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发布市民阅读调查报告 （最终版）

第一篇：上海市发布市民阅读调查报告 （最终版）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8月11日发布《新媒体环境下上海市民阅读现状调查报告(2010-2011)》，报告显示，在人们获取信息的几大主要途径中，依靠网络、手机获得信息的途径占据着较大的比重，分别占33%和19.3%，但75%的被调查者认为纸质读物拥有最好的阅读效果，而认为网络读物和电子读物拥有最佳效果的被调查者分别只有14%和10.5%，上海市发布市民阅读调查报告。据介绍，从2010年9月开始，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在全市18区1县范围内共发放调查问卷数千份,最终形成该调查报告。调研报告显示，花在传统阅读上的阅读时间减少应引起重视，过半的市民认为花在传统阅读的时间越来越少，只有11.9%的人认为阅读时间多了，这和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市民面临来自工作、生活等方面的压力密不可分，调查报告《上海市发布市民阅读调查报告》。虽然目前数字化阅读日益增多，成为了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但与此同时，数字化阅读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缺点。对于“网络阅读的主要缺陷是什么”，29.2%选择“阅读疲劳”；21.60%选择“不适合精读”；11.50%认为网络阅读“没有古色古香的实体触摸感”。另外，网络阅读还呈现出“内容浅薄简单”、“权威性不够”、“不容易记录学习”等缺点。市民对于网络阅读的主要感受有：伤眼睛，占26.50%；信息太杂太多，占19.20%；方便快捷，占16.20%；信息非常丰富，占15.00%；另外还有具有很好的交互性、形式多而有趣、东西不全等感受。而尽管阅读方式不尽相同，但有66.8%的被调查者认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阅读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篇：成都发布市民幸福感调查报告:家庭主妇最幸福

近日，成都市社会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2009年成都市民个人幸福感调查报告》，表明成都市民幸福总指数与2008年相比基本持平，而幸福感自我评价指数上升明显，对成都的认同感指数较2008年也有上升。其中十大指数变化中，社会治安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谐度、生活质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数较2008年上升；在各类职业人群中，尤以家庭主妇、公务员、离退休人员等幸福总指数最高。调查报告结论认为，从总体上看，2009年成都市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近九成市民：

喜欢成都想继续在成都生活

市民幸福感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为了解2009年成都市民的幸福感状况，成都市社会舆情调查研究中心在2006-2008年连续调查的基础上，开展了此次调查。调查选择侧重市民个人幸福感的各项指标，制定出了测评体系，包括五方面十大指数内容：

●市民的生存状况(如收入满意度指数)

●市民的生活质量(如居住条件满意度指数、健康信心度指数、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交通出行便利指数等)

●市民的身心状况(如精神状态指数)

●幸福感对比(如生活质量方面与过去的对比、对未来的预期)

●人际关系及城市认同(如人际交往和谐度指数、城市认同感指数等)

调查方式：采用了CATI计算机辅助电话访问的调查方式，对18周岁及以上、在成都市五城区及高新区居住超过3个月的居民(包括成都户籍的本地人和长住成都的外地人)进行了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报告表明，2009年市民的幸福总指数(3.54)与2008年(3.50)基本持平，幸福感自我评价指数(3.67)较2008年(3.48)上升0.19分；对2009年生活感到幸福的比例(56.8%)，较2008年(46.1%)上升了10.7%。而市民对成都的认同感指数(4.03)较2008年(3.97)上升了0.06分。其中，市民对成都的留置意愿指数(4.61)和喜爱度指数(4.29)最高，分别有近九成受访市民表示喜欢成都和想继续在成都生活，各项指数均达到较高分值。

八成多市民：家庭生活“幸福”

在涉及到市民幸福感的十大具体指数中，较之2008年也发生了变化，最高的是家庭生活幸福指数(4.13)，最低的是收入满意指数(2.97)，除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2008年降幅较大外，其它指数均较2008年上升或持平。其中尤以社会治安满意度、收入满意度、人际关系和谐度、生活质量提升、家庭生活幸福五大指数较2008年有所上升。

社会治安满意度指数：3.50，较2008年的3.43上升0.7分。57.6%的受访市民认为2009年成都的社会治安好，仅11.5%的受访市民认为不好；

收入满意度指数：从2008年的2.91上升到2.97。34.2%的受访市民对目前的收入感到满意，32.8%的受访市民表示不满意；

人际关系和谐度指数：3.89，较2008年的3.83上升0.6分。72.8%的受访市民感到和周围的人相处“愉快”；

生活质量提升指数：从2008年的3.14上升到3.43，42.5%的受访市民认为生活质量与2008年相比“提高”了，53.5%的受访市民认为未来生活质量“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或“有所提高”，仅有3.3%的受访市民认为“会有所下降”或“较大幅度下降”；

家庭生活幸福指数：从2008年的4.0上升到了4.13，81.5%的受访市民觉得家庭生活“幸福”；

生活总体满意度、居住条件满意度、健康信心度和精神状态四大指数：与2008年相比保持稳定；

交通出行便利指数：较2008年降幅明显。分析认为，这与私家车增加，重要交通要道如人民南路改造、地铁施工等因素有关。随着2010年我市交通缓堵政策措施的出台和实施，如智能交通指挥系统的投入运行，以及重点路段改造的完成，地铁和轻轨的陆续建成，在成都交通出行将更加便利。届时，该指数将得到提升。

15种职业人群家庭主妇最幸福

调查报告对15种职业人群的幸福感作了对比，其中家庭主妇、公务员、离退休人员、企业公司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五类职业人群幸福总指数高居榜首，而又以家庭主妇“感觉最幸福”，幸福总指数达3.9。相对而言，企业公司员工、商业服务业员工及工人的幸福总指数较低。

相关链接

民众幸福感指数

民众幸福感指数已成为了解民众生活状况的重要风向标，目前，英、美、荷兰、日本等国政府都积极建立幸福指数体系，国外研究已相对成熟，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内曼和经济学教授艾伦·克鲁格提出建立“国民幸福指数”最具代表性(国民幸福指数=生产总值指数×a%+社会健康指数×b%+社会福利指数×c%+社会文明指数×d%+生态环境指数×e%)。国内的民众幸福指数测评尚未形成一套权威测评体系。深圳率先开展了民众幸福指数调查，通过生活和事业的满足感、心态和情绪的愉悦感和人际与社会的和谐感，测量居民的幸福感。

第三篇：市民购车情况调查报告

市民购车情况调查报告

随着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地不断提高，交通环境不断改善，同时受国内汽车消费政策的拉动，汽车消费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热点。9 月17-18 日，市滨河区奥体中心广场举行了第三届西部汽车巡回展，市统计局城调队在车展这两天上、下午四个时间段，从车展现场随机抽选居民就购车情况进行了调查访问。

调查结果显示：78.5%受访者有购车计划，21.5%的受访者无购车计划，对车展感兴趣，来学习一些汽车知识。随后，对有购车计划的受访者又从家庭汽车拥有情况、购车计划、地点、购车价位、付款方式、购车目的、汽车购买、使用中遇到的问题等七个方面进行了调查。

一、有购车计划的家庭基本情况。

按居住地分组，本地居住的占 93%，不在市居住的占 7%；按性别分，受访者中男性占 67%，女性占 33%；按家庭年收入分组，5 万元以下的占 10%，6-10 万元的占 50%，11-20 万元的占 30%，21 万元以上的占 10%。

二、调查内容及结果。

1、部分拥有汽车的家庭已开始更新或购买第二辆汽车。

调查显示，有购车计划的家庭中已拥有汽车的占 32%，这部分家庭中 56%的准备更新车辆，换一辆性能更好的车，44%的家庭表示两个人用一辆车不太方便，计划购第二辆车。

2、计划 1—2 年购车的家庭居多。

对于“您是否在本次车展期间购车”这一问题，表示会买的占 5%，可能会买的占 47%，以后买的占 48%；

对于“您何时购车”这一问题，表示今年年底前买的占 22%，1-2 年内买的占 48%，3-5 年内买的占 22%，5 年以后买的占 8%。

3、八成市民选择在购车。

有买车计划的受访者中，82%的人选择在买车，18%的人选择在异地买车。问及不在购车的原因时，56%的人是由于订车后服务差，比如没有现车、订车后等待时间太长、畅销车加价过多、强制上保险、能源补贴被要求购车饰等；20%的人觉得在本地买车优惠幅度不大，车价偏高；13%的人是由于没有想要买的品牌；11%的人是由于没有要买的车型。

4、近六成家庭计划购买 15 万元以下车型。

我市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消费信心在不断增强。欲购买 5 万元以下车型的仅占 1%，6-10 万元的占 27%，11-15 万元的占30%，占比最高，16-20 万元的占 17%，20 万元以上的占 26%。

5、半数以上购车者选择一次付清购车款。

对于“购车时选择何种方式付款”这一问题，46%的居民倾向于贷款或分期付款购车，54%的居民表示会一次性付清车款。

6、居民购车的主要目的用于上下班代步，实用性为主。

对于“购车目的”这一多项选择问题，57%的人为了上下班代步，33%的为了接送家人，27%的为了出门旅游，17%的为了享受驾驶乐趣，仅 4%的为了显示身份。

7、油价高是居民车辆使用中最苦恼的事情，其次是堵车严重，再

其次是停车难。

对于“车辆使用中最苦恼的事情”这一多项选择问题，70%的购车者选择了油价高，44%的购车者选择堵车，41%的购车者选择停车难。

三、对我市车市发展的建议。

城镇住户调查资料显示：市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家用汽车拥有量为 16 辆，人年均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人均支出 203.3 元。本次调查显示居民汽车购买意愿较高，达到78.5%，市居民对汽车消费需求强烈。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成为普遍关心的事情，促进我市汽车市场的健康发展是民生所需。

此时，培育汽车销售网、扩大消费群体和加强城市公共措施建设，力促汽车消费市场更加有序发展。

1、规范汽车销售环节，整顿和规范消费秩序。相关部门积极规范汽车经销商的行为，查处和纠正汽车经销商在兼业代理保险、按揭过程中的不合理收费、违规收费、自设项目收费等不合理法行为。

2、提升汽车销售企业售后服务水平。汽车销售企业服务方面向深度和广度全方位延深，树立品牌形象，注重信誉，提升售后服务水平，维修配件价格合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

3、制定适合的政策引导中、低收入群体汽车消费。在汽车快速进入高收入群体之后，要分层引导稳步推进中、低收入群体汽车消费。金融企业简化手续，提供贷款服务；继续实行低能耗汽车补贴政策等。另外，认真研究推行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车改政策。

4、城市规划要充分考虑汽车消费因素。在进行城市规划时，充分

考虑汽车消费的发展前景，提高城市发展的容量，扩展城市空间，为汽车消费提供外部条件。在进行城市建设时，要考虑新建道路的车流量及预留足够的停车泊位。

第四篇：市民消费调查报告

市民消费调查报告

消费是人类通过消费品满足自身欲望的一种经济行为。具体说来，消费包括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产生的原因、消费者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的方式、影响消费者选择的有关因素。

一．影响消费者选择的有关因素。

质量是人们在购物是最注重的因素，这与我预想的相同。可见在做不到“价廉物美”的时候，人们宁可选择“物美”。

其次便是“个人喜好”，占到总数的1/4还要多，由此说明市民对“个性化”的需求越来越高。购物已经不仅仅是要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是一种享受，一种精神上的满足，买自己喜欢的。

再次人们的品牌意识渐渐树立，有1/5的人对名牌商品的质量、信誉比较放心，所以宁可价格稍微贵一点，只要用得放心也就无所谓了。所以，品牌对于消费的影响也是很高的。当然，不排除有些人认为名牌有派头。（一双“LV”的高根鞋,五千多元,穿两次,跟断两次,但还有人会买。）

另有5%的人选择了服务，这与以前看售货员脸色买东西的时代大不同；现在哪个营业员敢对顾客不客气，顾客一投诉，那个营业员轻则该月奖金报销，重则被“炒鱿鱼”。这是对顾客的一种尊重。

二．消费者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的方式

有39%的的被调查者属于保守派，选择了攒够了钱再买，这是中国人传统的消费观念，不过有人为了买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奔忙一辈子，到老了买了一所房子却没等享几天福便上黄泉了，而那辛苦一辈子得来的屋子便必然转到了其儿女名下，这难道说不是一种悲剧吗？

其次是选择贷款，选择该项的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相信自己赚钱的能力，所以这辈人就享受上了，早早地有了私房，住腻了就出租或是转手，得来的钱再买更新的更大的。这是一种新式的消费观念，这可以让人提早享受。是我比较赞成的。

其中只有13%的人选择了向亲友借钱购房，这与中国传统的“在家靠父母，再外靠朋友”的俗语大相径庭。在现代社会向父母借钱说不出口，毕竟他们养了你几十年，你还好意思伸手向他们要钱？由于计划生育，亲人也少得可怜，到时候还不了钱，他们又不好意思上门要债，结果弄得双方都很尴尬。再说朋友，也都是这年纪，这经济水平，能有多少钱？不也愁着买房吗。

市民的消费观念较新，比前人更懂得支配自己的收入，更合理化，更符合一个市民的标准——既能善待自己又能“善待存折”。他们比较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尝试新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生活有着“个性化”的追求。当然，对于某些人来说，他们甚至对“消费观”这一词还没有任何概念，这是很可悲的。希望通过本次调查，让更多的人对“消费观”有更深刻的理解。

性别：□女□男

年龄：□ 25岁以下□ 25—35岁□ 35—50岁□ 50—60岁

身份：□公务员□学生□个体户□离退休人员□打工者

学历：□初中或以下□高中、中专、技校□大专□ 60岁以上 □其它 □大学本科或以上 1 您通常购物方式是（）

A 去商场B 去超市C 电视购物D 网上购物E 其它在购买商品时，您最重视哪方面的因素（）

A 价格B 质量C 品牌D 服务E 环保F 个人喜好您需要购买商品房，却没有足够的现款时，考虑付款方式是（）

A 攒够了钱再买B 向亲友借钱C 首期付款+贷款

4您认为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念（）

A 过时了B 没有过时C 应赋予新的内容

5.您如果看到两件看上去差不多，但一个有品牌，一个没品牌，且有品牌那个要贵，您会买哪个。

第五篇：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市民法意识调查报告

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市民法意识调查报告

●法意识是人们法行动的重要决定因素，了解市民法意识的特性，对掌握和理解法制的现实功能具有关键性意义

●上海市民中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这个特殊群体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普遍缺乏了解，但对此大多持肯定和期待的态度

●普通市民中有近一半的被访者听说过听证这一概念，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实际效果还存在某种疑虑和观望心理，近70％的被访者表示今后遇到行政处罚时会考虑利用听证制度

一、调查目的

为了解自1996年10月1日《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施行以来，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在上海市民中的反映和评价，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于2000年12月联合组织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市民法意识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以下列各项为主要内容：

1、市民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了解程度和关心程度；

2、市民对听证制度的主观评价，包括对制度本身的评价和对制度实际效用的判断；

3、市民利用听证制度的意向；

4、市民对听证制度的期待。

二、问题意识和假设

（一）问题意识

——考虑到在上海市民中，由于与行政处罚制度发生关系的可能性的不同，各种社会群体对于行政处罚制度的关心度和主观评价会存在差异。据此，本调查对行政处罚主要对象的所属群体和一般市民分别展开调查，以期了解其各自的特点并比较其差异。

按照《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该规定“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以及与听证相关的单位和个人”，据此，本调查选择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这样一种特殊社会群体作为首次调查的对象。

——考虑到被调查者的个人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原职业身份、是否上海户口居民等）的不同会构成其法律意识差异的背景因素。本调查将被调查者的个人背景资料列入调查内容，以期了解个人属性与法意识、法行动等的关联。

——人们的法意识（对法律的评价及顺应程度等）被认为除了与他们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相关以外，也与他们的法体验有关，而法意识与法行动直接相关（参考京都大学法学部纷争处理研究会《法意识与纷争处理——法意识调查中途报告》1978年）。本调查将被调查者的直接、间接的受行政处罚的经历和利用听证制度的经历列入调查内容，以期了解法体验与法意识、法行动的关联。

（二）问题假设：

——作为与上海市行政处罚制度存在较密切关系的社会群体，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们可能较多地对听证制度持肯定态度。

——鉴于听证制度的实施在中国尚属起步阶段，同时由于目前我国执法人员的素质等因素，部份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实际效果会抱怀疑和观望的态度。

——作为一般的经验性推测，被调查者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与他们的个人属性相关，即学历愈高、原职业地位愈高，他们对法律的关心程度就可能越高。此外，上海户口的市民（“上海人”）可能比外来新移民关心程度高。

——市民的法意识与他们的法体验相关，有过被处罚经历的人对法律的关心程度可能高于没有相应经历的人，而他们在法体验中对法律制度及执法状况中的满意度可能直接影响他们对法律制度的评价。

——人们的法行动(利用听证制度的意向)与他们的法意识、法体验相关。

三、调查方法

（一）抽样和分析方法

此次调查采取等距离均匀分布调查法，在全市确定调查点25个、总样本量550份，于2000年12月8日至12月24日间对上海市的普陀区、长宁区、宝山区、闸北区、虹口区、徐汇区、杨浦区、黄浦区、静安区、卢湾区以及浦东新区的个体工商经营者（含摊贩）进行面访调查。回收有效问卷538份，有效回收率97.82%。通过数据输入得到有效可分析样本513份，有效率为95.35%。所有有效问卷数据在输入计算机后，利用统计软件SPSS.10进行统计分析。

（二）样本基本情况

1、性别：样本构成的性别比例为：男性272人占样本总数的53％；女性241人占样本总数的47％；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

2、年龄：样本中年龄在30岁（不包括30岁）以下的有195人，占样本总数的38％；30岁至49岁（包括30岁和49岁）的有253人，占样本总数的49.3％；50岁（包括50岁）以上的有65人，占样本总数的12.6％；构成样本的受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0-49岁之间，占样本总数的81.5％。

3、学历：文盲和小学学历的受访者有37人，占样本总数的7.2％；具有初、高中学历的有425人，占样本总数的82.8％；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有51人，占样本总数的10％。

4、户籍：调查样本中本市户籍的有264人，占样本总数的51.5％；郊区户籍的有25人，占样本总数的4.9％；外地户籍的有224人，占样本总数的43.7％。

5、从事现职前的职业身份：党政机关、军队干部、教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有66人，占样本总数的12.9％；职员身份的工人有151人，占样本总数的29.4％；从事农牧渔业职业的农民有12人，占样本总数的2.3％；学生身份的有57人，占样本总数的11.1％；个体户、自由职业和保姆身份的有182人，占样本总数的44.1％；失业、家庭主妇身份的有45人，占样本总数的8.8％。

（三）实体性质、受访者与实体关系

在513位受访者经营的实体中，个人独资（企业）性质的有101家，占总数的19.8％；个体工商户性质的有213家，占总数的41.5％；合伙性质的有34家，占总数的6.7％；代理经营性质的有83家，占总数的16.2％；无证摊贩性质的有16家，占总数的3.1％；其他性质的有64家，占总数的12.5％。513位受访者与其所在实体的关系：投资者有95位，占样本总数的18.5％；经营者有171位，占样本总数的33.3％；打工者有247位，占样本总数的48.1％。

四、数据及其分析

考察法律的社会形象及其实施的社会效果，取决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态度、评价、体验和行动。本研究主要考察上海市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这类社会群体对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度试行规定》的关心度、主观评价、法体验和将来采取法行动的情况。

（一）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和主观评价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关心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而对法律的主观评价将决定法的社会形象。是否听说过听证制度基本上体现了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这类社会群体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当然，他们的主观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听证制度的社会形象。

1、受访者对上海市听证制度的关心度

总的说来，受访者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较低。有67.4％的受访者对听证制度持不关心态度；而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则更低，仅有18.1％的受访者听说过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这种关心度低的现状，一方面说明了这类社会群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通过传媒对法律法规宣传的不够。

2、受访者对上海市听证制度的主观评价

法的形象主要是通过社会成员对法的主观评价而体现。调查显示：听证制度在受访者中的整体形象较好。75.8％的受访者认为听证制度有意义或很有意义，这类社会群体中的大多数对听证制度的评价较高。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听证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但65％左右的人对听证制度在监督执法者、体现法律公正性和完善法律制度三个方面的作用并不认可。受访者一方面认可听证制度对其本身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又怀疑执法人员和法律制度的公正性。仅有9.1％的受访者认为听证制度没有或根本没有意义，且没有提出明确的原因，这可能与他们没有次类法体验有关联。

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在受访者中的形象比较好。58.3％的受访者认为这项法律很有实际作用或比较有实际作用，其主要理由是：他们认为市民的法律意识较强，较懂得利用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并且听证制度有助于上海执法人员提高素质、依法办事。这类群体中半数以上的人，对听证制度体现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权威性并不认可。尽管目前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不太明显，但受访者还是希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约束和监督执法者。16.2％的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持否定观点，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和权大于法是主要原因。

（二）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体验

法体验通常包括直接法体验和间接法体验两种。这里的直接法体验是指受访者自身受到过行政处罚或经历过听证制度。间接法体验是指受访者的亲友受到过行政处罚或经历过听证制度。法体验将会影响受访者对法的主观评价和未来的法行动。

1、受访者的直接法体验

本次调查中，仅有9.9％的受访者对行政处罚有过直接法体验（即经历过），绝大多数受访者没有此类直接法体验。这一情况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受访者所在社会的法制状况良好，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受访者所在社会是一个法制化程度低的礼俗社会。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后一种可能更接近我们的现实。

对行政处罚有过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中，有41.2％的受访者在被行政处罚后表示不服并产生过纠纷。其中52.4％的受罚者认为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在于处罚过重。至于解决纠纷的方法：43.8％的受罚者提出自己去争，找亲友帮忙的有14.3％，直接找相应机构反映情况的有19.5％，只有4.8％的受罚者提出要进行法律咨询，没有一位受罚者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但是28.6％的受罚者提出要用其他解决方法。尽管目前受罚者对于解决纠纷还没有明确的主导方法，但他们都没有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意识却是很明确的。执法者与受罚对象在对行政处罚的理解和运用上出现较多的分歧，并造成71.4％的受罚者对纠纷解决的结果表示不满意。行政处罚的执行没有得到大多数受罚者的认可，使得该项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

尽管在被行政处罚后没有产生纠纷，但76.7％的这类受罚者心里不服，只是因不敢得罪执法人员或处罚较轻而没有产生纠纷。执法人员的形象和依法办事的能力受到怀疑。在所有的对行政处罚有过直接的法体验者中，仅有13.8％的人对其所受的处罚表示心服口服。行政处罚的效果并不理想。

执法人员依法办事的能力和公正性影响了这类直接法体验者对行政处罚听证的申请和参与。自1996年10月1日《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施行以来，受访者中，仅2.9％的人有过可申请听证的行政处罚直接法体验。在他们经历这种直接法体验的过程中，53.3％的人提出执法人员当时没有告诉他们可以申请听证，26.7％的人肯定执法人员向他们提到过，20％的人表示记不清了。在有过这种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中：6.6％的人因为对听证结果没有信心，尽管申请过听证但中途还是放弃了；93.3％的人没有提出申请的主要原因在于执法人员没有告知；没有一人申请并参与听证全过程。

2、受访者的间接法体验

受访者中，对行政处罚听证有过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很少。调查结果显示：70.2％的受访者没有这类体验，而24.2％的受访者对其亲友是否利用过听证制度不清楚。但有过这种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基本上认可或肯定其亲友利用听证制度的效果：5.7％的受访者有过间接的行政处罚听证体验。这其中16.1％的受访者对其亲友利用听证制度的效果持否定观点，61.3％的受访者认为效果一般，22.6％的受访者肯定其亲友利用听证制度的效果。

（三）受访者利用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行动意向

对于今后遇到可利用听证制度的行政处罚，受访者的法行动大多比较积极，但其理由比较复杂。调查结果表明：68.7％的人表示，以后遇到这类情况会利用听证制度。这其中45.7％的人相信听证制度有作用；27％的人仍不相信听证有多少作用，只是认为这是自己表述的一个机会；25.3％的人想试试看有没有作用；其他理由的有2％。这类社会群体未来对听证制度采取法行动的理由不明确，说明他们对目前听证制度的实际作用还没有完全认可或肯定。

受访者中，仍然有一小部分人对于今后利用听证制度采取法行动，持徘徊或否定的观点。调查结果表明：看情况再确定是否采取这类法行动的有21.1％。表示以后不会利用听证制度的有10.3％，其理由是听证没有作用或可能有点作用，但意义不大。

（四）受访者的个人属性对其听证制度关心度和主观评价的影响

此处所说的背景是指受访者的先赋身份性别、年龄、户籍和自致身份学历、职业五个方面的情况。受访者的法评价、法体验和法行动与他们的各种先赋身份和自致身份有一定程度的联系。但具体相关性和影响程度又不尽相同。

调查结果表明，受访者的受教育程度、户籍区别都与他们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有关。

数据表明，受教育程度严重影响人们对法律的关心程度。相关分析显示，学历越高，知道“听证”制度的人就越多（相关系数0.239）。而显示学历高的人知道上海市听证程序制度的人更多(相关系数为0.175)。另外户籍区别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对“听证”和上海的听证制度的了解，上海户籍的受访者比郊区和外地的受访者更多地知道“听证”（相关系数为0.099），即上海市户籍的受访者比郊区和外地户籍的受访者对法的关心度要高。

受访者的自致身份学历和职业明显影响到他们对法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这类社会群体的学历和职业经历与其对听证制度的主观评价有相关性，而且对上海市听证制度作用大小的判断，也与受访者的学历和职业经历有相关性。

相关分析还显示，学历高的人对听证制度的意义评价较高（相关系数为0.174），而受访者的原职业的职业地位越高，他们对听证制度的意义（相关系数0.156）和实际作用（相关系数0.122）的评价也越高。

（五）受访者的个人属性对其利用听证制度采取法行动的影响

尽管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户籍和职业身份没有影响他们的法体验，但学历和职业经历将会影响他们今后对听证制度的利用（法行动）。调查结果显示：这类社会群体的性别、年龄、学历、户籍和职业都与其是否利用过听证没有相关性。但他们的学历和原职业与其将来是否会采取听证法律行动有一定的相关性。

相关分析显示，学历越高的人，表示自己今后会利用听证制度的倾向便越明显（相关系数0.123），而上海户籍的受访者比郊区、外地户籍的受访者更倾向于利用听证制度（相关系数0.105）。

（六）受访者对听证的关心度、主观评价、法体验对其将来利用听证制度采取法行动的影响

受访者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主观评价、法体验基本上要影响他们将来利用听证制度采取法律行动。调查结果表明：这类社会群体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主观评价和直接法体验与其将来是否会采取听证法律行动有相关性。

相关分析显示，受访者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越高，他们对听证制度的评价也越高，他们今后愿意利用听证制度的意向也越明显。而有过受罚经历的人，则比没有受罚经历的人对听证制度的评价更低，也更不愿利用听证制度。

五、结论

本次调查的结果证明，上海市民中作为与行政处罚具有较密切关系的特殊群体，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们对于上海1996年10月颁发的《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普遍缺乏了解，但他们对于这样的法律大多持肯定和期待的态度。调查结果与问题假设大致相符。

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们约有半数成员对听证制度的实际效果持怀疑态度。但大部份人表示今后遇到行政处罚会考虑利用听证制度。

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们对听证制度的关心程度和评价与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户籍地（是否原上海市民）以及原职业地位相关。受教育程度高的、上海户籍的、原职业地位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非本市户籍的、原职业地位偏低的人对听证制度的了解更多，持肯定态度的也更多。

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们的法意识与他们的法行动相关，对听证制度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倾向于今后利用听证制度。他们的法体验与他们的法意识及今后可能采取的法行动直接相关。有过受行政处罚经历的人对听证制度的评价较低，今后利用听证制度的意识也不强烈。这一结果与问题假设多少有差异，即有过被罚经历的人反而不倾向利用听证制度。这可以被解释为他们的法体验的满意度的低下造成了他们对执法人员素质或目前上海市的法律环境的否定。这一结论较为突出地表明，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这个群体对上海市行政处罚执法现状明显不满。

补充说明：

1、在调查过程中，较多的访问员遇到了受访者抱怨法治状况差的情况。部份受访者一听说调查与行政处罚有关的问题，即表示拒绝受访，害怕遭到执法人员的报复。部份受访者对访问员诉说了曾受到执法人员的不公平处罚。

以上情况反映了目前上海市行政处罚执法人员的素质受到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这个社会群体的较为普遍的否定。

2、部份访问员在调查过程中感受到市民对法律制度的了解不够。部份受访者对于听证制度出台几年而自己却一点不知道这种状况感到不满，希望有关部门能致力于法律制度的宣传、普及。

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

市民法意识调查报告（2）

一、调查目的

调查目的与2000年12月进行的市民法意识调查（1）同。本次市民法意识调查于2001年6月进行，以普通上海市民为对象，样本量也相应有较大增加。这里的上海市民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指现时生活、工作在上海市的“上海人”，他本人不一定拥有上海市户口。所以在问卷中我们保留了“您的户籍”这道题目，在抽样和实际调查中也没有“遗忘”这一个特殊的“上海人”群体。为了与市民法意识调查（1）作比较，本次调查在问卷基本结构、基本问题和问题表述方式与调查（1）一致，只对某些问题作了适当的修改和简化以适应市民群体的情况。

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有：

1、背景资料

2、市民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了解程度和关心程度；

3、市民对听证制度的主观评价，包括对制度本身的评价和对制度实际效用的判断；

4、市民利用听证制度的意向；

5、市民对听证制度的期待。

二、问题意识和假设

（一）问题意识

——从上一次对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的调查中，我们取得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成果，在数量层面上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意识有了基本的认识与了解。考虑到上海的普通市民与行政处罚制度发生关系的可能性不同，一般说来，普通市民比调查（1）中的特殊社会群体遭遇行政处罚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一般来讲，市民被调查者的个人属性（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现职业身份、是否上海户口居民等）的不同实际上构成了他们法意识差异的背景因素。本次调查将被调查者这几个方面的个人背景资料列入调查内容，以了解市民个人属性与法意识、法行动等的关联。个人背景因素的调查项目与调查（1）相同，也便于进行比较。

——人们的法意识（对法律制度的评价及顺应程度）被认为除了与他们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相关以外，也与他们的法体验有关，而法意识与法行动（倾向）直接相关（参考法意识调查（1）调查报告）。因此，本次调查将被调查者的直接、间接的受行政处罚的经历和利用听证制度的直接、间接经历列入调查内容，以了解法体验与法意识、法行动的关联，也可以与调查（1）的结果进行比较。

（二）问题假设

——普通市民与上海市行政处罚制度的关系没那么密切，了解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人可能很少。

——鉴于听证制度的实施在中国起步较晚，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实施也才5年多时间，同时由于目前我国执法人员的素质等因素，部分有过直接、间接法体验的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实际效果可能持怀疑和观望态度。

——作为一般性的经验推测，上海市民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与他们的个人属性相关：男性、文化水平越高（学历高）者、职业地位越高者，他们对法律的关心程度也可能越高。年轻人可能比中老年更倾向于关心法律制度，比中老年的评价更高。上海户口市民可能比外地户籍的外来新移民有更好的法律学习条件，他们对法律的关心度可能更高一些。

——普通市民的法意识也与他们的法体验有关。有过直接、间接被处罚经历的人对法律的关心程度可能高于没有相应经历的人，而他们在直接、间接法体验中对法律制度及执法状况中的满意度可能直接影响他们对法律制度的评价，影响他们的法行动（倾向）和对法律制度的期望。

——人们的法行动（利用听证制度的意向）与他们的法意识、法体验相关。

——作为一般性的经验推测，上海市民具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即使此前他们不了解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但一旦知晓，他们以后也可能积极利用这一法律制度。

三、调查方法

（一）抽样和分析方法

为了与上一次对小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无证摊贩的法意识调查（1）相比较，本次调查仍采取等距离均匀分布调查法，本次调查在全市确定的25个调查点仍与法意识调查（1）的25个调查点一致，覆盖面也相同。本次调查总样本量1550份，于2001年6月2—15日间对上海市的普陀区、长宁区、宝山区、闸北区、虹口区、徐汇区、杨浦区、黄浦区、静安区、卢湾区以及浦东新区的上海市民进行入户（或工作场所）面访调查，每个调查点完成62份入户（或工作场所）调查问卷，共回收问卷1546份。在问卷回收后，调查督察员按问卷上的地址按8%比例随机抽取120份问卷进行了电话复查，复查结果117份回答一致，另3份按号码拨号后发现没有这个电话号码，这可能与个别被调查者警觉心太高，不愿意透露家庭电话号码有关。因为调查那几天，电视台正在播放上海有的小区发现有人假调查之名搜集住户信息作商品推销对象或广告宣传对象，所以有的市民可能就写了假电话来蒙混调查员，调查员当时也没法核实，给复查带来一定困难。但这并不表明这样的问卷就质量不高，更不能因此断定它是废卷。调查员是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学生，他们的调查都是成组活动，调查态度也是严肃认真的。可以这么认为，这次问卷调查的可信度是较高的。复查后，剔除废卷，最后得有效可分析样本1530份，总有效率为98.7%。所有有效问卷数据在输入计算机后，利用统计软件SPSS.10.0进行了统计分析。

(二)样本基本情况

1、性别：样本构成的性别比例为：男性798人，占样本总数的52.2%；女性732人，占样本总数的47.2%；男性比例略高于女性。

2、年龄：样本中年龄在30岁以下（不包括30岁）的有507人，占样本总数的33.1%；30—49岁（包括39岁和49岁）的有637人，占样本总数的41.6%；50岁以上的386人，占样本总数的25.3%。

3、学历：没受过正式教育的和小学文化程度的受访者有90人，占样本总数的5.9%；具有初中或高中/中专/技校/职高学历的有1065人，占样本总数的69.6%；具有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的有358人，占样本总数的23.4%。

4、户籍：调查样本中，有上海市户籍的有1270人，占样本总数的82.9%；郊区户籍的有39人，占样本总数的2.5%；外地户籍的有221人，占样本总数的14.4%。

5、目前职业身份：党政机关、军队干部、教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有231人，占样本总数的15.1%；企业公司一般职工20.1%；学生身份或毕业后待业的17.6%；个体户、自由职业和保姆身份的18.2%；从事农牧渔业职业的有0.2%；退休、失业或下岗后待业的占26.3%；家庭主妇或居家男人占2.5%。

四、数据及其分析

考察法律的社会形象及其实施的社会效果，取决于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态度、评价、体验和行动（参考法意识调查（1）调查报告）。本次调查主要考察上海市普通市民对自1996年10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主观评价、法体验和将来采取法行动的情况。

（一）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和主观评价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关心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而对法律的主观评价将决定法的社会形象。本次调查中，“是否听说过听证制度”基本上反映了普通市民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同时，他们的主观评价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听证制度的社会形象。

1、受访者对上海市听证制度的关心度

在回答“是否听说过听证这一概念”问题的人中，有758人（占总样本数49.5%）听说过，772人（占总样本数50.5%）没有听说过；在听说过的758人中，有422人（占总样本数27.6%）知道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其余336人（占总样本数21.9%）只知道听证不知道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在知道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422人中，知道的很详细的占其中的5.5%；知道部分内容、稍微知道一些、只知道一点点的占其中的81.1%；只知道其名称的占13.5%。从这些数据看，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听说过听证这一概念，但总体说来，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较低，而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则更低。这种关心度的现状，一方面说明普通市民对听证制度和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了解不够，知道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对法律法规通过各种渠道达到对市民的有效宣传的工作做得还不够。

2、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主观评价

法的形象主要是通过社会成员对法的主观评价而体现。

总的说来，听证制度在受访者中的整体形象较好。在回答“你认为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这种法律制度本身有意义吗？”的问题的调查对象中，有占样本总数77.6%的人（1187人）认为这种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法律制度很有意义或有点意义，这1187人中，他们认为它有意义的主要理由是：68.1%的人认为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有近一半的人（49.6%）认为它对执法者的行政处罚行为有监督作用。其它有约46.5%的人认为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有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法律实施的参与意识。倒是有66.6%的人对“有利于培养各方的自觉守法意识”持保留态度。也有过半数的人不认为它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有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法律实施的参与意识”，对听证制度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并不认可。受访者一方面认可听证制度就其本身来说很有意义或有点意义，而另一方面又怀疑它在某些方面的意义。

另外，也有占总样本数的4.4%的人（67人）认为这种听证制度“没多大意义或一点意义也没有”，他们认为没有意义的主要理由是：20.9%的人认为知道听证程序会让违法者有空子可钻，19.4%的人认为对违法者就该重罚，也有53.7%的人选了“其它”项，比例最高，它体现了这部分人中更微妙的社会心态。

还有276人，占总样本数18%的人认为“很难说”，比例也不小，他们没有提出明确的原因。据调查员反映，可能是一些受访者认为自己对这些不太了解，（没有过这类直接、间接的法体验）觉得不便于轻易下结论，或者认为哪一种说法也不太符合他们心目中的看法。

在回答“你认为在目前的上海，知道听证有实际作用吗？”的调查对象中，有919人（占样本总数的60%）认为在上海，听证制度有实际作用或比较有实际作用，他们认为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有作用的主要理由是：这919人中，65.8%的人认为“市民的法律意识较强，较懂得利用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54%的人认为它“有助于上海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依法办事”，但也有57.6%的人不认可“这个听证程序知道体现了应有的公正性，比较完善”的说法，67.5%的人不认可“法律的权威性越来越明显了”的说法。这两方面的作用被市民认为不太明显，但受访者还是希望通过听证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有153人（占样本总数的10%）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实际作用持否定观点（即认为没多大作用或根本作用），其主要理由是：153人中，51.6%的人认为权大于法，利用其它途径比法律途径更有实际效果，34%的人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不行，不会依法办事。23.5%的人选了“其它”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有76%的人不认可“执法人员素质不行，不会依法办事”的说法，说明市民对执法人员的素质还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的。虽然认为听证制度没有或比较没有作用，还是有72.5%的人否认“市民的法律意识还不行，不太懂得利用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说法，说明问题还不主要是出在市民的法律意识上。

（二）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体验

法体验通常包括直接法体验和间接法体验两种。这里的直接法体验是指受访者自身受到过行政处罚或经历过听证制度。间接法体验是指受访者的亲友受到过行政处罚或经历过听证制度，其亲友的这种经历对受访者来说只是间接体验，但也可能对其法意识产生影响（这里的亲友在实际调查中的解释比较宽泛，即包括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从业单位等）。法体验将会影响受访者对法的主观评价和未来的法行动。

1、受访者的直接法体验

在回答“你有没有受到过这类行政处罚的经历（行政处罚包括：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行政处罚；8，其它）”的调查对象中，仅有124人（占总样本量的8.1%）报告自己有过这类被罚经历，他们对处罚结果的满意度是：124人中，33.1%的人认为对处罚结果很满意或比较满意，33.9%的人认为对处罚结果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另外有33.1%的人说不清楚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平均值也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其中，33.9%的人态度比较模棱两可，据调查员追问，他们的主要想法是，自己该罚，没有话好讲，但对整个受处罚过程感到不舒服，不愉快，又说不清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些说明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中，还没有得到大多数受罚者的认可，使得该项法律实施的社会效果并不理想。

2、受访者的间接法体验

在回答“你的亲友中有没有人受到过这类行政处罚的经历”的调查对象中，185人（占总样本量的12.1%）受访者回答其亲友中有人有过这类经历，其亲友对处罚结果的满意度：32.9%的受访者亲友表示对处罚结果满意或比较满意，31。9%的受访者亲友对处罚结果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35.1%的受访者亲友对处罚结果是说不清楚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平均值也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

在回答“你或你的亲友、从业单位有没有申请过听证”的调查对象中，有34人申请过听证，其中只有占总样本数1.5%的受访者或其亲友或从业单位“申请过并参与了全过程”，还有0.7%的申请过但中途放弃，占总样本数97.8%的受访者本人及所了解的人里面没有人申请过听证。在申请过并参与了全过程的23人（占总样本量的1.5%）中，申请听证的效果：38.3%的人认为听证效果很好或较好，52.9%的人认为听证效果一般，8.8%的人认为听证效果较差，他们中没有人认为听证效果很差，其平均值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

总的说来，对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有过直接、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很少，但有过这种直接、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都基本上认可或肯定自己或亲友利用听证制度的效果。

（三）受访者利用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行动意向

在回答“如果今后遇到行政处罚，你会利用听证吗”的被调查者中，1055人，（占样本总数69%）认为肯定会利用，或大概会利用；115人，（占样本总数7.5%）认为大概不会或肯定不会利用，还有23.5%的人回答要看情况。也就是说，有近70%的人对将来会否利用听证制度持积极态度，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持犹豫态度，可能还要观望比较，再作定夺。只有不到10%的人大概不会或肯定不会利用。

1055人中，利用听证的主要理由是：43.2%的人是“相信会有作用”，30.8%的人“虽然不相信有作用，但是自己表述的一个机会”。24%的人“想试试，看有没有作用”。2%的人选了其它项。115人中，29.6%的人认为“听证不会有作用”；22.6%的人认为“听证可能有点作用，但意义不大”；25.2%的人认为“听证过程比较麻烦，经济上得不偿失”；还有22.6%的人选了“其它”项。四个选项的入选率不相上下，说明这些人中，心态比较复杂。52.2%的人认为不会有作用或即使有点作用也意义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有22.6%的人选了“其它”项，比例不小，他们的态度最可玩味。但据调查员反映，这少部分人中，多数也不是对听证制度本身有不满，而是有其它方面的途径可以利用。听证制度对他们来说，相对的重要性没那么高，但不排除他们以后还有可能在实际中运用听证。

（四）其他

市民平时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是：83.5%的人首选传媒（报纸/电视/收音机），33.5%的人选了看书，35.7%的人是听有关部门的宣传或听有关课程、讲座，去法律咨询或向亲友打听的人都比较少，也间接反映了上海市民的人际交往特点和生活情况。

在回答“你认为目前上海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最需要做的是”的调查对象中，49.3%的人认为应该“更多的宣传行政听证制度本身”，其他认为应该首先“扩大听证的范围”，或“完善有关听证的配套措施或制度”，或“提高听证的效果或质量”的约占15%，对这几项意见比较分散。这道题目，要求作单选，其实有点残酷，各个选项间谁先谁后或者不分先后都需加强，在多个想法之间，一致令人颇费踌躇，他们必须比较、权衡、舍弃，最后才能选定。它的结果反映的是市民心目中对这些的轻重排序，它是市民群体的一种直观朴素的愿望，它反映的恐怕不仅仅是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这一法律制度本身，而更可能反映出他们一种更普遍的社会心理。也就是说，在只有近50%的人听说过听证，只有不到30%的人知道上海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法律制度的情况下，这些样本市民所表达的，也许只是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期望。根据他们的生活经验，法律制度本身和法律制度实施的过程中，还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们离不了法律，法律毕竟给他们提供了一道保护自己免受强权过度欺凌的盾牌，所以，也许按照生活习惯，他们与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系似乎遥远了一点，但他们仍对有关的法律制度抱有希望。经过调查员耐心细致的介绍，他们有些人初步了解了这个法律制度，因而有70%多的人坦言今后遇到行政处罚，他们会利用听证。这里市民的选择当然不一定就指示着我们今后工作的方向，因为前面我们已经讲过，这更多是反映市民对这一法律制度甚至推而广之对一些关系自己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的朴素的期望，它不是专家学者的理性设计，也不是高层人士的仔细权衡，但它毕竟反映了一种心声，值得法学工作者和政府部门注意。这里的先后顺序也许不能反映选项间某些价值上存在多大的差距，更不是鸿沟，但它无意是在一种极端的情境中折射出市民的期望。

下一道题目，答法就比较宽松了，有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应该“让市民更多的了解、掌握有关法律制度的知识”，和“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将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要“提高市民利用法律规定的有关权利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有32.5%的被访者认为要“扩大听证程序的使用范围，让市民广泛参与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有19.7%的被访者认为“需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后两项的比例也不算小，说明市民要求参与法律法规制定与实行的潜力不小。

（五）相关分析

1、受访者的个人属性对其听证制度关心度和主观评价的影响

受访者的个人属性包括其先赋身份性别、年龄、户籍和自致身份学历、职业五个方面的情况。受访者的法评价、法体验和法行动与他们的各种先赋身份和自致身份有一定的联系，但具体相关性又不尽相同。

男性在是否听说过听证概念上比女性要强，具有统计上的相关性，但在是否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上男女知道的比例相差不大，其区别不具有统计上的意义。在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知道的程度上，男女只在“很详细”一项上存在较显著的差异，男性知道的“很详细”的比例要高于女性，其它项目上男女的差异不显著。说明男性比女性更关心法律法规，而且掌握的程度要高于女性。男性对法律法规的关心度要高于女性。

年龄上，40—49岁年龄组的被访者比19岁以下组的市民更多听说过听证，50—59岁年龄组的被访者比19岁以下组及60岁以上组更关心听证，其差别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其它各组之间的区别不大，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在是否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30—39岁组比19岁以下组及20—29岁组的被访者更多知道，40—49岁组也比30岁以下的两个组更多知道，50—59岁组比30岁以下的两个组及60岁以上组更多知道。其他各组间的差距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30—59岁的受访者中有更多人关心上海市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这可能与他们的社会阅历及在社会生活、工作上的主要地位有关。

在是否知道听证，大专/大学本科组比高中/初中/小学组知道的更多，高中组比初中/小学组，初中组比小学组知道的都更多，其它各组之间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差异。倒是在是否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上，初中组的受访者知道的要比大学组的多，其它各组在这个问题上则不具有显著差异。在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知道得很详细的受访者中，大学组比高中组知道的更多。在知道部分内容的受访者中，大学组的比初中组和高中组的都知道的更多。其它各组之间的差异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说明相对其它组来说，大专/大学本科组更具有优势，他们更关心听证以及上海市的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对上海市的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了解的程度也比其他组了解的要多。

在户籍上，上海市户口的受访者比外地户口者更多听说过听证，但与郊区户口者的差别不显著。在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是否知晓和知道的程度上，三种户籍的受访者之间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也就是说，户籍基本上对受访者的对法律的关心度不存在影响。

在职业上，学生、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党政机关几类中受访者对听证的了解程度高于其它类别职业者。退休、自由职业者、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职工、管理人员、党政机关几类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了解比其它几类职业者要多。在知道的程度上，学生、管理人员、党政机关三类受访者比其它类职业者在了解的很详细和了解部分内容两个方面都要多，其差别有显著性。

在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这种法律制度的评价上，男女没有显著差异。在认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有意义或没有意义的问题上，在认为上海市目前听证制度有没有实际作用及其相应理由上，男女差异也没有显著性。

在年龄上，20—29岁组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法律制度很有意义，60岁以上组更倾向于认为没多大意义或一点意义也没有，在理由上，20—29岁组和50—59岁组更认同它对执法者的行政处罚行为有监督作用，20—29岁组和50—59岁组更认同它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法律实施的参与意识，50岁以上两个组更认同它有利于培养各方的守法意识。

30岁以上的几个组对上海市的听证制度评价更高（有作用），40岁以下的几个组则有所保留，认为比较有作用，40—49岁组以及60岁以上组更认同它有利于保护自己权益，50—59岁组更认同它有利于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的说法。19岁以下组则认为听证程序制度体现了应有的公正性，比较完善，反映了年轻人对法律法规持有更多的理想主义色彩。20—29岁组更多的倾向于认为“市民的法律意识还不行，不太懂得利用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可能与他们刚踏上社会舞台不久，对社会上的事情了解还不够有关。

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评价，郊区户籍的受访者更多认为“很难说”，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没多大意义的也是郊区户口的多。具体原因说明，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探索。其他方面户籍对受访者法评价的影响关系不大。

学历上，大专/大学本科组的受访者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评价高（很有意义），小学和初中组的更多选了“很难说”，大专/大学本科组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认同它对执法者的行政执法行为有监督作用，和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有利于我国法律法规的完善几种说法。其它方面，各个学历层次的受访者之间的区别不显著。职业上，退休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教师比其他组的受访者更多认为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本身没多大意义，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则更多认为它一点意义也没有。学生、管理人员更相信它对执法者的行政处罚行为有监督作用。自由职业者更认同它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法律实施的参与意识。学生组在对上海市听证制度有没有实际作用的问题上，比其它组的评价稍微要低一些。学生、党政机关比较认同它“比较有作用”，其它各组在法评价问题上的差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意义。

2、受访者的个人属性与其法体验的关系

男女受访者在受罚经历上，男性比女性更多受到过行政处罚，其满意度男女没有显著差别。是否申请听证，以及听证结果的满意度上男女也没有显著差异。总的说来，性别对法体验的影响并不大。年龄上，50岁以下组的亲友较多受到过处罚，30—39岁组的受访者比其他组更多申请过听证并参与了全过程，或申请过但中途放弃，50岁以上组较多申请过但中途放弃。其他方面的差别，与年龄本身无关。学历对法体验没有相关性。不同学历者在法体验上的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户籍上，外地户籍的受访者及其亲友受到过行政处罚的经历比本地户籍或郊区户籍的受访者都要多。但在满意度及申请听证等项目上没有显著差别。说明外地户籍者更容易受到行政处罚，但他们一般对行政处罚产生“认了”的感觉，所以其满意度并没有因此而比其它群体更高或更低。在是否申请听证上也没有比其它群体更特殊的表现。

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职业的受访者受到过行政处罚的经历比其它职业的多，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学生、一般职工、管理人员的亲友受过的处罚经历较多，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较多申请过听证并参与了全过程。自由职业者、管理人员、教师较多申请过听证但中途放弃。说明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关系比较密切的人群是自由职业者、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他们受到行政处罚的可能性比其它群体要大，他们申请利用听证的积极性也较高。

3、受访者的个人属性对其利用听证制度采取法行动的影响

受访者中，女性答“肯定会利用”的比例比男性要高，但在其他项目及利用或不利用听证的理由上没有显著差异。

年龄上，40岁以上的三个组倾向于肯定会利用，40岁以下的三个组则倾向于比较会利用，答大概不会利用的受访者中，60岁以上的较多，答肯定不会利用的，以50—59岁组的受访者较多。

学历上，答肯定会利用的受访者中，初中学历者较多，大专/大学本科和高中组则更倾向于大概会利用，主张看情况或大概会利用的以小学学历者较多。答肯定不会利用的以高中组的为多。其理由，小学学历者更倾向于认为“相信会有作用”，对法律法规的执行比较认同。初中学历者更倾向于“想试试，看有没有作用”，他们遭遇的行政处罚听证经历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倾向。大专/大学本科者则更多认同“虽然不相信有多少作用，但这是自己表述的一个机会”，说明他们更注重行为的情理方面。

本市户籍和外地户籍的受访者更赞同肯定会利用，答看情况或肯定不会利用的受访者中，以郊区户籍者较多。在利用或不利用听证的理由上三种户籍者之间的区别不显著。

在不同职业的受访者中，退休/失业/下岗、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职工较认同肯定会利用，学生、一般职工、管理人员、较认可大概会利用，其它专业技术人员较多回答看情况，答肯定不会的以退休/失业/下岗者较多。退休/失业/下岗、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一般职工、自由职业者、管理人员较多认同“虽然不相信有多少作用，但这是自己表述的一个机会”，说明他们独立自主的精神较强。

4、受访者对听证的关心度、主观评价，法体验对其将来利用听证制度采取法行动的影响

受访者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影响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受访者是否听说过听证与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的相关系数为0.06，受访者是否听说过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与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之间关系更密切，相关系数为0.078。

受访者的法体验中，是否受到过行政处罚与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呈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102。说明有过受罚经历的受访者反而比没有受过行政处罚的受访者更不愿意利用听证制度。这是否因为受到过行政处罚的受访者对听证持更多怀疑态度，或者是其他说明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自己或亲友有没有申请过听证与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关系不大，相关系数为0.007。说明有没有过利用听证的直接或间接法体验的经历，与受访者将来是否利用听证制度的关系不大。也说明受访者更愿意把听证制度视为一个自己表达的机会，虽然要求不高，但放弃了也很可惜（即使过去申请听证不一定有很满意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受访者在会利用听证的理由中，他们较多的认同“虽然不相信有多少作用，但这是自己表述的一个机会”的说法。

但有过行政处罚经历的受访者对处罚结果的满意度与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有关（相关系数0.185，），有过申请听证的直接或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对申请听证的最后效果的满意度与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有较大的相关（相关系数为0.348），但受访者了解亲友对行政处罚结果的满意度与他们自己未来是否采取法行动关系不大（相关系数0.056）。

受访者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这种法律制度的评价与其将来是否采取法行动有较大相关，相关系数为0.350，说明受访者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法律制度的评价越高，他们将来越有可能采取法行动，利用听证制度。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有没有实际作用的法评价与其将来是否利用听证制度有较大程度的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412，说明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实际作用越认同，他们以后采取法行动，利用听证制度的可能性越大。

五、结论

本次法意识调查（2）的结果证明，上海市民对上海市1996年10月1日颁布的《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试行规定》普遍缺乏了解（只有不到30%的人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但他们对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大多持肯定态度（市民对听证制度及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评价较好），调查结果与假设基本一致，不过，在上海市民中也有近30%的人听说过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这一点多少与最初的假设不同。

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实际效果还存在某种疑虑和观望心理，对听证制度到底会发挥多大作用还不清楚，但超过70%的人表示今后遇到行政处罚时会考虑利用听证制度。

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和法评价受其教育程度、户籍以及职业地位的影响，性别、年龄等也对此有一定影响，但都不是一种线性相关关系，不一定学历、职业地位等越高，这些方面的表现越好。不同的背景资料属性中，对关心度和法评价的影响也是有区别的。不过，一般说来，受教育程度高、上海市户籍、职业地位较高、男性对听证制度的了解更多，他们对听证制度持肯定态度的也较多。但郊区户籍者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法评价、法行动有较多消极的地方。

市民对法律制度的关心度与他们的法行动相关。对听证制度较多持肯定态度的人较倾向于今后利用听证制度。

市民的法体验与其法意识及今后可能采取的法行动相关不大，有过行政处罚经历的人对听证制度的评价较低，他们今后利用听证制度的意识也没有其他人强烈，调查结果与上一次的一致，这些人的态度值得注意。有过行政处罚经历的人对其受处罚结果的满意度与其今后可能采取的法行动相关，有过行政处罚经历的人对申请听证的最后效果的评价与其今后可能采取的法行动有较大相关。说明他们对法体验的负面印象影响他们今后是否采取法行动。

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市民法意识

两次调查的数据比较

一、样本构成 性别比例：两次调查大体一致

调查（1）：(总有效样本数513)，其中男性53%，女性47%。

调查（2）：（总有效样本数1530），男性52.2%，女性47.8%。

年龄构成：调查（2）市民群体老年人比例稍大

调查（1）：30岁以下38%，30—49岁49.3%，50岁以上12.6%，调查（2）：30岁以下33.1%，30—49岁41.6%，50岁以上25.3%。

学历情况：调查（2）对象的学历层次相对较高

调查（1）：文盲和小学学历7.2%，初中、高中组学历82.8%，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者10%。

调查（2）：文盲和小学学历5.9%，初中、高中组学历69.6%，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23.4%。

户籍情况：调查（2）本市户籍对象大幅度增加

调查（1）：本市户籍51.5%，郊区户籍4.9%，外地户籍43.7%。

调查（2）：本市户籍82.9%，郊区户籍2.5%，外地户籍14.4%。

职业身份：

调查（1）：指从事现职前的职业，党政机关、军队干部、教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12.9%，职员身份的工人29.4%，从事农业、牧业、渔业的农民2.3%，学生身份11.1%，个体户、自由职业和保姆身份的44.1%，失业、家庭主妇身份的8.8%。

调查（2）：目前职业身份：党政机关、军队干部、教师、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有231人，占样本总数的15.1%；企业公司一般职工20.1%；学生身份或毕业后待业的17.6%；个体户、自由职业和保姆身份的18.2%；从事农牧渔业职业的有0.2%；退休、失业或下岗后待业的占26.3%；家庭主妇或居家男人占2.5%。

二、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关心度和主观评价

（一）关心度：普通市民更关心听证，更关心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知道的程度也高一些。

调查（1）：在受访者中，32.4%的人听说过听证，67.6%的人没有听说过。在听说过听证的人中，又只有占总样本数18.1%的人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其他占总样本数14.2%的受访者只听说过听证，不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在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的受访者中，他们知道的程度也不高。

调查（2）：在回答“是否听说过听证这一概念”问题的人中，有占总样本数49.5%听说过，占总样本数50.5%的人没有听说过；听说过的人中，有占总样本数27.6%知道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其余占总样本数21.9%的人只知道听证不知道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在知道上海市有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人中，知道的很详细的占其中的5.5%；知道部分内容、稍微知道一些、只知道一点点的占其中的81.1%；只知道其名称的占13.5%。普通市民中，有近一半的被调查者听说过听证这一概念，但总体说来，市民对听证制度的关心度较低，而对上海市行政处罚的了解也不多。

（二）主观评价：两类群体对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本身的积极评价相差不大，但调查（1）中的群体中持否定态度的比例要高，他们对上海听证制度的实际作用的评价也比市民群体要低。

调查（1）：受访者认为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制度本身有意义的占总样本数的75.9%，认为没意义的占9.1%，认为说不清楚的占15%。受访者认为目前上海市的听证会制度有实际作用的占总样本数的58.3%，认为没多大作用的占16.2%，说不清的占25.5%。

调查（2）：在回答“你认为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这种法律制度本身有意义吗？”的问题的调查对象中，有占样本总数77.6%的人认为这种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法律制度很有意义或有点意义，另外，也有占总样本数的4.4%的人（67人）认为这种听证制度“没多大意义或一点意义也没有”，还有276人，占总样本数18%的人认为“很难说”，比例也不小。

受访者认为它有意义的主要理由是：68.1%的人认为它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利益；有近一半的人（49.6%）认为它对执法者的行政处罚行为有监督作用。其它有约46.5%的人认为、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和有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法律实施的参与意识。倒是有66.6%的人对“有利于培养各方的自觉守法意识”持保留态度。也有过半数的人不认为它能“体现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有利于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有利于提高人们对法律实施的参与意识”，对听证制度在这些方面的作用并不认可。受访者一方面认可听证制度就其本身来说很有意义或有点意义，而另一方面又怀疑它在某些方面的意义。

受访者认为没有意义的主要理由是：20.9%的人认为知道听证程序会让违法者有空子可钻，19.4%的人认为对违法者就该重罚，也有53.7%的人选了“其它”项，比例最高，它体现了这部分人中更微妙的社会心态。

在回答“你认为在目前的上海，听证知道有实际作用吗？”的调查对象中，有919人（占样本总数的60%）认为在上海，听证制度有实际作用或比较有实际作用，他们认为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有作用的主要理由是：这919人中，65.8%的人认为“市民的法律意识较强，较懂得利用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54%的人认为它“有助于上海执法人员素质的提高，依法办事”，但也有57.6%的人不认可“这个听证程序知道体现了应有的公正性，比较完善”的说法，67.5%的人不认可“法律的权威性越来越明显了”的说法。这两方面的作用被市民认为不太明显，但受访者还是希望通过听证制度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和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有153人（占样本总数的10%）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实际作用持否定观点（即认为没多大作用或根本作用），其主要理由是：153人中，51.6%的人认为权大于法，利用其它途径比法律途径更有实际效果，34%的人认为执法人员素质不行，不会依法办事。23.5%的人选了“其它”项。但值得注意的是，这里也有76%的人不认可“执法人员素质不行，不会依法办事”的说法，说明市民对执法人员的素质还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的。虽然认为听证制度没有或比较没有作用，还是有72.5%的人否认“市民的法律意识还不行，不太懂得利用法律制度保护自己的权益”的说法，说明问题还不主要是出在市民的法律意识上。

三、受访者对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体验

（一）受访者的直接法体验：市民群体中，本人受过行政处罚的比例低于小业主等特殊群体。市民群体申请听证的比例（包括本人和亲友）要小于特殊群体，但申请并参与全过程的比例要高于特殊群体，特殊群体申请过但中途放弃的比例高于市民群体。

调查（1）：受访者中，受到过行政处罚的占总样本数的9.9%，没受过行政处罚的占90.1%。

受访者中，申请过听证并参与全过程的占0.2%，申请过但中途放弃的占2.7%，其它97.1%的人没有申请过听证。

调查（2）：在回答“你有没有受到过这类行政处罚的经历（行政处罚包括：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行政处罚；8，其它）”的调查对象中，有占总样本量的8.1%的人报告自己有过这类被罚经历，他们对处罚结果的满意度是：33.1%的人认为对处罚结果很满意或比较满意，33.9%的人认为对处罚结果不满意或很不满意，另外有33.1%的人说不清楚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平均值也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其中，33.9%的人态度比较模棱两可。

在回答“你或你的亲友、从业单位有没有申请过听证”的调查对象中，有34人申请过听证，其中只有占总样本数1.5%的受访者或其亲友或从业单位“申请过并参与了全过程”，还有0.7%的申请过但中途放弃，占总样本数97.8%的受访者本人及所了解的人里面没有人申请过听证。

在申请过并参与了全过程的23人（占总样本量的1.5%）中，申请听证的效果：38.3%的人认为听证效果很好或较好，52.9%的人认为听证效果一般，8.8%的人认为听证效果较差，他们中没有人认为听证效果很差，其平均值介于一般与较好之间。

总的说来，对行政处罚及行政处罚听证制度有过直接、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很少，但有过这种直接、间接法体验的受访者，都基本上认可或肯定自己或亲友利用听证制度的效果。

（二）受访者的间接法体验

调查（1）：受访者中，5.7%的人报告亲友利用过听证制度，70.2%的没有利用过，24.2%的回答“不清楚”。

对利用听证制度的效果，22.6%的人认为很好或较好，61.3%的人认为一般，16.1%的人认为较差或很差。

调查（2）：在回答“你的亲友中有没有人受到过这类行政处罚的经历”的调查对象中，有占总样本量的12.1%的受访者回答其亲友中有人有过这类经历。

其亲友对处罚结果的满意度：32.9%的受访者亲友表示对处罚结果满意或比较满意，31.9%的受访者亲友对处罚结果不太满意或很不满意，35.1%的受访者亲友对处罚结果是说不清楚是满意还是不满意，平均值也介于满意与不满意之间。

四、受访者利用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法行动意向

市民群体将来利用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意向稍高于特殊群体，认为要看情况而定的比例也稍高。特殊群体大概不会或肯定不会的比例要高于市民群体。

调查（1）：在回答“以后如果遇到行政处罚，你会利用听证制度吗”的受访者中，68.7%的人肯定会利用或大概会利用，10.3%的人大概不会或肯定不会，21.1%的人要看情况。

在大概会利用或肯定会利用的受访者中，相信它会有作用的，占45.7%，想给自己一个表述的机会的占27%，想试试看有没有作用的占25.3%。

在大概不会利用或肯定不会利用听证制度的人中，20.8%的人认为它没有作用，50.9%的人认为它有作用，但意义不大，28.3%的人认为它根本没有作用。

调查（2）：在回答“如果今后遇到行政处罚，你会利用听证吗”的被调查者中，占样本总数69%的人认为肯定会利用或大概会利用；占样本总数7.5%的人认为大概不会或肯定不会利用，还有23.5%的人回答要看情况。

肯定会或大概会利用听证的人中，利用听证的主要理由是：43.2%的人是“相信会有作用”，30.8%的人“虽然不相信有作用，但这是自己表述的一个机会”，24%的人“想试试，看有没有作用”，2%的人选了其它项。

大概不会或肯定不会利用听证制度的人中，29.6%的人认为“听证不会有作用”；22.6%的人认为“听证可能有点作用，但意义不大”；25.2%的人认为“听证过程比较麻烦，经济上得不偿失”；还有22.6%的人选了“其它”项。四个选项的入选率不相上下，说明这些人中，心态比较复杂。52.2%的人认为不会有作用或即使有点作用也意义不大。值得注意的是，有22.6%的人选了“其他”项，比例不小，他们的态度最可玩味。

五、其它：

在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上，市民群体听有关课程、讲座，有关部门宣传的机会较多，通过传媒获取的也较多，而特殊群体自己看书，法律咨询，向亲友打听的方式获取法律知识的要比市民群体多，选其它的也稍多。

在对上海行政法制度建设的期望上，特殊群体更希望“让市民更多的了解、掌握有关法律制度的知识”和“扩大听证的试用范围，让市民广泛参与行政法律规范的制订与执行。

调查（1）：知道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的途径：

依次为传媒（占总样本的19．3％）、听别人传说（占总样本9．0％）、法律知识的学习（占总样本的4．5％）、要人有过经历（占总样本的2．1％）、其他（1．9％）。

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37%的的受访者选择看书，12.5%的选择听讲座，80.9%的选择传媒，12.5%的选择法律咨询，20.5%的选择听有关部门的宣传，12.5%的向亲友打听，6.6%的选择其他。对上海市行政法制度建设的期待，18.9%的人认为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34.1%的人认为要扩大听证的范围，53.8%的人认为要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63.9%的人希望让市民更多的了解掌握有关法律制度的知识，6.8%的人选择其他。

调查（2）：根据他们的生活情况，市民平时获取法律知识的主要途径是：83.5%的人首选传媒（报纸/电视/收音机），33.5%的人选了看书，35.7%的人是听有关部门的宣传或听有关课程、讲座，去法律咨询或向亲友打听的人都比较少。

在回答“你认为目前上海行政处罚听证程序中最需要做的是”的调查对象中，49.3%的人认为应该“更多的宣传行政听证制度本身”，其他认为应该首先“扩大听证的范围”，或“完善有关听证的配套措施或制度”，或“提高听证的效果或质量”的约占15%。

在回答“你对上海行政法制度的建设有什么期待”的人中，有过半数的被访者认为应该“让市民更多的了解、掌握有关法律制度的知识”，和“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有将近一半的被访者认为要“提高市民利用法律规定的有关权利保护自己的意识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有32.5%的被访者认为要“扩大听证程序的使用范围，让市民广泛参与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与执行”，有19.7%的被访者认为“需要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后两项的比例也不算小，说明市民要求参与法律法规制定与实行的潜力不小。编后语：

本调查报告是上海市行政法制研究所研究项目《中国听证制度研究》（福特基金项目）的子课题，由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具体承担，全部调查分两次实施。

按照课题针对性和社会调查科学性的要求，两次调查都采取等距离均匀分布调查法，在全市确定25个调查点，覆盖11个区。两次都分若干个调查小组，每组指定督察员和两名调查员，在问卷回收后，进行随机抽样复查。并对所有有效问卷，输入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最后形成四部分成果，即：第一次调查报告；第二次调查报告；两次调查数据的比较分析；附属资料（两次调查的问卷，因本文篇幅关系，略），供有关单位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