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员李立三坎坷的一生

第一篇：共产党员李立三坎坷的一生

共产党员李立三坎坷的一生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曾用名有李能至、李成、柏山、李明、李敏然等，一八九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清光绪二十五年阴历十月十六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阳三石。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因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含冤逝世。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日，党中央召开李立三追悼会为他平反昭雪，王震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李立三是“我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李立三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毕生精力。”

早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李立三在怀仁堂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聆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时，就“在万分兴奋之中感到了一点不愉快”。他“万分兴奋”，是由于觉得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辉煌胜利当中，马克思主义又得到新的伟大发展，因而由衷敬佩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他感到的“一点不愉快”是他听到毛泽东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并提，当做知识分子中出坏人的例子。对此，他觉得很是委屈和难过。三月二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希望党能够看到他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饶漱石有根本区别，特别是对待错误的态度上有根本的不同。他说：“我希望将来被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博得党的一句好评：李立三虽然犯过严重错误，还算是一个能够改正错误的忠实党员。”毛泽东同志接受了李立三的意见，在公开发表他的报告的时候，删去了有关的段落。历史是公正的。二十三年后，党和人民终于给李立三做出了正确的评价。

历史的结论和人们的观念是有一定距离的。在许多场合下，一提起李立三，人们还总是立即想到“立三路线”。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立三路线”主要是李立三负责的一次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这次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中国共产党批评纠正这次“左”倾错误是完全必要的。延安整风之后，党中央对此已经作出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结论。全党（包括李立三在内）都一致拥护这些结论。但是，把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那却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观念。非常简单的历史事实是：“立三路线”统治党中央，只有不到四个月（一九三零年六月——同年九月）的时间，而李立三从参加革命到逝世，历经了从创党活动到“文化大革命”的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过程。在这漫长的斗争年月里，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领导了一系列震动中外的革命运动，也踏踏实实地做过许多实际工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把李立三和“立三路线”等同起来的观念和《李立三同志的悼词》中所作的盖棺论定性的结论是不一致的。

可见，改变由历史形成的人们的错误观念，往往不是党中央一个组织结论就能解决的。需要历史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作很大的努力，才能不仅在结论上，而且在人们观念中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

李立三在千百个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当中是有他自己鲜明特点的人物。党中央在《李立三同志悼词》中，号召全党“要学习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对敌斗争坚决勇敢、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服从真理、谦虚诚恳，勇于自我批评，注意汲取历史经验的高尚品质；学习他顾全大局，坚持原则，为人坦率的优良品质”。我作为一个对李立三历史的学习者，深感党中央号召我们学习的这三大优秀品质，是对李立三的本质特点的准确的概括。这绝不是空头的溢美之词，而是有它实在内容的，这需要我们用历史的事实来加以充实。

只要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反映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李立三确实无愧于无产阶级的忠诚战士称号。他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党活动开始，在将近五十年间，在所有的对敌斗争中，从来就是冲锋陷阵的勇士，他坚决勇敢，一往无前，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在实际工作中，1

他也具有很大的干劲和开拓创业的精神，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是中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又是新中国工会工作的奠基人。他参加领导过“八一”起义那样的战斗，也曾经是地下党的领导人。他能上能下，做过党的主要领导者，还做党的普通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一贯表现了这种精神，因而在党内获得了“坦克车”的称号。

李立三和所有的革命者一样，他不是一个完人。他在长期复杂说的斗争中，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特别是他在党中央主要领导岗位上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他的这个错误时很严重的，我们丝毫没有原谅他的错误的必要。但是，正如列宁所一再强调的那样，世界上不犯错误的党和人是不存在的，问题在于对待错误的态度。只有认真改正错误的人才是一个郑重的共产党人的表现。李立三不仅在党内的正式会议上承认和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在实践中认真改正错误，甚至对自己身边每个新来的工作人员，也要先交代自己犯过的“左”倾错误路线，有主观片面性的老毛病，请他们随时给予监督和帮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犯了类似李立三的或比李立三的错误还严重的人也还是有的。然而，真正像李立三那样勇敢地、真诚地、反复地进行自我批评，在实践中改正错误的人却还是少有的。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我可以毫不夸大的说，李立三是党内能够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的典范。

李立三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又是坎坷的一生。他从一个战斗在第一线的普通党员，被历史推上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岗位，然后又从领导岗位回到普通党员的、甚至降到连普通党员都不如的地位。他受到党内的应该给予的批评、斗争和处分，也受过过火的，甚至是根本不应该给予的打击和处分。但是他始终没有消极，没有后退，总是顾全大局，勤勤恳恳地去做党分配的工作，而决不随波逐流，敷衍塞责。他任何时候都坚持原则，对党对同志忠诚坦率，决不搞两面派行为。

所有这些都是李立三一生历史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事实。

党中央并不是要把李立三说成是完人，要我们去学习他的一切。不是的。他的严重错误是历史的事实。抹杀历史事实向错误的东西学习无疑是荒谬的。正确对待自己的和别人的错误，这不仅是一种美德，还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是前进的阶梯。那种掩饰自己的错误或揪住别人的错误不放，单纯追求个人责任的做法，之所以被我们党所坚持摒弃，就是因为它不利于党的事业的前进。我们如实的反映李立三的错误，并不是为了算老账，而是把犯错误的历史也看做我们精神遗产，要从中汲取历史教训，使我们后来人的成长和工作少走弯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和研究李立三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李立三的历史，还可以说是党史和现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这种情况是历史造成的。一九三零年前，李立三虽然也有过错误，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革命队伍里德传奇式的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革命工作中有突出的成绩，在工人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和崇高的威望，因而在党内地位越来越重要。一九三零年他犯“立三路线”错误后，从领导岗位上拿下来，纠正错误进行批评和改造。但是从那以后，他所受到的对待有许多是过火的甚至是很不公平的。主要是王明搞鬼，他拿批评斗争李立三当做垫脚石上了台，然后还抓住不放，把批评斗争当做吓唬不同意见同志推行他的极左路线的一种手段。这种斗争一直持续了七年，以后由于王明的陷害和苏联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影响，他还被关进苏联监狱将近两年时间。党的遵义会议以后，我们党本来已经弄清楚王明比李立三犯了更严重的“左”倾错误，弄清了李立三和王明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为了照顾共产国际的关系，我们在遵义会议后将近十年时间内，还把王明路线称为“立三路线的残余”。李立三不仅由于自己的错误承受了应有的或不应有的对待，而且还要代人受过，把残酷斗争过他的王明错误也担在身上。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我们党有意去冤枉李立三，而是特定历史情

况造成的。李立三和王明都是“左”的错误，情况有极大不同，但性质相近，称一段“残余”也有它的合理性。但是这种历史情况造成了对李立三的许多误解，甚至造成了历史的一系列涂抹。李立三的许多有影响的革命活动被从历史上抹掉了，反映安源罢工的民歌改了词，“五卅”运动上海总工会似乎就没有委员长这个人......而“立三路线”又被弄的界限不清了，好像党的“六大”以后就是“立三路线”的开始，许多王明的错误又被移到李立三头上。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李立三被称为“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三反分子”，“里通外国分子”，他是一无是处了。李立三的历史地位全部丧失了，他的历史只剩下反面教员那一点点了。

所以,我们应该客观的眼光去看待李立三的错误，汲取教训的同时不能抹杀他的功劳，李立三的错误只是伟大革命道路的一个小插曲，它有它的必要存在性，错误是在所难免的，所以我们不能总拿错误说事，要多多吸取教训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要肯定李立三同志在我党的贡献的功劳。

第二篇：毛泽东十大尴尬事伟人坎坷一生

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

毛泽东十大尴尬事 伟人坎坷一生

作为上个世纪中国最伟大的男人之一，毛泽东的人生之路并不平坦。但他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而不为各种艰难困苦所滞，并以其坚忍不拔的耐力、愈挫愈奋的毅力和绝处逢生的智力走出险境，并成就了一番伟业。

纵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也未必能够保证一生都是顺风满帆，春风得意。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有些挫折、尴尬、困境甚至逆境、危机都是正常的。而高人与常人、伟人与凡人之间的区别，可能主要表现在面对逆境时的策略是不是得当，而他本人又能否作到笑对尴尬，并努力走出危机的过程中。

当然，有些尴尬，其浸入内心的某种苦楚，也许是无法抚平的。有的困境虽然走出，其对自己的伤害并因为自己采取的激烈行动而对别人的伤害以及对社会历史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能是没有办法彻底消除的。

尴尬是一种精神上的紧张、不协调和矛盾的状态，它由外界作用于内心而形成。承受这种尴尬并努力破除这种尴尬，确实是一种人生的大学问。

毛泽东因其较大幅度的人让姿态对中国历史的深入参与而遭遇着各式各样的反应和作用，又因其性格上的孤傲和作法上的执着而受到相当的非议或抵触。而且，明枪暗箭都会随时袭来，这让毛泽东的人生之旅无时不处在风险和挑战之中。

毛泽东自有他一流的逆境攻略，那就是弹性有度，绝地反击。整整五十五年的党内政治生涯，他忍受着、化解着、腾挪着、运筹着、迎击着、推档着、接纳着八面来风，并以其铮铮傲骨巍然屹立着。

本文试从毛泽东的一生中的十次相对严重的危机以及他对危机的处理中，感受毛泽东高人一头的逆境攻略。

一、林彪夜遁逃

也许同毛泽东建国后的位高权重和年事已高有关，毛泽东后来的逆境策略越来越减少了低调和忍辱的表现而反映为寸土必争甚至锱铢必较。

一直在公开场合严格维护毛主席威严的林副统帅终于还是没有如愿以偿地实现顺利交班。他刚刚表现出对“国家主席”这一曾经由刘少奇担任、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国家和军队（宪法上国家主席也是“武装力量总司令”）的权力的位置的觊觎，毛泽东敏感和多疑的目光就极其冷峻地飘了过来。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提及设置“国家主席”之议的所有林彪“山头”的人都遭遇了严厉地批评，甚至包括不悉此中玄机的汪东兴。

毛泽东对此的穷追不舍收获的是林彪的委屈和反感。他已经清楚地感受到了张春桥力量的上升和自己接班的渺茫。他在策划“五七一”和谋害B-52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了叛逃。

摔死在温都尔汗的林叶夫妻，用一种十分生猛的方式宣布了毛林同盟的完结。而亲密战友的叛逃之举让毛泽东的神经受到了深深的伤害。多种病相加并经常在梦中喊出“亲密战友”、“副统帅”等语的他显然无法理解这一痛变故并追究自己在把林彪逼上绝路的过程中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两大接班人相继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决裂，这让毛泽东受到了太大的打击和刺激。他对战友们的信任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而对接班人的选择和培养也越来越不英明。起初是准备同时起用老干部邓小平和新干部王洪文并希望由老干部辅佐新干部的方式实现政权接力，但后来发现造反出身的王洪文迅速投入江青集团，而邓小平则拒不接受请他主持为文化大革命正名的任务。政治局内在林彪集团衰落后仍然有两大山头强烈对抗，这种对抗甚至引发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前的大规模集会和含沙射影的诗词大会。失望中的毛泽东同时放弃了邓王二人，而开始考虑以处在中立立场上的华国锋主持大局。但是可惜，毛华之交仍然未能如毛所愿“你办事我放心”、“照过去方针办”，他所选择的第四组接班人仍然未能经得住政治风流的考验。

林彪叛逃加剧了毛泽东的衰老和走向天国的进程。也许，发生在他七十八岁这年的这场巨大困境是他一直没有走出的难局。在后来的五年里，他做出了许多错误的判断和不合常规的决策。这五年里的毛泽东，一方面表现出与芦荻谈诗说文时的才情飞扬，一方面也表现出对各位同事的半信半疑。他同时打击了文人和武人两大集团，却也没有投入足够的实质性措施树立华国锋们的威望。

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先毛去世，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周恩来留在人们心中的洁白之品。在毛泽东去世后，只好在冥冥之中期望握有兵权的叶帅能够对华主席多多关照了......毛泽东在其一生中遭遇了许多次尴尬的场面，几乎都在他举重若轻的高妙手段下轻松化解。但是比较而言，上升期的他处理逆境的手段更为潇酒，而高峰期的他处理危机的手法则偏于滞重。

二、毛儿盖难局

在后来接受斯诺在保安的采访时，毛泽东坦陈在与张国焘的第四方面军会师并险些遭遇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的挟持的那段时光，是自己最为黑暗的日子。老资格的、曾经被推荐为陈独秀的接班人的、党的六大上合法选出的政治局委员（红一方面军中只有周恩来与其同为六大选出的政治局委员长）、党的创始人中唯一接受过列宁接见的、拥有八万大军的张国焘，成为刚刚从年轻的博古和不通中国国情的李德手中取得兵权的毛泽东面前的一道厚重的高墙。

疲师而来的毛泽东们不得不做出一次次让步。张国焘成了红军总政委，他的属下陈昌浩、周纯全成为中央委员，红一、四方面军混编，一方面军的密码本上缴，军阀习气和机会主义思想浓厚的张国焘开始无视那个有嫌文弱的中央（周恩来性情随和且有病在身、张闻天生性软弱、博古元气未复且年轻气盛、毛泽东不愿意把关系搞僵）做出的那个北上的决定并认为南下四川有利可图。经多次争取无效，并意识到张某人的险恶用心，失望的毛泽东们只好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这一无奈的选择简直可以用丢了夫人（杨尚昆夫人周伯钊）又折兵（五军团和九军团）来形容。而且，毛泽东率一三军团不辞而别北上，还被张国焘、李特等污辱为“逃跑”。

但后来在哈达铺发现的陕北有红军活动的消息大大地证明了毛泽东们的英明。而挺进陕北并接近抗日前沿的说词显然与已经越来越高涨着的全国抗日高潮合拍。另外两个因素也让成功地驱逐了毛博张周后志得意满并在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大大地失分:一是四方面军经营四川失利，兵力大损，相比于经过了东征西征后大大扩充了的新的第一方面军而发言权大折；二是共产国际代表张浩极力协调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并呼吁会师后的二四方面军北上。

西路军的惨败让张国焘与毛泽东进行竞争的资本大伤。作为会宁会师前后宁夏战役计划的一个行动，张国焘的二个军渡过黄河后因国民党军的分割而使之逐渐成为孤军。这支拥有二万一千人且包括了原第一方面军的五军团（董振堂为军长）、在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和陈昌浩指挥下的西路军在以后的作战中被拥有骑兵之利的马家军击败甚至基本上歼灭。徐陈化装逃脱，董振堂牺牲，只有李先念率几百人到达甘新交界处的星星峡而得保全。

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当年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的军事和政治优势已经荡然无存。在后来对他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他的威望大伤。极度失意的他最后选择了叛逃，这一作法使得他与后来的王明、林彪一样不再有被“平反”的一天。

就这样，毛泽东再次以他的能“忍”渡过了危机，又以他强大的别开生面的能力而挣脱了对手的竞争。

三、王明挑战

同时受到共产国际的委派和蒋介石的邀请而“从天而降”的王明甫一踏上延安的地面，就希望从毛泽东尚未稳定的阵营中分出大大的一杯羹。借着他的特殊身份，他也确实获得了相当的影响力。成为党内不分高下的五大书记（张闻天、毛泽东、王明、任弼石、康生）之一和与延安中曲分庭抗礼平分秋色的长江局书记并得到了如周恩来、朱德、博古等许多人的支持的人志得意满，甚至在武汉做出了以毛泽东名义发表文章的举动。

与这位钦差大臣的认识分歧一度让党内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混乱。“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王明直接导致了新四军发展中的畏首畏尾。而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毛泽东则暂时处于守势。

毛泽东的观望和不时的辩论终于收到效果。在武汉的行动有许多没有得到蒋介石的认可使得王明的统战之策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而王稼祥从共产国际带来的有利于毛泽东而不利于王明的共产国际指示让王明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遭遇打击。

王明留在了延安且越来越遭遇了整风的扫荡。他曾经主持的长江局撤销并分化为中原局、南方局和东南局。刘少奇、周恩来、项英三人分沾了他曾经的权力。

到一九四三年，共产国际解散和苏德战争的胶着两大背景下，延安整风开始越来越指名道姓的对王明的清算。五十岁的毛泽东成为党内负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王明在随后虽一直是中共党史的评论者，但已经不再对毛泽东构成政治上的威胁。

对王明的竞争，毛泽东再次使用了等一等、看一看、动一动的策略，并因了外界环境和路线实效性的影响而建立起胜势。

四、七千人大会

亲耳听着、亲眼看着刘主席报告中说到大跃进的错误观点是三个指头（毛此前只承认一个指头）、向中央写信反映自己的意见不是错误，并且至少在心底里极不情愿地向这次开到县委的五级干部会议公开承认在大跃进中的错误，这真是一次公开的尴尬。要不是林彪以其看似有理的三路线观（即把党内路线区分为毛泽东正确路线、左倾路线和右倾路线）力排众议、旗帜鲜明地维护了毛泽东的权威，毛完全可以把这次退居二线后简直就是任人摆布的认错大会看成是自己的“滑铁卢”。

七千人大会前后数年里对一线主持者（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不满终于在未来的一天发泄了出来。尴尬之后的等待终于迎来了一个合适的时机。关于四清运动的分歧在毛刘之间公开爆发后，毛泽东开始准备在一个合适的机会里解除与羽毛丰满后的刘的二十来年的同盟关系。

此后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如愿以偿。毛刘的决裂可以部分地比拟太平天国里的洪杨决裂，不是杨秀清或刘少奇缺乏治国之才，也不是洪秀全或毛泽东太不容人，实在和杨秀清与刘少奇在治国中确立了巨大的威望后不自觉地对看似虚位的“一把手”表现出的怠慢甚至无礼有关。刘少奇在七大的报告中有一百零四处说到毛泽东的名字而八大的报告中则降低到了四次，在延安已经发表过的《论*员的修养》在后来编辑《刘少奇选集》后划去了毛泽东的名字，还有一些毛泽东认为很重要的会议不邀请他参加，这些都可以视为两个主席失和的间接证据。从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终于在一九六七年以刘少奇靠边为标志而彻底结束。

文化大革命这项巨大工程中的一个微观方面，就是毛泽东对分出一线二线后的大权旁落的全线收复。毛自己都承认了自己在经济上的不够内行，但他肯定又不能容忍一些在他看来也内行不到哪去的一线主管把他边缘化的努力。刘邓陶、彭罗陆杨等相继落马，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恶气也终于可以出了----尽管代价十分巨大。

五、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前后的毛泽东心情坏到了极点。

蒋介石是不是会投降日本人这一点判断曾经让毛泽东迟迟不能做出对路的决断。如果蒋要投降，*军队绝对不可以放任，主动出击歼灭其有生力量是必须的，于是他要求八路军和新四军准备十五万机动兵力备用。可蒋要降日，则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包围就可能顺利地通过某些日占的铁路和河流的这一显性指标，又让毛泽东为之困惑。

蒋介石在这个时候可谓威风八面，日本人、美国人和苏联人都在拉他，他在左右逢源中希望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和军事收获。即使是日、美、苏的判断也不准确，何况一直不能掌握第一手信息而只是根据外显的迹象进行判断的毛泽东呢。

只是汪精卫一派的投降反而让毛泽东放下心来。他开始放弃了准备对付蒋介石的强硬对策而寄希望皓电和齐电只是吓一吓。他相对较为从容地开始处理新四军军部的北上问题。项英也开始因为毛泽东的犹豫不定而继续拖延。就是在这样的矛盾心境中，他认可了刘少奇的苏北攻韩并因此而更加激怒蒋介石和顾祝同。

可当毛泽东发现自己的判断可能失误而蒋介石即使不降日也愿意与日本人保持不一定的默契以腾出手来对时限过后“违反军令”的新四军施以重击时，他的着急心情不可言表。他发电要求项英迅速组织北上，并开始侥幸项英们能够选择到一条安全地北上之路。

当新四军军部期望先南下再东下然后达到北上目标时，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处在七个师的包围之中。“护送”迅速变成了“围剿”，九千男儿被来了一次从战法上看更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聚歼。

新四军军部及六个团成建制的被消灭让惊魂未定的毛泽东怒不可遏怒发冲冠，他甚至要求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和八路军包围韩德勤予以报复。在蒋介石下达解散新四军命令之年单方面重建新四军军部的作法也似决裂行动。

但是，冷静下来的毛泽东又开始认为取政治上进攻的方式更为有利和有成算。配合着国际国内一片骂声，*参议员拒绝参加国民大会的举动让蒋介石大为尴尬。而后日本人对汤恩伯部的进攻则更加让他脸上无光。

失去了一个操作不利的项英和江南八千壮士（有一千多人突围）而得到了一支在江北更加壮大和整备的新四军，毛泽东有得有失。江南支点被夺使得后来的国共对垒的主战场主要是在江北，陈刘主持新四军军各让毛泽东的抗日策略得到更坚决的贯彻。

蒋介石也终于吐口“不会再有剿灭友军之军事”，十二条抗议虽然没有实现，也终于算是打退了敌人的反共高潮。毛泽东从一种在很大程度上因为自己的判断和指挥失误而负出的重大损失中抬起头来，得到了党内同事们的支持而不是怀疑，这也让他的自责减少而开始走出与国民党破裂的双败危险。

如果说皖南事变前毛泽东还有若干可以商榷的决策，则之后他采取的政治上反击的作法则肯定是绝对的英明。试想，如果坚持以牙还牙，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且国共之间的名义上的合作关系再也无法修复，且在国际国内，*人得到的同情也将淡化。更为紧要的是，纵使是日本人坐山观虎斗，当时分散各地且以打游击为主要作战逻辑的*军队也没有战胜蒋介石的把握。

皖南事变大大地让毛泽东尴尬了一把。不过，后来归蒋介石尴尬了。毛泽东虽然损失了八千壮士，可在势上胜了。

六、陕北转战

解放战争中胡宗南部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的重点进攻在最初表现出绝对的优势。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和周恩来撤出延安。虽东拼西凑但仍然仅有二三万人的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的直接指挥（最初是确定由张宗逊来领军的）下迎击有二十三万之众的胡军。

但毛泽东却不想转移到相对而言比较安全的其他根据地。他与同事们争论再三，最后采取折衷之策，即将中央一分为三，刘少奇与朱德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去华北，杨尚昆等中央后方委员会去山西，毛周任三大书记继续留在陕北。

一支仅有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建立起来。史林（任弼石）和郑位（陆定一）受命管理这支纵队。毛泽东变成了李德胜，周恩来变成了胡必成。在时时处处都受到胡军威胁的黄土高原上，毛泽东再次打开了“圈子”。

没有谁能够彻底说清毛泽东不愿意离开陕北东渡黄河的想法。执拗与大无畏的解释也许只能有一点点的正确。他可能就是希望亲眼看着胡宗南被中央总部和西北野战军拖垮，他可能根本就不希望在这种老家被端的尴尬局面下去其他的“山头”寄人篱下，他更可能是有把握再次回到自己已经呆了十几年的红都延安----因为他后来确实有过调陈赓部队参与对胡宗南的对抗的想法。也许，他想到了当年被赶得只好长征的那种尴尬，而他希望以此留在陕北并在危险的环境下指挥全国战争来显现自己泰山倒于前而不变色的大将风度并以此嘲笑当年博古李德仓皇远征的那种沉不住气。也许，他还真得想玩一把“你敢攻我的延安我就敢扰你的南京”的惊险游戏----他在期间确实多次策划并指导了粟裕率一四六纵队（即叶王陶）蛙跳式进入闽浙赣的计划。

当然，这更似毛泽东一向处理逆境的那种策略:可以忍但不可以让、可以退但不可以逃、可以僵持但不可以气馁。总之，毛泽东留在了陕北，在一面躲避胡军的追寻中继续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策划西北的牵胡、扰胡、打胡行动。

面对蒋介石的二翼重点进攻其余战区持守势的战略，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地以两翼牵制情况下的中央突破打乱蒋的部署。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次第南下，刘邓部队甚至攻入红军和新四军多次开辟又迭次放弃的大别山根据地。而原拟使用于陕北的陈赓部队和本可以用于山东战场的华野主力打到外线，把战场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与蒋介石的重兵集团争逐于中原。加上东北和华北的骚扰性作战，本来就不工于军事的蒋先生立即处在手忙脚乱之中。

在西北战场，毛泽东称为蘑菇战术的非典型战法也让胡宗南大为头疼。青化边、羊马河、蟠龙等小规模歼灭战以及鼓德怀化俘虏为新军的作法，也让胡军大大地丧失着信心。

除了几次危险降临到咫尺之遥的遭遇外，毛泽东在陕北这个自己的根据地里有惊无险地游行、旅行着甚至休养着，如小李村等多个村庄都曾经有过这位“李先生”长期驻足的印迹，甚至于还有过数次会议在他们的临时“行在”里召开，胡宗南并不能奈之若何。

转战陕北的日子理论上是刀光剑影，可从后来说来却是一路洒脱。除了没有什么好吃的不得不总是在吃过黑豆之后迎来行军队伍中一声接着一声的放屁不绝，一年的转战之旅在毛周的机警加谨慎之下风平浪静地渡过。一年之后，当西北大局即将确定，宜川大捷后重新拿回延安之前的数日，毛泽东恋恋不舍地渡河去了河北，准备他的苏联之行（因斯大林几次建议而未在建国前成行，不过也因此多了在西柏坡指挥三大战役的神采）。

蒋介石和胡宗南是想通过进攻延安而让毛泽东尴尬一回的，可他因为毛泽东的强硬和智慧而最终将这尴尬留给了自己。毛泽东离开后不久，动作越来越大的国共会战便从济南开始而后是东北、淮海和平津，直到把蒋先生长江以北的主力兵团尽数囊括。

七、赴苏困境

建国后不久即兴冲冲的赴苏之行差一点因为斯大林的傲慢和拖延而变成一次空手而归的纯粹贺寿之行，毛在得到了表面上很隆重的接待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安慰，可他希望得到的那个“既好看又能好吃”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并没有眉目。毛泽东陷入一种一天里只有吃饭、拉屎、睡觉的单调而尴尬的处境中。

是一些西方国家表现出的与中国建交的倾向和“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的传言让斯大林开始换一种思维来认识毛泽东的价值和使命，订立新约的工作才开始。周恩来的后期抵达，使得这次中苏订约进入实质性阶段。

毛泽东从斯大林的口中得到了短期内不会再有大的战争可以投入足够的精力抓建设的提示或承诺，也将从双方订约中得到一些百废待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安全保护和保证。但是，比较而言，新约并没有比旧约为中国这个领土存在得到更多的利益。相反，经过国民党方面主持下的公投认可了外蒙独立的这一事实不再可能逆转，新疆和东北的特别利益再次给予苏联。

主权上的失落感也让毛泽东在十几年后（六九年中苏领土纷争）开始通过反思老毛子对中国领土占领的旧事而在秋后算斯大林的账。这一点也说明，毛泽东的第一次赴苏之行并不是满载而归。

在很大程度上，中苏新约和与苏贸易所欠下的大量外债，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从苏联方面购入的军事物资的积久旧账，给共和国背负了沉重负担。急于求成的大跃进，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拜“苏联老大哥”所赐。在建国初期不得不采取的“一边倒”国策，因为过于倾向苏联而必须承受随之而来的负作用。

八、大将军发难

做为抗美援朝的第一功臣、十大元帅之一（排名第二），身兼国防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绝对算得上是共和国的大将军。彭和毛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默契或和睦，从井冈山到庐山会议，二位湖南人之间互相骂骂娘也是寻常之事。

可在大跃进实质上已经走向失败、毛泽东也准备纠左即反冒进的情况下，大将军的骂娘之举则因为毛泽东的敏感和多疑而在基本上十分正确的情况下而触了霉头。口才粗鲁而又文墨粗疏的彭大将军尽管握有连毛泽东也已经准备默默认可的真理，但因为遭遇了国际上的波兰、匈牙利之乱和苏联领导人对中国诸项政策的不满、国内反右扩大化大失知识分子之心甚至大悖毛泽东本意、大跃进因为上面的高指标和下面的浮夸而搞的一团糟而让毛泽东心思烦乱的特定环境，大将军的“万言书”（实际上只有三千多字）一时间成为毛泽东转移视线甚至排解愤闷的出气筒，跟着他“起哄”的一干人马如黄克诚、张闻天、周一舟甚至田家英、李锐也被毛泽东安了一个“军事俱乐部”的名义拿下。

多少次都能够清晰理解毛泽东意图并有公共场合坚决维护毛泽东威严的林彪这位正宗的毛泽东嫡系取代彭大将军而成新的国防部长。可能因为那位粗豪将军一时兴起发动“兵变”的可能性被避免。毛泽东虽然在一个不太合适的场合采取不太合适的策略把老功臣的兵权解除，但是毕竟，这在一定程度上担心“枪杆子”发生问题的那种忧虑解除。

在准备对彭大将军采取反击行动之前，毛泽东观望并思考了好几天。即使是在他在大会上反驳彭的意见书并威胁“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就去找红军”时，他也并不是特别有把握大将军方面“兵变”的传闻是不是属实。但足以让毛泽东一生感到快慰的是，穷其一生，掌握兵权或相当政权的反对者从张国焘、彭德怀到刘少奇、林彪都没有对他采取实质性的反击行动。不管是隐忍未发（张国焘）还是顾全大局（刘少奇）或者是行动未遂（林彪），还是如彭德怀一样所谓的兵变只停留在谣言阶段，毛泽东都作到了有惊无险地慑服对手。

但搞掉大将军这件事本身虽然并没有特别大的抵触，但消极影响却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任命鼓德怀出任大三线的副总指挥，党内为彭大将军平反的声音一直不绝。

原因很简单，他的万言书并没有说错。而且，因为庐山会议上因为把纠左变成反右，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加剧。后来，彭德怀写了一个更长的报告，用更多的实例再次证明自己的正确，多方面的怀疑、不信任、要求承认错误的压力就一直对毛泽东交相攻逼。

自尊心太强的毛泽东即是在这个时候也不愿意亲口承认错误。他采取了一些比较含蓄的方式认可了自己的失策。比如安于二线生活、不再过多地干预一线的决策并默默接受了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所说的彭德怀写信反映意见并不是错误的说法。

九、割据井冈山

毛泽东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理论是从秋收起义开始演绎的，但这一起义却险些如稍早进行的南昌起义和稍晚进行的广州起义一样沦于失败。

当时党可以号召和发动的工农力量没有原来想象地那样大，以旧军队为骨干辅之于工农武装的起义队伍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有战斗力，分散各处未经事先训练和整肃的临时发动的武装也没有原来想象的那样富于组织纪律性。四个团中，第四团哗，其他三个团在会攻长沙的过程中都遭遇了强烈的抵抗甚至反扑。情急之下，认识到攻打长沙简直就是一次以卵击石行动的组织者毛泽东选择了激流勇退。整顿队伍，养精蓄锐，生聚教训，以利再战，是他清楚地看到敌强我弱的态势后的第一感。于是，在经历了重大牺牲和挫折包括阵亡了总指挥卢德铭和把一个师四个团缩编为一个团（只有一营和三营）后，在进行了三湾改编后，在与井冈山的两股政治倾向并不是如水一样清澈的山大王王佐袁文才取得联系并进行了相当诚恳和大方的公关交往后，毛泽东的部队在井冈山设立了后方医院，并有了一个可以依托、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基点。在此之后，七百人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东袭西扰，打下了井冈山周围的宁冈、茶陵、遂川等城镇，并建立起第一个工农政权。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圈子”（高岗语）或“山头”（毛泽东语）初步创立。在这里的近二年时间，罗霄山脉中段的这个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的所在，居然在后来走出了共和国十大元帅中的五位（朱彭林陈罗）。

从攻打大城市败退山沟，这已经是逆境。但是毕竟，毛泽东用工农武装割据的策略保存并壮大了这支武装并藉此开始了自己的军事生涯。而且，通过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也确保了红旗可以打得长久。从逻辑上而言，这本来是一次对危机的英明化解，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可是，毛泽东的作法被中央认为是逃跑或软弱，因为其没有贯彻原拟定的秋收起义会攻长沙的计划和目标。于是，他的中央正治局候补委员被免并因周鲁传言的扭曲而成为“无党人士”的师长。这无论如何对毛泽东是一次重大的打击。

但毛泽东没有因此而消沉，他随即组织了与朱德部队的会师和整编，并在红四军建立之初就拥有了五个团的工农武装。再与彭德怀的平江起义武装会师后，曾经在中国革命史上威风八面并直接构成红军长征主力的红一军团和和红三军团的班底由此搭成。虽然在红四军七大上与朱德陈毅等发生较为激烈的冲突并并暂时退隐，但很快在中央（李立三和周恩来）的支持下官复原职并因为红四军九大的统一思想而让“朱毛”红军逐渐发展为一支让敌人分外头疼的劲旅。在共产国际的名人录里，朱德和毛泽东成为中国*领导人最早享受上墙待遇的精英之选。

在井冈山适应并运用成熟的游击战争法则在以后进军赣南闽西并建立中央根据地的过程中也成为实用而有效的重要原则。中央大员们的分批进入以及在瑞金成立的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毛泽东任主席），在相当程度上认可了朱毛的割据哲学。毛泽东以他的忍辱负重和实事求是为中国革命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苏联道路的夺权道路。

十、宁都遭贬

比起鄂豫皖苏区创始人许继慎（北伐名将、叶挺独立团二营营长）、曾中生等被错杀的惨状，毛泽东虽然也在中央苏区受到了长达三四年的排挤和冷落，终于还能保留临时政府主席这样的名义和政治局委员这样的发言权，并因为被赋予了随军长征的资格而同时拥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应该算是十分地幸运。

在成功地率军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之后，在力主撤赣州之围而在漳州指挥了一场漂亮的攻城战之后，在红一方面军政委身份失而复得之后，在与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的军中磨合已经取得相当的效果之后，毛泽东先是在苏区中央主持的宁都会议上被项英、任弼石、顾作霖、张闻天等贬去兵权，又在党的总负责博古进入苏区后因长期纠“罗明路线”而让毛泽东再次退隐后门家庭冷落。后期进行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再也与“长于军事”的他无缘。

可毛泽东在终于赢得了政治失意后的天伦之乐后没有自暴自弃。他一方面抓紧时间养病、读书和调研，一方面不时地对外界施加影响比如代临时政府驳斥关于“伍豪自首”谣言、公开干预对肖劲光的审判、受周恩来之托去于都河考察“退路”等。

毛泽东终于承受住了“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加之于他的各种磨难，并因为个人在共产国际和红军中建立的不可低估的影响力，以及个人的积极争取，而获得了随军远征的机会。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说，携毛泽东长征，也是出于如果留下毛泽东可能会对留守的项英、陈毅不利的担心。可年轻的博古没有想到的是，心计缜密的毛泽东同样会对他不利。

长征途中，同样病中的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三位在后期的长征中对博古们实现了全面夺权（毛取得了军事上的发言权、张当上了党的总负责）的三巨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加上博古李德的惨败，让红军自出发前的八万六千人一跃而减员至三万多人，且长征策略机械而呆板，缺乏最基本的灵动，由毛启动而由王稼祥具体联络、发起的遵义会议在一九三五年

一月召开，因为三人的大力进攻和周恩来审时度势下的附和，大局迅速逆转。毛泽东再次掌握兵权并因此而开始涉足更多的权柄。

被张国焘和王明等强烈指斥为“不合法”的遵义会议，在今天仍然有着许多神秘的面纱没有揭开。但是一方面，毛泽东东山再起成为不可更易的事实；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在党务上的脱颖而出表示了认可，这就从根本的意义上确认了遵义会议的既成事实。

从湘江战役中敌方战报中相对扩大的数字加总也不超过五万情况和王明所称的诸多损失都是开了小差的说法来看，再对应于刘英口述中所说长征前的大规模“扩红”，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红军在突破湘江之后大量减员，非战斗减员的成分很重。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惨重的红军，在长征前进行了对苏区的极大规模的扩红行动，从而使得红军主力的红一、三、五军团的人数都达到了二万人左右，这其中有着相当数量未经有效训练和教育的新参军战士。在逐步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转向外线后，许多新战士因为贪恋故土并感到前途渺茫而选择了回归老家，这应该是长征初减员很大的一个原因。

但不管减员的具体结构如何，湘江之战后博古因压力过大而心思重重的精神状态显然让毛泽东的反击减少了许多对抗。在遵义会议上，虽然有一些人如邓发表示了中立，但很少有人为博古李德做激烈地辩论和抗争则也是事实。李德一怒退出会场，不仅对保住博古无补，反而让那些政治局委员和军人增加了对他的反感。凯丰倒是为博古辩解，但可惜他的论据太容易驳倒而只好说出“走着瞧”这样基本上等于是认输的软弱之词。

宁都遭贬时对毛泽东做出不利决策的几个人，有的（如项英、任弼石）不在遵义现场，有的（张闻天）已经倒向毛泽东，有的（周恩来）同情毛泽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政治局常委和协助周恩来抓军事的助手（后来这种主辅关系逆转），大大地洗雪了“前耻”。

第三篇：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一个骄傲的称呼

时光飞逝，岁月如梭，中国共产党已走过了90年的风风雨雨，在我们的党90岁生日之际，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除了感慨，更多的是激动。

回顾1921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在这国家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注定了她的不平凡，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艰苦奋战，推翻了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勤劳为民主，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翻开中国近代史，几多沧桑、几多磨难、几多屈辱、几多抗争。旧时代的封建士大夫不可能拯救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也没能拯救中国。中国的出路在哪儿？人民的希望又在哪里？漫漫长夜里，人们盼望着、等待着。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星星之火燎源了整个中华大地，给古老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光明与希望。她带领中国人民打倒了土豪军阀，赶走了日寇列强，覆灭了蒋家王朝，焚毁了一切腐朽。她带领中国人民在一片腥风血雨中，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天下，从农村到城市，从弱小到强大。这期间涌现了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的事迹。东北抗联的赵一曼在与日伪军作战时不幸因腿部受伤被捕。面对凶恶的日军，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赵一曼忍着伤痛怒斥日

军侵略中国以来的各种的罪行。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进行了老虎凳、灌辣椒水等严酷的刑讯。但她始终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任何实情。身负重伤的赵一曼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的意志和誓死抗日的决心，她坚定地说：“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就是反满抗日。”在她就义前，给儿子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为我们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的江姐——江竹筠这位看似文弱的女性有那样坚强的表现，是由于对旧社会及其代表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度仇恨，更是由于对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无限向往。这位中国的丹娘，她的一句名言曾激励了无数中国人——“严刑拷打算不了什么，竹签子是竹子做的，而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炼成的。”面对死亡她没有畏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象董存瑞、张思德、刘胡兰等等这些烈士们，他们都深深懂得牺牲我一个，幸福千万人。为了中国人民的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们无怨无悔地奋勇向前。

90年风云变幻，90年潮起潮落，放眼未来，沧海横流，征途漫漫，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紧紧把握时代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真谛。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从洪水灾难、非典预情、08冰灾至“5•12”汶川大地震，都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他们无不体现出共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及勇于献身的牺牲精神。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随着一阵沉闷的隆隆声，大地剧烈抖动，天地间一片昏黄。四川省汶川县银杏乡沙坪关村顷刻间被夷为平地，此时，在水电站检查工作的村党支部书记龙德强，跌跌撞撞跑回村里。在他得知妻子和兄嫂遇难后，这个坚强的藏族汉子失声痛哭。他来到妻子遇难的地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留下一句“老婆，对不起了！我要去照顾乡亲们！”之后，挥臂高呼“是共产党员的，都给我站出来，跟我来！”龙德强带领村上幸存的党员干部和民兵在余震中，冒着不断飞落的石块、泥石流和洪水威胁，一部分携老扶幼向外转移，一部分冒着生命危险，在随时可能倒塌的废墟中搜救每一位幸存者。面对村民愈益增强的恐惧情绪，他大声说：“只要有一个村民在，我龙德强就不会离开大家！”此时我们听到了一个声音——“共产党万岁！”、此时我们看到了一座丰碑——阿坝州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村石匠王奋安用泪水和双手雕刻的石碑“共产党万岁！”。我们的基层党员干部，这种化悲痛为力量，舍小家为大家，带领群众以难以想象的顽强与坚韧，与灾难抗争，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理念，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起无字丰碑。这为5月18日在10米的地下被埋139个小时获救后的北川县人民医院医生唐雄说的第一句话：“我要求加入共产党！”找到了原因。

太多太多的动容、感动与震撼，让我们无法一一列数。这正是几千年来，历经灾难与外辱，这个伟大的民族却从来没有倒下的真正原因。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懂得了只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集体主义的社会价值观，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才不会辱没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呼！

关爱他人，学会奉献，是我们应该弘扬的精神。我们的党就是这样一直无私的奉献着他的光和热。共产党员——是一个值得骄傲的称呼！

第四篇：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

资产阶级政党一般对党员的资格、活动、入党和退党要求不严，党员的队伍不稳定。如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入党者不需要申请，也不交党费，不过组织生活，只根据他在总统初选中声明选哪一个党的候选人来确定其党籍；在选举后一星期由政府据此编制出每个党的党员统计表。由于两党本质一致，所以选举人可以在每一次选举时随意变换自己的党籍。除这种一般党员外，也有有组织的固定党员，他们按一定手续入党，积极参与党务活动，在4年一度的选举中必须保证本党获得若干选票，如果叛党要受党纪制裁。英国保守党、工党比之美国两党较为严格，党员入党须履行手续并按期交纳党费，但是平时不过组织生活，主要在几年一度的议员竞选和平时的议会斗争中为本党效力。工党除了个人党员外，还吸收各产业、各地方工会和合作社作为集体党员。法西斯主义政党对党员有特殊要求。德国纳粹党首领A.希特勒就提出“领袖原则”，要求党员绝对服从元首，绝对信仰法西斯主义和所谓“民族社会主义”，在这个前提下，任何人都可以入党。20世纪80年代，非洲一些实行一党制的国家，如扎伊尔、马拉维和多哥的执政党，规定全国所有成年公民均为该党党员。

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一般由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保证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必须对党员严格要求。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时，K.马克思和F.恩格斯积极参与制定的盟章规定，盟员的条件是：生活方式和活动必须符合同盟的目的；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承认共产主义；不得参加任何反共产主义的(政治的或民族的)团体，并必须把参加其他团体的情况报告有关的领导机关；服从同盟的一切决议；保守同盟的一切机密；必须获得支部的一致通过，才能被接收为盟员。每一盟员应缴纳盟费，接收盟员时要保证尽盟员的一切义务；凡不遵守盟员条件者即行开除。19世纪60年代以后在欧洲许多国家建立的第一批社会主义政党重视吸收党员，但是在议会合法斗争的条件下对党员要求不高，不要求党员参加党的某一个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1903年的“二大”制定党章时，在是否以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作为党员的必要条件这一问题上发生争论，在В.И.列宁的坚持下,大会通过的党章第1条写明：“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员的要求更高。1919年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开始设预备党员，规定“凡志愿入党的人，都必须经过预备期，其目的在于使预备党员切实了解党的纲领和策略，考察预备党员的个人品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党员有明确的和严格的要求。从1927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党章中即把“参加在党的一定组织中工作”作为党员条件之一。从1923年起设候补党员，劳动者候补期3个月，非劳动者候补期6个月；1927年起劳动者无候补期，非劳动者候补期3个月；1945年起候补期工人、贫民为6个月，中农、职员等为1年，其他社会成分者为2年。1956年起，候补党员改称预备党员，预备期统一为1年。1969～1977年取消预备党员的规定，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起恢复预备党员和预备期1年的规定。198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第 1条规定：“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队、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章还要求全体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第五篇：优秀共产党员材料

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材料

***，男，1973年5月出生，1992年7月加入中共党员，1991年8月至2004年4月先后在**乡计生办、*****镇计生办、**镇计生办工作，2004年4月提拔担任**乡计生办任主任，2009年2月调入**乡担任计生办主任

自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他的人生轨迹就始终与计生工作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工作19年来，他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按照自己的理解和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的要求演绎着一段人生真义。

一、爱岗敬业，甘于奉献。

***时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平时的工作中，事事、处处、时时都以党员的条件来严格要求自己，对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表现出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政治责任感，为全体计生干部树立了榜样。每天早晨，他都是第一个来到办公室，下班后，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工作上，任劳任怨，一人承担多人的工作量，也从无怨言。他心中装着群众，服务意识强，用他对事业对群众的一片爱心去努力改变这一切。他常说：“计划生育工作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我们要把育龄妇女当做自己的姐妹，为她们提供满意、周到、优质的服务，改变计划生育工作者的形象，做育龄妇女的贴心人。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帮群众之所需。”作为一名计生工作者，***同志不仅自己业务水平扎实，还不忘“传、帮、带”，他利用每天早上点名学习时间把自己掌握的经验和总结出来的工作方法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同事们。他说，“只有让更多的年轻干部成长起来，计生工作后继有人，我们的计生工作才能发展得更好”。他对自己的业务经验从不保留，从点滴小事做起，用自己的行动履行共产党员的职责，影响着、带动着身边的每一位同事。

二、认真履行职责，完善指标落实。

自任计生办主任以来，他通过分析研究，计生基础薄弱、不能上档次、上水平的关健原因在于存在责任目标管理不到位和不落实的问题。为此，***将县里下达给乡镇的人口责任指标层层分解，在乡政府与各村委会签订《人口与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书》的同时，计生办分别与乡包村人员、各村计生主任签定了《责任书》，将责任书的完成情况与乡村专干的工资挂起钩来，并且干得好了重奖，干坏了狠罚，被放大了的奖惩机制极大地调动了乡村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从佘家乡到***，***在任期间，全部圆满完成了县下达的责任目标，有力地推动了计生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不断探索，努力创新，超越自我。

“事业成败，关键在人”，建设一只素质高、业务精、善管理、会服务的村级计生干部队伍，至关重要。2009年4月***率先在村级实行了村计生专职主任职业化星级管理，深化了村级计生队伍改革。在用人体制上，对村计生主任实行“十星级”管理，在薪酬制度上，村计生主任落实“三元”工资制。在职级管理上，采取业绩考评和职业资格晋升相结合的办法。在日常管理上，建立健全与职业化建设相适应的制度体系。薪酬制度的改革，职业化的管理，激发了村计生主任干

好事业的激情，提高了村级管理服务的水平，为2010年**乡全面实行的村级自治、群众自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他的勤奋使他进步，他的执著使他成功，自参加工作以来，他曾先后受到省、市计生委、团县委、县人事局表彰，并连年被县委县府评为“计划生育先进个人”。面对今天的成绩和今天的荣誉，***没有沾沾自喜，他清醒地认识到：“追求永无止境，奋斗永不停息”，在从事计生工作的道路上永远不会停下学习的脚步。紧张忙碌的计生工作造就了他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同时留给大家的是讲求原则，严格执法的工作态度。

平凡的事业，平凡的人生，不平凡的是一颗为事业甘于奉献的心。桩桩小事，像一颗颗晶莹剔透的珍珠，闪耀着他鲜活的人格魅力。他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一批人，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做出不平凡的事，平凡中创造着美丽人生，这就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境界。

二0一一年一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