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城市精气神 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第一篇：提振城市精气神 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提振城市精气神 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

近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在渝，高度赞扬了重庆今年来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取得的成绩，再次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在重庆建设和发展中的特殊意义和重要作用。

随着“三进三同”、结“穷亲”、“大下访”的不断推进，“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通用语，从城市的规模、交通到自然环境，从城市生活的速度和节奏，到经济生活的比例、公共生活的质量，再到城市文化的丰富性，一系列改善民生措施的出台，最幸福的城市获奖，重庆经历了凤凰涅槃的改变，也是对重庆不断发展的肯定。

新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了要以人为本，让老百姓真正的在发展中受益。在成绩面前，我们还不能沾沾自喜，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的底子还很薄，社会矛盾还很突出，我们应该积极的用好薄书记的“三把尺子”，在传承我们的历史的同时，还要向外面取经学习，也是要放眼看世界、不断学习世界城市化的先进经验和理念、不断学习世界先进文化。

第二篇：人民时评：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党员干部作为先锋队、主力军，应该带头奔跑，把奋斗作为最坚实的底色，努力展示新形象、创造新业绩，勇做新时代的见证者、开创者、建设者。

然而，少数党员干部心存杂念，干事创业总想“留一手”。现实中，少数人口号喊得震天响，关键时刻却闪烁其词；少数人“揣着明白装糊涂”，面对歪风邪气不敢“拍桌子”；少数人精于打个人“小算盘”，工作左顾右盼，“时机”不到不出手，出手也想“留一手”；还有少数人对任务挑三拣四，对矛盾避而远之，对责任避重就轻，不愿尽己所能、倾力而为。此类现象的危害不容小觑，让职责“空位”、工作“空转”，只会贻误了历史机遇，耽误了事业发展。

新时代的浩荡东风劲吹，中华巨轮劈波斩浪、扬帆远航，广大党员干部应该加满油、鼓足劲。惟其如此，才能谋大事、干大事、成大事。

鼓足劲，首先要信念如磐、一心向党。有些党员干部总是“留一手”，根子在于理想信念这个“压舱石”动摇了。如何时刻保持理论上的清醒、思想上的纯洁、政治上的坚定？最重要的就是，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民尽职、为民造福，就要以实际行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决不当见风使舵、心口不一的“墙头草”“两面人”。

鼓足劲，关键是光明磊落、一身正气。深究有些党员干部动力不足、精神不振的原因，往往是私心在作祟。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党员干部要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反对拉拉扯扯，敢于红脸出汗，敢于同歪风交锋，敢于向邪气叫板，不当“和事佬”“老好人”。正气当以公为先，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就要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做到腰杆硬、底气足，老百姓才能打心底里信任，干事创业路上才能收获支持与掌声。

鼓足劲，重点在担当作为、一往无前。如今，打好“三大攻坚战”、推进乡村振兴、实现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一些党员干部如果“能担百斤担五十”，最终只能落得两手空空，徒有喟叹。要想取得成绩，不实干苦干不行，不善作善成更不行。只有憋足一口气、铆足一股劲，磨练担当的宽肩膀、锤炼成事的真本领，以最佳状态、最实举措、最硬作风，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在爬坡过坎、滚石上山的路上，以只争朝夕、竭尽全力的状态，用创造、用奋斗书写新时代的精彩篇章。

“党的干部是党的事业的骨干”。党员干部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新时代，激发新状态、提振精气神，就要把广大党员干部广泛而有效地调动起来，用奋发有为的状态、敢闯敢试的斗志、开拓进取的精神，做好奋斗者，当好答卷人。

第三篇：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发言稿

每次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我都会谈一个重点问题。前几次谈的主要是思想问题，像党性修养、感情、能力建设、群众观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风问题。这几年很多工作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强的作风保障、制度保障，有一批作风扎实、锐意开拓的干部。今天我想重点谈一下建设“幸福”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思想问题，体现了干部的思想境界和觉悟；又是一个工作问题，有具体的任务、具体的要求，是更高的目标追求。

（一）什么是“幸福” 第一，什么是幸福？

是不是有钱就幸福？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到中高收入这一阶层，幸福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了高收入这个阶层，幸福感开始下降。

幸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很难说出准确的答案。有人讲，幸福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的愉悦感。还有人讲，幸福感是人的现实状态除以心理预期。对幸福的理解，我想归纳起来至少有三个层面：从心理学来说，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从社会学来说，幸福不仅与个人有关，还与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等密切相关。从哲学来说，幸福是相对的、辩证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因人因时因事不同而不同，而且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演变。尽管有不同观点、各种争论，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大家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是终极性、永恒性的。

我想，幸福最简单地表述可能就是“满足+希望”。一方面，幸福是心理上的主观体验，表现为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满足，正所谓知足者常乐；另一方面，幸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表现为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所以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第二，什么样的城市是幸福城市？

是不是大都市就幸福，小城市就不幸福？是不是现代城市就幸福，传统城市就不幸福？这很难判断。像一些大都市，现代化程度很高，但交通拥挤、市民工作压力大，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并不一定幸福。中国幸福感城市评选，排在第三名，很多大城市都排在我们后面。当然，现在我们还是低层次的幸福。

不同的人、不同历史阶段对幸福城市有不同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城市能让人诗意般地栖居，可以过上称心如意、有成就感、有满足感的生活。在儒家思想里，把幸福的最高境界理解为“大同”和“小康”，“大同”是天下为公、大一统的理想社会，体现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反映了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生活的向往，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乌托邦”。古人理解的“小康”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天下为家、和而不同的亲情社会，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寄托了普通百姓对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党又与时俱进提出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目标，体现了党对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历史发展表明，对幸福城市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和提升。

现阶段理解幸福城市，必须理清几个关系。一是幸福城市与抓民生的关系。有的地方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就是抓民生。民生改善是幸福城市的重要内容，但这只强调了客观条件的改善，还反映不出群众主观感受的变化，建设幸福城市不能简单等同于抓民生。二是幸福城市与幸福感的关系。有的地方提出，幸福城市就是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为主要目标。百姓的幸福感是主观感受，是衡量幸福城市的重要指标，但并不能涵盖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等客观要素，因而建设幸福城市也不能简单以幸福感为唯一指标。三是幸福城市与小康社会的关系。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不断提升的过程，幸福城市是小康社会建设的新内涵，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高的追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最终要达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亲民感性和科学理性有机结合、幸福指数和发展指数同步提升的境界。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幸福城市？我想，幸福城市应该是以实现人的幸福追求为终极目标的城市发展问题，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收入提高、保障健全、安居乐业等；二是精神层面，包括文化生活、精神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等；三是环境层面，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等。某种程度上来讲，建设幸福城市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化和体现，说到底就是明确城市主体是谁、城市发展是为了谁。现在有一些城市，设计得很漂亮，但只有从空中俯视才能看出来；还有一些城市马路修得很宽，但公交体系不完善，老百姓出行很不方便；甚至有的城市为城市管理者而建，贪大求洋，脱离地方实际。城市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不是一个概念，企业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城市不仅要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还要追求幸福的最大化。

这几年，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民生有不同的描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幸福”的内容。像“六个好”：人人有个好工作、家家有个好住所、处处有个好环境、时时有个好心情、年年有个好收成、一生有个好身体；像“八个一点”：岗位更多一点、学费更低一点、看病更省一点、住房更舒适一点、物价更稳一点、空气更净一点、事故更少一点、治安更好一点等。建设“幸福”，就是用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胸怀、新的境界，去实现人民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

（二）为什么要建设“幸福” 首先，建设“幸福”，是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

党的执政理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让人民幸福。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幸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人民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就是人民幸福的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就是指公民，执政就是要为“民”谋利。公民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也就实现了幸福。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城市建设，就是要满足人的幸福追求，提高人的幸福感，建设幸福城市。其次，建设“幸福”，是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小康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主要解决了物质小康问题，现在全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人们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幸福，到了更加重视解决文化小康、精神小康的时候了。很多人在工作之余，追求休闲放松，享受精神愉悦。这几年台儿庄古城的红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转变。

满足人民群众对富民强市的要求。只有发展才能富民，只有以富民为目标的发展才有意义。一味追求gdp增长，而老百姓的收入不能增加，强市而不富民，不能算是科学发展，群众也不会感到幸福。我们提出建设“幸福”，从过去重视强市，转到更加重视富民，是发展目的的回归。过去我们设置的发展指标，都是经济发展等客观指标，接下来要设置更多反映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衡量发展的成效。第三，建设“幸福”，是城市转型的终极目标。城市转型是建设“幸福”的基础，“幸福”是城市转型的更高要求和努力方向。围绕城市转型，我们提出打好“三大战役”。第一大战役，发展煤化工，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大战役，发展文化旅游，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第三大战役，加快城市建设，解决“民生怎么保”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现在到了重点打第三大战役的时候了，越来越触及到民生改善、生活环境等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提升工作理念，不断丰富工作内涵，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标准。如果不按照“幸福”的要求来做，就棚改搞棚改、就城市建设抓城市建设，群众的幸福感就很难有较大提升，城市转型就会留下很多遗憾。

总之，无论从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从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来看，还是从城市转型的终极目标来看，都到了该提建设“幸福”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如果不启动“幸福”建设，就将错过历史性的机遇，愧对的百姓。

（三）怎样建设“幸福”

一要不断提升理念。理念问题，实质上也是胸怀问题、境界问题、觉悟问题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决策者和领导者的理念，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对“幸福”的关注，其实就是对城市过去发展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发展的理念提升。

第一，在改善民生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我们发展煤化工，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改善民生奠定了物质基础。要更好地改善民生，还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尤其是困难群众最突出的问题入手，解决好民生“短板”。像棚户区改造，棚户区面积546万平方米，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加上旧城改造，拆迁量达到1100万平方米，需要建设3000万平方米，是当前最大的民生“短板”。一些城市实施棚户区改造，只是简单地把旧房变新房，这本身也是改善了民生。但棚户区居民收入并没有增加，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虽然解决了“住进去”的问题，却带来“住不起”的问题，甚至出现有的人不舍得用家里的抽水马桶，下楼去公共厕所的情况。按照建设“幸福”的要求，棚改的理念就要进一步提升，不仅要把实施棚户区改造和促进群众就业联系在一起，还要把“旧区”变“新区”、“城市建设”变“城市经济”。在棚户区改造中，植入“市”的种子，建设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邻里中心、交易市场、文化创意园区等，不仅让老百姓能“住进去”，还能增加就业，解决“住得起”的问题，这样棚户区的老百姓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第二，在城乡统筹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现阶段的社会差距，主要体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的区域差距不大，主要是城乡差距。没有农民的幸福，就没有“幸福”，必须从更高层次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我们要在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做好两件事：一件事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农民以农业生产为本。新农村建设并不是单纯地建新楼房，把农民“搬上楼”、“圈起来”，必须坚持以农为本，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特点结合起来。一些地方把农民的住所安排在离土地很远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这既不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更不能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另一件事是推进小城镇建设。富裕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但是让农民全部进城是不现实的，统筹城乡的节点就是小城镇。没有二、三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就没有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一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更多的合作社，创办更多的企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让农民在小城镇有工作、有收入；二要规划好、建设好小城镇的基础配套和公共设施，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幸福地生活，像城里人一样有尊严。第四，在增强城市活力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一座城市的活力不仅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文化、高水平的城市建设，还要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这样市民才会有信心、有希望，感受到幸福。我们建设台儿庄古城，最初是为了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业促进就业富民。按照这个理念，把古城建设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此，而要把它建成休闲度假胜地，引入了丰富的业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现在我们从建设“幸福”的高度来定位，把古城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之城。在古城内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在古城周边建设10平方公里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实现人口聚集向人才聚集转变、产业规模向产业升级转变。如果古城能聚集1万名文化创意人才，加上10万名文化产业人才，这个城市远比100万人口的城市有活力。

二要加强能力建设。理念的提升，必然对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建设“幸福”，需要提高哪些方面的能力？主要是提高谋划力和执行力。提高谋划力，就是要胸怀全局，有战略思维。对自己所处的具体形势、群众的幸福需求有深入的把握，既要谋一时，更要谋长远；既要谋发展，更要谋幸福。提高执行力，就是要找到过河的“桥”和“船”，破解“幸福”建设中的难题。像城市建设。如何处理好市民、市场和市长这“三市”之间的关系？城市是为市民而建的，市民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市场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没有市场主体进来，城市发展就没有动力；“市长”，是广义上的概念，指的是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和领带者。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需要有三个能力：第一，要有控制力。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像的新老城区距离较远，城市经济会在市场趋利作用推动下沿光明大道发展，但这种“线性”城市形态不经济、不科学、不合理。我们要按照功能分区进行控建，建立绿色屏障让产业要素“块状”集聚，形成组团式发展的科学格局。第二，要有协调力。市场有市场的逐利性，市民有市民的功利性，这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办？像垃圾处理场，任何一个地方的市民都希望建在其他地方，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们要对城市发展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协调好市场、市民之间的关系。第三，要有引导力。作为一个领导者、决策者，不仅要跟上时代步伐，还要引领发展，引领企业和群众的思想观念。像台儿庄古城的周边有一块地，最初企业想建房地产，针对本地销售搞成欧式别墅，与古城风貌严重不协调。由于古城要定位休闲会议度假胜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我们提出会展功能会更有前景，新中式风格更受京沪等地高端文化创意人才的青睐。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最终规划建设成一座新中式的五星级国际会议度假酒店及配套产权酒店，与古城的风格相得益彰。通过这个项目，企业获得了更好的收益，地方的就业也增加了1200人，同时增强了古城的休闲度假功能。

人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如何提高能力？就是要加强学习、调研和思考。特别是新的形势下，要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像今年6月中下旬京沪高铁将通车，对沿线城市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高铁能够形成“吸管效应”，沿线城市哪里的功能更完善、环境更好、竞争力更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就流向那里。像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导致很大一部分资本要寻找新出路，商业地产和文化旅游地产是他们的首选，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怎么办？必须要进行认真研究，化挑战为机遇，提高建设“幸福”的能力和水平。三要完善制度保障。一个人干成事是偶然，一群人干成事就不是偶然；干成一件事是偶然，干成一大批事就不是偶然；一时干成事是偶然，长期干成事就不是偶然。靠的就是制度。建设“幸福”必须有体制机制保障，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第一，要通过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动“幸福”建设。把老百姓的幸福感作为衡量各级干部工作成效的“政绩尺”，让党员干部在造福人民的行动中体现先进性。第二，要围绕“幸福”建体系。认真研究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幸福”，各个指标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幸福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查找薄弱环节，确定工作努力的方向。第三，要围绕“幸福”抓落实。要继续完善抓落实的“三项制度”，加强对指标的考核，严格奖惩，把建设“幸福”的措施落到实处。

总之，要把“幸福”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找清工作理念和“幸福”的理念还有多少差距，工作内涵与“幸福”的内涵还有多少差距，工作标准和“幸福”的要求还有多少差距，从而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让全市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四篇：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发言稿

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发言稿

每次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我都会谈一个重点问题。前几次谈的主要是思想问题，像党性修养、感情、能力建设、群众观等，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风问题。这几年很多工作都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就是因为我们有坚强的作风保障、制度保障，有一批作风扎实、锐意开拓的干部。今天我想重点谈一下建设“幸福”的问题。这既是一个思想问题，体现了干部的思想境界和觉悟；又是一个工作问题，有具体的任务、具体的要求，是更高的目标追求。

（一）什么是“幸福”

第一，什么是幸福？

是不是有钱就幸福？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调查结果显示，低收入到中高收入这一阶层，幸福感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加；而到了高收入这个阶层，幸福感开始下降。

幸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很难说出准确的答案。有人讲，幸福是人的需求得到满足后的愉悦感。还有人讲，幸福感是人的现实状态除以心理预期。对幸福的理解，我想归纳起来至少有三个层面：从心理学来说，幸福是一种主观体验。从社会学来说，幸福不仅与个人有关，还与人际关系、社会交往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等密切相关。从哲学来说，幸福是相对的、辩证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仅因人因时因事不同而不同，而且总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演变。尽管有不同观点、各种争论，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大家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是终极性、永恒性的。

我想，幸福最简单地表述可能就是“满足+希望”。一方面，幸福是心理上的主观体验，表现为个人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满足，正所谓知足者常乐；另一方面，幸福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表现为始终对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所以说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第二，什么样的城市是幸福城市？

是不是大都市就幸福，小城市就不幸福？是不是现代城市就幸福，传统城市就不幸福？这很难判断。像一些大都市，现代化程度很高，但交通拥挤、市民工作压力大，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并不一定幸福。中国幸福感城市评选，排在第三名，很多大城市都排在我们后面。当然，现在我们还是低层次的幸福。

不同的人、不同历史阶段对幸福城市有不同的解释。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城市能让人诗意般地栖居，可以过上称心如意、有成就感、有满足感的生活。在儒家思想里，把幸福的最高境界理解为“大同”和“小康”，“大同”是天下为公、大一统的理想社会，体现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反映了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平等生活的向往，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种“乌托邦”。古人理解的“小康”比“大同”低一个层次，是天下为家、和而不同的亲情社会，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寄托了普通百姓对生活稳定、治理有方、国泰民安美好生活的朴素向往。改革开放后，小平同志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随着经济发展，我们党又与时俱进提出总体小康、全面小康的目标，体现了党对人民幸福的不懈追求。历史发展表明，对幸福城市的理解在不断深化和提升。

现阶段理解幸福城市，必须理清几个关系。一是幸福城市与抓民生的关系。有的地方提出，建设幸福城市就是抓民生。民生改善是幸福城市的重要内容，但这只强调了客观条件的改善，还反映不出群众主观感受的变化，建设幸福城市不能简单等同于抓民生。二是幸福城市与幸福感的关系。有的地方提出，幸福城市就是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为主要目标。百姓的幸福感是主观感受，是衡量幸福城市的重要指标，但并不能涵盖经济发展、物质财富等客观要素，因而建设幸福城市也不能简单以幸福感为唯一指标。三是幸福城市与小康社会的关系。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深化、不断提升的过程，幸福城市是小康社会建设的新内涵，是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更高的追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创造幸福、分享幸福、提升幸福的过程，最终要达到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亲民感性和科学理性有机结合、幸福指数和发展指数同步提升的境界。

什么样的城市才是幸福城市？我想，幸福城市应该是以实现人的幸福追求为终极目标的城市发展问题，包括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包括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收入提高、保障健全、安居乐业等；二是精神层面，包括文化生活、精神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等；三是环境层面，包括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生活环境等。某种程度上来讲，建设幸福城市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深化和体现，说到底就是明确城市主体是谁、城市发展是为了谁。现在有一些城市，设计得很漂亮，但只有从空中俯视才能看出来；还有一些城市马路修得很宽，但公交体系不完善，老百姓出行很不方便；甚至有的城市为城市管理者而建，贪大求洋，脱离地方实际。城市竞争力和企业竞争力不是一个概念，企业主要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城市不仅要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还要追求幸福的最大化。

这几年，我们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民生有不同的描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幸福”的内容。像“六个好”：人人有个好工作、家家有个好住所、处处有个好环境、时时有个好心情、年年有个好收成、一生有个好身体；像“八个一点”：岗位更多一点、学费更低一点、看病更省一点、住房更舒适一点、物价更稳一点、空气更净一点、事故更少一点、治安更好一点等。建设“幸福”，就是用一种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胸怀、新的境界，去实现人民追求幸福的终极目标。

（二）为什么要建设“幸福”

有人说，是欠发达地区、资源枯竭城市，基础条件差，现在提出建设“幸福”，是不是超前了？其实并不超前，而是到了不得不提的时候了。

首先，建设“幸福”，是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

党的执政理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让人民幸福。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人的幸福。“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是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人民利益的满足和实现，就是人民幸福的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公”就是指公民，执政就是要为“民”谋利。公民的利益得到了满足，也就实现了幸福。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在科学发展理念指导下的城市建设，就是要满足人的幸福追求，提高人的幸福感，建设幸福城市。

其次，建设“幸福”，是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

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小康的要求。改革开放30年，我们主要解决了物质小康问题，现在全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人们更加渴望精神上的幸福，到了更加重视解决文化小康、精神小康的时候了。很多人在工作之余，追求休闲放松，享受精神愉悦。这几年台儿庄古城的红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转变。

满足人民群众对主动维权的要求。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需要化解的社会矛盾比较多。过去政府主要是充当“灭火员”，哪里出现火情就到哪里灭火，疲于应付，维稳的压力和成本很高，群众利益也得不到有效保障。现在我们提出建设“幸福”，就是要让各级政府从群众合理诉求出发，主动化解矛盾，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增强群众幸福感，这也是从被动维稳向主动维权转变的现实选择。

满足人民群众对富民强市的要求。只有发展才能富民，只有以富民为目标的发展才有意义。一味追求gdp增长，而老百姓的收入不能增加，强市而不富民，不能算是科学发展，群众也不会感到幸福。我们提出建设“幸福”，从过去重视强市，转到更加重视富民，是发展目的的回归。过去我们设置的发展指标，都是经济发展等客观指标，接下来要设置更多反映幸福程度的主观指标，衡量发展的成效。

第三，建设“幸福”，是城市转型的终极目标。

城市转型是建设“幸福”的基础，“幸福”是城市转型的更高要求和努力方向。围绕城市转型，我们提出打好“三大战役”。第一大战役，发展煤化工，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第二大战役，发展文化旅游，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第三大战役，加快城市建设，解决“民生怎么保”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让人民更幸福。现在到了重点打第三大战役的时候了，越来越触及到民生改善、生活环境等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关的深层次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提升工作理念，不断丰富工作内涵，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标准。如果不按照“幸福”的要求来做，就棚改搞棚改、就城市建设抓城市建设，群众的幸福感就很难有较大提升，城市转型就会留下很多遗憾。

总之，无论从党执政理念的根本要求、从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来看，还是从城市转型的终极目标来看，都到了该提建设“幸福”的时候了。现在我们如果不启动“幸福”建设，就将错过历史性的机遇，愧对的百姓。

（三）怎样建设“幸福”

一要不断提升理念。理念问题，实质上也是胸怀问题、境界问题、觉悟问题和对人民群众的感情问题。决策者和领导者的理念，对一座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对“幸福”的关注，其实就是对城市过去发展的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发展的理念提升。

第一，在改善民生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我们发展煤化工，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为改善民生奠定了物质基础。要更好地改善民生，还要从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尤其是困难群众最突出的问题入手，解决好民生“短板”。像棚户区改造，棚户区面积546万平方米，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加上旧城改造，拆迁量达到1100万平方米，需要建设3000万平方米，是当前最大的民生“短板”。一些城市实施棚户区改造，只是简单地把旧房变新房，这本身也是改善了民生。但棚户区居民收入并没有增加，生活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虽然解决了“住进去”的问题，却带来“住不起”的问题，甚至出现有的人不舍得用家里的抽水马桶，下楼去公共厕所的情况。按照建设“幸福”的要求，棚改的理念就要进一步提升，不仅要把实施棚户区改造和促进群众就业联系在一起，还要把“旧区”变“新区”、“城市建设”变“城市经济”。在棚户区改造中，植入“市”的种子，建设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商业街区、邻里中心、交易市场、文化创意园区等，不仅让老百姓能“住进去”，还能增加就业，解决“住得起”的问题，这样棚户区的老百姓才会感到真正的幸福。

第二，在城乡统筹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现阶段的社会差距，主要体现为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差距。的区域差距不大，主要是城乡差距。没有农民的幸福，就没有“幸福”，必须从更高层次推动城乡统筹发展。我们要在继续大力推进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做好两件事：一件事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农业经济是自然经济，农民以农业生产为本。新农村建设并不是单纯地建新楼房，把农民“搬上楼”、“圈起来”，必须坚持以农为本，与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生活特点结合起来。一些地方把农民的住所安排在离土地很远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成本，这既不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更不能增强农民的幸福感。另一件事是推进小城镇建设。富裕农民的根本途径是减少农民，但是让农民全部进城是不现实的，统筹城乡的节点就是小城镇。没有二、三产业的发展，小城镇建设就没有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一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更多的合作社，创办更多的企业，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让农民在小城镇有工作、有收入；二要规划好、建设好小城镇的基础配套和公共设施，让农民像城里人一样幸福地生活，像城里人一样有尊严。

第三，在打造城市家园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城市是市民的家园，我们提出建设“幸福”，就是让人在城市的主体地位得到回归。在城市发展中，要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完善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改善生态环境，提升城市文明，让市民生活得更幸福。是组团式城市，同城化是几代老百姓的梦想。我们要通过发展brt，让80%以上的无车族享受到更多的的公共交通资源，在实现同城化的同时享受公平。现在有人说brt很“牛”，其实是老百姓“牛”了。同时要把brt上升为一种城市精神、城市规范，市民的素质提高了，城市家园认同感形成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就会大大增强。又比如长期忽视的城市配套问题，像幼儿园、中小学合理布局、社区医院、廉租房公租房配套、文化设施、公共设施、城市功能等，都需要从建设幸福城市家园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进一步从调整完善规划布局、加大投入力度、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上来提升。邮政公司的老总看了我们的棚户区改造后说，的邮政设施是全国功能最完善的。这也就意味着，从邮政这个角度来看，的老百姓是全国最幸福城市之一。又如生态环境，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完成节能减排目标，要把“绿色发展”理念更自觉地融入到城市转型中，让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让每条河流都有鱼儿生长，让城里的孩子经常看到星星和月亮。

第四，在增强城市活力方面要进一步提升理念。一座城市的活力不仅来自于悠久的历史文化、高水平的城市建设，还要有充满活力的经济、富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这样市民才会有信心、有希望，感受到幸福。我们建设台儿庄古城，最初是为了通过发展文化旅游业促进就业富民。按照这个理念，把古城建设成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但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此，而要把它建成休闲度假胜地，引入了丰富的业态，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精神需求。现在我们从建设“幸福”的高度来定位，把古城打造成为文化创意之城。在古城内建设文化创意产业孵化器，在古城周边建设10平方公里的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实现人口聚集向人才聚集转变、产业规模向产业升级转变。如果古城能聚集1万名文化创意人才，加上10万名文化产业人才，这个城市远比100万人口的城市有活力。

二要加强能力建设。理念的提升，必然对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建设“幸福”，需要提高哪些方面的能力？主要是提高谋划力和执行力。提高谋划力，就是要胸怀全局，有战略思维。对自己所处的具体形势、群众的幸福需求有深入的把握，既要谋一时，更要谋长远；既要谋发展，更要谋幸福。提高执行力，就是要找到过河的“桥”和“船”，破解“幸福”建设中的难题。

像城市建设。如何处理好市民、市场和市长这“三市”之间的关系？城市是为市民而建的，市民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市场是推动城市发展的动力，没有市场主体进来，城市发展就没有动力；“市长”，是广义上的概念，指的是政府，是城市发展的决策者和领带者。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需要有三个能力：第一，要有控制力。政府主导、市场运作，讲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像的新老城区距离较远，城市经济会在市场趋利作用推动下沿光明大道发展，但这种“线性”城市形态不经济、不科学、不合理。我们要按照功能分区进行控建，建立绿色屏障让产业要素“块状”集聚，形成组团式发展的科学格局。第二，要有协调力。市场有市场的逐利性，市民有市民的功利性，这时候政府应该怎么办？像垃圾处理场，任何一个地方的市民都希望建在其他地方，但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我们要对城市发展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协调好市场、市民之间的关系。第三，要有引导力。作为一个领导者、决策者，不仅要跟上时代步伐，还要引领发展，引领企业和群众的思想观念。像台儿庄古城的周边有一块地，最初企业想建房地产，针对本地销售搞成欧式别墅，与古城风貌严重不协调。由于古城要定位休闲会议度假胜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我们提出会展功能会更有前景，新中式风格更受京沪等地高端文化创意人才的青睐。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最终规划建设成一座新中式的五星级国际会议度假酒店及配套产权酒店，与古城的风格相得益彰。通过这个项目，企业获得了更好的收益，地方的就业也增加了1200人，同时增强了古城的休闲度假功能。

人的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如何提高能力？就是要加强学习、调研和思考。特别是新的形势下，要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像今年6月中下旬京沪高铁将通车，对沿线城市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高铁能够形成“吸管效应”，沿线城市哪里的功能更完善、环境更好、竞争力更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就流向那里。像国家对房地产业的宏观调控，导致很大一部分资本要寻找新出路，商业地产和文化旅游地产是他们的首选，等等。面对这些新情况我们怎么办？必须要进行认真研究，化挑战为机遇，提高建设“幸福”的能力和水平。

三要完善制度保障。一个人干成事是偶然，一群人干成事就不是偶然；干成一件事是偶然，干成一大批事就不是偶然；一时干成事是偶然，长期干成事就不是偶然。靠的就是制度。建设“幸福”必须有体制机制保障，否则就是一句空话。第一，要通过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推动“幸福”建设。把老百姓的幸福感作为衡量各级干部工作成效的“政绩尺”，让党员干部在造福人民的行动中体现先进性。第二，要围绕“幸福”建体系。认真研究用哪些指标来衡量“幸福”，各个指标之间是什么关系，让幸福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同时，运用这些指标，查找薄弱环节，确定工作努力的方向。第三，要围绕“幸福”抓落实。要继续完善抓落实的“三项制度”，加强对指标的考核，严格奖惩，把建设“幸福”的措施落到实处。

总之，要把“幸福”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贯穿到我们的各项工作中去，找清工作理念和“幸福”的理念还有多少差距，工作内涵与“幸福”的内涵还有多少差距，工作标准和“幸福”的要求还有多少差距，从而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让全市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第五篇：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提振社会精气神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提振社会精气神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这一重要论述，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问题的高度重视，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具有特殊重要性紧迫性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和道德素质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态势，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各个领域的建设都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发生了积极变化。但也应清醒地看到，公民道德领域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道德领域的界限在某些方面呈弱化和模糊之势，突破道德底线的事件时有发生。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也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公民道德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和思想道德方面的关注日益增强。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化时代，道德方面的失范现象会迅速“发酵”。从表面上看，道德问题在当前表现得更为突出，但相比较而言，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道德问题本质上是快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是“成长中的烦恼”，因而是贫困时期的道德问题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另一方面，对外开放打开国门后，我国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时空。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比中，人民群众对于西方社会的文明程度、道德状况有了新的认识，不再满足于纵向对比，而是更倾向于对中国与世界进行横向比较。这就导致道德的认知更加多元，道德评价的标准和参照系更加多样。这是我国公民道德领域又一“成长中的烦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提高公民道德素质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梦是强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就要不断增强包括公民道德素质在内的国家软实力。中国梦是民族梦，要实现民族振兴，离不开人的素质特别是道德素质的提高。中国梦是人民梦，要实现人民幸福，增进人民的幸福感，也离不开良好的社会道德环境。因此，推进转型时期的道德建设，建立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匹配的公民道德规范体系，其意义已远远超出道德领域。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既是建设现代文明的重要条件，又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内容；崇高的道德既是社会进步的精神引领，又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面临新情况新问题

现阶段，我国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境遇、现代化转型的境遇、网络信息化的境遇。这三重境遇的叠加，给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带来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课题。

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的冲突更加明显。价值多元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但价值多元并不否定价值共识。当前，我国社会更需要的是价值共识。因为我国的现代化是后发现代化，是追赶型现代化，是要惠及13亿多人的现代化，面临的环境更复杂、任务更艰巨，更需要有效整合多元价值，形成强大的主流价值，将整个中华民族紧紧地凝聚在一起。一方面是价值多元的不可阻挡，一方面是价值共识的不可或缺，这使得我们的价值观建设面临一系列难题。比如，在价值共识与价值多元之间，如何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在价值选择日趋多元的背景下，如何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价值观？在强调坚持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如何做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道义取向与功利取向的平衡更加困难。不可否认，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但是，重利不能轻义，更不能忘义。否则，对利益的追求就会迷失方向，导致一

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引发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不言利，也不能没有义。这就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难题。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做到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的互动互促？人们在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如何避免陷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泥潭？

道德自主与道德引导的张力更为突出。改革开放前，我国的道德建设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的。改革开放后，公民的道德自主性日益彰显。但是，如果片面强调道德自主性，在理论上就会陷入道德主观性、自发性，发展为道德相对主义，进而走向道德虚无主义；在实践中会产生一系列负面效应，如价值观的冲突不断加剧，道德的约束力严重削弱。对此，我们需要研究回答的问题是：在充分尊重和发挥公民的道德自主性时，如何防范其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在加强道德建设过程中，如何激发公民提高道德素质的自主性和自律性？

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统一更加复杂。知行合一是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但当前道德领域知行脱节的现象广泛存在。比如，明知而不为，如道德冷漠；明知而故犯，如见利忘义。知行脱节的成因十分复杂，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理想化而无法获得广泛认同，有的是因为道德要求过于空泛而难以践行，有的问题并不在道德规范缺失，而在道德养成机制缺乏。知行合一在社会转型和开放环境中的复杂性，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课题。比如，如何实现先进性和广泛性的统一？如何实现道德理想和道德现实的统一？如何有效构建道德规范的实践养成机制？

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之间的互动关系更难把握。网络道德是现实道德在互联网空间的反映，网络道德与现实道德本质上应当是一致和统一的。网络对于公民道德建设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就会有效促进公民道德建设，使用不当则会影响人们的道德判断、模糊公众的是非界限。网络的健康发展，离不开伦理道德的规范和支撑，而公民道德素质的提高同样不能忽视网络道德氛围的作用。如何汇聚网络道德之于现实道德的正能量，如何发挥现实道德之于网络道德的规范引领作用，使二者之间实现互动、互融、互补，是需要我们创新思路、积极探索解决的时代命题。

提高公民道德素质需要新探索新思路

习近平同志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道德建设，推进道德教育，倡导基本道德规范，培育良好风尚。这为我们推进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

从发展战略和发展理念的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摆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同向、同步的位置上。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经济不发展会出大问题，道德不提升也会出大问题。我们要把道德建设提升到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战略高度，把公民道德建设目标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不断强化政府的责任担当意识，像抓经济、重民生那样，把公民道德建设纳入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发展考评体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指标体系，形成鲜明的价值导向、工作导向和考核导向。

坚持道德目标和要求的层次性，努力为道德“先进性”的发挥打造坚实的“广泛性”基础。道德要求具有层次性，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应遵循递进规律。一方面，我们要设立崇高的道德目标，选树可歌可泣的道德典型；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将道德目标单一化、理想化。我们既要坚持用高层次的道德风范来引领社会，又要善于用大众化的道德准则来规范公众；既要鼓励更多的道德模范涌现，又要注重提高广大群众的基本道德素质。总之，应尊重道德由低到高逐步提升的规律，渐次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

尊重公民道德建设主体的差异性，更加重视发挥公众人物对普通大众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人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不同，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也应有所不同。应把社会公众人物作为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群体，提出更高的道德要求，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充分发挥其在道德生活中的示范和引领作用。当前，特别要使党员领导干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

极倡导者和公民道德准则的模范实践者。加快推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法制化进程，为提升公务员道德素质提供法律保障。公务员道德法制化必将有力地推动良好政风的形成，进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

丰富完善道德教育教化手段，更加注重以刚性制度规范公民道德实践。德性始于教化，成于规范。应完善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良性互动的道德教育教化网络和环境；把公民道德教育真正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更加重视社会教化、社会氛围在道德认知和典型感化方面的特殊影响和作用。同时应认识到，仅有柔性教育是不够的，还必须积极探索建立道德激励与惩处的制度机制，既为“当好人、有好报”提供制度支持，又为处罚违反道德、触碰底线的行为提供法制保障。此外，还应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着力加强网络建章立法。

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实践创新。道德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使中国人的道德更具民族特色和文化烙印，同时也要借鉴现代西方国家公民道德建设的经验与智慧，真正做到兼容并蓄、为我所用。既要善于将国外成熟的理论和经验中国化，把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时代化；又要勇于直面道德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公民道德理论和方法，探索道德建设的新路径、新举措、新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