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检察监督
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的检察监督
杜文海
[摘 要]我国职务犯罪案件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态势,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检察机关应多策并举,积极应对,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
[关键词] 职务犯罪 轻刑化 检察应对
但近年来,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此类案件的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①态势,成为官员犯罪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引发社会大众的强烈不满,认为纵容了犯罪,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损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及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防止和纠正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检察机关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积极应对。
一、完善内部工作机制,整合内部监督资源,提升案件审判法律监督的能力。
(一)、完善查办职务犯罪考核标准,强化证据意识。考核标准对执法办案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导向作用,目前检察系统对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进行案件目标考核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考核指标偏重数量。没有案件数量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某些检察院的侦查部门为了完成指标往往会对一些数额较小、证据不完善的案件也立案侦查,对大案、复杂案件则只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二是,考核侧重于有罪判决。客观上造成检察机关自侦部门和公诉部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共同目标仅仅满足于“诉得出、判得了”,没有重视是否“判得准”。为此应确立科学、合理地考评指标:着眼于案件的质量,以质量考核为主,数量考核为辅;增大职务犯罪大要案的考核分数比重,引进对职务犯罪有罪判决量刑是否适当的审判监督考核;这样可促进提高侦查人员固定证据与深挖犯罪意识,转变“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把侦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物证据的收集上来,形成完整的证据锁链,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避免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现象的发生。
(二)、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的指导作用。落实《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备案审查规定》、《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 杜文海,检察员,研究生学历,陕西省铜川市人民检察院,邮编727031,手机***。①职务犯罪“轻刑化”,有人称之为职务犯罪“轻缓化”,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对职务犯罪人判处较轻刑罚的司法趋向。其突出表现是职务犯罪相比其他一般刑事犯罪被判处缓刑和免刑的数量比例过多。
规定(试行)》等文件规定,加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在办案工作中的指导作用。在案件初查以后,上级检察机关要掌握立案的犯罪金额或重要情节;密切关注案件的侦查终结、起诉、审判等环节在犯罪数额认定及重要情节方面的变化;对下级检察机关提出需要上级支持或者出面协调的,上级机关应当及时与有关机关或部门协调,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对案件质量的跟踪管理,及时进入对下级法院判决的实质审查,做到两级审查同步和一体化,对明显适用法律不当,判决崎轻的,基层检察院要及时提出抗诉,对没有提出抗诉的,上级院要指令下级院提出抗诉,并跟踪监督落实。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及时介入,发挥上下级检察机关一体化效能,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和阻力,及时发现不公的职务犯罪案件判决并依法监督纠正,把审判监督由“软”变“硬”。
(三)、加强检察职能部门内部整合,发挥互补优势。实行有效的内部整合,实现检察机关侦、诉职能部门的良性互动,发挥互补优势,是提高查办职务犯罪工作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重要途径。具体而言,实行公诉向前延伸,加大对自侦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听取案件进展及证据到位等情况,及时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对证据锁链的完整性、适用法律条款及定性的准确性,提出意见,按公诉证据标准引导侦查,指导取证工作。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侦查部门及时将职务犯罪案件查办过程中嫌疑人的悔罪表现、证据变化等向公诉部门承办人员反馈沟通,便于承办人审查起诉时全面掌握案情,及时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进一步提高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通过业务部门的协作配合,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形成法律监督合力。
(四)、严肃查办法官违法审判案件,发挥警示作用。职务犯罪案件判决轻刑化问题也是司法不公问题,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司法不公背后的种种犯罪行为,是促进解决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受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当前法官职务犯罪问题仍时有发生。他们有的与律师相互勾结弄虚作假,有的利用所谓的法律“灰色地带”弄权渎职,有的滥用自由裁量权索贿受贿。检察机关应对职务犯罪案件审判的判决裁定文书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对个案处理上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以及量刑畸重畸轻的案件情况要重点审查。对法官利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背后的搞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及时调查,该立案侦查的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通过强有力的刑事惩治,发挥警示预防作用,促使司法工作人员自觉廉洁、公正、高效执法,减少案外因素的非法干扰。
(五)、充分运用量刑建议权,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定罪、轻量刑的倾向。在审判活动中,检察院应依据《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关于加强协调配合积极推进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通知》,对职务犯罪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将量刑程序纳入法庭辩论阶段,使控辩双方对量刑进行辩论。量刑建议应当载明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处以刑罚的种类、幅度、执行方式及其理由和依据,对量刑部分进行阐释说理,列举证据分析是否适用缓刑、免处,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如果法官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论证适用缓刑、免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遏制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现象,有效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
(六)、完善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委会制度。检察长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参与人民法院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讨论,是检察机关履行审判监督职能的重要途径。对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职务犯罪案件,人民法院判处缓刑或免予刑事处分时,应邀请同级检察长列席。通过列席审委会可以直接就案件的定性、事实的认定、证据的采信、法律的适用,与审判委员会面对面地沟通,阐明检察机关的意见、观点和法律依据。有助于审判委员会充分考虑人民检察院意见和观点,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地裁判案件,达到审判监督的目的和效果。
二、完善外部沟通机制,整合外部监督资源,形成打击职务犯罪之合力。
(一)、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联系、协调、沟通。
1、细化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免刑的适用条件规定不够细化,缺乏明确性、可操作性。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认识常存在分歧。建议由各省级人民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结合本地实际, 按照两高《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严格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原则要求再进一步细化对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和细化规范自首、立功等具体条件,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实施意见。从而进一步明确量刑标准,增强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
2、召开联席会议,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案件侦结后,检察机关要及时加强与审判机关的联系和沟通,除了在认定事实及情节上进行监督外,更应加强对量刑的监督。在交流方式上,可采取定期、不定期与法院召开联席会议。对职务犯罪个案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相互沟通,对案件定性、证据采信、庭审旁听、案件线索移送等工作进行协商,相互配合;
对共性问题应当及时分析,向审判机关通报反馈,提出修正或者纠正的意见、建议,形成解决问题的共识。
(二)、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支持的工作机制。检察机关办案的政治效果是根本要求,坚持党对司法工作在思想、政治和组织上的绝对领导才能保证党的反腐败方针和重大决策部署得到全面贯彻落实。特别是在遇到阻力大、因难多的案件时,要通过定期或不定期向党委汇报工作,争取党委对打击职务犯罪工作的关心与支持非常重要。对重大职务犯罪案件的处理要向人大常委会报告,这样既可以接受人大的监督,又可以争取人大的支持。
(三)、借助新闻舆论监督权,发挥新闻监督作用。随着现代传媒的逐步普及和发展,新闻舆论监督权已成为独立的权力,利用舆论的公开、透明,可以把职务犯罪的丑形,暴露于光天化日下,形成强大的社会威慑力量,这是对防范司法审判活动中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司法腐败现象的作用是其他任何监督方式所不能完全替代的。检察机关可以适时对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报道和曝光,发挥新闻监督作用,使人民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不敢随意适用缓刑。
三、创新检察工作机制,完善工作制度,拓展审判法律监督的有效途径。
(一)、建立诉前检察官走访调查制度。对职务犯罪案件可能适用缓刑、免刑的,诉前实行检察官走访、调查制度。通过走访认真听取被告人单位和社会各界对被告人的评价,对各方面的意见进行综合判断.有利于检察机关作出合法、合情、合理的起诉,做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引进判决公开审查评议制度。由检察院牵头,邀请人大、法学专家等组成一个评案小组,每年对当地法院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中作出的缓刑、免刑判决进行公开审查评议,通过对职务犯罪案件缓刑、免予刑事处罚判决的公开审查,可以发现量刑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检察意见或建议,监督和促使人民法院在职务犯罪案件审理中正确适用缓刑、免刑。
(三)、建立职务犯罪案件异地审判制度。职务犯罪案件被告人的身份特殊,大多数是拥有一定权力和职务的官员,他们大都拥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网,即使被控制住人身自由,也可能会通过其既有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干扰、影响司法活动。在本地提起公诉、审判,本地法官在判决时往往会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和干扰,说情送礼的有之,法官碍于情面判决时手下留情的有之,甚至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者也有之。要公正地处理这些案件,就应将案件快速侦查完毕后即交由异地关押、起诉、审判,能将上述非法律因素的干扰减小到最低的程度,阻却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有利于案件的公正处理。
(四)、践行公开报告、质询制度。对人民法院刑事判决、裁定在认定事实、采信证据、适
用法律审判程序等方面存在错误和不当,经抗诉不改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书无效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书面报告同级人大,提请人大召集两院公开报告、质询。人大根据报告情况决定是否公开进行质询,公开报告、质询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监督的过程。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没有错误与不当,人民检察院也可通过公开报告、质询准确了解案件事实,正确理解法律适用,从而减少和避免不必要的抗诉、上诉、上访,起到息诉和化解矛盾的作用。
(五)、尝试将社会监督引入刑事审判监督。社会效果是查办职务犯罪的终极目标,办案的最终目的就是归结为人民的满意。职务犯罪裁判文书生效后,检察机关在除确系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个人隐私的以外,对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的可通过互联网进行公布,将具体案情、对量刑结果有重大影响的自首、立功的认定,判决结果乃至执行情况公之于众,接受民众的评判和监督,将群众意见作为是否抗诉的参考因素,争取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第二篇:试论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专业论文
试论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试论财产刑执行的检察监督
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人民法院财产刑执行活动实施监督。但是,目前由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立法还比较原则,司法实践又长期存在对财产刑执行重视不够,财产刑执行难普遍存在等因素,因此,人民检察院对财产刑执行实施监督面临不少困惑,亟待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体系的构建完善。
关键词 财产刑执行 检察监督 制度构建
作者简介:史希宏,海淀区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副处长,检察员。
中图分类号:D9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160-02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对人民法院财产刑执行活动实施监督,这将对保障我国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被执行人及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切实的必要性。但是,目前由于财产刑执行监督的立法还比较原则,司法实践又长期存在财产刑执行难,因此,人民检察院对财产刑执行实施监督将面临不少困惑,亟待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机制体系的构建完善。
一、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的概念与必要性
(一)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的概念
根据我院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罚金刑和没收财产这两种财产刑活动时,是否合法实行的法律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情况,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人民法院予以纠正,保障我国刑事法律的正确统一实施。具体来讲,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有依法应当执行而不执行,执行不当,罚没的财物未及时上缴国库,或者执行活动中其他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该项监督职能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项重要
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专业论文
内容,具体由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负责实施。
(二)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的必要性
随着刑罚轻缓化和社会化的发展,财产刑越来越多地被人民法院在刑事判决中适用。同时,财产刑执行状况不佳的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加强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具有现实的必要性。
1.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依法执行,保障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被执行人及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
司法实践中通常重视人身刑的执行及人身刑执行监督,而忽略财产刑的执行及财产刑执行监督。实践中先执行后判决、根据能否执行决定是否处刑、遇到可能需要减免财产刑数额等诉讼性问题时自己执行自己裁定等有违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情况大量发生,滥用职权、以钱买刑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也随之产生。通过检察监督,促进财产刑的依法执行,保障刑事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维护被执行人及相关权益人的合法权益,是非常必要的。
2.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及时执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司法的权威性
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财产刑执行率低,绝大部分财产刑生效裁判得不到及时有效执行的情况,以某区级法院2010年至2012年财产刑执行情况为例,执行率仅分别为:2.76%、7.02%、7.86%。财产刑的不能及时有效执行,不仅有失法律的严肃性,也影响了司法的权威性。执行率低有重视不够的主观原因,也有刑事案件被执行人无财产或财产不易查清等诸多原因,单凭人民法院简单执行是非常困难的,需要包括人民检察院等相关司法部门的相互协调配合。人民检察院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促进财产刑及时执行方面,必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二、法院在财产刑执行中易发生的主要问题
通过调研与实践,目前法院在财产刑执行中易发生的主要问题,也是社会反映强烈的执行不规范和执行难两类突出问题,具体表现以下三方面:
(一)审执合一,未依法移交法院执行部门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明确规定,财产刑由第一审人民法院负责裁判执行的机构执行。被执行的财产在异
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专业论文
地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代为执行。但实践中依然不少法院存在未依法移交执行部门的情况,主要表现是,罪犯主动缴纳或在法官教育下缴纳的,由审判庭先行收缴移送执行部门,如果罪犯在审判阶段未缴纳,法院即因执行难原因不再移送执行部门立案,有的虽然移交执行,但也往往不及时。
(二)未全面采取措施及时有效地执行,异地执行结果更为不佳
依据最高法适用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关于财产刑执行的措施和执行的期限,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但实践中,往往因财产刑执行中涉及民事财产权利分割等比较复杂问题需要先行处理,而未能全面采取措施及时有效地执行,执行力度明显偏弱。对于异地执行情况,执行结果更为不佳,对被委托法院是否采取全面采取执行措施、措施是否到位,亦缺乏监督。
(三)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的,法院缺乏动态地追缴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规定,被执行人没有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后,发现被执行人有隐匿、转移财产情形的,应当追缴。但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很难知悉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的相关信息,也没有足够力量去主动开展实时地调查,往往缺乏实时动态地追缴执行。
三、检察机关对财产刑执行实施监督面临的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财产刑执行监督没有具体规定,只有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最高检刑事诉讼规则也仅有两条有关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缺乏实际操作性,检察机关对财产刑实施监督时将面临一定的问题。
(一)缺乏有关财产刑执行情况的信息源,监督无从入手
目前我国法律未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获知财产刑执行信息的程序,没有要求人民法院应向人民检察院移送相关信息和文书。人民检察院缺乏有关法院财产刑执行情况的信息,无法对人民法院财产刑执行实施常规化监督。
(二)缺乏必要的监督措施,监督力度偏弱
目前我国法律未赋予人民检察院行使必要监督措施,监督方式也
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专业论文
仅规定纠正违法一种方式。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是否应执行而不执行、执行是否不当、罚没财物是否上缴以及有无其他违法行为,由于缺乏必要的调查,无法正确认定是否合法或适当,即很难发现违法或不当情形。
(三)缺乏具体的监督程序和相关的协作机制,亟待统一规范
由于法律对财产刑执行监督程序及有关协作机制没有规定,全国不少地方人民检察院已经积极开展了实践探索,并制定了实施监督的具体工作办法,为今后立法完善提供很好的司法借鉴。但是,各地的具体监督做法各不相同,各地检法机关的协作配合程度也不同,可能会影响监督的同一性和监督效果。
四、完善监督机制,构建科学的财产刑检察监督体系
为了有效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保障法院财产刑执行依法进行,笔者认为,应当进一步完善监督机制,构建比较科学的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体系。提出六点设想:
(一)建立财产刑执行法律文书备案机制
为了畅通监督渠道,人民法院应当将财产刑的执行通知书副本连同判决书副本移交人民检察院,如果在执行过程中发生中止、减免等特殊情况,还应及时将中止、减免等法律文书副本移交人民检察院,执行终结时应当将执行终结的法律文书移交人民检察院,对重大或有影响的执行案件应在执行前通知检察机关到场监督。
(二)赋予人民检察院行驶必要监督措施的权利
人民检察院通过审查执行法律文书,发现可能存在违法或不当时,应当采取必要的监督措施,包括调取查询法院执行档案、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向相关人员询问、向法院提出必要财产保全建议等,确保人民检察院开展财产刑执行监督工作。
(三)丰富检察监督方式,拓展监督范围
目前法律仅规定纠正违法一种监督方式,主要适用于执行活动违法情形,监督范围比较窄。对于法院财产刑执行出现不当的情形时,检察院采取检察建议书监督更为适宜。此外,对重大或有影响的执行案件,人民检察院可采取现场监督方式进行全程监督。
(四)建立检察机关内部联动机制,强化监督力度
最新【精品】范文 参考文献
专业论文
财产刑执行检察监督,涉及控申、反贪、反渎、民行、侦监、公诉等检察机关内部多个部门,应当加强内部联动,各部门工作中如果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应及时通知监所检察部门。反贪、反渎部门在侦查阶段应当加强对罪犯财产的调查,将财产调查信息移交法院,必要时可采取保全措施,未经法院裁判执行,不得先行处理扣押冻结的财物。
(五)建立司法部门之间协作机制,确保财产刑的顺利执行
在侦查环节,侦查部门应注重对可能判处财产刑罪犯的财产调查,在执行环节,执行部门应注重发现被执行人的可供执行财产,并将信息报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被执行人服刑期间主动缴纳罚金或民事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通报执行部门。
(六)建立委托异地检察监督机制,消灭监督空白
我国法律规定,被执行的财产在异地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司法实践中,在北京等城市,由于外埠人员犯罪较多,委托异地法院执行案件亦相应较多,但委托异地执行率更低,对此类执行案件的检察监督目前尚处“空白”。为加强对异地执行的监督,应当建立委托异地检察监督机制,由委托地人民法院对应的人民检察院,通过协助调查方式委托异地法院的同级人民检察院实施监督,消灭监督空白。
注释:
张雪妲.财产刑执行不应该成为监督盲区.检察日报.2004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最高检《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六百三十三条和第六百五十八条.------------最新【精品】范文
第三篇: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
职务犯罪7成获缓刑免刑 检方极少抗诉
2010年11月19日03:44京华时报我要评论(250)字号:T|T [导读]最高检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
昨天,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要求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工作机制。此举为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该规定明年1月1日起试行。
>>规定
两级检方监督职务犯罪案
《规定》指出,作出一审判决法院的同级检察院是同步审查的主要责任主体,上一级检察院负督促和制约的责任。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庭审后,提起公诉的检察院应当将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报送上一级检察院;有量刑建议书的,应当一并报送。
地方各级检察院收到同级法院作出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进行审查。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公诉案件审查报告、起诉书、出庭意见书和量刑建议书后,应当指定专人及时审查。收到下级检察院报送的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书后,应当立即审查。
《规定》特别指出,对于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检察院、法院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上一级检察院认为必要时,可以组织上下两级检察院公诉部门和侦查部门共同研究,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执行
比对起诉书判决进行审查
《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规定》的执行目的在于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力度,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有利于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
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确。依照《规定》,上下两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马上就访
职务犯罪69.7%缓刑免刑
昨天,最高检公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最高检组织开展的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
该负责人表示,据此,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刑偏多的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本报记者 于杰)
链接——高检院公诉厅负责人就《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答记者问
强化法律监督职能,加大对职务犯罪案件监督力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今日印发《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下称《规定》),对检察机关监督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提出具体要求。这是高检院为破解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不力这一难题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为帮助广大读者准确理解和掌握《规定》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负责人就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请您谈一下制定《规定》的背景和意义。
答:2009年5月至2010年1月,高检院组织开展了全国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专项检查活动中发现,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据此,大家认为,如何有效化解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职务犯罪案件适用缓刑、免刑偏多的难题,是当前检察机关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一项紧迫而突出的重要任务。
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制度主要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可以充分发挥检察一体化的体制优势,通过上一级检察院的及时介入,有效排除案外因素的干扰和阻力,确保及时发现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不公并依法监督纠正,有利于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由“软”变“硬”,更好地维护司法公正。二是能够进一步加大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力度,确保职务犯罪分子量刑适当、罚当其罪,有利于震慑和遏制职务犯罪行为,从而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积极顺应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呼声。三是《规定》的制定紧紧抓住了职务犯罪案件监督不力这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有利于通过检察机关工作机制建设,提高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和水平,促进刑事审判法律监督工作科学发展。
问:为何将同步审查的范围确定为第一审判决? 答:将同步审查的范围明确为第一审判决,主要有三点考虑:首先,一审裁判和二审裁判在法律效力、监督程序、审查时限等方面都有区别,尤其是在监督程序和时限上,对二审生效裁判的监督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在时限上也无未生效裁判的紧迫性,无需同步审查。其次,上下两级检察院经过对第一审判决同步审查后,一般能够达到排除案外因素干扰的目的,也无再对已生效二审裁判进行同步审查的必要。其次,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定罪和量刑,法院是以判决的形式确定,而一审裁定一般只用于解决程序性的问题,我们把同步审查的对象直接明确为第一审判决,不会出现遗漏。
问:如何确保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 答:《规定》第五条确定了上下两级检察院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决进行同步审查时应当重点审查的八个方面的内容,作出这一规定,主要是考虑如何使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能够集中精力、突出重点,重点审查那些检察机关的指控与法院一审判决认定有分歧、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案件上,保证同步审查的案件质量和工作效率。所规定的八个方面内容,一方面是经研究认为容易出现问题的情形,另一方面也是根据刑事审判法律监督专项检查活动的经验总结出来的情形。具体操作中,上下两级检察院应结合本规定的审查重点,把检察机关起诉书和出庭意见书指控的内容与一审判决进行比对审查,从而判断一审判决是否正确。
问:《规定》在对上下两级检察院实施同步审查程序的要求是否相同? 答:由于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的职责不同,因此在同步审查的要求上也应有区别。鉴于下级检察院和上一级检察院的公诉部门分别是本规定确定的同步审查主体,《规定》要求,下级检察院的同步审查,应当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规定进行,而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同步审查,一般可由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报公诉部门负责人审核。对上一级检察院之所以没有要求按照“三级审查、逐级把关”的程序,主要考虑上一级检察院的审查一般不阅卷,在没有阅卷的情况下,不宜交由检察长决定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问:同步审查一旦发现一审判决确有错误,检察机关如何应对? 答:《规定》主要解决的是检察机关对错误判决不敢监督和不善监督的问题,因此监督的重点应当是那些上下两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中认为确有错误的案件。依照《规定》,下级检察院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提出抗诉后报告上一级检察院,在此情况下,上一级检察院的职责是审查抗诉是否正确,根据刑诉法和有关规定,上一级检察院认为下级检察院抗诉正确或者部分正确的,出庭支持抗诉或者部分支持抗诉;认为抗诉不正确的,依法撤回抗诉。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经审查认为应当抗诉的,要及时通知下级检察院,下级检察院认为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正确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问:那上下两级检察院意见出现分歧时又如何解决? 答:按照《规定》,下级检察院对上一级检察院业务部门的意见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在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认为应当抗诉,下级检察院不同意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意见的,需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经下级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作出的不抗诉决定,上一级检察院公诉部门不同意的,则应当根据案件情况决定是否阅卷,否定下级检察院的决定,要报经检察长决定或者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对上一级检察院作出的决定,下级检察院应当执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上一级检察院在同步审查时确有阅卷必要的职务犯罪案件,应当调卷审查,并应当尽可能在一审判决生效前提出审查意见。此外,对重大、疑难、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以及检法之间、上下级检察院之间有重大分歧意见的案件,在同步审查中,在充分发挥上下级检察院一体化机制的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与侦查部门协作配合机制的作用,保证对职务犯罪案件裁判监督的力度和质量。
问:检察人员在同步审查过程中存在执法过错,如何追究责任? 答:考虑到如果不强调同步审查的责任,就难以将同步审查这项制度落到实处,故在《规定》第十三条写入了责任落实内容。由于最高人民检察院2007年制定的《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对检察人员在执法办案活动中存在执法过错的,明确规定了责任追究的范围和程序,因此,在执行本规定过程中,发现存在执法过错的,应当按照《检察人员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条例》的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篇:探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探索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原因及对策
来源:法律论文 http://www.xiexiebang.com/lunwen74441/ 摘要:当前对职务犯罪被告人过多地适用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的情况已经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问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原因,也有司法原因,还有社会干扰因素等。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完善立法,从法律上严格掌握职务犯罪适用缓刑、免刑的条件;二是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建议权;三是检察机关进一步加大审判监督力度。
关键词:职务犯罪 轻刑化 定罪量刑
一、导致职务犯罪案件缓刑适用过高的原因呈现综合性和多样化,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刑法》中职务犯罪的法定刑给量刑轻刑化提供了条件
一方面,由于立法不完善,量刑规则的缺失导致法官在对职务犯罪的审理量刑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过大。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对职务犯罪处罚的规定是:个人贪污受贿在以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为1至10年。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在当前复杂的司法环境中难免会出现操作上的不规范,从而形成了对职务犯罪实际适用刑罚轻刑化。
另一方面,由于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刑法第七十二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刑法对大部分职务犯罪规定了数额标准,是较具有可操作性的量刑标准,故法官在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时,通常比较注重犯罪金额、认罪悔罪表现、有否退赃方面的考察,而对于犯罪动机、手段、社会影响等难以量化的因素较少关注,加之刑法有关缓刑的规定注重被告人的人身危害性与再犯可能性,因此导致该类案件过多地适用了缓刑。
(二)对自首的认定条件过宽导致缓刑大量适用
自首是我国刑法规定的重要法定量刑情节,对鼓励犯罪人自动投案、强调法律感化功能、节约国家司法成本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促进作用。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职务犯罪人自首的认定条件掌握过松、自首适用非常频繁的现象。自首的前提是自动投案,即不论司法机关是否发觉,都要在不受司法强制的情况下主动交代犯罪事实。而根据我们的调查,许多案犯并非是出于悔悟等原因主动交代的。犯罪嫌疑人主动到检察机关投案自首的仅占26.6%,其余均是在检察机关收到举报信、向案犯了解情况,单位收到举报信或发现问题向案犯核实,或是在检察机关掌握了一定的犯罪材料,传讯案犯时交代的。
(三)证据收集不充分及缺乏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深挖细究导致判决的轻刑化
职务犯罪的嫌疑人多为具有一定文化程度、一定职务和一定反侦查能力的国家工作人员,其实施犯罪的手段较普通犯罪更为隐秘、狡猾,有的已呈现智能化特点,侦查取证难度较大,犯罪证据的固定相对不易。目前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每年都将立案数作为年终考核的标准,立不够上级院规定的案件数就会影响全院的考评成绩,所以侦查部门往往会采取“短平快”的方式侦查一些数额较小的案件,对大案、复杂案件注重突破而忽视深挖,以至于案值在5万元以下的贪污贿赂案件占有一定的比例,客观上为法院多判缓刑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也导致了案件判决的轻刑化。
二、职务犯罪案件过高比例的缓刑和免于刑事处分,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不仅给群众的印象是被告人没有因犯罪受到罪刑相当的惩罚,更重要的是削弱了案件查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威慑、教育作用,其不良影响集中在以下几点
(一)违背刑法基本原则
刑法对职务犯罪适用缓刑的规定是比较原则的,然而与同期一般刑事案件的缓刑率相比,职务犯罪案件的缓、免刑率明显较高,这种量刑上的失衡,不仅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刑法基本原则,而且与罪责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产生冲突,同时有悖刑罚公正的要求。
(二)削弱了对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如此之轻的刑罚处罚,抑制了刑罚的特殊预防作用的发挥,同时也对其他在职人员形成了职务犯罪容易逃避处罚,而且即便进入司法程序也会被从轻判处的错误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刑罚应有的一般预防功能的发挥,从而强化了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给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工作带来了较大的困难。
(三)降低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可信度,挫伤公众反腐败的积极性
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向来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深恶痛绝,依法严惩腐败分子是民心所向。而缓刑适用过多的结果在普通老百姓看来,犯罪分子依然像往常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并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这不免给普通百姓一种误解,判缓刑等于没有判刑或者缓刑可以用钱赎罪,导致人民群众对司法
[1] [2]
机关失去信赖,对公正执法产生怀疑,不仅影响人民群众反腐败斗争的决心和信心,法律的权威亦受到挑战和亵渎。
三、遏制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对策和建议
(一)从立法和司法上解决职务犯罪量刑问题
上文已论述到立法的原因给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活动空间过大,很容易导致量刑失衡。因此,建议从立法上改变这种状况,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缩小量刑幅度,对至年的刑期做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特别是判决年以下的更应该有量化的法律依据,这样既有利于司法操作,又削减了自由裁量权的弹性空间,降低了少数司法人员利用自由裁量权谋取私利的可能性。适当修改刑法适用缓刑的条件,使某些抽象法律概念更加具体化、明确化。
(二)强化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建议权,确保量刑适当
检察机关是唯一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的司法机关,对了解犯罪人的作案手段、危害后果、悔罪情况等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如果检察官提出量刑建议,公诉就更加完整、更加全面、更加明确、更加具体。如果检察官提出一个相对确定的量刑建议,或者检察官并没有提出缓刑、免刑的建议,那么法官如果不按建议判,他就要在判决书论证适用缓刑、免刑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且要能经得起本院审委会、上级院的监督,这样会有效减少乃至杜绝因暗箱操作所导致的缓刑适用不当的问题,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
(三)严格把握对职务犯罪自首的认定条件
从立法上细化自首的适用标准,增强自首制度的可操作性,减少人为因素的介入。人民法院认定自首应当严格按照法律关于自首的限制性条件规定进行,要符合“自动投案”的自首本质特征。检察机关要提高自身的素质和对自侦案件的侦破能力,杜绝为了侦破案件以认定自首来换取犯罪人的“口供”的错误的司法倾向。
(四)提高证据意识,减少公诉之累
要多把功夫下在间接证据的运用上。一是针对职务犯罪案件证据多为言词证据的特征,严格按照《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规定》的要求,对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和询问重要证人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加强对重要证据的复核和固定工作;二是充分运用各种技术侦查手段,解决好配套措施的问题,真正把侦查、起诉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物证据的收集上来,努力实现从重口供到重证据的转变,提高案件办理的质量,避免证据收集不扎实、不充分,导致公诉不力现象发生。
(五)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审判监督的力度
检察机关应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加大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的监督力度。对自侦案件的判决裁定文书要实行专人审查,严格把关。特别是对我们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参考文献:
张雪科,刘汉高.加强教育学习,预防职务犯罪[J].广西林业,().康泽洲.论刑罚中减轻处罚量刑档次的适用——以遏制职务犯罪缓刑率偏高为视角[J].法制与经济,().
第五篇: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重点
探析职务犯罪轻刑化及防治对策(一)
论文关键词:职务犯罪 量刑标准 防治对策
论文摘 要:近年来,国家工作人员贪污受贿、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的量刑出现了明显的“轻刑化”态势,社会各界反映强烈。职务犯罪轻刑化,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据报道,2005年至2009年6月间,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共占69.7%,而同期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案件的抗诉数,却仅占职务犯罪案件已被判决总数的2.68%。另据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统计数字显示,2009年全国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受理职务犯罪案件共计49627件63901人,其中移送审查起诉33024件42951人,不起诉人数和不起诉率连续两年下降,无罪判决率降至7年来最低。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现象已日渐突出,此类案件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率远远高于一般刑事案件。职务犯罪轻刑化,容易引起群众对法律和执法的不信任,导致执法公信力的缺失;职务犯罪轻刑化,无疑会削弱对打击此类犯罪的力度,影响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深入化;更重要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有损于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反腐斗争的信心,危害长期以来业已取得的反腐成果。
一、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
首先是立法自身存在缺陷。1.刑法对职务犯罪处罚规定的量刑幅度过宽,对法律的适用没有具体的限制性规定,导致法官在量刑时自由裁量权较大。比如《刑法》第383条、386条规定了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处罚,数额在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幅度宽,这给缓、免刑“创造”了条件,也给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量刑提供了过大的活动空间。2.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滞后于现实需要。这种固定数额的量刑标准容易造成实际上的量刑不公,且现行刑法自修订以来至今已有多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物价指数的变化使立法时确定的数额标准已不能及时体现业已变化的现实社会危害性程度。3.法定的缓刑条件仅有实体性条件且过于主观,对法院宣告缓刑是否适当,没有具体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标准。《刑法》第72条:缓刑适用中“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标准的认定是以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为依据的,由于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有其表面性和易于隐藏的复杂特点,有时让人难以把握。
然后是,对自首、立功情节的标准认识分歧导致缓刑大量适用。“原因之一是检、法两家所掌握的自首、立功的标准不一致,特别是对纪检监察机关审查期间和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前如实供述罪行是否为自首的分歧较大。”法院判决缓刑的理由,无非也是被告人确有悔罪表现、能够主动坦白交代犯罪事实、积极全部退赃、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等等。在司法实践中,很多情况容易被审判机关认定为自首,且量刑时作为应当减轻刑罚的法定情节,从而导致缓刑的大量适用。
再者,证据收集不充分也会导致案件判决的轻刑化。由于侦查手段相对滞后,证据收集难以达到充分、确实,导致公诉不力,从而影响整个案件的量刑,这也是导致了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原因。
二、职务犯罪轻刑化的防治对策
(一)完善立法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根本。1.首先立法上要完善贪污、受贿刑罚的具体规定,尽可能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空间。建议通过对犯罪情节、犯罪数额的具体量化,从而对1至10年的刑期作出合理的、有层次的分解,以利于司法操作并对法官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限制。2.完善缓刑适用的条件和程序规定。首先,在立法上应设定具体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缩小适用缓刑自由裁量空间。其次,对于被告人适用缓刑、免处实行听证制度。建议法院对适用缓刑、免处的职务犯罪案件,实行缓刑、免处的听证制度,即凡拟适用缓刑、免处的,必须经过听证程序,由法院主持听证,邀请人大机关、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被告人所在单位人员等参与听证程序,对被告人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再犯可能性等进行公开听证。再次,立法可考虑增设相关缓刑义务的规定,使犯罪分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实质性责任,无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缓刑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冲突,改善缓刑公正性的不足,以看得见的方式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心。
(二)履行量刑建议权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有效手段。在审判活动中,检方应对案件提出量刑建议,对刑种、刑期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这样一方面履行了审判监督职能,另一方面也起到让群众参与监督的作用,使量刑程序阳光化,促使审判人员认真考虑检察机关的意见,督促法院作出公正判决、裁定。
(三)实行检审协调机制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检察机关内部来说,应按照检察一体化机制的要求,实行公诉向前延伸,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侦查向后延伸,服务于公诉,及时两部门消除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和法律适用上的分歧,促进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四)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法律保障。检察机关要充分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要转变思想,既要对自侦案件侦查活动中执法不严的情况进行监督,又要对审判机关重罪轻判、量刑畸轻、滥用缓刑的情况进行监督。特别是对公诉人没有提出适用缓刑、免刑量刑建议,而法院适用缓刑、免刑的判决,要重点审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于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该抗诉的要坚决依法抗诉。
(五)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是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前提条件。
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执法者的态度、理念及方法显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往往会成为量刑失偏的走向。而“仁慈执法”会折损法律权威,如果无动于衷,往往会引发社会的负效应,不利于有效地减少和预防职务犯罪,甚至会挫伤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失去对司法机关和法治的信赖。无论是贪污腐败或是渎职犯罪,当严不严、罚不当罪都是执法的大忌。因此,要纠正“执法仁慈”,就要使执法者准确理解“宽严相济”,而“宽严相济”并非是只宽不严,判决结果也不应该令犯罪分子满意,更要与对腐败分子“零容忍”相适应,让广大群众满意。由此看来,纠正执法者的执法理念问题是目前进行防治职务犯罪轻刑化工作的当务之急。
可喜的是,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已被社会强烈关注,我们国家司法机关也陆续出台了相关规定。2009年3月18日,两高颁布实施《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10年1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对职务犯罪案件一审判决实行上下两级检察院同步审查。我们期待研究制定出更多的防治应对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的有效对策!
参考文献:
〔1〕《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公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2009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
〔2〕《关于加强对职务犯罪案件第一审判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2010年11月18日 最高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