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事人单方委托鉴定是否具有证据效力？

第一篇：当事人单方委托鉴定是否具有证据效力？

一、当事人单方委托鉴定是否具有证据效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之后，鉴定机构进一步规范化，法院不再保留自己的鉴定机构。除了公安局和检察院侦查部门为侦查需要而保留自己的鉴定部门之外，法院的鉴定全部要委托社会化成立的鉴定机构进行。因案情的需要而鉴定的话则一般由当事人一方提出鉴定申请，再由法院以法院的名义委托相关的鉴定机构进行。且只有中级法院来统一管理法院对外委托鉴定工作，并以法院的名义委托有资质的相关机构。这样的制度设计应该来说是很大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多头鉴定，反复鉴定、鉴定结论相互矛盾等混乱。而且以法院的名义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由双方协商或者法院随机指定，保证了鉴定机构的中立性，鉴定机构仅对法院负责、而不对当事人负责，鉴定机构的中立性受到不当干扰的机会大大减少。但是现在的法律并没有禁止单方委托鉴定，也就是说当事人可以在诉前进行相关的鉴定工作。那么单方的委托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如何认定？在这起案件中法院并没有否定单方鉴定的效力，可以看出法院对单方委托鉴定的态度，而且法律也并没有规定单方委托鉴定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只是由单方委托的鉴定对方往往不予认可，很有可能申请重新鉴定，这样就会造成程序的拖延。此种鉴定对于原告来说也许是件好事，可以在事前把证据做的比较扎实，有利于一方举证目的的实现和诉讼主张的采纳。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那就是单方委托的情况下，一旦接受了委托，由于不是法院的委托，鉴定机构客观公正的立场就会受到不当的影响，鉴定的过程等无法透明和接受法院的监督，完全靠鉴定机构自律，很难保证鉴定机构的客观公正。虽说故意作出错误的鉴定结论是要负重大负责的，但是这种责任事故的处罚和查处力度和难度都存在很多问题，再加上鉴定结论是错误还是失误还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本身就是很专业的问题，难于查实清楚，难于定性，因此这种事后的责任追究根本不足以保证单方委托鉴定的客观。但是一旦鉴定结论形成之后，在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推翻鉴定结论的情况下，法院就会采纳单方的鉴定结论的证据效力。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一般鉴定人又不出庭接受质证，很难推翻错误的鉴定结论。法官则由于思维惯性使然，很重视鉴定结论的作用，好像鉴定结论只要一旦做出就具有优先的证据效力一样。这主要是受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七条的影响。此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对同一事实的证明力可以依照下列原则认定：

（一）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依职权制作的公文书证的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

（二）物证、档案、鉴定结论、勘验笔录或者经过公证、登记的书证，其证明力一般大于其他书证、视听资料和证人证言；

（三）原始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传来证据；

（四）直接证据的证明力一般大于间接证据；

（五）证人提供的对与其有亲属或者其他密切关系的当事人有利的证言，其证明力一般小于其他证人证言。”

但笔者认为实际上这条规定并没有肯定鉴定结论是优于其他证据的证据种类，仅仅说明了一种倾向性的意见，不是肯定的意见。关于鉴定结论的审查问题，最高院证据规则第二十九条已经有明确规定即：“ 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委托鉴定的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

这就意味着无论是谁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都必须审查以上几个方面的条件，若是不满足以上几个条件那么此鉴定结论应该说是没有证据能力的。至于具体到每个案件中还要看这个案中的鉴定结论是不是符合鉴定

结论的基本要求，是不是有证明力和证据能力，而不能因为其是鉴定结论就当然肯定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仍然要受到更基本的原则的约束。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是任何证据都要查证属实才可以作为诉讼证据使用，法定证据原则早已是过时的封建主义时代僵化保守的证据思想，早已经不能作为实际中认定证据的指导原则。法官的这种思维很容易迷信鉴定结论而导致案件处理上的不公平，不客观。有时往往一个案件有多个鉴定结论，但是同为鉴定结论到底要采信哪一个结论实在是不好作出选择，因为鉴定结论并无高低之分。若不采信其中一个或几个，必然导致当事人对法院的不信任，认为法官可能偏袒了一方当事人，使得法院的公正性受到严重影响。当然还有我国的裁判文书不说理的原因，采纳了其中的一个鉴定结论但是又不给出原因和采纳的理由，当事人当然不会信服。虽然在国外已经早都摆脱了法定证据原则，并不限定证据的优先顺序，但是在我国由于对“组织”的信赖，好像只要是单位作出的证明或者出具的书证等就意味着其证据效力要高，可信度要强一样，实际上是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自由心证原则贯彻的不彻底。表面上是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导致法官更加无法是从。

二、举证责任倒置被告究竟如何举证？

一般侵权诉讼中，实行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比较明确，但在特殊侵权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举证责任分配就不太明确。在司法实践中，“举证责任倒置”这一法学术语容易引起歧义，人们往往会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特殊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是被告承担，原告没有举证责任。虽然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有规定，但都过于原则而不具体，在具体案件中还是存在举证责任分配不明和举证责任分配随意性大的问题。笔者认为，被告在举证责任倒置中所承担的举证责任应限定在法律规定的举证责任范围之内，不能将全部举证责任倒置给被告，任意加重被告的举证责任。因为，不管是生产者、销售者还是消费者，合法权益都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举证责任倒置”应当改名为 “法定举证责任”。2001年12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很明显，对于产品质量侵权案件中的举证责任，相关法律已有规定。具体来说产品质量责任纠纷举证分配如下，原告仍然要举证证明如下事实：

一、证明当事人主体资格的证据

1、当事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交身份证明材料，如身份证或户口本等；

2、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登记材料，如营业执照、社团法人登记证等；

3、当事人名称在法律关系成立后有变更的，应提交变更登记材料；

4、当事人为产品责任纠纷中死者亲属的，应提交死者第一继承人的证明及继承人基本情况的证明。

二、证明双方当事人民事法律关系成立的证据

原告因使用被告生产或经营的产品而所受到的损失，如病历、被损毁物品的购物发票等。

三、证明被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据

1、致使原告人身、财产受到损害的是被告生产或经营的产品的证据，如购物发票等；

2、质检部门就被告生产或经营的产品的性能所做的鉴定结论等。

四、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产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

五、有具体诉讼请求的，应提交诉讼请求金额的计算清单。

因此，产品质量侵权诉讼中，原、被告的举证责任是：原告应举证证明产品确实存在缺陷或证明该产品处于一种不合理的危险状态，产品的缺陷在制造或销售时已存在，损害是因缺陷产品造成的；被告应举证证明《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三项免责情形中的一项或者能够证明原告使用不当及违反操作规程。（《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以下简称他人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生产者能够证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将产品投入流通的；

（二）产品投入流通时，引起损害的缺陷尚不存在的；

（三）将产品投入流通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尚不能发现缺陷的存在的。”）否则，不能免除责任。具体到本案来说，原告只用证明人死了，车子发生了交通事故，且从表象上看原告方人员的死亡是由被告的车辆的缺陷造成的，即完成举证责任。接下来就有被告方举证车辆没有缺陷，但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原告很容易就完成了己方的举证义务，而车辆又不可能在出事时被告就进行鉴定，因为被告根本不知道原告会不会因此而起诉被告并做好应诉的准备。事故处理完后，车辆则会被移动甚至变卖或者销毁，等到原告起诉厂商进行权利主张时，被告已经无法对自己的产品进行鉴定，那么由于被告举证不能而败诉。我们可以看出，被告此时处于很不公平的地位，被告在可能性上就不能完成举证义务，而不是愿不愿意举证的问题。若如此则此类的产品质量纠纷原告则百分之百胜诉。当然被告也可以举出一些证据，比如整车出厂合格者，但是由于整车出厂合格证只是说明整车是合格的、可以出厂的并非说明某一零部件的合格与否。但由于产品的检验都是批量的检验，都是抽检，根据抽检报告并不能一定推定被告的某个产品的合格和没有缺陷，被告仍然被认为是举证不能而败诉（这个观点是我和法官沟通时法官表达出的观点，法官认为我们一方一定要证明出事的这部车在出事时座椅没有缺陷，实际上这也是错误的，根据法律规定被告方只用证明产品投入流通时没有缺陷就可以了，而不是一直要保证产品的使用过程中一直没有问题出现，因为这实在是无法保证的，使用过程中很容易使得车辆出现原来没有的质量问题，而这些问题是不能由被告承担的，被告的责任不能无限制的随意加重）。这种制度设计，被告若要保证自己不败诉则必须是每个产品都检验，而且是每个产品的每个零部件都要有检验和鉴定，而且是在出事的当时马上就鉴定以准备以后原告有可能提起的诉讼。恐怕这种要求是任何厂商都做不到的，对技术的进步也是有害的，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因此这种制度设计是不具有可操作性的，脱离实际现实。幸好是在中国，若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好诉的社会，汽车厂商恐怕早都破产了，当然美国也不会出现如此可笑的制度。

三、鉴定程序的合法性问题？

本案中，由于是原告单方委托鉴定导致鉴定结论存在极大地不公正性和不真实性，被告提出了要求鉴定人出庭的要求。而原告为了证明自己主张的成立进一步说明自己鉴定结论的正确，也申请鉴定人出庭作证，最后鉴定人由法院通知出庭接受质询。这实在是一个特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鉴定人是不会出庭的，即使是法院通知也很少出庭接受质证，而只是提供鉴定报告。这样就失去了对鉴定结论进行质证的机会，实际上，鉴定结论是由人作出的，而人作出的鉴定结论必然包含着鉴定人员的个人判断。鉴定方法、鉴定过程、鉴定人个人的品格和经验等都会对结论的产生有重大影响。鉴定结论并不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也并不比其他证据的证明效力高，证据能力强。也就是说鉴定结论并不当然正确，鉴定结论仍然要像其他证据一样接受双方的质证，而鉴定人不出庭则仅对书面的鉴定结论进行质证，根本无法进行深入质证，无法发现错误。正像刑诉法中对书面证言的质证一样难于进行而流于形式，在完备的对抗制诉讼模式国家，鉴定结论是作为专家证人出现。如一般的证人证言一样，并不具有任何的优越性。专家证人必须出庭接受交叉询问，对鉴定的过程、所依据的科学原理，鉴定数据的分析及推理过程等作出说明，否则就没有任何效力。本案中，经过笔者的质证，发现鉴定结论非常草率，鉴定时没有任何科学实验，没有借助任何科学仪器和设备，鉴定仅凭对事故车辆的目测，然后一些所谓专家拍一些照片摸摸看看就得出了结论。且进行鉴定的时间是在发生事故之后的一年多之后进行的，车辆早已离开第一现场，而是在交警大队事故停车场进行，而此车辆没有任何保护，风吹日晒雨淋早已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鉴定结论又有何科学性可言呢？

鉴定报告没有任何推理和说明，就直接了当的认为座椅不可靠，因此是车辆设计缺陷，非常的武断和草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二十九条 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委托鉴定的材料；

（三）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五）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可见，本案中当事人做出的鉴定结论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没有基本的证据能力，更不用说什么证明力了！当然由于鉴定机构收取了委托人几万元的鉴定费，不作出这样的结论反而不正常了。在鉴定结论被推翻的情况下，自然原告的证据体系被瓦解，原告的举证则不充分，而被告则是充分的证明了自己的车辆没有缺陷，有出厂合格者。座椅强制性认证证书等书面的文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原告的主张是不能得到法院的认可的。

第二篇：价格认证中心是否具有鉴定资质？

价格认证中心是否具有鉴定资质？

作者：杨仓仓发布时间：2013-08-15 10:20:07

【案情】

2013年3月，原告赵某驾驶厢式货车不慎与被告孙某的小轿车相撞，造成双方车辆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因双方就车辆损失的赔偿问题未能协商一致，故原告于6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在举证期限届满前，原告为减少停运损失，委托了县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了车辆损失估价鉴定，其后将车辆拖至汽车修理厂进行了修复。庭审时，原告提供价格认证中心车辆损失估价鉴定意见书作为证明车辆损失的证据，被告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价格认证中心不在省司法厅编制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价格认证中心不具有鉴定资质，要求重新鉴定。

【分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允许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且认可鉴定意见书为法定证据形式。因此，审查价格认证中心是否具有鉴定资质，直接关系到车辆损失估价鉴定意见书的证明力。对此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价格认证中心具有鉴定资质。因为2003年施行的《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价格认证中心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对诉讼案件中涉及的各类标的进行价格认证。本案原告在诉讼中自行委托价格认证中心对事故车辆的修复价格进行估价鉴定，是符合规定的。因此，价格认证中心具有鉴定资质。

第二种意见认为，价格认证中心不具有鉴定资质。理由是，《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规定，国家对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并由省级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名册编制和公告。因该价格认证中心未列入省司法厅编制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故价格认证中心不具有鉴定资质。

【分析】

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价格认证中心具有鉴定资质。分析如下：

一、《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办法》规定价格认证中心具有鉴定资质。

价格认证中心的前身是价格事务所，自1990年起，为适应司法机关和行政执法机关的办案需要，各地价格主管部门相继成立了价格事务所，承担起为司法机关办理涉案物品价格的鉴证服务。在国务院《关于规范价格鉴证机构管理意见》中，为明确价格鉴证机构的性质，将全国各级价格鉴证机构名称统一规范为“价格认证中心”，并且规定价格鉴证机构为国家司法机关指定的专司涉案物品的价格鉴证机构。

2003年施行的《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办法》对价格认证中心的业务职责进行了明确，该《办法》第六条明确了受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

关和仲裁机构的委托，可对涉案物品进行价格鉴定。第七条规定价格认证中心可以接受当事人委托，对诉讼案件中涉及的各类标的进行价格认证。第八条更明确了价格认证中心可以接受市场主体提出的各类有形无形资产、各种商品和服务价格认证。因此，事故发生后，不仅交警部门可委托价格认证中心进行事故车辆损失鉴定，而且当事人也可自行委托鉴定。

二、现无需按《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对价格认证中心进行登记管理。

为了加强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管理，适应诉讼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于2005年颁布了《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国家对从事下列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制度：

（一）法医类鉴定；

（二）物证类鉴定；

（三）声像资料鉴定；

（四）根据诉讼需要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确定的其他应当对鉴定人和鉴定机构实行登记管理的鉴定事项。根据《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的授权，司法部颁布的《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和《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均是为了适用《决定》第二条而制定的。显然，价格认证中心尚不在司法鉴定登记管理范围内。但是，不在司法鉴定登记管理范围内，不等于不是鉴定机构，不等于不可接受委托鉴定，只是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现尚不需要对价格认证中心实行登记管理而已。《价格认证中心工作管理办法》规定，价格认证中心是国

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立、并经同级政府编制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从事价格鉴定、价格认证、价格服务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监管制度和主管部门。因此，价格认证中心是依法设立的估价鉴定机构，虽然未列入省司法厅的司法鉴定人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但价格认证中心仍可接受委托对车辆损失进行估价鉴定。

综上，笔者同意第一种意见，原告在诉讼中可以自行委托价格认证中心对车辆损失进行估价鉴定，价格认证中心具有鉴定资质。（作者单位：江西省石城县人民法院）

责任编辑： 张红霞

第三篇：当事人有权单方委托司法鉴定。最高人民法院2007第013号民事指导案例。

当事人有权单方委托司法鉴定

作者：张晓蓓，系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法学博士。

该案例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编为2007第013号民事指导案例。《中国案例指导(2007第1辑)(总第3辑)(民事卷)》

毛红、葛登娣诉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民事[2007]013号案例 案例指导原则 评析：医疗事故鉴定的性质及其司法审查／杨立新

在律师代理的毛红等诉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尽管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基于毛红夫妇诉前单方委托，而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基于医院申请、双方当事人同意选择和法院委托，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苏民终字第0033号《民事判决书》还是维持了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医院过错与毛凯悦的死亡有因果关系。单方委托的司法鉴定被认定有效。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诉称：“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人不具备相应的临床专业、专科背景，在鉴定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作出的鉴定结论违反《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的规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宋中清律师在江苏省高院二审庭审中，对此发表代理意见认为：“依据过去的《司法鉴定通则》、现行生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等法律法规认为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能够与本案其他证据广泛印证。原判决引用并无不当”。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苏民终字第0033号《民事判决书》判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当事人有权单方委托鉴定，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具备相应的资质，故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诉称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论不能采信的理由不能成立。鉴定结论只是证据形式之一，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综合分析全部证据，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

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相应上诉理由被判决不成立。在这一全国首例社会司法鉴定对抗案中，当事人单方委托的山东金剑司法鉴定取胜了法院委托的西南政法大学司法鉴定。

法规链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二十八条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第四篇：个人是否可以委托鉴定以及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个人是否可以委托鉴定？

除以下所列项目外，业务范围内的其它项目均不接受个人委托。

1、物证方面的一般检材（除外肌肉、内脏等）鉴定；

2、因出国所需的“指印捺印”。

司法鉴定业务范围：

人体损伤程度的鉴定

主要接受各地公、检、法、司等机关或机构的委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参照现行《人体重伤鉴定标准》、《人体轻伤鉴定标准（试行）》、《人体轻微伤的鉴定》，对人体损伤的伤情程度做出法医学鉴定意见。

人体损伤程度的鉴定是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对于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体损伤伤残等级的鉴定

主要接受各地公、检、法、司等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委托，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参照现行《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2002）、《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2），以及全国部分省市颁布试行的“人体损伤致残等级鉴定标准”和其他行业伤残评定标准，对人体损伤后的伤残等级进行法医学鉴定。

人体损伤伤残等级的鉴定主要用于确定各类民事案件或纠纷中的赔偿，对刑事案件的量刑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劳动能力鉴定

主要接受企事业单位、劳动管理（仲裁）部门和人民法院的委托，参照《劳动能力鉴定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2），对受害人的劳动能力提供法医学鉴定意见。

劳动能力鉴定主要用于确定各类民事案件或纠纷的赔偿。

损伤与疾病关系的鉴定

主要接受各地公、检、法、司等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委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法医学伤病关系理论，在涉及损伤、疾病共存的各类刑事、民事案件中，提出法医学鉴定意见，为刑事处分或民事赔偿提供科学依据。

鉴于人体损伤的复杂性，现行法医学标准主要都是针对健康个体（组织、器官）的，对于原来业已存在疾病或病理基础的个体（组织、器官）遭受损伤后的评定，不可能分别作出明确规定。根据有关法律精神，分清损伤与疾病的关系（有无因果关系），确定损伤直接造成的后果（损伤参与度），对于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案件的正确处理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人体损伤后休息、护理、营养期限的鉴定

主要接受各地公、检、法、司等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委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相关医学和法医学标准、规范，对人体损伤后因治疗和康复所需的休息、护理、营养期限等事项提出法医学鉴定意见。

民事诉讼或纠纷中，除了伤残等级和劳动能力鉴定以外，休息、护理、营养期限已经日益成为重要的鉴定内容，有助于确定赔偿额，息诉止纷，已经成为法医赔偿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活体年龄的鉴定

主要接受各地公、检、法、司等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委托，参照目前国内、外骨龄、牙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争议对象的年龄提出法医学鉴定意见。该鉴定意见可以成为刑事或民事案件中确定被鉴定人真实年龄的重要依据。

此类鉴定通常要求被鉴定人到本所法医影像学实验室接受影像学摄片、检查，或按要求提供影像学检查结果。

致伤方式、损伤时间的推断

主要接受各地公、检、法、司等机关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委托，参照医学和法医学科学原理，对涉案的致伤方式（致伤工具）、损伤时间（新鲜还是陈旧损伤）提出法医学推断意见。

此类鉴定通常要求委托人提供可能的致伤方式（如争议双方各自的陈述）和可能的损伤时间，以提高推断结果的准确性。

第五篇：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效力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确定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效力

裁判要旨

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与其他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冲突时，拆迁补

偿安置协议的被拆迁人享有的债权具有优先效力。拆迁人将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售给第三人，即使该第三人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被拆迁人也可基于特种债权的物权排他效力，优先取得拆迁补偿安置房屋，第三人的物权变动不得对抗被拆迁人的物上请求权。

［案情］

1999年，经新沂市人民政府批准，新沂市兴安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安公司）在该市第二农贸市场南侧开发金三角二期工程。

同年9月4日，新沂市拆迁办公室向兴安公司颁发了房屋拆迁许可证，证号为拆许字（99）第35号。拆迁过程中，需拆迁索胜芝房屋10间，建筑面积248.5 m2(其中临街房屋193.60 m2)，使用面积194.06 m2，房屋补偿98061.41元，定附物及其他补偿12 492.92元，各项合计110554.33元。

2001年5月13日，兴安公司与索胜芝签订房屋拆迁安置协议书（其中一份），协议约定给索胜芝回迁安置北沿街西头第一单元门朝东楼下门向北营业门面房85 m2，安置价每平方米680元，计57 800元，上房时索胜芝找兴安公司差价款3 800元。兴安公司作为甲方，索胜芝作为乙方，新沂市拆迁办公室作为鉴证机关在协议上签字或盖章（其中索胜芝的名字由其子索祥忠代签）。

因兴安公司没有房地产开发资质，兴安公司委托新沂市东辰房产开发建筑工程公司（以下简称东辰公司）对金三角二期工程进行房屋开发和销售。2001年11月8日，东辰公司与第三人贺苏梅签订商品房预定合同，将金三角二期商品房1号楼门面1号房（即2001年5月13日协议中约定安置给索胜芝的房屋）以546834.50元的价格出售给贺苏梅。2002年5月10日，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确定价格为499636.36元，贺苏梅交清了该房款。

因兴安公司没有按拆迁协议书的约定进行回迁安置，索胜芝为此于2003年1月30日起诉来院，要求兴安公司、东辰公司、新沂市房屋拆迁安置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拆迁安置中心）履行2001年5月13日签订的房屋拆迁协议书，给予安置北沿街楼西头第一单元门朝东楼下门向北营业门面房85m2。在原一审过程中，本院依法通知贺苏梅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后因索胜芝在原一审诉讼期间死亡，索胜芝的继承人黄孝英、索祥云、索祥忠、索瑜、索保家、索祥侠作为原告参加诉讼。2004年2月2日，本院作出了（2003）新民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

一、东辰公司与贺苏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合法有效，位于新沂市新安镇金三角二期商品房1号楼的门面1号营业用房归贺苏梅所有。

二、兴安公司赔偿原告损失499636.36元，此款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付清。

三、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四、驳回原告对拆迁安置中心、东辰公司的诉讼请求。

六原审原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4年8月8日作出了（2004）徐民一终字第1255号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原一、二审判决生效后，贺苏梅于2004年9月2日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证号为新沂房权证新安镇字第1017185号。

六原审原告不服一、二审判决，向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于2005年5月30日作出了（2005）徐民一审监字第068号民事裁定，决定对本案进行再审。同年6月10日，该院又作出（2005）徐民一再终字第063号裁定：撤销该院（2004）徐民一终字第1255号民事判决和本院（2003）新民初字第619号民事判决并将该案发回本院重审。

［裁判］

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经再审后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八十四条，合同法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

一、位于新沂市新安镇金三角二期商品房1号楼的门面1号营业用房（即证号为新沂房权证新安镇字第1017185号标明的房屋）归六原审原告所有。

二、贺苏梅于本判决生效后30日内将上述房屋返还给兴安公司和东辰公司。

三、兴安公司和东辰公司在接收该房屋后立即交付给六原审原告。

四、驳回六原审原告对拆迁安置中心的诉讼请求。本案判决后，贺苏梅与东辰公司提起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月22日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于2003年4月28日公布，并于同年6月1日起施行。本案是该解释施行后发生的一起较为典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审理好本案的关键是如何准确把握该解释第七条规定所体现的法律旨意。

一、涉案拆迁协议的效力及处理

从拆迁法律关系看，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但被拆迁人实质上属于弱势群体，所以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是侧重于对被拆迁人利益的保护。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买卖合同，是拆迁人以其建造或购买的产权房屋与被拆迁人享有所有权的被拆迁房屋进行互易的协议。被拆迁人丧失的是现存的房屋所有权，而拆迁人提供的补偿安置房屋则是尚未建成或易地购买的房屋，这本身对被拆迁人就是不公平的，也是极为不利的。对于绝大多数的被拆迁人而言，房屋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是其最基本的生活资料。被拆迁人失去的是其赖以生存的房屋所有权，享有的是吉凶未卜的期待权，这直接影响其生存的基本人权。因此，解释借鉴国外立法，在第七条第一款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按照所有权调换形式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明确约定拆迁人以位置、用途特定的房屋对被拆迁人予以补偿安置，如果拆迁人将该补偿安置房屋另行出卖给第三人，被拆迁人请求优先取得补偿安置房屋的，应予支持。”该规定将被拆迁人享有的债权作为一种特种债权，并赋予其物权优先效力，即被拆迁人的债权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第三人的物权变动不得对抗被拆迁人的物上请求权。

2001年5月13日，兴安公司作为甲方、索胜芝作为乙方、市拆迁安置中心作为鉴证机关签订的拆迁安置协议书，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不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因而是合法有效的。索祥忠代为其父索胜芝在拆迁安置协议书上签名，索胜芝在生前没有提出任何异议且以该协议为依据提起诉讼，是对该行为的追认，对索胜芝发生法律效力。该协议约定给索胜芝回迁安置北沿街西头第一单元门朝东楼下门向北营业门面房85 m2，从约定内容看，协议中关于回迁安置房屋的位置及用途均是明确、特定的，因而符合解释第七条第一款关于标的物特定的前提条件。

解释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订立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发生的纠纷案件，本解释公布施行后尚在一审、二审阶段的，适用该解释。”本案在该解释施行后尚在一审、二审阶段，根据该规定，本案应当适用该解释。故依据解释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涉案争议的房屋应归被拆迁人所有。对于贺苏梅办理的房屋所有权登记，因该登记依据的一、二审判决已被撤销，其权利基础已被否定，故原告可依据本生效判决向房产主管部门申请撤销登记。

二、涉案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效力及处理

东辰公司受兴安公司委托对金三角二期工程进行房屋开发和销售，对兴安公司将涉案房屋安置给索胜芝的事实应当处于一种明知的状态，双方共同隐瞒该事实又将该房屋出售给贺苏梅，属欺诈行为，故东辰公司与贺苏梅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依法应当予以撤销；贺苏梅应当将依据该合同取得的涉案房屋返还给兴安公司和东辰公司。贺苏梅返还房屋后，可依法行使合同撤销权，要求兴安公司和东辰公司返还购房款并赔偿因此遭受的经济损失。

（作者单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