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会址》观后感

第一篇：《五大会址》观后感

观“五大会址”有感

5月22日，单位组织去参观了中共“五大”会议旧址纪念馆，这次集体活动却使我有深刻的体会。

当今社会，可谓和谐安定，居安思危者寥寥无几，虽然偶尔也形势地说一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是有多少人能体会其中的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曲折的革命距离我们越来越远，我们更多的是安于享乐。不知道、也很少想过、更不能体会现在安定的背后有多少血泪史。纵使大量的理论输入也是极其单调，效果也极其的糟糕。

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开展一些能让我们亲临革命历史的机会（事实证明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比如参加革命遗址，听老一辈讲革命的故事等。这样不仅让我们能更切身了解革命历史，而且使我们能更深刻的体会到革命的曲折；这样不仅可以激发我们的爱国之情，有助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之志，而且还使我们明白我们国家目前的体制是否科学和完善，让我们活在当下。

就拿这次参观五大会址来说，它让我了解到革命的危机时刻：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大规模捕杀共产党员和革

命群众。在大革命生死存亡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了第五此全国代表大会，但最终未能挽救大革命失败的局面。同年7月，汪精卫集团也实行“分共”，并在其辖区内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搜捕和屠杀，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失败的痛苦中获取了极为深刻的教训，继续在奋斗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

而如今，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社会安定团结，使中国繁荣富强。难以想象这其中的艰难和坚定。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步都饱含着艰辛，隐藏着血泪„„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更应该树立远大的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艳侠

2009年5月25日

第二篇：遵义会议会址观后感

遵义会议会址观后感

一、遵义会议会址简介

在遵义老城子尹路东侧，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菜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会址大门临街），大门正中高悬巨匾，那是毛泽东于1964年11月题写的黑漆金匾，上有“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苍劲有力，金碧辉煌。（此为毛泽东为全国革命纪念地题字的唯一一处）。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

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会址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房，为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上盖小灰瓦，歇山式屋顶上开一“老虎 窗”，有抱厦。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部分。主楼楼屋四周有回廊，楼房的檐下柱间有十个 券拱支撑，保留了我国古建筑“彻上明造”的结构风格。楼上有梭门梭窗。檐柱顶饰有垩土堆 塑的花卉。东西两端各有一转角楼梯，外面加有一道木栅栏。门窗涂饰赭色，镶嵌彩色玻璃，窗外层加有板门。楼内各房间设有壁橱。整个主楼通西阔25.75米，通进深16.95米，通高12米 占地面积528平方米。房屋原是黔军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是遵义城三十年 代最宏伟的建筑。会址大门临街，门两侧原是八间铺面，是柏辉章家的商店。进大门，穿过厅，迎面是一座 巨大的砖彻牌坊，上有彩瓷碎片嵌字，前为“慰庐”，后为“慎笃”。过牌坊是小天井，天井 南侧有小门通往柏家的内四合院，北侧是主楼。1935年1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遵义后，总司令部驻此。中共中央于15日至17日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并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随后，中央又对最高领导进行了更换，并成立了毛泽东等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正确领导,为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奠定了基础。会址为当年红军总司令部和总部一局的驻地，楼上除陈列有遵义会议会议室、军委总参 谋部办公室外，还有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司令朱德和康克清的办公室兼住室，总参谋长刘伯承的办公室兼住室，参谋长叶剑英的办公室兼住室外。楼下有作战室、机要室、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住室，一局局长彭雪枫、张云逸的办公室兼住室，还有工作人员、警卫人员的住室。遵义会议会址1954年1月开始复原陈列，1957年7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二、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地楼上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政治局后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会议成员扩大到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当时担任《红星报》主编、在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华夫)、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遵义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濒于绝境的危急关头召开的。它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作出了英明的决策，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航向。

一九三四年十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中央红军主力八万余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我军从江西、福建出发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就布置了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妄图将我军一网打尽。在这种极其危险困难的环境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经过三个月的连续艰苦作战，在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进入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我军占领遵义城。一月九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随军委纵队进入遵义。这一阶段，我军的损失是惨重的。当红军到达遵义时，损折过半，只剩下三万多人。其主要原因就是“左”倾错误领导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他们把这样一种大规模的战略转移的突围行动，变成了“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对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任务与方向问题，他们“始终密而不宣”，不但没有“在干部中与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而且甚至在政治局的会议上也没有提出讨论。”（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他们的战略方针不放在争取必要的、有利的时机歼灭敌人，而是采取一种“战略避战主义”，他们幼稚地认为“红军一定要达到了指定地区(湘西)，放下了行李，然后才举行反攻消灭敌人，否则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结果使红军在与敌人作战中，经常处于被动地位，经常遭受敌人打击而受到巨大损失。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面前，红军指战员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推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结果，因而产生了对“左”倾中央的怀疑不满以至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湘江战役后，这种情绪达到了极点。与此同时，原来一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也在毛泽东的说服下和实际教训面前醒悟过来，转而反对“左”倾错误。

对于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就多次提出过意见，军委内部也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是博古、李德不予采纳。过了湘江后，毛泽东提出讨论失败的问题，于是从老三界争论到黎平，从黎平又争论到遵义。在黎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中心是关于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李德主张红军在黔东北与敌人硬拼，毛泽东主张红军向黔北走，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当时主持会议的周恩来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渐取得了多数同志的拥护。毛泽东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的支持，终于“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这样，遵义会议才得以召开。正如陈云同志传达会议情况时所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毫无疑问，会议召开的本身是毛泽东正确主张的一大胜利。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他切中要害地批评了“左”倾领导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而是逃跑主义。“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他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拥护。

经过三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等发言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遇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基本是错误的”，而军事领导上的错

误，“A(即李德)、博(即博古)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扩大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这是考虑到四川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比黔北好的原故。

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取消了“左”倾错误领导者的军事指挥权，这在当时是一个生死攸关、急待解决的问题。遵义会议使党和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保存下来，改变了行动方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开创了抗日战争的新局面，这是一个转败为胜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一些调整，改组了中央领导。会议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指朱德)、周(指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又决定“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见中共党史资料第三辑）以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行军在云、贵、川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宿营时，常委分工又决定洛甫代替博古负总责。到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一日，红军在鸭溪、苟坝一带活动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这是当时“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了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六辑）博古后来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因有遵义会议毛主席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问题。”

在遵义会议以前，右倾或“左”倾错误领导先后在党中央占据统治地位，使中国革命不断遭到挫折。而在遵义会议以后，全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都逐步统一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有了希望。历史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是中国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在遵义会议以前，那种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对我党的影响是很深的。加之在组织关系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就使中国共产党难以独立自主地依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本国的问题。党的许多决定往往都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共产国际的代表有关。而遵义会议则打破了这个常规，开创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问题的先例。遵义会议独立自主地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与行动方针，独立自主地选择了自己的英明领袖，独立自主地解决了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问题。遵义会议大胆地解除了李德的兵权并批判了他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在当时是一种十分勇敢可贵的行动，恐怕也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次敢于顶住外来压力的行动。李德在几十年后还感叹地说：遵义会议“从共产国际方面，既不能得到忠告，也不能得到帮助”，“所以毛泽东能不顾马列主义的干部(指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等引者)的反对而畅行无阻。”（李德：《中国纪事》）这正好从反面证明了遵义会议的一切重大决策，是在没有任何外来“忠告”、“帮助”之下，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作出的，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已经完全成熟，有本领导中国革命战争

遵义会议的伟大意义和深刻启示

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之前的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中央苏区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并实现北上抗日的目的。在战略转移时，“左”倾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前夕，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开始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前有重兵堵截，后有大军围追，陷入被动挨打、濒于全军覆没的危机。

在这个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召开的遵义会议，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的胜利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遵义会议首先着重解决了当时最为急迫的军事路线问题，使红军由被动转为主动，成为长征走向胜利的关键一步。

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上的盲动主义、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又有组织上的宗派主义、思想上的教条主义。由于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军事路线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而且这些错误已为中央大多数领导同志所认识，也为广大红军指战员所不满，纠正的条件已经成熟。遵义会议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集中力量纠正军事路线的错误。会议明确指出，由于“左”倾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造成了红军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在退出苏区后继续遭到严重损失。遵义会议后，红军恢复了过去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作战的正确原则，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军重兵之间，四渡赤水、兵临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彻底摆脱了长征初期的被动局面。

第二，遵义会议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为夺取长征胜利提供了根本的组织保证。

遵义会议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决定取消长征前组成的“三人团”，改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不久，又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在当时战争环境中，这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由遵义会议开始的这些组织措施，对于推动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对于保证党中央重大决策的贯彻执行，取得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长征途中，张国焘实施逃跑主义，企图分裂党中央，给党和红军带来了严重损失。但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坚决斗争，使得张国焘的错误没有造成更大的危害，最终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包括红四方面军在内的整个工农红军的骨干力量。

第三，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更加自觉地从实际出发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这对于各路红军会师西北、促进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在战略转移过程中，先后有一个到川西北、到川滇黔，又到川西、到川陕甘发展的战略方向变化过程，直到最后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战略转移方向的调整，完全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地理、居民条件和全国形势的发展作出的，其最终目的是保存革命力量，建立北上抗日的前进阵地。遵义会议后随着各路红军战略转移的相继完成，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甘地区的红军胜利会师西北，实现了党中央对全国红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这对于开创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至关重要。

归结起来说，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我们党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四年之久的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纠正乃至对整个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以这次会议为开端的。党开始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和党内的重大问题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我们无法设想，没有遵义会议红军长征会是什么结果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会是什么情况。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时指出的：“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我们党和党领导的事业，至今还在享用着遵义会议及这次会议延续和拓展的伟大成果。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深入研究长征，有助于我们深刻了解过去、全面把握现在、正确创造未来。前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学习内容就是红军长征胜利的回顾和思考。胡锦涛同志在主持学习时指出，长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人民英勇革命的壮丽史诗。他强调，要把学习包括长征在内的中国革命史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紧密结合起来，与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从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加深对我国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和认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学习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回顾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发展历程，从遵义会议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重要启示。

遵义会议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与时俱进地提出和贯彻正确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表明，党的理论和路线正确与否，是关系全局、决定一切的。党要形成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关键在于深刻认识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深刻认识和掌握中国国情，并把两者正确地统一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之中。历史事实表明，红军长征前中国革命的局面是比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红军队伍都曾发展到３０万人。这样一个好端端的局面之所以被破坏掉，红军之所以被迫进行长征，从内因来说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既不真懂马列又不真正了解中国实际，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导致的严重恶果。刘少奇同志在总结党的经验教训时曾说：“中国党的组织能力并不弱。中国党的英勇牺牲精神亦是很好的，数十万党员被人割去头颅的白色恐怖，亦不能威胁我们的党员放弃自己马列主义的旗帜。”中国党过去的失败，“都是指导上的失败”，“而并不是工作上的失败”。这是“过去历史上我们最吃亏的地方”。这些话思想深刻、耐人寻味。这里所说的“指导上的失败”，就是指党在理论和路线上发生的错误。遵义会议是我们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的会议，由此中国革命开始摆脱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的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而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第三篇：一大会址观后感

去一个新鲜的地方，除了能够留下几张纪念意义的照片之外，剩下的无非就是对事物发自内心的震撼或者对景物的流连。而中共一大会址，这个共产党创立的地方，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但我说的不是共产党的神圣，而是那些怀着满腔热血衷心救国的革命者，还有那些企图唤醒国民的启蒙先驱，还有那些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无名英雄，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平民战士，他们拥有的无上的荣耀，所以说他们是神圣的，因为他们为中国的革命埋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组成了坚不可摧的攻防力量，从而有了我们祖国的今天。这不是对这份历史贡献的吹嘘，而是对这段沉重历史的敬畏和珍重。

中共一大会址，就那么小小的两层楼地，却可比那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是中国共产党的发源地。

说实话会址本身真的没什么好看，因为就那么一张古朴的桌子，和几张整齐安放的椅子，上面摆放着一些陶瓷做的茶几，这就是他们开会的地方，是如此的简陋，简陋到可以让人忽略，所以这里的观光者甚少，这也就是当时无产阶级在世人眼中的印象，渺小可微。

这里有那些创始人的雕像，雕刻的是他们高谈阔论时的情景，也有他们转移到嘉兴后会址——一艘很漂亮的船，我仿佛看见船上那些人在组织成立之后的欣喜，因为他们拥有祖国希望的微小资本，即使是微小，总算走出了这艰难的第一步。

这里到处都是历史人物的画像，每张画像下面都会有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介绍。我观看的时候，周围的环境非常的安静，每个人的脚步都很轻，似乎不想打扰这份安静的历史，只想默默地欣赏他，记住它。已经过去一个礼拜了，对那些历史人物我也记不太清，我也不喜欢刻意去记忆，但我记得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我内心感觉，我必须记住这样的一个人物，从而记住他们做出的历史贡献。我记得还有这些人的画像：矛盾、鲁迅、陈独秀、蔡元培、臧克家、闻一多、夏衍......这里除了画像之外，还有许多精美的历史文物。比如说当时先进的打字机（忘记叫啥了），那个时候好看的读物，比如《新青年》《萌芽》，这时的大多数读物都包含了浓厚的政治性和先进的爱国思想，我记得那里还安放着一架如巨蟒般粗细的圆柱形铜炮，还有当时缴获到国外的一些枪支；也有太平天国运动使用过的刀枪剑箭，可是，这些铁器在时间的风尘下，发黄的发黄，锈钝的锈钝，没了当年锋利的模样。这是先进与落后的对比，是一个时代的差距，是思想上无形的山隘，我们除了学习优秀之外，还能做的就是学习优秀，落后就会挨打，这永远不变的历史深刻教训。

说完了这些关于革命话题之外，我想说说那个社会时期的生活，其中让我发自内心震撼的是两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讲的是毛泽东和同事居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哪里上面没说，我只知道他们居住的床是用两张长凳和一块木板搭起来的，木板放在长凳上面，木板上放一张席子，席子上是一些垫子，最后的便是一张棉被，这就组成了这未来领导人的床，而我内心一直认为老毛和他同事当时是无产阶级里面最有钱的人，由此看来，他们也就富到这种地步而已，不过如此。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一句话，叫做什么“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我不记得这句话是用来形容毛润之的还是用来形容雷锋的，以前觉得这不过是一句朴实无华的话，现在更明白一点，这句话说的是革命背后沉重而艰苦的历史，不能忘记的过去。

当我看到这第二张照片的时候，我整个人彻底惊呆了。这是一张大饥荒后的照片（照片背后的历史时期等背景都没有明确注明）。可能是因为会址展览处的灯光相对比较阴暗柔和，我第一眼看到那张照片时，我以为这是一张超现实主义的画像，而上面画的是一群骷髅头，这群骷髅头一列列的排开，整齐而又有序的聚在一起。但实际上这都是一群被饿到皮包骨的灾民，他们几乎拥有共同的特征，他们的头发稀疏到仿佛随时会掉光，脸皮和脸骨是死死地贴在一起，很多人都没有衣服穿，所以男子基本上裸着上身，他们的手臂如干柴一般瘦小，所有人似乎都患上了霍金那样的肌肉萎缩症，肚子干瘪的像是新闻上的那些非洲贫困孩子。这是一张没有色彩的照片，讲述着一个每个灰色的世界，一段昏暗的历史，向世人倾诉那时的生活。

离开那里的时候，我留下了两个疑问？

一、中共一大会址和我心目中的看到的不太一样，因为这里看到的大多都不是具体关于中共一大的事物，而是讲了很多其他的历史事件和时期的事物，就像我上面讲的很多事情，其实都和中共一大事件的关系不大。我想这些无关的事物为什么要放在这里呢？后来发现，我看历史的驻脚点不对，有时候，我们看待历史应该聚焦，但更多时候应该要学会发散，因为历史与历史之间的前因后果往往是串联起来，我们不能将它独立于孤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背后的历史意义。

二、我在中共一大会址里面看到三四个老外，能在这个小小的红色纪念馆里看到三四个老外，这已经是很难得了，毕竟这还是中国人的历史，这些老外对中国革命历史的兴趣让我感到很意外，我的疑问就是他们为什么对中国的历史如此感兴趣。其实，现在的我内心也有种倾向，我比较喜欢看国外的历史，而对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不是很感兴趣，可能是有些小小的厌恶吧！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初中学了高中学，高中学了大学还得学，如果叫你七八年来一直重复做着同一件事情，而且历史课上讲的的大多数都是那些条条框框，味同嚼蜡，于是，潜意识便产生对这段历史的“拒绝感”。虽然我们已经对这段历史学了好几年，但是很多人上课回答问题时，都咳不出一句话，因为大多数学生对历史的认知还只是停留在考试的阶段，我们不知道这东西学了之后，除了考试，还有什么用呢？所以我们总是重复的去忘记。我想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已有的近现代历史不太感兴趣吧！我不知道我的心理状态能不能解释那些老外的行为，简单地说，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新鲜感，对历史本身的好奇。

但我想，他们对中国红色革命历史的如此感兴趣的原因肯定不仅于此，大国崛起的的红色历史。

因为这是一段关于

第四篇：中共一大会址观后感（本站推荐）

一大会址观后感

龚路中心小学

丁建敏

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踏进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大门，仔细聆听着讲解员的介绍，随着讲解员的叙述，我们的思绪也仿佛回到了那艰苦卓绝的年代。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位于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是出席中共“一大”的上海代表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所,为一座石库门式楼房。1921年7月23日起,大会在底层一间约18平方米的客堂中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有毛泽东、董必武等13名代表。会议被一个法国巡捕房密探察觉,代表们立即撤离现场,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举行,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会址按纪念馆原貌修复,室内布置维持了当年的原样,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纪念馆内还辟有三个陈列室展出我党创立时期的史迹和文物。

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共“一大”会址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革命旧址。1996年6月，中共上海市委决定实施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新建筑的外貌与中共“一大”会址建筑相仿，占地面积715平方米。地上一层为观众服务设施，设有门厅、多功能学术报告厅和贵宾厅。二层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文物陈列》展览厅。1999年5月27日，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扩建工程在庆祝上海解放50周年纪念日竣工并正式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专门为扩建工程竣工开放题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革命先烈们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追求真理，革命精神处处闪烁着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再一次深深地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参观者。正是由于先辈们先赴后继的卓越斗争，才确保中国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由人民当家作主。

历史的红色旅程结束了，未来的红色旅程却刚刚开始！未来的红色旅程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

历史的红色旅程是革命的先辈们开创的，未来的红色旅程是要靠我们新一代来开创的。我们就是要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立志做有思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立志为人民做贡献，为祖国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

此次党员活动，让我深受教育。

第五篇：八七会址观后感

八七感悟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之语，阐释了成功之路的艰辛，磨难练就了现实的明艳。繁荣昌盛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呢？当今之士只歌颂新世纪的成就！可曾记它的成长，受尽了屈辱，弥漫着战争的硝烟。它无惧，在忧患中昂扬向前，终究铸成今日的辉煌。长江之畔，汉口之滨，一座近代纪念馆赫然屹立于此。那是一座永久的丰碑---八七会议会址，永垂不朽。八七会议会址内的陈设再次把我们的视线，把我们的思绪带回1927年8月7日那一天，再次让我们身临其境般感受党的曲折历程。

1921/1927/1935/1978/2011五位特殊的数字深深地烙印在会议纪念馆的墙壁上，仿佛在向我们述说着他们的故事，一段永不磨灭的记忆。馆厅入口“伟大的历史转折--八七会议历史陈列”清晰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1927在这里显得格外醒目。字下的雕刻栩栩如生，神情和动作的刻画再现了中央机要人员汇聚于一张简单的四方桌共商紧急议事的场景。纪念馆内的基本陈列用大量珍贵文物和图片等展品，反映八七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会议经过及其历史意义。原状陈列恢复了当年开会时的场景，会场布置庄严、简朴，再现了会议的秘密与紧张。专题陈列是《毛泽东在湖北》，通过珍贵的图片、资料展示了毛泽东一生40多次来湖北、武汉的伟大革命实践。锈迹斑斑的枪支弹药，残破的文献，先驱们的遗物......这些真实的珍稀的遗留产物的呈现，仿佛在向我们述说着这段沧桑的故事。会议虽然紧急，但

会场布置仍庄严，不失党的风范，不失党的精神。其中一段现代高科技影视---3D视频与当年八七会议过程还原的结合，更加深刻的让我们体会视觉的冲击，仿佛时光回溯到1927年8月7日那天的会议室，领略党员们在危急时刻的镇定而沉重的氛围，倾听着对右倾错误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激烈争论。

对内的右倾和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对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镇压，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他们面对这场暴风骤雨，没有退缩，而是像勇敢的海燕迎接暴风骤雨，高傲的飞翔！到山前必有路，他们坚信着！党犹如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在黑暗坏境中闪亮登场，展现自己不屈不挠，迎难而上，逆境更强的精神。风雨之后将是灿烂的彩虹，“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他们充满着自信面对这次前所未有的考验，也因为这次，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变得更加强劲！

八七也，“霸气”！音似形异，但赋予了会议的真正的意义。党已被欺压的太久，难以呼吸。年轻的党不容再有任何软弱之气，松散之势存在。此时，已然是最好的时机，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他们的赤诚之心，坚毅之心终迸发出巨大的能量，对于咄咄逼人的侵略者，亮出锋利的剑，有力的刺击！八七这独特的时间也在暗示着党不是沉默的羔羊，待到霸气外漏时，已是侵略势力走向死亡的前奏。八七会议的出现给予党以全新的认识，霸气全然迸发，有压迫就有反抗。为了崭新的中国，为了人民更好地生活，他们胸怀使命踏上反斗争的征程。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批评和自我批评，党临危不乱，明智的认识自己的当前局势。在会议中，他们面对问题，积极荐言，公正合理的讨论，一切为了党的生存，党的利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凭借着一股股赤诚的心为党的延续，为党的辉煌，党员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八七会议纪念馆的此情此景历历在目，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正值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的中国共产党，在遭受沉重打击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内一切反动势力的镇压下，党没有倒下，没有屈服，而是这些忠诚的党员，他们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全，攻破一切艰难险阻，组织了这次伟大的转折性会议。他们没有在这关键的时刻抓住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而是一切为组织考虑，为了组织的一切利益，齐心协力，用智谋和党一同共度难关。党员的坚韧，党员的奉献精神，党员的凝聚力，感染了我，折服了新世纪90后安逸的心。一次短暂的会议折射出中国共产党的艰辛成长，每一次的缓慢前行都要经受战火的轰击，牺牲血水的洗礼。正因为党的倔强，铸就了今朝的辉煌----富强民主的中国。

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人民富裕，诠释了党几十年不变的信念的成就，党的正确领导。“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新世纪，新的挑战。作为新一代的准接班人，我们多亲近红色遗址，感悟党，感悟革命先驱们的优异精神，中和舒适生活的惰性。为了更好地明天，为了更好迎合新中国的快速发展步伐，我们胸怀红色精神，持一颗不变的心，携坚定的信念，向前冲！