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为政府“瘦身”

第一篇：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为政府“瘦身”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为政府“瘦身”

2010年11月08日 04:46成都日报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社会建设与发展，需要从过去的“大政府、小社会”实现向“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多方共管新格局转变。

近年来，锦江区一直致力于有关“小政府、大社会”的生动探索和实践。

2008年，锦江区开始着手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拉开了街道管理改革创新的大幕。从街道职能转变到社区新型治理机制的构建，从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到积极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短短两年，在转变政府职能、探索社会管理创新和城市新型管理机制上，锦江区实现了三步走。

改革，系统、有序地推进社会管理制度创新，建立了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局面。

2010年11月5日，锦江区政府机构改革动员大会召开。锦江区将深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作为本次机构改革的核心和首要任务，更加强化对全区经济社会事务的统筹协调，更加强化执法和监管体系，更加强化社会管理，更加注重公共服务，更加关注基层治理机制建设，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作用。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路径上渐行渐远的锦江区，这次改革也打上了“纵深推进”的标记。

我们相信，锦江区的改革仍将持之不懈。而其步入深化、走向全新的改革和探索，更加值得我们期待。

A街道职能之变

从抓经济转向

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

在锦江区，街道办事处的职能之变，始于2008年。

作为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全市街道办事处职能转变试点之一，2008年6月，锦江区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街道办事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决定》，将街道办原来承担经济管理职能彻底剥离出来划归区政府相关部门。

改革后，街道主要负责基层党建、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区建设、安全监督、应急管理、社会稳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8个方面35项具体职责，工作重心从发展经济转移到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

相应的机构改革接踵而至。区上成立了社会建设工作委员会；在机构设置上，及时调整街道内设机构，撤销经济发展科，成立社会事业科、社会管理科。与此同时，全区16个街道设立28个社区公共服务站，作为政府在社区的服务窗口。在财力保障上，按照“明确职能、核定人员、保证财力、奖励先进、逐年增加”的原则，将各街道的预算管理体制由“一级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为“部门预算管理体制”。

通过内部机构调整和机制调整，改革的方向直接面向社区、面向院落、面向辖区内老百姓。

相应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向辖区内群众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内容在不断丰富；为改革提供的资金日趋有保障，人力保障也日趋完善。

为组建起职业化、专业化的社区公共服务队伍，锦江区财政和人才队伍向街道和社区倾斜，共择优聘用428人充实到社区工作，并提升了社区工作人员待遇；同时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新增财政收入的主要部分投入公共服务，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费用纳入财政预算，并形成长效增长机制，年均增长达到41.5%。

与此同时，为更好地承接街道办事处剥离出来的经济工作职能，2009年9月，锦江区按照产业发展规划，打破街道行政区划，将全区划分为5个经济功能区，成立管委会负责相应区域内产业发展规划、招商引资以及为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等工作。

公共服务与经济工作职能相分离，真正实现了“术业有专攻”。街道办事处主任们普遍反映：“职能转变后，城市管理、社区就业、社区稳定、社区救助以及提供公共服务成为我们最关心的事”。

B社区治理更新

构建

“小单元治理”新模式

社区居委会，原本是群众自治组织。但长期以来，由于职责不清，社区居委会在职能上存在着错位、越位和缺位的现象，承担着大量行政事务。

在完成角色转换的各个街道，开始把工作重心转向引导和带动社区摸索如何实现自治。改革的触角，顺理成章地延伸到了社区。

以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加强社区建设作为重要内容，重点打造“三架马车”，建立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社区居民（代表）会议和社区居民委员会为自治基础、以社区公共服务站为服务平台的新型基层治理结构。

2008年10月，锦江区下发《关于完善城乡社区治理机制，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意见》，并且配套出台了《社区工作准入审批暂行办法》等一揽子办法。

突出社区党组织的核心领导作用，将治理单元划小，细化到院落、楼栋，甚至某个群众性团体，构建起院落党支部“一辕牵引”、院落议事会和自管小组“两翼平衡”的治理模式，这项实践成果后来被总结为“社区小单元治理”模式。

为延伸街道办事处在社区履行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全区设立了28个社区公共服务站，办理与社区居民民生事务密切相关的劳动保障、社会救助、残疾、教育等14个部门5大类62项服务事项。

通过社区工作准入、政府有偿购买服务、吸纳社会组织参与管理和服务等措施，彻底改变了社区承担大量政府行政事务性工作的现状。这意味着社区居委会可以从以往繁杂的任务中解放出来，专心做好社区居民自治工作。

社区治理的变革，带来全区60个社区的巨大变化。通过社区治理机制的探索，锦江区理顺了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公共服务站等社区组织的职责和关系。2009年底，锦江区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城区”。

通过加强对社区工作指导，建立健全社区各项会议和工作制度，畅通社区居民意见建议表达、收集渠道，使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来，进一步完善了基层民主建设，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显著提高。

C社会组织激活

实现“民管民，非管非”

职能转移，谁来承接？

在顺利完成街道职能转变、社区角色归位的同时，锦江区的实践者发现，面对利益多元、生活多样的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何培育社会组织，如何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

去年底，锦江区区委、区政府出台 《关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意见》以及《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指导目录》等一揽子相关配套文件。

在制度设计上完成规范后，今年3月，锦江区启动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改革，探索新形势下社会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新路子。

改革最先在7个街道办事处开展试点。每个街道层面，都建立“一站两中心”，即社区公共服务站和社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社会组织指导服务中心，实现了民间组织管理服务民间组织，非盈利机构管理服务非盈利机构的“民管民，非管非”的“孵化器”模式。

实践中，登记制度成为体制破解难题。锦江区在全市率先实行登记备案双轨制，由重入口登记向准入和日常监管转变。

在为社会组织发展“松绑”的同时，尝试引入群众评审机制，从人选、登记、公示、审核四个方面严格把关，保证社会组织的质量，建立可进可退的通道。

从“孵化”到培育，锦江区已经探索出了社会组织发展的全新路径，社会组织的力量迅速壮大起来。

仅今年上半年，锦江区登记类社会组织231家，其中试点以来新增20家；备案类社会组织从无到有，发展到169家。

在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政府的一些职能向社会组织释放和转移。锦江区为此建立了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渠道和机制，通过建立完善相关制度，明确政府购买项目内容，细化购买服务流程，将政府不必直接组织实施或由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参与，可以更好地满足社区居民公共需求的一些具体事务，交由社会组织来组织实施。目前，区级相关部门及街道已实施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项目45项，涵盖了社会管理、社会事务、卫生教育、文化体育、就业保障等多个方面。

而另一方面，通过实施政府购买服务，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社会组织的造血机能和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锦江区有关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试点工作，引起了从省、市到中央相关主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一个个调研组纷至沓来，对锦江区的改革进行微观聚焦。5月12日，民政部有关领导到锦江区调研时提出，要及时总结锦江区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成功经验，并向全国进行推广。

D改革路径日渐清晰

三项改革

环环相扣一脉相承

不难看出，锦江区进行的街道办事处职能转变和社区新型治理机制，为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引导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管理打下了基础，而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又为政府“瘦身”提供了可能。

三项改革环环相扣，一脉相承，锦江区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路径日渐清晰。

眼下，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正在全市上下如火如荼地展开。改革的初衷，在于理顺职责关系，提高行政效能，强化政府责任和义务；改革的核心，在于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构建体现本级政府功能特点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归宿，在于变经济建设型政府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最终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这也正是锦江区历时两年创新探索的目标所在。

记者发现，在锦江区新一轮政府机构改革中，不少亮点引起了多方关注，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在锦江区民政局加挂社会组织管理局的牌子。对于这一在西部地区首开先河的创新举措，有关负责人认为，加挂牌子是一个开始的信号，进一步明确了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管理服务和监督职能。下一步，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该区将进一步完善工作机构，成立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强化对全区社会组织的统筹规划、登记备案、监督管理、协调指导等管理和服务职能。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努力，不仅仅在于此。

在《锦江区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中，脉络清晰可见：积极探索政府职能转变的方法途径——以转变街道办事处职能为突破，以完善功能区管理体制为抓手，以加快社会组织培育为载体，以大部门管理体制改革为关键，以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为切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基层管理体制，促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有效强化，政府监管职能不断优化，基层民主自治逐步深化。

“把不该由政府管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的事情界定清楚。”锦江区编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说，按照这一思路，编制部门将重新梳理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尽快制定“三定”规定。

在前期改革的基础上，下一步，锦江区将全面规范政府部门职责，按照依法行政的要求，凡是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能够自主解决的事项都应转移出去，切实减少政府对企业和社会的直接干预。进一步清理和精简行政权力事项，规范行政审批行为，减少行政管制。对政府不必直接组织实施的社会事务，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参与运作，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

全方位改革和一系列改革举措正有序推进，锦江区的探索，值得期待。

第二篇：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

新华社特约评论员2006年10月21日

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社会各方面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有的需要调整，有的需要改进，有的需要加强。所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通过创新，我们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管理体制呢？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规定，明确界定了不同主体在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和责任。党委要加强领导，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政府应依法履行职能，承担起管理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社会各方面都要大力协同，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公众则应以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发挥主人翁的作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按照这一要求，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最重要的是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坚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政府应坚持将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公务员的基本准则，致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更加注重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优化公共资源配置，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各种类型的社区，应进一步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协助政府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各类社会组织要增强服务社会功能，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政府对其要坚持培育发展和管理监督并重的政策，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应适应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发展变化，加强内在机制的建设，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坚持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和处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正确处理社会矛盾，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当前，需要重视解决土地征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保护、企业重组改制和破产、涉法涉诉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通过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以便有效应对各种风险。要建立健全分类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属地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形成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的应急管理机制，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近年来，国务院已经制定了包括总预案、专门预案、部门预案在内的整个应急预案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对实现社会预警、社会动员、快速反应、应急处置的整体联动，具有积极的保证作用。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１日电）

第三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浅谈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

摘要：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尽快建立健全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制十分重要而紧迫。推进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大胆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社会治理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更新社会管理观念，创新社会管理方式。

关键词：社会，管理体制，创新

一、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概况

社会管理似乎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对于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来说,社会管理承担着多个社会功能。例如，要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并保障人力资源的竞争性;要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解决“两大差别”提供制度保障;要为国家与新兴的多元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提供制度条件等等。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下,恐怕还难以找到与西方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相对应的社会管理的概念。西方社会中所使用的社会秩序(social order)、社会规制(social regulation)等概念,或者将中文的“社会管理”译为“social management”,都难以充分而准确地表达出中国语境下社会管理的内涵与实质。在中国政府职能定位中,“社会管理”则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相并列,[1]成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它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以政府为主体,对有关社会事务进

行规范和制约;其二是以社会为中心,即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所谓的社会管理,在中国学术界的界定尽管不一,但是以下界定是为人们所认可的:“社会管理是政府和民间组织运用多种资源和手段,对社会生活、社会事务、社会组织进行规范、协调、服务的过程,其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解决社会问题,提高社会生活质量”。

[2]中国的社会管理及其体制有三个突出特点。首先,社会管理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重大职责,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特色就是政府主导;第二,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虽然政府在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是无法替代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作用;第三,社会管理以社会秩序的维系、为和谐社会建设服务为其根本目标。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指出,“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六)提出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社会稳定是人民群众的共同心愿,是改革发展的重要前提。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社会管理是以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但是内容逐渐广泛起来(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建议中作了较为详细的说明);管理的手段更侧重于协调和参与。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这个社会的管理格局。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的、系统的、规范的社会政策和法规,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孕育理性、宽容、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建设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社会。

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

（一）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给我们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整个社会也出现了众多不和谐的因素，出现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和谐，出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和谐，出现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地区和贫穷地区之间、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上的不和谐。这些都对我国的社会健康和稳定发展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思想。

（二）是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必然需要

我国现行的社会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带有深刻的计划经济烙印，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单位管理”，任何一个社会成员几乎都从属于一个社会单位，单位是个人领取工资的劳动组织，是个人社会交往、社会地位的保障和后盾。没有“单位”的个人是很难在社会上合法立足，国家也正是通过单位制来实现社会的整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单位制逐步解体，大量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职业群众的具体利益发生了变化，以“单位人”为特征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因此，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加强社会整合，特别是加强对弱势群体和

[3]边缘群体的保护，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

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社会特征：一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耕地上解放出来，离乡外出就业。但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的束缚，这些人中的大多数虽然离开了农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却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与城市居民享受同样的权利，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盲区”。二是老龄化的挑战。“我国目前60岁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1﹪，65岁以上已达8﹪，据预测，2020年，65岁以上的老龄人将达到23﹪”。而且我国人口老龄化高峰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出现的，“老龄社会”的提前到来，对我国尚不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挑战。

（四）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要求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讯条件的极大改善，为群众提供了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联络沟通日益方便，同时也使社会各类矛盾容易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紧密互动的趋势，形成连锁反应，加大了维护社会稳定的风险和成本。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融合，既拓展了我们的发展空间，也使国际性的经济

社会风险更容易导入国内，造成社会新的不稳定，因此，加快建立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整合社会关系，促进各种力量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无法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三、转向社会建设大时代下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念与目标

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整体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多样化的社会”或“多元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虽然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为此需要“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既充分激发社会活力，又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与此同时,出现大量新的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例如,贫困问题、社会两极分化问题、老龄化问题、社会突发事件、频发的反社会事件等，对现有社会管理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外，中国似乎也开始由低风险社会向高风险社会转变。

现有体制的缺陷日益体现出来，成为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主要因素，难以有效地应付社会大变革所提出的挑战。对此，学者们做了大量的研究与分析。归纳起来大体上有以下主要的缺陷:

1.就政府而言，一是社会管理理念不够准确，重政府的管理，轻社会的管理，重经济建设，轻社会管理的思想仍然十分突出。二是在手段上重刚性，轻柔性。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简单，习惯于采取行政手段和强制方式解决社会矛盾。三是政府社会管理法规制度不健全，管理成本过高，效率较低。四

[4]是在目标上重控制，轻权利；管控思想严重、服务意识淡薄。

2.就社会而言，一是公民意识有待增强，参与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龚维斌)；二是民间组织发育不良，公众参与渠道不多，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三是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中介组织、政府机构和社区自治组织不分，导致事业单位行政化和自治组织行政化倾向严重，影响社会事业和社会自治的健康发展。

3.社会管理人才和专业化的社会工作人才缺乏。社会管理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事业，需要专门的人才，特别需要大量的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工作人才。但是，我国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的总量不足，结

构不合理。党的十六大后，中国进入了“社会建设”的大时代。在这个大时代下，社会管理体制需要创新，需要转型。理念与目标对于创新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当然是重要的。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也是社会管理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其次，要坚持民主善治,创新社会管理的理念。第三，要坚持多元治理，充分借助各种社会力量，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最大程度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总体上说，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完善社会功能，促进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构建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形成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理想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包括:“一个完善的能够凝聚各方社会力量的管理主体结构，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合理格局；一套完整的能够规制社会生活领域的制度体系；一批能够有效地协调各方利益、整合社

[5]会关系、协同社会行动的运作机制。”

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与路径

问题是如何进行社会建设,政府如何进行社会管理?一方面，政府不可能再回归到计划经济和单位体制时代对社会的全方面控制和管理,也不可能效仿发达国家走过的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实现福利的国家化和社会化；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公民社会组织并不发达，社会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能力不强，政府也不可能将所有事务推向社会或者市场。因此，如何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寻找到恰当的平衡管理模式，应该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方向。换言之，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的新内涵是中国社会管理体制转型或创新的方向。从主体上讲需要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这个转型的方向其背景就在于改变社会管理体制的政府一元核心格局，就是增加政治决策中社会力量的参与，公民参与到涉及需求、利益等日常社会管理事务的讨论之中，吸纳社会组织参与,考虑边缘人群及利益，形成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构建政府和社会关系新内涵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强调社会自治，由人民自我管理。中国的社会管理应转变政府管控的手段和方式，推动公民的自

[6]我管理。合作与共治应该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路径。“社会管理体制”应该是关于国家机关、企

事业单位、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权责划分和操作方法等的制度体系，包括对各类社会管理主体权利和义务的划分和对管理社会事务的制度规则、方式方法的约定。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难点在于新的运行机制的探索和创造。纵观欧美国家社会管理的经验，根据政府和社会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模式:一种模式是政府主导、社会协助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第三种模式是社会主导政府协助。总体来说，二战以后，在福利国家时期，政府逐渐发挥主导作用，而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西方国家逐渐转向了治理和善治理论所倡导的社会主导政府协助的模式。提升社会管理水平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是一项涉及层面广、触及问题多、解决难度大的社会工作,需要社会各界同心协

[7]力、齐抓共管。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创新的关键是明确政府和社会的责任分工。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就在于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合作与共识。具体说来就是,社会管理主体从国家一元转向多元，走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管理；社会管理方式从命令———服从的单向度统治行为转向各个主体之间的协商决策、合作管理、透明化管理、法治化管理的治理活动；社会管理手段从行政手段为主转向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市场机制以及社会自助和互助等多种手段；社会管理资源投入和服务产出主体由政府一元走向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社区等多元主体共同承担；社会管理方式从以行政管制为主转向以提供社会性公共服务为主；社会秩序从强制性秩序为主转向强制性秩序与自治自律所形成的自发性秩序并重；社会管理中权力配置格局从政府集中管理转向给社会放权和为公民增权；社会管理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社会政策制定从封闭、神秘方式走向公众参与、多方协商和透明化决策。

五、重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与创新的重点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应该是社区。过去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在单位组织的基础之上。“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组织体系发生深刻变化，传统的行政化单位体制逐步瓦解,国家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依托原有单位承担社会职能的组织基础，同时强调现有单位在改革中剥离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实现社会职能社会化(以及某种程度的市场化)。”原先“一统天下”而“无所不包”的单位制管理模式,已经逐步让位于以居民自治为载体的社区管理和社区服务。整个社会管理体制的基础发生了转变,过去是以单位为基础,现在以社区作为基础。日益复杂和增多的社会需求和问题,都需要在原有的单位体制之外得到解决,社区就成为这样一个载体。社区建设成为城乡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转型的标志。因此,推进社区建设,完善基层服务和管理网络,是加强社会管理的基础性工作。

应当指出的是，城乡社区居民的需求多元化，需要有多元化的组织来应对,因此,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建设将成为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重点。改革开放以前，长期的计划体制在县乡两级造就了庞大的“全能政府”，政府组织对农村经济社会事务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在政府强控制模式之下，中国基层社会民间社会的“自域”范围非常狭小，力量也非常薄弱。面对新形势与新任务,充分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分工和协作，是加强与完善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要有利于调动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力量；有利于实现公共资源、公共信息整合共享；有利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在目前中国社会自治能力较弱、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的情况下,应进一步发挥公众依法有序参与的作用,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制度化、法制化,政府应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一是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管理程序等，维护和确保社会组织对社会管理的参与权；二是放宽政策，创造环境，降低门槛，放手发展城乡各类社会组织，促其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城乡的社会管理；三是引导社会组织进行公开、透明化的运作，促进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承担社会责任,提高自律性和诚信度，增强透明度和公信力。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支持和鼓励城乡居民成立形式多样的慈善组织、群众性文体组织、科普组织和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服务的组织；积极发展以卫生保洁、治安巡逻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区志愿服务队伍，鼓励和引导居民从事社区志愿服务；在农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提高农民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改变单家独户闯市场的弱势地位，达到促进农村生产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通过社区民间组织，使村民在参与各种活动中实现自我管理、[8]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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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基层政府如何创新社会管理

浅谈乡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要注重党的领导，以达到公平正义、社会秩序良好、公众积极参与的新格局。

2004年6月我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2011年2月19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提出要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维护人民群众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良好秩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一、乡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背景和意义

从大环境讲，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刚刚召开了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明确提出要实施“共富十二条”，缩小三大差距，在全国率先举起了缩小三大差距的大旗，而目前重庆还是一个农村人口比较多的直辖市，缩差任务十分繁重。而目前大多数乡镇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观念上忽略社会管理创新，习惯安于现状，用过去的模式进行社会管理。尤其是到乡镇一级，基本上是乡镇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和村（居）委社会管理的功能大大弱化，不少地方除政府、村社和其他依附于政府的名义上的组织外基本没有其他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组织。而基层劳动

力的大量输出、户籍管理的缺陷、村社自治的乏力、社会保障的不完善、社会弱势群体的增多、群体性事件增多、社会各种矛盾的不断激化等一系列现象不断显现，已严重成为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阻力，破坏了社会的和谐，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迫在眉睫，成为乡镇政府当今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工作的重点。

二、乡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关键因素

开展社会管理创新要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大的方针下，坚持“人”这个关键因素，要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来开展社会管理创新，才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社会管理的效果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好评。首先，是要改变人们的观念，尤其是改变政府管理人员和广大基层群众的观念。在一项针对政府工作人员、个体户、农民等200人的调查中，63.9%的政府工作人员认为只有领导才会参与管理的事务，自己只需要做好本职工作就行了；48.3%的农民认为社会管理与自己无关；72.6%的个体户和农民认为只要参政议政就是参与了社会管理；可见，对社会管理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是当前基层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存在的最大思想障碍，乡镇要开展社会管理创新，必须从思想上入手改变人的观念。其次，是要强化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管理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要贯彻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再次，要坚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充分发挥人民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创新形势下社会管理新局面。要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乡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的着力点

政府管理创新、村级管理创新、综合治理创新

乡镇开展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从思想上改变观念，以贯彻落实市委三届九次全委会精神为契机，结合“共富十二条”，抓住源头性、根本性和基础性问题，重点抓好经济建设、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互联网的管理和创新、充分发挥村（居）委自治功能等工作。

1、推进经济建设创新。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乡镇财力有限，但涉及民生工作千头万绪，农业产业化培育和发展、场镇管理和规划、农村医疗保险、农村教育发展等各项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工程都需要经济实力做后盾，上级拨款是有限的，须大力发展乡村绿色环保经济，大力发展产业经济，一方面增强区域经济实力，带动群众致富奔小康，另一方面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可以顺利解决由贫穷带来的低保、社保、扶助三农等一系列问题。

2、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批劳动力，而乡镇大批剩余劳动力支援城市，乡镇便承担了上百万的户口迁移任务。由农村户口向城市户口转变不但可以使社会保障欠缺的农村人口享受到城市人口的社会保障，而且可以通过农村人口的减少和农户的增收两个方面同时促进城乡差距的缩小，加速共富局面的形成。

3、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创新。要公平对待，切实保护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从就业、居住、就医、子女教育等基本民生入手，不断创新统一有效管理新机制，结合城镇化

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现城乡一体化和服务全覆盖的人口互动管理模式，疏堵有机结合，使流动人口能够全面参与并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生活，变流动为活力，从根本上解决流动人口不稳定和不和谐等问题。

4、推进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的创新。要将场镇中学校、车站、集贸市场等地区的治理和城乡规划、地区改造相结合，在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活环境的基础上，健全社会组织、延伸公共服务，切实处理好整治、服务、管理和发展的相互关系;要对小旅馆、娱乐、洗浴场所等实行重点防控、过程监管，完善长效机制，突出指导服务理念。

5、推进互联网的管理和创新。互联网已经成为乡镇一级群众关心和参与一方政治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乡镇政府要提高对互联网的认识，注重研究互联网的内在规律和规则，充分运用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加强互联网的建设与有效管理，特别是要认真研究和充分利用法律手段，依法保证互联网健康有序发展。既要把网络舆情作为听民声、察民意的重要渠道，又要高度重视和评估舆情影响，主动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地制定互联网管理建设政策，正确引导网上舆论，维护网上秩序，营造有利于社会稳定的舆论环境。

6、强化村（居）委自治功能。当前很多乡镇政府把村（居）委视为政府的下一级机构，工作向下安排，管理向下发展，过分依赖村级组织。按照我国法律，村（居）委应当是自治组织，当前由于行政化性质的村级组织，群众参与基层组织的热情正逐步减退，途径越来越狭窄，村支书“独揽大权”等现象越来越普遍，因此，要充分宣传群众自治，让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上来，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同时让群

众管理村级组织，群众监督政府，充分发挥社会管理的群众参与功能。

乡镇是最基层的组织机构，乡镇政府的创新可以让整个社会充满活力与创造力，整个社会管理创新得以良性发展，同时，可以更早的实现市委三届九次全会提出的缩差功夫的目标。

第五篇：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主要着力点

来源：《观察与思考》杂志 2011年06月22日12:1

2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课题组

按照党的“十七大”的战略部署，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明确了党委、政府、社会和公众在社会管理中的角色，有利于避免社会管理中出现越位、缺位和错位现象。这也正是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思考的出发点、着眼点和落脚点。

加强社会管理的成效与不足

浙江省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与体制创新，把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作为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职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深入发展，各种新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与人民群众新期盼相比，浙江省社会管理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从构建社会管理基本格局的层面观察，这些问题主要包括：

一些地方的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还不强。一些地方的党委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能力不强，管理社会事务、协调利益关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本领不高，党政部门社会管理职责权限还不清晰，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的问题没有解决。

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政府的缺位、越位等现象并存。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社会管理机构庞杂，社会管理职能分割严重，政府对社会事务管理职能的履行上缺位、越位、错位等现象并存，社会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与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矛盾突出。

公共治理结构尚不健全，社会管理载体不够明确。社区是实施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载体。浙江省社区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有限，城市居民对于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大量的城市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民工基本上游离于社区之外。社会组织数量偏少，规模偏小，结构不甚合理，现行管理体制与手段不能适应培育发展要求，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人民群众社会参与渠道不多，参与程度不高。公民在社会管理中参与度不高。公民缺乏应有的知情权及参与载体，依法有序参与社会管理渠道不畅，社会规范体系不健全，社会信任度不高，守法意识薄弱。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志愿精神以及公共精神都还不成熟，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自觉程度不尽如人意，社会管理成本巨大。

强化四个基本理念

强化公平正义理念，更加突出党委核心与引领作用。在构建社会管理基本格局中，党委

领导是核心。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强化公平正义理念，维护群众利益，体现人民意志，努力使基层组织与广大党员成为公众表率，促进社会管理目的从追求效率与控制向追求社会公正、长治久安转变。必须合理配置党政部门社会管理职责权限，切实解决多头管理、分散管理、难以形成有效合力等问题。

强化民主法治理念，更加突出政府公共服务与管理职能。政府负责是关键。政府负责，就是要强化责任与服务、民主与法治的理念，明确政府职责，履行好政府作为市场守夜人与公民守护人职能，努力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依法行政，促进社会管理方式从行政强制型向法治型、服务型转变；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做到职能到位，既不越位，也不缺位。要依据现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界定政府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权力边界和职责范围，合理划分社会事务的管理权责，规范政府在实施社会管理中的行政行为，以提高政府效能。

强化公共治理理念，更加突出政社合作的协同式管理。社会协同是基础。社会协同，就是要强化公共治理理念，凡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行业和中介组织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一般不介入。加强城乡社区建设，发挥城乡社区与各类社会组织的作用，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利用社区与社会组织资源来帮助政府满足不同利益群体的需要，促进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向“多元”转变。

强化群众路线理念，更加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公众参与是根本。公众参与，就是要强化人民群众是社会管理主体的理念，真心实意地相信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提高公民社会参与和自我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管理从“善政”向“善治”的转变。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最重要的是拓宽公众参与渠道,规范公众参与行为。要为人民群众提供参与社会管理的各种机会，形成社会公共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机制。

创新六大体制

为了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一切与此相矛盾或背离的现行社会管理制度都应被纳入改革和完善之列。目前，尤其需要深化对社会服务体制、城乡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会工作体制、社会公共安全体制的改革创新。

着力创新社会服务体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新需求。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人人共享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同时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分权化、专业化，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多层次、多方面的普遍需求。更加注重政府社会管理的公共服务职能，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上，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基本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突出对弱势群体、困难人群的扶助关爱。健全完善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机制。

着力创新社会保障体制，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医保，着力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以非公有制企业和外来务工人员为重点，积极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面，覆盖范围要扩展到城镇所有从业人员。提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保障水平，进一步加大各级财政对于合作医疗制度的投入，大幅度提高筹资水平。完善养老保险体系，探索建立长效机制。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及其职工的失业保险参保率，妥善解决职工在不同经济类型单位之间转换时的关系接续问题。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服务保障。建立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重点完善社会救助工作机制。

着力创新社会工作体制，建设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者队伍。为了加强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和管理，需要建立社会工作的专门领导机构和业务管理机构，以履行政策法规研究、组织协调、日常业务管理等职责。同时完善社会工作的协调机制，为了给社会工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需要提出今后5到10年的社会工作立法规划和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健全社区社会工作服务网络体系。加大社会工作岗位开发力度，推进社会工作职业化。

着力创新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夯实社会管理基础。积极推进以城乡社区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城乡社区的建设、服务与管理，增强基层自治功能。所有社区都要把强化居民委员会自治功能与保障社区工作站的服务功能有机结合，发展社区民间组织，健全“四位一体”的社区管理体制及彼此互联互通互补的管理机制，形成社区管理合力。在农村，要逐步建立健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经济合作社、社区服务中心、基层民间组织“五位一体”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强化城乡社区服务保障功能。

着力创新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为了促进多元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可以“放开一大片，限制一小部分”。即放开服务类社会组织，让它们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配合政府提供更多的社会服务，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服务需求。同时限制有不良政治企图或可能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社会组织的发展，保证社会有序，保持社会稳定。加强立法，通过法律的手段，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工作范围、经费来源、管理手段、管理程序等。实行社会组织分类管理及社会组织管理社会组织。构建社会组织的自律机制。

着力创新社会公共安全体制，保障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建立和完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体制，深化基层平安创建活动。进一步适应新形势与新任务的要求，发展“枫桥经验”，创新完善多元化社会矛盾调处机制，包括民意表达、利益诉求、利益协调、利益补偿及解决社会纠纷机制，加强弱势群体理性表达利益的空间与通道建设，建立化解社会矛盾的通道，直面矛盾，及时回应。完善社会稳定的风险评估机制。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有效应对各种社会风险。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八点建议

加强对社会建设与管理的领导，建立省一级的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建议在充分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成立省一级的社会建设管理机构，如浙江省委社会工作委员会，作为省委领导社会建设和管理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下设省社会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具体负责协调和指导社会管理工作，研究提出社会管理工作规划、政策措施和实施方案，承担全省社会建设的指导、协调、督查和综合管理工作，搭建宏观管理平台，研究制定全省社会建设的总体规划，着力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的薄弱环节。以此强化党和政府对社会工作的领导。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培养社会管理人才，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人才保障支撑。要像建国初期大力培养城市管理与工业建设人才和改革开放初期大力培养经济建设人才那样，在各级党校和各类高校开展各级干部社会管理知识教育培训工作，引导各级干部自觉加强社会学、政治学、社会管理理论的学习研究，更加深刻领会和掌握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使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与时俱进地更新理念，更新知识，努力提高管理社会事务的能力，增强应对和处置群发性、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成为既懂经济建设、又懂社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同时，还需要大力培养各类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人才。

加快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建设，提高政府依法管理水平。目前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如在对于如何管理社会组织、规范信访行为、引导社会舆论、运用新兴媒体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位阶较高、法律效力较大的法律规定。因此，需要制定或修改涉及社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使政府实施的所有社会管理事项都有法律依据。同时，为提高依法管理的权威性，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管理事务，实施管理的依据应由法规、规章层级上升到法律层级。

加快建立和完善政府购买社会公益服务的机制。逐步从政府直接提供社会服务向政府通过购买间接提供服务的方向转变，不断完善购买政策，逐步扩大采购范围，完善财政资金拨付和监管方式。扩大公共服务政府外包范围，可委托一定的社会组织承担公共服务，不断提高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比重，调动企业、社会组织乃至公民个人提供社会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可以制定土地使用、税收、贷款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投资公共服务业，鼓励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国有事业单位展开公平竞争。

公共政策出台与实施要进行风险评估，建议“五个不出台”。与民争利，损害多数群众利益的不出台；未经充分酝酿，得不到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不出台；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强制性规范措施不出台；前期工作没做好，可能引发社会震荡的不出台；具体方案不细致、配套措施不连贯，可能引发新矛盾的不出台。

加快建设统一互联的社会公共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实现社会管理信息化。把这项工作列入近期省政府的实事工程，纳入“数字浙江”建设的大框架，抓紧制定方案，及早启动实施，尽快投入使用，形成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最大限度发挥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积极作用，为社会管理提供有力的科技与信息支撑。

以项目建设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结合，认真组织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及时总结、提炼各地取得的成功经验，抓点带面，形成示范，自上而下地推广。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示范引领作用。研究推出一批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项目，下大力气抓好一批社会管理创新重点项目的规划建设，纳入“十二五”社会发展规划，力争在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难点问题上有新突破。

建立社会管理评价体系，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研究制定社会管理绩效评估体系，建立一套符合省情的科学、合理绩效评估体系，其指导思想应包含：发展与秩序兼顾，效率与公平兼顾，服务产出与社会满意度兼顾，当前显性政绩与未来发展潜力兼顾，量的指标和质的指标兼顾。要形成各个评估主体功能互补、相互制约的绩效评估体系，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并举，政府自身的评估与党的评估、人大的评估、社会专业机构的评估相结合，弥补政府内部评估的片面性，还要重视绩效评估中的公民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