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

第一篇：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

纪念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

——目光如炬，伟人雄才

动力与机械学院詹驰201130260001

1距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已经过了二十载的时光，岁月不断向前流逝，但那段历史却依然在人们心底熠熠闪光。如今在我怀着好奇与探究的心去寻找这段历史时，在了解了92年南方谈话的内外背景和长远意味时，不禁被这位老人的敏锐目光和深远思维所深深折服。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海湾战争的硝烟战火才刚刚熄灭，苏联解体以及东欧剧变所引起的国际震动也久久未能消失。当时社会上呈现反差很大的两种心态，一类是西方社会欢呼雀跃社会主义阵营势力的急剧削弱；另一类是国内社会悲观哀叹由此产生疑问甚至动摇不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度处于危机之中。但是，危机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在思想和行动上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在这个时候，他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力排众议，为我们摆正了船头，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1992年年初，就在苏联解体后20多天的时间，邓小平同志便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随后在武昌、深圳、珠海等地的视察中，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深刻总结了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众多新思想和新突破，总结起来就是：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邓小平同志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客观真理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起来，科学分析了党在发展问题上的成就以及不足，从理论上回答了诸如姓资姓社等问题，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精髓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市场经济论、“三个有利于”论等创造性言论。邓小平同志的高瞻远瞩就在于提出了，当国家处于下风向的不利局面时我们需勇于抓住机遇，用强大的政治保障与人民基础去发展有利于社会主义前进的经济，“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由此消除了社会顾虑和经济发展的绊脚石，为我们国家迎来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全新浪潮。如今看来，不可不谓之一步绝妙的好棋。

历史在不断推演，但有些事物却不会因此而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南巡讲话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时代的局限，“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些至今仍然是我们指导我们行为的经典理论。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我们更应当以学业为重，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认真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不断创新，全面提升自身素养，以一名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以党的科学理论不断充实自己的头脑，自主学习，终身学习，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第二篇：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感2

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感

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感读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有感

而是因为文而是因为文而是因为文而是因为文而是因为文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是邓小平同志在十多年前南巡时发表的一篇

讲话，不管是在当时，还是在现在，它的指导意义都是有目共瞩的。这当然并不是因为它是

邓小平同志说的，而是因为文章里面的内容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对于我们的实际工作有

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新中国才刚建立没多久，谋求发展，要求强

壮是我们的目标。但是，一场文革使得我们前进的步伐停了下来。文革结束后，我们和别人的差距就更大了，因此我们要加快步伐，要“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我国在古代是泱

泱大国，却在近代没落，不能不说这要一部分归咎于那闭关锁国政策。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是指改革要兴利除弊，革除过去僵化的旧体制，建立富有生机活力的新体制，使生产力获得

新的解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

社会主义的本质。革命不仅仅是指打仗、政权变更等，邓小平同志“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

命”这一理论具有十分深刻和丰富的内涵。首先，改革同革命一样，具有解放生产力的意义；

其次，改革的深刻性、艰巨性决定了改革是一场革命。最后，改革的全面性、广泛性也表明

改革是一场革命。总之，改革是继我国人民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革命后的“又

一次伟大的革命”。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

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由社会主义

社会的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人民物质

文化生活水平，才能为巩固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提供坚实深厚的物质技术和文化基础，才能

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跻身于世界现代化国家之林，才能顶住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发展才是硬

道理。”邓小平同志将这其中的厉害关系以最直白的语言给我们明确的点了出来。四项基本

原则决定着国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关系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和命运，是我们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和根本保证，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一条根本经

验，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这是从两方面来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改革

是从完善和发展我们自身的制度着手，它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对外开放则是采

取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吸收和借鉴国外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并且，我们要将坚持改革开

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统一起来，既要警惕右，又要防止“左”。

改革开放不能只是口头上随便说说，而要落实到实际行动当中。在这条政策提出之初，当然有不完善的地方，“敢闯”，是一条重要的经验，按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那就是要有“创

新精神”。社会在不断地发展当中，我们的观念也要随之而改变，墨守成规是干不出大事的。

当然这也不是否认以前的所有东西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批判性地去继承、发展，不少经过

岁月沉淀的东西都成为了真理。创新，不仅仅是理论创新，还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

化创新以及各方面的创新。这也是符合邓小平同志的改革思想的，因为，改革本身也就是一

种创新。创新是建立在过去的历史经验上的，是立足于现实的，它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胡思乱

想。因而，我们在应用的过程中要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做到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

对于“闯”的勇气，邓小平同志做了一番说明，是有的人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他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则是明确的解答了这一问题，正如他所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

猫。”

经济要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相当有前瞻性的。纵观世界经济强国，无不受益于历史上的几次科技大革命。我国古代的夏历、“四大发明”等扬名于世界，古代中国盛极一时，但泱泱大国的衰败不由得使人感叹科学技术的重要。虽然这只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已足够说明其重要性。我国现在实施的科教兴国战略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它不仅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共同的历史经验，还是由我国的国情所决定的，既是为了迎接新科技革命及知识经济的挑战和抓住新的发展机遇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需要。

“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成就大业，人才为本。有了高素质人才队伍，就有了发展的后劲虽然说社会的发展是客观的，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从根本上说都离不开人的全面发展。无论事情规划得有多好，最终还是要靠人去实施它，人是历史活动的主体。

文章还提出了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形式主义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要的，它是“官僚主义”，这是不符合我们党的作风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作风。还有就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不能死读书。“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们今天在学习邓小平理论时，也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不是呆板地去套用，而是灵活的运用。

第三篇：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启示

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20周年启示：何以解忧 唯有改革 《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文

针对1991年思想交锋中暴露出的问题，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平均9.7%速度持续30多年增长而不衰，尤其在国际金融危机之下仍保持高速增长。中国的GDP总值由1978年的3645多亿元猛增到2010年的40.1513万亿元，增加110倍。中国的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元增至2010年突破3万元，增加近80倍，即使按美元可比价格计算也增加了30倍。2011年中国的GDP总值预计增长9%以上，将超过43万亿元。

中国的GDP总值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9.27%。小平同志当初预计，到21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的目标，2010年已经达到，提前了40年。这真是谁都料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钢铁产量，2006年中国钢产量达到41750万吨，超过美英等28国的钢产量。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三国产钢13350万吨，英国加欧盟25国产钢19890万吨，它们加起来才33240万吨。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一个是命令经济，一个是市场经济，两者对比何等鲜明！

改革开放推动中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相应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世界历史来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0.37-3.80% 股吧 研报]，跨国海洋贸易使欧洲国家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转型，从神权社会走向人权社会，其间引起多少次

战争、革命，充满血腥与掠夺。19世纪到20世纪的工业革命，欧美国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也是引起社会很大动荡。至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激烈震荡了八九年，通货膨胀达到1000%以上。

反观中国，30年之内同时进行三大社会和经济体制转型，5000万工人下岗再就业，6000万农民失去土地，1.2亿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间流动，却能保持全国的基本稳定。

这些年中国还不断遇到国内外各种危机、灾难的冲击，如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危机，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世界金融大危机，2010年玉树大地震，2011年长江中下游特大干旱，等等，都没有引起全国性大的动荡。这是非常难得的。

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市场化改革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难题。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崛起必然遇到新的问题。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海外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均凸显了中国外交面临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

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等中国内政问题上，一些海外势力不断制造麻烦。在外交应对上，中国有时会陷入某种被动局面，应对选择不足，方式不够灵活。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

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危险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的人口掌握了41.4%财富，财富集中度畸高。招商银行

[11.68-1.10% 股吧 研报]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年中国私人财富报告》，中国内地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元以上)，2009年持有可投资资产规模超过9万亿元，相当于中国总人口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发展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

四是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首先一些地方或部门卖官买官盛行，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各级均有部分领导干部涉案，有的贪得无厌，金额数以亿计，有的敛财贪色，情妇、二奶众多，群众对此深恶痛绝。

其次，腐败逐步蔓延到部分法院、检察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有部分法官、检察官犯案，个别地方甚至“一锅端”，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法院、检察院是主持社会公道的重要机构，维护社会正义的主要力量，其腐败使社会正义平台受损。

第三是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但一些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还被资本严重腐蚀，产生腐败现象。

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均比经济领域的腐败影响更严重，这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走出转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

要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中国总体态势判断和五点共识出发，要走出当前社会经济转型的困境，化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仍然用得上20年前的一句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当前，应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这就进入改革攻坚阶段。

为什么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呢？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建立以后，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必定涉及法律制度的完善、土地制度和国有垄断企业改革、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等等，这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社会体制改革则涉及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全能主义的政府回归公共服务型政府，要发育公民社会，实行社会基层自治，加强社会管理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

至于文化体制改革，也涉及媒体的改革，体现言论自由、思想多元，放宽舆论统制，发展新生媒体，激励文化产业创新，这也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可见，四位一体改革，攻坚内容都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所以深化改革必定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

鉴于中国目前的情况，以政治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四位一体改革，应考虑分步骤实施。上世纪80年代初，小平同志提出了“三步走”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中国的整体全面改革也需要一个“三步走”路线图。中国改革要分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三步走(文化体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处于以社会体制改革为重点的阶段。

从1978年到2004年，我们用了大约25年左右时间，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2004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为标志，宣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经基本确立，还需要一段时间来深化、完善，第一阶段的改革目标基本达到。就在这次全会上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表明改革开放进入以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为重点的第二阶段。

这个新阶段，我们可能需要花大约15年到20年左右时间，如果从“十二五”规划算起，大约用两个多五年规划，到2021年建党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因此，“十二五”期间正是启动社会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十二五”规划纲要已经公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社会事业，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十二五”规划的重点内容。这也是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的主要要求。

所以，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就是中国的一场“社会进步运动”，解决改革开放以来积累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说，社会体制改革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既承接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完善的任务，又为政治体制的改革创造更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

社会体制改革和建设，主要解决三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制度层面解决六大民生问题，即建立完善的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保证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乡住房建设制度，但不是人人拥有产权房，低收入者通过廉租房来解决；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保证空气新鲜，特别是水源清洁、食品卫生。

第二，构建一个合理稳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推进城镇化，转移农业剩余人口，壮大中产阶层。实现非农产值比重占到85%以上，城镇人口占总人口60%以上(目前中国为50%左右，一年增1%，约十年左右达到60%指标，发达国家达80%以上)，非农从业人员上升到70%以上。这样，年收入在6万-18万元(月均5000元至15000元)的中等收入水平即中产阶层的人数，可提高到占总人口的40%-60%(目前中国占20%左右)。这就形成了一个“橄榄型”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才是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中产阶层既是推动内需、促进消费的主体，也是现代文化承载的主体，壮大中产阶层可以大大缓解贫富悬殊的问题。

第三，培育一个“三元构架”的成熟公民社会。首先是政府公权力这一元要归位，不搞全能主义，统包整个经济社会事务。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有限的政府，公共服务型的政府。政府主要政务是调节经济、监管市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第四篇：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范文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段 明 学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立足于中国实际，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法治，反对人治

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方法治理国家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予具体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成功经验。虽然列宁认为在政权趋于巩固后，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法治，并没有解决领袖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因而未能防止他的后继者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严重夭折，与没有解决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段话的精神，就是要实行法治，取代人治，改变过去那种将领导人的话当成“法”的错误作法。邓小平崇尚法治，反对人治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中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愈演愈烈，而使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邓小平痛定思痛，对法治和人治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到：“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1989年政治**之后，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正常的。” 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是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坚决反对人治，主张实行法治，以此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尊崇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点和核心。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主要应依靠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圣贤。实践证明，统治者是不可靠的。统治者也是凡夫俗子，并非圣贤先哲。过去，我们轻信统治者有成德而臻至善、成圣成贤之可能，对统治者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却每每被伤害。由于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而权力一旦失去控制，犹如洪水猛兽，难以遏制，并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用法律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防范，以保障人们的自由、财产和安全。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所言，“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罢。”

二、正确处理好法治建设中的三个关系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它的民主制度，一个是它的政党制度，一个是它的国家权力配置。正确处理好法律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的。” 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民主是法制的前提与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需要法制，因为没有法制，民主就不能巩固；但法制更需要民主，因为没有民主，法制最终会成为“人治底下的法制”，成为专制的工具而已。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用系统的制度和法律固定下来，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备形态，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侵害。历史证明，人民取得了民主权利，如果不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

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保障。只有使民主成为制度，使民主成为用国家强制手段来保证实施的法律，谁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会毫无例外地受到制度或国法的制裁，民主才不仅仅是一个动听的概念，而是人民有切实保障并且可以兑现的各种权利。

（2）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

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管不合适……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要继续清除一些地方由党委包办一切的不良习气，把该由政府办的事交给政府办，把该由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治的问题交给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决自治。

（3）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姊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 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

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言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思路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包括了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制建设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

完备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只有抓紧立法工作，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二十多年前，中国法治刚刚起步，立法工作量很大，经验不足，人手不够，因此，邓小平提出“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粗一点，逐步完善”，“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目前，我国立法环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在“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偏重法律数量忽视法律质量，造成法律泛滥，质量低劣。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明显。立法甚至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立法工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在迁就和照顾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现象。在起草法规或者制定司法解释、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各部门之间、各地方之间争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 有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严重侵犯人权，至今没有废止。其次，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注重调整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将急需调整的社会关系制定为法律，立法只是消极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对社会关系的主动干预。因此，立法往往缺乏超前性，造成法律修改、变动频繁，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在“粗一点，逐步完善”的立法指导思想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往往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1）正确认识法律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数量转变到提高法律质量来完善法制的轨道上来。立法不求“快搞”，而是务求有质量。法制完备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塔西佗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就是说，法律愈来愈繁杂，国家也就愈来愈腐败。无法可依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也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关键并不在于法律的数量，而在于法律的质量。（2）要转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二）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

有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邓小平领导制定的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

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若有法不依、滥用权力、专横腐败，必然会招致选民的抛弃。执政党犯了重大错误，绝对不能由人民来“交学费”，而必须自己承担——下台。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执政党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忠诚地为百姓谋福利。在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执政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影响。长期执政可能使某些党员产生骄傲自满思想，不求进步思想，缺乏开拓进取和危机意识，并可能犯大错误。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 政党和人一样，都会犯错误；执政党如果不受到监督和制约，更容易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有可能自己纠正错误，但要付出的代价会很沉重。譬如，“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的”，但是众所周知，这种纠正多么的痛苦，代价是多么的沉重！为此，必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享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在法律面前，党同其他政党、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对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但政府必须首先守法。由于行政在整个国家活动中所占比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数量也最多，不管是对整个经济建设还是对社会发展、人民切身利益的影响都最大，而且发生的作用往往也最直接，所以政府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状态的好坏。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

依法行政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对于其违法行政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有利于纠正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有权无责现象，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责任和意识，提高行政效率。

（三）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法律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扩张和渗透，而且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是人们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界学人的观念中，法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专政的工具。应当明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与法治相冲突的。法律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味着，法律必须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因此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言出法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这极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还容易导致立法者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排斥异己、实行专横的统治。同时，老百姓也会因此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没有体现我的意志；法是用来镇压敌人的，与我无关，从而对法产生对立和抵触情绪，法律意识淡薄，难以正确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守法和护法意识，由此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实现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和法律史家伯尔曼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强制并不能迫使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服法，一味依赖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必须通过对人民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观念、情感、心理态度和评价等综合而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诉讼意识等，其核心是对法律的认同、信仰、忠诚和感情。法律意识主要通过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教化而树立起来的。教会、家庭、工会、大众传媒等承担起了重要职责。通过意识形态教化，使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法律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国家一发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是为权利而存在，法不禁止都是自由的等等，从而激发起对法律的感情，自觉地遵守法律并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

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

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的时代环境。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及实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同时代特征紧密相关，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列宁、斯大林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毛泽东没有超越所处的时代，邓小平也同样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我们也绝不能要求邓小平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邓小平开创了法高于我、法治高于人治的新风尚，引领我们走向法治国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法治之路，漫漫而修远，我辈仍须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电话：023—68341980

二00四年八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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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刘军宁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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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征文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征文

小平故 里 行 随 记

作者：杨永平

2004年7月15日那天，我和其他官兵一道，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来到四川省广安市协兴镇的牌坊村，参观了伟人邓小平的故居。

邓小平故居是为纪念“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而修建的。整个园林占地面积830亩，属绿色天然园林。园林正门是一座青瓦房，房顶分三层，标志着邓小平“三起三落”的伟大人生经历的。当我们走进园林时，看到的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蜿蜒的向前延伸。早在85年前，邓小平就是通过这条青石小路，远赴法国求学，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们沿着青石板小路穿过了由中央各部委，全国各省直机构和军队代表机构捐献的绿化林区，天虽然下着大雨，但大家兴致很浓，大家一边听导游讲述邓小平同志少年事迹的同时，一边将园林中的天然美景尽收眼底。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邓小平同志的铜像广场，当时铜像还没有对外开放，虽然不能目睹铜像栩栩如生的尊容，但小平同志和蔼慈祥的面容，崇高伟大的形象早已铭刻在我们心中。就在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铜像概况的同时，大家郑重地举起右手，向小平同志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从内心深处表达了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无比敬仰和最真诚的祝福。

雨继续下个不停，很多同志的衣服被雨淋湿了也全然不顾，只顾你一言我一语的谈论起小平生前事迹，就在不经意的谈论之间，我们来到了邓小平旧居，当地人将这座农家小院称为邓家老院子。同所有川东农居一样，小平旧居是一座朴实无华的三合院，整个院子被翠竹环绕，四周绿树成荫，院前是农田和一个当年邓小平耍笔弄字的洗砚池，屋后是山梁。1904年，邓小平就出生在这里，并在家乡生活了15个年头。我们围着这座前面靠水，后面靠山的三合院，认真感受小平少年在家生活的一草一木。伴随房间里的阅读提示，大家激切的穿梭在邓小平旧居的每个房间里，想极力从房间里的物品上面洞察当年小平的少年人生。

雨越下越大，同志们的激情越来越高，这时候，全体党员冒雨列队，站在小平旧居的正门口，庄严的举起自己的右手，在鲜艳的党旗面前，重温入党誓词，重新感受党的伟大，感谢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的巨大贡献。

当我们看到中国的老百姓过上了幸福生活、看到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人民的存款大幅增加、国家综合国力得到增强时，我首先想到了“小平”同志的好政策，是他给了中国这个大好的发展机遇。回顾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我深深感到，没有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今天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兴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人民不会忘记您、中国不会忘记您……”，小平同志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的崇高品德是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他的光辉思想将继续指引着我们前进。

小平同志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然而我们也要深情地说，小平同志，你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你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你的思想和理论，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你的精神和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你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在我们即将离开小平同志故居时，雨住了，天晴了，一丝丝余日的光辉透过云彩，把整个天空描绘得五彩斑斓，人们尽情的看水幕电影，听《春天的故事》、唱《走进新时代》的歌曲，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的明天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