国的对外开放出现了一个新局面。

（三）改革开放的评价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经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发展社会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两段话，高度概括了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我们应当深刻的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这种高度的理论概括。

我们4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在中国，在国际上也有深远的影响。从数量规模上看，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的经济规模仅有3679亿元人民币；而到201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已经高达82.71万亿元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6%，仅次于美国。从经济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结构日趋合理化，第三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2017年，中国三产结构的比例分别为7.9%、40.5%和51.6%。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幅已经超过第一、第二产业，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40年的改革，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在党领导下的改革，改革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每次重大改革的决策，都是中央通过决定做出的决策，说明党是主动的推进改革。第二，我们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不是像有的国家那样一步到位的。

二、改革开放的巨大历史变化

（一）改革开放大事记

1.思想解放：1978

年

月

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爆建国以来第一次“思想解放”，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

2.农村改革：1978

年

月

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

位农民，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缴）的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不干（甘）心，大家社员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活到18岁。”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严俊昌说：“哪怕能吃一顿饱饭，拉去杀头也就满意了”。这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无意中开启了改革开放第一项政策：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巧合的是，李克强于1976－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公社大庙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

3.改革开放：1978

年

月

日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邓小平在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决策。这次会议被国内外普遍视为改革开放的历史起点。

4.经济特区：1979

年

月

日，经全国人大批准，在深圳市境内划出

327．5

平方公里（补更调查数据为

395．992

平方公里）地域设置经济特区。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第一扇窗户，历史性地终结了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特区”也成为改革开放的关键词之一。

5.计划生育：1953

年中国大陆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普查，估计每年要增加

1200

万人，增殖率为

‰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认为，仅上海一地的人口净增长率就是

‰

。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现，中国人口的增长率是每年增长

‰以上。如此发展下去，50

年后，中国将有

亿人口。由于人多地少，恐怕连吃饭都成问题。

但直到

1980

年国家才正式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我国人口出生率由

1970

年的33.4

‰下降到

2012

年的12.1‰，1970

年我国净增

2321

万人，2012

年净增

669

万人。计划生育政策不是完美的，但实践证明了在特定阶段对缓解人口与资源矛盾的历史贡献。

2015

年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于

2016

年

月

日起正式实施。

6.私营经济：在计划经济时期，私有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象征。傻子瓜子的起伏见证了民营经济艰难的破茧。年广久的炒瓜子小作坊很快发展到

多人的“大工厂”，红极一时。1984

年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惊动了邓小平。邓小平用他特有的政治智慧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1987

年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立案侦查。1991

年

月，芜湖市中院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

年，缓期

年。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

万元，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

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7.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87

年

月十三大举行，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本，以改革开放为强国之路。”由此，“聚精会神搞经济”成为全国上下的共识。目前，中国已跻身世界第二大

GDP，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顺天应时，十九大宣布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标志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历史阶段。

8.浦东开发开放：1990

年

月邓小平来沪，第一次明确提出“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设想。同年

月邓小平与当时中央负责同志谈话，非常明确地又一次说“上海是我们的一张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1991

年大年初一，邓小平出人意料地对上海一干领导讲话，“你们要抓住

世纪最后的机遇，抓住本世纪的尾巴，加快发展。”三天后，邓小平与朱镕基等人察看了浦东新区的地图和模型，并再次讲话，“开发浦东，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留余地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浦东开发迟了，迟了至少五年，我在84、85

年就觉得应该开发上海，但那时还没下这个决心。”浦东开发开放，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纵深推进的第二阶段。

9.股票市场：1990

年

月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正式营业。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1992

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当年

月

日上海股票交易价格全部放开，股票价格一飞冲天，3

天内暴涨

570

%，这一天被称为中国股市真正诞生的一天。在那个连“市场经济”都是敏感词的年代，这不能不说中国对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的一次分外大胆的跨越式熊抱。

10.皇甫平事件：1991

年《解放日报》负责人周瑞金与施芝鸿和凌河一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解放日报》头版发表系列文章：《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在当时沉闷的思想市场投下重磅炸弹。除了当年

月新华社《半月谈》公开表示支持外，其他媒体大多沉默不言，少数进行攻击、批判。“皇甫平”系列文章拉开了中国第二轮思想解放的大幕，成为邓小平南巡的投石问路。

11.头脑风暴：1991

年

月

日到

月

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了

次座谈会，和经济学家一起讨论三个问题：1.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状；2.苏东剧变的根本教训是什么；3.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中，第三个问题花的时间最多，座谈会开了

次。吴敬琏、刘国光、张卓元、杨启先、周小川、郭树清等都反驳了当时的倒车论调，强调了改革的市场方向。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领导人和学者之间互相插话，平等地进行讨论。这些会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做好了接生准备。

12.九二南巡与下海：1992

年

月

日—2

月

日，88

岁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先后赴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沿途发表了重要谈话，抛出“三个有利于”、“谁不改革谁下台”、“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等金句，为陷入困局的改革开放重新打开局面，改革春风席卷神州大地，改革开放由此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大批官员学者下海，中国企业家的“九二派”诞生。

13.市场经济诞生：1993

年

月

11～14

日十四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与八十年代“摸着石头过河”不同，此次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第一次重大和系统的“顶层设计”。

14.破三铁与下岗：1992

年初，以徐州国营企业改革为发端，国营企业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铁”（“铁饭碗”、“铁工资”和“铁交椅”）为中心的企业劳动、工资和人事制度的改革热潮。“破三铁”成为朱镕基改革攻坚战的关键一战，是一次异常剧烈的观念和利益的冲撞。以

3000

万国企职工下岗的阵痛为代价，国有企业真正迈上了“市场化”的征途，也破解了银行坏帐的死结。

15.分税制改革：朱镕基上任副总理后发现，“中央财政十分困难，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从

1993

年

月

日到

月

日两个多月的时间，朱镕基带领

多人的大队人马，飞遍

个省、市、自治区，解释分税制方案。朱镕基说，“实行分税制，来自地方的阻力非常大。我是一个省一个省地去谈，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我自己则掉了

斤肉。”分税制彻底逆转了中央与地方的财力对比，但也留下两个后遗症：央地财权与事权不对称（中央转移支付导致“跑部钱进”）；土地出让金归地方，埋下了土地财政的历史隐患。

16.房改：1994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实施，把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改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的货币工资分配方式、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改变了解决住房“靠政府、靠单位、靠企业”的观念，以旧换新、以小换大、入住新房成为老百姓购房自住的最佳选择，开启了城镇住房商品化的大门。如今，房地产早已成为对经济、金融、居民财富举足轻重的关键行业。

17.香港回归：1997

年初邓小平去世，遗憾地错过了几个月后香港回归的历史性时刻。香港的回归，不仅是中国国力增强的标志，更为中国经济国际化提供了一个国际桥梁、标杆和金融资源。为推动中国证券市场规范化，朱镕基曾聘请香港监管人士史美伦、梁定邦担任中国证监会高层。

18.亚洲金融危机：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第一次面对家门口的金融风暴：人民币顶住压力没有贬值；中央力挺香港击退索罗斯等金融大鳄攻击；通过减税等方法扩大内需。这次危机中国目睹了泰国、韩国、印尼、马来西亚遭受危机打击的惨痛经历，增强了中国政府对于金融危机和金融开放风险的认知，也为此后推动深化金融改革提供了强大危机感和驱动力。

19.国退民进：十五届四中全会于

1999

年

月

日至

日在北京举行，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在国企改革里程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1）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完善结合起来，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开启了“国退民进”；（2）政商分家：国各级党政机关都要同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直接管理的企业在人财物等方面彻底脱钩；（3）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遗憾的是，这一点后来未得以被落实）。

20.银行业重整：2001

年是中国金融业最困难的时刻：银行不良贷款率高达 30

％，连周小川本人也坦承银行业陷入“技术性破产”。为拯救银行业，中国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银行剥离不良资产，成立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银行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改制上市；财政对银行注资。此后，中国银行业奇迹般起死回生，工商银行成为“宇宙行”。

21.入世：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展开了拉锯式谈判，关键时刻朱镕基亲自披挂上阵。事后看来，中国成为

2001

年入世的最大赢家。但在当时，国内却弥漫着“入世是引狼入室”的悲观气氛，可以说入世是一次充满历史勇气的抉择。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入世后，中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工厂。入世也证明了“以开放促改革”的有效性。

22.世间已无体改办：1980

年国务院成立“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1982

年五届全国人大决定设立“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8

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家体改委”撤销，改设为“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从

年代到

年代，从体改委到体改办，成为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机制创新，也培养了大批“改革促进派”政治精英，以王岐山、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为代表。由于体改委本身没有审批权，相对有效地避免了改革被部门利益绑架的陷阱。遗憾的是，2003

年体改办被并入新成立的“发改委”。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学界大力曾呼吁重新设立“体改委”。取而代之，中央决定设立更高层次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3.一行三会体制确立：金融是现代经济的命脉。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就是金融深化的进程。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人民银行转型为专门的中央银行，随后证监会（1992）、保监会（1998）、银监会（2003）分别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框架，为此后金融业大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近年来，随着金融混业、金融创新的演进，一行三会体制变得难以适应。2017

年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拉开新一轮金融监管改革大幕。

24.保护私有财产入宪：2004

年

月

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入宪法。这一突破，体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现代经济观念，私营经济历史性地赢得正式合法化。彼时，民企已占

GDP

％左右。

25.废除农业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迅猛崛起，背后则是“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历史贡献。但沉重的负担令低效率的小农经济日益无法承受。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笔者至今对小时候去乡里交公粮挥汗如雨的痛苦场面记忆犹新）。

2006

年

月

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

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

2006

年

月

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在我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这项传统税收的终结。作为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停止征收农业税不仅减少了农民的负担，增加了农民的公民权利，体现了现代税收中的“公平”原则，同时还符合“工业反哺农业”的趋势，标志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转型新时期。

26.股权分置改革：中国股市成长中一大历史遗留问题是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同股不同权。“大非小非”转为流通股的恐惧，导致股市持续低迷。2005

年，中国创造性地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对流通股股东进行利益补偿”的方式，化解了这一难题。证监会“非常英明地”将讨价还价的细节交给了每一个上市公司自己去处理，但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这一政策是

2005

年股改可以顺利推行的关键。股权分置改革不仅没有导致股市崩盘，反而迎来一轮历史性大牛市。这一改革，可以为当前悬浮的IPO

注册制改革提供重要经验。

27.国进民退：21

世纪入世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快车道，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同步进入上升周期，大宗商品价格大涨，资源型央企成为最大受益者。实力大增的央企，开始逆转，走向扩张之路，出现“国进民退”之势。最标志性的事件是，2005

年国资委勒令非房地产为主业的央企退出房地产，但在强大的利益诱惑面前未能如愿。

28.北京奥运会：从历史上看，主办奥运会常常是一个国家国力强盛的标志，例如韩国汉城奥运会、日本东京奥运会、美国洛杉矶奥运会。1993

年，北京申请举办

2000

年奥运会，以

票之差败于悉尼。2001

年国际奥委会投票选定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申奥成功的消息传来，北京

万群众涌向天安门狂欢。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全面绽放，以

枚金牌居金牌榜首名，成为奥运历史上首个登上金牌榜首的亚洲国家。

29.2008

年次贷危机：2018

年是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十周年。此次危机不仅冲击了全球金融市场，引发了后续的欧债危机，还对全球贸易格局带来巨大改变。2008

年危机宣告了“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中美国（Chimerica）”时代的终结。2008

年危机也倒逼了中国经济转型，宣告了

1978

年以来高速增长时代的结束。由此，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和

型增长。

30.四万亿：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严重冲击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尤其以广东最为严峻，大量工厂关门。

为缓和危机冲击，中国政府提出“保八”，并迅即出台“四万亿”。在此后的很多年，“四万亿”都成为倍受诟病的政策：引发货币超发和通胀、产能不减反增、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失控……2012

年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提出“三期叠加”中的“前期刺激消化期”，指的就是四万亿，“不搞强刺激”成为朝野共识。不过，事后来看，四万亿有一个巨大的“意外惊喜”：高铁。尽管遭遇了温州动车事故、铁道部长刘志军落马，但高铁日益迸发出惊人的社会价值，成为中国在后危机时代一抹亮丽的彩虹，也成为“一带一路”的利器。

31.十八大：2012

年十八大召开，诞生新一届领导集体。十八大之前，中国经济社会矛盾逼近临界点，社会充满焦虑，重庆唱红打黑更引发激烈争论。吴敬琏认为，十八大最大的意义就在于终结了两条路线的争论：一种意见是继续沿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这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向前进，建设一个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另外一种就是用一个强势政府、大的国企海量投资支撑高速度的增长这么一种发展模式。十八大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顶层设计中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顶层设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真正方向。

32.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社会各界为重启改革呐喊奔走的社会氛围下，2013

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堪称一次惊艳、完美、超预期的顶层设计。决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到

2020

年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与

1993

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类似，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将影响中国

年的发展与转型之路。

33.2015

年股灾：2015

年在“改革牛”、“水牛”、“国家牛”等一批吹鼓手和部分媒体的推动下，中国股市出现一次史无前例的泡沫，创业板是“市梦率”突破

150

倍。1997

年《人民日报》社论“暴涨必有暴跌”的历史忠告已经被抛在脑后。2015

年

月泡沫崩盘，20

万亿市值灰飞烟灭，又一批股民被“割韭菜”。此次股灾导致证监会主席肖钢下台，证监会副主席“发审皇帝”姚刚、主席助理张育军落马。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面对的时代命题。

34.打虎：从十八大到十九大这五年，反腐成为最大的亮点。反腐力度之大、层级之高，堪称史诗级：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三亿”的使命担当，挽狂澜于既倒，果断查处***、***、郭伯雄、徐才厚、孙政才、令计划、白恩培、苏荣、蒋洁敏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440

多名省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8900

多名厅局级干部、6.3

万多名县处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受到惩处，山西、辽宁、江西、云南等多地塌方式腐败被整治。打虎，治标为治本（改革）赢得了时间。

35.一带一路、亚投行、人民币国际化：2008

年次贷危机爆发后，周小川第一时间撰文指出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金融危机的根源。随后，中国抛出“人民币国际化”战略，试图打破美元“一币独大”的格局。2016

年人民币成功加入

IMF的SDR

篮子。为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还借鉴历史上的“马歇尔计划”，创造性地提出“一带一路”的宏大战略。其中，亚投行的创立，获得包括大批发达国家在内的77

国热烈追捧，始料未及。

36.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

年中国经济面临严重局面：房地产库存居高不下，钢铁煤炭产能严重过剩，全年社会用电量增速仅

0.5

%，创历史最低。为避免经济硬着陆，中国紧急出台“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然这些措施引发过度行政干预的争议，但从结果上看，迅速缓解了产能过剩和房地产库存风险，为2016、2017

经济回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互联网＋：腾讯、阿里、京东的快速崛起，智能手机的迅速普及，让中国在全球的互联网版图中占据了领先位置。中国政府敏锐地意识到互联网的巨大威力，提出“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希望以互联网引领中国企业的升级与创新。2017

年，腾讯市值超越

Facebook，阿里巴巴超越亚马逊也为期不远。互联网也成为创新和创业最为密集的领域，不断涌现滴滴、摩拜、今日头条等独角兽。

38.双创与简政放权：李克强就任总理后，一句“改革是中国经济最大红利”，引爆社会改革预期。中国政府聚焦“简政放权”，提出“负面清单”、“法无禁止皆可为”等一系列理念，提前实现行政审批减少

1/3的目标。简政放权的目的是为了激发社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活力。特别是以“注册资本认缴制”为核心的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极大激发了社会创业激情。

39.雄安新区：2017

年，被中央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横空出世。雄安新区是继深圳开放、浦东开发开放之后的第三次神来之笔。其意义在于：疏解北京的非首度功能；高起点、零包袱，以创新理念探索新型城市建设路径，摆脱“大城市病”；改变房地产绑架经济的畸形结构。

.十九大：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中，2017

年十九大具有多重历史意义：宣告中国进入以“高质量”发展为特征的“新时代”；确立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权威；明确了到

2049

年的长远规划，力图打破“政治短周期”带来的行为短期化。

十九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比较罕见地要求：“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步子再快一些，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的突破”。

（二）数据统计

1980－2010年中国大陆GDP列表（按国际汇率换算成美元），取自世界银行数据库。(注释：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汇率管制，80年代中期人民币曾大幅贬值，所以1986年GDP换算成美元时候数值出现下降现象)

年份

GDP

增长率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

1978

3650亿

98.6%

17%

1979

4068亿

97.6%

18%

1980

184,516,266,711

97.8%

20%

1981

194,111,112,580

95.2%

21%

1982

203,183,214,982

99.1%

22%

1983

228,455,947,880

90.9%

22%

1984

257,432,147,241

95.2%

23%

1985

306,666,660,698

93.5%

24%

1986

297,831,879,942

8.8%

25%

1987

270,372,194,997

11.6%

26%

1988

309,522,625,242

11.3%

27%

1989

343,973,680,226

4.1%

27%

1990

356,936,901,184

3.8%

28%

1991

379,468,656,246

9.2%

29%

1992

422,660,918,111

14.2%

30%

1993

440,500,898,965

14.0%

30%

1994

559,224,707,281

13.1%

31%

1995

728,007,199,936

10.9%

32%

1996

856,084,729,312

10.0%

33%

1997

952,652,693,079

9.3%

34%

1998

1,019,458,585,326

7.8%

35%

1999

1,083,277,930,360

7.6%

36%

2000

1,198,474,934,199

8.4%

37%

2001

1,324,806,914,358

8.3%

38%

2002

1,453,827,554,714

9.1%

39%

2003

1,640,958,732,775

10.0%

39%

2004

1,931,644,331,142

10.1%

40%

2005

2,256,902,590,825

11.3%

41%

2006

2,712,950,886,698

12.7%

42%

2007

3,494,055,944,791

14.2%

43%

2008

4,521,827,288,304

9.6%

44%

2009

4,991,256,406,735

9.2%

45%

2010

5,926,612,009,750

10.4%

50%

2011

484124亿

9.3%

51%

2012

534123亿

7.8%

52%

2013

588019亿

7.7%

53%

2014

635910亿

7.3%

54%

2015

676708亿

6.9%

56%

2016

74万亿

6.7%

57%

2017

82万亿

6.9%

57%

（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和启示

在40年的改革进程中，我们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突出的有：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推进理论创新。

科学的理论是改革顺利推进的思想保证。改革的进程，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将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思想创新和体制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体系。典型的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十六大在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进一步做出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并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把改革的理论推进到新的广度和深度。

二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不动摇。

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也是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地位不断提升的历程。从完全的“一大二公”和“割资本主义尾巴”到“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出，再到从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的转变，进一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最终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的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结果。我们回顾中国40年改革的经验，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才得以最大的发挥，改革之前，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几乎所有的生活物资都要票供，推广家庭联产承包制后，短短几年农村就实现了大丰收，并倒逼城市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市场化带来的劳动积极性、人们群众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不可估量。正是因为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国家的创新创业的活力无限换发，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以几何级数增加，尤其是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为国家贡献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一半以上。在创新方面，民营企业的专利申请量近乎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一倍，这都是市场经济的成果。另外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仍然要头脑清醒地坚持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区别，本质上并不在与有无计划或者说制定的计划是否科学，即便在完全市场化的社会里，企业也会制定诸多的生产计划、推广计划，计划得好的企业更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计划与市场两者区别的本质是由行政权力来配置资源还是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由市场主体的自主选择判断来配置资源。

三是灵活运用改革方法，既先行先试、先易后难，又统筹兼顾、协调推进。

我国改革的典型特征是采取了先行试点、总结推广的方式。立足于把解决本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选择一定地区或改革领域开展试点，在对试点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对成功经验和做法再行推广。这种由点而面、先易后难的改革推进方式，既控制了风险，又通过有效的推广机制使成功经验能够迅速普及，成为我国渐进式改革战略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期推进改革开放、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的重要途径。改革又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不断完善改革的推进方式，统筹兼顾，加强总体协调。我们注重把握“破旧”和“立新’’的关系，立足于立新，适时、大胆地破旧，从而不断消除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健全适应生产力发展需要的新体制新机制。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统筹规划的基础上注重协调配合，不失时机地实现改革的重点突破。开放也是改革，做到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些触及深层利益关系、配套性强、风险比较大的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使得改革的统筹协调和整体推进的要求更加凸显，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设立的全民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专门就经济体制、民主法治、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设立了专门的改革小组，为改革的统筹协调创造了条件。

四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有效的体制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从长远来看，也是确保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同时，发展和稳定也提供了深化改革的良好环境和基本条件。要正确处理好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适时有序推进改革开放，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承受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推进改革和发展，通过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四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给我带来的不仅仅是改革方法论上的经验，也在价值观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启示一：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改革的目标是人民的福祉，习近平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不是为改革而改革，更不是为了权力的巩固而改革。改革是促进社会和谐的强大动力，是社会和谐体制机制的构建和完善过程。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有效的体制机制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和社会和谐的根本保证。

在改革的初始动机上，小平同志首先考虑到的是人民的福祉，而后延伸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问题。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是中央为了改善人民的福祉而推进改革的强有力的信号。在地方上，中央定调前“包产到户”这样的改革举措在初始阶段都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但像万里等当时的地方领导人，都以无畏的胆魄和对人民的感情毅然作出了这些改革措施背书的抉择。

在改革措施的出台和推进过程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民生为重，注重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通过提高效率来促进发展，同时注重从解决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入手，努力兼顾好各方面的利益，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平。通过妥善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达到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改善人民生活的目标。改革为了人民，人民就有了无限的动力和创造力，改革就能够依靠人民。事实证明，以人民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就能够充分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能够调动各方面参与和推动改革的积极性。改革既要依靠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又要充分扩大社会参与度。改革的历史也表明，一系列影响重大的改革措施的推出，都是以基层单位的人民群众创造的具体改革经验和做法为基础和依据的。我们的改革始终注重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不断扩大社会公众的参与度，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把政府合理引导、积极推动与充分发挥群众改革创新的自主性、能动性有机结合起来。

启示二：坚守市场经济主体平等的理念。什么是市场？最通俗地讲，市场就是人与人交换的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交换关系。因此，抛开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的运动轨迹，市场静态的基础就是不同产权的主体和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因为分属不同产权，因而有交易之需要，因为有平等之地位，因而有交易之可能。交易越活跃，则市场越繁荣。反之，如果不能使不同产权的主体之间保持平等的地位，那就造成重则强取豪夺，轻则打击生产和交易的积极性，都将造成生产的破坏，交易关系就难以持续。正是由于有了这样正确的认识，所以党的十八大提出：“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谁来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市场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理所当然要靠政府保证。十八大的一句名言：“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是关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政府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因为如果各种所有制经济不能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就不能使其公平参与竞争，如果不能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也就是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就应当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公平受到法律保护。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非上市公司的合法权利的法律保障程度还难以达到最基本的要求。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各类交易主体之间难免发生各种纠纷，而依据法律可预见的、公正的司法处理结果能够消除矛盾，恢复正常的市场秩序。我国司法实践当中企业之间的纠纷处理的干扰因素过多，导致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往往难以受到保障，这种现象在民营企业当中尤其显著。更有甚者，民营非上市公司各种财产权力还受到各种腐败势力的压榨，并难以受到法律的公正保护，其结果是企业创新积极性不足，资本大量外逃。要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就必须保障各类所有制市场主体的合法权利。因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不仅仅是治国方略的重大宣示，同时也是对十八大提出的“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要求的具体落实。

三、新时代的改革开放

（一）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面临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前期单边突进的改革遗留的问题越来越成为拖累经济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的障碍，而且经过40年的改革发展，随着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转变，我国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明显变化，新的需求和旧的体制的矛盾也日益凸显，新老问题同时并存，影响改革的深化。目前仍存在的矛盾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的矛盾。

以当前最重要的“三去一降一补”为例，虽然整体战略上极为重要，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行政手段一刀切，专去民营企业的传言。“三去一降一补”需要行政手段的配合，不过应尽量以市场的优胜劣汰为主要手段，让行政要求成为市场资源配置的砝码，这样虽然见效慢一些，但长期看会更加的健康。

二是税费过重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并存的矛盾。

我国已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但相应的社会体制改革还不适应这个时代变化的趋势。公共产品短缺成为阻碍扩大内需、制约发展方式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公共产品短缺使我国消费率不断下降，消费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也低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但是，作为公共产品供应源泉的我国老百姓的税赋水平并不低。如曹德旺所指，中国企业税赋同比美国高出相当于营业额的11.6%，这在世界上明显属于较高税赋的国家。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法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5%，瑞典是38%，挪威是33%，丹麦是37%，澳大利亚是23%，美国是21%，我国还有很大差距。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政府作为了投资的主体而没有成为创造环境的主体，财政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比重还不高，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集中在追求经济总量的扩张上。

三是依法治国的理念在实际行动中仍然有待落实。

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早已提出，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将这一理念提升至治国理政的最高层次，中央深改办也专门出台了各项推进法治建设的意见和方案。但是行政部门职能缺位、错位、越位，行政审批门槛多、公共服务不到位、权力行使不规范等问题仍然时有发生，阻滞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宪法》明确的法院、检察院独立司法也受到意识形态领域反对“司法独立”的影响，律师尤其是刑事辩护律师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乃至以敌我矛盾予以处理，严重违背依法治国的理念。凡此种种，彰显法治状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相适应。市场经济当中利益主体各不相同，市场经济的运行实际也是各个市场主体之间利益交换、协调的过程，是不断产生矛盾又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司法承载着保障这些矛盾有效、迅速解决，维护不同市场主体利益交换、协调通畅运行的重要功能，依法治国的理念必须贯彻到实处。

（二）新时代的改革开放鲜明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超凡的政治智慧和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推进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引领改革开放迈向新境界，展现新特征。

1.以伟大革命定性改革开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开宗明义：“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以“新的伟大革命”定性改革开放，丰富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思想，从马克思主义社会革命思想的哲学高度，清醒地认识改革开放的性质，牢牢地掌握了改革的正确方向。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坚决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改革开放的性质和方向决定当代中国命运。我们不断推进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通过革除体制机制弊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推动党和人民的事业更好发展。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2.以自我革命推动改革开放

“打铁必须自身硬”。自我革命达到的先进程度和历史高度，决定新的伟大革命所能取得的实践深度和历史成就。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将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品格彰显得格外夺目。自我革命增强了我们党的革命性，增强了我们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无论是从反“四风”、应对“四大考验”、化解“四种危险”，到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再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无论是从改革发展稳定，到内政外交国防，再到治党治国治军等方方面面，我们党都很好地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从而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使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重大成就，实现了“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卓著”与“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新时代改革开放这一鲜明特征，党内外、国内外有目共睹。

3.以主要矛盾统筹改革开放

一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不断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既是改革开放成就的体现，也意味着新时代改革开放面临新任务新挑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正是从这样战略高度，我们党以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统筹改革开放，将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的对象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将改革开放的价值目标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到“美好生活需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满足人民在物质文化生活，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以主要矛盾统筹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实践论相统一的重大方法论，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论。

4.以问题导向谋划改革开放

“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增强问题意识，强化问题导向，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一个鲜明特征。

当代中国正处于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许多问题相互交织、叠加呈现。全面深化改革，要解决的都是牵动性强的深层次问题，都是一些难啃的硬骨头。因此新时代的改革始终贯穿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围绕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进行开拓性、创造性工作，扭住深层次矛盾和重点难点问题持续发力、精准发力，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取消下放610多个行政审批事项，清理规范320多个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新征程上改革大有作为，必然要大力发扬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精神。

5.以战略思维引领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战略安排，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进入新时代，在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两个目标提前实现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顶层设计，提出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丰富了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内涵，发展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思想，完整勾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战略和全局上赋予新时代改革开放新境界：方向性更加鲜明、激励性更加强大、接续奋斗品质更加坚毅。

方向性更加鲜明在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安排、长远发展进程来科学谋划，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整体福祉来整体谋划，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30年分成两个15年，对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起到统领作用，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改革开放促发展的大好局面。

激励性更加强大在于，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奋斗目标，具有强大凝聚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必将激发起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的不竭力量。

接续奋斗品质更加坚毅在于，充分考虑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与发展目标之间、良好态势与重大挑战之间的关系，充分考虑人民群众当前需要与未来期望之间的关系，保证奋斗目标的顶层设计与分步实施相统一、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统一。

“两个一百年”战略安排丰富发展了我们党运用战略目标引领事业发展的重要执政经验，展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战略思维、进行战略谋划的高超智慧和卓越能力。

6.以“一带一路”拓展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使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与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双重使命日益交融在一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基础和条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演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新时代特点，深刻思考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这是将我国改革发展置于更广阔国际空间来谋划的主动开放，标志着我国步入了深度开放、积极参与、主动引领的新时代。5年多来，我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纳入相关内容。经贸合作扎实推进，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同沿线国家的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一大批互联互通项目规划实施，各领域人文合作深入开展。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成为推动全球发展合作的机制化新平台。实践证明，“一带一路”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新实践，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三）改革仍然需要在诸多议题上深入推进

第一，国有企业改革仍有待突破。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几乎伴随着改革的全程，从放权让利到利改税再到承包制，最终到股份制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历经长时间的摸索。但是国有企业改革不能就事论事，必须同整个改革密切联系起来。因此，以下几点是非常重要的：

一是，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各种所有制企业的积极作用。

党的十八大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公有制为主题，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探索和创造的重要经验。

二是，坚持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意努力探索的重大课题。“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科学管理”的企业改革方向不能动摇。产权清晰，就是企业拥有的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企业及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度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对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按照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政府不直接干预，长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质和组织合理制度。

要在国有企业的制度性改革上下功夫，实行“三大”转变：要从企业法调节转向公司法调节转变，从管企为主转向管资本为主，从行政隶属关系转向为股权关系。切实做到政企分开，政党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走出“一管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乱”的怪圈。

三是，坚持和加强国有企业党的建设。

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搞好国有企业的重要保证。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并不是企业事无巨细都要管，而是党委要把大事、方向性的问题抓住不放。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股东会、董事会、职工代表大会和经管班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只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产品质量提高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提高了，才能真正体现党的领导的成果。国企的改革方向必须要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市场决定，必须要符合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依法治国、法治社会的要求，必须要从降低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体的运行成本、制度成本继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的角度去考量国企改革的方向和措施。

第二，财税体制改革仍有待突破。当前我国的改革发展当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地方债高企就对我国的金融安全造成潜在的威胁，这也是去杠杆的重要原因之一。虽然目前地方债尚未构成直接现实的危险，但是我国财税体制事权和财权不匹配、归属于地方的直接税少而间接税多的这种情况使得这种危险没有明确的地方财政解决之路。财税体制突破的必要性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财税体制改革关系着纳税人尤其是纳税企业的负担。政府行政性收费多，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又紧密连接着行政体制改革。我国政府的优越性首先应当体现在政府效能要超越西方国家。作同样的管理工作、提供同样的公共服务，成本（也就是老百姓缴纳的税费）应当是更低而不是更高。同时，科学分配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这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内容。最后，财税体制改革还密切联系着民生。同一些宏观税负超过30%的国家相比，在社会福利支出（教育、卫生、医疗、社保等）方面，我国还有很大差距。这都需要以财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落实简政放权，倒逼行政体制改革，压缩行政支出，真正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人民有改革的获得感。

第三，准确把握互联网时代的政府作用。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特征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从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结合正在发生的智能工业革命，世界各国都力争在这一潮流中把握先机，取得优势。因此，在这个全新的互联网时代，中国人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行动力和创造力，在互联网应用的诸多方面，甚至取得了世界领先的优势。当然，由于科技研发体制仍有待进一步的优化，我国的互联网应用大多以服务业为主，包括金融服务业。这些互联网带来的新业态有许多方面游离于我们过去的监管体制之外。这种情况对政府部门的监管理念、监管能力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另外，政府部门除了直接的监管功能之外，还担负着与监管融合的裁判功能，譬如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