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银行改革为何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

第一篇：我国银行改革为何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

答：

一、清楚我国银行改革为何要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我国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主要存在哪些方面的差距？

“外引”有助于完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推进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多种股权互相制约的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使银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金融主体，完善金融运行与金融发展的微观机制。而仅仅引进国内投资者，是难以完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理很简单：作为国有银行股东，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资本，在现实条件下都很难有效避免行政干预和其他非市场因素的干扰。国有企业改制上市后并没有使治理结构和经营效率发生质的变化，就是一个实际例证。

从另一个角度看，银行的经营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专业知识和经验，而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多缺乏这方面的知识。而国有银行引进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大多是国际上有影响的金融机构，具有丰富的银行经营管理经验，更具备抵御行政干预的天然优势。

“外引”是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境外战略投资者在投资前通过尽职调查，充分了解了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投资价值及潜在的投资风险，提高了国有银行的信息披露程度和公信力，增进了市场对国有银行的了解，有助于国有银行在公开募股过程中的股票营销。

“外引”不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有人担心“外引”会威胁国家金融安全，其实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在金融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金融安全取决于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取决于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理和控制，取决于金融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水平，而与银行的股权结构没有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境外投资者入股的国有银行在国内办理业务，主要为国内客户服务，要接受国内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督。从持股比例看，外资也不会超过中资。

而且，也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要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外商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有些外向型经济比重大地区的“三资”企业数量甚至超过了中资企业。数量庞大的“三资”企业，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了吗？恰恰相反，三资企业成了这些地区经济高增长的持续推动力和重要引擎。

也不能过分夸大“外引”的作用

有人说，外资机构不是洋雷锋，外资投资国有银行是为了赚钱。此言不错。别说外资机构，中资机构入股银行大抵也是为了赚钱。作为一种商业投资行为，中资和外资投资银行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只有被投资的银行业绩好了，得到发展了，境外投资者才能赚钱。

由于对境外投资者所持股票有锁定期，其不能在国有银行股票上市后马上变现走人，这就要求境外投资者关心和促进国有银行的发展。“你赚钱，我发展”，这有什么不好？

当然，也没有必要过分夸大“外引”的作用。银行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从多方面入手，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不过是改革的路径之一，不能奢望这种引进会解决国有银行的所有问题。但廓清在引进战略投资者问题上的种种迷雾，给“外引”以公正、客观的评价，则不仅为顺利推进“外引”所必需，也是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国银行业一个颇为突出的问题在于缺乏核心竞争力，更缺乏有效的竞争机制。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不是简单的业务、产品和服务等方面差距问题，而是理念和功能的差异问题。如果仅是业务、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差距，那么在竞争过程中，通过学习、借鉴甚至是模仿，差距很容易缩小甚至消除，问题在于有无缩小这些差距的理念和动力。竞争理念的淡薄和竞争机制的缺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方面。缩小差距的理念和动力不足，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拓展与创新理念的差异，二是银行功能的差异。

体制问题表现在治理结构方面。中资银行目前大多数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但股权制度大致以国有控股为主。在组织构架方面，尽管设有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等，但董事、监事以自身非为银行的股东者为主，几近于荣誉性或福利性的兼职。如此，使代表所有者利益、或者是银行整体利益的董事和监事缺乏对银行高管层监管的主动性，董事会和监事会形同虚设，形成了董事长为事实上的行长、行长则为事实上的常务副行长的领导层格局。因此，双重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领导层自身利益和银行利益相分离，形成特有的“领导文化”，从而使决策层和管理层的求稳意识强于发展意识，创新与开拓的原动力不足。在这种体制环境和文化氛围中，银行的竞争动力必然弱化，创新能力必然不足。

银行整体利益和经营管理人员个人利益上的“错位”，是我国银行业缺乏竞争和创新机制的重要原因。银行业的正常业务经营活动、以致创新与开拓，都必须通过银行经营管理人员来具体实施的。就商业银行整体而言，其期望通过业务活动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其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资产受损、支付发生困难；就银行经营管理人员而言，其期望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更高的职位和更多的收入，其所面临的风险是降职、免职、甚至失业。如果在体制上不能保持银行利益与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的利益相统一，保证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的利益与责任相对称，就会产生银行的整体利益与风险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的利益与风险的不统一问题，并由此而形成“内部人控制”现象。

商业银行的利益和风险，都必然与银行业务经营管理工作直接相关：银行通过业务经营获得尽可能高的收益的经营目标，需经过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的主观努力来实现。而剔除本人违法犯罪因素外，风险本身存在于创造业绩的工作之中。银行经营管理人员在实现利益目标的工作过程中，始终伴随着因工作失误给银行造成损失的风险。如果仅有强硬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而缺乏与之相对等的利益激励机制，就会造成银行整体利益与经营管理人员个人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结果因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缺乏工作积极性而使银行的整体利益受损。可见，由于缺乏激励与约束相兼容的机制，银行经营管理人员的利益与风险的不相统一，从而使基层人员的安全意识强于发展意识，缺乏创新与开拓的主动性，更缺乏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意识和机制。

二、从改革国有商业银行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水平角度分析从功能上看，中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差距在于业务结构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中资银行还带有很大的行业性垄断或地域性垄断的惯性，竞争机制先天不足。特别是处于主体地位的工、农、中、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均是由原专业银行转化过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银行统管企业流动资金、1985年的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划分资金”方式等，确定了四大国有银行在各自领域中的信用业务垄断地位。以后尽管几经改革，这一状况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加之为在资源约束下的短缺型经济背景下高速度发展经济，通过以间接融资为主体、银行信用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来解决资金严重短缺问题，更是助长了商业银行的垄断性，银行成为向国有企业供给资金的部门，银行与企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长期的行业垄断，银行信用为主导的投融资体制的惯性，使商业银行在机构设置与网点分布、人员的技术素质、所拥有的客户群等方面，具有很强的行业特色或优势，从而也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在体制方面具有浓厚的管理型银行特征，固守着“信用中介”这一基本功能，以存、贷款和结算等传统银行业务为主，提供金融服务性中间业务的功能很弱。而随着金融的全球化和自由化的发展，竞争进一步加剧。特别利率的市场化以后，利用资金价格的竞争将成为银行业的核心竞争手段之一。而以存、贷款为主要业务、以利差为主要收益来源的经营模式，利用利率手段的空间很小，竞争能力就相对比较弱。

而同时，进入市场的外资银行大部分已从传统银行业务转向现代化银行业务，风险小、成本低、收益高的金融服务性中间业务已成为他们主要的利润来源。据有关资料显示，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非信用性金融服务的中间业务收入在营业收益中所占比重一般在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70％。中间业务收入具有高收益、高附加值、低成本、不存在信贷风险和稳定性强的特点。因此，外资银行在传统业务竞争激烈、利差收益收缩的环境下，纷纷注重优先发展中间业务，将其作为竞争战略和功能创新的重点。相比较而言，中资银行的收益结构中，中间业务收入所占比重较小，仅在0.3％~0.7％之间，反映了国内中间业务总体发展水平较低、效益不高。如果说，将来的利率竞争是银行间市场竞争的主要形式，那么争夺提供非信用性金融服务的中间业务市场将成为焦点。或者说，银行的金融服务功能的强弱将决定其核心竞争力强弱。因此，我国银行业加强竞争和创新势在必行，这是迎接加入世贸组织挑战的需要，也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

三、解释何谓“贱卖”？可自己给出一个定义，然后依据这一定义进行解析 针对中资银行遭“贱卖”的传闻，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昨日上午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境外的战略投资者投机获利的机会很少，他必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我们做到长期合作、互利共赢，因此在价格方面自然要考虑到这些因素，也要考虑到他的风险成本。从目前战略投资者入股中资银行的价位来看，都高于他的账面净值，所以“并不存在着贱卖的情况”。

刘明康强调，选择战略投资人是有严格标准的：他在中资银行当中投资占股的比例不低于5%；最短的股权持有期必须是在三年以上；作为战略投资人必须要派出董事，并鼓励向中资银行派出高级管理人才，参与银行的运营管理等。刘明康进一步解释说，建行股份的每股发行价格是2.35元港币，相当于建设银行2005年财务重组以后比较好的状况之下市净率1.96倍，处于五年来我们大型国企境外上市定价的较高水平，也是2000年以来亚太新兴市场所有银行上市股值当中比较高的。

A、165亿美元外资参股17家中资银行

截至10月末，已有22家境外投资者入股17家中资银行，外资投资金额已超过165亿美元，占国内银行总资本的15%左右。

B、8.6%不良贷款率首次降到一位数

截至9月末，全部商业银行(包括外资银行)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减少了5502亿元，不良贷款率下降到8.6%，首次下降到一位数。资本充足率达到8%要求的商业银行已达35家，其资产占全部商业银行总资产的68.1%。

C、892人前三季度处理银行涉案人今年1到3季度，银行业的发案894件，其

中自查发现的有613件，占整个案件数接近70％。共处理涉案人员892人

四、从世界各国商业银行绩效比较方面分析

发达国家资产规模较大的商业银行多采用混业经营(即全能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模式，而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则采用专业银行体制。分业经营增加了成本，阻碍了竞争，最终影响了绩效水平。按照标杆管理的原理，我们选取全球范围内一级资本排名前5名的全能银行(花旗集团、美洲银行、汇丰控股、摩根大通、法国农业信贷集团)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比较，从不同角度考察四大国有商行与国际最高水平银行的绩效差距。

1．盈利能力。5家全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平均为22．34％，资产回报率平均为

1．254％。而我国四大国有银行资本回报率平均为4．325％，资产回报率平均仅为0．19％。可见，这5家全能银行的资本回报率、资产回报率分别是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5倍、6．5倍。这说明我国银行的盈利能力比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不小的差距。

2．资本状况。商业银行作为高财务杠杆率的金融企业，充足的资本和合理的资本结构是维护公众对银行信心的基本需要，也是银行自身承受各种损失和风险的“缓冲器”。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2001年新资本协议强调综合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的充足资本储备是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一支柱，包括信用、市场、操作风险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为8％。国外5家全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都超过资本协议的最低要求，平均水平为12．126％，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分别为5．54％、8．15％、6．91％，只有中国银行达到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

3．资产质量。银行资产质量好坏直接反映银行经营的安全程度，并影响银行盈利的多少、资本损失的大小、各种资产的流动性强弱及银行信誉的高低。5家全能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平均仅为2．51％，而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为22．49％、25．69％、30．07％、15．78％。

五、全能银行对中国银行业发展的启示

作为金融机构的制度创新，全能银行能利用一个综合业务平台为客户提供高效率、一站式、全面的金融服务。尽管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不同，欧美各国金融机构纷纷走上混业经营的道路，说明这些国家已充分认识到全能银行具有其他银行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势。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已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而完善金融系统功能对解决经济发展的效率问题至关重要。当前，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金融市场的分割格局，实现金融业的混业经营，从根本上提升我国金融机构的整体竞争力，迎接外资银行的冲击与挑战。

1．建立全能银行促进我国金融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将置身于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全球性市场。在这种发展格局下，金融业国际化的实现从根本上取决于金融体系整体的国际竞争能力。就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现状而言，由于体制、政策和法律诸多约束，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不强。一方面，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存在着规模偏小、资金实力不足、资产质量状况不理想等问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利润、规模、资本回报率、资本充足率、抗风险能力等方面与国外同业相比有较大差距。另一方面，业务品种单一，业务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较小，服务功能不完善。而西方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金融自由化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助推下，金融业已

由传统的媒介金融发展到交易金融阶段，“综合化金融经营”成为各种金融机构业务发展的基本特征和方向，有效地提高了金融业总体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基于这种比较，在分业体制框架下，我国的商业银行不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无法与综合化全能经营的金融集团进行竞争，甚至难以在国内市场上应付外资银行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国际金融业综合化发展的趋势，调整经营战略，积极探索和构建全能银行势在必行。

2．通过建立全能银行，降低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由于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没有到位及其他原因，我国银行业目前还暂时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经营的实施实际上是把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限制在一个更狭窄的范围内，这样会使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进一步集中和扩大。同时，绝对化的分业经营会压抑甚至窒息我国本来就先天不足的金融体制创新。在这种情况下，构建全能银行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机构风险，增强金融业创新的空间和能力，为业务范围的拓展、客户和信息资料共享、收人结构的调整和盈利能力的增强奠定基础。2002年12月25日，“中信控股”公司正式挂牌成立，该公司集中了中信集团的全部金融业务。其中，包括中信实业银行、中信证券、中信嘉华银行、信诚保险、长盛基金管理公司。“中信控股”公司成为中国金融业分业经营大局下实现联合经营的第一例。从宏观角度讲，建立全能银行有利于保障我国的金融安全。对于一个开放经济体系而言，金融安全既取决于外部因素冲击的程度，更取决于内部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的健康状况及抵御外来冲击和内部风险的能力。虽然在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不高的条件下，我国现有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可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但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升，特别面对我国加入WTO这一客观事实，现有的金融制度和金融体系在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方面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应对这一挑战的基础在于不断改革和完善金融制度，增强我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能力。为此，必须积极探索和构建全能银行，发挥金融协同效应，应对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冲击和外资金融机构的竞争。

六、结合建行、中行等上市银行目前的状况深入讨论

（一）从国内银行的同业分析角度来看，民生银行的资产质量和不良贷款的准备情况最好，甚至在目前达到了美国银行业的水平，但其他方面比较起来，基本处于行业平均水平；浦发银行的整体盈利水平最好，主要得益于其注重银行传统业务的稳健发展和良好的内部管理能力，但其存贷款的期限结构不平衡的情况也最为突出；招商银行已初步利用其技术优势形成了较为特殊的竞争优势，体现在其非利息收入水平一枝独秀以及资产运用渠道的相对多元化，但是其资产质量情况以及在资本充足率状况方面的技术处理，使其稳健经营的形象打了折扣；深发展主营的存贷款业务特别突出，票据业务也是其强项，但是资产的质量问题和盈利能力成为其持续发展的羁绊。

（二）通过与美国银行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国内上市银行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三点上：1.不良资产的包袱较重，盈利资产的占比偏低。同时，呆账准备金的计提水平还显不足；2.资产的营运和管理能力较低，资金的来源和运用渠道都相对狭窄，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的盈利水平远远低于美国银行；3.资本充足率水平令人担忧。资产质量不高，盈利水平偏低，加上片面追求规模增长，导致未来持续的资本需求压力。

但是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国内上市银行的资本收益率和收入利润率已经基本达到甚至超过了美国银行，表明国内银行在控制费用支出、增进资本盈利能力等方面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竞争能力。

（三）在整个分析过程中，笔者切实感受到国内银行与美国银行在观念上的重大差异。如对投资在商业银行业务中所处地位的认识，对资产规模扩张的认识、对存贷比指标运用的认识、对费用支出和盈利产出关系的认识等等。这里，在总结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我也想对中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和未来发展提一点粗浅的建议：1.改变和加强风险管理工作。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风险管理工作的失职，将使银行背上沉重的包袱。强化风险管理，不应该仅仅盯住存贷比等单个指标的数值，资金来源与运用中的期限匹配控制和严格有效的信用风险管理，才是信贷风险管理的根本。2.银行没有规模是不行的，但片面追求规模增长，并不能够实现使银行价值最大化的战略目标。从趋势上看，未来资产营销比存款营销对于银行的稳健、持续发展更具有战略意义。3.银行持续盈利能力的获得和维护，仅仅依靠压缩和控制费用支出还远远不够，如何提高资产的营运和管理能力、提高资产的利用效率，才是维系和增强银行盈利能力的根本课题。4.商业银行的经营发展，与所处的经济环境和监管环境休戚相关。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适时拓宽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和运用的渠道，为商业银行创造稳健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应该成为银行监管部门重要的工作内容。

第二篇：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合理性

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合理性(1)

摘要：近年来，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进程不断加快，投资总额已达126亿美元，其中建行和中行的引资额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文章试从建行、中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方式和过程，探讨其具体环节的合理性，并给出适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外资战略投资者；国有商业银行贱卖论；股权定价

二十多年以来，我国银行业不断加快开放的进程，其中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是一项重要的举措。外资战略投资者有人才和技术优势，中资银行有庞大的客户群和机构网点。前者是技术密集型的，随着市场深化和竞争加剧，其优势是递增的；后者是劳动密集型的，其优势是递减的。为了适应新的金融形势，促进银行业健康持续发展，银监会成立后适时调整思路，于2003年12月发布了《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致力于促进中外资银行合作的“双赢”。

到目前为止，18家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了16家中资银行，投资总额近126亿美元。具体情况是：对国有银行，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投资建行54.66亿美元，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行36.75亿美元；对股份制银行，亚行、花旗和汇丰银行等投资了交通、光大、民生、兴业、浦发、深发以及筹建中的渤海银行等，投资额为29亿美元；对城市商业银行，加拿大丰业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荷兰国际集团、德国投资与开发公司、国际金融公司等投资了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以及西安、济南、杭州和南充等地的商业银行，投资额为5.6亿美元。从投资方看，既有国际金融组织也有商业银行，既有大型机构也有中小型机构；从被投资方看，既有国有银行也有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既有沿海和东部地区的机构也有内地和西部地区的机构。外资机构和中资银行均呈现出多元化特征。

在这些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案例中，投资于建行和中行的资金占据了较为明显的位置，因此也引起了业界的广泛讨论。

一、“国有银行贱卖论”

建行于2005年10月27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其示范作用不可低估。建行股份卖给外国投资者的价格仅为账面价格的1.2倍，但上市后建行股价不断攀升，目前已经上升到账面价格的约3.7倍，上市融资达92亿美元，刷新了亚洲除日本市场以外的上市规模纪录。建行首次IPO（即首次公开上市）有如此表现引发了国人对银行贱卖的质疑。银行业界人士纷纷撰文引出“国有银行贱卖论”。“国有银行贱卖论”的主要观点是：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时定价偏低，赴境外上市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会威胁到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国有银行贱卖论”的主要依据是：

（一）“按净资产定价不合理”

金融学家吴念鲁认为，不仅要按净资产来算股价，还要考虑这几家银行的品牌、客户、市场和产品。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也指出，在我国，由于监管当局对银行业的准入进行管制，银行特许权本身也有很大的价值，这些都远未体现在股权溢价上。

（二）“境外投资者便宜捡得太大”

2004年工行实现盈利747亿元，用30亿美元换来工行10%的股权，意味着境外投资者在4年之内就可收回投资。假如今后交行的股价上涨到3.72元，汇丰只需把入股交行的19.9%的股权脱手9.9%，就可以拿回本金，而不花分文持股交行10%的股份。按照目前H股平均市净率2.2倍保守估算，中行的股份在3年内将给境外投资者带来95%的收益，境外投资者便宜捡得太大。

（三）“股权交易存在不对等性”

该观点认为，交易的不对等性并没有反映在股权价格中。一是境内投资者被边缘化，国内银行的股权售让对象明显偏向境外投资者。二是中方提供收益承诺，境外投资者“稳赚不赔”，如建行、中行承诺，一旦今后每股净资产低于对方的入股价，汇金将给予补偿。三是同股不同权，如2005年西安商业银行新股东大会后，拥有5%股份的国际金融公司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各获得一个董事会席位，但拥有5%以上股份的其他几家内资股东却没有得到同等待遇。

（四）“国人已承担巨额重组成本”

在股权交易前，为了提高国有银行质量国家已付出了巨额投资。如在1998年增加2700亿元国债用以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2000年剥离近14000亿元的四大银行不良资产，2005年通过汇金公司向中、建、工行共注资600亿美元。另外，工商银行改革下岗20万人，建设银行裁员了10多万人。当前国内银行转让股权获得的溢价太低，没有体现国人为此付出的代价。

二、对建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分析

对于建行在出让股权时是否有贱卖之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动态比较方面看。战略投资者在银行IPO前入股的市净率一般要低于IPO市净率。这是因为战略投资者与IPO时的公众投资者性质与作用不同，战略投资者愿意与国内银行长期合作、共担风险，必须承诺股票锁定期和竞争回避，而公众投资者更多考虑股票投资收益，具有长期持股和短期投机的选择权。以交通银行为例，汇丰银行的入股市净率为1.76，后期的IPO市净率却为1.60，也即汇丰的股权购买价格高于公开上市的股票价格，显然不存在交行股权被贱卖给汇丰的问题。对建设银行而言，美洲银行的入股市净率（1.15）和淡马锡的入股市净率（1.19）都远远小于建行IPO的市净率（1.96），差距略显过大，美洲银行和淡马锡在短短的4到5个月内就分别获得差价收益0.81元/股和0.77元/股，因此，两者的入股价有被低估之嫌。

第二，进行横向比较。市净率显示的是入股价格的溢价程度，反映了投资者对银行经营能力和投资价值的综合判断。因而，银行的经营能力越强，获得的市净率一般就应该更高。以建行为例，2004年建设银行的主要经营效率指标均明显优于交通银行，但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建设银行的境外投资者入股市净率（1.15和1.19）却大大小于交通银行（1.76）。另外，境外投资者的入股比例越大，对应的入股市净率应该越低，交通银行的入股比例（19.9%）超过建设银行的入股比例（14.1%），而两个银行在入股市净率上的表现却恰恰相反。因此得建设银行境外投资者的市净率偏低，也即转让建行股份的定价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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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有商业银行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的合理性(2)

三、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理性化的政策建议

为了更加稳妥高效地推进我国银行业的产权改革，针对现阶段国内银行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在引资对象上，应树立“战略一致，优势强化，文化融合”的理念，把一些具备业务专长的中上等规模银行纳入选择范围。首先，双方在经营发展战略上的一致性，可以减少战略融合成本和风险，更能确保外方作为“战略投资者”的稳定性。其次，讲求“优势强化”，而不局限于“优势互补”，有利于在日趋激励的竞争中巩固已有的市场地位，并通过双方合作不断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再次，很多中上等规模银行在华尚未设立分支机构，与之股权合作更能实现“竞争回避”。最后，中上等规模银行不容易实施对国内银行的股权控制，不仅可以形成长期合作关系，更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安全。

第二，在投资方式上，可推行股权互换、债转股两种方式，增加境外银行机构投资入股的灵活性。股权互换，即境外银行机构以自身股权换取中资银行相应的部分股权，而非仅仅以现金购买股权，这种方式可以先行在资本充足率已达标，而着重于改善治理结构的国内银行中推行。其优势在于，可以减轻境外投资者的资金压力，通过相互持股，增强中外资银行间战略合作关系的稳定性，有利于中资银行拓展国际市场。债转股方式，适用于当前中外银行间已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而尚未交割，或者外方承诺在未来时期追加投资的银行（如工商银行、浦发银行、西安商业银行等），通过这一方式可以充实国内银行运营资金，减轻融资压力，加强双方的业务合作，而境外投资者可以选择在适当的时机增持国内银行的股份。

第三，在股权定价上，由双方竞价为主向多方询价为主转变，引入拍卖和招投标方式，完善银行股权转让的价格发现机制。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不少国内银行的做法局限于选择单一入股对象，然后进行双方竞价，这很可能因竞价不充分导致股权价格低估。建议在同时引入和考察多个合格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基础上，建立多方询价渠道，同时构建多方竞价平台。除了协议转让方式，还应该积极引进股权拍卖和招股投标方式。

第四，在上市地点上，重组后的国内银行不应局限于海外上市，应充分考虑内地上市的可行性。建议内地证券市场上市应该有国有银行的参与，中小规模的银行IPO可以考虑在内地市场进行。目前我国内地市场银行股仅有5家，金融股所占比重仅有5%，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50%以上，这样不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稳定和金融蓝筹股的培育。兴业、华夏、广发等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可根据IPO规模的大小，充分考察内地上市的可行性。同时条件成熟的银行，可将优质业务或潜力业务（如信用卡、资产托管、票据等有必要单独核算的业务）进行在内地分拆上市。尤其针对中外银行合资后双方重点发展的业务，如建行与美洲银行的零售银行业务、浦发与花旗的信用卡业务，可以先行分拆上市。

第五，在风险防范上，建立境外投资者（主要针对“财务投资者”）的退出机制，减轻资金抽离可能对国内银行造成的冲击。当前中国银监会对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做出了“持股三年”的政策要求，笔者认为三年时间偏短，何况之前进入的一些境外投资者并不存在持股期间约束。因此，国内银行自身应该加强研究和完善境外投资者的退出机制，以确保银行营运的长期稳定

第六，在发展战略上，不仅要“引进来”，更应该鼓励和支持国内银行“走出去”，全面提升我国银行业竞争力。国内银行必须主动介入全球金融格局大调整中去，才能避免我国金融资源为别国所控制，维护我国金融安全。具体措施包括：一是与国际银行金融机构广泛开展业务合作，加强与先进银行在信息、技术及人才等多方面的交流；二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银行参与国外银行机构的股权并购，如结合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与国外银行开展股权置换和相互持股；三是直接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选址上可以先行考虑金融市场发达国家以及经济增长潜力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四是顺应国际银行业监管要求及国际司法、会计、计量制度标准，关注国际金融需求的变化，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创新经验，不断缩小与国际先进银行的差距。

参考文献：

1、唐双宁.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促进中外资银行双赢[N]经济日报,2005-11-03.2、吴念鲁.对国有商业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及上市的评析[J].银行家,2005(9).3、余云辉,骆德明.谁将掌控中国的金融[N].上海证券报,2005-10-25.4、王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改善治理结构还是拓展市场业务[J].金融研究,2005(6).

第三篇：我国为何要发展载人航天工程

我国为何要发展载人航天工程

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各国间的竞争日益激烈，由地球扩展到太空。载人航天工程的开支已占到国家财务开支的很大比重，有人不禁会问国家为何要花巨资发展航天工程？发展航天工程有何意义？

《2006年中国的航天》白皮书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原则是：“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满足国家需求，体现国家意志。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作为增强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的一项强国兴邦的战略举措，作为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航天事业长期、稳定的发展。

我国发展载人航天事业的意义有如下几个方面：

1.载人航天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之一，它的发展取决于整个科技水平的发展。同时，它也影响这整个现代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同时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提出了新的发展要求，从而可促进和推动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个国家载人航天技术的发展，可以反映出这个国家的整体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产业水平，如系统工程、自动控制技术、计算机系统、推进能力、环控生保技术、通信、遥感以及测试技术等诸多方面。它也能体现这个国家近代力学、天文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的发展水平。没有航天医学工程的研究与发展，要想把人送进太空并安全、健康而有效地生活和工作是不可能的。美国赫赫有名的”阿波罗"计划从1961年开始实施至1972年结束，共花费240亿美元，先后完成6次登月飞行，把12人送上月球并安全返回地面。它不仅实现了美国赶超苏联的政治目的，同时也带动了美国科学技术特别是推进、制导、结构材料、电子学和管理科学的发展。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的今天，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能在极大程度上实现中国科技力量的跨越式发展。

2.发展载人航天是当今各国综合国力的直接体现。各发达国家都在发展战略上都将增强综合国力作为首要目标，其核心就是高科技的发展，而载人航天技术就是其主要内容之一。一个国家如果能将自己的宇航员送入太空，不仅仅是国力的体现，而且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增前民众的自豪感，提高民族精神，增强凝聚力。特别是现在的“神州飞船”计划一旦获得成功，将如同60年代的“两弹一星”工程一样，引起全世界的注视，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3.毫无疑问，在地球资源日渐枯竭的未来，对太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日渐重要。而载人航天技术显然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现在已知浩瀚的太空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巨大宝库，载人航天事业就是通向这个宝库的桥梁。“太空工厂”可以几乎像是在变魔术一般，在微重力、真空和无对流的条件下，制造出地球上难以形成的合金材料和其它的相关产品，可以想象如果说前三次工业革命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财富，那么这次由太空技术引发的“新工业革命”最终将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现有模式，“Made In Space”的字样将充满整个市场的各个角落。中国要想在未来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离不开开发太空资源的基础——载人航天技

除了以上几点，载人航天事业的从分发展将标志着人类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以往只有在科幻电影中才能见到的镜头，将一步步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现。人类转移到其他星球上居住和生活将不再是幻想，完全可以开发出更加美好的生活空间，来解决现在生活空间越来越拥挤的现状，特别对于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人类又将面临着更多新的考验和抉择。

航天事业是一项具有国际竞争性的事业。航天技术的发展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科技水平。作为最先发展起来的航天大国，美国、前苏联／俄罗斯对航天技术的垄断和封锁，众所周知。我国航天事业是在西方封锁、前苏联不肯给予支援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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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起步的。从一开始，我国就坚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航天事业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正确原则的指导下，经过几代航天人的艰苦奋斗，我国才从最初拥有自己研制的液态火箭开始，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卫星，直到今天成功发射自己研究设计的载人飞船。如果没有自发研制并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的技术实力和经验，也许今天我们就没有自己设计的“神舟”飞船。

只有自强，才能合作。和平开发太空是大势所趋，中国也参加了一些国际合作，例如与欧盟合作开发卫星导航系统。但是航天事业中的国际合作多数是强强合作，合作各方都具有相当的实力。例如，俄罗斯可能计划与美国合作开发“和平－2号”轨道站和空天飞机；美国、俄罗斯、日本、加拿大、巴西和欧空局11个成员国正在联合执行阿尔法号永久性国际空间站计划等。这些国家和组织都具有相当的科技实力。如果我国没有自己的实力，没有具有自己产权和特色的技术和优势，国际合作又从何谈起？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不妨碍我国借鉴其他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并与其合作；相反，它为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和发展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能够自主研制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载人航天器，充分体现了我国自身的航天技术实力，从而才能在真正意义上称为“跻身于世界航天大国之列”。也许这才是令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等国特别关注并关心中国是否寻求国际合作的真正原因。因此，我国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是航天事业自身的特点所决定，更是我国航天事业自立、自强的正确之路。只有自立，才能自强；只有自强，才能合作。

航天事业是一项关系全局的产业。航天技术的开发和突破不仅对于航天事业本身的发展非常关键，而且对于带动其他相关学科和产业的发展也至关重要。载人航天工程实施10年来，我国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高了我国航天科技及相关学科的水平，特别是信息、材料、能源等21世纪新兴学科领域的整体水平，不仅为航天工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为国际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满足国民经济建设对空间技术及其产业化的广泛需求提供了坚实的后盾。这些基础和后盾的坚实就在于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

发展载人航天，不仅是对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宏伟气魄、远见卓识的考验，同样也是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科技发展水平、参与国际事务能力和树立国家形象的挑战。因而在国际政治空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中国人民当年“缩紧腰带”建设“两弹一星”的政治意义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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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我国中小企业要实施五大创新战略

我国中小企业要实施五大创新战略

第一个创新是体制创新。改革是所有问题的突破点，激活企业主体，经济才会充满活力和动力。中小企业发展到今现在遇到天花板效应，需要进入一个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大胆引进战略投资者，搞广泛的战略合作，是激活中小企业发展敢于抱团搞股份制，这是自我体制的创新，通过股份制大家合法入股，把企业建立规范的一个法人治理

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过去计划经济年代当做科研单位，现在看社会上所有接纳转化成果的最终的载体是企业，三中全会的进步是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主体要实现两个创新，一个是自我创新，自己研发专利形成品牌。二个是协同创新，产学研相结合搞协同创新，善于借助与科研的外力拉动企业实现科技创新，产学研合作一体化共赢发展。

第三个创新是管理创新。企业是管理的主体，管理是企业永恒的主题。靠管理创新企业才能实现飞跃和跨越，管理的创新要把握形势占领前沿，要打造三种管理新模式，实现管理体制创新，从根本上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第一是信息化的智能管理，企业借助互联网的力量搞信息化的智能管理，21世纪是互联网世纪，新时代是大数据时代，中国是宽带中国，经济是智能经济，企业应抓住这个脉搏，在信息化网络化管理上强化智能管理的水平。第二代互联网革命开始了，第二代互联网革命有三个制高点，第一是云计算带来大数据时代，第二是物联网助推智能物流，第三就是无线网络，实现全民网民化，网上工作、学习、生活、恋爱。所以我们应该抓住互联网第二次革命，把我们的管理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第二是实现人性化的文化管理，打造企业文化，内塑企业精神外塑企业形象，通过企业;内方，业才能做大做强。

第四个创新是品牌创新。打造品牌效应，品牌消费已经成为一个主导消费，引导企业注重产品研发、最终获得品牌效应。打造品牌是一个漫长历史过程，加大宣传占领市

1、高端研发技术，2、生产高端产品，3、打造高端品牌，4、瞄准高端人群，6、获得高端效益。中国贫富差距很大，我们的购买力在高端人群手里，调动他们的消费欲望才能获得高端效益。带来幸福和感觉，低端企业做产品高端企业做品牌。低端企业卖产品高端企业

50%的精力搞生产，50%的精力搞营销，用市场开两手都要硬企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以前，政府搞企业好产品没能买上好价格，企业今后要增强市场意识，创新自民营经济比重太低，应该补上这块短板，民营刚刚51.3%。浙江是91.3%。我省纵向和过去比我们有进步和南方比我们差距很大，所以要增强这方面的紧迫感，第二是现代服务业是短板，我们一产大大而不强，二产大大而欠优，三产现代服务业，发展完比重低，贡献率差。黑龙江的服务业刚刚达到40%。广东60%。美国是第一经济强国，他的服务业达到73.1%，发展的差距就差在产业结构上。差在服务业这块短板上。第三个的短板是新能源，以煤、木、油为主的能源结构太老比重太大，我们一季度经济下滑就是煤、油下滑。要大力发展声能、水能、太阳能、生物质能、氢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用新能源革命改变黑龙江发展。第四是市场开放这个短板，不注重市场开放，好东西买不上好价。这四个短板就决定了这个木桶的成水量，木桶成水量是最短的那块板决定的，黑龙江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把四块短板补齐，补长短板做长板，才能打造经济升级版。黑龙江应注重营销模式创新，加大电子商务的发展，再过几年80后和90后成为社会消费主体，他们的消费理念是网购，网上购物是幸福、是享受、是疯狂，今后绿色食品、生活用品包括家具、汽车都可以网购，电子商务会成为流通业第三次革命()。消费业态的变化给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注重电子商务线上搞网购，线下搞店铺式线上线下互动，做大我们企业的营销新模式，以上五个创新是中小企业面对新形势应该做出的新选择，把

第五篇：浅谈我国为何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文)

昆明理工大学

浅谈我国为何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昆明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 刘年东 2014710029）

摘要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是对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超越。当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这一课题进行前瞻性的、深入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本文结合社会发展浅析了我国为何要进行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伴随生态问题而来的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在“十八大”报告中，审时度势、高瞻远瞩，把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国家建设“总体布局”高度，并单篇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其意义深远。生态文明建设是寻求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强调人类要尊重、爱护自然，把自己当作自然界中的一员，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彻底改变那种认为自然界是可以任意索取和利用的观念。

一、时代背景

1、国际背景

人类进入 21 世纪以来，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在此进程中，生态问题已成为一个关系人类生死存亡的议题。其中，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人口剧增、环境污染等生态问题尤为严重，由此引发的疾病、饥饿和贫苦等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由于全球存在诸多生态问题和挑战，寻求新的发展模式就迫在眉睫，所以建立起新的文明——生态文明，以确保人类过上更为安全、舒适、美好的新生活。这一种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人们建构出来，并逐步得到了认可，生态保护主义也成为世界范围内一种方兴未艾的社会潮流。

2、国内情况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9.7%的快速发展，人均GDP由1978年的226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6767美元，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也出现了很多生态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空气质量问题、饮用水质问题等。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资源和环境等因素对今后十几年、几十年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坚持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高度，这是中国生态文明观的重大进步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基本概念

1、生态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形态。在生态文明体系中，主体不仅包括人，还包括自然；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物都依靠自然。因此，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在共同尊重生命和自然的前提下共享一个地球，共同发展一个生态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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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以人本主义为原则，以实现人与自然的持续发展为目标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集合。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指导下，遵循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文明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共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深刻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着眼点，以实现人、经济、社会、自然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原因

了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原因，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建设生态文明的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构成部分

十七大第一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明确提了出来，即“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

1、生态文明在总体布局中处于基础地位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社稷的长远大计。生态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一道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体系，构成“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明体系的基础，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社会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在人类社会内部，经济是基础，政治、法律、政府等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自然环境，没有自然环境这个载体，人类就无法生存，就没有人类社会，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建设。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因此，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2、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社会建设的关系

一方面，“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依赖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果我们居住的生态环境不能提供基本的能源资源、不能提供清洁的空气和水等环境要素时，生存都难以为继，更何论进行文明建设?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古巴比伦文明、玛雅文明、古楼兰文明等等许多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在我们为此而扼腕叹息之时，也更要以史为鉴。恩格斯曾告诫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能源资源瓶颈、环境污染对群众健康的危害等问题，正是从反面印证了生态文明对其他四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建设生态文明，也需要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为重要条件。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社会活动中自觉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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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必须把推进现代化与建设生态文明有机统一起来，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必须把宣传环境保护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社会广泛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必须把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作为政治文明的重要着力点，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保证；必须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工作。

总之，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体系，缺一不可。

3、生态文明建设是科学发展观的升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提出的，是对我国科学发展观升华。首先，科学发展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生态文明提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目标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文化内涵。所以说建设生态文明，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任务，是党的执政兴国理念的新发展，是生态建设的新目标。其次，社会主义事业走的是文明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从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保护，还是从能源资源的节约利用上；无论是从发展的质量，还是从发展的成效上，都必须走这条道路。

（二）建设生态文明适合中国现实，顺应时代潮流

建设生态文明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和规律，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设生态文明是我党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是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做出的科学决策。我们常说，我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这是从总量上说的。如果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形势就要严峻得多。例如，我国人均国土面积0.8公顷，人均草地0.33公顷，人均森林面积0.128公顷，分别为世界人均值的29％、50％、20％，人均耕地0.095公顷，也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一半。与此同时，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环境突发事故增多，环境隐患增加。水资源供需矛盾尖锐，目前，我国七大水系中劣5类水体约占三成，已失去使用功能。一些地区地下水下降、河湖萎缩、湿地减少、生态功能下降等生态问题已经严重制约当地的生产生活。据统计，2004年，全国669座城市中，相当部分城市水源短缺，全国有700万农村人口存在饮水困难，3.4亿人存在饮水不安全问题。但是，我国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和环境监管体制仍未形成。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口多、资源人均占有量少的国情不会改变，非再生性资源储量和可用量不断减少的趋势不会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增长制约作用越来越大，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高。从长远看，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会越来越突出，可持续发展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此外，中国矿产资源利用率也与发达国家有明显的差距。这种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情况依然普遍，加剧了能源资源的紧张状态和环境压力。资源环境约束和经济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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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过度消耗能源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不仅直接影响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严重制约长期可持续发展”。因此，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适应建设生态文明要求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三）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贡献，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是建设“美丽中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美丽中国”基本就是那种环境安静舒适，空气清新，水源清洁，人际关系和谐的状态。中国的美丽不是孤立的，必将带动世界的美丽，美丽中国的建设轨迹也将为世界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美”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和目标，美好生活、美丽环境是现代社会人类的最高追求。中国共产党在 21世纪初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部署，更是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期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华大地以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源泉。但是大自然的馈赠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学会感恩。尊重自然，给自然留下更多的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给多的良田，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天蓝、山青、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而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综上所述，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只有从建设生态文明的高度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促使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体系作出重要调整，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时代，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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