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定罪与量刑查询系统的调研

第一篇：犯罪定罪与量刑查询系统的调研

2007年10月8日，武汉大学发布消息，该校73岁的赵廷光教授成功开发了电脑《辅助量刑系统》。该系统为司法审判提供了较为客观的尺度和标准，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被誉为“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在经历了18年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验之后，“电脑量刑软件”终于走出实验室。而就全国而言，把电脑引入司法审判程序的第一人，并不是赵廷光，而是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2006年9月，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在淄川区法院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的1500多起案件当中，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

有人断言，随着“电脑量刑”的出现和推行，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将被颠覆，刑事审判也将更加公开和标准化。但赵廷光却明白，受相关法律法规的限制，“电脑量刑”软件前途不明，而且软件的问世，并不能打破法官对案件审理的主宰地位。

在经历了18年的艰难与困苦之后，赵廷光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尽管早已退休在家，但赵廷光的头衔一直没变：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中国理论界最早进行规范化量刑探索的学者。如今，赵廷光仍然主持着两个“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罪行通论》和国家重点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计算机辅助量刑系统》。

至于为何研究量刑，赵廷光笑称纯属偶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很多科研项目都被别人研究了，惟独量刑没有人研究，那我就来研究量刑吧！”

“估堆”量刑弊端严重

赵廷光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还没有找到科学的量刑方法，在立法上或事实上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诉讼中提倡法官“自由心证”，实际上是把量刑公正的希望寄托于法官的“良知”、“学识”和“经验”。

据赵廷光介绍，量刑规范化在其他国家也一直在推进着，由于媒体大量披露了刑事案件量刑中的黑幕，在美国引起全社会对量刑混乱的公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量刑改革法》，成立了有法官、检察官、律师、议员、学者等数千人参加的“量刑改革委员会”。1987年，《刑事案件量刑指南》出台。

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常年的理论研究，赵廷光发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会出现同一案例在不同地区量刑差距太大；即便同一案例，同一地区的不同法官量刑也大不一样。”赵廷光说，量刑偏差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克服量刑偏差，如何使罪与罚相适应，是刑事司法中永恒的难题，有人把这个命题比喻为“刑法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而赵廷光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破解这个谜局。按照赵廷光的理解，中国的问题主要是估堆量刑造成的。某区法院审理4起盗窃案件，甲乙二案盗窃财物都是1600元，甲案被告人被判刑6年，而4天后乙案被告人却被判刑半年，刑期相差12倍；丙案被告人多次盗窃共计9800元，丁案被告人一次盗窃980元，两案盗窃数额相差10倍，但都判刑2年，前者处以罚金3000元，后者处以罚金2300元。这是赵廷光经常挂在嘴边的例子。

赵廷光把这一现象归纳为“估堆”量刑，它指的是法官在不严格区分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情况下，仅凭个人的刑罚价值取向、笼统认识和审判经验，在法定刑限度以内或者以下对犯罪人任意裁量刑罚。

赵廷光教授说，事实证明，“估堆”量刑就是我国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形象写照。据了解，我国刑事判决的量刑单位一般是“半年”，这意味着每一个犯人的服刑期比实际法律规定总有几个月的“误差”。他举例称，有人曾公开撰文说“在法定刑罚幅度内判几年，是3年还是4年，是7年还是9年，并没有此是彼非的重大差别。”

“两个罪犯在监狱中相遇，彼此一介绍，发现各自的犯罪情节大致相同，但刑期却有较大的差异，这对于罪犯的安心改造肯定是不利的。”赵廷光说，“刑期较重的一方，必定会产生心理上的不平衡，进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自筹130万元科研经费

有关材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上诉（申诉）率居高不下，一直维持在60％左右，而约有一半的上诉原因起于量刑的不均衡。

关于“估堆量刑”，赵廷光有句“名言”，“在商品社会里，买白菜萝卜都要用秤来称，而在事关生杀予夺的量刑问题上，却采取'估堆'的方式解决，许多量刑显失公正。”

赵廷光很推崇培根的一句话，“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电脑量刑就是我研究的一把公平秤！”

1988年，赵廷光在没有任何国外先进经验可借鉴的情况下，开始思考如何将量刑与计算机结合起来。经过两年努力，一套名为《中国

刑法专家系统》的软件问世。1993年，赵廷光开发了真正运用于刑事审判的《实用刑法专家系统》。

不过，由于这套系统太“前卫”，武汉法律界一时难以接受，赵廷光的科研也没能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他只好自筹资金开发。

“13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全是我自掏腰包。”赵廷光非常感激家人给予的支持：为支持赵廷光搞科研，两个子女赞助了80多万元，妻子原本在贵州工作，也提前退休到武汉协助他。研究最艰难的时候，为节省开支，赵廷光把工作室安在了武汉大学里的家，妻子和孩子都借宿到亲戚家。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最多的时候挤了十几个人、十几台电脑。大家轮班做饭，吃住都在一起。“当时我家的水电费总是学校最多的！”回首往事，赵廷光记忆犹新。儿子是首位试用者

赵廷光的二儿子赵恒是北大的法学硕士，在北京开有一家律师事务所。从父亲研究这个系统开始，10多年来，他“赞助”了50余万元。而软件出来后，他既是首位试用者，也是首席推销员。

赵廷光清楚的记得，当时儿子和几位要好的朋友拖着设备，带着演示光盘一家家上门推销。而最终这些软件被北京、山东、海南等地几十家单位使用。“当时价格卖得很乱，多的1万块钱一份，少的2000块钱一份”。靠着儿子的努力，赵廷光在1994年卖出了100多套软件，收回了30多万块钱的研究支出。

但这30多万一分钱都没流进赵廷光的口袋，“当时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钱，说好了如果研究成功按15％付利息，如果失败就当是赞助科研。”

不过，进入1995年后，赵廷光却停止了这套软件的发行，“当时编程序的合作方不满意分成比例，不仅拉走了机器设备，而且还拒绝提供原程序，我就剩下一个脑袋。另外当时新刑法马上就要颁布，我不能拿这套老东西去害人。”

而1997年新刑法颁布，赵廷光把研究重点放在《辅助量刑系统》上。可是，直到最近，这套系统才大功告成。

电脑量刑系统面世后，赵廷光遭遇冰火两重天。

支持者称，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避免同样案件由不同法官审出“不同结果”的弊病，反对者则质疑“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那么也没有绝对相同的个案，正因为如此，才允许法官拥有自由裁量权，单单把司法公正寄希望于电脑的“铁面子”，究竟是逃避责任还是惰性司法？是司法进步还是倒退？更有甚者，把电脑量刑和“电脑算命”相提并论，担心电脑最终取代法官审案件。

法官仍是量刑的主体

对此，赵廷光并不回避：“非常欢迎大家向我„开炮‟，如果有人驳倒我的观点，我付3年退休金！”在赵廷光看来，选择计算机技术作为载体最大的优势就是节约时间，提高办案效率和办案质量，从而把法官“估堆”量刑的“暗箱”打开，使其公开化、标准化，从而减少上诉和申诉，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赵廷光说，《辅助量刑系统》只是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一种载体，“顶多是个计算器”，在这种载体背后是一个庞大的科学理论体系，没有电脑，法官拿笔也能准确计算出合理的刑期。在赵廷光眼里，案件审理的主宰永远是法官。

“一个案子受理以后，首先进行开庭审理，查明事实，是不是罪案，罪还是非罪，然后再定性。是定盗窃罪，还是定抢劫罪，然后合议庭再合议这个案子的犯罪量刑情节，对于这个案子的影响力，每一步都是法官能动的过程。”

“简单地认为这种做法是将法官排除在案件审理和量刑之外，是不正确的，也是对我们的做法的一种曲解。”赵廷光说。

湖北律师王万雄称，采取电脑量刑更客观化和科学化，避免和减少了与法律精神相违背的主观因素，能有效避免人情案、金钱案。

软件公司发现了商机

赵廷光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随后吃的却不止他一个。把电脑引入审判程序，首推山东淄博市淄川区法院。

淄博市中院院长林春明向外透露，从2003年开始试验的软件量刑，将在山东全省推广，从而颠覆传统的“估堆量刑”模式。

“2006年3月，淄川区法院的„智能数字化量刑系统‟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正面评价。7月，最高院在江苏连云港召开全国量刑研讨会，又邀请了淄川区法院出席介绍经验”。2006年下半年，各种会议的推介效应把山东版量刑软件推到高潮。

山东方面称，“从2006年3月到9月，淄川区法院已有一百多起刑事案件在审理中使用了电脑软件量刑，“无一上诉、抗诉”。

在山东的模式中，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软件”是由法院内部编写的依据《常用百种罪名量刑规范化实施细则》，“搞的不是一回事，他们依据的是一个内部文件，而且不对外公开”。另一方面，在赵廷光看来，淄川区法院的量刑软件“商业味道太浓”。在赵廷光发给记者的相关新闻报道中，淄川区法院的合作方，北京英杰公司的总经理秦野说，“我看好了电脑量刑这个项目。目前，我们在这个项目上已经投入了100多万元。”

“公司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英杰公司投入巨资，除了有推进司法行业信息化建设的因素外，还要获得利益。”秦野很坦率地说，“电脑量刑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项目，我看好它的发展前景，我们做项目都是长期的，可持续的。电脑量刑是我们的技术储备。”

赵廷光告诉记者，就在前两天，淄川区法院刑庭庭长王红梅给他打来电话，“她祝贺我成功开发出《辅助量刑系统》。

应用前景不明朗

王红梅曾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来审，会出现不同结果的情况，而量刑失衡也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现在追求的是，哪一种结果更加科学，更加规范。”据她介绍，自从使用电脑量刑以后，因为量刑失衡问题上诉的基本没有了。

淄川区法院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4年3月开始试用到2006年9月，淄川区法院已经应用这套电脑辅助量刑系统处理了1500多起案件，没有一起案件因为量刑失衡出现上诉。“即使被告人不愿接受判决结果，但心里还是服气的。”

不过，相对于山东方面由上而下的推行。赵廷光的量刑软件不管是“前途”还是“钱途”都要黯淡许多。据了解，目前的这套《辅助量刑系统》还没有真正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为了修改完善“电脑量刑系统”，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赵廷光仍然忙碌着。

而曾经一度打算建立的让系统免费供世人使用的中国量刑改革试验网站，也陷入停顿。“目前没这个条件，学生都已经毕业，而我也73岁了，试验网一开，网友会在上面发问题，并要求回复，精力不允许。而且经费也是个难题。”

赵廷光坦言，在研制软件的最初，确实想得到经济上的回报：“一是填补科研经费的空缺，二来可以资助其他科研项目”。但赵廷光认为，科研能净化一个人的灵魂。赵廷光明白，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想让这套系统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不现实，“我现在一个月有几千块钱的退休金，我并不缺钱，只是希望国家能采纳我的观点，传播我的思想”。

让赵廷光担忧的是，现在年纪大了，学生都已经毕业，除了海南大学教书的学生李其武仍在进行相关研究外，其他人很少涉猎其中。“我可以提供版本和模式，让中青年学者沿着我的路子走，这样他们可以少走许多弯路。”赵廷光说。

何谓“电脑量刑”

赵廷光说，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电脑量刑”并非替代法官判案，而仅仅只是一种证明的辅助方式而已。“电脑量刑”并非“电脑算命”，两者不具有可比性。

赵廷光教授的“电脑量刑”系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帮助细化为五个步骤的操作：第一步是选择罪名与罪行；第二步是点击案件的各种量刑情节；第三步是对每个情节的“重要性程度”和“具体表现情况”进行“五级评价”；第四步是简要输入评价根据和理由；第五步是显示量刑建议并提供数千字的《量刑建议论证报告书》。

在以上操作过程中，可以随时查询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量刑理论资料和参考案例。应当说，这样一个系统为法官量刑提供了充足的依据，不失为一个比较科学、有效的辅助系统。

第二篇：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根据刑法第266条之规定，诈骗罪是指“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而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关系，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是包容竞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因此二者有许多共同点：诸如二者都是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主观上都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故意;都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骗取了公私财物等。但是依据犯罪构成的理论，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仍是有区别的。合同诈骗的量刑】合同诈骗量刑分析

个人和单位均可犯本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5万至20万元以上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包括以下5种行为：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即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单位的名义或者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合同担保，是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双方约定，为保证合同的履行而设定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减少合同风险和保障合同履行的常规做法。犯罪分子为了取得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往往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以达到利用合同骗取钱财的目的。“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等金融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证明其对某些本不享有权利的财产享有权利的证明文件，如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产所有权证以及其他虚假的动产、不动产权属的“证明文件”等。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犯罪分子一种惯用的诱骗伎俩。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往往使对方当事人对其履约能力和诚意信以为真，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犯罪分子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对方的信任，达到诈骗的目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只要签订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给付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其犯罪目的就已实现，然后便逃跑、隐藏、躲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是一个概括性规定。由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法律上不可能穷尽，有必要规定这样一个弹性款项，便于司法机关具体掌握。

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情况：收受当事人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既不履行合同义务又不退还，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犯合同诈骗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由此可见合同诈骗罪的最高刑是无期徒刑，合同诈骗罪不会被判死刑。

合同诈骗量刑相关规定

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有关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20万元以上的。但是目前，关于合同诈骗的“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却没有任何的法律规定。而从我国有关现行刑事司法解释来看，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数额标准都高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2001 年 4 月 8 日 《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 》 规定，合同诈骗的，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 5 千元至 2 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1996 年 12 月 24 日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 规定，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1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货款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贷款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票据诈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l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5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从立法原则来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 中的金融诈骗犯罪，犯罪起点数额均比诈骗犯罪数额的标准高，在新刑法修订时，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分离出来归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其犯罪客体与金融诈骗罪属同类客体，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所以，合同诈骗的犯罪数额起点提高非常符合实际。而且在合同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没有新的司法解释推出之前，司法实践中一般是参照金融诈骗犯罪的数额规定判处。即，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5 千元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4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合同诈骗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广东省惠州市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惠州刑事辩护律师皮律师：*** 欢迎致电咨询 广东省惠州市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广东省惠州市诈骗罪定罪量刑标准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诈骗案件如何掌握数额标准的答复 粤高法［2006］15号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你院《关于诈骗罪数额标准的适用法律问题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鉴于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相似，法定刑幅度相同，而最高人民法院在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一直未对诈骗罪的数额标准作出解释的实际情况，我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办理诈骗案件时，对诈骗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参照《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2002］87号)第21条关于合同诈骗罪的标准执行。2006年4月12日 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2006年4月12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办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案件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第21条

２１、关于个人进行合同诈骗犯罪定罪量刑的数额标准。广州、深圳、珠海、汕头、佛山、中山、东莞、江门市及其所辖市、县、区以５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５万元以上不满５０万元为“数额巨大”，５０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湛江、茂名、惠州、潮州、揭阳、汕尾、梅州、河源、肇庆、韶关、清远、阳江、云浮及其所辖市、县、区以４万元以下为“数额较大”，４万元以上不满４０万元为“数额巨大”，４０万元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

广州铁路运输各级法院审理犯罪地在广东省内的合同诈骗案件，按照犯罪行为发生地的标准掌握；犯罪地在广东省以外的案件，按照本《意见》第２１条第二款的标准掌握。惠州刑事辩护律师皮律师：*** 欢迎致电咨询

第三篇：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合同诈骗罪的定罪量刑

某女士来电咨询：

我丈夫最近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了，说他涉嫌合同诈骗，诈骗他人1400多万元。请问，什么是合同诈骗罪?会怎么样量刑?

答：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个人和单位均可犯本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的《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5000元至2万元以上的;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5万至20万元以上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224条的规定，合同诈骗包括以下5种行为：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即以凭空捏造出来的单位的名义或者未经他人授权或同意以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合同担保，是签订合同的当事人，根据法律规

定或者双方约定，为保证合同的履行而设定的一种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减少合同风险和保障合同履行的常规做法。犯罪分子为了取得对方当事人的信任，往往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以达到利用合同骗取钱财的目的。“票据”，是指汇票、本票和支票等金融票据。“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是指证明其对某些本不享有权利的财产享有权利的证明文件，如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产所有权证以及其他虚假的动产、不动产权属的“证明文件”等。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这是犯罪分子一种惯用的诱骗伎俩。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往往使对方当事人对其履约能力和诚意信以为真，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犯罪分子以此为诱饵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取得对方的信任，达到诈骗的目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同诈骗。行为人根本不想履行合同，只要签订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给付了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其犯罪目的就已实现，然后便逃跑、隐藏、躲避。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是一个概括性规定。由于合同诈骗犯罪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法律上不可能穷尽，有必要规定这样一个弹性款项，便于司法机关具

体掌握。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情况：收受当事人给付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无正当理由既不履行合同义务又不退还，用于挥霍，致使无法返还，等等。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犯合同诈骗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第四篇：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 第二百七十一条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职务侵占罪定罪量刑标准

1、法定刑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较大”起点一万元的，可以在三个月拘役至六个月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数额每增加一千八百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确定基准刑。

2、法定刑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的量刑起点和基准刑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占本单位财物，犯罪数额达到“数额巨大”起点十万元的，可以在五年至六年有期徒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犯罪数额每增加一万元，可以增加一个月刑期，从而确定基准刑。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相应增加刑罚量，调节基准刑，但累计增加的刑罚量不得超过基准刑：

（1）职务侵占行为严重影响生产经营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30％以下；两种情形同时具备的，可以再增加基准刑的10％以下；

（2）多次职务侵占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3）职务侵占用于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款物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职务侵占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以及募捐款物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5）职务侵占的款项用于吸毒、赌博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可以增加基准刑的20％以下。

4、确因治病、学习等生活急需而实施职务侵占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以下。

第五篇：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两个基本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

危害食品安全犯罪两个基本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

来源检察日报2013.7.5

卢宇蓉 吴峤滨

为便于深入理解和掌握“两高”《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现就《解释》中所涉及的危害食品犯罪两个基本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解读如下。

一、关于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143条规定的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基本罪名之一。《刑法修正案(八)》将原“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表述改为“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并增加“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量刑幅度的情形。《解释》第1条至第4条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解释》第1条明确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认定标准。“两高”2001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伪劣商品解释》)第4条规定，经省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机构鉴定，食品中含有可能导致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超标准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应认定为刑法第143条规定的“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但司法实践中，鉴定意见只能出具送检物质中是否含有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以及具体数值，无法对是否“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作出判定，该规定操作性不强，有必要予以修改完善。《解释》第1条改变了《伪劣商品解释》规定的具体个案的认定方法，采取了一般性、客观推定式的认定方法，即将实践中具有高度危险性的典型情形予以类型化，明确具有这些情形的即可认定为足以造成刑法规定的具体危险。《解释》第1条规定在食品安全法第28条十一项禁止生产经营食品情形的基础上，规定了生产、销售五类危险程度较高的食品即可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定罪处罚。

第(一)项规定“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情形，主要考虑到食品安全法第2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含有严重超出限量标准的上述物质具有现 实危险性，有必要予以刑事打击。同时，考虑到上述物质的种类非常多，危害性的差别较大，无法划出统一的超标倍数作为认定标准，故采用了“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表述。

第(二)项规定“属于病死、死因不明或者检验检疫不合格的畜、禽、兽、水产动物及其肉类、肉类制品的”情形，主要考虑到食品安全法第2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禽、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以及检验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上述食品中极有可能含有致病性微生物、病毒或者其他毒害成分，具有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现实危险性。

第(三)项规定“属于国家为防控疾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销售的”情形，主要考虑到食品安全法第28条明确禁止生产经营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如前一段时间为防控H7N9禽流感，有的地区被怀疑为传染源的市场已要求停止经营活禽，对活禽进行扑杀，如果这些市场的活禽经营者仍暗中经营的，就适用本项的规定。由于此类食品与某种疾病存在较密切的联系，违反国家禁止性规定生产经营此类食品，一旦引发传染病等疫情，将导致极其严重甚至是灾难性后果，因此将其认定具有“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危险。

第(四)项规定“婴幼儿食品中生长发育所需营养成分严重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形，主要考虑到《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第32条明确规定，生产婴幼儿奶粉应当保证婴幼儿生长发育所需的营养成分，不得添加任何可能危害婴幼儿身体健康和生长发育的物质。如2004年发生在安徽阜阳的“大头娃娃”奶粉事件，劣质婴儿奶粉就未按要求添加婴儿生长发育所必需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为了体现对婴幼儿身体健康的特殊保护，本项将此类情形认定为“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

第(五)项是兜底条款。

《解释》第2条明确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认定标准。《伪劣商品解释》第4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被食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但轻伤、重伤多系外伤导致的损伤，不能完全概括司法实践中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的所有情形，因此本条参照“两高”2009年《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假劣药解释》)中所规定的造成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标准。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与生产、销售假药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对人体健 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标准保持一致，即分别为“造成轻伤以上伤害的”，“造成轻度残疾或者中度残疾的”，“造成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第(四)项考虑到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的犯罪特点，规定“造成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属于“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第(五)项是兜底条款。

《解释》第3条明确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增加了“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量刑幅度的情形。本条规定了五种应当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的情形。第(一)项规定“生产、销售金额二十万元以上的”情形，能够涵盖已经生产并销售、已经生产尚未销售以及部分销售部分未销售的全部情况。

主要考虑:一是将生产金额与销售金额适用同一标准，既符合刑法规定的罪状表述，又能够降低司法实践中侦查、调查取证的难度，强化可操作性，有利于加大打击力度。二是将数额标准设置为二十万元，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二档的数额标准保持一致，有利于确保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尽可能地以危害食品犯罪的罪名定罪处罚，避免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转而适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处理的情况，在案件处理结果上准确反映犯罪分子的行为性质和主观恶性，争取社会共识和群众认同。第(二)项规定“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数量较大或者生产、销售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形，主要考虑到犯罪数额虽未达到二十万元的标准，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大、性质较恶劣的情况。由于食品的种类繁多，有的是以克、公斤、吨等重量单位计数，有的是以瓶、包、盒、箱等包装单位计数，且不同品种的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危害程度不同，难以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数量较大”的标准，“持续时间较长”同样也不宜规定得过于具体化，都需要在具体案件中结合案情作具体判断。第(三)项规定“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属于婴幼儿食品的”情形，主要是为了体现对婴幼儿身体健康的特殊保护。第(四)项规定“生产、销售金额十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一年内曾因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活动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主要是考虑到实践中这类实施危害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较多，屡教不改，受过处罚后往往重操旧业，主观恶性较大，有必要予以从严惩处。第(五)项是兜底条款。

《解释》第4条明确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本条参照《假劣药解释》作了规定，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与生产、销售假药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和生产、销售劣药罪“后果特别严重”的标准保持一致，即分别为“致人死亡或者重度残疾的”，“造成三人以上重伤、中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造成十人以上轻伤、五人以上轻度残疾或者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第(四)项考虑到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 食品罪的犯罪特点，规定“造成三十人以上严重食物中毒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病的”属于“后果特别严重”，与该罪第二档量刑幅度的标准保持三倍关系。第(五)项是兜底条款。

二、关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标准

刑法第144条规定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另一个基本罪名。刑法修正案(八)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增加了“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作为第二档、第三档量刑幅度的情形。《解释》第5条至第7条对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定罪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解释》第5条明确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认定标准，与《解释》第2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

《解释》第6条明确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其中，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与《解释》第3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其他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保持一致。第(五)项规定“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毒害性强或者含量高的”情形，主要考虑到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种类繁多，毒害性相差非常大，一般来说，非食品原料的毒害性越强，或者使用的剂量越高，生产出的食品的毒害性就越强，给食用者造成严重危害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对此类行为有必要予以严惩。第(六)项是兜底条款。

《解释》第7条明确了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认定标准。本条除援引《解释》第4条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后果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外，还规定生产、销售金额五十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将数额标准设置为五十万元，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第三档法定刑的数额标准保持一致，同样是为了保持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在罪名适用上的平衡协调。(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