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金融危机论文
金融危机对2009毕业生的影响
【摘要】 随着金融危机从美国向全球蔓延,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转移,经济危机有加深的趋势,同时带来了大学生就业困难加剧的现象。本文从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和大学生如何正确应对等方面分析,号召全社会团结起来共同应对金融危机和大学生就业困难。
从2009年全年来看,金融危机对大学生造成了就业压力
就业压力主要来自5个方面,一是以高校毕业生为主体的需要就业的青年达到历史新高;二是自然灾害造成一批企业停产;三是一批出口导向的中小企业因经营困难倒闭;四是为节能减排关闭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五是2008年是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的最后一年。
2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新阶段,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层次、教学内容、方法、学生就业创新能力等诸多方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还存在差距。这次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提出了挑战。学生的就业能力是指保持工作的能力,包括专业能力与市场能力,专业能力包括知识、技能与态度,知识是专业能力的基础,敬业精神、职业道德和操守等态度,是大学生专业能力中的关键。市场能力是指大学毕业生向用人单位展示专业能力的方式以及他们寻找工作的特定环境。为了寻找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大学生必须要了解整个劳动市场,了解职位的职责要求,同时必须改进自己的展示方式,提高展示自我的能力,而大学毕业生的技能、态度和市场能力恰恰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的薄弱环节,是市场经济最需要而大学毕业生最缺少、最不足的。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技能型就业岗位上竞争不过农民工,就是例证。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学校而言,名牌重点大学相对于普通院校,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小一些,就专业而言,财经类、国际金融与贸易、工商管理类的毕业生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大一些。据新闻媒体报道: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对外贸易大学等著名院校,往年毕业生招聘会上门庭若市,而今年也受到了“冷落”,“皇帝的女儿”也愁嫁了。金融危机造成大学毕业生心理压力过重
据“金融危机对高校毕业生影响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显示,在1200名大学毕业生中,金融危机造成心理影响的占20%,担忧找不到工作的占35%,认为对未来发展有影响的占17%。
从以上统计数字不难看出,金融危机造成就业难的严峻形势给一部分大学毕业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心理压力,具体表现在,面对当前的就业形势,部分毕业生表现出恐慌、迷茫、焦虑、担忧,特别是一些性格内向、心理适应能力差、家庭经济困难、家住经济欠发达区域、依靠父母打工供学费、生活费的毕业生以及一些省辖市地方院校的毕业生心理压力更大。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金融危机造成就业难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估计不足。二是择业观、就业观滞后。树立一个正确的就业观是当前大学生实现顺利就业的关键。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许多大学生不能紧跟时代发展而及时转变就业观念。据调查问卷数字显示,有90%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时都选择大中城市,而对于一些小城市的基层单位或县城,很少有人问津,有83%的大学毕业生选择国家机关、外企、国企、高校,而不愿选择小企业、民营企业和乡镇基层。一部分毕业生好高骛远,择业设计与实际脱钩,理想与现实脱钩,过高地估计自己,没毕业之前总是认为自己干什么都行,但往往实际能力却不尽人意。三是心理素质差,适应能力不强。大学毕业生多是独生子女,条件优越,个性张扬,在家里是“宠儿”,在社会上是“骄子”,一部分大学生,从小学到大学的选择,从吃喝到衣物购买都由父母操心、设计,依赖性强,陪读父母屡见不鲜,这部分学生一旦受到挫折便不知所措。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正确看待金融危机下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金融危机加大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随着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受到冲击,为了控制成本,裁员、减薪是企业最常用、最优先考虑的方法,不少企业取消了校园招聘计划,使得本来就形势严峻的大学生就业机会减少,就业更是雪上加霜。据预计2008年底有100万大学毕业生不能就业,2009年将有592万大学生毕业,再加上往届没有就业的大学生合计有上千万的大学生要就业。研究生扩招这一政策虽然可以暂时缓减一点压力,但它只是将现在的就业压力转移到将来几年而已,没有从跟本上解决就业压力,将来还可能会出现研究生就业难的问题。
其次,金融危机不是大学生就业困难的根本原因 大学生是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关系国家人力资源规划,影响社会发展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人们更多地是把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归因于金融危机,这是片面的看法。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前后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就已经凸现,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一度比较突出,但此后形势有所缓和。近年来,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更加突出,而金融危机只是加剧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此,我们在积极应对金融危机给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困难的同时,还应该冷静地思考、研究和分析问题的深层次原因,站在更高的平台上,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寻求可持续性的治本之策。
再者,大学生就业难的理性分析 大学生就业难是中国近年来面临的社会整体就业状况的一部分,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①政府和社会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一方面,就业体制导致部分大学生就业困难。虽然政府每年针对大学生就业都出台专门的政策和文件,但仍存在着有些地区和部门执行不力的现象,如行业限制、区域限制等。在大学生求职和择业时,走后门、拉关系等现象仍然存在,直接危害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就业体制,导致部分毕业生失去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市场缺陷导致大学生不能很好地就业。就业市场发育不充分、不完善,市场化、信息化程度低,不能能使双方相互了解对方信息,毕业和用人单位双方相互选择时成本加大。②高校教育模式对大学生就业产生影响。高校扩招增加了大学生就业人数;高校现有的学科专业结构存在问题,高校专业设置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滞后,没有能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整,专业趋同现象严重,供求结构失衡致使毕业生专业结构与市场供求出现错位,造成学校无特色,教育无特点,学生无特长,结构性矛盾更突出;高校就业指导服务缺位,大学就业服务工作比较薄弱,机构不健全、经费不足、工作职责简单、队伍专业化水平低等因素造成了大学生对就业服务的满意度不高。③企业用工制度、用人观念不合理。一些企业用工制度不合理,社会保险、养老金、公积金等一系列社会福利不能保障,起薪较低,升幅不大。有的企业还存在着严重的就业歧视问题,如身高歧视、性别歧视、健康歧视和户籍歧视等。还有错误的用人观念,片面追求高学历,中专生可以做的宁要专科生,专科生可以做的宁要本科生,本科生可以做的要觅研究生。用人单位缺乏人才储备意识,不少用人单位不招应届毕业生,只招有几年实践经验的往届毕业生,造成应届毕业生就业难。人力资源市场不完善,中介服务不到位、不规范、不健全,加重了中国大学生就业形势的严峻性。④大学生自身的因素。大学生自身尚存在一定差距,知识面过窄、实践能力差,依赖性强,创造力弱,综合素质有下降的趋势。部分大学生及其家长错误的就业观念,把目光集中在大城市、大企业、大单位、大公司,片面地追求优越的生活条件、较高的工资收入、较好的社会福利。追求“精英岗位”,无视“大众化岗位”。缺乏开拓创新胆识,缺乏艰苦创业精神,没有“自己当老板”的意识,不想自主创业。
作为大学生应该:①理性、冷静地面对现实。本次危机从2008年7、8月份开始,将持续三年,这是比较乐观的估计,因此由金融危机与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困难将是长期的,我们要在思想上有这个准备。金融危机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自己打垮自己。当外在的客观困难被任意放大之后,人们就容易陷入一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客观原因的思维定势,从而不愿去查找自身的原因。②关注金融危机下企业的发展方向。在金融危机中企业受到的冲击最大,尤其是民营企业。但是我们更应看到金融危机加快了中小企业优胜劣汰、产业升级的步伐,他们由原来粗放型、资源型企业开始向技术性、环保型和节约型转变。要完成这些技术升级,企业对技术型、研究型人才的需求也将大大提升。因此,大学生必须瞄准产业转移的方向,向产业承接地寻找工作机会。③抓紧提高自身的基础能力。金融危机下经济前景不明朗,很多企业放慢了发展的步伐,大学生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时段加强自身素质的提高,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能力。
总的来说,金融危机给大学生就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挑战与机遇并存,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金融危机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某种机遇。尽管大学生就业还面临着不少困难,解决这些困难可能还需要较长时间,但是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看,大学生就业也面临着一些重大机遇。作为大学生,应该理性应对,提升自我,从容应对这次金融危机,找到理想的工作。
第二篇:金融危机论文
金融危机
——席卷全球的风暴
提纲:
1、我理解的金融危机关键词及含义
2、金融危机如何产生
3、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的影响
4、金融危机的机遇和挑战
一、金融危机的关键词及含义。
金融危机,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此次金融风暴,本质上是美国模式市场经济治理思想的严重危机。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教授大卫·科兹指出,目前的美国金融风暴,是资本主义一种特殊制度形式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作用的结果。由于金融管制的解除,没有了国家的密切监管,资本主义的金融部门就会出现内在的不稳定。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虽然对治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起到了一定的疗效,但它不是万能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因其在里根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而“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很显然,这不符合平等、公平、协商的国际原则,无视各国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要想取得成果,就必然要触动这一思想基础。
二、金融危机如何产生
引起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风暴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利率上升和住房市场持续降温。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利息上升,导致还款压力增大,很多本来信用不好的用户感觉还款压力大,出现违约的可能,对银行贷款的收回造成影响的危机。
在美国,贷款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从房子到汽车,从信用卡到电话账单,贷款无处不在。当地人很少全款买房,通常都是长时间贷款。可是我们也知道,在这里失业和再就业是很常见的现象。这些收入并不稳定甚至根本没有收入的人,他们怎么买房呢?因为信用等级达不到标准,他们就被定义为次级信用贷款者,简称次级贷款者。
由于之前的房价很高,银行认为尽管贷款给了次级信用贷款者,如果贷款者无法偿还贷款,则可以利用抵押的房屋来还,拍卖或者出售后收回银行贷款。但是由于房价突然走低,贷款者无力偿还时,银行把房屋出售,但却发现得到的资金不能弥补当时的贷款+利息,甚至都无法弥补贷款额本身,这样银行就会在这个贷款上出现亏损。(其实银行知道你还不了。房价降温,另一方面升息都是他们一手掌控的)
一个两个贷款者出现这样的问题还好,但由于分期付款的利息上升,加上这些贷款者本身就是次级信用贷款者,这样就导致了大量的无法还贷的贷款者。正如上面所说,银行收回房屋,却卖不到高价,大面积亏损,引发了次债危机。在2006年之前的5年里,由于美国住房市场持续繁荣,加上前几年美国利率水平较低,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迅速发展。随着美国住房市场的降温尤其是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级抵押贷款的还款利率也大幅上升,购房者的还贷负担大为加重。同时,住房市场的持续降温也使购房者出售住房或者通过抵押住房再融资变得困难。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大批次级抵押贷款的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进而引发“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中首当其冲遭遇打击的就是银行业,重视住房抵押贷款背后隐藏的风险是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特别应该关注的问题。在房地产市场整体上升的时期,住房抵押贷款对商业银行而言是优质资产,贷款收益率相对较高、违约率较低、一旦出现违约还可以通过拍卖抵押房地产获得补偿。目前房地产抵押贷款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资产中占有相当大比重,也是贷款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商业银行为房地产抵押贷款计提的风险拨备是较低的。然而一旦房地产市场价格普遍下降和抵押贷款利率上升的局面同时出现,购房者还款违约率将会大幅上升,拍卖后的房地产价值可能低于抵押贷款的本息总额甚至本金,这将导致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显著上升,对商业银行的盈利性和资本充足率造成冲击。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近期内出现价格普遍下降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从长远看银行系统抵押贷款发放风险亦不可忽视,必须在现阶段实施严格的贷款条件和贷款审核制度。
事实上,本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源头就是美国房地产金融机构在市场繁荣时期放松了贷款条件,推出了前松后紧的贷款产品。中国商业银行应该充分重视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第一应该严格保证首付政策的执行,适度提高贷款首付的比率,杜绝出现零首付的现象;第二应该采取严格的贷前信用审核,避免出现虚假按揭的现象。
三、金融危机对全世界的影响
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范围将有多广?这是目前世界经济界和金融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从其直接影响来看: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众多收入不高的购房者。由于无力偿还贷款,他们将面临住房被银行收回的困难局面。其次,今后会有更多的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由于收不回贷款遭受严重损失,甚至被迫申请破产保护。最后,由于美国和欧洲的许多投资基金买入了大量由次级抵押贷款衍生出来的证券投资产品,它们也将受到重创。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金融风暴,必然会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冲击。
1、这个全球性的影响来自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仍然是当今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全球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领头羊”一出问题,必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全球金融市场迅速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2、金融全球化让世界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了很多国家。正因为如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才会造成史无前例的影响。随着全球金融动荡的加剧,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金融风暴首先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粉碎了这个“世界最完备体系”的神话。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美国有大量的州立银行与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在过去几年内投资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以及其他证券化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资产减记与亏损。这些中小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差,也很难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因此在未来破产倒闭的概率很高。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银行业受殃及最深,因为欧洲银行过分依赖于短期借贷市场,而不是通常的客户储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很难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最令人担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拖累甚至阻滞全球经济增长。目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已经持续缩减。而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交替下挫的负向财富效应的拖累下,美国居民消费日益疲软。由于自身股价下跌,美国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而由于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下跌,美国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在2009年陷入衰退几乎已成定局。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等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的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
由于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近30%,其进口占世界贸易的15%,美国经济衰退将导致全球商品贸易量下降,进而影响一些外贸依存度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很有可能带来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经济复苏的新障碍。大规模救市措施,也会使本来就有巨大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雪上加霜,一旦出现大肆发行债券、印发钞票,势必会导致美元信用下跌,并推高全球通胀率。
四、金融危机的机遇与挑战
次美国次贷危机的最大警示在于,要警惕为应对经济周期而制订的宏观调控政策对某个特定市场造成的冲击。导致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美联储加息导致房地产市场下滑。当前中国面临着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如果央行为了遏制通胀压力而采取大幅提高人民币贷款利率的对策,那么就应该警惕两方面影响:第一是贷款收紧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这可能造成开发商资金断裂;第二是还款压力提高对抵押贷款申请者的影响,可能造成抵押贷款违约率上升。而这两方面的影响都最终会汇集到商业银行系统,造成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作为抵押品的房地产价值下降,最终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盈利性甚至生存能力。
人们需要认识中国和美国经济周期以及房市周期的差异性。美国是一个处于全球体系之下的有着悠久市场经济历史的国家,周期性很强,目前正处于本轮经济周期的繁荣后期。
中国则还没有经历过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即使从改革开放算起到现在也只有30年的历程,从1992、1993年提出市场经济到现在更是只有15年历史。处于这一阶段,中国经济的关键词是供需不平衡,固定投资需求大。这是区别于美国经济接近10年一个周期的重点所在;此外,中美房市的周期也有所不同。中国实施房改后,结束了此前多年无住房市场的局面,需求大幅飙升。虽然中国房市也存在投机因素的推动,但需求大而供给有限是促使房价走高的最重要原因。而且,对于中国房市,政府有调控余地。
本次美国次贷危机也给中国宏观调控(Macro-economic Control)提出了启示。主要有三方面:
第一,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纳入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时的监测对象。因为一旦资产价格通过财富效应或者其他渠道最终影响到总需求或总供给,就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即使是实施通货膨胀目标制的中央银行,也很有必要把资产价格的涨落作为制订货币政策的重要参考;
第二,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综合考虑调控政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例如美联储连续加息时,可能对房地产市场因此而承担的压力重视不够;
第三,政府不要轻易对危机提供救援。危机是对盲目投资和盲目多元化行为的惩罚,如果政府对这种行为提供救援,将会导致道德风险的滋生。本次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联手注资,可能会催生下一个泡沫。
无论如何,这场危机产生无疑给国内金融业带来了不少启示。在金融创新、房贷市场发展和金融监管等方面———美国次贷**爆发以来,无论从全球资本市场的波动还是美国实体经济的变化来看,次贷之殇在美国乃至全球范围内都不容小觑。对于中国来说,这场**为我们敲响了居安思危的警钟。
第三篇:金融危机研究论文
一、居安思危
中国加入WTO之后有没有潜在的危机呢?当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经济遭遇挫折的话,最大可能莫过于金融危机。
在20世纪后期,在日本经济高速起飞之后,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台湾)很快甩掉了穷困的帽子。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的崛起更使人们对亚洲经济充满乐观。最令世人震惊的是中国的奇迹。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体制转型过程中保持了高速发展。有的经济学家把亚洲经验总结成“雁阵模式”,好像亚洲经济就可以按照这个序列继续发展下去了。可是,1990年以后,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得日本一头栽进了泥淖,直到今天还没有挣扎出来。雁阵序列,昙花一现。1997年,一场罕见的金融风暴横扫东亚。我们的邻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了下去。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提什么“亚洲奇迹”了。有些国家“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好不容易把国内人均生产总值搞到三、四千美元,似乎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可是转眼之间,一个跟斗跌掉了一半多。亚洲各国已经尝到了金融风暴的厉害。
在亚洲金融风暴中,许多人认为中国在劫难逃。在1998年11月“经济学人”杂志的封面上,一艘挂着五星红旗的帆船眼看就要被卷入漩涡,旁边一行大字:“中国,金融风暴下一个牺牲品”。转眼之间,几年过去了,在沧海横流当中,唯独中国经济巍然不动。中国的稳定极大地遏制了金融风暴的蔓延,为亚洲经济以至于世界经济的复苏创造了转机。中国的贡献得到了各国政府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高度评价。也许中国的出色表现冲昏了某些人的头脑。他们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如此厉害,也拿我们无可奈何,今后还有什么可怕呢?
中国有一则著名的寓言叫做“刻舟求剑”。有一个人在渡船上一不小心把剑掉进河里,他不慌不忙,在船弦上刻个记号,打算到了岸边再捞。某些人就像“刻舟求剑”一样,他们就没有想到,之所以中国能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是因为那个时候尚且没有对外开放金融。我们有一道很好的防火墙。但是,一旦加入WTO,中国的外部金融环境就完全变了,这道防火墙将不复存在。时过境迁,如果拿昨天的皇历来讨论今天的问题,非出大纰漏不可。
亚洲邻国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后吃了这么大的亏,难道我们还不应当从中吸取教训?讲经济规模大小,我们不如日本;讲经济发展的时间长短,我们不如四小龙;讲劳动密集产品的比较优势,我们和东南亚各国不相上下。他们纷纷中箭落马,难道中国就有什么先天的免疫能力,一定能够避免金融风暴的袭击吗?
美国金融家乔治·索罗斯在2001年11月谈到中国的金融体系时认为,中国的金融体系比日本和韩国的问题更大。他表示,“中国银行体系中的坏帐问题,在体系封闭的情况下,问题能够得以控制,但问题不解决,坏帐会越来越多。这是不能无限期拖下去的。尽管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并在尽全力解决,但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问题就无法解决。坏帐是由国有企业造成的,要想消灭坏帐,就必须重组国有企业”。索罗斯敦促,不要因为困难就畏缩不前。坏帐继续积累,将阻碍资本的有效利用。虽然中国的储蓄率高,但再高的储蓄率也不能无限期地支撑不断增长的坏帐。日本就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尽管索罗斯的名声不太好,但是,我们不能因人而废言。中国进入WTO之后,既然要对外开放,心里总应该有点数,一旦遇到外来的冲击,中国是否还能够控制金融局势?
有的经济学家判断说,至少一年内中国不存在金融危机。[2]这话一点都没有错。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维持目前金融业对内对外都不开放。实际上,只要中国不对外开放金融,再过三、五年也不会遭遇金融危机。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亚洲的时候,有些国家和金融风暴好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例如,朝鲜、缅甸、蒙古等。他们的老百姓恐怕从来没有感受到金融风暴的威胁。并不是他们的金融体系多么健全,关键在于他们没有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反之,那些实现了对外开放金融的国家,例如,韩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无不在金融风暴中损失惨重。由此可见,对外开放金融领域固然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同时也有被金融风暴袭击的危险。
目前已经有130多个国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入世而出现了严重的产业危机。反倒是金融危机在全世界频频发生。在最近10年内比较严重的金融危机发生了46次。金融危机的频率越来越高,其破坏性越来越强。中国入世以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金融领域中潜伏的巨大的风险,因此,必须加倍注意防范金融危机。
中国政府在对付产业危机、环境保护、出口市场、失业下岗、农村收入下降、社会保障基金等问题上都有一些经验,但是,还没有处理过开放环境下的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当局对于垄断下的金融管理具有足够的经验。可是,一旦对外开放,金融风险的程度将迅速上升。有些金融官员对国际金融市场缺乏了解,自以为是,特别不虚心。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最近吴敬琏指出,他不赞成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说法。中国经济潜伏着各种危机,如果不注意的话很可能遭遇金融危机。但愿他的忠告会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如果我们没有作好准备,那么,下一个遭遇金融风暴的就很可能是中国。
二、金融改革举步维艰
2.1银行业改革,避重就轻,缺乏新意
只要认真查一下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献,我们不难发现,金融领域并不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各种文件中几乎都把金融改革放在显要的位置。2002年2月的金融工作会议列举了六项金融改革的方向:金融监管要履行职责,加强金融监管;继续施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金融体制、金融制度、金融业务创新;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调控货币供应量等等。2001年10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有篇文章“银行业,如何应对挑战”,作者开出了三条对策:第一,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强化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能力,建立、健全多层次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第二,控制银行业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尽快完善外资银行市场准入的条件和业务范围;第三,加快国有商业银行的机构重组,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争取时间加快商业化进程。要下大力气解决不良贷款,改善银行的资产结构,根除导致出现不良资产的根源,等等。
一般来说,这些条条都没有错。但是我们会发现,在这里通篇说的是良好的愿望,是希望达到的目标,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难道以前中央银行没有要求建立完善的金融调控体系?难道没有要求改革人事管理制度,提高服务质量?难道在哪篇官方文件中没有提及要下力气解决不良贷款?如果以前没有提出这些口号,显然是严重失职。事实上,以前央行不知道讲过多少遍。确实,金融当局也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客观地说,国有银行确实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前些年好多了。可是,金融改革摇摇摆摆,进进退退,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为什么这些经念了这么多年,银行业的问题非但没见到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
无庸讳言,中国银行业的体制改革,从1985年开始,经过10多年来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需要讨论的是,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不能说,改革中所做的事情不重要,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对于一个人来讲,换件新衣,梳洗一下是容易的。但是要想在舞台上唱好戏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一个企业而言,这个道理已经被大家所理解。时至今日,我们的银行业改革的整个过程就是不断进行梳洗打扮的过程,没有用多少时间练功。因此让这样的演员唱好戏肯定是难为他了。要想唱好戏,就要像抓中国的足球一样“从娃娃抓起”。在中国银行业改革过程中,有几个半大小伙出世,如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等等,到今天为止,这些小伙的戏倒是唱的不错。问题是,我们从改革之初,就推行了一条“禁止出生”的政策,不让民营银行出生,堵死了“从娃娃抓起”的路子。现在面对入世,我们明白了梳洗打扮解决不了问题,需要练功,但是又害怕生孩子。这样的逻辑是多么可笑。
看来,我们今天的确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银行业的改革之路了。
2.2警惕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
在金融改革上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敷衍塞责,能拖就拖。另一个极端是莽撞上阵,欲速而不达。
自2000年夏,经济学界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民营银行的研究和探讨。许多学者都主张在对外开放金融领域之前首先对内开放。通过创建民营银行来完善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环境,改变在金融领域的产权结构,在竞争中改善国有独资银行的经营管理。可是,这些建议碰上了一堵看不见的墙--“拖字诀”。既不反对,也不赞成,挂起来再说。由于正赶上2003年政府换届,许多重大改革措施无法出台。和世界各国一样,在“选举年”是办不了大事的。对此我们是完全理解的。由于入世后对外开放金融领域的日程已经确定下来了。还有不到5年的时间,外资银行就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国民待遇,从而对中资银行形成严峻的挑战。本来留给我们作准备的时间就不多,白白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实在令人可惜。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在2002年3月,金融改革突然热了起来。在2002年3月23日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文章“中资银行上演《生死时速》”。文章开头就引用了中国民生银行行长董文标描绘国有商业银行行为的一段话:“疯狂地吸收存款,疯狂地放贷,疯狂地制造不良资产,疯狂地处置不良资产”。读了这些报道,给人们一种感觉,为了推进金融改革,好像某些国有商业银行的负责人已经到了慌不择路的程度。近来,在深化金融改革的呼声中出现了一股商业银行上市热。紧锣密鼓,跃跃欲试。
在市场经济中只要稍有理智,哪家银行也不敢疯狂,也用不着疯狂。权力和垄断是诞生疯狂的温床。即使什么都不干也比匆匆忙忙地犯错误强。千万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个极端。弄得不好,会把金融改革引上歧途,闯大祸。
三、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1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热
商业银行上市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深圳发展银行、浦东发展银行、民生银行已经上市。民生银行上市发行3.5亿股,筹资42亿元。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也发布信息,希望在短期内上市。据说,招商银行获准发行15亿股,每股作价7元。集资额可望超过100亿元,成为目前大陆第二大上市公司。[3]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上市的呼声最高。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中国银行已经在2001年完成了在香港部分的重组,准备上市[4]。最近国有银行上市突然加温。在2002年2月金融工作会议以后,某些金融业负责人表示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所有制改革。其重点就是实施股份制改革,在条件成熟时上市。2002年3月16日温家宝在《中银论坛》上表示,国有银行可以组建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银行,完善治理结构,进而在条件成熟时上市。[5]
为什么国有银行如此急于上市?据说,银行上市的目的就是要筹集资金,使得银行能够达到资本充足率。
中国银行行长刘明康说,由于外资银行和国内商业银行间有六大差距,入世后要消除这个“鸿沟”需要10年左右。刘明康说,这六大差距表现在资本实力、风险防范、不良资产、治理机制、管理机制和IT建设等方面。[6]其中第一条就是要增强国有银行的资本实力,提高资本充足率。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2002年1月说,商业银行在补充资本的机制上还不够健全。要解决这个问题,银行上市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7]因此,我们首先来研究一下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3.2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银行的自有资产(一级资本)在总资产当中的比例称为资产充足率。按照《巴塞尔协议》,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应当在8%以上,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会影响银行的稳定性。
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只有中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超过8%,其他各家都远远低于这个标准(见表1)。世界十大银行在1999年的资本充足率为11.5%。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两大巨头的资本充足率都在12%以上,瑞士信贷银行为19.1%。中国国有银行的平均资本充足率只有5.7%。[8]
3.3赤字连年,有心无力
由于四大商业银行是国家所有,当资本金不足的时候,自然应当要求资产所有者注入资金。从理论上来讲应当由财政部向四大商业银行注入资金。事实上,财政部在1998年已经发行了2700亿特别国债,用以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能不能让财政继续注入更多资金,要看看目前财政的能力。可惜,由于从1985年至今,国家财政已经连续十几年出现赤字,数额连年攀升,2001年财政赤字高达2598亿元。很难指望国家财政向国有银行投入更多的资金。(见表2)
朱熔基总理2002年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指出,在2002年国家财政赤字预算为3098亿元,占GDp的3%。国债余额累积数字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GDp的18%。(如果按照朱熔基总理在《国家工作报告》中提供的数字,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是95933亿元,那么国债占GDp的比重就是27%。究竟哪个数字正确?)如果仅仅从这几个指标来看,中国的财政赤字尚在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问题在于国债的增加速度过快。中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1.2%,在2001年上升为2.9%。债务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例)在1997年为7.3%,到2001年上升为18%。根据《大公报》在2002年3月24日报导,在1998~2000年三年里,财政赤字平均年增长率达到62.3%,2001年可能还会增长20%。倘若继续增长下去,压力越来越大。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不能越借越多,养成靠借债度日的坏毛病。
3.4隐性债务,触目惊心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统计的国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隐性债务,其中主要有三笔:社会保障基金、银行不良贷款、未登记外债。
(1)在社会保障基金的隐性债务中主要是养老金缺口。
众所周知,每个人都应当在年青时期积累些钱,等到退休之后可以用这些积蓄安渡晚年。国家也一样,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应当给每一个公民都设立个人帐户,在这个人工作期间,不断地投入资金。待这个人退休之后,从个人帐户中逐年提取资金,发放养老金。在世界上各个工业化国家中都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养老基金,存了很多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都是多年来民众积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建立在这些基金的基础上。可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退休基金。劳动者的节余都被国家用于基本建设投资或其他用途。现在发放的退休金都是靠当年征收的各种税、费中支出的。这种操作方法叫做“现收现付”。也就是说,当前的劳动者在支付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直到前几年我们才刚刚开始扭转这个被动的局面,在名义上设立了养老保险的个人帐户。但是,这些个人帐户都是空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隐性债务”。
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特殊,除了由于平均年龄越来越大所造成的老龄化问题之外,[9]人口结构的分布也带来极大的麻烦。在60年代末,由于文化大革命,大中小学关门,上山下乡,抓革命、促生产,人口剧烈增加。仅仅在1965到1970年期间人口总数就增加了10454万。以后这个增速降低了下来,在1990到1995年期间只增加了6788万(见表3)。出现了人口分布上的扭曲。
6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将在2025年前后退休。当他们退休的时候,正在上班的差不多都是独生子女。每一个上班的人需要负担的老人的比率将非常高。老人赡养率将从2000年的11%上升为2030年的25%和2050年的36%。也就是说,现在是平均9个人养一个老人,到了那个时候。3个劳动者要养一个老人。如果还要按照现收现付的办法来支付养老金的话,仅仅养老金一项就要刮掉工资收入的38.5%。显然,如此高的税率将摧毁国民经济系统。为了避免这一危机,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逐步还债,充实个人帐户基金。
为了研究这个题目,世界银行的王燕,美国普度大学的王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翟凡和我建立了一个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用动态模拟方法探讨了中国社会保障系统的财政缺口。[10]我们的结论是,如果我们维持过去的“现收现付”体制,养老基金将很快出现收支缺口。按照1995年价格来计算,到2010年这个缺口将达到2060亿元。这个缺口将继续扩大,到2050年达到102730亿元。如果拿1995年价格计算的话,养老金隐性债务在2000年为63280亿元。那么到了2050年这个缺口将扩大为371390亿元(见表4)。
按照国务院体改办和美国安然保险公司的计算,这笔隐性债务在2000年大约在76000亿元左右。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这笔隐性债务在70000亿左右。[11]社会保障的隐性债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是,这笔债务却是非还不可,越拖问题越严重。
(2)另外一笔隐性债务就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
世界著名的金融评级公司标准普尔在2001年10月9日说,中国的不良贷款总额在30000亿左右。也许标准普尔的估计不那么准确,按照官方数字,不良贷款占银行全部存款总数的25.7%,超过20000亿元。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详细分析。
(3)估计未登记的外债大约4000亿元。
除此之外,按照“债转股”的模式,一部分国有企业的不良债务变成了国有银行手里的股份。如果这些国有企业盈利的话,那么国有银行还多少能分到些红利。如果国有企业继续亏损,那么在国有银行手里的这些股票还不等于一迭废纸?
由于许多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节节上升,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在1998年把它们合并成了100多个城市商业银行。除了上海商业银行等几个城市商业银行比较好之外,其余的城市商业银行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不良贷款。到了一定的时候,这些坏帐都有可能转变成为国家财政债务。
地方政府、乡镇政府还有一大箩筐多多少少的债务尚未清理。
如果把这些隐性债务考虑进来,恐怕债务总额会超过了80000亿,相当于GDp的80%。[12]由此可见,中国的债务负担非常严重,绝对不能掉以轻心。[13]因此,要求从财政上来给国有银行充实资金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国有银行该不该上市?
4.1银行上市的基本条件
既然国家财政不可能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大笔资金,于是,有些人就开始动股市的脑筋,让国有商业银行上市,筹集一大笔资金,改善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
银行上市是否会成为金融改革的突破口?会不会出现“一股就灵”的奇迹?[14]
国有银行能不能上市?也许有人认为,这难道还成问题吗?四大国有银行是“国家所有,国家信誉”,只要国家批准,要上市还不是轻而易举?
事情未必如此简单。任何企业上市的前提条件是信息透明化。企业上市是直接融资行为,也就是说,企业为了扩大再生产,拿出一部分股权来换取外部资金。例如,企业自有资本1亿元,年利润1000万元。如果想把经营规模扩大一倍,需要资本2亿元,于是,这家企业通过上市,对外发行相当于1亿元的股票。如果企业的生产效益好,购买股票的人按照投资多少来分享利润。假若股票价格上升,股东们还可以从股票升值得到额外的收益。因此,上市的前提是,第一,企业要有自有资产,第二,要期望盈利。
美国的创业板市场允许一些资金不足的企业上市。其前提条件是这个企业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优秀的管理团队。允许他们上市,实际上是让他们牺牲股权换取快速发展和成长的空间。不过,这样的公司更像是即将出现的经营前景看好的“民营银行”,而不是现在的国有银行。
现在,在国内有一股这样的“热”,叫做搭国有企业上市最后一班车。就是说,中国已经入世了,政府的照顾政策只剩下很短的时间可以公开使用了,必须要赶在2005年以前上市。否则,如果上市必须靠企业的质量,国有企业就再也没有机会了。看来,国有银行的上市问题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4.2不良贷款知多少?
国有银行上市的第一关就是要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家当。企业上市时考虑的是净资产。如果企业注册资本是1亿元,但是欠别人的债务有2亿。那么,我们说这家企业资不抵债。别说上市,早就该破产倒闭了。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中最多只有8%是属于自己的,其余的都是企业和老百姓存的钱。银行拿储户的钱放贷,如果出现了不良贷款,自然应当由银行负责。因此,在考虑银行的净资产时不仅要看银行的注册资本还要看它究竟有多少不良贷款。如果银行要上市,首先要把不良贷款的数字搞清楚。在这里有几笔帐非算不可。
第一,2002年3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在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国有商业银行去年底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按照这一估计,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大约为22898亿元。
第二,按照官方报导,被“剥离”到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有15688亿元。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了一年多了,已经完成了收购四家国有银行部分不良资产的任务。但是,资产管理公司在处置银行不良资产上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2001年9月底的数据来看,已经处理掉的和追回的不良贷款总数为1360亿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8.67%(见表4)。
众所周知,讨债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要的必然先要回来。剩下来的不良贷款都是些硬骨头。就算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讨债和资产重组的本事很大,能要回来30%就算很成功了,那么还有将近10000亿的坏帐。[15]无论把这些坏帐“剥离”到哪里去,坏帐还是坏帐。这是四大商业银行欠老百姓的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储蓄者都有权把自己的存款要回去。老百姓不会去找那些资产管理公司,只能找当初收他们存款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怎么来补这个窟窿?如果把这10000亿算进去,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要上升多少?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复苏报告》中估计,如果把转移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计算在内的话,中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将调整为37%(见表5)[16]。
第三,目前,国有银行计算不良贷款数目是采用“一滞二呆”的分类原则计算的。早在1998年的金融工作会议上朱熔基总理就明确指出,“我们不要盲目在所有领域都照搬国际惯例,但是在贷款分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纳国际惯例”。在2002年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再度强调“商业银行从今年开始要全面实行贷款质量五级分类制度”。[17]
可是,实行“五级分类”谈何容易。在199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广东发动了一场中外闻名的“清分”试点。(清理银行资产,为贷款分类)。要求在广东境内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在3个月内完成所有金融资产的清理和分类工作。为此,中央银行从全国调集了200多名专家会战广东,打算在广东清理分类之后,将“五级分类”逐步扩展到全国。中央银行和各个商业银行成立了专门的清分办公室,并且将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分解到了各个基层分支机构。广东的清分试点从1998年5月开始,到8月结束。可是,清分的结论却成了中央银行“烫手的山芋”。参加清分试点的人说,再弄下去,我们就要变成反贪局了。一直拖了一年多,199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才对继续开展“五级分类”作出部署。在2000年9月,中央银行发布了《关于不良贷款的认定办法》,令人意外地重申继续以“一逾二呆”作为确定不良贷款的标准,其中确实有难言之隐。在2000年对银行的财务真实性和贷款质量进行全国性检查,连那些已经采用了“五级分类”的银行还要倒退回去,按照“一逾二呆”的数据来汇总数据。为什么中央银行在“五级分类”问题上会如此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是很明显,“五级分类”揭露出来的? 涣即钍衷对洞笥凇耙挥舛簟薄18]
按照1997年以前“一逾两呆”的标准,贷款逾期3年才划为呆滞,借款人走死逃亡才划为呆帐,而按照“五级分类”,只要借款人不能归还本息30~90天就列入不良贷款。[19]假定国有银行认真地采用了“五级分类”,许多现在算为正常的贷款将变成不良贷款,不知道这样一来,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四,“五级分类”与“一逾两呆”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考虑信贷质量。如果一个企业借了10笔款,按照“五级分类”,只要有一笔贷款不能按时归还,这个借款者的信用评级就要下降,其他贷款都要列入问题贷款。可是按照“一逾二呆”,只要其他贷款尚未到期就不算。按照“五级分类”,信用评级恶劣的国有企业有多少?目前给国有企业进行信用评级的事情尚在讨论之中,倘若真的按照信贷质量来划分,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还要上升多少?
第五,四大银行的大部分贷款都给了国有企业,特别是贷给了目前上市的1167家企业,其中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当计算不良贷款的时候,是按照这些企业的帐面数字来评估的。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在1996年底,32.2万户预算内国有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7.29万亿元,负债5.18万亿元。负债率高达71%。在这些企业的债务中逾期、呆滞、呆帐以及长期拖欠的不良债务占20%,超过1万亿元。[20]这些仅仅是帐面上的数字,真实数字恐怕更为严重。
有人估计至少20%的上市公司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假帐。“银广夏”就是一个例子。前不久还被称为资产质量特别优秀的好企业,说破产就破产了。揭开盖子来,尽是假帐。如果有许多上市公司隐瞒了巨额亏损,那么一旦搞清楚了这些公司的帐目,岂不是又要给银行的不良贷款大大增加一笔?
最近,央行要求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每年下降二个百分点,也就是要减少600亿。据说,这是央行新设的金融监管局的主要职责。实际上,这对于央行金融监管局来说绝非易事。央行的金融监管人员长期以来就像救火队一样在全国范围内奔波。说我们的金融业“四面起火,八方冒烟”真是一点都不夸张。目前,贪污腐败现象越演越烈,金融领域是所有寻租活动必经之途。拿这么有限的几个金融监管人员去对付“人心不古,党风日下”,实在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单一的金融监管渠道是无法对付日趋复杂的金融监管的。说声要减少600亿不良资产,下个指标容易,怎么实行?那些国有企业在继续亏损,到时候,银行敢不敢不再发放贷款?或者干脆叫他们破产倒闭?只要银行摆脱不了各级政府的控制,就别想摆脱来自于国有企业的坏帐。
说句不客气的话,别说每年降低600亿不良贷款,如果能够保持在现在这个水平上就非常不容易了。在1992年,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还只有几千亿。眼看着突破了一万亿、二万亿。在金融系统中,人还是那些人,国有企业还是那些国有企业,经营环境还不如90年代初期,凭什么就能把不良贷款降下去?
银行上市要不要算清楚帐目?如果算清楚了帐,国有银行能够拿出来合股的资本究竟有多少?虽然银行的情况和企业不尽相同,但是基本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一家银行的自有资本是10亿,但是贷款的坏帐也有10亿之多,事实上,这家银行已经把自己的资本全赔光了。银行的钱都是别人的。凭什么拿别人的钱上市呢?如果不良贷款比银行的一级资本还多得多,那么凭什么上市?[21]倘若某个公司已经是资不抵债了,公之于众,还有人敢买这种股票吗?如果不告诉老百姓真话,靠造假帐上市,今后怎么办?
“家丑不可外扬”,如果国有银行不上市,那么,尽管现存的不良贷款数额巨大,但是还可以慢慢对付。如果一定要急于上市,岂不是掩耳盗铃,马上就要踩响这个大地雷?如果只是学者们在研究改革方案,呼唤危机意识,对社会的冲击极为有限。如果真的让国有银行登上股市,那么立即和广大股民的利益联系到了一起,想盖都盖不住,那个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
4.3能否把国有商业银行切块上市?
既然国有银行整体上市风险很大,弊多利少,那么能不能把国有银行切成若干块,先把那些资产状况和经济效益比较好的上市?这样作既可以避免由于国有银行规模过大对股市造成的冲击,又比较容易在上市过程中报告银行资产。例如,中国银行在海外部分资产总额1300亿美元,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在海外上市肯定可以筹集到一部分资金。
如果在海外讨论这个问题,一定会把那些外国的金融专家和经济学家们搞得晕头转向,因为把银行切块上市的做法完全违背了经济学的常识和当前金融市场的发展规律。
首先,银行的资产必然是统一核算的。银行业就是金融服务业,为了提高服务效率,加速资金周转,就必然要扩大金融服务规模。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的规模效益非常显著,这就是为什么当前世界上的大银行要不断整合、兼并的原因。提出把国有银行切块上市的人如果真的主张要把国有银行解体分割,那么,显然违背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
其次,由于地区差距和经营水平等原因,每个银行内部都有些效益较好的单位,也有一些亏损单位。有些吃肉,有些啃骨头。如果,单单把效益好的分行划出来上市,那么,那些效益不好的分行捆在一起,日子怎么过?
第三,在国有银行切块的时候,资产好办,负债怎么分?如果把效益好的部分划出来,把债务和不良贷款留给母行或者其他部分,上市固然没有问题,但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上市的部分要不要和母行保持联系?
如果上市部分完全独立,在资产所有权上和母行一刀两断,那么,母行的日子会更加难过,母行为什么要同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部分划分出去?主张国有银行上市的目的是要帮助国有银行脱困,如此处理岂不是和上市的目标南辕北辙?
如果上市部分仍然留在母行体制内,那么上市部分就不能回避对母行不良贷款的责任。假若上市部分不向股东说明这些债务,那么就涉嫌欺诈。前不久破产的美国最大的能源公司安然公司(Enron)就是这样造假帐的。每当出现债务,安然公司就成立一家新的公司,让新公司把债务背走。这样在母公司的帐目上始终保持很好的利润记录。虽然安然公司得逞于一时,但是最终还是露出马脚,债权人追索子公司的债务,顺蔓摸瓜,还是找到了真正的债主,把安然公司告上了法庭。为安然公司作假的金融审计公司(安达信公司),为此牵连上赔偿责任,已经濒临破产。我们的国有银行上市,要不要请那些国际著名的金融审计公司来审计?有了安然破产的教训,那些金融审计公司还会睁只眼、闭只眼吗?假若上市部分如实报告应当承担的不良贷款(并不仅仅是自身发生的不良贷款)那么,还上什么市?
金融改革的重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对国有银行的监督改革,主要是要改变国有银行内部的管理机制,提高经营和监管效率。切块上市并不能促进四大国有银行内部的体制改革,也无益于明确银行产权,更谈不上促进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监管效率。说到底,主张切块上市的人无非是想通过股市为国有银行圈些钱。至于说拿到这些钱之后如何料理后事就欠缺考虑了。钟伟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金融改革绝无陈仓可渡--评“银行上市年”》。[22]他指出主张银行上市实际上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对于不思改制的银行,没有理由相信它们上市‘圈钱’后会不把钱糟蹋光。”这个评论,一针见血。
与其切块上市还不如在体制外创建一些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新银行。与其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的归属问题上纠缠不休,还不如维持国有银行的现状,在体制外发展民营银行。待到民营银行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形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有效竞争机制,然后再来考虑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造。
4.4股市容量有限,承受不了国有银行上市
主张国有银行上市圈钱的人也许忘记了前不久国有股减持的教训。沪深股市总值占GDp的50%左右。但是,其中三分之二是不能流通的国有股。据说是要为社会保障基金筹款,在市场上抛出一部分国有股。结果,国有股减持导致沪深股市狂跌,最后只好仓促叫停。
现在,老调重弹,国有银行上市,也打算从股市上捞一把。暂且不说这种做法是否合理,就从中国股市的承受能力来看,这一做法就很不明智。要将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1个百分点,至少需要800亿。要使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达到所需的资本充足率,至少需要几千亿元。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统计数字,从1991年至今,上海、深圳股市为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7796亿元。每年融资金额只有一、二千亿元。倘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市,每个都是大块头,一下子吸收巨额资金,还不得把股市压趴下来?
4.5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应当缓行
假若没有作好准备,仓促将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只有三种可能:
第一,申请上市,但是在审计之后被揭露出来大量不良资产,不符合上市的要求。这些银行声名狼藉,偷鸡不着反蚀一把米。
第二,在国有银行上市过程中股市崩溃,和国有股减持一样,被迫中途叫停。
第三,蒙混过关,上市之后圈了股民的钱,但是由于国有银行基本上没有利润,没有红利,说不定在哪个地方出现局部的金融危机,导致民众信心动摇,最后,国有银行遭遇风险,同时也拖垮了股市。
国有银行上市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如果上了市才能成为好银行,那么上市之前就不是好银行,而不是好银行则不应当上市。让国有银行迅速上市的主张颠倒了逻辑顺序。应当在银行上市之前提高资本充足率,使得银行成为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稳定的金融机构,然后再讨论是否应当上市。
至于说国有银行上市之后能否给股东带来利润?能否建立有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行董事会的有效监督?能否通过上市提高效率,防范金融风险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轻易能够回答的。有鉴于此,为了金融安全起见,国有银行上市还是暂缓为妙。
【注释】
[1]作者衷心感谢长城金融研究所同仁们的大力支持与帮助。感谢汤敏、彭恩泽等人对本文初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如有谬误自然应当由作者负责。
[2]详见顾海兵、李扬等人在2001年的论文。
[3]参见《经济日报》,(台湾),2002年3月20日。
[4]参见《信报财经新闻》,2002年3月20日。
[5]参见《人民日报》2002年3月18日。
[6]参见2002年1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7]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2001年1月。
[8]参见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9]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从1995年的7600万上升至2050年的3亿。参见世界银行《中国的养老体制改革》,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
[10]参见王燕、徐滇庆、王直、翟凡,“中国养老金隐性债务、转轨成本”,《经济研究》2001年第5期,第3页。
[11]关于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有不同的计算结果,其主要原因是各种计算方式对于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资金回报率等有不同的假设。但是,各种计算的结论几乎完全一致:养老基金的隐性债务相当严重,必须认真对待。
[12]到2001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到境外筹集资金以及外债共计6000亿美元。国家外汇储备、金融机构境外净资产和企业在境外投资共3500亿美元。外汇储备2235亿美元。从这些数字可见,中国大陆外债情况并不十分严重。特别是外债的机构比较合理,超过70%以上为中长期贷款。不至于对金融体系形成外来的威胁。
[13]在2002年出版的一本新书“中国梦:探索地球上最大的未开发市场”中,作者斯塔维尔研究了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未偿还借贷、政府及银行债券、外债等估计中国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总国债可能达到GDp的75%。
[14]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萧钢表示,国有银行改革的三步曲是,第一,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国有独资公司,第二步,实施股份制改造,第三步,创造条件上市。还有人表示希望国有银行通过改制尽快整体上市。参见慧丰,《中港台金融》研究简报,凤凰网,2002年3月6日。
[15]在2002年3月24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目前,国有银行剥离出1.4万亿元不良资产,较乐观的估计能收回4000亿元,损失可能1万亿,若把这1万亿元折算到某一年,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明显上升。
[16]美国银行的不良贷款普遍在0.67%以下,欧洲在2%以下。在2001年世界前20家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平均为3.2%。
[17]参见2002年3月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18]详情请参阅王君,“中国贷款分类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经济论坛》,2001年10月号。
[19]在2001年中央银行公布的规定中已经把挂帐停息的时间由36个月减少为6个月,准备进一步减少到3个月。对于新出现不良贷款来说划分标准日趋合理化,但是对于已经出现的不良贷款尚未全面清理。
[20]参见王梦奎等《中国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第157页。
[21]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李礼辉在2002年2月在香港指出,商业银行在消化不良贷款方面难度很大。李礼辉表示,希望在数年内能将其不良贷款比率由高于16%降至10%以下,以便为将来的上市创造条件。而在此之前,工行三年内都不会考虑上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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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很快震动了全球。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银行、外贸业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挑战和机遇并存,这次金融风暴在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的同时,也为中资银行融入全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文章对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继今年3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之后,华尔街再次爆出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宣布破产。而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有人用“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也有人用“金融飓风”一词比喻这场危机,无论哪种比喻,这场风暴以极快的速度震动了全球,与危机中心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股市,也以2000点告破表达了悲观的态度,花旗亚太区经济与市场分析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黄益平在9月25日《财经网》校园行上海交通大学称:“中国就是美国镜子里的影子。”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注定不能独善其身。
首先是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国内几大银行总共购买了美国证券业价值约200亿美元的证券产品。在美国金融业面临巨大困境的今天,雷曼兄弟的破产无异于把华尔街向地狱又推进了一步,而国内金融机构购买的证券产品也面临着巨额贬值甚至清算的厄运。例如华安基金已于9月16日在其网站上贴出醒目告示,提示旗下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投资风险,由于雷曼兄弟下属的雷曼兄弟金融公司为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所持结构性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为保本票据之基础资产之一的零息票据的发行人,因此在极端情形下,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而且华安国际配置基金也有可能需参与破产清算而无法全额收回,甚至连该基金的存续也将出现问题。幸运的是,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因直接购买次级债产品是我国受次级债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但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经理赵庆明表示从目前公布的各银行年报来看,这部分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经济学家景学成指出更值得注意是次贷危机的持续恶化对中国股市的心理压力。他说:“股市是个信心产物,如今周边股市狂跌,投资者心理压力沉重,这些都成为一块巨石,加速股指下行的速度。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投资者恐慌情绪有着强大的传染效应。”
除了资产缩水外,此次金融危机将引起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中国资产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股权、债权等,这可能对中国外汇和资产市场施加沉重的向下压力,这也正是去年至今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外资机构投资者在韩国证券市场占据显赫地位,他们在次贷危机中损失巨大,不得不抛售韩国资产,抽回投资,以救母国总部燃眉之急。根据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从2007年6月~2008年6月末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今年5月为净买入之外,其余各个月均为净抛售,累计套现499亿美元。在沉重的抛售压力下,还在亚洲货币仍然对美元显著升值之时,韩元已经早早开始对美元贬值。今年年初,美元兑韩元汇率还在950韩元兑1美元左右,到9月1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已跌至46个月以来低点,近4年来首度跌破1100韩元兑1美元,韩国主要股指随之暴跌。令人倍感侥幸的是,虽然前几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成风,但雷曼兄弟这家“举世公认”的“华尔街一流投行”还没有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战略性投资者。不过,雷曼在金蝶软件、旅游搜索网站“去哪儿”、天津融创集团、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等公司的股本投资将面临转手。其次,是对我国外贸业的影响。我国近年来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美国经济的疲软、金融形势的持续恶化,再加上雷曼兄弟破产起到的加速作用使得今天的美国金融业更加风雨飘摇,而这势必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海关总署9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外贸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2.5%,进口数量增长9.8%。与之相对,中国前七个月名义出口额增长22.6%,名义进口额增长31.1%。
中国实际出口增速下滑,自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有媒体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于今年3月向商务部递交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自2007年9月以后,中国出口月度实际增长率已经从上半年的约20%左右降至10%以下。今年一季度,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3%,十分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
作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海关总署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9.9%,增幅下滑8.1个百分点,为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首次回落至个位数。1月~7月,美国仍然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2%下降至目前的12.8%。
海关总署将中国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须警惕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继续蔓延,对其连锁后果要予以密切关注。”海关总署在报告中指出。
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危机初步爆发时,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欧洲市场,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保持强劲,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些国家经济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进口需求显著下降。
这些因素在近几个月逐步显现。中国到欧洲出口已从年初30%~40%的高增长降至8月的22%。中国出口日本的情形与此类似,且下滑趋势可能延续。除巴西以外,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也明显放慢,到俄罗斯的出口已经第二个月呈现负增长。
因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次级债危机及其影响的深入带来的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放缓,将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他还强调,由于出口制造商面向外需的产业重心难以在短时间内转移,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些企业的转移成本上升,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最后,是对我国的挑战也可能是机遇。毫无疑问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动荡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世界经济,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美国100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而当前的金融全球化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从前拥有着数家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掌管美国金融业16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也很有可能将让位于伦敦或者东京,可以说世界的金融格局可能正在经受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对于中国来说,国内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亟待克服的问题。
安永全球CEO特黎(James S.Turley)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而为中资银行提供了一个融入全球的好机会。他对近期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行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目前并购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如果收购对象符合中资银行的战略利益,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着手走向海外。不过他同时提醒中资银行,应借鉴美国同行的教训,在业务扩张的同时,要保持稳定而良好的财务状况。
第五篇:98金融危机论文
98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1月份,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机商开始对觊觎已久的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攻击,开始抛售泰铢,买进美元。泰铢直线下跌。其目的很明确: 搅乱东南亚金融市场,以图混水摸鱼,狠捞一笔。而东南亚一些国家房地产、外汇 储备、金融市场管理的混乱与失控,给投机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接着,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98年初,日元的大幅贬值使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到了98年下半年,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俄罗斯遭到惨败。到1998年底,俄罗斯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俄罗斯严重的财政、债务危机突然暴露在世人面前,引起投资者的心理恐慌。其实,俄自1992年以来一直存在财政赤字,由于政府采取发行国债、举借外债、拖延支付等所谓“软赤字”办法加以弥补,再加上偿付债息不包括在预算支出内,因此公布的财政赤字不高,民众不甚了解其实际严重程度。1998年大笔债务陆续到期,拖欠需要偿还,新政府要承担偿债任务,责任重大,才公布了财政债务危机的严重情况。俄罗斯生产一直下降,财政收入基础越来越小;再加上税种过多,税率过高,引致企业税务过重,因此逃税现象十分普遍,几乎一半单位偷、漏税;拖欠工资额不断增加,1998年上半年又增200亿卢布,总数达700亿卢布。国际能源价格下降,使俄少收入50亿~70亿美元。俄为支撑经济生活运转,不得不大量借新债还旧债,而且要借更多新债。除还内债外,还要弥补财政缺口,于是债务越滚越多,形成债务金字塔。导致了俄罗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是
(1)一个国家经济的开放程度,是建立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的政权基础上的,只有经济实力雄厚,政权稳固才能谈及真正的发展经济。
(2)一个经济学家,只有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否则,他将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并对经济发展起阻碍作用。
(3)只有提高综合国力,才能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